道德理想国的永生

道德理想国的永生
辛若水
（一）是覆灭，还是永生？
朱学勤先生有部著作叫做《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单是从这名目就知道，朱先生对道德理想国是持否定态度的。法国大革命是有道德理想国追求的，只是与之相伴的，却是雅各宾专政。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讲雅各宾专政的必要性，而只去指责它的恐怖了。然而，在哪个大革命的时代，没有恐怖呢？用恐怖去指责革命，虽然可以披上人道主义的外衣，但实在非常幼稚的。我们要看的是，道德理想国究竟好不好？而要判定道德理想国的好坏，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道德理想国。道德理想国的人们自然拥有非常高尚的道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等等；总之，人们关于道德的一切美好理想，都将出现在道德理想国里。但是，道德理想国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它用崇高的道德来约束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达到非常高尚的道德境界呢？我想，这是很难的。也可以说，达到高尚道德境界的只有少部分人，大多人的道德未必就坏，但是若说非常高尚，也不见得。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主张人的全面发展的，那么追求道德高尚，是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呢？很显然，道德高尚只是人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在历史上，人的全面发展，并没有追求道德高尚有号召力。因为若讲人的全面发展，那必然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而若追求道德高尚呢，那就有了学习的榜样。所以，只有追求道德高尚，政治家才能大有作为。虽然政治家未必有多么高尚的道德，但是他们总是号召人们向道德高尚的人学习。大家都去追求高尚的道德了，那这个社会的道德就会高尚起来。但是，我讲过，大多人离道德高尚的境界是非常遥远的；他们即便使出吃奶的劲儿，与那些树立起来的英模，还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此以来，大抵只有自惭形愧，无地自容，要深刻反省了。其实，对道德理想国的追求，会导致对心灵的专政的。你不崇高，我偏让你崇高；你不高尚，我偏让你高尚；你不大公无私，我偏让你大公无私；你不舍己为人，我偏让你舍己为人。其实，崇高、高尚、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并不错，但一旦成为强迫，那我们就失掉了最为宝贵的自由。其实，道德理想国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中确实失败了。一方面，它导致了对心灵的专政，另一方面，它也毁灭了道德理想国的追求者。对心灵的专政，当然不会为以思考为天职的知识分子欢迎，也不会为人民群众欢迎，因为道路以目，毕竟是很可以悲哀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追求道德理想国的人，也会为道德理想国所毁灭呢？我想，这和对心灵的专政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被专政的滋味并不好受，既然你对人家专政，人家也会反过手来，对你专政。而专政本身，是不管你有没有崇高道德追求的。当罗伯斯庇尔把丹东推上了断头台，他自己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也许，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所谓覆灭，只是事实，而不是价值判断。如果说这里面有什么价值判断的话，那也是负面价值。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道德理想国的价值。也可以这样说，道德理想国，不是覆灭了，而是走向了永生。如果说道德理想国覆灭了，那就是说它已经没有丝毫的价值，而只能充当反面教员了。但若让道德理想国这个反面教员讲课，它讲的全是正面的东西。所以，用覆灭，去否定道德理想国，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显得非常滑稽。道德理想国，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信念里，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有谁否定了道德理想国，那就意味着否定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愫与最崇高的追求。即便主张人性是自私的人，大抵也找不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有什么不好吧。我觉得，朱学勤先生《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所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但意思不只在法国大革命吧，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追求道德理想国的；那么，文革中的道德理想国覆灭了吗？我的回答，同样是，不是覆灭，而是永生。我们现在不讲彻底否定文革吗？可为什么不否定它所追求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呢？我们不但没有否定它，而且现在还是讲大公无私，舍己为人，这不证明否定文革的徒劳吗？
（二）向虚伪开战
如果要问道德理想国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虚伪，或者说伪善。伪善是所有罪恶中最大的罪恶。因为它披着道德崇高的外衣，但做的却是卑鄙自私的勾当。道德理想国并不惧怕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因为罪大恶极的人会引起人们的道德义愤，而这更成就了道德理想国的崇高。但是，伪善就不是这个样子，它是道德理想国的蛀虫，而且是从内里蛀蚀道德理想国。我们知道，伪善可以享受最高的荣誉；因为在伪善没有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之前，在人们心目中何等的崇高啊。就像文革中的林彪，整天“三忠于”、“四无限”，谁又能够想到他就是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呢？如果没有林彪的自我爆炸，中国的当代史是什么样子，恐怕还真不好说。文革时期的林彪，确实拥有了伪善的性格，而伪善又是最可憎恶的。为了印证一下这种伪善，我们看一下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时所放的狂言：
“我的批林，与众说不大一样。我认为林彪没有路线，谈不上路线，无路线可言。所谓政治路线，应该有公开拿得出来的主张，如刘少奇的主张就很多，不管怎么错误，但他敢于说出来，公开提出，并自信是对的，这才够得上路线。而林彪的路线又是什么呢？不但我看不出，回答不上来，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他公开说的全部是假话，用假话骗取信任，是说假话的第一能手！谁能找出林彪的公开主张呢？我认真找过，没有发现。有是有一点，比如设国家主席、天才论，是他拿出来的，但仍然是个幌子，是假话。他自己想做主席，故意说必须让毛主席当主席。这还是不敢见人，不能见人的黑话。就是‘571’工程纪要，也是藏着的事，不敢见人，见不得人，这算什么路线？无路线可言！如果林彪直接对毛主席讲，要设国家主席，你不当，我来当，才象一个光明男子！那也还算一个主张，一种路线。现在这样算什么，能算什么路线？林彪的一套都不是关于中国前途的公开主张，他的一些理论、方法、手段，都不是他的真意所在。他的真意是想自己当主席，而自己又不公开说。林彪是个阴谋家，他没有人格。所以事发后毛主席告诫大家：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林彪破坏毛主席正确路线这个意义上，我也可以承认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但林彪本身我认为不存在什么路线，够不上路线。一个政治家为国家、民族之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才够得上路线。路线是公开的，可以见人的！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从做人的角度说：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而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这样。刘少奇的主张很多，都是公开的。彭德怀也有公开信给毛主席，他对党的路线、政策有怀疑，公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对。但他们都有为国家、民族前途设想而提出的公开主张，是明明白白有路线，够得上路线的。说林彪有什么路线，那是抬高了他。”
“我不能说屈心话，不能象林彪那样，说的一套，做的一套。耍两面派没有比林彪装得更像。《语录》是他编的，在没有败露之前，似乎马列主义没有人比他学得更好。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林彪叛党叛国，要谋害毛主席，自取灭亡。至于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多年来，我是一直与中共领导求大同，存小异的。我的思想恐怕要比林彪复杂，不是那么简单，但我是公开的，光明的，而林彪则利欲熏心，专搞阴谋诡计的。我堂堂正正是个人，而林彪身败名裂，不够做人的资格！”
（摘自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
文革是要向虚伪开战的，没想到却造就了林彪这样伪善的人，这大抵是有违初衷的罢。梁漱溟是在人格上否定林彪的，这自然极为深刻；如果有林彪这样虚伪的人存在，那道德理想国，恐怕永远都是虚花泡影。但是，对于林彪，又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因为他毕竟有功于中国革命，至于文革中变坏，那只是被权力欲腐蚀了。人并不是生来就坏的，林彪虽然善始，但却没有善终。
（三）走向真诚
道德所以自立的基础就是真诚。可以说，没有真诚，就没有道德。一种道德，在开始确立的时候，往往是非常真诚的。但随着这种道德的确立，虚伪的因素就开始不断地渗入。虚伪是真诚道德的最大蛀虫。而一旦虚伪占据了这种道德的主要方面，这种道德离灭亡也就不远了。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新道德、旧道德。新旧道德自然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新道德在许多层面颠倒了旧道德。我们对封建旧道德的攻击，可谓是深入骨髓，在五四时代，就讲吃人的礼教。礼教吃人，也就是封建旧道德吃人。封建旧道德何以吃人呢？也就是用所谓的忠孝节义去束缚人。忠是愚忠，孝是愚孝，愚忠、愚孝实在会毁掉这种道德的信奉者。《二十四孝》，这在封建时代是何等的美德，但在反封建的浪潮中，却只会让人想到血淋淋的画面。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这血淋淋的画面居然消失了，《二十四孝》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在封建时代，自然是以孝治天下的，而我们现在呢，也发现所谓的“孝”实在是好东西。如果说旧道德是吃人的，那新道德会不会也吃人呢？有人说了，这是什么话呢，既然是新道德，那自然好得不得了，又怎么会吃人呢？所谓的道德吃人，那不过骗人的鬼话罢了。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五四的传统就被否定了。其实，不只旧道德吃人，就是新道德，也未尝不会吃人。人们建立一种道德，自然有极大的真诚，但谁能够保证这种真诚，不会蜕变成虚伪呢？况且，即便最伟大的道德，也会成为一种枷锁，一种束缚，而且还是精神的枷锁，灵魂的束缚。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那些为道德所表彰的模范，虽然有可歌可泣的地方，但似乎崇高的道德反倒淹没了他们的真性情、真血性。也许，他们并不具有这真性情、真血性吧。以前，我非常欣赏一个说法，那就是以真性情、真血性重建道德。但现在却知道，所谓的重建道德，确实天真了些。重建道德是道德家的事，可历来道德家几乎都是伪善的别名。道德，不道德的，大抵并没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人有真性情、真血性。也只有真性情、真血性才是真的。什么都能伪，但性情不能伪；什么都能假，但血性不会假。在道德虚伪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真诚的反道德者。有的人听到“反道德”这个名目，很可能要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反道德”，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更不意味着道德败坏。因为真诚的反道德可以成为一种新道德，虽然它拒绝成为新道德。魏晋时代是非常迷人的，而所以迷人，就在于它那真诚的反道德倾向。嵇康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汤武、周孔是儒家道德的神圣人物，非薄他们，实际上就是非薄儒家的道德。不过，说实在的，儒家道德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渐渐失掉它的真诚。没有真诚的道德，别说非薄，就是彻底打倒它，都是可以的。当然魏晋时代不可能像五四时那样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只要讲“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已经让人非常欣喜了。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通例的，那就是真诚的反道德者往往会成为道德的英雄。我们知道，法国的卢梭，并没有极好的道德，甚至许多行为都是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却成为了道德的英雄。这是为什么呢？那就在于他的真诚。他是真诚地向着虚伪的道德开战的。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乐于自表为大罪人，往往在这方面渲染夸大了；不过，倒也有丰富的外在证据说明他欠缺一切平常道德。这件事并不使他苦恼，因为他认为他永远有着一副温情心肠，然而温情心肠从来没有阻碍他对最好的朋友有卑鄙行动。温情的心肠再加真诚，简直可以无敌于天下。也许，卢梭正是凭借着这，向虚伪的道德开战的吧。不过，这也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一个人即便没有多么好的道德，甚至有许多道德的污点，只要真诚地向虚伪的道德开战，那就可以成为道德的英雄。如果说道德的英雄，竟没有平常的道德，那又如何让人信服呢。当然，卢梭太伟大了，他的伟大可以让人们忽略他道德的污点。也许，他的真诚，足以掩去一切污点吧。一种道德的新生，有赖于真诚；道德理想国的建立，同样有赖于真诚。所以，为了道德理想国的永生，就走向真诚吧。
（四）自由的钟声
道德理想国是用崇高的道德来约束所有的人。那么，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具有崇高的道德吗？从潜在来讲，自然是可以的。我们古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又说“圣贤满街走”。但这，又只是潜在，我们不可能要求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原因很简单，崇高的道德，只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恐怕古往今来圣贤都不曾到达过。连圣贤都不曾到达的道德境界，我们却用来约束普通人，这岂不是太过分了么？说到底，道德理想国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主义。但是，有太多人执著于这种乌托邦主义了。道德理想国，并没有什么不好，可以说完美无比；但是，这种完美无比的东西，是可以带来灾难的。具有崇高的道德，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上加难的。然而，那些执著于道德理想国的人，又是使尽浑身解数让每一个人都具有崇高的道德。如果实在做不到，说不得，也只有棍棒伺候了。我痛苦地发现，所谓的道德理想国很容易滑向专制王国，甚至可以说道德理想国本身就是专制的王国。崇高的道德理想何尝有错，但用专制的手段去推行崇高的道德就错了。有人说了，目的崇高，手段不妨卑劣。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个样子，卑劣的手段会亵渎崇高的道德。因为执着于崇高的道德，而不惜采用卑劣的手段，那就会从根本上败坏崇高的道德。而对崇高道德的败坏，势必引发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自己可以讲卑劣的手段是服务于高尚的终极的。但大家只会看到你卑劣的手段，却看不到它所服务的高尚的终极。即便是大家能看到它所服务的高尚的终极，却也未必原谅这卑劣的手段。如果道德理想国成为或者就是专制的王国，那它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可怕。我们是反对专制的，无论这种专制有多么崇高的目的。我们并不反对道德理想国，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崇高的道德有什么错，甚至让每个人都具有崇高的道德，也不失为一种善心。但是，我们却憎恶由此带来的专制。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专致，何尝不是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国呢？但是，在所谓的道德理想国中，难道只有绞刑架和断头台么？法国大革命的初衷，不是追求自由、博爱、平等么？绞刑架、断头台是不是背离了这种初衷呢。有一幅名画，叫做《自由引导人民》，但是在为自由而战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鲜血。这也并不是说，我们被流血、恐怖吓破了胆，而只是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革命的时代，崇高的道德与人道主义往往是相互冲突的。革命者要有崇高的道德，要有伟大的献身精神，但是道德高尚、献身于革命，就可以完全不顾及他人的生命么？人道主义情愫，许多时候被描述为假惺惺的，但是在假惺惺中，同样有人类最善良的愿望。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革命者，才是道德高尚的人。如果道德高尚，淹没了人本身，那这种道德高尚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并不是道德理想国，而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道德高尚并不是一个概念。可以说道德高尚只是人之全面发展的一个方面。如果只单纯地追求道德高尚，那就不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成了片面发展。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片面发展在大革命的时代，又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在艰苦的革命条件下，它就是要求革命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甚至革命者的崇高道德、献身精神会成为革命胜利的最大主观因素。我们知道，革命是与专制尖锐对立的，但在革命反对专制的过程中，它却渐渐地与专制同构了。如果讲道德理想国是专制王国，那无疑会让革命者伤心的，但是许多事实，又似乎无法否认。我们当然渴望道德理想国的永生，但是我们更渴望听到自由钟声。如果说在大革命的时代，人们不具备全面发展的条件，而只能片面地追求道德崇高。但在和平的年代，人们就有理由摆脱追求道德崇高的片面，而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自由的钟声，就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有理由把前人的追求，变成今天的现实。但是，人真的能够全面发展吗？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疑问。
（五）民主的号角
近代民主的号角是谁吹响的？毫无疑问，是由卢梭。本文并不想讨论，卢梭所谓的民主究竟是什么，也不想理会什么众意、公意。但是，有一点却是很明白的，那就是民主并不等于正确，民主所凭借的是人多势众，但是人多势众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古代就有“三人成虎”的说法，三人都能成虎，那人多势众，又会成什么呢？我并不想否定民主的合理性，民主当然是合理的，但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勿因群疑而阻独见”。人多了，自然七嘴八舌，各说各的理，但这样又能做什么事呢？所以，除了讲民主，还有所谓集中。集中并不是取消民主，而是为了把民主贯彻下去。即便最完美的民主，也不可能使人人满意。使人人满意的民主，大抵是不存在的；真正的民主，只能使大多数人满意。民主是内容，还是形式，实不好讲的。古希腊的雅典不是讲民主制度么？可为什么却处死了并无罪过的苏格拉底呢？而德国的希特勒不也是通过民主上台的么？我们现在虽然追求民主，但事实上并不迷信民主，因为我们知道，所谓民主也是有污点的。民主不过一种政治的形式，当人们对政治本身失望的时候，标榜民主又有什么用呢？清末的预备立宪，搞出的不过是“皇族内阁”，这不是骗局，又是什么呢？而文革时代讲的是“大民主”，所谓“大民主”，实在是把人民群众凌架在官僚机构之上。有人民群众的大民主，还有官僚机构的民主么？于是，在一些人眼里，文革实是最没有民主的时代。不过，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民群众的大民主确实会导致一些人民主的沦丧。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实际上等同于暴力革命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官僚机构是民主的工具，它是人民群众用来履行民主权力的。而所以要把人民群众凌架在官僚机构之上，那只有一个缘由，即官僚机构不再是人民群众履行民主权力的工具，而走向了民主的反面。既然走向民主的反面，那只好不使用这工具，绕开这工具，而实行直接的“大民主”了。当然，我们现在是否定“大民主”的，也许否定“大民主”不是否定民主本身，而是否定过了头的民主吧。过了头的民主，就是暴力革命。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暴力革命都值得肯定吧，譬如文革，既然大家都否定它了，那就是不值得肯定的。我们所要求的自然是真正的民主，而真正的民主都是有一定程序的。用暴力革命去取代民主程序，显然不合适。我在想，所谓的道德理想国和民主的追求是不是相互冲突的呢？我们知道道德理想国是用崇高的道德来约束所有人，而这似乎无可避免地导致专制，甚至可以说，道德理想国就是专制的王国，而与专制的对立项就是民主。如此说来，所谓的道德理想国和民主的追求是相互冲突的了。但是，道德理想国，就不需要民主吗？民主本身就排斥崇高的道德吗？道德理想国是一种乌托邦，而乌托邦的美好又是确信无疑的；于是，乌托邦的设计者便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所谓的道德理想国变成现实。这个逻辑是非常强捍的，也许强捍的逻辑正是专制的学理根源。崇高的道德有什么错？道德理想国，更是美好无比。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道德理想国有点民主的精神呢？有人说了，民主的精神会消解崇高的道德。我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可能拥有崇高的道德，因为太过艰难，而拥有崇高道德的人，只是极少数人，甚至只是那些圣贤。也就是说道德崇高的人在民众中是占少数的；如果实行民主，那这些道德崇高的人，势必会被孤立起来。我们知道，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道德崇高的少数必然服从道德不怎么崇高的多数。道德崇高的命运，只是服从道德不崇高的人，那这道德崇高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如此以来，不正是民主的精神消解了道德的崇高么？所以说，道德理想国真要建立，它所依赖的不会是民主，而只能是专制。道德高尚的人，成为统治者，只有这样，道德崇高才有吸引力。中国古人讲内圣外王，而希腊的先贤也讲，让哲学家成为国主，即哲学王，这不是没有缘由。我所以讲道德理想国的永生，而不是覆灭，这自是别样的价值判断。当然，我决不是讲伴随道德理想国的专制的永生，而是道德理想本身的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