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理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奇怪的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中却反比着从行动到理论的社会性，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人类还是原始人类的时候，不需要去归纳与统一一些思维概念，主观客观行动不受意识形态的指导而是受本能的引导驱动，所以，当时的人们想的仅仅是如何把打来的猎物进行分割的问题而不是先进行了理论上的分割再进行实际的打猎行为，现代社会却恰恰相反，有文化的也好，没有文化的也好都受到了来自于传统，教育，社会习惯等社会习惯的影响，先进行一番如梦如醒的长考，再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的谋划，然后才付诸于行动，而这种行动往往是与其长考结果和谋划方案相不配套的，错位的时空与逻辑关系很难决定一个一层不变的计划得以完整实施，于是现代人的社会成功率要远远低于古代人类的社会成功率，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的照本宣科的碌碌无为。

左派思想是进步且保守的思想，进步在于它的守恒与激情，而保守却恰恰来自于它优点的反面，这就是把理论扩大化，本位化继而成为一匹驮满金砖走进沙漠的骆驼，这就好象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因为地主抢了自家的土地而无力争夺，成天里用儒家，用道家，用佛家的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去论证地主的残酷和豺狼本性，并在一次次的意淫当中得到了胜利，久而久之先前的冲动没有了，地主已经在秀才的脑海中被的倒了，地主得到了土地，而秀才得到了思想上的满足，于是地主依然还是那个地主，秀才依然还是这个秀才，唯一不同的是秀才土地的所有权的转移所构成的事件的本质不同，而我们现在一些左派人士的观点与行为，与这个秀才何其相似，这些人士有的名动山川，有些柱祗中流，有些书山文海，他们毕身的精力都在努力打造一座灯塔，一座想要照亮别人，照亮中国前途，可最后仅仅只是柱铜之灯，无非只是照亮了自已罢了，中国不缺乏理想主义的人，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理想主义者位又各尽不同，有些人一边构图的同时一边施工，终于把一个嘉兴船上的小党推向世界的潮头，还有些人一边构图也同时一边施工，但仅仅只是施工于构图中的一个厕所设计，结果富丽堂皇的厕所出现了，全世界为之惊骇万分，惊呼能构筑如此厕所之国必为强国，富国，由厕所可见其强盛一斑，在这些外动与内馅下，飘飘然厕所效应带动了整个中华民族这座皇宫改造工程的全面厕所化，随着一片鬼哭狼嚎伴随着春天的故事主旋律。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即不构图，也不施工，他们的特长是品头论足，他们一方面戴上各类希望打倒阶级的名誉头衔，饱食厚椂并安逸于这个他希望改造的不平等社会中的差异性，而另一方面他们学习并研究其当政者对立面的一切哲学思想，努力充当一个博学多才，横贯古今的社会指导者，他们在捞取社会中层及下层人民的好感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的创造着对立面所需要的政治资本，他们的本质是左的吗？显然不是，要评价左或是右的唯一标准，不是看他说了什么，写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喜欢长篇大论结果屁话一车，没人看懂，依我看，很简单，一句话就能总结，那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流血革命。即然是革命仅仅依靠理论是不够的，列宁也好，托洛茨基，斯大宁，毛泽东，格瓦拉，波尔布特等等，无一不是从残酷的生死博弈中赢得的最后国手，而理想主义者有没有呢？也有，而且很多，象陈独秀，王明这类人，信奉于全苏模式而死搬硬套于中国革命，象江青，张春桥这类纯毛派思想的理想主义也有，他们机械于社会动能之外，主观的想按照毛泽东的最终思想一步到位而忘记了阶级差异性所带来的客观存在与小资产阶级的复辟规律，从而最终也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纯毛派的人被打倒成为山头主义的代言人。　　

行动起来，这才是救中国的唯一药方，写一屋子的书从根本上是打倒不了任何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一个杨佳在行动中用血写下了一个正常人对于自身尊严受到侵犯时所该作的事，它让人们有了一种全新的意识，那就是，不管是强权也好，暴政也好，当不公平出现在自已身上时，自已在没有任何资本与之抗衡的情况下，也就有了唯一的资本了，那就是生命，而这种能动逻辑关系，恰恰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即无产者被逼迫到了无命之时，唯有以生命而抗争最后的人生胜利，我们不能说杨佳在这类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英雄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一点，当黑夜临界于晨曦必然会引起鸡鸣，邓玉娇一个小女子，很难把她也与革命联系起来，但十分不幸的是她在浑然不知中却恰恰充当了一次革命者，只不过作的人不知，看的人也不明而已，我愿意为你洗脚接受你的钱财，这是社会习惯的延伸，而这个社会习惯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去评价它，自有后论，反正本人认为这与喜儿给黄世仁当小老婆也没什么本质区别了，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一般用于特色社会中定义为正常，但当官员提出非洗脚要求后，这就打破了这种正常的社会习惯延伸，触及到了一个我们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较为原始形态的本能，在这种情况下，二个阶级对立了，从开始的同一社会的二个阶级层面迅速发展成为二个社会的二个层面尖锐对立，这不是以货币能量化的社会交系了，而是以本能来量化的社会交系，所以后来的结果不言而喻了，这难道不是革命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革命与杨佳的主动性的革命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从思想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激进的，一个是保守的，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乌有论坛中的左派同志们，我们不妨对号入一下座，你是属于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呢。　　

行动，每天都有人在行动，从自焚的唐福珍到这次的宜黄，从四川绵阳地震受灾上访受阻到贵州瓮安群体事件的出现，革命随时都在出现，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动机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只有实实在在触动了人民的利益才有可能触发革命的潜在能量，中国人现在的革命趋势与以往不同，在无组织、无思想、无行为延伸性的事件当中，当事人往往革命的对象是自已，这就象是一个从染缸里出来的人想要改变染缸的颜色，首先他得脱掉身上已经染上的色的衣服一样，他们无力改变于整体，而苟利于自身的一时之快而偏安，这种作法是不可取的，但也是没有办法的。　　

初级阶段发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阶段了，但我希望它是个高级阶段，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早的进入事物的必然规律即周而复始之中，但很可惜，从现在某些官员的口中听到的还是初级阶段，那么这种痛苦的时效性就无限制的扩展了，社会矛盾如此的尖锐都还仅仅是初级阶段的体征，那么中级阶段是什么样？高级阶段又是什么样？很难让人想象。　　

陈胜和吴广是二个农民，甚至于就连他们同时代的同村的人搞不好认识他们的人都不多，但他们行动，他们就象是投入太平洋的一颗小石子引起了惊涛骇浪大海啸，又象是埃塞俄比亚大草原上一只小小的蝴蝶轻轻搧动羽婵而引发的亚州台风，他们就象是中国历史上的谭嗣同,邹容，秋瑾等人一样，以血伐绉，终始于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的功碑之巅，而后人记住的仅仅是接过他们接力棒的那些成功的人，但对他们而言此生足亦。

行动，有盲目的行动和有组织的行动，有偏安的行动和正义的行动，关键在于如何去引导，导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写几本人模狗样的书，做几次官面堂皇的报告，而应当是象毛泽东指导农民，指导工人如何拿起马列主义的武器去战斗，去斗争，这样的导师才真正具备一个导师的基本构成，如果没有导师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出现象成都公交车恐怖事件中的盲目行动，行为主体变成了同阶级之中的愚蠢行为，而并未憾动甚至影响到剥削阶级的利益，换来的仅仅是人民内部的咒骂，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导师的引导在今日之中国尤为重要，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打击敌人的手段是什么？我们将以何种面貌面对世人？这就是摆在我们理论家们面前的一些具体的问题。

中国不乏导师，也不乏行动者，但象荆轲与太子丹，聂政与严仲子，阖闾与要离这样的珠联璧合确实在太少，这些人虽然谈不上什么革命者，但是他们却是理论与行动的统一，而只有当这二者统一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美谈，除此之外，不外于空想与愚蠢。

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统一的祖国，和谐的祖国，但是就目前我们看见的事实而言，让人失望，一个矮子的一个主意改变了一切，人们变得从此不再有理想和思想，人民整体屈从于压迫阶级的各项指标之中，人民的利益服从于压迫阶级的血腥利润之下，人民的权利苟利于霸道专制的卑微之未，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口号，又不得不正视来自于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一个度量社会新标尺温度计在不断的重新刻度，一个一百度的刻度无休止的在民生疾苦中不断的重新向上攀升，在压迫阶级那个一万度的温度计上，我们这个沸腾着的和谐社会的温度却仅仅只有30度，这种掩耳盗铃似的指鹿为马是多么可笑啊，但这是事实，不争的事实。

行动，如何去行动，怎样去行动，这才是摆在各位理论家们眼前的问题，你们的理论前不可能超越马列毛，因为你们是以他们为基础，后不可能改宗立派，因为你们都姓毛，所以，请你们考虑一下行动，把你们全部的知识与智慧投入到你们这些舵手应当在的岗位上，而不是去当一个忙碌的会计和书记员。

    成都 待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