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六十年来建筑工人之地位变化
文章通过两首不同时期的建筑工人诗歌对比,揭示建筑工人社会地位的变迁,分析制度变化对工人权益的影响,探讨当前建筑工人的困境与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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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建筑工人 (肖琦)
风狂,雨暴
打不乱祖国的时间表;
水深,山高,比不过我们的自豪。
工人阶级驾着生活挺进挺进呵,
山要让路,河要改道,
建造者的事业是万岁事业,
大地,敢不听候差调!
朝朝暮暮地清除,清除垃圾,
为一座座辉煌的殿堂
铺下千古不朽的基地,
心血注入了女儿墙和钢筋水泥,
我们的光荣在穷乡僻野屹立……
将世界当建筑踏在脚下,
举高楼大厦进璀璨的云霞。
火热的心为千百万人家筹划,
何时享受新居的电灯电话?
我们把自己列在最后一家。
我们是建筑工人。
我们
是我们
建筑青春
建筑和平
建筑二十世纪的良心。
——《新观察》杂志195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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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就像住牢房
远看工地像天堂,近看工地像银行,
走进工地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人人都说工地好,傻帽才往工地跑;
工地挣钱工地花,根本没钱寄回家。
年轻老婆娶不上,娶了老婆用不上,
买了房子住不上,青春洒在荒山上;
搅拌机搅走我的青春,挖掘机挖走我的梦想,
压路机压碎我的希望,
电焊机也不能缝合我的悲伤。
钉锤一声声敲击我的心脏,
钢丝一圈圈束缚我的肩膀;
安全帽曾经让我感到英姿飒爽,能不戴上它。
如今变成我的渴望。
迷糊中我进入梦乡,梦见在工地上轻舞飞扬,
我答问上帝:“我们的路在何方”。
——2008年北京建筑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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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写于1957年的诗歌与08年的“我们的路在何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敢叫高山让路、敢叫江河改道,有着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和强烈的自豪感的建筑工人,后者则是控诉建筑工地不自由、不赚钱,有着失落的青春与对未来的迷茫的当代建筑工人。两首诗歌反映的现实差距折射的正是两个时代建筑工人甚至其他行业普通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巨大变迁。
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孕育了57年建筑工人自豪的感情?又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影响了当代建筑工人的失落与悲愤呢?
首先,基本劳动制度。截止57年建筑工人整体的数量为200多万,其中33%的工人都成为固定工人,分布在国营或集体企业中,享受来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护。59年,包工制度被废除,工人按月领取固定报酬。到80年,国营建筑企业、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482万、166万和334万,远高于私有建筑企业的职工人数——4000至10000人。以国营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构成了那时建筑工人自豪的制度基础,而80年开始的建筑业改革则是今天建筑工人悲愤与痛苦的根源。从80年开始,建筑公司开始减少使用固定工人,这一改革奠定了今天建筑行业劳动关系的基础,包工制度像野草一样疯长;建筑工人的职业安全、社会保险等被当做负担甩给了工人自己,从而衍生出欠薪、工伤无人管等恶性问题。
首先,基本劳动制度。截止57年建筑工人整体的数量为200多万,其中33%的工人都成为固定工人,分布在国营或集体企业中,享受来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护。59年,包工制度被废除,工人按月领取固定报酬。到80年,国营建筑企业、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482万、166万和334万,远高于私有建筑企业的职工人数——4000至10000人。以国营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构成了那时建筑工人自豪的制度基础,而80年开始的建筑业改革则是今天建筑工人悲愤与痛苦的根源。从80年开始,建筑公司开始减少使用固定工人,这一改革奠定了今天建筑行业劳动关系的基础,包工制度像野草一样疯长;建筑工人的职业安全、社会保险等被当做负担甩给了工人自己,从而衍生出欠薪、工伤无人管等恶性问题。
其次,城乡不平等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致力于消灭城乡差别,虽然,国家为了工业化从农村抽取了巨大的资源,但是总体上维持了农村与城市较小的差距。但是80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得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城市利用户籍等造成的身份不平等采用狡猾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欢迎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为城市搞建设,另一方面,又尽力阻止这些劳动力成为城市的合法居民,并拒绝提供城市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较高的工资、正规的劳动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险等)。其结果是建筑工人,与其他外出打工的群体一样,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飞来飞去,家庭也处于颠簸之中。
再次,主流社会对待劳动、劳动价值的态度与评价。60年前,社会主义宣扬劳
动人民当家做主,消灭封建社会的职业等级观念,强调劳动最光荣。广为人知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成为那个时代的榜样,而在建筑行业,木匠出身的李瑞环最终走上国家领导人的岗位,张百发也从建筑工人成长为北京市副市长。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洗礼,社会主流价值观已经彻底颠倒,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的不尊重和对资本的青睐。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工人,今天仅仅变成以金钱衡量的廉价商品。以劳动模范的评选为例,从1997年开始,私营企业家开始进入劳动模范的行列。之后,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包括房地产商、建筑商)、社会管理阶层、娱乐和体育明星开始成为劳动模范,而普通工人的地位则一落千丈,那些艰苦行业的工人更是被社会所遗弃,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严重贬低。
60多年来,建筑工人整体上经历了从固定劳动关系到包工制度,从身份相对平等到身份歧视,从社会主流尊重劳动价值到青睐资本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构成了今天建筑工人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使我们的劳动关系走向正规化、有保障、劳动价值得到平等的尊重,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建筑工人思考并用行动来回答的问题。
建筑业包工制度的变迁
现在建筑行业普遍采取外包的方式进行施工,即建筑公司承包工程以后,将工程肢解层层分包给不同规模的包工队,再由包工头组织雇佣工人完成任务,我们将这种用工方式称为包工制。在现有的包工制度下,以包工队为单位,工人与包工头形成雇佣关系,包工费用全部由包工头领取,包工头有权自定工价,并决定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权雇佣和解聘工人。
建筑业的用工是不是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呢?据我们了解,建国以来建筑业用工制度发生了几次非常大的变化,包工制之所以成为现在建筑业普遍的用工方式,背后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就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包工制是怎么产生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但当时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为了有效的组织劳动力,承包用工体制应运而生。一些国有单位组织内部职工,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进行建设。另外,以军队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他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以建筑工会为依托,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与现在的包工制不同的是,这种承包用工体制下的大多数工人并不是跟着某一个人包工头干活。建国初期物资匮乏,但是这些工人或者可以按月领取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可以按时拿到计件工资。
1958年到1962年期间,各类国有建筑公司基本建设成熟。1959年,承包用工制度被废除,工地甲方、乙方被取消,同时计件工资制度被取消了,工人按月领取劳动报酬,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保障。
到了1962年,对大跃进经验的总结迎来包工制度的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步恢复,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八年,在1970年被再度废除。70年代,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
进入80年代以后,市场改革的风气开始出现。循着邓小平对建筑行业生产潜力的肯定,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被引入建筑行业中。1980年,国家发布了《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包关系。1984年,承包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一系列正式的官方认可。国务院颁发规定明确指出要减少固定工的比例,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比重。现代包工制度由此开始萌芽。
19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可是建设单位只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非正式用工打开了空间。一方面,很多国有及改制后的建筑企业开始以提供挂靠的方式赚取利润,一不出工,二不出力。
另一方面,包工头通过挂靠合法施工企业取得施工许可,再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农村募集劳动力,构成建筑业的主力军。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用工单位多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以私人雇佣关系替代正式的劳动关系,法律规定的劳动者权益(如休假、加班工资、社会保险等)对建筑工人来说都成了一纸空文。现行的包工制实际是90年代以来整个体制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国家逐步让出管制空间,资本贪婪寻求利润,同时律法不严,工人抗争乏力,造成建筑工人权益急剧恶化。目前,社会各界对劳动者权利的关注正在升温,建筑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也备受各界瞩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建筑业包工制的用工方式可以得到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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