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由毛泽东领导完成(旧文)
孙中山的革命由毛泽东领导完成(旧文)
——写于清明节,辛亥革命100周年
傅晨光
前面的话:本文写于今年4月的清明节前。
因为2011年辛亥一百周年,当时是以为,以清明节这个中国传统节日而不需要别的形式来纪念这个已经“隔代”了的革命也许才是合适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
文章的本意是想说明这样三个道理:(1)虽然中国共产党人很尊重孙中山,将他视为“中国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但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完成不了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只有靠新的力量(工人阶级)、采用“新的方法”(由共产党领导,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2)要通过纪念辛亥100周年,再次说明,毛泽东比孙中山更伟大,因为毛泽东更懂得中国革命的规律,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道路,使中国革命成功了,纪念辛亥100周年,必须按照这一历史逻辑来说明“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革命之间的关系;(3)写此文就是以铁的事实证明“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者,不革命或反革命必然要被历史所抛弃。
但是,一个“辛亥百年”的纪念,却不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是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提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失败的教训,不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竟然将历史证明“此路不通”的辛亥革命当作正统来纪念,而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开了,《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竟然只字不提毛泽东,却去提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这样张冠李戴、本末倒置已经遭到和必然遭到很多党员和群众的严厉批评和指责。
这也说明,很多搞理论、写社论的人,到现在竟然不懂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的伟大。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而不是其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甚至张冠李戴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社论”中去歌颂“辛亥”,这是既不懂辛亥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也不懂毛泽东思想、不懂孙中山的反映,更是不懂得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结论的表现!
纪念辛亥革命,最根本地就是要说明:任何别的阶级和革命,解决不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解决这个历史问题。
这是历史的结论,是纪念辛亥革命最需要强调的。每次纪念辛亥,都应强调这一根本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否则,纪念辛亥就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强调“孙中山的革命由毛泽东领导完成”呢?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是一回事,而是要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包含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也无法完成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很多内容,如土地制度革命,如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和走狗等等,而这一切,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都抛弃了,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通过长期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流血牺牲才完成了这些艰巨的历史任务!
所以,重发4月写的这篇短文,仅作了个别词句的修改。(2011.10.11)
(一)
2011年,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这个革命,由中国共产党人来纪念它,合适吗?有必要吗?共产党不是“越位”了吗?
不是,不仅不是“越位”,而且必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要从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的政策变化说起。
“反帝、反封建”,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所要完成的革命事业,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这个事业,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蒋介石上台以后,更是被完全放弃了。孙中山开始的革命,不是蒋介石完成的,奇怪的是,这些革命任务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才有资格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而自认为是孙中山的继承者的蒋介石国民党反而没有这个资格。
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
(二)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一般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三民主义”是它的总纲,革命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项是推翻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帝制;按照性质来说,也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制度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就是说要革地主阶级的命(但这一项,孙中山除了提“平均地权”的口号,理论上并不太明确);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平等,建立一个独立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这两项任务,孙中山只领导完成了反封建一项中的二分之一,即仅仅从形式上完成了推翻帝制的任务,反封建文化有了开端,但土地制度改革还几乎没有触及,反帝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推翻帝制以后,中国大地反而出现了众多的以封建地主豪绅为根基、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出现了封建残余势力、现代军阀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统治国家的复杂局面。中国成了“一盘散沙”。
孙中山感觉到他的革命任务难以完成,到了后来,他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革命虽然目标相同(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任务不同。所以区别于早期的“旧三民主义”,晚年孙中山提出了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根本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包含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标志着晚年的孙中山开始认识到了中国革命要走的道路与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
孙中山1925年一去世,国民党政权落到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手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是孙中山的遗愿,可是,蒋介石一上台,不仅逐步放弃孙中山已经确立了的国民党的社会革命任务,而且倒过头来,在国内,与封建地主、豪绅阶级相勾结,对外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革命性完全丧失,社会革命任务已完全放弃,国民党成了不进行社会革命的单纯的军人集团。
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领导的早期新文化运动,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文化的革命运动,封建意识形态、封建语言、封建文学和哲学,基本上推翻了。为什么要推翻?按照鲁迅先生后来说的就是:“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的精神应该是全新的。可是,蒋介石上台以后,全面复辟旧文化,重弹“老调子”,甚至将一个所谓的封建军阀和文人的结合体曾国藩奉为精神偶像。
思想文化上这种公然的倒退,标志着封建主义已经复辟。这个复辟,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与王党复辟很相似。但是,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群星璀璨,阶级意识极强,虽然内部不断进行着严酷的派别斗争(如吉伦特党与雅各宾党的斗争),但在对待贵族与王权复辟的警惕上是高度一致的,贵族与王党始终不能复辟。但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内部,除了有廖仲恺等少数有很强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的力量以外,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政府各级文职人员,大多本身就是出身于封建家庭,已经构成了蒋介石集团的社会基础。
(三)
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巩固了个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发动了“北伐战争”,但社会革命他已不考虑了,消灭小军阀,成就大军阀,是当时社会看到的最大的“成果”,其他社会措施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北伐军到达长江流域就把枪口对准与他一道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特别是中国南方不论城市和农村,“城头变幻大王旗”,到处都是白色恐怖,血雨腥风。鲁迅先生是无所畏惧的人,在一篇杂文中他曾专门谈到过他经历的“恐怖”,鲁迅说连他都被吓傻了。可见当时全国的"白色恐怖"达到的程度。
孙中山先生确立的国民党的革命任务,蒋介石没有接过去。他继承的只是权位,没有继承革命精神,更没有完成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承担、采用新的方法经过22年的浴血奋战、前卜后继英勇牺牲完成的。
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地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个革命任务,完成得非常彻底,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典范,可以说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典范——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四)
两个党一兴一衰,全部的秘密,在于两个党谁在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谁更懂得中国的实际、谁更懂得和把握革命的规律,在于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历史没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明确承认并指出了中国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领导不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且更进一步认为,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如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和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已没有完成革命的机会,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由工人阶级领导能够完成。
毛泽东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革命的不同。东方的道路与西方的道路未来一致,但起点完全不同。在东方落后的国家要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历史条件,这条路东方任何国家都走不通,自认为已经走通了的国家,那是一种误解和眼前的迷雾,毛泽东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落后国家中最清醒的认识。
如何进行革命呢?东方与西方革命也不同。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剩下的革命,对象和任务只有一个,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经过很多迂回曲折,但东方落后国家却做不到这一点。东方落后国家人民的头上压着的是“三座大山”,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一座大山,必须经过几个阶段的革命才能与西方工人阶级达到一致的水平。这就是东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才能完成的原因。这一革命理论,在俄国十月革命家中最先只有个别人认识到,而且著作并不多,更少翻译过来,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的,其实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的革命理论。
大胆地假设一下,如果孙中山先生能够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人邀请他出席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孙中山先生的“另一半”宋庆龄女士是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也许会问:“孙先生,你看我们领导的这个革命是否符合您当初的心意?”孙中山先生可能会很直爽地回答:“你们完成的比我设想的革命还要好,大地主、封建军阀没有了,长江上的外国军舰没有了。你们以你们的理论清扫了旧中国,你们必然有能力、有资格建设新中国。”(20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