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常识？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据说有一种珍稀生物叫做“公共知识分子”，据说这种生物在1949年后在国内一度绝迹，据说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这种生物在学院与书斋的试管里又被重新繁殖出来，据说梁文道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在某些场合，梁文道似乎又谦虚地否认了自己属于这种生物。但是，正如一个人如果自称国王却没有一个臣民承认，那么这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虚幻身份；与此相反，即便一个人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国王，但是臣民们却坚信他就是，那么这就是他现实中的真实身份。而他自己的否认或者是因为他的精神疾病，或者是因为他有着更深远、更隐蔽的考量。不过，即便在梁文道否认自己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仍然表达了对于这一种身份的深深敬意。而在南方报业2010年评选结果中，他被封为国内一百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如果他都不是，那么这种生物实在更加稀有并珍贵了。

虽然梁文道在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黄袍加身时，欲避还迎，半推半就，但是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国内迅速推出了他的一系列著作，仿佛国王下达诏书给他的臣民，颁布圣谕。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本就叫做《常识》。

所谓“常识”， 梁文道自己在序言中对这个题目是这样解释的：“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但是到底是什么丰富意蕴呢？梁文道接下来开始有些不知所云了，扯了一大堆福柯、罗蒂、吉尔兹，但却始终说不明白。到最后，终于有一段话稍稍可以理解：“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原来梁文道要说的常识是有两种，而且在这神奇的跳出进入的过程中，他既获得了“港人常识”，又获得了“内地常识”。那么，到底他在这本书中要说的是哪一种常识呢？两种兼而有之？抑或还有第三种常识，是把港人常识与内地常识二合一的速溶常识？关于这一点，梁文道语焉不详了。总之，这种蹦蹦跳跳的思想运动过程真是很神奇，因为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然而，如果他跳到内地，充其量获得的是“内地常识”，如果跳回香港，充其量仍然是“港人常识”，只有双脚离地的那一刻才对于两方都保持了“批判的距离”，但那一刻得到的又是什么常识呢？　　

我隐蔽地猜测，梁文道所说的“常识”应该同时是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所谓最低限度，即如果不具备这些“常识”的话便不是一个真正具备自觉意识的公民。所谓最高限度，即他人可以采用更新的理论工具、更多的论据资料，但最后得出的判断不应与之相异：因为这里说的是“常识”。　　

但与梁文道的良好愿望相反，我在书中读到的却不是所谓“常识”，而是一大堆未经论证的臆想判断以及善良的愿望和混杂的学理表达。　　

例如其中一篇《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谈论了近年在内地一个热门的社会话题——城管与流动摊贩。文章的标题似乎通俗易懂的很，但是开头的一段话却是颇为让人头痛：“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有趣的是，在序言里，梁文道曾经摇头叹息地对时下国人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发了一通感慨：“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然而在这篇文章开头梁文道却先祭出了 “雅各布斯”， 此人据说是“都市学教授”，而且是“教母级”，不过，既然梁文道搬出了教母，那么我也找一位人物出来，我找到的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这个头衔似乎刚好可以和“教母”相媲美：“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以至于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留下烙印，与此同时又生产着空间。”（《日常生活批判》1991年第1卷）姑且不管他们两位理论是否冲突，就当是“关公战秦琼”的戏本，我先让他们打一架。梁文道引用了雅各布斯的观点，认为当下内地的城市规划只是某种过时的“意识形态”的荼毒，那么我就引用列斐伏尔，“空间存在”本来就是“社会存在”的投影，如果说这里存在意识形态，那么也绝不应当仅仅在理论中寻找原因，而应当考察现实的“社会存在”。另外既然梁文道认为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失误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我愿意再附带引用一下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者阿尔都塞的经典论述：“个别意识形态的理论最终要依赖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　　

然而，在梁文道看来，恰恰相反，似乎是“社会形态”依赖于“意识形态”。而沿着这条神秘的小径，梁文道继续上下求索着，找到了城市管理者的意识形态，再继续找居民和流动小贩的意识形态：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因此，当上层阶级在各种高端场所享受奢侈品带来的感官愉悦的时候，居民的根本需要却是流动无牌小贩的劣质商品，随后梁文道愉快地道出了一个隐秘的常识：“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于是所有“意识形态”的原因基本都找到了，然后，梁文道也不忘顺便提及一下以下的事实：“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显然，这里有现实的痛苦——“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这拯救的药方仍然要从“常识”中去寻找。　　

为了寻找药方，梁文道跳回香港，开始宣讲他的港人常识：“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说完这一句话，他马上又回到内地了（总是要跟随梁文道在香港与内地之间跳来跳去真是辛苦）：“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他接下来一声叹息：“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不过，我却真不知道在香港所谓“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这一理由梁文道是否看见过一份严谨研究呢？“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当然这的确是一个审美的问题，然而所谓审美难道不是与其他现实因素相联吗？包装精美的商品在市场上总是能够卖出更高的价格，同样，一个表面清洁美观的城市也总是得到投资者更多的青睐。不过，既然梁文道总是要提及他的“港人常识”，我倒是愿意也谈论一下我所知道的“港人常识”，我所认识的香港人在内地生活时——当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梁文道不在其列，总是经常性地在交谈中抱怨内地的城市的混乱无序，包括“走鬼”也是他们期望政府严加管理的对象。　　

随后梁文道说：“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那么解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观念”，其实在文章开头的“意识形态”本来也大可用“观念”来替代。最后梁文道伤心地写下：“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于是，文章结束了，我们得到的常识是：都是“概念”惹的祸。“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这倒是梁文道对自己的“常识”的最好的评价。　　

关于“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基本上可以从文章中获得的常识就是这样。除了找到了一个叫做“市容”的“概念”外，我们一无所获。而这个概念从城市管理者那里我们早已一再听到。区别只是在于，城市管理者认为流动小贩会妨碍市容，而梁文道却似乎愿意从一种更为先进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去欣赏流动小贩的美。然而如果说常识，无疑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似乎比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多一点点，所谓城管执法秘笈里的“打人做到脸上不见血”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知识分子”倒是真的，至少在短短的开篇序言里就提及了福柯、罗蒂、吉尔兹，能够说出这些名字来当然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而“公共”二字，看来也只能这样理解：既写专栏、又做主持、出版了书籍、举行了讲座，还不是“公共”么？如果这样的话，所谓“公共”也只不过是指占据了公共媒体而已。但据说“公共”二字的深意是对于“公共”话题的介入。如果就此而言，我以为本山大叔实在也不遑多让，虽然平时总是不多抛头露面，但是每年一度总是可以在春晚看见他老人家在炕上（春晚舞台的炕上）出现，开讲一年大事，大到全球金融海啸，小到村里夫妻打闹，一一进行点评，倒也颇有些“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　　

在小布尔乔亚看来，品不同的葡萄酒要用不同的酒杯是常识；在神父看来，耶稣为世人赎罪是常识；在开车人看来，行人应当识相地避让汽车是常识；在行人看来，汽车在开过斑马线时应当减速是常识。所谓常识，力求不偏不倚，面面俱到，结果却是不堪一击。以为练就了太极云手，结果却只是葵花宝典第一式。愿望有多好，结果有多坏。　　

有各种各样的常识，也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以在提到“常识”与“公共知识分子”时，还需问一句：“谁的常识？”“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不过既然说到常识，那么我也说一条常识，那就是：一个人——即便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应当把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作为常识。　　

201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