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使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当时的毛泽东对彭德怀是这样认识的， 他说：“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人生观，是经验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而“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敌对体系” ，“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的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以上引用均出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中的毛泽东1959年8月11日讲话）　　

那么，既然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同志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那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分裂就可能会是再所难免的，不过，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方法有一个长期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现代政治的要求，也是文明政治的要求，所以他说“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但是问题是当三大改造完成之后， 经济建设进入了新时期，此时的国家或者说以共产常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全面地掌握了国家的生产资料，那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上讲，国家经济的发展理所当然的应该比以前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期要快一些，所以毛泽东才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但是问题是，“三面红旗”是不是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应该采用的方式？ 对此党内的认识存在着分岐。在毛泽东的眼里，“三面红旗”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在彭德怀眼里却不一定，至少毛泽东是这样看彭德怀的的。毛泽东说“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庐山会议实录》中的毛泽东1959年8月11日讲话），既然如此，那么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冲突，其实是早早晚晚会发生的事，而只不过是什么间时发生而已。　　

在毛泽东眼里，在当时的“三面红旗”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在彭德怀眼里不是，不但不是，而且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么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我仔细研究过，实际上就是在为毛泽东同志在那一阶段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定性，彭德怀同志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总路线，斥之为浮跨风的总根源，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做怪。在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中，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那么眼下之意 ，不是在指责毛泽东犯了路线的错误还会是什么呢？　　

那么毛泽东同志真的错了吗？不是，毛泽东一定不会承认，因为按照他的理论逻辑推理，他的路线、政策都建立在严密的论证之上，是不可能错的，因此，他怎么能接受彭德怀的意见呢？　　

毛泽东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矛盾论，即：抓着特点，把握发展。建国以后，国家的经济建设非常顺利，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每一次都因应形势的发展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无产阶级全面地掌握了全国的生产资料，经济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是，1957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却低于1956年，这让那些一直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比资本主义快的人难以理解。毛泽东则认为是党的政策不够清析，故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并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这个就是所谓的“总路线”。大跃进紧随其后提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8月毛泽东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 向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后开始推广的。客观地评价起来，三面红旗在当时是顺应形势，运用“抓着特点、把握发展”的矛盾论观察形势而得出来的政策，因此不存在着错的可能，至少在逻辑上是这样的。所以，既然制定这个政策的过程是如此的严密和科学，那么毛泽东怎么还可能会去接受彭德怀的意见呢？　　

如果毛泽东没有错，那么错的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错了吗？　　

是的，因为彭德怀所给出的结论根本就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浮跨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产生于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这些政策吗？不是，决不是，而是产生于当时中国整个社会基础的落后性，产生于党的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普遍地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职业培训这样的现实。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当时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了，包括庐山会议上著名的挨整人物、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黄克诚大将，此人在文化大革命后发表了一篇评价毛泽东的文章，其中说到：“照我的看法， 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又没经验，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探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评论中，最关键的是 “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这句话，它说明了什么呢？为什么彭德怀不这样讲？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为什么在今天讲出来却好象是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自从世界有了资本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就显得越来越落后了，到1949年， 中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但是当时中国的生产力状况，中国人的思想状况，社会的文明进步状况是怎么样的呢？能达到一个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需要的标准吗？特别时当时中国的社会构成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社会主义的吗？不是，在当时中国人的头脑里，绝大部分都装着封建社会的思想，小部分的装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有极小部分的人有一些马列主义的思维，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更为关键的是，谁能够告诉人们在中国这个基础溥弱的国度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不是普通人们所理解的生产多少钢那么简单。事实上即使毛泽东也表述过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的意思，彭德怀也表述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问题很清楚，大家在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成熟的意见。但是没有成熟的意见，并不等于没有成熟的目标和原则，目标是公有制，原则是毛泽东的“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哲学，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他靠谁去组织人民呢？　　

当然是依靠共产党员了。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具有有无产阶级的情怀吗？对此毛泽东应该是心里有数的。还是1959年8月11日讲话，他说，“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的， 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还有许多人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阶段。问题是恐怕不光是只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吧？满脑子封建思想的人估计也不会少！这些人都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但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的立场和感情会完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一边吗？不会，无论如何也不会。每一场革命都会促进人的本性爆发，不是无产阶级的人，会做无产阶级的事？而无产阶级到底在哪里呢？一个公社，个把党员，经历过革命长期考验和培养的几乎没有，毕竟经历过长征的人在全国都是屈指可数的，在革命的队伍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也同样不会多，而绝大部分都是在胜利形势下投奔过来取利的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不久前还是满脑子封建思想的农民、小私有者、小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利益才能引导他们的行动，而要叫他们一大而公，怎么可能呢？所以出现浮躁风，简直是一定的，并且至今难免，因为这些人就是我们社会的基础。　　

而彭德怀在他的意见书中把此列为一个主要的原因了吗？没有。没有，那就说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不对的，他把矛头对准毛泽东，绝口不提落后的群众基础和落后的社会现实，还有落后的党员面貌，却为毛泽东定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调子，其用心不是很明显了吗？老实说，我觉得彭德怀是一个好人，但是好人和政治是两码事，胡适期望好人政治，那纯粹是封建文痞没有逻辑的胡扯，政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尤其是极有雄心的彭德怀同志，在井岗山上曾经不经请示杀害过红军创始人袁文才、王佐，毛泽东说他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摇摆，林彪说他是冯玉祥，难道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瞎说吗？冯玉祥在政治上简单吗？1943年2月8日，做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华北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这象是一个军人的讲话吗？在抗日战争时期讲博爱，博爱谁呢？爱日本人吗？还打仗吗？鼓德怀同志创造了一个历史笑话。他的讲话表明，他不象是一个革命者，倒象是一个蒋介石政府中的高官，虽然真象是他的秘书弄巧成拙，但是他自己马列理论水平不高，才是被人家误导的真正原因。 　　

不过，历史的发展证明，彭德怀的信并不是最令人遗憾的，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方式也不是最令人遗憾的，最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这次庐山会议之后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它直接地毁掉了社会主义的事业，为后来历史的反复埋下了伏笔。　　

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初的设想，把人民发动起来，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是有可能实现的。大跃进好不好？很好！唯一不好的失控，象大炼钢铁有什么呢？现代的风险投资，投资十个，成功一个就算成功了，做生意那有不赔的？付出成本得到教训，下次再来也是好的。那么通过大炼钢铁，全民办工业，至少让全国那些只和土地打过交道的人得到一点办工业的感性认识，不是很好吗？改革开放后，无数的乡镇企业快速崛起，能说不是因为以前有过办工业的经验吗？大炼钢铁是毛泽东一切依靠人民政策的体现，那么接下来，如果能够吸取经验，发挥地方和中央两个积极性，国家快速奔向工业化就一定能够实现。可惜的是，接下来的是斗争方式转变了。　　

这并不是历史的必然，但却与系统论没有被人们掌握有关。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展现代经济只可以依靠两种力量，一是无产阶级，二是资产阶级，而在上世界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力量在那里呢？他们会管理工厂吗？不会，会搞活市场吗？不会，那么似乎是只剩下一条办法，就是把经济领导权交出来，让资产阶级来领导。但是毛泽东愿意这样做吗？他可以这样做，每天打打牌，这丝毫动摇不了他在国家中的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干什么的？马克思主义的出世就是要和资产阶级争夺现代社会大生产条件下发展经济的主导权的，因此毛泽东至少在信念上认为，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无产阶级最终一定能够驾驭好经济。中国一百多年的挨打历史，证明了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中国好不容易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有了领先于世界的条件，怎么可能还会让社会再倒回去让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起来把人民拖入苦难呢？可是，三面红旗遭受到了极大挫折，而能驾驭现代经济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培养出来，而彭德怀等又向他发起挑战，毛泽东怎么办呢？ 　　

让步吧，当年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才使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这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说就是一种让步，不让步可怎么得了？中国社会就是那样的落后，你怎样才能吸引人民的追随呢？只有给他们利益，利益有两种，一种是眼前的利益，一种是长远的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交换长远利益，这是一种做法，牺牲长远利益，交换眼前利益，这又是一种做法。把土地分给农民，就是牺牲长远利益，交换眼前利益，但是这种牺牲是必须的，不牺牲连党的生存都会遭到挑战，还会谈上什么长远利益呢？那么眼下，把经济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似乎也是可以的，至少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等将来无产阶级成熟了，能管理工厂，能搞活市场时，再把管理经济的主导权拿过来，不是很好吗？但是问题是将来无产阶级成熟的时候，资产阶级早就翅膀硬了，能主动地把领导权交回来吗？所以到时候还得无产阶级革命，而革命并不是好驾驭的，既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把社会发展的规律解释的通通透透，为什么不遵循规律，使国家不经过资产阶级复辟这一环，而直接地发展到无产阶级全面掌握江山的现代化强国呢？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压制资产阶级的势力，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培养无产阶级的管理者。　　

但是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呢？首先，国家已经立国许久了，国有国法，资产阶级在国家中是一个被团结的阶级，而不是一个被打倒的阶级，他们在国家中本来已经够受到压制了，怎样做才能再压制呢？难道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吗？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家中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实际上都已成了无产阶级中的一员，那么去压制资产阶级压制谁呢？　　

对此毛泽东做出了回答：走资派在党内！　　

但是何谓“走资派”？仅是指与毛泽东思想不同的人吗？如果这样，那么在党内与毛泽东思想不同的人可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毛泽东的几位秘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所揭示的几位，田家英、胡乔木、李锐、陈伯达，都与毛泽东的思想严重地不同。陈伯达后来出局就不说了，单说余下的三位。先说田家英吧。根据《庐山会议实录》的记载，田家英在庐山会议时有一个想法，他认为象彭德怀这样的革命元老，不但不应该批评，反而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起来。田家英做为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秘书，居然会有如此奇妙的想法，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首先这个想法表明，田家英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革命从来不是疑固不变的，形势也在无限发展中，党需要因应形势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这就必然的要发生路线之争，谁能够保证所谓的元老就一定会站在无产阶级的一方呢？其次，田家英同志对于管理学的知识也是知之不多，元老们如果退休了，颐养天年去了，那么给予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待遇是应该的，但是只要工作就得接受管理，而管理的规则对谁都应该是平等的。田家英怎么会连这一点都不懂呢？可见田家英的思想在大的方面是糊涂的，他的封建情结很浓，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按李锐的记载和社会的公评，田家英是个好人，这一点我也不怀疑，但是好人和政治何干？牛是不害人的，但是牛不是总被人吃吗？田家英做为权力中心的人物，无产阶级给予了极大的期望，让他为无产阶级守着点利益，但是他知道要怎样做吗？按李锐的记载，田家英打算离开毛泽东时送上几句话，其中一句是：能治天下，但不能治左右。可见田家英是盼望着毛泽东整治一下某些人的。所以，好人这个赞誉一定要看是谁说的，田家英帮助过许多人，在这些人眼里他可不就是个好人？但是田家英做好事，是把毛泽东的秘密往外说，不知道这出卖的是谁？算不算违背了职业道德呢？　　

胡乔木号称党内一支笔，是著名的理论家，但是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报料过胡乔木一些思想观点，使我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毛泽东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胡乔木同志对此却不以为然，还大言不惭地对李锐讲出了他的反对意见，这就奇怪了，毛泽东所说的不过是矛盾论的基本常识而已，但是到了胡乔木那里为什么就不以为然了呢？可见胡乔木是不懂得矛盾论的，至少是有时候不懂。既然是有时候不懂，谁能保证他在关键时候就一定能懂呢？毛泽东说，懂得了矛盾论，也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可是胡乔木不懂的矛盾论，也就自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了。　　

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居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这种真相真是让人大吃一惊！　　

而李锐呢？李锐应该是有才华的，感谢他写的 《庐山会议实录》，使我们有机会能看到最精彩的政治斗争。其实本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政治斗争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只要有人就有斗争，团结就是一种斗争，不斗争如何团结？只是中国人惯于相信封建文痞的宣传，把政治理解为人类最美好的事情，什么尧舜禹汤等，所以一旦有机会见到真相时，一个个顿呈惊恐万态，真是可怜见的。　　

李锐说毛泽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跟彭德怀一样，直接把产生浮跨风的根源归在了毛泽东身上。但是同样是在毛泽东之好下，为什么有的会人冲锋陷阵、赴汤蹈火，为人民的利益牺牲掉自己的一切，而另一些人却是乱吹一通把国民党糊弄长官的伎俩用在了共产党身上？两种表现一比较，可知李锐说话不靠谱。李锐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个沉重负担”（《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7页第三段）， 可是他自己早年所经受的又是什么思想呢？他早年不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吗？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的思想会发展成什么？难道他会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锐是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人，一生写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是国内外知名的研究毛泽东的权威，应该知道毛泽东感情与理智相统一的功夫，还是在这本书中（增订本第181页倒数第三段），李锐写道：“彭德怀说：‘政治与感情， 你（指毛泽东）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说明了什么呢？毛泽东做为一个能将感情和理智高度统一的人，是一个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他的思想居然会是“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个沉重负担”？这个可能吗？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过李锐写过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而一个理解不了毛泽东思想的人，这样的人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田家英、胡乔木、李锐三个人，做为当时共产党内最有文化最有思想最懂理论的智囊型人物，居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秘密！那么其他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了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毛泽东说，党内懂马列的不到一百人。　　

那么，既然懂得马列的人这么少，毛泽东只能孤军奋战了。　　

可是，就政治的方法论来讲，是永远不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的，类似的话毛泽东也讲过。没有大众的支持，毛泽东就一定会成为孤家寡人，要是众叛亲离之时，毛泽东就要粉身碎骨了。　　

可是毛泽东居然决心粉身碎骨。　　

为了压制党内毛泽东眼中认为的走资派，合法的途径已经不那么顺手了，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企图用革命的手段摧毁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势力。　　

破坏一个旧世界容易，建立一个新世界难。　　

毛泽东继续为着无产阶级的江山而奋斗。　　

他提拔了纺织女工出身的人做副总理，又提拔了农民出身的人做副总理，甚至是还提拔了敢于造反的人做军委副主席。　　

他把满载着无产阶级未来希望的干部培训学校放到农村去，以为干部们经受艰苦的劳动，就能体谅到人民的不易，从此就能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可是事后证明，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许多人都把这所学校称之为“牛棚”。 　　

对于下一代，他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十几岁就让他们学习政治斗争，稍长又号召他们上山下乡去，去经风雨，见世面，面风浪中成长。　　

可是事实证明，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最后都付诸东流了。　　

因为他并没有培养出无产阶级的坚强接班者。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限于他的理解，而他的理解，时代局限性太强了。他似乎不太懂得系统论，而不懂系统论，矛盾论就不可能用好。按照矛盾论的理解，既然毛泽东是铁了心要搞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能不能当家的问题，而无产阶级能不能当家，取决于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能不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无产阶级要想取得主导地位，社会必须处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高度和现代化的水平之上，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发展完全离不开无产阶级时，无产阶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才能确定，而要实现这一点，是应该做哪方面的准备呢？难道会是种庄稼而不是发展高科技？其次，还有一个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培养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是个觉醒的阶级并且能够管理和发展好在高度现代化的工业，毛泽东所设想中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到来。然而对于这一切理论上的推理，毛泽东在实践上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他把干部们、学生们都推到农村去，以为靠着这种方式能培养红色接班人，但是管理工厂、掌握技术靠谁呢？这是个保卫无产阶级江山的最致关重要的问题，对此他却好象没有想到过。他把农村看得那么重，一心想两条腿走路， 可是对于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农业已经明显不重要了，他却投入了太多的精力号召人民去搞什么兴修水利、改良土壤（为此还树立了一个典型：兰考县）、平整土地（也树了一个典型：大寨）、培育种子（袁隆平的杂交稻也应该算是毛时代的产物）、生产化肥、制造农机、开垦农场，在全国各地建立农科院所和培养农技人员。他以为如此就能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只要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们就会无条件追随他，可是直到他逝世时全国人民还是吃不饱饭。后来有人一搞承包制，人们就立即吃饱了，所以人民感恩的不是他。由此可见毛泽东于发展方面的设想确实是不成熟的，表现在工业方面就更加明显，在他任内确实是为人民建立了不少的全民所有制的大企业，可是后来有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施私有化改造时，居然没有看到有多少个工人进行过自发的护厂行为，毛泽东为无产阶级的努力真是太失败了。　　

毛泽东这个几乎是胜利代名词的人，为什么还会有如此的失败呢？这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有关，但是更与他的矛盾论不完善有关，一句话，毛泽东不懂得系统论。　　

说毛泽东不懂系统论，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系统论不过是放大了的矛盾论，毛泽东怎么可能不懂得呢？例如毛泽东写的 《论持久战》，不就是一部很好的系统论著作吗？在这部著作中他写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这样的开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完全是系统论的思想，一开始，他就为矛盾的总系统定界了。矛盾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只有先定好界，知道前提和条件在那里，才好集中注意力，为下一步抓着特点、把握发展做好准备。接着，毛泽东又对系统的内容做了寻找和界定，他说“（系统）由此就构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系统内部诸矛盾之间的关系变化决定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对此，毛泽东说“在这四个基本点中，敌人的长处只有一点，短处有三点，而中国的长处有三点，短处则只有一点。抗日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那么，引起子矛盾关系变化的，归根结底还是由子矛盾本身的变化引起的，对此毛泽东又说“这些特点在战争中依其本性发生变化”。然后，还是回到子矛盾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东西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方针，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负。” 子矛盾本身也构成一个系统，比如敌强我弱这一点，“它规定了日本在中国可以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 中国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能速胜。”在总系统中，子系统只能被当做子矛盾看待，其实也就是子矛盾，子矛盾仍然尊循与其它子矛盾之间的关系，所以，毛泽东继续写道“在战争的进程中，敌之强的有利因素，必因其小国、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减杀而发生相反的变化；我之弱，又必然为大国、进步、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补充。” 毛泽东正是在系统论和矛盾论的指导下才得出了“日本是不能横行到底的，中国决不会灭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的结论。　　

在《论持久战》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了毛泽东对系统论是多么的熟悉。说毛泽东不懂系统论，谁信？可是问题在于，就解放前的社会而言，毛泽东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完全明了社会中的所有矛盾，所以在把握系统中的内容不存在问题，但是解放后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苏联的那一套给人的感觉是毛病很多，所以毛泽东决心超越，但是超越后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的心中是无数的，尤其是在愿望与能力、现实与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方面，他也是心中无数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为系统定界？这首先是个大难题，怎么确定系统中的内容，这就更加地复杂了。举个例子：造船能赚钱，租船也能赚钱，究竟是造船好呢还是租船好呢？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赚钱就是系统的定界，造船和租船则是系统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就是资本的问题，若资本太少，只允许选择一种方式，那么选择那个呢？如果只是想过小日子，那无所谓，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呀？十五年内要当上世界船王呢，那么以有限的资本开始，如何能在十五年内实现船王的梦想？是从租船开始吗？难道造船不是更快些吗？所以，如何确定系统的内容对于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就真的是个难题。横竖没经验，叫老年包玉刚来他会知道怎么做，但是叫少年包玉刚来就未必了。再如，一穷二白是个系统的定界，但是究竟怎么样才算一穷二白却是不好说的，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叫一穷二白，五人穿一条裤子也叫一穷二白，那么，究竟是两人穿一条裤子准确呢，还是五人穿一条裤子准确？这里存在一个理解问题，所以在当时，人们对系统的定界是搞不清楚的。而具体的建设又缺乏经验，那么这就产生一个结果，即在经济建设的大系统中，我们是形式也搞不清楚，内容也搞不清楚，或者是有时候形式搞清楚了，但是内容却搞不清楚，至少不是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以及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出问题才怪呢！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原来设想的近期目标是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和完成三大改造，至于何时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毛泽东则认为止少需要五十年。这种设想，是毛泽东在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进行系统性的定界，或者说是确定形式，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毛泽东所设想的未来五十年经济建设大系统还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毛泽东没有预想到的是，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要比自己设想的要快的多，三大改造只用三年就完成了，经济建设更是近于几何数字的增长，于是头脑开始变得不切实际了。1958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兵学商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是他"抓着特点，把握发展"工作方法一贯逻辑的推理。他现在抓着了特点，但是没有把握发展，因为他只注意到了内容，却忘记了形式，忘记了总系统的定界，即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搞建设的这样一个事实。条件就那么多，却总是想飞起来，超越了总系统的定界，子系统也就不可能搞好，因为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对内容有巨大的影响，当总系统不适合于子系统时，便会阻碍子系统的发展，所以，三面红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最大的失败是不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对待资产阶级，因为首先从宪法上来说，资产阶级也是人民的一员，是建设社会主义团结的对象。其次，资产阶级对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用的，至少它在消灭封建思想文化方面与无产阶级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而消灭封建思想，建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精神文明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这个国家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的发展离不开资产阶级，更何况无产阶级自己本身并不成熟，资产阶级要到共产主义才能够被消灭，现在并不是一个有你无我的时候，所以全面团结才是硬道理，只要阶级斗争不被激化，人民和谐相处，那么早晚有一天社会主义是会建成的。而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原理也告诉过我们，只有团结统治阶级，缓和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而资产阶级正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们是当权派，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这个封建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团结资产阶级才能够实现，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对资产阶级采取激烈的手法斗来斗去呢？　　

可见还是理论不过关。　　

不过系统论确实有它的复杂性，即使是你知道是系统论的存在，但是你若搞不清系统的所有内部，那么你想把握系统论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之所以被我指责为不懂系统论，其实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系统中的内容没能搞清楚，至少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内容没有搞清楚，与如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搞清楚，否则不会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一个由一般系统执行的实践很容易，但是检验一个由诸多矛盾组成的系统、或者由诸多系统组成的更大一点的系统所进行的实践却是困难的，因为这样的系统的运行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往往是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结果，而在此其间，在矛盾没有充分暴露之时，谁有能力一口咬定所执行的理论就是错误的呢？好比苏联解体，不经过三五十年的检验，那些置身其中的人，谁有能力从一开始就断定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人民的成功呢？　　

所以，系统方面如果出了问题，那是不太容易纠正的。对此毛泽东曾有一个评论，他说：“建党38年以来的经验，“右”倾联系资产阶级，“左”倾联系小资产阶级。说整右容易，请包办整王明。高饶能改？伯恩思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能改？“左”倾成为路线了，也不容易改。路线本身不能改，要别人来改。5次右倾路线，3次左倾路线， 自己都不能改，因路线已经成了系统。”（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178页第五段）。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理论的系统性实践方面，是有着一定体会的。但是遗憾的是仅仅至于如此。　　

虽然系统论复杂，但是即便是总的系统找不到，小的子系统还是能够感知的，因为大多时候你就置身于其中，另外，矛盾论尚在，所以，抓着特点、把握发展还是一个很有效的认识方法论。那怕仅仅是把握五十里内的发展，也总比无所把握好。但是如果连子系统都把握不好的话，那是要出问题了，“六四”事件就是典型。后来有人提出“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使政策有了系统论的样子。 再后来的“三个有利于”又违背了系统论，因为不提有利于某种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结果使腐败问题特别地突出了。于是有人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就弥补了“三个有利于”的不足，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论体系。“三个代表”，是与时俱进，站在新的平台上重新规划系统论。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就是系统论，止少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是。但是内容怎样搭建？仍是一个挑战！所以，系统论的问题有可能在今后仍然会困扰着我们，而最令人担心的是系统论没有解决好，而矛盾也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