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象汉字创作，不假方块英语爬格子

用生象汉字创作，不假方块英语爬格子　　

——21世纪中国作家的主体责任与创作前景　　

薛英俊  李桂秋　　

此文题目源于作者几十年痛苦思考之后思想的灵光一现；此文的副标题则是来自于本论坛议题的界阈框定。一个试图放言无忌，以网络文风，牵动听众眼球；一个妄想沉稳严肃，用学术思维，拘束狂野心潮。但是，就在进京前从网络上看到《环球财经》主编向松祚介绍印度出生的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勋爵《迎接亚洲的新千年纪元》文章之后，不由得抖然惊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文人的思维与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之间距离的一步之遥，居然是9个世纪。仿佛一个活在当下，一个活在宋朝；一个热情洋溢地在用键盘成串敲击着网络文学，一个神色凝重地在用羊毫一笔一划地勾勒宋词格律。　　

我要说的是：2008年起始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已经迫使人类跨入一个新纪元，亚洲各国已经做好了引领世界的精神准备，第一目标是1000年。那么，作为21世纪的中国作家，他的目标还应该仅仅是21世纪和与市场接鬼吗（与市场接轨是出版社、文化传媒公司的事儿，而不是作家本人）？能不能努把劲，放大点胆子提出一个更加真实而又能给人们带来点想象力的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里，创造出一个让人类精神生活能够永恒存续的文明艺术场域！　　

一、基础：汉字的本质不是“象形”，而是“生象”　　

20世纪是中国大变革的世纪，也是不断变换方式“跟着走”的年代。思想上，不但引进了辩证唯物论、自由主义，也绍介了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以至痛定思痛有了今天此起彼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着走”的震憾意识；文化上，不但拜师“德先生”、“赛先生”，提出了文字“走拼音化的道路”，还导致了一波又一波华语学人对汉字走向的繁简之争（其实，“六书”原则确定之后，“繁简”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一个问题）；在社会发展模式上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经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遂有了当前人民币汇率这一全球关注，美国不断干预的热点难点“危机”问题；文学上，因着一个“诺贝尔奖情结”，不但扭曲和放大了“文人相轻”的俗谚，也使中国作家们的脊梁弯下去、弯下去、再弯下去，成了世界文坛中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可怜老土，而自相鄙视。因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强势，东方人全然不顾，也没有质问，西方学界的官僚们对中华文明、东方艺术到底了解、懂得凡几？以西方文化为权衡东方艺术的准绳，它所给出的评价，是否正如田辰山所云：风马牛不相及。　　

所有这一切，虽然有着诸多的原因和身不由己，但是追根溯源，还在于古老的“象形文字”、或曰当代的“方块英语”，也就是海德格尔所痛恨的“该死的汉语”。　　

就是说，当我们把科技奉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师夷之长的时候，并没有认清“科技”这一“生产力”的序次排定，根源于物质生产工具之间的相互比较，站立的是知识和手段的角度。而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和形而上的道德品质的塑造。这种生产和塑造靠地则是文字、符号、图画等思维和书写工具。也就是说，站在智慧和道德的高度，文字，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文字的创造和应用，不仅包含着知识和手段，还蕴藏着前置于人类思维中的认识方式、思维式法、宇宙观。遗憾地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只东方不清醒，西方自己也一直含糊其词。这从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所讲的比较哲学中，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所以，当昨天的西方把“logic”视为第一哲学，而称中国只有思想没有哲学的时候，东西方学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的第一哲学，不过就是语言哲学，研究文字语言的“创造”及“语义”、“语用”等规则规范而已。大体相当于中国的“六书”、“修辞”。　　

如果用流行的“象形文字”、“字母文字”概念，及所衍生出来的“符号文字”和“标识文字”是无法明确做出上述比较的。因为这些概念本身不但思维混乱，只说出了符号的标识性，并没有反映出“象形文字”与“字母文字”的本质。　　

本质上，字母文字是“理念”文字，是通过字母符号的人为组合，来试图表达现实事物在人的思维里所产生的“理念”、“观念”（这里就有准确不准确之分，模糊与清晰之别，因此也就产生了辩证法、转变观念及理论联系实际等等问题）。在柏拉图的哲学断章中，虽然一再阐明，但是并不清晰。且使人误以为是文字创造和使用以外的哲学的基本概念的理解问题了。亚里士多德则抛弃了对文字创造的追问，直接就文字语言的使用进行了规范，开创了“形而上学”，并将西方哲学引入歧途。直到19世纪，西方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恩格斯也就自然地把“形而上学”排拒在了自然科学之外。所以，当西方哲学死亡论传遍世界的时候，其真正的意义不是像一些多元论者所宣扬的那样世界没有永恒的真理（在自然规律的意义上），而是意味着字母语言的灭亡与消失。这在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那里，都已经在不经意间充分表现出来了。不然，20世纪末，西方怎会无缘无故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热？回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归宿。　　

汉字的本质则是生象文字。“象形”只是她的标识，不是对其所蕴含的全部内容的准确概括。笔画（文、字根），作为基本要素，所构形生成的“汉字”，不只具有“理念”这形而上的一层意义，而是活生生的事物之“象”——生象（回归现实事物本身在人类大脑中的整体再现，必然全面、关联、变化地从思维直观（神经网络）事物，也才有了字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章的句读法则和大道哲学位格品质体系的自然哲学样式）。“六书”既是造字法则，也是用字法则。“修辞”，则是在阴阳观指导下为实现“语义”、“语用”的正确表达所定立的种种规矩和法则，其体现的思维原则就是文字与文字之间同其所反映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相“同一”的自然规律、必然联系。就是说中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一体化、不分家的整生逻辑。其固有的表述也正是我们所常说的：天人合一。　　

因为这是我们研究解读和诠释先秦诸子典籍，尤其是《老子》、《易经》、《大学》、《中庸》等经典中刚刚得到的一些粗浅认识，还没有在学界深入传播，限于时间和文章的篇幅，今天在这里点个要旨，只想提个醒，壮一下中国作家们的英雄胆气。　　

二、文化：中国作家的主体责任　　

“千江有水千江月”，一镜无遮一镜明。世界虽然是个万花筒，应该，也本就是万紫千红、百鸟争鸣的；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却有着一个超越于机械自然的更高要求。人，不但是万物之灵（天使），还极易成为万恶之首（魔鬼）。尤其当人类凭借着智慧力量创造出的高新科技达到了与一般自然力相比肩的时候，甚至于已经严重干扰和破坏自然环境生态本身固有规律的时候，抑制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意志的自私、贪婪和残酷，以保障人类生活可以文明地持续永继，就成了日益紧迫的任务和一切有道德良知的人们及国家政府的高尚追求，而这一重担也就当然地落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有思想有品质的作家们的头上。人类的发展史、文明史则又一再表明，这一主体责任，在新的千年纪元中，责无旁贷地首要地落到了中国作家群体的身上。因为字母文字所创造的理念文化已经意志地把人类推向了灭亡的断崖边上，只有生象文字所具有的整体生生的天人合一的人类文明，才与自然规律合契若符。　　

作家，码的不是字，而是心，是正义思想，道德良知。　　

三、比较：东西方文学艺术的分野　　

“爱得昏天黑地神经兮兮”，“恨你恨到骨头里”。这是罗密欧与朱立叶的爱情模式，是小仲马《茶花女》、司汤达《红与黑》的情节构思，也是现在中国电视剧的滥觞。只有惨酷和悲伤，只有爱得死给你看，才能长出“恶之花”，是爱也暴力，恨也暴力。　　

爱就要永远与你长相守。爱地是你的厚道与坦诚，恨地是你不开窍的心灵。这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彩蝶双飞的生活情趣，是七仙女和董永神人之恋的爱也悠悠，恨也悠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哀而不怨，悲而不伤的自然情思。　　

这是两种文化下的两种情爱场景，却一个表达着可持续的自然人文的高尚文明；一个表达的仍然是一种理念意志设计出的与人类正常生活决裂的病态文化。我们现在流行的文艺作品，正在加剧着这种病态造型的无病呻吟。尤其网络上炒作的令人作呕的放荡不羁，如“犀利哥”、“芙蓉姐姐”等恶俗乱搞，标志着西方殖民文化意识下的网络文学的全盘西化之死亡之途。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从根本上找回我们的“汉字”，复兴已经被空心化、字母化、符号化了的“生象”文字，让其重新如诗如画，绽放光芒。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又为当代中国作家提供了无限的题材和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　　

爱情，是文艺作品永恒的题材，不是永恒的主题；文明，才是作家思维中的永恒主题，她的题材广大无边。　　

四、创作：生生之境，真善美景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可言。我说：人间有大道而不可常道。只有真正的作家，才可以完成这一塑造人类灵魂的庄严使命。  　　

如果物质产品可以叫制造的话，那么精神产品就应当叫创作。这里的本质区别是：生生，这一中华传统文明的灵魂。创作，只有上升到生生的高度，才能真正给人类带来对未来的期盼和现实生活的幸福感。　　

作家不是文书、秘书，也不是记者、史官，时刻凌受着各种情境的耻辱束缚。要在发恒久之性情，以真善美愉悦人生之奋蹄。　　

作家不应被传媒工具所误导，无论是口传、书契、刀刻、羊皮纸、布帛衬、活字印刷、激光照排、网络传诵，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本质无异。　　

创作的灵魂是文明思维，反映的是规律性，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本质性，也即道德品质。　　

拈贴和复制是格式化公文的机械制图。网络不等于快餐店，网络作品也不应该是速冻饺子。只剩下一个字：食。　　

最后，如果时间允许，想谈一下创作的灵感问题。　　

天才作家的特异感受功能能够反映出事物的征兆，或曰能够观察出事物的某种即定趋势。但是，征兆不是结论，虽然它反映着当时当地的思维直观（这是中国哲学最本质的认识论），蕴含着某种必然性。问题在于，当我们跳出西方单线单向的因果必然性狭隘决定论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必然的多原因、多向性、多因素的结构性条件要求。尤其是这些要求，不但体现在过程中，还体现在结果就要定型的那一刻、一瞬间各要素构成的量比关系（黄金法则）。这是形而上的必然性与或然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再现，也是中国思维式法与西方思想逻辑的根本区别所在。　　

中国作家新创作，在创作思维上就新在这里。　　

（按：此文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于2010年7月16-19日举办的“2010首届中国作家新创作论坛”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