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岳飞并非临阵脱逃，用史实戳穿“无知小丑”的欺世谎言

民族英雄岳飞并非临阵脱逃，用史实戳穿“无知小丑”的欺世谎言

（辟谣专用，汇集了大量与岳飞相关的材料，故本文较长）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岳飞的对立面，则是一个叫秦桧的反面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冤案在南宋孝宗朝被平反之后的八百多年间，世人对岳飞的评价没有太大的变化，总体上说，岳飞及其事迹基本上是被肯定的，虽然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这些不同意见却都没有推翻岳飞的形象，更没有彻底否定岳飞。而从南宋至今八、九百年的中国历史中，秦桧都是“奸臣”、“卖国贼”的代名词。

然而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潮和形态各异的众多理念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陷入混乱状态，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也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最近这些年对于岳飞和秦桧评价的混乱程度，远远超过此前的800年。

迄今为止，仍有一些人在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为秦桧翻案，还有一些对史实不甚了解的人则继续带着偏见去误解岳飞。更有甚者，某些居心叵测、用心险恶之徒，根本就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故意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甚至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他们到处招摇撞骗，自诩是“还原历史”，其实是在歪曲历史！他们不择手段地抹黑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大肆推销卖国文化和奴才哲学，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这其实是在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近几年来网上妖风邪气盛行，出现不少诬蔑诋毁岳飞的帖子，某个虚伪阴险的跳梁小丑在凤凰资讯网上发的那篇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该谬文不仅文笔拙劣，论述苍白无力，而且谬误和虚妄失实之处比比皆是，甚至在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问题上也是错漏百出。某个虚伪无耻的跳梁小丑道听途说地拾捡一些粗陋不实的材料，然后拼凑成一篇错漏百出的谬文，再给这篇谬文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谬名，进而混淆是非、哗众取宠。

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的作者就是一个典型的欺世盗名之徒，他不仅装模作样、居心不良，而且不学无术、寡廉鲜耻，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并且他还习惯于不懂装懂、故弄玄虚、信口雌黄，他那伪善的面具遮掩不了他猥琐无耻的丑恶嘴脸，由于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的作者既浅薄无知又厚颜无耻，十足一个虚伪无知的跳梁小丑形象。所以以下以“无知小丑”代指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的作者。

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的作者“无知小丑”做贼心虚，他除了使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偷换概念、信口雌黄等卑劣手段，剩下的就是无视史实，睁眼说瞎话，无中生有，妄图以此糊弄别人，他其实是在把公众当三岁小孩来忽悠！但是对于那些对与岳飞相关的具体史实比较陌生且又不求甚解的人们来说，“无知小丑”拼凑的谬文却又能蒙混过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歪曲历史更将贻害无穷！”面对网上的妖风邪气，那些良知未泯的人们哀叹世风日下！对于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指鹿为马，到处兴风作浪的嚣张气焰，许多有良知的人感到义愤填膺，一些有正义感的网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任由那些居心叵测之徒肆意歪曲历史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话，那么长此以往，国人的是非观念将不复存矣！

像其他有良知的人们一样，对于在网上兴风作浪的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歪曲历史、混淆是非的卑劣行径和嚣张气焰，本人感到深恶痛绝。本人收集了大量相关资料并下功夫整理以融会贯通，用大量史料作证据，通过对史实资料的分析来去伪存真，进而戳穿某些丑类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的卑劣伎俩和险恶用心。

“事实胜于雄辩”，——本文力求通过对史实资料的引证分析来全面彻底地揭露《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一文中所存在的大量谬误错讹和虚妄失实之处，故本文篇幅较长。


本文共分为十三个部分，即：

一、 揭露“无知小丑”在基本历史常识问题上的错漏百出；

二、关于岳飞抗金的时代背景以及岳飞与王彦之间的嫌隙

三、岳家军的组建过程以及淮东苦战，兼谈岳飞所部自泰州撤退是否“莫名其妙”？

四、关于和尚原之战以及吴玠与岳飞的对比

五、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六、南宋前期的著名将领简介以及岳飞与南宋其他将领之比较

七、岳家军的军纪如何？也谈岳飞治军

八、南宋军民是如何看待岳飞冤案的？兼谈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

九、《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兼谈《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十、根据金国的内忧外患来推断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十一、在当代，都是些什么人在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


（以下以“无知小丑”代指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的作者)

十二世纪初，东北地区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随即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建立了金国。完颜阿骨打（旻）也即后来被金人尊为金太祖的金国开国皇帝。

新兴的金国女真族当时刚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盛行奴隶制，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即位后，金国女真军队吞灭辽国，接着又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他们看穿了宋朝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认为宋军是比辽军更不中用的对手。至于中原地区丰盛的物产，都市生活的繁华，统治者的无数金玉珍宝，更使女真贵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军的实力是空前强大的，但北宋朝廷对这场势不可免的战争却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准备，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度和富庶国家，正面临着一场空前的劫难。

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

金国建立初期，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强制推行奴隶制，这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特别尖锐的社会问题。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上刺“官“字，立价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权隶的市场。驱掳的汉人过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杀，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室韦和高丽。奴隶价格极为低廉，十个被俘的奴隶，到西夏只能换得一匹马。女真贵族还大放高利贷，“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使很多入沦为债务奴隶，有时则干脆“豪压贫民为奴”。按照女真社会的法律，罪犯的家属可以充当奴隶。在金国户籍中，“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此外，还有属于私人的“奴婢户”。这些都算是金国的正式户名。

在奴隶制下，奴隶的来源不外有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债务奴隶等等，金国建立初期几乎是应有尽有。贪婪的金国女真贵族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部分地破坏了中原农业社会固有的土地租佃关系，而扩大其奴隶制经济。

金国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贵族都是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朝进行户口的“通检推排”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脾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了蓄发的习俗。女真统治者却按本民族的流行发型，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地位最为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金国女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导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引起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顽强助、持久的反抗斗争。金国女真贵族的兵锋所到之处，宋朝各地人民随即聚集起来进行反抗。在河北，“太行义士”“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为了挣脱奴隶锁链，被俘汉人“相结上太行为盗”（《大金国志》卷11）；在河东，一个名叫石竧（读净）的抗金义军首领，被俘之后，面对金兵统帅粘罕的威逼利诱，坚决不投降。后来粘罕命令金兵将石竧“钉之于车，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声喊道：“爷是汉人，能死不降，爷姓石，石上钉撅，更不移改！”（《大金国志》卷6）李彦仙以陕州孤城为依托，屡次击败金国女真兵的进犯，“金人不得西”， 后来“城陷，彦仙率士卒巷战”，“虽妇女亦升屋以瓦掷金人”，为国捐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宋史》卷448《李彦仙传》）单是上述事实，即可深刻地说明，千百万人民群众，是抗金斗争的坚定的主力军。

宋金战争本质上是一次民族战争，是女真奴隶主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奴役和反奴役之争，是野蛮和文明之争，是分裂和统一之争。

宋朝是当时全世界最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社会，其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过唐代文明，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进展。（注：据史学家考证，在宋朝鼎盛之时，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美国的经济总量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了两次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纪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南下。

发生于公元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除四川、广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对经济和文化造成很严重的破坏。即使在岳飞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黄河以南，到长江以北的广阔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经济凋敝，也没有恢复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难。

金国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特别是在岳飞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汉族文明遭受劫难最主要的、最惨重的阶段。金国女真贵族，除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外，金国女真统治者对汉人的民族意识刺激最深者，一是对汉族男子强行“剃头辫发”，二是强制推行奴隶制。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经济却又倒退为奴隶制经济，而且奴隶制还不断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抗金战争中，这样的猛士，无论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没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万。正是这些猛士们的奋斗牺牲，保卫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女真族的进步和汉化。

(以上背景资料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第二章)

在攻灭辽国之后，金国女真人又将兵锋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连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不仅腐化没落，而且懦弱无能，在重大军国问题上接连失策，致使宋军接连败退，金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女真兵铁骑所过之处，宋朝百姓老弱惨遭杀害，妇女被驱掠蹂躏，男子多被掳去为奴，剃掉部分头发，结扎辫子，充当管马、负担等苦力。田野里纵横交错的尸骸还来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经荒芜，颓垣败屋也少有炊烟。金军的烧杀抢掠，既使对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极度的生活困难，中原百姓冻饿交迫，痛不欲生。

在第二次从军归来之时，岳飞在家乡见到了怀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总算得到了一点宽慰。但是，国家的危难，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难，使这个热血男儿悲愤填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艰险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贪生苟活，也极其不易，更何况岳飞决非是一个贪生苟活者。在河东的战争中，岳飞就已经是不畏刀丛箭雨的勇士。

事到如今，岳飞更强烈地感到，死难的乡亲必须用仇敌的血来祭奠，大地的剩秽必须用自己的剑去铲除。岳飞闻鼓鼙而思奋，决心重返前线，为驱逐外敌、光复河山而效命。剩下的唯一顾虑，是年过六十的老母亲。岳飞离家后，曾经在艰难困顿的岁月中抚育自己的老母姚氏，自然缺少照应和保护，这又使他很难忍心为此。姚氏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却深明大义，她决不愿意拖累儿子，而是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报国”。最后，岳飞决定留下妻子刘氏，照顾老母和幼子。

岳飞临行之际，岳飞的母亲姚氏请人在他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也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的峥嵘岁月里，岳飞始终以百折不挠的自强不息精神，履践着自己和母亲共同的庄严誓言。千百年来，“尽忠报国”也成了象征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一面大旗。

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第三次从军。农民出身的岳飞过去两次当兵，其实是为了谋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从军之时，岳飞已经成长为一个自觉的爱国者。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冬，岳飞前往投奔正在河北负责招募义士的宋朝大臣刘浩。刚应募入伍的时候，岳飞只是普通士兵，但是年轻有为的岳飞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天赋，在北宋末年的抗金斗争中立下一系列战功，接连被提拔，“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下级军官。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为昏庸无能的北宋君臣指挥不当，加之江湖术士郭京误国，北宋都城东京汴梁被金国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烧杀抢劫搜刮，将当时世界的著名大都会东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着徽、钦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国女真兵押走的还有东京城内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还带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舆图以及宝器法物，北宋宣告灭亡。史称“靖康之变”或“靖康之耻”。

金国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等另立原北宋大臣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国号楚。伪楚傀儡政权不得人心，无法维持下去，张邦昌不得不派人把御玺送到济州，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公元1127年4月21日，康王赵构离开济州，前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发之前，康王赵构将元帅府所属五军重新编组，其中张俊任中军统制，刘浩任中军副统制。岳飞作为中军的一名偏裨武将，随同大队人马，护送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帝，前往南京应天府。

五月初一日，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宋高宗赵构当时才二十一岁，他长期在深官养尊处优，所擅长的只有享受和淫乐，统治经验还不丰富。宋高宗赵构称帝伊始，迫于严酷的形势，不得不起用众望所归的爱国名臣李纲担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赵构当时真正言听计从的，却是权奸汪伯彦、黄潜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纲于建炎元年六月间自南方赶到南京应天府，他总结北宋亡国的惨重教训，审度宋金的实力对比，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李纲采纳张悫等人的建议，号召民众组织忠义巡社，抵抗金军。李纲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京城；推荐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任河东路经制副使，负责收复两路沦陷的州县。

李纲积极抗金备战，却遭到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难。黄潜善和汪伯彦坚持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这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岳飞处于黄潜善等权奸的羁束之下，接连几个月无仗可打，闷闷不乐。以岳飞当时官职之卑微，当然没有资格了解过问宋廷的许多谋议与争论，但是，岳飞逐渐明白，新建立的南宋朝廷显然并无认真抗金、收复失地的远图，只是一味地消极地怯战和退避。最后，宋高宗赵构准备往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巡幸”的消息，也终于传到官卑职小的岳飞耳中，岳飞忧心忡忡，焦急万分，感到无法保持沉默了。事关大局，尽管自己人微言轻，必须克尽己责，岳飞满腔爱国热忱于是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

建炎元年(1127年)六、七月问，当时还是下级军官的岳飞恳切地向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岳飞指责黄潜善、汪伯彦等人无意恢复故疆，迎还徽、钦二帝，却欲退避到长安（即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襄阳（即襄阳府，湖北襄樊）、扬州等地，“在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中原的百姓将会感到失望，即使将帅们拼死作战，也无成功的可能。岳飞恳求皇帝改变主意，取消去三州“巡幸”的诏令，车驾还东京，主持大局，乘着金军怠懈的机会，亲率大军，渡河北伐，则“中原之地指期可复”。

这是岳飞第一次正式批评南宋朝廷的投降政策。北伐还是南逃，进驻开封还是退居扬州，这是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斗争的焦点之一。爱国文臣李纲和宗泽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经过一年多的锤炼，岳飞作为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武将，其批评居然切中投降派的要害，这表明他已具备非凡的见识。

在宋朝官场崇文抑武的风习下，武将被视为粗人，对其文化也并无什么要求，有的大将甚至目不识丁。岳飞本人自幼并未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他身为“区区武弁”，现在居然能够单独上书言事，足见他当时已经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其见识也已不同凡响。在宋朝尊文抑武的时代背景下，岳飞作为一个下级偏将居然也能单独上书言事，这在当时无疑是凤毛麟角，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赵宋的家规国策是以文制武，刻意贬低和压抑武人，形成文尊武卑的关系。岳飞不过是一个从七品的下级小武官，在那个鄙视武夫的时代里，岳飞居然敢于上书规谏皇帝，指斥宰执，评议时政，这无疑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看到岳飞的上书，自然是嗤之以鼻，他们作出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批示。岳飞不仅被革掉官职，还被削除军籍，赶出兵营，“孤孑一身，狼狈羁旅”，一时连生计也无着落。岳飞遭受如此严酷的打击迫害，但他的爱国热情却并未被浇灭。岳飞怀着“尽忠报国”之志，又奔向河北抗金前线。

当时宋朝在河北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设有两个重要机构：一是杜充的北京留守司，负责守城；二是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负责收复河北的失地。

宋朝爱国名臣张所任监察御史时，力主抗战卫国，用蜡书号召河北路人民参军杀敌，在河北享有相当高的威望。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张所上奏，反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主张“放弃河北与河东，与金国划河为界”的卖国行径，并且弹劾黄潜善“奸邪”，张所因此受到很重的贬黜。后经李纲据理力争，张所方得复用。

当时，金军仅仅只占领河北和河东路的部分州县。河北失守的仅有西路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卫辉）、濬州和真定府，宋朝其它的府、州、军都固守待援。金军连从燕山府（今北京地区）南下的通道也没能保持。

张所就任河北路招抚使后，积极招募民兵，筹划粮饷，准备先克复怀州等四州、府，再解除金兵对中山府的包围。

岳飞在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间投奔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司，并且坚持要求参见张所本人，岳飞前后三次恳求，才见到张所。张所让岳飞暂充效用兵，作为普通一兵留在“帐前使唤”。

河北路招抚司有一位募僚，名叫赵九龄，他最初由李纲举荐，曾任“御营机宜”。赵九龄同岳飞有所接触后，很快地就赏识了岳飞，认为这个青年是“天下奇才”。

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说：“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大为惊奇，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当即命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

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经历此番谈话，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将岳飞从白身的效用“借补”修武郎、閤门宣赞舍人，充任中军统领。接着，又很快超升三官，借补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

张所多方收揽一些英勇的志士人才，同时布置反击金国女真兵的一些具体措施，并且决定把招抚使司设置在北京大名府，以便深入河北腹地。

王彦是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少年时就喜读兵书，更喜骑马、射箭等事。后来投身从军，曾跟随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战西夏，立有战功。张所对王彦的才智也很赏识，在受命为河北招抚使之后，张所就提拔王彦，让王彦做都统制。

由于当朝权奸黄潜善和汪伯彦的作祟，致使河北西路招抚司的工作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连存放在大名府的兵器和甲胃也不能动用。

到了建炎元年(1127年)九月中旬，张所勉强拼凑了七千装备不良的军队，任命王彦为都统制，率军前去收复卫州等地。卫、怀、濬三州位于河北西路最南端，是金军楔入中原的桥头堡，对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都构成很大威胁，势在必争。

出兵之时，岳飞和张翼、白安民等十一将都隶属王彦，一起进发。当张所送他们慷慨出征时，岳飞万没料想到，这竟是他和张所的最后一别。

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罢免，李纲的抗金措置也随之全部废弃。王彦的军队离开大名府之后，贬谪张所的命令便很快下达。宋高宗群臣将张所贬逐岭南，这是宋朝时期对官员极重的处分。张所一片丹心报国，忠于职守，投降派其实根本找不到什么罪名，作为张所对弹劾权奸黄潜善的报复，竟然能下此毒手，也足见时政之昏暗。张所后来居留荆湖南路首府潭州（今湖南长沙），被土匪刘忠杀害。

（附注：在岳飞一生中，感情最深厚的上级无疑是张所。两人相处仅有一个多月，而艰难困厄时机的知遇之恩，抗金志向的契合，却使有情有义的岳飞终生铭感难忘。十多年后，岳飞成为统军大帅，身居高位，仍不忘张所当年的知遇之恩。岳飞在家中设立张所的牌位，并经常恭恭敬敬地祭拜。岳飞还花费很大气力，终于找到张所的幼子张宗本，“教以儒业，饮食起居，使处诸子右”。岳飞还上奏朝廷，“追复”张所原官。有一次，岳飞长子岳云立下战功，南宋朝廷要授予岳云一个官衔，岳飞却为此上疏奏请，把这一官衔让给了张所的儿子张宗本。岳家军重要将领张宪也是张所之子，张宪受其父张所影响，少怀报国之志，自幼习文练武，六艺精熟。张宪弱冠从军，是岳飞的部将。张宪有勇有谋，能征善战，冠于三军，每有战事，总是率部先行，岳飞十分倚重他。）

张所的革职，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撤销，使王彦一军成了断了线的风筝，既得不到上级指示，也没有后援。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北方民众。王彦率领岳飞等将领屡破金兵，向各处传送榜帖，号召北方人民起来响应和支援。金国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认真对付这支宋军。

王彦后来驻军卫州新乡县（今河南新乡）的石门山下。由于敌军大量集结，王彦感到必须采取持重的方针。

年轻气盛的岳飞却不理解上司王彦的做法，他责备王彦胆怯。岳飞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

王彦沉默不语，只是给岳飞劝酒。王彦一位刘姓的募僚对岳飞凌犯上司，颇感不平，便屡次在手掌中写一“斩”字，以示王彦，王彦也不作表态。

岳飞一怒之下，便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岳飞夺取了金军的大纛，在空中挥舞，以激励士气。于是其他各军也争先恐后地出击，于是一鼓作气攻下新乡县，生擒金军千夫长阿里孛。接着，宋军又击败了金军万夫长王索的军队。

然而，宋军的接连胜捷却招致更多金军的大举反扑。金国女真人误以为宋朝大军开到，于是就集结了数万大军，向宋军发起大举反攻。金国军队将新乡城围住，攻势愈来愈猛，箭如雨下，宋军损失惨重。新乡城中的几千宋军既和外面相隔绝，又缺乏装备和粮饷。为保存这一支抗金力量，王彦和包括岳飞在内的部将们商议之后，决定突围而出。

冲出重围之后，宋军将士们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行动对策。但是，大家的意见产生分歧，有几个统制官干脆带领一些士兵悄悄溜走了。岳飞和王彦虽然都主张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意见却也不尽相同，双方争执不下，倔强的岳飞不肯继续接受王彦的节制，于是就率领一部分兵力自成一军而去。

王彦收集溃散的部众，共得七百余人，他们转入共城县（今河南省辉县）的西山去据险扎营。王彦还派遣心腹去与“两河豪杰”进行联系，以图再举。后来王彦所部为了显示杀敌报国的决心，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于是，人们就把王彦的这支部队称作“八字军”，“八字军”得到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的支持，很快发展壮大，声威大振。

岳飞率部分军士脱离王彦的领导并自成一军之后，在候兆川遭逢金兵。岳飞激励士卒死战，终于击退金兵，而岳飞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十余处。岳飞率领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岳飞的小部队在太行山区坚持苦战，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处境十分艰难。

当听到“八字军”发展壮大的消息以后，岳飞对自己当初擅自脱离王彦领导之事深感后悔。岳飞虽然性格倔强，但还是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过错。

岳飞留下部属，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但是王彦对往日的嫌隙仍然耿耿于怀，他既不肯收留岳飞，也不愿借军粮给岳飞。

王彦的某些部属甚至建议将岳飞处死，但王彦却没有这样做。王彦心中虽然仍怀恨岳飞的倔强和对自己的冒犯，却也很爱惜岳飞的才能。

王彦对岳飞说：“汝罪当诛，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材难得，岂复雠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王彦用一厄酒将岳飞打发走了。

岳飞碰壁之后，并不灰心丧气，岳飞回去以后召集部属，率领这支小部队继续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

在一次战斗中，岳飞所部俘虏了金将拓跋耶乌，夺到几十匹战马。

时隔数日，他们又发现金军的一支大部队，在婉蜒的山路中行进。岳飞当即命令几十名军士据守险要，虚张声势。岳飞自己则舞动一丈八尺长的铁枪，跃马驰下山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刺死金军首领黑风大王，上万名金兵猝不及防，误以为中了埋伏，纷纷仓皇败逃。

再说爱国文臣宗泽于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赶赴东京开封府担任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北宋故都，之后即着手整顿毁废的城防设施，沿大河建立连珠寨，规划光复国土的大计。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在那山河破碎的乱世，各种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散居流窜各地，千百为群，实为不可忽视的武力。民间武装大抵是处于乱世，以保卫本乡本土为宗旨，至于溃兵游勇和盗匪无非是乘乱作乱，烧杀抢掠，或者称霸一方。

从抗金的大局出发，宗泽的收编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很多“义士”也从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最后，宗泽编组号称百万人的大军，积储了足供半年食用的粮草。

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岳飞此时率一支孤军转战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深感自己势孤力单，难成大事。后来，那位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威信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任命“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王彦便派人传令，让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当初岳飞年轻气盛，责备上司王彦胆怯畏敌，然后岳飞带兵擅自出战，虽然取得了一些胜果，却遭到金军优势兵力的疯狂反扑。宋军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岳飞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而摆脱王彦的领导，擅自以所部自为一军。事后岳飞认识到自己草率行动的过错，主动负荆请罪，恳求王彦原谅，但是王彦却对往事耿耿于怀，他既不肯收留岳飞，也不愿借军粮给岳飞，在不欢而散之后，岳飞的小部队在太行山区艰苦抗金。

对于往事，岳飞历历在目，岳飞知道自己与王彦有隙，并且王彦仍然对往事念念不忘，岳飞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自己的部属南下东京开封府，直接去投奔德高望重的东京留守宗泽。

岳飞带着自己的小部队来到东京开封府以后，东京留守司的官员却查究起岳飞当初脱离王彦领导、独立成军之事，按照宋朝当时的军法规定：“军中非大将令，副将下辄出号令，及改易族旗军号者，斩”“背军走者，斩”。东京留守司的官员们将此事报告宗泽，建议对岳飞军法从事。

宗泽早就知道岳飞骁勇善战，认为岳飞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材”，他了解了岳飞出于杀敌报国心切方与主将王彦产生嫌隙并脱离主将的前因后果之后，就谅解了岳飞的过错，决定将岳飞留在军中，降官为秉义郎，以将功补过。

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金军大举南侵，进犯孟州(今河南孟县)的汜水关。宗泽当即委派岳飞为踏白使，命令岳飞率领五百骑士，前往侦察敌情。

岳飞临行前，宗泽对他说：“汝罪当死，吾释不问，当今为我立功。往视敌势，毋得轻斗！”

岳飞当即谢罪禀命而行，岳飞率部侦察敌情，在汜水关一带与金兵发生遭遇战。岳飞鼓足勇气，所向无前，一举击败金兵。当岳飞凯旋回到东京开封府后，宗泽立即提拔岳飞为统领，不久又提升岳飞为统制。

事情的原委经过原来如此，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在他拼凑出来的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之中，是如何描述这件事情的呢？

“无知小丑”先生在他的谬文中写道：

“王彦过河后，兵临新乡，金兵势盛，王彦欲慎重进兵，岳飞却笑其胆小，独率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

事实上，王彦当时三十八岁，作为老将，比较老成持重，故面对金兵的优势兵力，王彦不敢贸然发起进攻。而岳飞当时才二十五岁，年轻气盛，急于报国杀敌，故产生误会。

岳飞当时初出茅庐，一心想着要杀敌报国，急于求战，但作战经验尚不丰富。当看到上司王彦避敌观望的做法，耿直的岳飞想不通，岳飞甚至冒着触犯严酷军法的危险，挺身而出，指责主将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是想叛国投敌。岳飞对王彦说：“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

很显然，王彦并不是“欲慎重进兵”，而是在避敌观望！岳飞也没有“笑王彦胆小”，而是当面声色俱厉地指责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意欲叛国投敌。

面对年轻部将的质疑和指责，王彦作为前辈和主将，却沉默不语，只是给岳飞劝酒，并没有及时解释避敌不战的原因，致使岳飞产生更大的误会。所以，对于岳飞和王彦之间的嫌隙，岳飞虽然有责任，但王彦也有一定的责任。

“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独自率领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的表述其实是避重就轻的片面描述。

事实上，当见到上司王彦只是在敷衍自己却对是否要对敌军发起进攻之事不置可否时，岳飞感到非常愤怒，岳飞当即就率领部分军士擅自出战。岳飞夺取了金军的大纛，在空中挥舞，以激励士气，其他各军见状也争先恐后地出击，于是一举攻下新乡县，生擒金军千夫长阿里孛。接着，宋军又击败了金军万夫长王索的军队。

“无知小丑”先生继续写道：“(宋军)遂攻下新乡。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

然而事实上，在擅自出战并引领宋军攻下新乡之前，岳飞就当面指责王彦胆怯畏敌，怀疑王彦是想叛国投敌。面对岳飞的质疑和指责，王彦作为前辈和主将，只是沉默不语，不停地给岳飞劝酒，王彦的一位刘姓的募僚认为岳飞凌犯上司，于是就屡次在手掌中写一“斩”字，给王彦看，王彦也不作表态。这些说明在宋军进攻新乡之前，王彦并没有和岳飞“反目成仇”。

而在宋军攻下新乡之后，岳飞也没有“率部单独行动”，岳飞此时仍然是王彦的部下，后来王彦还指挥包括岳飞在内的宋军将士在新乡抵抗金国军队的大举反攻。

金国女真人两战两败，误以为宋朝大军开到，于是就集结了数万大军，向宋军发起大举反攻。金国军队将新乡城围住，攻势愈来愈猛，箭如雨下，宋军损失惨重。新乡城中的几千宋军既和外面相隔绝，又缺乏装备和粮饷。为保存这一支抗金力量，王彦和包括岳飞在内的部将们商议之后，决定突围而出。

显然，岳飞不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引领宋军将士攻下新乡，而且在攻下新乡之后，还参与了保卫新乡城，抗击数万金兵大举反攻的战斗。面对众寡悬殊、 装备粮饷匮乏的不利形势，王彦指挥包括岳飞在内的宋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突破了金国军队的包围圈。

而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宋军将士们聚在一起商量以后的行动对策。但是，大家的意见产生分歧，有几个统制官干脆带领一些士兵悄悄溜走了。岳飞和王彦虽然都主张继续战斗下去，但是意见却也不尽相同，双方争执不下，倔强的岳飞不肯继续接受王彦的节制，这才率领一部分兵力自成一军而去。

很显然，所谓在宋军攻下新乡之后，“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而就在这时，金人以为宋大军进入河北，急调数万精兵前来围剿，将新乡围得水泄不通。王彦则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冒死突出重围”之说其实是“无知小丑”先生通过断章取义编造出来的，“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信口雌黄，歪曲历史。

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王彦收集溃散的部众，联络“两河豪杰”，屡败金兵，势力就很快发展壮大。不久，河北、河东有十九个营寨的忠义民兵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纷纷响应王彦的号召，兵众达十多万人，绵亘于数百里内，金鼓之声，彼此都可互相听到。西至并、汾，北至相、卫，凡已聚众结寨抗金的，也都愿意接受王彦的号令和指挥。

在从新乡城突围之后，岳飞率部分军士脱离王彦的领导并自成一军。不久，岳飞所部在候兆川遭逢金兵。岳飞激励士卒死战，终于击退金兵，而岳飞本人也在战斗中受伤十余处。岳飞率领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部队转战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岳飞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处境十分艰难。

当听到王彦“八字军”发展壮大的消息以后，岳飞对自己当初擅自脱离王彦领导之事深感后悔。岳飞虽然性格倔强，但还是能够勇敢地正视自己的过错。岳飞留下部属，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目的只是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愿意再次接受王彦的领导，同时向王彦借一些军粮以维持自己率领的那支抗金队伍。

很显然，岳飞是在处境艰难的时期主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并向王彦借粮。

龌龊无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却肆意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颠倒黑白、歪曲历史，诬蔑岳飞“临阵脱逃”!

“无知小丑”先生写道：“(王彦率军)且战且退到共城西山，据说身边仅剩700余人，但他们据险设寨，顽强死守，使散亡部下逐渐寻归。这时，岳飞不听将令，反在此时理直气壮地向处于危机中的王彦要粮。因此，众人在气愤中要求按军法处置岳飞。但王彦为岳飞松绑，置酒相待，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可岳飞竟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率部下渡河回东京，转投宗泽去了。”

但是事实上，在岳飞前来借军粮之时，王彦的抗金武装早已发展壮大，愿意接受王彦的号令和指挥的河北河东各路忠义民兵武装有十多万人，绵亘于数百里内，金鼓之声，彼此都可互相听到，并且他们还屡败金兵，声威大振。王彦所部当时声势如此之浩大，根本就没有什么“危机”!当时作为声势浩大的“八字军”首领兼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盟主”的王彦，在得到北方民众和各路义军鼎力支持且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的大营显然不可能缺少军粮。

然而，这些竟然被“无知小丑”先生歪曲成了“(王彦)困守荒山，没有余粮”!!

“无知小丑”先生所谓的王彦所部当时“处于危机中”之说，纯粹是信口雌黄、混淆是非!

实际上，倒是岳飞率领的那支抗金小部队处境十分艰难。岳飞带着那支人数不多的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抗金，接连击败金兵。然而到了冬天，天寒粮尽，只能将自己骑乘的战马也宰杀作食，缺吃少穿，势单力薄，孤军无援。

岳飞迫不得已，留下部属之后，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王彦原谅自己的过失。然而王彦对往事耿耿于怀，始终不肯谅解作为后辈的青年将领岳飞当初的冒犯和过失。

岳飞能够屈己谢罪，只身一人前住王彦的山寨，叩门负荆请罪，请求曾经被自己指斥为“胆怯畏敌，欲叛国投敌”的前上司王彦原谅自己擅自脱离上司领导的过错，这说明岳飞能够正视自己的过错并愿意改正，同时也说明岳飞率领的那支抗金小部队的处境确实十分艰难，甚至连吃穿都成问题。而以岳飞的脾气和倔强性格，这样做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王彦既不肯收留已经负荆请罪的青年将领岳飞，也不愿借一点军粮给已陷入缺吃少穿困境的岳飞的抗金小部队，这只能说明王彦心胸狭隘，度量小。

王彦度量小，但是毕竟是良知未泯的爱国将领。对于岳飞当初对王彦的冒犯，王彦虽然一直不能释怀，但王彦却知道在国家危难之际，像岳飞这样的将才很难得，所以王彦尽管没有原谅岳飞的过失，却也没有听从某些部属提出的杀害岳飞的建议，这也表明王彦做事时是将国家大局放在个人恩怨的前面。

王彦当时对岳飞说：“你擅自脱离长官的罪责，按照军法当斩。但是你虽然脱离我的领导已经很久了，却仍然能够主动上门，负荆请罪，这说明你很有胆识。现在国家处在艰难危机时期，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样的人才很难得，我怎么能够在这种形势下报仇泄愤呢？我现在不追究你的罪责，你走吧！”接着王彦用一壶酒将岳飞打发走了。

(王彦原话：“汝罪当诛，然汝去吾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材难得，岂复雠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

从哪里可以看出“(王彦向岳飞)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这件事情？

岳飞负荆请罪却得不到前上司王彦的谅解，并且其借粮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但是岳飞在碰壁以后却并不灰心丧气，虽屡遭挫折，仍坚忍不拔。

在离开王彦的山寨大营以后，岳飞回去召集部属继续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

在一次战斗中，岳飞率领的小部队俘虏了金将拓跋耶乌，夺到几十匹战马。时隔数日，他们又发现金军的一支大部队，在婉蜒的山路中行进。岳飞当即命令几十名兵士据守险要，虚张声势。岳飞自己则舞动一丈八尺长的铁枪，跃马驰下山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枪刺死金军首领黑风大王，上万名金军猝不及防，误以为中了埋伏，纷纷仓皇败逃。

很显然，在王彦不肯借粮的情况下，尽管天寒粮尽、缺吃少穿、势单力薄、孤军无援，但是坚强不屈的爱国英雄岳飞却没有气馁。岳飞率领的小部队在黄河以北的太行山区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接连击败金兵。

后来，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威信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委任“八字军”首领王彦“制置两河军事”，让王彦负责领导敌后的各路抗金武装。王彦于是派人传令，让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对于往事，岳飞记忆犹新，岳飞明白自己曾经屡次冒犯前上司王彦，两人之间有难以化解的嫌隙。而且王彦心胸狭隘，仍然对往事耿耿于怀，以后难免会生事端，岳飞深感与王彦难以共事，不愿在那位与自己有嫌隙且度量小的前上司王彦手下卖命。同时深感自己孤军奋战，势孤力单，难成大事，于是岳飞这才决定率领自己的部属南下东京开封府，直接去投奔德高望重的东京留守宗泽。

但是猥琐无耻的“无知小丑”先生竟然置史实于不顾，故意斩断历史，把岳飞向王彦借粮遭到拒绝之后的那段艰苦抗金的事迹直接省略了!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招摇撞骗、糊弄公众!

“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 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无知小丑”先生还写道“高宗六年二月，大本营以王彦管理有方，升其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王彦则以岳飞为荆襄樊方面军大帅，力辞不就。张俊遂保奏王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都督府参谋军事。现在的问题是:王彦为什么在功升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时，却以岳飞节制荆襄，辞职不就呢？ 唯一的原因，就是岳飞当年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是名副其实的临阵脱逃！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就足以看出并非王彦心胸狭窄，而恰恰是岳飞心高气傲，从一开始就不肯甘居人下。”

事实上，面对金兵的优势兵力，与岳飞相比，王彦当初的兵力更多，却不敢贸然向金兵发起进攻，其实具有“胆怯畏敌”“临阵脱逃”的性质。然而，“无知小丑”先生却在他那篇谬文里置史实于不顾，断章取义，公然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牵强附会地诬蔑岳飞“临阵脱逃”！ “无知小丑”先生显然是在招摇撞骗，糊弄公众！

前面的大量深入分析已经全面证明岳飞并没有临阵脱逃，“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在置史实于不顾，颠倒黑白，信口雌黄，诬蔑岳飞！

下面先看看著名历史学家、现代宋史研究先驱邓广铭先生在他的著述《岳飞传》中是怎样描述的：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二月，南宋王朝已经宣布委派岳飞为湖北、襄阳两路的宣抚使，而且指令岳飞驻屯襄阳府了，却又在几天之后把王彦调做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表面的理由是：襄阳为军事重地，故特命王彦以所部前往镇守；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王彦体衰多病，南宋朝廷的执政大臣张浚担心王彦万一去世，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去继续统领他这支部队，若把王彦调往襄阳，到王彦果真有个好歹时，他的部队就可以并归岳家军了。

宣抚使是在地方帅守之上的一种职位，帅守行文给宣抚使须用申状。也就是说，王彦如果到襄阳去就职，那就必须把从前曾经背离过他的那位部属岳飞作为自己当前的上司，而听受其节制。王彦实在缺乏这样一种雅量，因而向南宋王朝辞掉了这一新职。南宋王朝于这年四月，改派刘洪道去做襄阳知府。王彦则由张浚出面，调他作“前护副军都统制”兼任都督行府参议军事。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之时，岳飞的军职早已超越王彦，不仅官位远在王彦之上，而且气度也比王彦宽大得多。对于岳飞来说，为了军国大事，以前的嫌隙全都可以置之度外。因此，当王彦带领他的全部兵马从荆南顺江而下，要到张浚的都督行府就参议军事之任时，在鄂州的岳飞便派人去与王彦相约，希望王彦能在鄂州停舟一见，王彦应允了。岳飞和王彦在长江边手把手交谈。忽然一阵顺风吹来，王彦立即命令解缆，乘风鼓棹，顺流驶去，快速如飞。岳飞目送着载着王彦急驶远去的那艘船，满口赞赏了好大一阵子。】

下面再看看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著述《岳飞新传》中是怎样描述的：

【绍兴六年（公元1136 年），王彦所统的八字军驻守荆南府，其正式军号为前护副军，王彦任都统制。王彦身患重病，南宋朝廷的左相赵鼎和右相张浚商议，万一王彦病故，其军便无人统率，不如将此军移屯襄阳府，由王彦出任知府兼京西南路安抚使，受岳飞“节制”。等岳飞移军襄阳府，作为其宣抚司驻地后，就将八字军并入岳家军。宋廷于绍兴六年二月发表了王彦此项新命。

此时，岳飞的威名战功早已凌驾于王彦之上，王彦因十年前的嫌隙，现在居然要受旧日部将的“节制”，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王彦坚决上奏辞免新命，而他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宋廷为息事宁人，又下令将八字军调驻临安府。王彦率领本部一万人马，准备由荆南府乘船，顺江东下。

岳飞对八字军不能归自己统属，自然深感惋惜。岳飞派人邀请王彦在鄂州稍事停留，以释嫌言欢，王彦表示同意。绍兴六年七月初秋的一天，岳飞率领众多部将和幕僚，来到鄂州江边，恭候王彦。不料王彦却违约食言，指挥船队乘风扬帆，飞驶而去。岳飞受到如此无礼的对待，却不介意，仍然对部将和幕僚叙述王彦昔日的立身行事，并表示叹服。】

显然，不论是邓广铭先生的著述《岳飞传》，还是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飞新传》，都描述得很清楚，也即后来成为大军统帅的岳飞的气度要比王彦宽大得多。岳飞为了抗击外侮、收复旧山河的远大宏图，愿意放下统军大帅的架子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报效国家。

时隔十年，岳飞不计前嫌，主动显示善意，诚心诚意地和王彦在长江边手把手交谈，就是希望能够尽释前嫌，以更好地为抗金大业服务。再对比当初作为声势浩大的“八字军”首领兼河北河东各路抗金义军“盟主”的王彦，在得到北方民众和各路义军鼎力支持且势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他的大营显然不可能缺少军粮。但王彦既不肯谅解已经负荆请罪的青年将领岳飞的冒犯和过失，也不愿借一点军粮给当时已陷入缺吃少穿困境的岳飞的抗金小部队。

两厢比较，岳飞宽宏大量，王彦小肚鸡肠!

而上面的分析也再次暴露了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凭空臆断、胡言妄语的龌龊无耻嘴脸。

关于抗金将领王彦的结局，这里简要说明一下：

建炎二年（1128）5月，王彦率“八字军”精锐一万人渡河来到东京汴梁，东京留守宗泽很高兴，派王彦部队驻兵近郊，保卫汴京。建炎二年（1128年）7月，王彦将部队交给东京留守司指挥，自己则率亲兵到南下江南去参见宋高宗，请求朝廷北上抗金。在见到南宋朝廷当时的执政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以后，王彦力陈两河忠义民兵正翘首企盼王师，请朝廷顺应民心，赶紧出兵北伐，然而当时南宋朝廷正派宇文虚中出使金国以曲膝求和。听过王彦的陈述之后，汪、黄二人大为恼怒，取消了王彦晋见宋高宗的安排，将王彦的官职降了好几级，让王彦去充任御营平寇统领。王彦大为失望，遂称病致仕。年底，抗战派文臣张浚出任川、陕、京、湖宣抚使，任命王彦为前军统制。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王彦所部与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公事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宰相张浚荐刘锜文武全才，刘锜被任命为权主管侍卫亲军马军司及殿前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公事，统管重建的三衙军，但三衙军数量不多，只是宋高宗的护卫军。同年二月，王彦也罢去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王彦奉命到邵州（今湖南邵阳）去当地方官。临行之前，宋高宗亲自召见王彦，他对王彦说：“因为你善于管理平民百姓，所以让你去担任地方行政官”（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王彦抗金报国的抱负也就无法得以施展。在当地方官期间，王彦也为抗金事业作了一些贡献。绍兴九年（1139），王彦在忧愤中离开了人世。

三、岳家军的组建过程以及淮东苦战，兼谈岳飞所部自泰州撤退是否“莫名其妙”？


岳飞早年曾随德高望重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守卫开封，并在那里接连挫败金军的进攻。

宗泽去世之后，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任命杜充接任东京留守，让杜充去接管东京留守司的军队，原本是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

杜充既无意于抗金，又没有威信，加之杜充具有刚愎自用、凶残严酷、恣睢暴戾、好猜忌等恶劣品性，更难以服众。在杜充的不良管理下，原本愿意接受宗泽领导的各路抗金武装内部开始离心离德、分崩离析，甚至接连发生内讧，军队的实力日益消弱。因为有了以往擅自脱离王彦领导的沉重教训，岳飞尽管对新上司杜充的做法强烈不满，也不得不委屈在其节制之下。

杜充自诩“帅臣不得坐运帷幄，当以冒矢石为事”，似乎是羽扇纶巾似的文臣和铁马金戈般的武将，兼具于一身。但是当得知金军行即将发动冬季攻势时，杜充马上就吓得失魂落魄。杜充担心金军会来攻开封，他唯一的对策，竟然是下令开决黄河的河堤(比抗战时期国军开决黄河河堤以阻碍日军的事迹早了八百多年)。黄河于建炎二年(1128年)11月改道入淮，但暴溢的浊流根本就不能阻遏金军南下，只能使平民百姓遭殃。

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率领的金国大军在受到洪水阻碍之后，掉头东向，与讹里朵的部队合力攻陷了北京大名府。在此之后，西起相州，北到沧州，中经大名府，东经东平府而到济南、淄州（今山东省淄川）、青州（今山东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州）等地，先后被金兵攻占。

金国女真兵马虽然暂时没有进攻东京开封，而是经过山东南下，相继攻克徐州、泗州，然后直捣扬州，而驻守东京开封的宋军也开始陷入孤立、突出的严峻形势，和江淮间的宋军失去了联系。

无勇无谋的杜充根本没有胆量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中撑持下去。躲在开东京开封城中的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杜充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似乎大难临头，只有走为上计。杜充用前往南方“勤王”为借口，准备率军南下避难。杜充既想逃离东京开封府，却又不肯承担放弃京城的罪责。于是杜充便想出了一个奸计，决定自己率东京留守司主力军南撤，而责成副留守郭仲荀留守开封。不久，郭仲荀也如法炮制，命留守判官程昌寓接替防务，自己逃往南方。程昌寓又逃之夭夭，将守城责任推给了上官悟。当时开封城中粮食奇缺，饿尸纵横，到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最后陷落时，这个曾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大城市，濒临荒寂的境地。

自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下旬刚从前线回到东京开封，岳飞就接到杜充的命令，他的部伍必须随杜充南下，撤退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

岳飞深知杜充此行此举，无非是要将长江以北的国土和人民拱手让与金人，岳飞十分气愤。但是，面对着这个刚愎自用且暴戾恣睢的长官，岳飞也只能按捺一腔怒火。岳飞进谏说：“中原之地尺寸不可弃，况社稷、宗庙在京师，陵寝在河南，尤非他地比。留守以重兵硕望，且不守此，他人奈何？今留守一举足，此地皆非我有矣。他日欲复取之，非捐数十万之众，不可得也。留守盍重图之。” 杜充对于岳飞的忠告，自然只当是耳边风。他不对岳飞发怒和斥责，已经算是给这位“爱将”保留脸面了。

东京留守司的大军很快就南撤了。既须越淮，还须渡江。岳飞尽管有三年前背井离乡，随康王赵构从北京大名府退至南京应天府的痛苦经历和感受，但尚未经历如此伤感的长途退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岳飞和军士们的心情都极为沉重，他们五里一徘徊，十里一回首，向被宋高宗和杜充丢弃的故土依依惜别。

南宋小朝廷得知杜充率重兵撤离东京开封府，事实上是听之任之，马上又任命杜充“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还节制“应天、大名府，许便宜行事”，即委任杜充主持除陕西以外，长江以北的防务，“提重兵防淮”。

杜充却对朝廷的命令置若罔闻，他不逃则已，一逃便准备逃到长江以南。 南宋小朝廷于是又任命杜充为知枢密院事，官至执政，已是超擢。可是杜充仍嫌枢密院副长官太小，“自言中风在告”。宋高宗也明了杜充之意，但认为在“遭世多艰，临川望济”之际，必须重用这位“天下奇才”，故又破格任命杜充为右相。于是，杜充“即起视事”，不再装病了。

杜充任右相，又兼江、淮宣抚使，全权负责江防。宋高宗只留张俊一军作护卫，其余刘光世、韩世忠、王燮等军，都拨属杜充，将国家的安危存亡委托于杜充一身。刘光世和韩世忠是苗刘之变时救驾的大功臣，他们嫌杜充严酷，不愿服从杜充节制。杜充勉强调集了十多万军队，稀疏地部署在漫长的沿江防线上。

宋高宗自从南宋小朝廷建立以来，一意对金国奉行妥协求和政策，只图苟且偷安于东南一隅。建炎三年(1129年)，宋高宗在经历了扬州逃难和苗刘之变后，失魂落魄，自动去掉了皇帝的尊号，还在五、六、七、八诸月，改用康王的名义接二连三地写信给金国皇帝和当时掌握实权的金国军事首脑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说自己“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 表示要自动取消国号，取消帝号，要向金国无条件投降，甘愿当金国的一个藩属，苦苦哀求女真贵族们能让他如愿以偿。

南宋小朝廷的祈哀乞怜，卑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后果无非是使金国女真侵略者的气焰更加嚣张。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为统帅，再次大举南侵。在这次侵宋战争中，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负责淮南战场，完颜兀术（宗弼）负责江南战场。

当时，江南战场的金军兵分两路南下。

西路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守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江南西部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东路军是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国军队主力，也是金国女真兵的精锐。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所部也和刘光世所部一样，当探知东路的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南下的消息之后，韩世忠不敢率部去迎击，却抢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全部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临行之时，惟恐镇江的城垣被敌人利用，就放火把它烧掉。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江、淮宣抚司水军进袭匪军李成所部。金兵立即去支援李成匪军，击败宋军，掳获宋军的大部分船舰。（注：李成是乱世中的军匪游寇，当时勾结南下的金兵，到处烧杀抢劫）
完颜兀术（宗弼）军攻打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的采石渡和慈湖失利，改由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马家渡过江。宋朝水军统制邵青仅有一艘战船，率十八名水手进行拦击，力竭败退。另一水军统制却不战而逃。

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已被金军节节突破，而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

早在金军渡江以前，杜充身为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却深居简出，不见部将。除了诛杀无辜以立威之外，杜充没有任何应敌之方。

在金军渡江之前，岳飞曾强行进入杜充的卧室，岳飞泪流满面地慷慨进谏说：“勍虏大敌，近在淮南，睥睨长江，包藏不浅。卧薪之势，莫甚于此时，而相公乃终日宴居，不省兵事。万一敌人窥吾之怠，而举兵乘之，相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诸将之用命乎？诸将既不用命，金陵（建康府别名，今江苏南京）失守，相公能复高枕于此乎？虽飞以孤军效命，亦无补于国家矣！”

岳飞凭借着作为得力部将的身份，尚有进谏的资格。岳飞恳请杜充出来视察军队，凶暴的杜充也并未对岳飞怒斥，只是敷衍搪塞一番，仍然深居宅院，闭门不出。

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当时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

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在接到马家渡宋军溃败的战报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就赶忙要乘船逃命。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去劝降，允许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立即无耻地叛国投敌，向金人投降。

从此，岳飞得以摆脱那个刚愎自用且暴戾凶残的上司杜充的羁束，自成一军，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抗金斗争。

在得知金军已经渡江南下之后，宋高宗赵构的南宋小朝廷便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退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航海南逃。

岳飞率孤军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一带南下，去寻找南宋朝廷。岳飞“孤军转战，且行且击”，前后六战，斩杀金国女真兵首级一千二百多。这期间， 岳飞还曾夜袭金军大营，重创金军。

到达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的钟村后，岳飞率领的孤军再也无法继续前进了。当时，南宋小朝廷漂洋出海，去向不明。右相兼江、淮宣抚使杜充已经渡江投敌，其他各路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岳飞孤军的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而岳飞孤军的军粮也开始短缺。

当时，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充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推举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主帅杜充投敌、宋军士卒溃散、金兵肆虐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必须当机立断。

岳飞召集全体将士，接着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岳飞最后对刘经等军说：“凡不为红头巾者，随我！” 刘经等将领也表示愿追随岳飞，共同抗金。

对于那些前来相约降金的各路散兵游勇，岳飞假意应允，并且要求他们上缴兵籍。当他们按预定日期抵达时，岳飞率亲信三、五人，全副武装，“弯弓跃马”，同各部的勇健者比武，接连击败了几十人。最后，岳飞点阅兵籍，对众人大声说：“以尔等之众且强，为朝廷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赏，乃还故乡，岂非荣耶！必能湔涤旧念，乃可相附，其或不听，宁先杀我，我决不能从汝曹叛！”

岳飞态度决绝，义正词严，终于使众人悔悟。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异口同声地表示：“唯统制命！”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尽管如此，军粮的匮乏，仍然威胁着这支军队的生存。岳飞千方百计筹措军粮，并且尽可能从敌人那里夺取粮食。岳飞还与士卒们同甘共苦，每次进餐，总是和下等的兵士共用粗粝之食。

岳飞认为，在供给困难之时，尤须维护严明的军纪。岳飞、刘经率部到了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的钟村之后，就下令给各自的部队，不许他们骚扰当地的平民百姓。然而在那衣食无着的严峻形势下，尽管约束很严格，但收效却甚微。因饥寒所迫，有的兵士甚至违令私自外出抢掠。

到了建炎四年(1130年)初春，广德军小吏李寅建议岳飞移屯当时比较富庶的常州宜兴县（今江苏宜兴市）。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也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自进驻宜兴以来，岳飞率军接连击败并收编了曾经为害一方的三支土匪队伍，又接连击退了进犯的金军，使宜兴县免遭各路军匪游寇以及金国女真兵的祸害蹂躏。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坚持抗击外族侵略者和各路匪军，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这不能不使宜兴人民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县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纷纷主动出资，要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岳飞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亲切地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已经初具雏形。

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在诗后注解：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再说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军主力攻占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即命斜卯阿里和乌延蒲卢浑带四千精骑，急驰明州（今浙江宁波），追捉宋高宗。这支金人的偏师经历长途奔波，已成强弩之末。宋将张俊在明州以优势兵力迎战，使疲惫的金军遭受“小衄”。完颜兀术（宗弼）派兵增援，张俊急忙撤离明州。

金军虽占领明州，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卑湿的地气，又造成自北方而来的女真兵的水土不服。

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因劫掠到的财物过多，如按来路直接北撤，陆运不便，于是金军绕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陷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准备自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渡江。当时浙西运河全程有64十一宋里。

金国女真贵族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在撤退之前，又在江南地区进行残酷的焚戮，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最先遭殃的是明州（今浙江宁波），州城里的居民基本被杀光，除东南角的几所佛寺外，房屋也全部烧成灰烬。金军又派兵四出，在整个州境搜剔杀掠，即使是人人迹罕至的深山穷谷，也罹其荼毒。接着，金军又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府城纵火，连烧三天三夜，烟焰不绝。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在南宋初几经兵燹，户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纵横百余里的大火，五天方灭。金国女真兵疯狂的烧杀劫掠，加之已经沦为盗匪的某些宋朝官军的骚扰，以及建炎四年(1130年)夏季的瘟疫，平江府人民丧生者近五十万，只有十分之一、二的人口幸免于难。

此次金兵渡江南侵，东路军所蹂躏的面积比西路军小，约为两浙路的一半和江东路的一角，但这个地区却是宋朝最富裕丰膄的粮仓，是当时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区，饱受了如此酷烈的战祸，非短期所能恢复。

金国女真贵族这次派金兵南侵，其最初的目的，本是企图活捉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赵宋政权。却不料，在这次追袭过程当中，“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金军过江以后，也同样接连遭受各地抗金武装的不断攻击，金军在江南也难以立足。经受到上述种种挫折之后，金军统帅决定放弃追袭宋高宗赵构的计划，也放弃了已经攻陷的江南大部分州郡，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中原和华北各地。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金军在撤离平江府之后，又直扑常州。

常州知州周杞探知敌情，急忙派属官赵九龄专程赴宜兴县，邀请岳飞率军前来守卫常州城。岳飞赶紧部署军队，准备驰援常州城。不料常州知州周杞惊慌失措，竟紧随赵九龄之后，放弃常州城，也逃到宜兴县。

岳飞与周杞、赵九龄商议和筹划一番，即率领精兵北进，去夺回常州。岳家军前后四战，将许多金国女真兵掩杀在河里，并活捉了女真万夫长主少孛堇等十一人，一直追击到镇江府的东部。

由于已经沦为盗匪的原宋朝官军戚方的匪军攻陷了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使岳家军在宜兴县张渚镇的后方基地受到威胁，岳飞遂回师宜兴县。岳飞亲自率领一千多精锐骑兵奔赴广德军，戚方的匪军却已转而西向，前去攻打宣州(今安微宣州)。

岳飞途经广德军的金沙寺小憩时，写就一篇题记，以抒襟怀： “余驻大兵宜兴，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祖国的安定统一和强盛，一直是萦绕岳飞心头的远大宏图，而眼前的任务，则是尽快向江南的战略重镇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进军。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确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号称十万人的金军大部队被困在黄天荡地区达四十多天，后来因为有汉奸献策，完颜兀术（宗弼）方得以击败韩世忠并撤离黄天荡。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宋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兵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宋高京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

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宋高京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已经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而宰相赵鼎还建议说，应急召在四川的张浚的兵马顺江东下，以相策应。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更不敢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君臣任命大将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

勇于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由于杜充的原江、淮宣抚司事实上已经撤销，南宋朝廷让岳飞改任御营司统制。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二十五日，即韩世忠战败的当日，岳飞在位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南三十宋里的清水亭与金军交战，首战告捷，金国女真兵横尸十五宋里。岳家军将士斩获耳戴金、银环的女真人头一百七十五级，活捉女真、渤海、汉儿军四十五人，缴获马甲、弓、箭、刀、旗、金、鼓等器械三千七百多件。

然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要彻底围歼完颜兀术（宗弼）统率的彪悍的金国主力军队，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岳飞当时采用的策略是自南而北，驱逐金军过江。

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南三十宋里有一座山，上方双峰，东西对峙，故取名牛头山。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初，岳飞率军前往清水亭之西十二里的牛头山扎营，山上“林树葱郁，泉石相映”，足以保障将士的休整和饮水。岳飞派遣一百名勇猛善战的军士，身穿金军的黑衣，在昏黑的夜里混入雨花台的金军大营，偷袭金军。金军分辨不清敌我，自相攻击，乱杀一通。为防止岳家军再次劫营，金人不得不在营外增派巡逻部队，但是其巡逻部队又遭岳家军的伏击，而被歼灭。

从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先后与金国女真主力军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战事的接连失利，使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虽知放弃建康(今江苏南京)可惜，却又痛感久留建康无益。自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五日开始，完颜兀术（宗弼）便指挥金国军队加紧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大肆劫掠和屠杀，完颜兀术（宗弼）本人则于五月十日移驻于建康城西北十五宋里的靖安镇(即龙湾市)。金军在撤退之前，还放火把建康全城付之一炬(比1938年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早了八百多年)。

岳飞侦知金国女真主力军撤退的迹象，于是亲自率领三百精锐骑士和二千勇猛的步兵冲下牛头山，再次击败金国女真兵，进据雨花台和建康城西南隅的新城。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十一日，完颜兀术（宗弼）赶紧从靖安镇撤退到长江北岸的真州六合县宣化镇。岳家军追击至靖安镇，消灭了侵犯江南的最后一批金国女真兵。岳家军将士战士们跳上了那些来不及逃遁的敌船，将残余的金国女真兵击溺于江水中。金国军队丢弃在长江南岸的铠甲、兵器、旗鼓、辎重、牛驴等，数以万计，或纵横委弃，或堆积如山。

岳家军收复建康的战役历时半个月，斩获金国女真兵“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擒获千夫长留哥等二十多名女真兵军官，其中还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敌兵。仅靖安的一次小战，就俘获敌兵三百多人，其中包括十八名女真兵。

收复建康的一些列战役是岳家军初步成军以来取得的首次辉煌胜利!岳家军随即进驻建康城(今江苏南京)，建康府前通判钱需也纠合乡兵，随同岳家军进城。

经过金国女真人洗劫烧杀之后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中遍地煨烬，街巷和屋宇也都面目全非，建康城居民的尸体纵横，血流遍道，很多伤残者还在呻吟呼号。后来，人们收拾和掩埋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残缺不全的尸骨，竟达十七、八万具。此外，还有大批人口被金国女真兵驱掳过江。这座在当时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建康(今江苏南京)，遭受了毁灭性的浩劫。

岳飞和岳家军将士们，都久经战阵，敢于直面刀光、正视血影，但面对眼前惨绝人寰的景象，却实在是目不忍睹，人人都感到无比悲痛和激愤。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下旬，岳飞亲自押解还活着的那些战俘，前往“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参见宋高宗赵构，这在南宋立国四年以来，尚属首次。四五年前，在相州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的行军途中，岳飞也许见过宋高宗赵构的模样，但赵构却不大可能对当时的一个无名之辈有何印象。岳飞目前尽管官位不高，却已成为宋高宗赵构愿意召见的人物。

抵达“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之后，岳飞首先见到的还是那位曾经受命去收复建康府却又害怕金兵、畏缩不前的大将张俊。

张俊对几年前的旧部属岳飞表示好感，并且向岳飞透露内情，说南宋朝廷仍然非常担心金国女真兵会再次渡江南侵，计划让岳飞镇守江南东路的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以防金国女真兵骚扰江南东、西路。

岳飞当即表示异议，岳飞说：“在河流密集的山区(指饶州一带)，车马难以通行，骑兵也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金兵如果要从那里去南下攻宋，难道就不怕被截断退路而被歼灭？只要我军能够守住淮河地区的战略屏障，又何必顾虑有险隘的江南东、西路呢！假如长江北岸的淮河地区丢失了，那么金兵的兵锋就会直抵长江北岸，那么长江天险就将被金兵和我军所共有，而长江南岸几千里的地方都需要我军处处防守，然后才能确保金兵不会轻易渡江！这样显然将很危险！”

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

(岳飞原话：“山泽之郡，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虏得无断后之虑乎？ 但能守淮，何虑江东、西哉！使淮境一失，天险既与虏共之矣，首尾数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后为安耶？”)

宋高宗赵构亲自审问战俘，通过翻译，打听徽、钦二帝和赵构生母韦贤妃的消息，表露出十分感恸的神态。宋高宗下令将十八名女真兵处死，其余“汉儿”分隶诸军。

岳飞接着上奏，复述了自己的军事见解：“建康为国家形势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比张俊欲使臣守鄱阳，备虏人之扰江东、西者。臣以为贼若渡江，心先二浙，江东、西地僻，亦恐重兵断其归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护腹心。”

宋高宗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并赏赐岳飞铁铠五十副、金带、鞍、马、镀金枪、百花战袍等物品，以资嘉奖。

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的当月，宋廷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西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南宋朝廷先后设镇抚使辖区约二十镇，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事实上，上述地区往往由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占据，宋廷只能羁縻而已。

南宋执政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事实上，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根本就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更何况镇抚使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这就是具有消极防御性质的“救弊之道”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平定盗匪戚方的战斗结束后，张俊回朝，向时任南宋宰相范宗尹“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宋高宗本人自建炎四年五月下旬的那次召见，也对岳飞有颇深的印象。

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上书向南宋朝廷举荐岳飞。邵缉列举了岳飞的威名战绩，然后指出“朝廷诸将特然成军如飞者，不过四五人耳。飞又品轶最卑，此正易与时也”，故“朝廷宜优擢之，假以事权”，“必能为国家显立战伐之功。”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当时一般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看法和印象。

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南宋朝廷发布岳飞升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的公告。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宋廷关于岳飞实职的新任命，大约是考虑到了岳飞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因为在此之前，宋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和泰州作为岳飞的辖区。另外，岳飞此时的官位不高，也只能与其它镇抚使平列。

岳飞对此项任命颇不满意，因为通州（今江苏南通）和泰州（今江苏泰州）僻处江海一隅，离宽阔的长江入海口很近，并非是战略要冲之地，这与岳飞“乞益兵守淮”的本意其实不合。还有，镇扰使是个防御性的职务，也与岳飞光复故土的远大宏图相悖。

于是岳飞便上状向宋廷申诉说：“金贼侵寇虔刘，其志末艾。要当速行剿杀，殄灭净尽，收复诸路，不然则岁月滋久，为患益深。若蒙朝廷允飞今来所乞，乞将飞母、妻并二子为质，免充通、泰州镇抚使，止除一淮南东路重难任使。令飞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庶使飞平生之志得以少快，且以尽臣子报君之节。……如蒙指允飞所乞，即乞速赐指挥，亦不敢仰干朝廷，别求添益军马。伏乞钧照。”

然而，南宋小朝廷却将岳飞气吞万里的雄心壮志看作梦呓一般。宋高宗和范宗尹之流畏敌如虎，视己如鼠，只是希图苟且偷安于东南一隅，当然不会批准岳飞的主动进攻请求。南宋朝廷为表示对岳飞的礼遇和尊重，只是答复说已经收到此件公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初，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军渡江之时，依旧沿大运河水陆并进，以便将抢劫来的财物和珍宝运往北方。南宋承州、天长军镇抚使兼承州知州薛庆和楚州、泗州、涟水军镇抚使、兼楚州知州赵立两将，率宋军扼守要冲，使完颜兀术（宗弼）的归师遭受拦截。

为打通这条贯通南北的水路，主持淮南战场的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来到六合，会见完颜兀术（宗弼），两人商定会师攻打楚州（今江苏淮安）的计划。

真、扬州镇抚使、兼扬州知州郭仲威闻讯后，便约薛庆共同迎敌。薛庆领兵至扬州，郭仲威却临阵变卦，听任薛庆孤军作战。薛庆兵败，奔回场州，郭仲威竟又闭门不纳，以致薛庆孤军奋战，力尽被俘，惨遭杀害。
金军乘胜攻占了长江北岸的扬州和大运河边的承州（今江苏高邮），并包围淮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

此时南宋知枢密院事张浚正在陕西大规模集结军队，金国也决定将陕西作为新的进攻目标，完颜兀术（宗弼）一军奉命西调。淮南战场则由完颜挞懒（昌）和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主持。

金国虽因分兵而势弱，宋朝却不能合军而力强。南宋朝廷当时根本就没有集中东南韩世忠、张俊、刘光世三大将的兵力，更没有与金军在淮东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的勇气和计划。

在宋高宗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尚未恢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和，故出兵救楚州只能是非此即彼。

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先找张俊，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

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赵鼎继续劝说：“楚当敌冲，所以屏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

张俊又说：“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后！”

赵鼎再三劝说张俊出兵去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赵鼎上奏宋高宗：“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北上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害怕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但是，张俊仍然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宋高宗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而命令岳飞，郭仲成，主管镇抚司公事的王林，海州、淮阳军镇扰使、兼海州知州李彦先等部，都划归刘光世节制，共同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

(上面的事件可以参见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

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宋高宗在给刘光世的其中的一份手诏说：“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刘光世是官宦子弟出生，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但是邀功请赏却是争先恐后，从不落伍。按照刘光世用兵行师的惯例，则是刘光世本人远离战场，只派其部将出战，算是“持重”。刘光世本人有数万兵力，他自己以重兵屯守长江南岸的镇江府，却命令部将王德和郦琼率兵渡江北上。

王德和郦琼率偏师于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二十四日渡江北上，次日便越过距离承州不远的邵伯镇。然而，王德和郦琼却再也不敢向北直进了，他们转而朝西北方向绕道，赶往与承州（今江苏高邮）有大湖之隔的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单从行军路线看，如此绕道，就表明刘光世和王德毫无复承援楚的诚意。接着，王德谎报若干战功，之后便借口部属不用命，斩杀左军统领刘镇和裨将王阿喜，随后即于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撤兵渡江南下。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八月甲午)两浙安抚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宋史》列传第128《刘光世传》记载：“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

前面提到，岳飞辞免通、泰州镇抚使不成，方才接受成命，于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十五日回到宜兴。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十八日，岳飞率领本部人马自宜兴出发北上救援淮东，八月二十二日抵达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当时岳飞尚未接到南宋朝廷于八月十九日发出的第一道救援楚州的指令。由于传来探报，说楚州被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大军围困，岳飞急忙率轻骑渡江，直奔泰州，而命部将王贵负责军需以及后续部队渡江事宜。

岳飞本人虽率少数轻骑于建炎四年(1130年) 八月二十六日夜里抵达长江以北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城下，但是岳家军全军的行动却非常迟缓。

按宋朝募兵制的惯例，军队移屯，家属往往要随行。岳家军将近一万将士，连同眷属，共有七万多人。当时恰逢江阴军一带渡船稀缺，拖延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九日，岳家军方得以全军进入泰州，为时半月有余。
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在承州（今江苏高邮）的东南方，僻处江海一隅，并非是战略要冲之地，其中通州更为偏远，在长江入海口的北岸。

泰州原来管辖四个县。州治海陵县累遭兵火，全无收成。如皋县（今江苏如皋）收成也不好。兴化县（今江苏兴化）是水乡，盛产稻米，却已改隶承州。泰兴县（今江苏泰兴）也割属扬州。

泰州和通州两州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存粮，大江以南较近的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常州等地又已遭到金军的严重破坏，无力供应军粮。南宋朝廷曾命令较远的湖州（今浙江湖州），于“封桩米内支拔五千硕，应副本军起发”，岳飞及岳家军将士一时兴高采烈，不料当地官员却拒绝支付。因此，岳家军将士连同家属共七万多人的饭食，上千匹战马的刍草，都“一一窘乏”。自去年秋季以来，经历长途的转战奔袭，岳家军将士们的衣装弊旧，却未能按照规定，领取春装替换。拖延至深秋，寒风萧瑟，岳家军将士的冬衣也无着落。这不能不使岳飞为岳家军官兵们的“赤露失所”而忧心忡忡。

尽管遭遇种种困难，岳飞还是毅然承担起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的重任。

岳飞到泰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本地的军伍。岳飞点检兵籍后，为激励士气，命泰州的“敢死土”、效用和使臣填写“从军愿否状”，然后集中到教场，比赛射技。岳飞精选了一百名优胜者，分为四队，令每人自择一匹战马，赐甲一副，充当骑士。岳飞以这一百名骑士充当亲兵，“常置左右”，以示对本地军队的信用。在古代中国，人们的地方观念浓厚，不同地方的军队容易发生磨擦，影响战斗力。岳飞以泰州兵作为亲兵，正是为了协调新、旧两部分部属的关系。

由于钱粮供应的紧张，岳飞治军更加整肃，严禁部下骚扰百姓，因此，岳家军很快就得到通、泰两州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九日以后，岳飞命令部将张宪留守泰州，岳飞自己率几千兵马挥师北上，进驻承州（今江苏高邮）以东几十里的三墩。此时，贪生怕死的大将刘光世派出的猛将王德已经收兵南撤至长江南岸的镇江府，而王林和郭仲威都“敛兵自保”。只有李彦先，他曾和赵立“刺臂为义兄弟”，故救援楚州非常出力。李彦先率军直抵楚州山阳县北神镇，却被金军扼制于淮河中，不得前进。

岳飞甚至与李彦先也声援不相及，岳飞部下只有几千孤军，屯扎在敌人在承州（今江苏高邮）的大寨附近。

事已至此，岳飞深知救援楚州的难度之大。岳飞接连向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

岳飞在发给刘光世的其中一份公牍中说，本军“新复建康之后，所有士马疮痍尚新，羸弊方甚”，加之粮食窘乏，“本未能即从王事，重以承、楚州之急，甚于倒垂，不可以顷刻安居，理宜前进”。

岳飞还说自己听到探子报告金人正在“急攻楚州”，故已经亲自率一支孤军北上，准备前去援救。岳飞还委婉地指出“此正飞等捐身徇义之秋”，但刘光世派出的统制官王德、郦琼等却已经率部向南撤退，致使“飞孤军委实难以支梧”。

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飞，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

岳飞在发给刘光世的另一份公牍中写道“欲望钧慈(对刘光世的敬称)捐一、二千之众，假十余日之粮，令飞得激励士卒，径赴贼垒，解二州之围，扫犬羊之迹”，或“别差统制官一员前来掎角，庶成大功，不致误国事”。

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 但是，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岳家军前后活捉七十多名金军将士，其中有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和汉人。金将高大保等几十人被俘后身亡，其余阿主里孛堇等二十人被押解后方。

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宋高宗在给岳飞的御札中写道：“卿节义忠勇，无愧古人。所至不扰，民不知其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国步艰难，非卿等数军，朕孰与图复中土耶！赐卿金注椀一副，盏十双，聊以示永怀也。”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

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城中形势极为艰难，初时还有“野豆、野麦可以为粮”，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只有食草木、榆皮。但城中军民仍然毫不气馁，斗志昂扬。楚州守将赵立和士卒们同甘共苦，每次作战，身先士卒。而且，赵立军纪严明，在战斗中如果有人临阵退缩，他立即就大声疾呼，飞马而来，将其斩首。因而“众畏服，亦乐为用”。全城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都誓死保卫楚州。

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率军围城久攻不下，万分着急，早已被俘降敌的金国女真人的走狗秦桧这时开始给挞懒出谋划策。汉奸秦桧以自己贪生怕死之心来度楚州军民之腹，认为城中粮尽援绝，劝降的诡计必定可行。于是秦桧替挞懒写了一道劝降“檄文”，威逼利诱，妄图说动楚州军民开城投降。但是英勇的楚州军民，誓死不降，他们决心继续战斗，与楚州城共存亡。

数万金兵倾注全力攻城，昼夜不息。在楚州城被攻破的前几天，楚州知州兼镇抚使赵立在战斗时被金人的炮石打碎头颅，赵立临死前感慨地说：“我终不能与国灭贼矣！” 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虽失去了主帅，但毫不动摇，又共推参议官程括为将，继续守战，一直坚持到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攻陷。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下旬，金兵冲进楚州城，但楚州军民仍是宁死不屈。楚州军民按照赵立生前的部署，每个巷口都设立砖垒，扶伤巷战，使金兵付出了伤亡几千人的惨重代价。楚州城内烈火烛天，有的妇女甚至拉住金兵，一起沉溺河中。楚州军民“抑痛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一些号称“千人敌”的民兵首领，如万五、石琦、蔚亨等，则奋勇突围而出。

自金国攻宋以来，大部份城市都是不攻而克，不战而降，或者稍经小战，金兵的损折也不大，只有少数城市是例外。在这少数的例外中，靖康年间，则首推太原，建炎年间，则东有楚州，西有陕州，这些地方的宋朝军民先后进行了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这些城市的所有牺牲者，“贯精忠于日月，塞英气于乾坤，虽云壮志之莫成，固已荣名之不朽”，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

楚州失守后，完颜挞懒（昌）转攻屯泊北神镇的李彦先所部。金兵包围了李彦先的座船，李彦先全家在淮河中壮烈殉国。

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

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忍痛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

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自北炭村直到泰兴县的柴墟镇，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下旬，以“玩寇养尊”著称的刘光世上奏南宋朝廷，刘光世反诬岳飞等人“迁延五十余日”，“又巧为辞说，抵拒会合指挥”，因而招致楚州的陷落。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主张要严加查办，“诘刘光世等违命不救楚州之罪”。

赵鼎为宋高宗草拟御批说：“逐官但为身谋，不恤国事，且令追袭金人过淮，以功赎过。” 赵鼎主张追究刘光世等人违命不救楚州的罪责，但是宋高宗却认为：“光世当此一面，委任非轻，若责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难以立事。”

于是，宋高宗姑息迁就，在所发布的诏旨中反而嘉奖刘光世“体国忠勤”，命令刘光世“节制诸镇”“戮力保守”通、泰两州。

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在承州和楚州之间，有樊梁、新开和白马三个湖泊，绵亘三百宋里。当金军于建炎三年攻陷扬州时，渔民出身的梁山泊(在今山东巨野、梁山、郓城三县间)抗金义军领袖张荣，号称“张敌万”，张荣率领其军分乘数百艘船只，由清河南下，转移到这个湖泊和沼泽地带，驻扎于鼍潭湖。张荣义军将茭草堆积成墙，再用泥土涂抹粘合，建成一度茭城，作为据点，神出鬼没地打击金兵，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

金军于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乘天寒冰冻之机，并力攻打鼍潭湖的茭城，张荣舟师抵挡不住，焚烧积聚，撤往通州。

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破茭城得手后，便以号称二十万的强悍大军，猛扑泰州。

金国女真兵把张荣的水军驱逐出鼍潭湖，等于把泰州的军事屏障全部拆除，驻守泰州的岳飞的孤军，再也没有可以依恃的军事屏障了。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 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上旬，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一度作为泰兴的县治，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

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

在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之时，岳飞亲自率领二百精骑断后掩护。在留驻江北的最后几日内，粮食断绝，负责掩护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的岳家军将士只能靠割金兵的死尸充饥。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七日，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在这之后，金国女真骑兵队伍常常窜到长江北岸探察军情，似乎又有渡江南下的迹象。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南宋小朝廷闻讯之后，顿时又惊慌失措起来，于是南宋朝廷下令官员们可以从便逃避，连三省枢密院也不再照常办公。越州的居民和官吏大都奔逃，以致“家事仳离，景况凄惨。”

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很严格的岳飞把从泰州撤退的事奏报南宋朝廷，并且主动上奏要求“待罪”，请求惩处泰州失守的罪责。

南宋朝廷了解到岳家军一支孤军在既无粮草和后援又无险隘可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也就谅解了岳飞，并没有给予处分，只是命令岳飞在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就粮”，防守江岸，尽全力阻止金军渡江南下，“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透漏”。

与过去在江南抗金取得的辉煌胜利相反，岳家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遭受了挫败，进不能收复承州以救楚州，退不得守泰州而保通州。几个月之前，岳飞还上奏南宋朝廷，谋求“重难任使”，不愿当通、泰州镇抚使，请求南宋朝廷给他“添益军马”，然后他将“招集兵马，掩杀金贼，收复本路州郡，伺便迤逦收复山东、河北、河东、京畿等路故地”，岳飞自以为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很快就能收复故土。

以上这些说明岳飞自建康胜捷之后，尚存在着不切实际的轻敌思想。但是，岳飞并未因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暂时的挫折和艰苦的抗战考验了岳飞坚强的报国意志，砥砺着岳飞败后求荣、光复故土的斗志。

岳飞注意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军事才能在实战中不断提升。岳家军将士也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作战能力和整体素质不断提高，逐渐成长为一支进攻型的强大劲旅。为报国雪耻做好了准备！

通过对以上历史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总结：

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当时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

建炎四年(1130年) ，金国女真人以大军围攻以楚州（今江苏淮安）为代表的宋军在长江以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形势十分危急！

南宋朝廷想让大将张俊率军前去救援，张俊却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宋高宗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而命令岳飞，郭仲成，主管镇抚司公事的王林，海州、淮阳军镇扰使、兼海州知州李彦先等部，都划归刘光世节制，共同救援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

然而，刘光世是官宦子弟出生，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则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尽管遭遇种种困难，但是岳飞还是毅然承担起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的重任。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宋军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在公牍中，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家军，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然而，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誓死保卫楚州。但坚持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金兵攻陷。

楚州失守后，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

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忍痛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

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签书枢密院事赵鼎主张要严加查办，但是宋高宗却认为让刘光世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这一任务事关重大，担心如果对刘光世的要求太严、责罚太重，刘光世会因心里不安而引发事端。于是，宋高宗不仅对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事姑息迁就，而且还勉励嘉奖刘光世，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长江北岸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

但是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破茭城得手后，便以号称二十万的强悍大军，猛扑泰州。金国女真兵把张荣的水军驱逐出鼍潭湖，等于把泰州的军事屏障全部拆除，驻守泰州的岳飞的孤军，再也没有可以依恃的军事屏障了。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

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一度作为泰兴的县治，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

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

在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之时，岳飞亲自率领二百精骑断后掩护。在留驻江北的最后几日内，粮食断绝，负责掩护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的岳家军将士只能靠割金兵的死尸充饥。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七日，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在这之后，金国女真骑兵队伍常常窜到长江北岸探察军情，似乎又有渡江南下的迹象。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南宋小朝廷闻讯之后，顿时又惊慌失措起来，于是南宋朝廷下令官员们可以从便逃避，连三省枢密院也不再照常办公。越州的居民和官吏大都奔逃，以致“家事仳离，景况凄惨。”

(注：以上材料可以参见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的著述《岳飞传》以及王曾瑜的著述《岳飞新传》)

然而，龌龊无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却在他拼凑出来的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中肆意斩断史料，无视史实，故意断章取义、避重就轻，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不择手段地诬蔑岳飞，甚至将岳飞在淮东地区(包括泰州和通州）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金斗争歪曲成“临阵脱逃”！

“无知小丑”先生还无视史实故意、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明令死守，却放弃本职，临敌弃守”，——却拿不出任何“明令死守”的证据来！

而对于真正临阵脱逃的贪生怕死的宋将刘光世(包括其部将王德、郦琼)，以及因畏惧金兵而拒不救援前线的宋将张俊，“无知小丑”先生却大加吹捧！

事实上，在淮东各地相继失守，岳飞一支孤军在长江北岸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势孤援绝、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南宋朝廷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不愿再让组建不久的新兴劲旅岳家军去作无谓牺牲，这才通知岳飞“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

我们要问问“无知小丑”先生，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已经基本沦陷，各路宋军都已撤退到长江以南，仅存长江北岸的几座无险可恃、无粮可守的孤城，而且号称二十万之众的彪悍的金国军队气势汹汹，直扑而来，而岳家军仅有几千兵力，孤军无援，并且还有几万军属以及几十万平民百姓要保护。

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如果不撤退到江南的话，你让岳飞怎么办？难道让岳飞率孤军呆在长江北岸的孤城里等着被号称二十万之众的彪悍的金国军队歼灭？难道在敌众我寡、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只有以卵击石然后全军覆灭方才算得上英勇无畏？难道面对兵力比自己多几十倍的敌军，只会暴虎冯河，只懂得蛮打硬拼才算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当初，南宋大臣赵鼎找张俊商量，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张俊虽然畏敌怯战但是他对形势的分析却是有道理的。宋高宗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但他却以坚持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拒不渡江北上。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王德和郦琼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就当时的严峻形势来看，如果岳飞的孤军呆在长江北岸不走，必将全军覆灭，那样的话，不仅将彻底葬送一支新兴抗金劲旅，而且长江北岸的几十万平民百姓以及几万军属也将等着被金人宰杀奴役。

事实上，岳飞及其所率领的那支孤军已经竭尽全力，而撤退江南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换了张俊、刘光世之流，估计连仗都不会打一场就飞也似地拼命逃走了！

同时，与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相比，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僻处江海一隅，并非是战略要冲之地，其中通州更为偏远，在宽阔的长江入海口的北岸。既然包括楚州在内的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已经基本沦陷，那么长江北岸的泰州、通州等几个残存的非战略要地不仅根本守不住，而且继续坚守下去也只有坐以待毙这一结局。

而那个不学无术的 “无知小丑”先生，不仅搞不清历史问题，而且还缺乏地理知识和军事常识！“无知小丑”先生信口开河，想当然地随口乱说，声称“泰州与扬州是长江及半个江苏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糊弄公众！“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还有，“无知小丑”先生不仅装模作样、居心不良、寡廉鲜耻，而且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并且他文笔拙劣，论述更是苍白无力。

下面就来给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扫盲”，给他讲讲“(岳飞因泰州)失守而待罪”之事是怎样一回事：

事实上，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朝廷的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准备从那里分批渡江，然后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岳家军一支孤军在既无粮草和后援又无险隘可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掩护江北的几十万平民百姓和几万军属渡江南下。

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

之后，百姓和军队家属继续渡江南撤，岳飞亲自率领二百精骑断后掩护。在留驻江北的最后几日内，粮食断绝，负责掩护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的岳家军将士只能靠割金兵的死尸充饥。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七日，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而后来，之所以会有“(岳飞)因泰州失守而待罪”的说法，则主要是因为岳飞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很严格的缘故。

岳飞把从泰州撤退的事情奏报南宋朝廷，并且主动上奏要求“待罪”，请求惩处泰州失守的罪责，这才有了“(岳飞)因泰州失守而待罪”之事。而南宋朝廷也了解岳家军一支孤军在既无粮草和后援又无险隘可守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也就谅解了岳飞，并没有给予处分，只是命令岳飞在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就粮”，防守江岸，尽全力阻止金军渡江南下，“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透漏”。

很显然，只有严于律己且淡泊名利的爱国将领岳飞，才会用那么严格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换了其他将领(比如张俊、刘光世)，在自己率军竭尽全力苦战并且已经收到可以撤退的命令的情况下，他们是绝对不会主动上奏朝廷请求给自己“待罪”的，他们肯定会把自己的英勇杀敌的事迹在战报里描述得绘声绘色，突出强调自己是如何的奋不顾身地杀敌报国，然后添油加醋地大肆吹嘘一番，再邀功请赏！

岳飞如此奋不顾身地付出，只是没想到仅仅因为对自己要求太高太严格了，以致留下“(岳飞)因泰州失守而待罪”的说法，给了像“无知小丑”先生那样龌龊无耻的欺世盗名之徒以造谣生事的口实！

四、关于和尚原之战以及吴玠与岳飞的对比


前面提到，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求和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再次大举南侵攻宋。由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误国，致使金国女真兵在未曾遭遇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突破了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攻入江南。

金国女真贵族这次派金兵南侵，其最初的目的，本是企图活捉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赵宋政权。却不料，渡过长江以后，金兵接连遭到南宋各路军民的顽强抵抗，金军在江南难以立足；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卑湿的地气，又造成自北方而来的女真兵的水土不服；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新兴抗金劲旅之阻击。而在金军主力进攻江南的时候，中原沦陷区内的原宋朝军民也纷纷聚众抗金，“江北之民，誓不从敌，自为寨栅，群聚以守者甚众”。

面对日益艰险的不利形势，侵略江南的金兵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了金兵在江南的唯一据点。金国女真贵族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在撤退之前，又在江南地区进行残酷的焚戮，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先后与金国女真主力军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战事的接连失利，使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虽知放弃建康(今江苏南京)可惜，却又痛感久留建康无益。岳飞侦知金女主力撤退的迹象，于是亲自率军发起新一轮进攻，再次击败金国女真兵，进据雨花台和建康城西南隅的新城。建炎四年(1130年)五月十一日，完颜兀术（宗弼）赶紧从靖安镇撤退到长江北岸的真州六合县宣化镇。岳家军追击至靖安镇，消灭了侵犯江南的最后一批金国女真兵。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五月中旬，组建不久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金军长途奔袭，战线过长，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种种迹象表明，单纯靠军事手段，是不可能灭亡南宋的，金国女真贵族们于是放弃了在短期内消灭南宋政权的不切实际的计划，要转回头去，去倾力经营已经占领的中原和华北各地。

金国女真统治者于是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国女真贵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使之成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作为金国南方的藩属和屏障，借以巩固金国女真人在北方的统治，消灭两河一带的抗金力量。

但是，要确保伪齐傀儡政权的安全，就必须攻占从侧面直接威胁中原的陕西，消灭陕西宋军主力。为此，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专门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讨论这一问题。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认为，过去攻宋尽管都是兵分两路，但作战都是以东路军为主，西路军仅是牵制、配合而已。在陕西战场，金将娄室的人马不多，而宋军兵力雄劲，娄室难以抵敌。因此，必须增调大军入陕，与娄室合力，一战而拿下陕西。

此时，作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的张浚正在陕西富平一带大规模集结军队，准备和金兵进行决战，以吸引金国军队主力入陕，进而轻减宋军在江淮战线上的压力，确保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的安全。

当时陕西的局势非常符合金军想通过一次大会战而一举解决陕西问题的意图。于是，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根据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的建议，任命右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为陕西金军主帅，率兵入陕，与娄室合兵，并征调刚撤离江南的完颜兀术（宗弼）的精锐主力，由两淮入陕作战。

金军调动的速度很快，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初，金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已由蒲板渡过黄河，屯军洛水之畔；金将完颜兀术（宗弼）也率军经洛阳西进，与完颜讹里朵（宗辅）在下邽（今陕西渭南以北60里）会师。

南宋知枢密院事张浚当时全权负责川陕战事。张浚因为在策划平定“苗刘之变”的过程中立下功劳而受到宋高宗赵构的重用。

张浚在陕西富平一带集结了五路宋军，组成了拥有20万人（其中骑兵7万）的规模空前的庞大兵团。宋军当时的兵力并不比宗辅、宗弼、以及娄室等三股金军加在一起的兵力弱，但是文臣出身的宋军统帅张浚向来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张浚不听宋将郭浩、曲端、吴玠等人的正确意见，孤注一掷，接连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决策失误，接着又坐失战机。不久，多数宋将又在具体战术上失误。这一连串的错误，加之宋军各部队之间仓促集合，缺乏相互的支援与配合，导致宋军后来的失利。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二十四日，富平会战正式开始。经过一番殊死较量，金军终于赢得了富平会战的胜利，但金军自身伤亡也很惨重，无力追击宋军，于是屯驻富平，打扫战场，清点战利品，休整军队。

富平会战是宋金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宋军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但是富平会战中宋军虽败，却仍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部署得当，利用北山山系，仍是可以阻挡金军的进攻。就是作最坏的打算，宋军也可以集中兵力扼守六盘山，保有六盘山以西的广大地区。然而，由于张浚在战前只想到了胜利而没想到失败，因此一旦战败，张浚便举止无措，不知道怎样收拾残局才好，张浚甚至将宋军遣散，让五路宋军各归本路，真是糊涂到了极点。陕西战局进一步恶化，整个陕西宋军失去了抵抗力量，各路宋军在分散之后或叛或败，金军到处攻城略地，气焰十分嚣张。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正月，陕西全境除少数地区外，几乎全被金军所占领。金军暂时无心继续进攻四川，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 率主力东归，留下金将撒离喝以及叛将张中孚等人镇守陕西。

作为五路宋军头目之一的宋将吴玠率一部分宋军据守陇州（今陕西陇县）。不久，吴玠被金将马五击败。但吴玠并未翻越陇山西逃，而是率军穿过已被金军占领的凤翔府，向南撤退到了和尚原和大散关一带，堵住了金军进攻四川的必经之路。

和尚原是从陕西渭河流域穿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的重要关口之一，属川陕之首要门户，位于宝鸡西南20公里，有如通往四川的第一道关隘。而且和尚原距凤翔不到百里，既可以扼守蜀口，又可以策应凤翔。同时和尚原四周陡峭，顶上宽平，还有水泉，便于屯兵，易守难攻，地势比大散关更为险要。

不久，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军统帅张浚下达命令，让吴玠、吴璘负责保卫和尚原。《宋史》列传第120《张浚传》记载“(张浚)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吴玠于是开始在和尚原积累军粮，休整军队，修筑防御工事，还组织人力迅速把凤翔城内积存的30万斛粮食运到了和尚原，作出了死守和尚原的长期准备。

金军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决定进攻和尚原。和尚原之战就这样拉开了帷幕。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三月十四日，金将完颜没立率军从凤翔直扑和尚原，企图一举攻克这个宋军新建成的军事要塞。但是吴玠凭借险要挫败了金兵的这次进攻。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金将没立率部出凤翔，乌鲁、折合从阶州、成州出大散关，屯兵北上，再次向吴玠军发起进攻，两路金军企图在和尚原会师。吴玠命令诸将列成阵势，利用有利地形，轮番向先到达的乌鲁、折合率领的金军攻击。金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宋军在吴玠的统领下与金军展开了生死搏斗，大败金军。退到黄牛一带的金军，立足未稳，又恰遇上大风雨，金军士气不振，无力发起进攻，只得狼狈逃窜。同时，没立所率金军在箭筈关方向发动的进攻，亦为吴玠部将杨政所击退，从而打破了没立与乌鲁、折合两军会师和尚原的计划。此战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

金军初战和尚原失败，使金国女真统治者大为恼怒，“谋必取玠”，将金军主力西调陕西。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秋，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兀术）率领数万金军再次西进，进入陕西。川陕战场在富平之战后，再度成为宋金鏖兵的主战场。完颜宗弼（兀术）命令金兵架设浮桥，跨过渭水，从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与吴玠所部宋军夹涧对峙，准备与宋军决战。此时，吴玠也在积极调整宋军部署，并注意侦察金军的一举一动。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十日中午时分，金军到达和尚原下。以优势兵力向宋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但是由于和尚原一带尽是山谷，路多窄隘，怪石壁立，金军的骑兵全都失去了威力，只好弃骑步战。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的有利地形，借助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居高临下，发挥宋军弓弯的优势，远距离地大量杀伤金军。宋军集中强弓劲弩，轮番选射，矢发如雨，挫退了金军三次大规模进攻。到了黄昏，趁金军撤退之机，吴玠又派杨政率军随后掩杀，给金军以重大杀伤。当激战一天的金军收兵回营、烧火做饭之时，吴玠又派出优秀射手，用强弓指着火光射击，吓得金军不敢点火。到了半夜，吴玠又派军奔袭金兵大营，杀得金军鬼哭狼嚎。吴玠还抓住有利战机，派遣奇军袭击金军运粮队。

金军白天进攻不能得手、伤亡惨重，夜晚又被宋军袭击，甚至连烧火作饭都成问题，这使那些本不擅长山地作战的金兵心力交瘁，难以再战。

十月十二日凌晨，金军被迫停止了攻击，向宝鸡北撤。宋将杨从义已经率军在金兵的撤退的必经之地神岔列好阵势，利用地形阻击金军。金军损失惨重，近二十里的山路旁、山涧中，金军弃尸累累。金兵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在和尚原之战中，宋军俘获金军大小头目300多人，甲士800多人，缴获器甲数以万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通过对以上历史事件的回顾，我们知道事情的经过原来如此。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在他拼凑出来的谬文《民族英雄岳飞：曾经几次临阵脱逃？》之中，是如何描述的呢？

“无知小丑”先生装腔作势地说“就在岳飞等人在淮东作战时，陕西尽失，四川危在旦夕！而若四川一失，则云、贵不保，金必沿长江顺流直下江浙，南宋大势去矣。”

然而，岳飞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淮东并苦战淮东之事发生在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八月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十一月上旬之间；而直到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正月，陕西全境除少数地区外，方才被金军占领。

显然，“无知小丑”先生所谓的“就在岳飞等人在淮东作战时，陕西尽失，四川危在旦夕！”之说根本就不符合史实。

事实上，当时危在旦夕的其实是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而非是四川！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秋到公元1130年 (南宋建炎四年)年底，当时作为南宋王朝中央政权所在地的江南地区的形势最为危急。王夫之在《宋论》中有句名言：“当建炎之三年，宋之不亡如缕。”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正月，金军在占领陕西大部分地区之后，暂时无心继续进攻四川，负责陕西战事的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率主力东归，只留下金将撒离喝以及宋军叛将张中孚等人镇守陕西。而直到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三月，陕西金军统帅撒离喝为了打通进入汉中的门户，方才指挥金军向宋军发起新的进攻。
   
当时宋将刘光世违抗南宋朝廷的命令，坚持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拒不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不久，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在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之后失守，淮东各地相继失守。岳飞奉命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

宋高宗又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淮东地区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然而，对于宋高宗要求救援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不久，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以号称二十万的强悍大军，气势汹汹，猛扑泰州。当时的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而且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势孤援绝，敌众我寡，岳飞几千人的兵力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同时还有几万军属以及几十万平民百姓需要岳家军保护。

就当时情况而言，四川和两淮的形势到底那个更危急，两厢比较，一目了然！

“无知小丑”先生故意危言耸听，他装腔作势地说“若四川一失，则云、贵不保，金兵必沿长江顺流直下江浙，南宋大势去矣。”

事实上，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的战略地位确实很重要，间接关系到位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南宋政权的安全。但是就当时情势而言，相对来说，位于长江北岸的两淮地区对于当时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却更为重要，因为两淮地区作为江南地区的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直接关系到位于江浙地区的南宋政权安全。

从四川地区沿长江顺流而下到江浙地区，这中间有五、六千里的水路要走，其间还有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很多险隘的阻碍。假如金兵占领了四川，并准备从四川地区沿长江顺流而下进攻江浙地区，首先要建造很多舟船，这显然需要一段时间。长江沿岸几千里的地方（特别是像长江三峡那样的险隘）都有可能成为宋军水陆合力夹击金兵水军关卡，而来自东北的金兵不仅不善水战，而且估计还会晕船。同时金兵还要面对包括急流险滩在内的各种天然障碍带来的危险。显然，这五、六千里的走水路并不安全，而且按照古代条件限制一路走下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故不是进攻江浙地区的最佳路径。

早在金兵开始围攻位于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之时，南宋朝廷的大臣赵鼎就上奏宋高宗，陈述两淮地区的重要性和救援楚州的紧迫性。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渡江北上淮东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宋军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畏惧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赵鼎原话“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

此外，南宋朝廷曾经计划让岳飞镇守位于长江中游的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以防金国女真兵骚扰江南东、西路。

岳飞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河流密集的山区(指饶州一带)，车马难以通行，骑兵也发挥不了自己的优势，金兵如果要从那里去南下攻宋，难道就不怕被截断退路而被歼灭？只要我军能够守住淮河地区的战略屏障，又何必顾虑有险隘的江南东、西路呢！假如长江北岸的淮河地区丢失了，那么金兵的兵锋就会直抵长江北岸，那么长江天险就将被金兵和我军所共有，而长江南岸几千里的地方都需要我军处处防守，然后才能确保金兵不会轻易渡江！这样显然将很危险！”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

(岳飞原话：“山泽之郡，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虏得无断后之虑乎？ 但能守淮，何虑江东、西哉！使淮境一失，天险既与虏共之矣，首尾数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后为安耶？”)

很显然，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假如长江北岸的淮河地区丢失了，那么金兵的兵锋就会直抵长江北岸，那么长江天险就将被金军和宋军所共有，而长江南岸几千里的地方都需要宋军处处防守！这样将很危险！

当初宋高宗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所有川、陕以及京西、湖北、湖南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张浚之所以要在陕西富平一带大规模集结军队，与金兵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其最初目的正是为了将金国军队主力吸引到陕西来，进而轻减宋军在包括淮东地区在内的江淮战线上的压力，确保当时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的安全。

当时的很多宋将都认为在金人立国不久、锐气正盛之时，宋军应该训兵秣马、以守为攻、待机而动，故不宜贸然发起大会战。但是作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之一的张浚却有自己的顾忌。当最终决定在陕西发起一场大会战的时候，张浚特地找来参谋刘子羽，重申自己举行会战的意图，张浚说：“我现在估计，金军势必在秋高马肥之季再次渡江去进攻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假如出现不测，再次发生上一次金兵渡江，天子入海避难之事，我们该怎幺办？那我们就将成为天下后世的罪人！在这种局势下，我们应该在陕西开辟新战场，以牵制金军，确保江南地区的安全。”

很显然，不仅包括宋高宗、张浚、赵鼎在内的南宋最高决策层，而且包括以岳飞为代表的南宋新兴抗金将领，都普遍认识到两淮地区作为直接的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对于确保江浙地区的南宋政权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军在陕西、四川一带开辟新战场其最初目的正是为了将金国军队主力吸引到陕西来，进而轻减宋军在包括淮东地区在内的江淮战线上的压力，确保当时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的安全。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装腔作势，不顾实际地片面夸大四川、陕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继续信口开河，想当然地臆断，他写道：“而吴玠所以非要坚守和尚原，就因为对面的凤翔府城，原是他的职守本司。他和王彦、刘子羽等名将一样，原本是不同意富平会战的，战败亦无力挽回，而凤翔为敌占领，也并非他的责任，此时他退回汉中，与众将聚兵一处，不仅无人指责他，且还会受到重用。可他却选择了坚守职司一条险路。”

首先，“无知小丑”先生思维混乱，语意模糊，表述不明。他先说吴玠坚守和尚原，而和尚原对面的凤翔府城原本是吴玠的职守本司，并且凤翔府城已经被敌军占领，接着，却又说吴玠选择了坚守职司。“无知小丑”先生一会儿说吴玠的职守本司凤翔府城已经被敌军占领，一会儿却又说吴玠选择了坚守职司。别人很难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

其次，刘子羽出身文臣世家，刘子羽和他的父亲刘韐一样，都是文臣。刘韐曾任北宋朝廷的资政殿学士。前文已经提到，北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按照当时以文制武的体制，真定知府刘韐兼任真定府路安抚使，统辖真定府、相州等六个州府的军务。而在宋金富平会战前后，刘子羽是张浚的幕僚，他的职务是参议军事(参谋官)，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说刘子羽是“名将”！

最关键的一点则是，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九月底，宋军在富平会战中战败，作为五路宋军头目之一的宋将吴玠率一部分宋军据守陇州（今陕西陇县）。不久，吴玠被金将马五击败。吴玠于是向南撤退到了和尚原和大散关一带，堵住了金军进攻四川的必经之路。不久，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军统帅张浚下达命令，让吴玠、吴璘负责保卫和尚原。吴玠于是开始在和尚原积累军粮，休整军队，修筑防御工事，还组织人力迅速把凤翔城内积存的30万斛粮食运到了和尚原，作出了死守和尚原的长期准备。

《宋史》列传第120《张浚传》记载“(张浚)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之和尚原、大散关，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渥、贾世方等聚泾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 《宋史》列传第129《刘子羽传》记载“子羽即自请奉命北出，复以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诸亡将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子羽命吴玠栅和尚原，守大散关，而分兵悉守诸险塞。金人知有备，引去。”

很显然，吴玠坚守和尚原不仅有他自己的决定，而且还有上司张浚的命令和指示。对于吴玠退守和尚原之事，宋高宗委任的全权负责川陕战事的南宋知枢密院事张浚是知道的，所以张浚才派刘子羽来到陕西，召集宋军各路败将，宣布他的命令，让吴玠凭借天险来守卫和尚原、大散关，以阻止金军进犯汉中、四川。

要知道，主战派文臣张浚不仅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而且嫉贤妒能、恣睢暴戾，违抗他的命令，擅自撤退，将只有死路一条。文臣赵哲曾经得到张浚的赏识，当初，对于宋军在富平会战中战败，张浚负有主要责任，但张浚却在一怒之下将罪责不大的赵哲斩首问罪。

假如吴玠像“无知小丑”先生说得那样，放弃和尚原，然后退回汉中，与众将聚兵一处的话，不仅金兵将毫无顾忌地攻入汉中、四川，而且吴玠还将触犯军法，会因违抗上司张浚的命令而被张浚杀掉。

此外，南宋朝廷当时也很关注和尚原的战事。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奉命保卫险隘关口和尚原的宋将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将没立发起的前期进攻。宋高宗得知后给吴玠升官，让吴玠兼任陕西诸路都统制。其弟吴璘也得到提升。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宋将吴玠在和尚原又大败金国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兀术）率领数万金军。当和尚原胜利的捷报由前线传到越州（今浙江绍兴）以后，南宋朝廷一派欢呼，宋高宗也按捺不住兴奋，特遣中使赶赴四川，给吴玠专程送去嘉勉的诏书，给吴玠加官晋爵，吴玠成为南宋第一个因抗金军功而建节的大将！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无视史实，故意信口雌黄，想当然地胡说什么“如果此时吴玠退回汉中，与众将聚兵一处，不仅无人指责他，而且还会受到重用。可他却选择了坚守职司一条险路”；还胡说什么“吴玠是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主动坚守和尚原”；还编造谎言，说什么“更令人可敬的是，他们在此坚守，而大本营竟无人知道他孤军在此”！

此外，在和尚原大战爆发之前，吴玠还曾将凤翔城内积存的30万斛粮食运到了和尚原。而为了支持吴玠在和尚原抗金，凤翔一带的百姓出于民族大义，冒着生命危险，利用夜晚从沦陷区向和尚原运送粮草。金军发现后，非常恼怒，派兵在渭水南岸埋伏，专门捕杀给宋军送粮的百姓。金军还在凤翔一带实行保伍连坐法，凡抓住偷运粮草者，所在保伍之人就统统处死。但是，金军的残暴并不能阻止凤翔百姓支持宋军抗金的热情，凤翔百姓向和尚原偷运粮草的行动规模反而更大、次数反而更多。显然，如果没有风翔百姓舍生忘死的支持，那么吴玠一军是无法在和尚原站稳脚跟，更谈不上在和尚原击败抗击金军了。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无视史实，信口雌黄，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吴玠无粮无援”

还有，和尚原四周陡峭，顶上宽平，还有水泉，便于屯兵，易守难攻，地势非常险要。宋人郑兴裔记述说“大散关隶凤州梁泉县，在凤翔府宝鸡县之南，为秦、蜀往来要道。两山关控斗绝，出可以攻，入可以守，实表里之形势也。” 然而，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信口开河，凭空臆断，想当然地胡说什么“吴玠无险可守” ！

通过以上分析论述可以进一步看出，“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在指鹿为马、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糊弄公众！“无知小丑”先生除了使用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偷换概念、信口雌黄等卑劣手段，剩下的就是无视史实，编造谎言，无中生有，妄图以此糊弄别人，他其实是在把公众当三岁小孩来忽悠！

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还有，“无知小丑”先生不仅装模作样、居心不良、寡廉鲜耻，而且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并且他文笔拙劣，论述苍白无力，有时还思维混乱，语意模糊，表述不明。

关于吴玠在抗金斗争中的历史地位，一位专门研究吴玠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书中作出了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这里指的仅仅是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这段时期)。

……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纵观吴玠的一生，尽管他飞扬跋扈、陷害曲端、排挤同僚，而且“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然而作为一名优秀将领，他身上依然洋谥着许多光彩照人的东西。

《宋史》卷366《吴玠传》称他“喜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兵为之死。选用将佐，视劳能为高下先后，不以亲故、权贵挠之。】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篇经典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

自绍兴四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

保守和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变。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他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他“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他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⑦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他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

“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宋廷的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宋廷的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足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由于无知小丑先生不遗余力地刻意吹捧美化抗金名将吴玠，以致偏离史实！为了更客观全面地反映吴玠的生平，故部分摘录一位专门研究吴玠的历史学家关于吴玠的另一面的描述，附在下面：


在宋高宗委任张浚全权负责川陕战事之前，名将曲端是吴玠的老上司。曲端一向持才放匡，而吴玠则向来恃才傲物，城府很深。两人共事一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正月十四日，金军又以优势兵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攻陷了陕州。金军攻陷陕州后，金将娄室又指挥十万金军进入关中平原，以长安为据点，企图进攻环庆。娄室命令其副手撒离喝率军攻占麻务镇后，又向邠州（今陕西彬县）进犯。宋军在曲端的指挥下，也摆开阵势，在邠州、宜禄一线与金军接战。吴玠、张中孚、李彦琪率部作为前阵，驻守彭原店；曲端则亲领主力作为后阵。屯驻宜禄（今陕西长武县）。

彭原店的地形对宋军十分有利。吴玠占据了高原必胜之地，乘高而阵，居高临下，痛击金军。金军在撒离喝的督战下，蜂拥而上。仰攻宋军。吴玠率领宋军以死相斗。一场硬仗下来，金军死伤过半，被迫停止了进攻。

三月初，娄室又给撒离喝增派了人马，命令撒离喝督军再次向宋军进攻。就在吴玠、张中孚、李彦琪率部与金军激烈交战时，曲端却突然传令退军。吴玠认为在这种时候撤退，势必遭到金军掩击。因此，他抵制了曲端的命令，坚守彭原店。但由于曲端从宜禄率主力后撤，吴玠遭到金军迂回包抄，部队伤亡很大，部将杨晟战死，只得溃围而走。突围后，吴玠不胜愤怒、破口大骂曲端。两入从此反目为仇。

彭原店之战，前后历时三月。吴玠一军虽败。但曲端却全师退走，未受损失；金军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被迫停止进攻环庆的军事行动，并放弃了长安，向陕西东部撤退。金军撤退后，曲端指责吴玠不服指挥，把吴玠降为武显大夫（第17级武阶），降狂知怀德军。罢兔了他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的军职。但张浚却袒护吴玠，不久便将他提升为秦凤路马步军副总管、知凤翔府、兼权知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吴玠受此重任，便率军进驻金军放弃的长安城，脱离了曲端的节制。

曲端与吴玠之间原本就有矛盾。当初张浚刚到秦州，吴玠通过刘子羽走张浚这条线以求自试，要求量才录用一事就充分说明了他力求摆脱曲端的控制、开辟自己天地的渴求。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张浚自然会看出这个间题的。张浚原打算在军事上倚靠曲端，但陕州失陷时曲端的恶劣表现却使张浚感到寒心。当时，金将娄室和叛将折可求率十万金军攻打陕州，李彦仙向张浚告急。张浚一面派人携带金帛从间道往陕州劳军，一面飞檄曲端，命令他率泾原军往援陕州。曲端一向嫉妒李彦仙的战功，对忠义民兵怀有敌视情绪，因此他公然抗命，不救陕州，以致李彦仙与大部分陕州军民血洒陕州。陕州失陷后，刚愎自用的张浚对惯喜以下犯上、恃才傲物的曲端产生了极大的反感。重用被曲端处分的吴玠，说明张浚已全然不顾曲端的面子了。张浚这一手，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要激化吴玠与曲端的矛盾，分化瓦解曲端的部属，以便能真正控制曲端。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奉命保卫险隘关口和尚原的宋将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将没立发起的前期进攻，宋高宗得知后给吴玠升官，让吴玠兼任陕西诸路都统制。其弟吴璘也得到提升。吴玠、吴璘兄弟二人于是重新披挂上阵，戴孝军中。然而，起复后的吴玠所对付的却不是金军，而是他的老上司曲端。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退到兴州后，张浚又想起了被贬责的曲端，十分内疚。但是，他又不愿承认当初贬责曲端是错误的，而是采取间接肯定曲端功劳的办法，宣布：“以富平之役，泾原军出力最多；既退却之后，先自聚集；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张浚定下这个调子，为的是既不伤自己的面子又能重新任用曲端。

开始，张浚打算任命曲端为左武大夫（第13级武阶），兴州居住，以便随时任用。但因原陕酉节制使王庶已被任命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参议官，张浚担心曲、王之间的宿仇太深，不能兼容。所以又改命曲端为营州刺史，阆州居住。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移到阆州后，张浚又动了起用曲端的念头。

在和尚原大战之前，吴玠听到风声，惟恐曲端东山再起，便急忙赴阆州面见张浚，劝阻张浚不要起用曲端，说：“曲端再起，必然对张公不利。”吓得张浚打消了启用曲端的念头。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主管机宜文字杨斌与王庶是莫逆之交。杨斌利用张浚对他的信任，诬陷曲端有谋反之罪。说曲端谋反，张浚并不相信。但是，原曲端的心腹、叛将赵彬随乌鲁、折合夹攻和尚原时曾在凤州张榜宣称要以兵迎回曲端则是事实。对此，张浚不能没有怀疑。

过去与曲端有罅隙的文臣王庶则怂恿张浚严惩曲端，说曲端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一句，分明是指责皇上，实属大逆不道。吴玠也一口咬定曲端有谋反之罪，要求非严惩曲端不可。

既然曲端与吴玠、王庶等人势不两立，那张浚也就只能用其一方。让张浚选择，他只能选用吴玠（是否选用王庶，无关宏旨），因为吴玠当时在奉命守卫险隘和尚原，事关重大。此外，当时的情况也非常清楚，曲端结仇太多，起用曲端确实难以维系川陕宣抚处置使司的内部团结。

不撤销对曲端的处分，不起用曲端，但也不再惩罚曲端，这对张浚来说，原本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而，曲端一案随着其社会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复杂了。一方面，四川士人拼命为曲端喊冤，南宋朝廷中也有许多官员为曲端鸣不平；而另一方面，吴玠、王庶等势力人物又逼着张浚非严惩曲端不可。这使张浚感到十分为难。考虑再三，张浚最终还是决定顺从吴玠、王庶等人的意见。

但是，要以什幺罪名严惩曲端呢？张浚召集幕僚讨论这个问题。吴玠也参预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吴玠起初并未吭声，但到后来，他见张浚迟迟下不了决心给曲端定罪，便在自己手心上写下“曲端谋反”四个宇，出示张浚，迫使张浚下令以谋反罪逮捕了曲端。

曲端被关进夔州（治今重庆）监狱。张浚还特命与曲端有仇的武将康随任夔州提点刑狱，专门审理曲端一案，并授意康随在狱中害死曲端，以消除后患。康随根据张浚等人的意思，先派狱官设法亲近曲端，骗取了曲端的信任。其后，狱官又欺骗曲端，让曲端亲笔写了病状，谎称可以此为由，为曲端申请出狱。康随拿到病状后，随即用酷刑将曲端害死狱中。然后以病状为凭证，谎称曲端在狱中因病身亡。

曲端这位刚愎自负、恃才凌物的优秀抗金战将，死时年仅41岁。而对于他的冤死，吴玠罪责极大。当吴玠死后，其弟吴璘执掌四川兵柄时，也深觉内疚。为弥补前沿愆，吴璘任用了曲端之子曲之绩为军校。这大概是想为吴玠减轻一点儿生前的罪过吧！

五、在南宋时期，人们对岳飞的评价如何？

岳飞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县)一个的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很多人(主要是一些达官贵人)首先想着的只是如何苟且偷生，如何保全自己，有的还在国难当头的年代自我麻痹，醉生梦死，还有一小部分民族败类甚至卖国求荣，大发国难财。

但是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自南宋以来,岳飞就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成为后世中华儿女学习崇拜的楷模。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越治军品行的爱国将领岳飞还带出了一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巨大战斗力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要求严格、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将士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而正如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军中，只有岳家军是进攻型的军队，而当时具备“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只有岳飞。

在岳飞生前，不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员佩服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广大平民百姓对岳飞赞誉有加，广大岳家军将士也都拥护敬爱岳飞。岳飞生前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当时很多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员，大多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泽、张所、李纲、张浚、朱胜非、吕颐浩、赵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仅曾对岳飞的才能表示认同，而且还曾不同程度地举荐、提拔过岳飞。而像韩世忠、吴玠、张俊等南宋大将，也都曾对岳飞的军事才能表示钦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曾经多次赞许岳飞的能力和才干，还不断给予岳飞以提拔和封赏。

而南宋时期的平民百姓和宋军将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飞，对他赞誉有加。

由于南宋时期的人们对岳飞表示钦佩和赞誉的记述比较多，无法全部转述，故下面摘录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来加以说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宠信权奸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准备迁都东南以图苟安一隅。25岁的岳飞当时还只是一个下层小军官，位卑职低的岳飞怀着满腔爱国热忱恳切地给宋高宗赵构上长书言事，却被权奸汪伯彦、黄潜善革掉官职，削除军籍，赶出兵营。

但是，岳飞并不灰心丧气，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线，去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有位官员赵九龄，在同岳飞有所接触后，认为岳飞是“天下奇才”，通过赵九龄的举荐，张所初步了解岳飞的经历和志向，便有意考问岳飞。

张所问道：『闻汝从宗留守，勇冠军，汝自料能敌人几何？』

岳飞回答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其无勇，而患其无谋。』

接着，岳飞就将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谋，次兵伐交”的道理阐述了一番。

张所听后大为惊奇，认为岳飞不是一般的人物，张所说：『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当即让岳飞坐下，两人促膝谈心。

岳飞畅谈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说本朝以开封为京都，平川旷野，长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复河北，不仅河南无法守卫，连江淮也得失未卜。当年童贯买得燕、云地区，而没有防守金坡等关隘，得虚名，受实祸，这是惨重的教训。谈话时，岳飞想到国耻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飞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许国的宏誓大愿，表示决心随同张所征战，收复失地，万死不辞。张所作为一个饱读经史的爱国文臣，自听过岳飞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谈吐，便对岳飞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认定岳飞将才难得，决定予以破格提拔。张所很快就将岳飞从普通一兵提拔为从七品的武经郎，升任统制官。

岳飞早年还曾跟随德高望重的宋朝爱国老臣宗泽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泽很看重岳飞，他曾经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仔细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意为：论智谋、勇气、才能、技艺，即使是古代的良将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战，这却不合古人兵法。现今你还只是一个偏裨将领，这样做还多大的问题，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将，这却不是万全之计。我劝你仔细研究一下这本《阵图》中所列举的各种阵式，供今后作战时参考。﹜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意为：军事家带兵作战，讲究出奇制胜，要让敌人摸不清己方的虚实，这才容易克敌制胜。摆好阵势再作战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却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作战策略，全在于审时度势，恰当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宜兴县东临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统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诗云：“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岳家军，盖绍兴初语”。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出了透彻的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顷在河北，尝以数十骑乘险据要，却胡虏万人之军。又尝于京城南薰门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张用二十万之众，威震夷夏。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缉谓如飞者，朝廷宜优擢之，假以事权，益责后来之效。…… 今飞军中精锐能战之士几万人，老弱未壮者不在此数。胜甲之马亦及千匹。朝廷诸将特然成军如飞者，不过四五人耳。飞又品秩最卑，此正易与时也。朝廷不收拾旌宠之，则飞栖栖然持数万之众，将安归乎？

飞常与人言：「使飞得与诸将齿，不在偏校之列，而进退禀命于朝，何功名不立，一死焉足靳哉！ 要使后世书策中知有岳飞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

飞武人，意气如此，岂易得哉！亦可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之意也。伏望朝廷论飞之功，加以爵赏，使与韩、刘辈特然成军者势力相抗，犬牙相错，……破奸党偷靡之风，折强梗难御之气，使之相制以为用，相激而成功，此诚朝廷无穷之利也。……』

邵缉的上书表达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朝廷将岳家军的军号定名为神武右副军，任命岳飞为统制(后来又升迁为都统制)，屯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弹压盗贼”。进驻洪州，岳飞更加严明军纪，岳家军将士秋毫无犯，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同时岳家军还维护了江西一带的治安，使盗匪也不再出现，民间得以安居乐业，人们交口称赞。

后来，在得知岳飞将要奉命调离洪州之后，负责江西一带事务的南宋官员刘大中立即上奏朝廷说：岳飞率军驻扎洪州期间，军队有纪律，使当地治安变好，洪州百姓赖以安居乐业。但如今洪州一带的盗贼匪徒还没有被完全剿灭，就把岳飞的军队调走，只怕岳飞的军队一走，洪州的社会治安又会变坏，会影响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故希望朝廷让岳飞留一部分兵力驻守洪州，以防止当地的盗贼匪徒卷土重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记载：『（绍兴三年二月庚子）吏部员外郎、权监察御史、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昨岳飞提兵洪州，颇有纪律，人情恃以为安业。今盗贼未熄，而飞既去，则民不安，农务失时。欲望速赐选兵前来，免致盗贼滋蔓。赴行在，恐盗复起。」』

南宋初年，吉州和虔州(今江西南部)一带出现“土寇”，当地的一些“豪强之家”颇有当土皇帝的野心，加之当地民风强悍，“至秋冬收成之后，即结集徒党，出没侵掠”，这已经成为惯例。当然在吉州和虔州一带也存在官逼民反的问题。后来，吉州和虔州的“土寇”总数发展到好几百支，十几万人，他们不时向东攻扰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南下劫掠广南东路，“纵横往来者数年”。

南宋统治者将吉州和虔州的叛乱视为心腹之患，认为需要派遣得力的将领前去剿灭。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荆湖南路宣渝薛徽言，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梧州知州文彦明等各地官员，都纷纷向南宋朝廷举荐或要求岳飞率军前去平定。他们普遍认为：『岳飞所部最为整肃，所过不扰』『可除群盗』。宋高宗于是为此特下亲笔手诏，命令岳飞率部前去平定叛乱。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圆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南宋学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经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而岳飞的年龄比吴玠小十岁。宋高宗当然乐于召见这位在军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让岳飞瞻仰“天颜”，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自己效命。

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从五品的遥郡承宣使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宋高宗亲笔写下“精忠岳飞”四字，并命人绣成一面战旗，让岳飞打着这面绣有“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行军作战。此外，宋高宗还赏赐岳飞和岳云衣甲、金带、战袍、弓箭、刀枪、战马等物品，赏白银两千两，并犒赏岳家军将士。宋高宗授予岳飞年仅15岁的长子岳云以正九品保义郎、閤门祗候的武官虚衔。

公元1133年（南宋绍兴三年，金国天会十一年），在得到金军的援助之后，伪齐刘豫政权接连攻占了邓州 (今河南邓州)、随州(今湖北随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钟祥)、襄阳府(今湖北襄樊) ，伪齐汉奸李成、许约等还不断派遣使者去联络割据洞庭湖的杨幺叛军，策划南北夹攻，水陆并进，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然后双方“建国通和”。

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将领曾经指出“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战略要地襄阳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长江防线出现了巨大缺口。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宋高宗君臣为了收复襄汉之事，反复进行商讨。宰相朱胜非认为：『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汉六郡的得失已经关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说：『今便可议，就委岳飞如何?』 参知政事赵鼎熟识岳飞，赵鼎回答说：『知上流利害，无如飞者。』

屡经讨论之后，宋高宗君臣认为岳飞能征善战，又明白襄汉地区的重要性，故决定委派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地区。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师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六日，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五月十七日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在得到增援之后，伪齐悍将李成率领号称三十万人的大军气势汹汹地反扑过来。岳飞亲临一线指挥，岳家军将士击溃伪齐的主力骑兵部队，接着追奔逐北，敌军横尸二十余里。

闻知岳飞击败伪齐悍将李成的反扑，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具闻卿奏，李成益兵而来，我师大获胜捷，乃卿无轻敌之心，有勇战之气所致也！』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 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在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后，鉴于襄汉六郡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须选派得力将领去镇守襄汉。南宋大臣赵鼎认为：『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飞屯驻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声援，可保无虞，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赵鼎的主张，确定让岳飞率军驻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负责镇守襄汉六郡。南宋爱国名臣李纲也上疏，指出襄汉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将岳飞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朝廷任命岳飞镇守襄汉六郡是正确的决断。这也是宋高宗君臣对岳飞能力的肯定和认同。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到了绍兴五年二月，因为岳飞指挥岳家军接连破敌立功，南宋朝廷又将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

宋承唐制，将一些重要州郡据点作为节度使的“节镇”。但节度使只是上层武将或皇亲国戚的虚衔，一般“不必赴镇”。凡封拜节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风的“旌节”。隆重而别致的“建节”仪式，为其他文官武将所无法享有，而节度使也是当时武将升迁过程中最重要、最荣耀的虚衔。到绍兴四年，已建节的南宋大将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而岳飞“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层军官被提拔为上层将领，骤然与诸大将平列，也引起资历较老的大将韩世忠和张俊等人的忌妒。岳飞当时的战功暂时还次于吴玠，却已远胜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岁即已建节，在当时更是绝无仅有。而岳飞后来又身兼两镇节度使，在当时很少见。这些充分显示了当时南宋朝廷对岳飞的器重和赏识。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张浚接连向宋高宗称赞韩世忠的忠勇和岳飞的沉鸷，说可以依靠韩世忠、岳飞等人来办大事。绍兴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发表韩世忠为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岳飞为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抚副使，并将岳飞移镇为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宣抚使的职责与制置使、招讨使相同，而级别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闻知岳家军北伐战果辉煌，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学深韬略，动中事机，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仍俘甲马，登闻三捷之功，实冠万人之勇！』 南宋爱国名臣李纲收到岳飞从前线发来的捷报，写信称赞说：『屡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来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绍兴七年初，在朝见皇帝时，岳飞就当时的国势军情做出了一番高瞻远瞩的透彻分析，宋高宗赞赏他说：『见识极进，论议皆可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0)。接着，宋高宗论功行赏，再次给岳飞加官晋爵，让岳飞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晋升为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宋会要辑稿》职官1之1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绍兴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会编》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阶，而按照宋制，宣抚使更是位高权重，自宋朝“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执政官充使”，“以宣抚之重名，实寄专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庙近臣、勋伐高世者”可当此重任。此时，岳飞已经享有执政级高官的待遇。岳飞的实职差遣已经超越吴玠，而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当时资历最老的三大将平列。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绍兴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签订第一次绍兴和约，对金国称臣纳贡，宋金第一次议和正式完成。和议达成之后，宋高宗、秦桧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大臣们加官进爵。

尽管岳飞抗金态度十分坚定，一直反对与金国议和，但是宋高宗认为正是岳飞等大将以前取得的战绩，扭转了宋金战争的形势，壮大了南宋的国势军威，使自己有了与金人议和的资本，所以和议的成功也有岳飞等大将的功劳，于是也要给岳飞加官晋爵。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十一日，岳飞被授予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官衔。岳飞上奏反对议和，要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但是，宋高宗坚决不允许岳飞辞免，理由是“军声既张，国势益振，致邻邦之讲好，归故地以效诚”。也即，能够与金国达成和议，其中也有岳飞张“军声”、振“国势”的功劳。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开府仪同三司”官阶的《制词》中称赞岳飞：

『太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四百户岳飞：

霍卫有闻，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义，足以威三军；有贾复之威名，足以折千里。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临阵摧坚，屡致濯征之利。抚剑抵掌，每陈深入之谋。眷彼荆襄，实勤经略，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流亡还归，皆投田而占籍。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这份升官《制词》对岳飞的能力和战功进行了总结，是南宋朝廷对岳飞的极大肯定。南宋朝廷认为岳飞既具有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那样的智勇和谋略，又具有东汉名将岑彭、贾复那样的信义和威名；赞扬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则机智若神”；称岳飞的存在使敌人不敢来犯，使边疆安宁无事，“边鄙不耸，几卧鼓而灭烽”；还把岳飞比作是南宋的长城，“奠兹南纪，隐若长城”。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女真统治者毁约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不出岳飞所料，宋金第一次议和之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再次开战。

在宋军出师北上迎敌之前，向来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将岳飞的官职也再次得到晋升。绍兴十年（ 1140 ）六月初一，按照宋高宗的诏令，岳飞的官职由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晋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四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岳飞：

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壮哉汉将之威棱；志清中原。奋若晋臣之忠概。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念国步之方艰，顾戎心之未革：诡谋行诈，以为盗贼之计；阻兵怙乱，以重涂炭之灾。信义俱忘，群情共恶；残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师，用奉行于天讨。默用万金之计，亟收九伐之攻。乃宠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义；仍进跻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权。

呜呼！一弛一张，文武乘时而致用；百战百胜，方略因敌以为师。举素定之成谋，摅久怀之宿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勋。勉尔壮猷，钦予时命。 可特授少保。依前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封如故。』

在授予岳飞的“少保”官位的《制词》中，南宋朝廷对岳飞倍加称赞褒扬，称赞岳飞“智合韬钤，灵钟河岳，气吞强虏”；指出岳飞及其统率的岳家军威名远扬，曾经屡次打到京洛一带，“师屡临于京洛，名远震于荒夷”；赞誉岳飞文韬武略皆可致用；还称赞岳飞一直“百战百胜”，这次出师也必将击败敌军，立下重大功勋。

很明显，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列史实事例中，可以看出，农家子弟出身的爱国将领岳飞靠着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升迁，由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三十多岁时就已经位至将相，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军事家。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和岳飞的威名远播。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经被剥夺军权、正罢官赋闲的情况下，岳飞被逮捕入狱。负责审理岳飞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看到刻在岳飞后背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
　　
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对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参见《宋史》卷380《何铸传》)

在岳飞含冤入狱之时，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还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金军之中流传着一句著名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参见《金佗续编》卷14《忠愍谥议》)

绍兴十二年，即岳飞遇害的当年，金使刘祹讥刺宋人说：『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云。』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

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参见《金史》卷98《完颜纲传》)

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分析到：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看看你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由此可见，在岳飞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南宋的君臣将相以及平民百姓，还是视岳飞为大敌的金国女真人，对岳飞评价普遍都比较高！

但是，那个孤陋寡闻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无视史实、颠倒黑白，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岳飞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太高”！

那么，对于前面列举的关于岳飞的正面评价的众多史实事例，又该如何逐一作出解释？！

“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完全是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六、南宋前期的著名将领简介以及岳飞与南宋其他将领之比较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总结，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仅指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

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在抗金斗争中也曾有杰出的表现，但是他们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宗泽、虞允文的抗金事迹：﹛南宋大将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事迹放在后面介绍。﹜

宗泽（1060—1128年），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进士，历任多个州县的地方官，任上兴建学校、减免赋税，颇有政绩。宣和元年（1119年）三月，时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建神霄宫不虔诚，受到除名编管的处分。

靖康元年（1126年），宗泽被召至京城，充和议使。因宗泽反对曲膝求和，宋钦宗恐有妨碍和议，于是改命宗泽出任磁州（今河北磁县）知州。当时，北方形势十分险恶，金军大举南下，太原失守，宋朝派往两河地区的地方官大多推托不往。宗泽却于受命当日率领弱卒十几人赴任。磁州城“经敌骑蹂躏之余，人民逃徙，帑廪枵然”，宗泽缮城壁、治器械、募义勇，严阵以待。金兵渡河南下，怕宗泽从背后袭击，派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命壮士用神臂弓射退金兵，又开城门追击，杀敌数百。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和刑部尚书王云奉命赶往金国军营议和，途经磁州。宗泽竭力劝阻并指出：『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百姓们也拦住康王赵构的马不让他前行，并认为王云是金国奸细，将他打死。康王赵构只得留在磁州，后又退到相州（今河南安阳）。

金军一面与宋议和，一面迅速南进，包围了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宋钦宗从围城中派人持蜡书任命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要他们立即入援。康王赵构率军离开相州南下，宗泽率两千人首先赶到大名。这时，宋钦宗又派人持蜡书送给康王，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汪伯彦等人认为议和能成功，不愿进军，只有宗泽坚决不相信女真人的诚意。康王赵构随即派宗泽率军万人打着康王的旗号进驻澶渊以吸引金兵，康王赵构自己则带着汪伯彦等亲信偷偷逃往山东。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劫持徽、钦二帝以及北宋宗室大臣三千多人北上。宗泽得知开封失守，立刻赶到大名，准备在金兵归途中夺回徽、钦二帝。虽然已传檄四方，其他“勤王”之师却无一兵一卒到来。宗泽只得放弃计划，转而上书康王赵构，劝他即皇帝位。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宰相李纲十分器重宗泽，认为绥复旧都非宗泽不可，时年69 岁的宗泽随即被改任东京开封知府，全面负责东京的防务。经过金兵的洗劫，旧日繁荣的都城疮痍满目。城内盗贼横行，物价飞涨，而且金兵驻扎在距京城以北不足二百里处，城内人心惶惶。宗泽到任后，立刻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东京开封很快稳定下来。南宋朝廷随后升宗泽为东京留守、开封府尹。

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接着，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

最后，宗泽编组了号称百万的大军，积储了足够半年食用的粮草，军威大振。很多“义士”纷纷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岳飞也在此时投奔宗泽，成为宗泽的部属。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金军兵势最旺盛之时，又是在最善战的金军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等人的指挥下，金军大举南侵，再次对东京开封府发起凌厉的攻势。

在东京开封府所属及其毗邻的州县，宋金双军展开了剧烈的拉锯战。一支宋军被击败，另一支宋军又接蹱而战。一些地区得而复失，一些地区又失而复得。宗泽坐镇东京留守司，从容地调兵遣将，部署战斗。在艰难的搏战中，文人出身的爱国老臣东京留守宗泽表现出非凡的大智大勇。在宗泽麾下，时年25岁的岳飞保持了“每战必捷”的记录。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月，金军终于被迫撤退，各路宋军乘机收复了一些州县。在艰难百战之后，宋金军力的对比有了一定的变化，宗泽的抗金措施初见成效。

宗泽很看重岳飞，不仅多次提拔岳飞，而且还曾授予岳飞一些阵图，让岳飞学习研究。宗泽对岳飞说：『尔勇智才艺，虽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古法，今为偏裨尚可，他日为大将，此非万全计也。』

岳飞告退后，只是将阵图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顾。待到宗泽再次召见，要岳飞谈谈学习心得时，岳飞认为自己掌兵不多，若摆好一定的阵势作战，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虚实，反而容易被女真骑兵所歼灭。

最后，岳飞很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的这几句话后来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格言。宗泽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飞。

坚守东京开封的同时，宗泽先后上疏二十多次，强烈要求宋高宗赵构回銮开封，收复失地。但均为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所阻，宋高宗也根本没有抗金的打算。南宋小朝廷回报于宗泽的，只有敷衍、嘲笑和呵斥。

眼看收复故土无望，宗泽忧愤成疾。包括岳飞在内的官员、将领纷纷来到宗泽的病榻前问安，宗泽仍强振精神，勉励诸将：『尔能为我歼灭同仇以成主上恢复之志，虽死无恨』。

宗泽想到自己惨淡经营，即将付诸实施的北伐计划，不由得吟诵爱国诗人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 70岁的爱国老臣宗泽临终前，并无只言片语提及家事，只是大声疾呼：『过河！过河！过河！』。宗泽『死之日，都人为之号恸，朝野无贤愚皆相吊出涕，三学之士千余人为文以哭泽』。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初一，东京开封府城内，悲风回荡，愁云泣雨，每个角落都是一片嚎陶痛哭之声，广大军民诚挚地悼念爱国老臣宗泽不朽的英灵。

在岳飞一生中，受教诲最深的长官无疑是宗泽，岳飞并非是宗泽麾下的第一等武将，却是宗泽最忠实的继承人。岳飞聆听了宗泽最后的心声，从『唾手燕云』的壮志，到『连结河朔』的远谋，从治军的整肃，到律己的严格，岳飞身上处处保留着宗泽的遗风余烈。

后来，南宋学者评论说，宗泽『虽身不及用，尚能为我大宋得一岳飞』。


虞允文（1110—1174年），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历任通判、知州等四川地方官。绍兴二十八年，改任秘书丞，开始到南宋朝廷任职。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渡淮南侵，南宋都城临安一片慌乱，许多官员把家属送出京城，以便随时逃跑。宰相陈康伯坚持抗战，起用病中的老将刘锜担负起江淮前线的全面抗金重任。但淮西主帅王权听到金军渡淮，随即望风逃窜，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抵长江北岸。宋高宗为应付危急局势，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为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临江督战。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初，叶义问、虞允文赶到建康府(今江苏南京)，王权的部下已经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南岸的东采石，王权也已被罢建康府御前诸军都统制职，改调李显忠接任，但还未到任。

叶义问派虞允文到东采石犒师，并前往芜湖催促李显忠赶快前来上任。但当虞允文到达东采石时，见逃到江南的王权部下将士，群龙无首，三五成群地散坐路边，骑兵已没有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望长江北岸，金营遍野，“金主亮登高台，张黄盖，被金甲，据胡床而坐”，而宋军将士却已经在商量如何逃跑。

身任参谋军事的文官虞允文，立即召集原王权部下的将官，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遂即整顿队伍，并于长江南岸山间布阵，但水军虽有战船却不敢出击，虞允文立即命令当涂民兵登船，共准备同抗击金兵。金主完颜亮亲自指挥金军渡江，“一瞬间，七十余舟已达南岸，其登岸者与官军战”，宋军将官时俊在虞允文的激励下，“手挥双长刀出阵奋击，士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俘斩略尽”，金军败退，登船北逃，又遭到南宋民船的攻击，金兵纷纷落水，约有4000 多金兵死在长江中。次日，虞允文又派遣盛新率船队出击北岸的杨林渡口，击败金国水军并烧毁金军渡江用的船只，完颜亮渡江南侵的计划破灭，遂移师扬州，企图改由此渡江南犯。这就是著名的宋金“采石之战”，也是南宋爱国文臣虞允文取得的唯一的抗金战绩。

当新任建康都统制李显忠率部赶到东采石时，采石之战已经结束，虞允文随即率李显忠的部将李棒的一万六千人及战船百艘，前往镇江与刘锜会兵抗金。宋军严阵以待，凭借长江天险，来阻止金军渡江。暴虐成性的金主完颜亮限令金军将士在三天内渡江，如到期仍未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将格杀勿论。当时女真皇族完颜乌禄(汉名雍)已经乘完颜亮南侵之机在金国后方自立为帝(即为金世宗)。金军将士知道完颜亮说到做到，而鉴于采石渡江战败的教训，显然难以按期渡江。金军将士为了活命，于是合谋杀死完颜亮而后撤军，归附完颜乌禄(汉名雍)。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当太上皇，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不久，主张抗金的宰相张浚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在采石之战中成名的文臣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年）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未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年）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前面提到，在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岳飞、吴玠的一些战功事迹，在其他章节中已经有不少篇幅的说明，这里不再专门描述。

下面依次介绍一下韩世忠、刘锜、刘光世、张俊的战功事迹：

韩世忠(1189—1151年），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韩世忠应募参军。时西夏入侵，韩世忠奋勇斩将夺关，被提升为小军官。宣和二年(1120年)，韩世忠作为宋军下级军官随同童贯、王渊镇压方腊起义，在清溪帮源洞生擒方腊，王渊称赞他为“万人敌”，升他为承节郎。宣和三年(1121年)，韩世忠又随同刘延庆进攻辽国，率50余骑奇袭滹沱河，在其他诸路宋军均大败的情况下获得小胜，以军功升武节郎、武节大夫。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大举入侵，宋钦宗继位，任命韩世忠为单州团练使，守卫滹沱河。时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被金兵攻克，韩世忠援救守将王渊，亦被围，但韩世忠趁雪夜率领300人的敢死队突袭敌营，致敌军自乱，互相攻杀，敌军主将竟被刺死，韩世忠得以突围而出。不久，康王赵构带着亲信汪伯彦等人来到山东济州（在今山东巨野县南），韩世忠也率部赶到，加入拥戴赵构为帝的行列。有一万多金兵赶来追杀，韩世忠负责率军掩护康王赵构南逃。韩世忠率千人阻击金兵，突人敌营，斩其酋长，金兵大溃。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元年，赵构即为宋高宗。不久，设立御营军，宋高宗任命韩世忠为御营军左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随即成为宋高宗赵构的嫡系部队。建炎元年（1127）八月，韩世忠讨伐单州（今山东单县）鱼台、黎驿叛军，以功升任定国军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韩世忠率部随宋高宗赵构南迁至扬州，收编流散兵士万人。不久，韩世忠率部夜袭金将兀室的军营，被金军击败，随即收余部数千人回扬州。随后，韩世忠升任领鄜延路副总管、加平寇左将军，屯守淮阳（今江苏邳县西南）。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国统帅完颜粘罕(宗翰)攻占徐州，派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率军万人南下渡过淮河，直奔扬州，完颜粘罕(宗翰)亲自率领金军主力攻击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兵败溃散，退往盐城，金军追袭部队长驱南下，宋高宗从扬州渡江逃往镇江。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宋高宗到达杭州。三月，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宋高宗被迫退位，以年仅3 岁的皇子赵旉即位，隆祐太后孟氏（原哲宗废后）垂帘听政。韩世忠在盐城收集散兵游勇数千人，乘海船到达常熟，得知苗、刘兵变的消息，随即率军赶往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张俊又借刘宝所部2000 人给韩世忠，韩世忠遂率所部赴往杭州。韩世忠到达秀州（今浙江嘉兴），韩世忠妻梁氏自杭州乘马奔至秀州，传达孟太后口谕，要韩世忠前往救驾。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初，各路勤王宋军在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将领的率领下，云集秀州。宋高宗在外援的支持下复位，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率军进入杭州，韩世忠以功建节，被授予武胜军节度使。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韩世忠先后擒苗傅、刘正彦，以功被授予武胜军、昭庆军两镇节度使，升任御营司都统制。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国军队主力大举南侵。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也和刘光世一样，当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之后，不敢率部去迎击，却抢先把所有储积的物资全部装入海船，连同全军人马，一并运往江阴。不久，金军渡江并占领建康。接着，宋高宗赵构自明州（今浙江宁波）乘船逃亡海上。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韩世忠奉诏率部进援，到达通惠镇（今上海青浦北）时，金军已攻至明州，韩世忠于是请求退守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以阻断金兵的归路。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因劫掠到的财物过多，如按来路直接北撤，陆运不便，于是金军绕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陷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准备自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渡江。完颜兀术（宗弼）对外宣称“搜山检海已毕”，用以掩饰其军事上的失利，同时又在江南地区残酷地进行焚戮，用以发泄其气恼和兽性。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号称十万人，韩世忠所部只有八千余人，若与金军陆战，显然力不从心。韩世忠命令全军登上战舰，以水师迎战陆军，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完颜兀术（宗弼）只能用小船驰出运河，在金山一带江面迎战，屡战屡败，十分狼狈。兀术请求韩世忠放金军过江，韩世忠却提出了兀术不能接受的条件：放回徽、钦二帝，归还宋之故土。但韩世忠的海舰尖底，吃水深，无法进入运河。走投无路的金军退到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企图开掘一条河道入江，又遭韩世忠拦截。后来有个汉奸献策，金军又另外掘通河道，得以将船只经秦淮河，引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城西的江面。韩世忠军还是溯江赶来邀击。又有汉奸教金军乘风用小船向宋军施放火箭。韩世忠军原来准备水陆两栖作战，其航海巨舰还装载马匹、粮食、辎重、军人家属等，无风不能行驶，遭敌人攻击后，韩世忠的巨舰一艘接一艘地着火，只得蔽江而退。

黄天荡之战前后相持四十多天。韩世忠虽败犹荣，此战教训了金国女真贵族，使完颜兀术（宗弼）等领悟了一个浅显的军事常识，在大江上往返，非同儿戏，甚至会有灭顶之灾。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南宋朝廷改御前军为神武军，韩世忠改任神武左军都统制。绍兴二年（1132年），韩世忠兼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镇压建州（今福建建瓯）范汝为叛乱，又于江西招降流寇曹成，以功升太尉。又镇压白面山（今湖南平江）刘忠起义军。同年九月，升任江南东西路宣抚使，建司建康。

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韩世忠升开府仪司三司为“使相”，韩世忠改任镇江、建康府、淮东宣抚使，置司镇江，负责江、淮下游防务。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在湖北襄汉一带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赵构一面让宋军将士抵抗金国、伪齐联军，同时又派魏良臣、王绘等大臣前往金军统帅挞懒处求和。临行前宋高宗嘱咐他们：“卑辞厚礼，朕且不惮，如岁币、岁贡之类，不须较”，宋高宗还要他们向金人解释，南宋派岳飞收复襄阳诸郡，没有其他用意，只因伪齐“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0）。

在赶往金军大营的路上，魏良臣、王绘等人在大仪镇遇到韩世忠所部。韩世忠命令部下装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样子，同时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长江以南的手诏拿出来，让魏良臣等人看看。魏良臣等人走后，韩世忠马上命令部下在大仪镇摆好五阵，设下埋伏二十多处。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过了大仪镇，首先见到作为金军先锋的金将聂儿孛堇。聂儿孛堇质问他们：皇帝何在？韩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马？还别有用心地问到“秦中丞何在”？王绘回答说：皇帝现在在临安，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秦桧现“带职奉祠”。聂儿孛堇立即责问说：听说秦桧当了宰相，又被罢职。秦桧是个好人，你们为什么要罢免他？王绘又告诉他说：秦桧是当过宰相，但过了一年，他“坚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1）。

秦桧被罢官的消息虽然让金人不高兴，但是韩世忠正在从大仪镇南撤的消息却让金将聂儿孛堇喜出望外。聂儿孛堇马上率领金军的先头部队赶往大仪镇，另外一个金将挞孛也率军前往。

等到金军全部进入埋伏圈，韩世忠立即挥旗鸣鼓，伏兵四起，并且宋军的旗色与金人的旗色混同，金军大乱。韩世忠命令精锐部队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韩世忠部将董旼追击至天长东北的鸦口桥，再败金军，又俘获女真兵40 多人。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乘胜追击到淮河南岸，『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这就大仪镇之战。

绍兴六年（1136年），南宋朝廷授予韩世忠武宁、安北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屯驻楚州(即山阳，今江苏淮安) 。对于那些胆小怯战的将士，韩世忠命令把他们打扮成妇女，然后设酒宴，鼓乐相闻，让他们知耻而后勇。韩世忠不仅与部下同甘共苦，而且还召集流民，通商惠工，把楚州建成军事重镇。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再次兴兵大举攻宋。金将聂黎孛堇负责进攻南宋的京东路。韩世忠在那里击败来犯的金军，接着，韩世忠亲自率军自楚州北上，乘胜攻取海州，接着围攻淮阳，久攻不克，但是在泇口镇、潭城、千秋湖等地接连击败金军的援军。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不久，三大将被授予有职无权的枢密府高官，但他们的实际带兵权却都被解除了。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在解除三大将的兵权之后，宋高宗、秦桧还企图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南宋朝廷的名义派张俊、岳飞出使楚州，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秦桧，还当面戳穿了秦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有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也逃过一劫。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其实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

当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之时，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作为南宋三大将之一的卑鄙小人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闻讯，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诏韩世忠听候御前委使』，实际是将韩世忠职务架空。韩世忠仍反对向金乞和，坚持『不以和议为然』『力陈秦桧误国，词意剀切』。『桧由是深怨世忠』，秦桧唆使其党羽弹劾韩世忠。韩世忠看到宋高宗的态度与秦桧的阴谋，怕自己重蹈岳飞的覆辙，于是『力求闲退』，请求辞去枢密使之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韩世忠罢枢密使，以醴泉观使、奉朝请。韩世忠“自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韩世忠已罢官赋闲，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在冤杀岳飞之后，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秦桧自此专权18年,权势如日中天。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打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绍兴十三年（1143），韩世忠被封为咸安郡王。绍兴二十一年（1151）八月，韩世忠去世。韩世忠临终前对看望他的人说：『吾以布衣百战，致位王公，赖天之灵，保首领没于家，诸君尚哀其死邪』，对奸相秦桧害死岳飞之事仍念念不忘。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淳熙三年（1176），赐谥忠武。


刘锜（1098—1162年），宋朝德顺军（今宁夏隆德）人，出生于将门。父刘仲武，曾随童贯西征，后来以功被授予泸川军节度使。宋徽宗宣和年间，经高俅推举，刘锜当了一个小军官。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即位，录用刘仲武的后人，刘锜出任岷州（今甘肃岷县）知州、陇右都护。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刘锜多次获胜，西夏人小孩儿啼哭，父母用“刘都护来！”吓唬，可以止啼。

建炎三年（1129年），为了减轻宋军在江淮战场上的压力，南宋朝廷派知枢密院事张浚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全权负责川陕战事，准备在四川、陕西开辟新战场以牵制金军的兵力。张浚很赏识刘锜，任命刘锜为泾原经略使兼谓州（今甘肃平凉）知州。

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宋军与金军在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多达几十万。刘锜作为一员偏将，“身先士卒”杀敌。宋金两军激战半日，胜负未分。当时完颜兀术(宗弼)指挥的左翼金军抵挡不住宋军的攻杀，节节后退。兀术陷入重围，其部将韩常被流矢射中了一只眼睛。韩常好不容易才冲破重围，与兀术一起死里逃生。但金将娄室比较熟悉陕西宋军的战法，娄室指挥右翼金军与刘锜的泾原军力战，拼命稳住阵脚，逐步扭转了战场形势。宋金两军激战到午后，金军又投入了预备队，向赵哲的环庆军发起攻击。赵哲是文官，带兵打仗是外行。战斗激烈之时，赵哲擅自离队。环庆军的战斗力远逊于泾原军，加上赵哲离队，环庆军一下子就被金军冲垮了。环庆军一垮，宋军士卒溃逃，影响了整个战局。其它各军军心动摇，也纷纷溃败下来，一直逃到邠州。金军赢得了富平之战的胜利，但自身伤亡也很惨重，无力追击宋军，于是打扫战场，休整军队。

张浚下令将赵哲斩首，赵哲部属慕容洧在庆阳叛变，进攻环州，金兵乘机攻打渭州。张浚命令刘锜救渭州。刘锜留李彦琪守环州，但李彦琪降金，环州失守。刘锜因回救不及而被降职为绵州（今四川绵阳）知州兼沿边安抚使。

绍兴三年(1133年)，刘锜复官。同年冬，金军攻占和尚原（今甘肃宝鸡西南）。宋军重新调整防务，刘锜负责龙州（今四川平武）至茂州（今四川茂县）一带的防务。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抗击金兵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刘锜奉令驰援，与吴玠会师。不久，从四川回到南宋朝廷的使者极力称赞刘锜，宋高宗于是下令将刘锜召到朝廷，授予他江东路副总管一职。从此，刘锜离开西北，转而在东南战场上建功立业。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因宋高宗的心腹杨沂中出征，任命刘锜暂时代理杨沂中，负责提举宿卫亲军，说明宋高宗对刘锜相当信任。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当宋高宗巡幸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时，王彦所部与解潜部属械斗，解潜被罢职，王彦也被罢兵权而改为出任地方官。接着，宋高宗下令把王彦的八字军和解潜的军队一并交给刘锜统率。刘锜于是将两支军队淘汰老弱，整编为六军十二将，共六千人。其中的前护副军，即王彦“八字军”。从此以后，刘锜独立成军。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兼节制军马刘锜，奉命率四万宋军前往东京驻防。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即颍州，今安徽阜阳），就传来了金军占领东京开封的消息。接着，金军继续向南进军，攻占陈州（即今河南淮阳）。距陈州三百里的顺昌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

顺昌知府陈规向刘锜问计，刘锜说：“顺昌城如果有粮，那么我就可以与你共守” ，陈规说：“有几万斛大米”，刘锜说：“可以了”。在大敌压境之际，刘锜沉着果断，亲自视察城内外的防御工事和地形，凿沉船只，加高加厚城墙。号召将士同心协力，保卫顺昌城。刘锜还将自己的全家老少都搬到一座庙里，在门口堆满干柴，嘱咐卫兵，万一城被金军攻破，即放火焚烧他全家，以此激励将士誓死保卫顺昌城。根据地形和兵力，分派五将把守城门。派出侦探，不断侦察金军动向。在金军到来之前，初步完成了防御准备。

绍兴十年(1140年)5月25日，金军数千游骑渡过颍河，进迫顺昌城郊。宋军伏兵活捉金军千户2人。刘锜从俘虏口供中了解到金军韩、翟二头领带领部分兵力在距城30里的白沙涡安营扎寨。刘锜乘敌军初至无备，派兵千余乘夜劫营，激战到次日凌晨，宋军首战告捷。金军残兵于5月27日逃到陈州，向其龙虎大王及三路都统葛王完颜褒报告了惨败的经过，金军主力随即迅速向顺昌集结。

绍兴十年(1140年)5月29日，三万多金军四面包围了顺昌城。当初准备防守时，刘锜命令在城边筑羊马垣，在垣上打洞为门。到了这个时候，刘锜率军从西门迎战，躲在羊马垣后面列阵，金兵放箭，不是从羊马垣的上面射到城墙上，就是射在垣上，却射不到宋军。城墙上的宋军以强弩劲弓还击，箭如雨下，金军死伤甚众，被迫后撤。刘锜抓住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仓皇渡水逃命，溺死甚众。

顺昌被围第四天，金军援兵接连而至，一部分金军扎营于距顺昌20里的东村。顺昌处于金军的铁壁合围之中。金军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攻城上，却忽略了对营寨的防守。刘锜利用雷雨天气，派骁将阎充选拔五百壮士组成敢死队，每人带上一个用来可以发声的玩具“嘂”，乘黑夜突入金营。金营里一片漆黑，闪电亮的时候敢死队员就都奋击杀敌，闪电停则敢死队员都藏起来不动，金兵大乱。百人敢死队吹“嘂”为号集合并相互配合，金兵被搞得晕头转向，整夜自相残杀，结果一夜下来积尸盈野。等到天明，金军已无力还击，只得退去。

得知金军进攻顺昌失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兵十万昼夜兼程，用不到7天的时间就从东京开封赶到了顺昌。与此同时，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并没有执行秦桧的命令。刘锜认为如果南撤，不仅前功尽弃，而且一旦被女真骑兵追上，必将全军覆灭。更为严重的是，金军将占领两淮，兵临长江，造成严重后果。为今之计，只有“背城一战，于死中求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七日，完颜兀术(宗弼)大军扎寨于顺昌城外的颍水北岸，连营20多里。兀术看到顺昌城垣简陋，竟狂妄地说：顺昌城可以用靴尖踢倒。六月九日，完颜兀术(宗弼)指挥金军向顺昌城发起总攻。这天天明，完颜兀术(宗弼)率金兵渡过颍河，沿城列成阵势，并呐喊不停，企图吓倒顺昌城内的军民。城内宋军丝毫不为所动，一心一意迎战。此时正值暑热天气，金军远道而来，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人困马乏，只好休兵立营，准备再攻。金兵整夜不敢解甲，宋军则以逸待劳，轮番在羊马垣下休息吃饭执勤。盛夏酷署，金军给养不足，人马饥渴，大量饮食被宋军施放了毒药的水草，中毒病倒者甚众。清晨凉爽时，刘锜按兵不动，等到正午烈日当空，金兵筋疲力尽，刘锜忽然派出数百人出西门击敌。又以数千人出南门，也不出声，冲出去出其不意地就以利斧砍人。宋军将士皆殊死奋战，冲入金兵阵中，刀斧齐下，金兵大败。

六月十日，大雨倾盆，天气对金军不利，金军屡攻不下，士卒死亡病疾又多，不得不改变方案，企图长期围困顺昌，于是移营城西，掘壕列陈，与宋军对峙。为了推垮金军，刘锜派100多名骑兵，或乘雨大作，或乘大雨停歇，不间断地袭扰金军，重创金军于城外，让金兵得不到休息。 六月十一日，金军中又打响战鼓，刘锜不动声色，密切注视金军动向，并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激励宋军士气。金军久攻不下，士气低落，兀术开始引兵退走。刘锜乘机全军出动，尾随追击，大败金军。 六月十二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率残部自顺昌撤离，退守东京开封府。

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主力部队，取得了顺昌大捷。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派左军和右军护送家属、伤员及辎重等先行，按宋廷接二连三的命令，撤往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刘锜本人率领剩下的一万几千人马，留驻顺昌府，既不违诏北进，也未遵命南撤。刘锜自顺昌一战成名，声价百倍，颇为踌躇满志，事实上已无意于另立新功，加上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初，宋金淮西战事频繁，宋军先在柘皋之战中取胜，然而主帅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张俊想独吞战功，于是命令非其嫡系的刘锜先行撤军。不久，张俊派出的嫡系亲信王德和杨沂中所部六万多人遭到金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失利。

对宋军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张俊、杨沂中等人，却在回朝之后弹劾刘锜在濠州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秦桧支持张俊、杨沂中等人的说法，于是解除刘锜兵权，改命刘锜担任荆南府知府。枢密副使岳飞上奏请求朝廷留刘锜掌兵，但是宋高宗不许。不久刘锜又被改授一个闲差。

    关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淮西战事中，张俊与刘锜的矛盾，可以参见《宋史》卷366《刘锜传》：

   『诸军进退多出于张俊，而锜以顺昌之捷骤贵，诸将多嫉之。俊与沂中为腹心，而与锜有隙，故柘皋之赏，锜军独不与。

　　居数日，议班师，而濠州告急。俊与沂中、锜趋黄连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沂中欲进战，锜谓俊曰：「本救濠，今濠已失，不如退师据险，徐为后图。」诸将曰：「善。」三帅鼎足而营，或言敌兵已去，锜又谓曰：「敌得城而遽退，必有谋也，宜严备之。」俊不从，命沂中与德将神勇步骑六万人，直趋濠州，果遇伏败还。

　　迟明，锜军至藕塘，则沂中军已入滁州，俊军已入宣化。锜军方食，俊至，曰：「敌兵已近，奈何？」锜曰：「杨宣抚兵安在？」俊曰：「已失利还矣。」锜语俊：「无恐，锜请以步卒御敌，宣抚试观之。」锜麾下皆曰：「两大帅军已渡，我军何苦独战？」锜曰：「顺昌孤城，旁无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满二万，犹足取胜；况今得地利，又有锐兵邪？」遂设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谍者妄也，乃戚方殿后之军尔。」锜与俊益不相下。

　　一夕，俊军士纵火劫锜军，锜擒十六人，枭首槊上，余皆逸。锜见俊，俊怒谓锜曰：「我为宣抚，尔乃判官，何得斩吾军？」锜曰：「不知宣抚军，但斩劫砦贼尔。」俊曰：「有卒归，言未尝劫砦。」呼一人出对。锜正色曰：「锜为国家将帅，有罪，宣抚当言于朝，岂得与卒伍对事？」长揖上马去。已，皆班师，俊、沂中还朝，每言岳飞不赴援，而锜战不力。秦桧主其说，遂罢宣抚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飞奏留锜掌兵，不许，诏以武泰之节提举江州太平观』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大捷，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刘光世（1089—1142年），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人，出生于将门世家。刘光世的老爸刘延庆，在宋徽宗时任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

宣和三年（1121年），刘光世跟随老爸刘延庆，镇压方腊起义，立下战功。宣和四年（1122年）七月，宋军应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童贯任宣抚使，刘延庆任宣抚司都统制，为宋军主帅，统兵10 万。刘光世随父攻取易州（今河北易县），升领承宣使，进入高级武官行列。在进攻辽国南京(今北京地区)的战役中，刘延庆派遣刘光世率军为后继去增援攻城的宋军，但是刘光世违约未到达，致使先行攻入城内的宋军失援而败，这成为宋军攻辽战败的原因之一，刘光世被降官三级，连累他的老爸刘延庆一起降官。

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应金国之约攻宋以牵制宋军，刘光世率部迎敌，在陕西杏子堡击败西夏军，以功升任侍卫马军司次长官。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军再次围攻宋朝都城东京开封，刘光世老爸刘延庆负责守御北城。不久，金军攻陷开封，刘延庆及长子刘光国率兵突围逃跑，被金军追上杀掉。 靖康之变发生时，刘光世所带领的援军还在赶往东京开封的路途中。得知开封被金军攻陷的消息以后，刘光世随即中止行军，驻扎在远离开封的陕西。

公元1127年四月下旬，刘光世接到康王赵构兵马大元帅府的命令，即率部前往济州保护康王赵构。不久，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开国之君，后庙号称宋高宗。刘光世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赵构的嫡系军队。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刘光世讨平山东贼寇李昱，以功升领奉国军节度使，成为南宋第一个建节的将领。同年十月，宋高宗赵构逃到扬州，任命刘光世为滁濠太平州、无为军、江宁府制置使，刘光世先后击败贼寇张遇、李成。

建炎二年（1128年）年底，在攻陷山东东平府之后，金军随即准备攻打宋高宗赵构临幸的行都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上旬，金军攻到泗州境内，寻找合适码头以渡过淮河。宋高宗赵构这时所倚靠的武装力量，是刘光世的部队。他命令刘光世带领一万多人马北上，到淮河边堵截准备渡河南下的金兵。

当初在靖康之变中，刘光世的老爸和大哥突围逃命的时候，因为没有女真骑兵速度快而被金兵追上斩杀。这件事情让刘光世患上了“恐金症”，刘光世心有余悸，十分畏惧金兵。此后，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赶快拼命逃窜。

由于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严重打击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既没有抵达淮河南岸也没有看见女真兵马的影子的情况下，刘光世的部队就全部溃散而逃了。金国五千女真骑兵因此得以顺利地渡过淮河，南下攻占天长。接着，金国骑兵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关于此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帝在扬州，金骑掩至天长，光世迎敌，未至而军溃。帝仓卒渡江』。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初，前方军情极端紧急，年仅22岁的宋高宗赵构还在行宫淫乐，内侍突然密报金兵即将杀到扬州，宋高宗赵构顿时吓成了阳痿，丧失生育能力。宋高宗赵构惊惶失措，来不及召集大臣会商，便立即穿上戎装，骑马出城，抢先逃命。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责备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发生后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接到张浚发来的“勤王”命令之后，刘光世拒不从命。后来，吕颐浩派使者再三劝说，刘光世这才出兵“勤王”。而在进军的过程中，刘光世出于持重考虑，选派一些散兵游勇到前面去打游击，刘光世自己率大军殿后。不久，刘光世会同韩世忠、张俊所部，合力击败叛军。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因救驾有功，刘光世升为太尉、御营副使。不久，南宋朝廷设御前巡卫军，以刘光世为都统制，兼任两浙路安抚使，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为使相。

建炎三年（1129年）秋，在宋高宗赵构接连向金国最高统治者们上书乞哀之际，金国女真贵族们又出动了大军，还带上在燕、云、两河等地强征的剃头签兵，以四太子完颜兀术（宗弼）为统帅，再次大举南侵攻宋。 江南战场的金军分兵两路。西路的金军由完颜拔离速、耶律马五等指挥，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由黄州(今湖北黄州)渡江，先后攻入江西、湖南和湖北三路，一路烧杀劫掠，然后北撤。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刘光世军闻风逃窜，致使金军在西路的一支偏师得以横行几千里。只是南方一些村民自动组织抵抗，才使那些金兵遭受一些损失，而有所忌惮。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

宋高宗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刘光世前后接到通过金字令牌快递紧急发来的五道宋高宗亲笔手诏，十九道枢密院札，命令刘光世尽快出兵救援楚州。宋高宗在其中一份手诏写道：『唇亡之忧，于卿为重。宜速前渡大江，以身督战，庶使诸镇用命。戮力尽忠，亟解山阳之围。』

然而，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八月甲午)两浙安抚使刘光世畏金人之锋，不能援扬、楚，但遣统制官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记载：『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长江以北的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在公牍中，岳飞捐躯赴国难之激切心情，溢于言表，岳飞不敢奢望刘光世亲率数万大军渡江北上增援，只希望刘光世能够调一两千兵力、借十几天的军粮给岳家军，这样岳飞才好激励将士们奋勇杀敌，解救承州和楚州的危难。或者，请刘光世另外差遣一名统制官，率军和岳飞所部协调作战。然而，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求，到了刘光世的两浙西路安抚大使司，便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宋高宗了解了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然而，驻守楚州（今江苏淮安）宋军的困境却不可能因岳家军几千孤军的出战而有所改善。楚州被金兵围攻了一百多天，楚州城内的宋朝军民在赵立的指挥下，誓死保卫楚州。但坚持到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底，终因寡不敌众，楚州城被金兵攻陷。

楚州失守后，金军统帅完颜挞懒（昌）接着又调集重兵南下，向承州（今江苏高邮）附近的岳家军几千孤军猛扑。岳飞当时已经接到了退守通州和泰州的指令，便指挥几千名将士撤退。岳家军在回师南下的途中，屡次击退金兵的攻击，金兵伤亡甚多，不得不暂时终止追击。岳飞的部队终于全军退回泰州。

对于刘光世违抗朝廷命令，拒不渡江救援楚州的罪责，大臣赵鼎主张严加查办，但是宋高宗却认为让刘光世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这一任务事关重大，担心如果对刘光世的要求太严、责罚太重，刘光世会因心里不安而引发事端。于是，宋高宗不仅对刘光世违命不救楚州之事姑息迁就，而且还勉励嘉奖刘光世，命令刘光世指挥各路宋军，合力保卫宋军在长江北岸仅存的泰州（今江苏泰州）和通州（今江苏南通）两地。

刘光世对南宋朝廷发下的纯粹是照顾脸面的嘉奖，却并不感恩戴德。对于宋高宗保卫通、泰两州的指示，刘光世更是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刘光世依然既不发一只一卒渡江援助，更不关心通、泰两州的防务。

当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的兵力又与金军相差极其悬殊。岳飞接到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岸的沙洲。来犯的金军，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岳飞明白自己一支孤军是无法招架得住的。于是，岳飞下决心放弃泰州，以免自己这支抗金生力军被来势汹汹的金国女真军全部吃掉。

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初，岳飞被迫放弃泰州城，率军退保泰兴县的柴墟镇。然后又从那里分批渡江，移屯于长江南岸的江阴军境内。柴墟镇有一道城墙。岳家军依托柴墟镇的旧城，抗击金军，掩护江北的几十万百姓和军队家属渡江南撤。金国女真人的大军很快开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岳飞身中两枪，受伤几十处，仍然指挥岳家军将士死战，终于击退金兵，很多金兵毙命于河里，『河流为丹』，岳家军也伤亡惨重。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七日，岳飞率军作为最后一批南撤者自柴墟镇渡江。

绍兴元年（1131年）初，金军渡过淮河大举南侵，长江北岸的真州、扬州都缺少守将，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既不愿负责长江以北的防务，更不敢呆在长江北岸，故违令不就职。

绍兴二年（1132年），金军已经全部撤退到淮河以北，南宋朝廷诏令刘光世兼任淮南、京东路宣抚使，置司扬州，负责长江以北的真州、扬州一带的防务。但是刘光世畏惧金兵，感到江北不安全，于是不断找借口推辞，拒不到任，还希望南宋朝廷能够让他继续留在长江以南的两浙西路做官。朝臣们为此弹劾刘光世，刘光世赶快给宋高宗赵构送上一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宝物，于是此事不了了之。不久，大臣吕颐浩又弹劾刘光世养了一大批只拿俸禄却避敌畏战的冗兵冗将，军费开支大，劳民伤财，却不能报效国家，请求淘汰冗员，核实军需。宋高宗赵构包庇刘光世，不但没有淘汰冗员，反而给刘光世调拨了更多钱粮。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南宋朝廷调整江防部置，刘光世改为江东、淮西宣抚使，置司池州，负责江东、淮西地区的防务；十月，伪齐军队渡过淮河南犯，刘光世赶紧移驻建康(今南京)。刘光世打仗不在行，但是邀功请赏却争先恐后。不久，伪齐军自长江以北不战而退，当时守在长江以南的刘光世赶紧上奏自己的“大功”，还要求朝廷封赏他那无尺寸功的儿子。有官员认为刘光世徇私舞弊，于是朝廷暂时没有批准刘光世的请求。

当时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资历最老的三大将相互倾轧，并且彼此间存在仇怨和罅隙，宋高宗赵构得知后劝他们『先国家而后私仇』，于是他们三个不得不握手言和。刘光世妻妾成群，还特地请求皇帝封他最宠爱的三个小老婆为“孺人”。刘光世十分富有，占有良田万顷，但是他仍不满足，还上奏请求换取更多的良田，有官员上奏认为刘光世扰民，于是朝廷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韩世忠军在大仪镇、鸦口桥和承州获得三次小胜，然而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李纲向南宋朝廷上奏建议说：『岳飞新立功于襄汉，其威名已振，陛下倘降明诏，遣岳飞以全军间道疾趋襄阳，捣颍昌以临畿甸，电发霆击，出其不意；则伪齐必大震惧，呼还丑类，以自营救，王师追蹑，必有可胜之理』，『此上策也』。 参知政事沈与求也对宋高宗说：『诸将之兵，分屯江岸，而敌骑逡巡淮甸之间，恐久或生变。当遣岳飞自上流取间道，乘虚击之，敌骑必有反顾之患。』

李纲与沈与求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宋高宗表面上也同意沈与求的建议，说『当如此措置，兵贵拙速，不宜巧迟』。其实，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那支当时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宋高宗写手诏给岳飞说：『近来淮上探报紧急，朕甚忧之，已降指挥，督卿全军东下。卿夙有忧国爱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来。朕非卿到，终不安心，卿宜悉之。』在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消极防御军事思想指导下，只能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绝不会采纳李纲提出的上策。

岳飞当然不能完全遵照宋高宗的命令行事而“全军东下”，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

庐州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抚使仇悆正处于险境。两三个月以来，刘光世作为上级不断发命令强迫仇悆焚烧积聚，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仇悆拒绝执行刘光世的错误军令。

最后，刘光世竟然派部将张琦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仇悆，胁迫他带头逃跑。仇悆大怒，说：『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张琦只好一走了之。仇悆召募庐州和寿州(今安徽凤台)守军几百人，加上二千乡兵，几次打退来犯之敌。

绍兴四年（1134年）十二月，伪齐刘麟又增兵攻打庐州(今安徽合肥)，完颜兀术(宗弼)亲自率金军为后继，形势危急。仇悆以为只能实践以死殉国的诺言了。岳家军猛将徐庆和牛皋率领部伍及时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使仇悆喜出望外。

岳家军匆忙吃完午饭，留下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在城南扎营，其余紧急出城迎敌。牛皋命令部下展开“岳”字旗和“精忠岳飞”旗示敌，五千敌骑大为惊愕，他们料想不到会在此地出现岳家军。 不足两千人的岳家军骑兵展开队形，以少击众，与敌军短兵相接，前后交锋三个回合，所向披靡。但金国、伪齐联军也迭退更进，没有溃散。突然，徐庆坠下马来，敌骑一拥而上，企图活捉或杀害他。牛皋眼明马疾，抢先赶到，将徐庆扶掖上马，连杀几个敌人。牛皋脱去头鍪，大声呼喝：『我牛皋也，尝四败兀术，可来决死！』牛皋舞矛直贯敌阵。岳家军的骑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战斗从申时打到酉时，斩杀敌人一批将领，活捉八十多名敌骑兵，夺得八十多匹战马。徐庆和牛皋率军追奔三十多宋里，才收兵回城。

仇悆赞叹岳家军骁勇善战，写信向岳飞致谢，信中特别表彰了牛皋的功劳。在徐庆和牛皋军立功之翌日，岳飞亲率大军来到庐州，再次击破敌军。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将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岳飞在敌人撤退后，率全军的一半人马暂驻江南东路的池州。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刘光世的副手王德率部赶到庐州。王德也感到很难堪，他对部属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庐州之战并非大战，却是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岳家军的东援，也适同刘光世和张俊的怯战避敌，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公元1135年（南宋绍兴五年，金国天会十三年）正月，金太宗完颜吴乞买（汉名晟）去世，完颜吴乞买的侄孙，年仅16岁的完颜合剌（汉名亶）即位，庙号金熙宗。此后金国内部政局不稳，上层派系斗争很激烈，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接连不断。

作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的嫡系孙子，金熙宗虽然年幼，却不愿听任金国统帅完颜粘罕（汉名宗翰，本名粘没喝）的摆布。金熙宗即位不久，便依靠宗室政要的势力，采用明升暗降的方法，夺去了曾经执掌金国军政大权多年的的完颜粘罕的实权，并解除了他的都元帅之最高军职。不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监军完颜兀术(宗弼)成为金国最有权势的将领。

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绍兴四年冬大败之后，用一年多时间重整军备以恢复元气，不料又接连遭到岳家军的猛烈攻击，伪齐军队损失惨重。刘豫不肯善罢甘休，但因自己没有足够的军力，不得不向金国父皇帝求援。但是，刘豫原先竭力奉承的完颜粘罕(宗翰)等人已失去权势。刘豫此次告急求援，几乎受到全体女真贵族的冷遇。特别是最早扶植刘豫的完颜挞懒(昌)，对刘豫背弃自己，另投新主的行为，十分憎恨。金国不再为刘豫出兵攻宋，只是观望形势。刘豫求援碰壁后，焦躁万分，决定铤而走险。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

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加入朝廷后， 曾做过两件好事：一是举荐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二是在绍兴四年冬金和伪齐联军南侵时，力主抗击。如今他却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 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南宋朝廷中的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正准备部署反击，宋高宗、赵鼎等人却已经惊慌失惜。于是，张浚连忙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 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派人以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宋高宗也以御笔交付张浚：『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 已撤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刘光世为之大惊失色，知道这次再也不能按拥兵玩敌、不战而逃的旧例行事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

刘光世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你们大家不得再退，赶快向前进军，好保住我的脑袋！﹜

王德和郦琼的前锋部队在寿春府霍丘县(今安徽霍邱县)等地击败刘麟率领的伪齐军，遏制了伪齐的攻势。杨沂中会合张俊部将张宗颜等，在定远县附近的藕塘大败刘猊军。伪齐的进犯很快被击退，但宋军的追击和反攻也并不顺利。刘光世追赶刘麟，遭到伏击，损兵折将，连他本人也险些被俘。张俊和杨沂中合兵攻打寿春府，也不克而还。

早在南宋前期，出身官宦世家的大将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出兵打仗的时候，出于持重保命的考虑，刘光世总是命令部将率领一部分军队在前面开道打头阵，刘光世自己则率军躲在后面，远离主战场。而对于金兵，刘光世更是怕得要命，只要听说金兵打过来了，刘光世就赶快拼命逃窜。刘光世向来畏惧金军，每逢奉诏移驻前线，大多不奉诏而设法退避，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靠他，因而他的军队人数越来越多。他统帅的五万大军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还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大臣们对他深为不满，朝野上下颇有怨言。但宋高宗考虑到南宋政权基础还不稳固，刘光世所部仍是需要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不仅设法满足其后勤军需的供应，还不断给刘光世加官进爵，以防止其部属溃散后复为流寇或投奔伪齐。

绍兴六年十二月，右相兼都督张浚上奏指出：『刘光世骄惰不战，不可为大将，请罢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而左相赵鼎则认为：刘光世『将家子，将率士卒多出其门下，若无故罢之，恐人心不可』。

绍兴七年二月，宰相张浚再次上奏：弹劾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乞赐罢斥，以儆将帅』，右司谏陈公辅则弹劾刘光世畏敌怯战、不守庐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卷109)。刘光世也早已厌倦了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在听到朝廷想要将他罢官风声之后，正中刘光世的下怀。刘光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
于是，宋高宗赵构顺水推舟，将刘光世罢为少师、万寿观使，其部隶属都督府。刘光世罢官赋闲的时候，宋高宗赵构还赏赐给了他一批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上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在南宋所谓的“中兴四将”之中，刘光世浪得虚名，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纯粹是个多余的摆设。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光世传》的结尾对刘光世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然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刘光世在南宋诸将中资历最老，最早被提拔。但是他不能严于律己，治军放纵无法纪，不肯根据朝廷的任命去前方就职，见到金兵就躲得远远的以保全自己，所以遭到当时公众舆论的贬斥。

刘光世曾经与宋高宗交谈，刘光世说：「我愿意竭力报效国家，希望史官以后能够在史书中将我的功劳排在第一位。」宋高宗回答说：「你不能只说空话，应当先做出些实际行动来。」

建炎初年，刘光世暗中结交宋高宗宠信的内侍康履，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刘光世后来又尽早解除兵权，甘于世俗同流合污，就连权奸秦桧也不忌恨他，所以他能够骗取荣华富贵，并能够善终。与奋不顾身地报效国家的大将韩世忠、岳飞比起来，刘光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在既没有抵达前线也没有看见金兵的影子的情况下，他带领的一万多军队就全部溃散而逃，致使金国五千骑兵顺利地渡过淮河、奔袭南宋小朝廷所在的扬州，害得宋高宗赵构吓成了阳痿。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刚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就不战而逃，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听到金国和伪齐的联军出动的消息，不但自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而且还不许别人报国杀敌，甚至派部将带领几千兵士赶到庐州城，企图以武力劫持坚持抗敌的庐州知州仇悆，以武力胁迫仇悆带头逃跑。结果遭到仇悆的严词训斥：『若辈无守土责，吾当以死殉国！寇未至而逃，人何赖焉！』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当得知岳家军获胜、金国和伪齐联军败退之后，就赶紧派兵渡江北上，想乘机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敷衍朝廷、虚报战功、邀功请赏。甚至连他的副手王德也很难堪地说：『当事急时，吾属无一人渡江击贼。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见仇公耶！』

这就是畏敌如虎的庸将懦夫刘光世，不仅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而且还害怕金人扶植的傀儡伪齐的军队，听说伪齐号称几十万人的乌合之众杀过来了，就赶紧要放弃淮西、退避江南，在接到宋高宗和时任宰相张浚『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有不用命，当依军法从事』的严词军令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惊慌失措地对部属们大声呼喊：『汝辈且向前，救取吾首级！』

就是这样一个“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贪财好利、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萎靡不振之徒，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怕金兵怕得要命的庸将懦夫刘光世，打仗时躲在后方，一再违抗朝廷的命令，拒不前往一线，听到金兵杀来了，就抱头鼠窜、拼命逃跑，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当成了“名将”！

就是这样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抗金业绩可谈的浪得虚名之徒刘光世，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张俊（1086—1156年），宋朝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曾当过盗匪。宋徽宗宣和年间，张俊作为一小兵随军进攻夏人仁多泉，始授承信郎，成为级别最低的小武官。北宋末年，张俊参与镇压京东、河北起义军，立下战功，升为武德郎。

靖康元年（1126年），张俊守卫东明县城（今河南兰考北），以功升至武功大夫。同年五月，张俊跟随河北、河东路制置副使种师中救援被金军围攻的太原，种师中兵败被杀，张俊率所部数百人突围南逃。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康王赵构来到大名府，张俊跟随信德知府梁杨祖率兵到大名“勤王”，康王赵构见张俊长得英俊魁梧，于是就提升他为后军统制。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张俊率部镇压起义军李昱、张遇于任城（今山东济宁），之后升至拱卫大夫。

公元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即为宋高宗。张俊被任命为御营前军统制，张俊所部随即成了宋高宗的嫡系军队。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起，张俊率部多次讨平叛军、起义军，升观察使，成为高级武官。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张俊率部镇压秀州（今浙江嘉兴）徐明起义，又升承宣使。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兵变，张俊当时驻军吴江，随即率部退回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跟随南宋大臣张浚平叛。接着，张浚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逃离，后被俘杀。宋高宗赵构这才恢复了帝位，张俊救驾有功，得以加官晋爵，被授予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不久又改任浙东制置使。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完颜兀术（宗弼）率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金军攻入江南。宋高宗赵构得知金军渡江消息，便采纳宰相吕颐浩的建议，从临安(今浙江杭州)退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再从明州航海南逃。张俊任浙东制置使，负责掩护宋高宗赵构逃亡。

完颜兀术（宗弼）占领临安之后斜卯阿里和乌延蒲卢浑带四千骑兵追捉宋高宗赵构。金军的这支偏师经国长途奔波，已成强弩之末。在明州城下，金军自高桥镇攻西门，张俊部将刘宝，会同杨沂中所部合力抗击金军，知州刘洪道也率州兵助战，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合击之下，金军的这支偏师战败，死伤千余。这一小捷就是后来被南宋小朝廷所吹捧的张俊明州战功。正逃亡海上的宋高宗赵构闻知，十分欣喜，赶快下诏把张俊等人吹捧表扬了一番。

﹛张俊报说杀敌近千人，然而所得女真“带环首领”，即耳戴金银环的首级只有两级。因金军中各民族成员一律辫发，故以耳戴金、银环作为识认女真人首级之标志（参见《会编》卷3，卷28，《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此后，明州之战又被夸大为杀敌几千以至几万的大捷，见周麟之《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宋史》卷369《张俊传》﹜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初二，金军的一支小部队再次进犯明州，张俊与刘洪道坐在城楼上，调兵遣将，在宋军优势兵力的反击下，金军败退，有不少金兵掉到河里淹死。完颜兀术（宗弼）派军增援，金军大举进攻明州。张俊见势不妙，急忙找借口撤离明州。张俊一路狂奔，逃往台州，金军很快就占领明州。

金军虽占领明州（今浙江宁波），但处境日益困难。遥望东海，烟涛微茫，无宋高宗逃帆之影迹；回首西北，山水重沓，却有岳飞率领的宋军新兴劲旅之阻击；江南地区密布的河湖，不利女真骑兵的纵横驰骋；而卑湿的地气，又造成来自北方的金兵的水土不服；金兵所到之处不断遭到南宋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金军伤亡惨重，而占领的地区又不能巩固，无法立足。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终于决定撤兵。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到四月，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大队人马到达镇江府，打算满载掳获品渡过大江，却遭到宋将韩世忠所部的拦击。金军被困在长江上达48天。这就是宋金战争史上著名的黄天荡之战。

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成为金军在江南仅存的立足据点，对于金军以后再下江南，吞灭南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当完颜兀术（宗弼）和韩世忠在长江上相持之际，建康府的金兵在城东北的钟山、城南的雨花台构筑大寨营垒，开凿了两道护城河，并在山上挖洞，以供“避暑”之用。金人『陆增城垒，水造战船』，从采石矶渡江北去，继而复返的队伍，也络绎不绝。韩世忠的战败，又使金人留驻建康“避暑”的可能性增大了。

此时，浮海归来的南宋小朝廷把越州(今浙江绍兴)作为“行在”。宋高京君臣将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视为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利剑，生怕金军会把建康府打造成下一次进攻江南的基地和跳板。为了驱逐建康府的金军，宋高京君臣几乎调动了可以动用的全部兵力。南宋朝廷在长江中下游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三支部队。然而将官虽多，却都拥兵自重，谁都不愿去冒风险去进攻驻扎在建康府的金军。

宋高京君臣任命张俊为浙西路、江东路制置使，除刘光世、韩世忠两军外，其他诸将皆受张俊节制，『诸将并受节度』，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但是畏惧金军、胆怯无耻的张俊宁肯任人切齿唾骂，也不敢向建康城前进一步。勇于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惟有新兴的抗金劲旅，——岳飞的岳家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记载：『(建炎四年四月)时金军欲以健康为江南立足之地，而统帅张俊畏敌怯战，故仅有岳飞一军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岳飞率领南宋的新兴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五月中旬，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飞亲自押解着战俘，前往南宋朝廷当时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朝见宋高宗赵构。在越州，当时资历较老、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与岳飞进行了一番交谈，岳飞就宋军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战略问题做了透彻的分析，张俊对岳飞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对岳飞的看法表示赞许，还嘉奖赏赐了岳飞。

没过多久，张俊就向时任宰相范宗尹举荐岳飞，『盛称岳飞可用』，范宗尹为此面奏宋高宗赵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5)。不久，南宋朝廷发表命令给岳飞升官，任命岳飞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南宋初年，长江北岸的淮东地区作为屏障和缓冲地带，对于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的南宋政权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

建炎四年(1130年)夏 ，金军统帅挞懒（完颜昌）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在宋高宗君臣看来，韩世忠军新败，元气尚未恢复，而刘光世与张俊关系不和，故出兵救楚州只能是非此即彼。

签书枢密院事赵鼎先找张俊，想让张俊出兵去援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张俊立即拒绝说：『敌方济师，挞懒善兵，其锋不可当。赵立孤垒，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博虎，并亡无益。』

赵鼎继续劝说：『楚当敌冲，所以屏蔽两淮，若委而不救，则失诸镇之心。』 张俊找借口推辞说：『救之诚是，但南渡以来，根本未固，而宿卫寡弱，人心易摇，此行失利，何以善后！』

赵鼎再三劝说张俊出兵去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却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赵鼎上奏宋高宗：『江东新造，全籍两淮，若失楚州，则大势去矣。是举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诸将殚力，不为养寇自讨之计。若俊惮行，臣愿与之偕往。』

赵鼎恳切地指出，南宋政权刚迁到江南不久，在江南地区立足未稳，南宋政权的存在，需要依靠长江以北的两淮地区作为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淮河和运河交接处的战略要地楚州被金兵攻陷，那么两淮地区难保，而唇亡齿寒，江南的南宋政权也将直接面临很大的威胁！

赵鼎还指出，出兵北上之事，不只是要援救楚州这座危城，而且可以促使各路将士尽力抗敌，不放纵金兵，进而给金兵一个教训。赵鼎还说，如果张俊因害怕金兵而不敢出兵救楚州，那么我赵鼎愿意陪着张俊一起去！

但是，张俊仍然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

(参见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建炎四年八月己丑)

宋高宗君臣无可奈何，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宋高宗君臣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又名山阳，今江苏淮安）。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当初，趁金军渡江的机会，军贼李成带着匪军在南宋辖区内攻城略地，到处杀人放火，大肆抢劫掳掠。李成匪军先后占据江淮约十个州军，『』“连兵数万”，号称三十万，有『』“席卷东南之意”，企图割据称雄，一时对南宋政权构成重大威胁。

绍兴元年（1131年）初，南宋任命张俊为江、淮招讨使，全权负责征讨李成匪军。张俊颇有怯意，说了一番李成兵多势盛的话，宋高宗说：『今日诸将独汝未尝立功』。张俊最后不得不『恐悚承命』。但经张俊请求，宋廷将陈思恭的神武后军、岳飞刚组建不久的岳家军等都调归张俊指挥﹛《三朝北盟会编》卷141，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7建炎四年九月戊午，卷40建炎四年十二月乙未，卷4l绍兴元年正月戊申，《宋会要》兵9，10﹜。

张俊以岳飞所部为先锋，击败李成部将马进率领的匪军。接着，张俊大军追到筠州，马进集结几万兵力，出城反攻，其军阵横亘十五宋里。岳飞、陈思恭两部与敌人主力激战，张俊引兵增援，杨沂中又领兵从西山上冲杀下来，夹攻敌军。马进匪军大败，光是投降和被俘者即达八千人。战后，张俊害怕降兵反复，命令陈思恭将他们全部坑杀。

马进率残兵败将向北逃窜，以寻求李成的救援。岳飞连夜率领将士衔枚急行军，赶到马进之前，在朱家山埋伏。待马进残部逃到此地，岳飞伏兵齐发，一鼓作气歼灭残敌数千，斩敌将赵万。马进只剩下十余骑，仓皇逃命。
李成不甘心失败，留马进守江州，亲自提兵反扑。李成命令部将商元在洪州奉新县楼子庄的草山依险设伏。张俊大军由小路冲上山顶，杀败伏兵，夺取险隘，彻底粉碎李成匪军的反击。此战使张俊得到了“张铁山”的外号，其实，这主要得力于岳飞等部的奋战。张俊后来报告朝廷说，此间岳飞功居第一。

楼子庄战斗结束后，李成匪军的猛将锐卒损折太多，再无还手之力。张俊和岳飞兵分两路，张俊往东北方向收复江州，岳飞往西北方向追击李成。李成匪军逃到洪州武宁县(今江西武宁县)，适逢修水暴涨，残兵败将们还来不及渡河，岳家军已如神兵天降，李成手下的匪徒们四散奔命，溃不成军。武宁县百姓得以免遭荼毒。李成不敢再在江南稍作停留，慌忙退到淮西路的蕲州(今湖北蕲春)。岳飞率军从武宁县东进，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与张俊会师。到三月末，江南已无李成匪军的踪影。

李成在淮西凭借其部属胡选的军队，号称十余万，企图负隅顽抗。宋军直抵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李成匪徒在石幢坡占守山险，投木石阻击宋军。最后，张俊大军实行强攻，大败李成匪军，并追杀马进、孙建等匪军头目。李成势穷力尽，只好逃奔由金国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自此以后，李成被迫收敛起割据称雄的野心，心甘情愿地匍匐于金国“儿皇帝”刘豫的脚下，成为刘豫最得力的爪牙。张俊讨伐李成匪军有功，官升太尉。以后历任浙西江东宣抚使、淮西宣抚使。

绍兴四年（1134年）三月，负责保卫四川的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击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半年之间，在西部和中部战场接连两次大败，使金国统治者和伪齐政权头目恼羞成怒，急于报复。但是，金国和伪齐已无勇气与西部战场的吴玠军，中部战场的岳家军再次硬拼，只能避实击虚，向东部的淮南东、西路进攻。两淮距离南宋朝廷所在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最近，往往成为金国、伪齐攻宋的主战场。

绍兴四年（1134年）九月下旬，金军由左副元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右副元帅完颜挞懒(昌)和元帅左都监完颜兀术(宗弼)三大将统率，伪齐军由刘豫的儿子刘麟指挥，分路渡过淮河。他们采纳伪齐悍将李成的意见，远远地避开岳家军的防区，以免岳飞出兵，使自己腹背受敌。刘豫在出兵前还发布伪诏，扬言要『直捣僭垒，务使六合混一』。

消息传来，南宋小朝廷『举朝震恐』。很多官员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逃避敌。惟独宰相赵鼎反对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当时东南地区有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三支大军，另加杨沂中神武中军等，兵力总计十五万人以上，比西部战场的吴玠，中部战场的岳飞多了好几倍，然而在失败主义情绪的笼罩下，连淮南东、西路也守不住。

刘光世按照不战而逃的惯例行事，赶紧从长江以北撤退到长江以南，把整个淮南西路拱手让给敌军。狡猾的张俊表面上说『避将何之』，但主张划江而守，『当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贼退，徐为之计』，回避自己一军与敌对抗。张俊还以『坠马伤臂』为藉口，拒不出兵渡江。宰相赵鼎发怒，派人监督张俊发兵，并奏请严惩张俊，但因宋高宗的姑息迁就，也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韩世忠军接连在大仪镇、鸦口桥、承州挫败金军前锋，获得三次小胜，但终究独力难支。最后，张俊军退守常州，韩世忠军退守镇江府，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府，他们只能凭藉长江天堑来阻遏敌人。

宋高宗在东部战场聚集如此众多兵力的情势下，仍不放心，还要调岳飞负责镇守襄汉的那支不足三万人的军队赴援。岳飞以一半兵力部署襄汉一带的防务，命令徐庆和牛皋带二千多骑兵为先锋，自己和李山等部将率大军为后继，驰援淮西。接着，岳家军将士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国和伪齐联军的骑兵部队，击破了金、齐联军的最后一次攻势。

岳家军的东援的时候，避敌怯战的刘光世和张俊已经率军逃到了长江以南，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在东部战场三大主力退缩江南之际，岳飞以孤军进援，保全了淮南西路的首府庐州，对扭转战局有重要影响。

金、齐联军既无力渡江，又败于庐州，岁末严寒，大雪纷飞，粮饷不通，野无所掠，只能杀马作食。汉族签军极为愤恨，有的甚至向金军将帅递送匿名信，说众人被驱逼到如此地步，如果渡江，一定活捉酋领们献给南朝。女真兵也叫苦连天。此时，又传来了金太宗病危的消息。金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宗辅)、完颜挞懒(昌)和完颜兀术(宗弼)再也不敢停留，慌忙撤兵。刘麟接到撤退命令，立即抛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二百余里。伪齐“六合混一”的大话至此成为笑柄。

听到金、齐联军撤退的消息，张俊和刘光世为敷衍朝廷，虚报战功，赶紧乘机派兵渡江北上，想抓几个跑得慢的敌兵以邀功请赏。结果张俊派出的统制张宗颜击败在六合追上敌军残部，抓到敌军的两个小头目。

绍兴六年（1136年）九月间，刘豫强行签发乡兵二十万，号称七十万，分兵三路，进犯淮南西路。刘豫还派遣乡兵，身穿女真“胡服”，在京西各州县往来招摇，诡称金军已到，既为伪齐军壮胆，又借以恫吓宋军。

伪齐头目刘豫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攻势，居然吓坏了宋朝的不少文官武将。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首当其冲，他们故意虚报敌情，夸大敌势，争先恐后地要求增兵，其实不过是为逃跑制造借口。南宋朝廷时任左相赵鼎是个摇摆于抗战和投降之间的人物。赵鼎完全信从张俊和刘光世的谎报，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等军撤至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遣岳家军东援淮西；第三，宋高宗 的“行在”自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撤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这些决定当然正中宋高宗的下怀。

不久，主战派文臣右相张浚抵达镇江府，得到了并无金军配合南侵的确切情报，而伪齐刘麟的中路军不过六万人，认为是个不应错过的良机。张浚上奏说，淮南的驻军是为了屏蔽长江，如果张俊、刘光世等率军撤退到长江以南，那么淮南失守，则长江天险与敌人所共有。伪齐军占据淮西，因粮就便，江南又如何能够守得住？现在合兵掩击淮西敌寇，可保必胜。若有退却之意，大势必将无法挽回。

张浚还反对岳家军东援，说：『今岳飞之军控制上流，利害至大。倘使之全军而来，万一虏、叛出没此处，何以支捂？其为患害与淮西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5绍兴六年九月庚寅，《朱文公文集》卷95张浚行状，《梁溪全集》卷91《奏陈防秋利害札子》﹜宋高宗得知无金军南下的确讯，才安定了一颗惶恐的心，转而同意张浚的主见。

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张浚命令张俊、刘光世等部反击伪齐军，严令制止刘光世退军江南：『若有一人渡江，即斩以殉！』 受张俊节制的杨沂中军与伪齐刘猊激战于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伪齐军战败，张俊部将张宗颜率军赶到，两军遂共奋击，伪齐军大败，张俊又率主力到达，追击伪齐军，与杨沂中军一直追击至寿春（今安徽寿县），这就是“藕塘之战”。

张俊手下的第一名统制，原是认张俊为“阿爹”的庸将田师中。田师中娶张俊亡子之妻，对张俊奉承谄媚，得到张俊的宠信。淮西兵变之后，王德的八千人马驻扎建康府，无所归属。张俊用重金予以收卖王德，方得以有了一员善战的部将。张俊的行营中护军扩充到八万人，装备也很精良。然而张俊却将行营中护军视若私产，抱着一种悭吝的守财奴心理，人马愈多，装备愈好，就愈不敢打冒风险的大仗、硬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当时顺昌保卫战正在进行中，张俊奉命前去解围，但是却一直迁延不行。在金军全部撤退之后的第十一天，即六月二十三日，张俊部将王德才带着数千骑兵姗姗来迟，抵达顺昌府，算是尽了策应之责，随即还军。

闰六月中旬，张俊发兵北上，金国宿州（今安徽宿州）知州马秦兵败投降，金国毫州（今安徽亳州）知州郦琼率众逃遁，张俊、王德没有遭到强烈抵抗，就占领了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毫州百姓激于爱国热忱，『列香花迎军』。不料张俊的军队『虏掠良人妻妾，夺取财物，其酷无异金贼』，并在数日后班师，『民皆失望』﹛《三朝北盟会编》卷204，2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丙戌，戊戌，庚子﹜。

绍兴十年（1140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张俊仅仅取得了两次小捷，但邀功请赏却漫天要价。第一，张俊请求宋廷将王德和田师中升至仅次于节度使的正任承宣使；第二，张俊上报说，行营中护军竟有四万多人立“功”，须论“功”行赏。对于张俊的所作所为，就连给秦桧出谋划策的张嵲也感到愤愤不平，指责张俊『不俟命而擅退师，使岳飞军孤』『本应罚而反赏』(《紫微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为王德田师中除正任承宣匣缴奏状》，《宋史》卷445《张嵲传》)。

其实，擅自退兵的指责，也冤枉了张俊。依宋高宗和秦桧的军事部署，只“令张俊措置亳州”，如今他多取一个宿州，已属锦上添花，焉有不赏之理。宋高宗向来偏袒张俊，自然慷慨地满足张俊的请求。

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由于岳飞被迫奉命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占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南宋在淮南西路驻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

但是，每逢军情紧急时，宋高宗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鄂州即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大本营﹜。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称赞岳飞『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岳飞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国军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却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

但是，岳飞也了解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出奇制胜的上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岳飞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岳家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可使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二月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西北的柘皋镇，展开会战。柘皋之战的特点是宋金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没有亲临战场。张俊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张俊一人决定。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畏敌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参与柘皋之战的金军兵力估计只有几万人，由完颜阿鲁补、韩常等金将指挥，完颜兀术(宗弼)并未参战。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亥，《宋会要》兵14之34，《宋史》卷368《王德传》，卷369《张俊传》等明确记载张俊没有参加此战。而《会编》卷205，卷219《林泉野记》，《海陵集》卷23《张循王神道碑》却说张俊亲自参战，系误。﹜

参加柘皋之战的宋军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宋军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左右，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击败了金军。这也是一场激烈的鏖战。

柘皋之战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随即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张俊自己则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三朝北盟会编》卷205《淮西从军记》)。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发来的公文，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援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南宋朝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卷22《淮西辨》)。

不料，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命令刘锜班师的前一天，开始急攻濠州(今安徽风阳)。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张俊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癸卯，《金史》卷79《孔彦舟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三月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听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张俊为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准备到空城里耀武扬威一番。接着，张俊命令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千余骑前往。不料却遭到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逃。

﹛关于濠州之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05《淮西从军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绍兴十一年三月丁未，戊申，《宋朝南渡十将传》卷1《刘锜传》，《宋史》卷366《刘锜传》，卷367《杨存中传》﹜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宋军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韩世忠军的归路，韩世忠且战且退，全师而还。﹛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关于韩世忠在濠州之败退，《三朝北盟会编》卷217韩世忠神道碑，《宋会要》兵14载韩世忠捷报，乃讳败而虚报无疑。今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卷23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辛亥，卷193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戊午，《江湖长翁文集》卷27《上赵丞相札子》﹜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三月一日发出的一份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的消息，岳飞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脱口而出：『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实际上，这正是岳飞郁结半年多的心声。

岳飞怒气冲冲地对张宪说：『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岳飞又指着董先说：『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十二日，岳家军赶到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而逃、渡淮北撤。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注解：关于岳飞三援淮西，《三朝北盟会编》卷20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三月庚戌等记载，基本上承袭了张俊等人的诬蔑以及秦桧党羽的毁谤。《金佗稡编》卷3提供了宋高宗十五道手诏的原文，卷22《淮西辨》也对史实真相作了有说服力的澄清。但岳珂的记述和辩白也有个别夸张失实之处。如《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 说岳飞“师至庐州”，金军“望风遽遁”，但庐州其实是淮西宋军乘柘皋之胜而收复的。﹜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大金国志》卷27），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当时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完颜宗弼（兀术）就开始改变策略，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大金国志》卷27）。兀术三次致书宋廷，表明议和的意图，进而想通过宋金和议来捞取金军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通过改组南宋朝廷的御史台，严密地控制了舆论，还贬逐了许多主张抗战的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绍兴八年（1138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反议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独武将还握有兵权，岳飞、韩世忠等人的抗金态度又非常坚决，他们要是拥兵抗命，议和就难以成事。因此，要使议和成功，就必须想办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进犯，宋高宗赵构狼狈逃窜，在国破家亡的非常时期，南宋小朝廷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位，允许他们“便宜从事”。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尤其是，宋高宗赵构对于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刘（正彦）兵变事件，始终耿耿于怀。

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御前军统制苗傅和副统制刘正彦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动了兵变，杀死了宋高宗的宠臣、作恶多端的御营都统制王渊，并派兵包围了宦官康履的家，杀死内侍多人。苗、刘还在临安城内张贴榜文历数宋高宗赵构的罪状：重用黄潜善、汪伯彦等权奸，宠信宦官，以致『奸臣误国，内侍弄权』，贪污腐化，祸国殃民，老百姓灾难重重，痛苦无边，『数路生灵，无罪而就死地，数百万之金帛，悉皆委弃，社稷存亡，悬于金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
　　　　
当时，宋高宗赵构亲自召见了苗、刘。他俩见到宋高宗时，又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指责宋高宗任用奸佞、赏罚不公、误国误民，说将士有功者得不到奖赏，而宦官没有功劳却得到美官。黄潜善、汪伯彦『误国至此，犹未远窜』，王渊『遇敌不战，因交康履，乃除枢密院』。苗、刘对宋高宗表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并公然宣称：『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宋钦宗）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接着，苗、刘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赵构三岁的儿子为帝，由孟太后垂帘听政。苗、刘兵变发生不久，南宋大臣张浚、吕颐浩等随即命令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辛道宗等将领，带兵前去“勤王”。苗、刘兵败被杀。宋高宗这才恢复了帝位。

这件事虽已相隔十多年，但宋高宗赵构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高宗惩苗刘之难，心惴惴然』。何况而今与建炎时期相比，南宋将帅们的兵权和威望变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赵构更是时刻担心武将做大将会威胁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问张俊：你读过郭子仪传吗？张俊说：没有。宋高宗又谕示他说：郭子仪『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权之寸，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这番话，虽是说给张俊听的，其实是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将的心理反映。
　　　　　　　
秦桧当然深知宋高宗赵构有猜忌武将的心思。当时南宋军民有这种习惯，以各将领的姓为军号，称呼张俊统领的军队为张家军，韩世忠统领的军队为韩家军，岳飞统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对此，秦桧便『乘间密奏，以为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秦桧说这些话，是针对宋高宗最敏感的问题而发的，因而立即触动了宋高宗的内心世界，『上为之动』(《鹤林玉露》卷5《格天阁》)，促使宋高宗下决心要收回兵权。

早在绍兴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对监察御史张戒说过，他想用提升各军裨将使其独立成军的办法，来分割各大将的兵权，并打算在一、二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但因当时与金国还未达成和议，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军队力弱势孤，抵挡不住金兵的进攻，维护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因而事情才被暂时搁置。
　　　　
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于是，秦桧便积极地与他的党羽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密谋。经过反覆的策划后，范同向秦桧献计说：把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都调入朝廷任枢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职，实『罢其兵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南宋三大将中，张俊、韩世忠路近先到，岳飞路远晚到了六七天，秦桧却“忧之甚”。他知道岳飞手握重兵、能征善战，万一明白了南宋朝廷“论功行赏”的真实意图，并起而反抗，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秦桧内心虽忧心仲忡，但外表仍故作镇静，天天在西子湖上摆设盛宴，装出要热心款待三大将的样子。秦桧党羽王次翁参与了这一密谋，神经更为紧张，『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甚至还做好了“灭族”的准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张俊、韩世忠先到朝廷，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后到，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宋高宗假惺惺地对他们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乌珠（兀术），何足扫除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些话，说得冠冕堂皇，为要抗金，好像是宋高宗对三大将无比荣宠，不但给他们升了官，而且还把枢密府掌兵的大权都交给了他们。但实际上，宋高宗是要把三大将控制在南宋朝廷，让他们当有职无权的高官，而把他们的实际带兵权都解除了。

接着，宋高宗、秦桧又立即撤消三大宣抚司的机构，宣布各宣抚司统制宫都要加“御前军”的头衔，各路宋军都要由南宋朝廷的“三省枢密院”直接指挥。事到如今，三大将只好受命了。不过，各人的态度，并不一样。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也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韩世忠和岳飞也明白宋高宗、秦桧的意图，他们其实并不贪恋个人的兵权，但他们与金军浴血奋战，驰骋疆场，过了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们深深地懂得南宋朝廷解除他们的兵权，无异是自毁国防力量，后果不堪设想。虽是君命难违，无可奈何，但他们眼看宋高宗、秦桧做出这种亲痛仇快的蠢事，内心的愤懑却难以抑制，各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示抗议。韩世忠特地做了一条“一字巾”，进入枢密院衙门时，把它裹在头上。岳飞『披襟作雍容状』。由于他们以悠闲自在、雍容之状的行为来表示抗议，『桧颇不喜』, 『桧亦忌之』，秦桧视他们为大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宋高宗和秦桧虽解除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只是完成了降金的第一步。岳、韩的手脚虽被捆住，但他们的军队还是原封未动，军事力量还没有被摧毁。尤其是，岳、韩多年来与将士们一起抗金，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他们在广大将士中不但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许多将士对他们都『有念旧而不能忘者』的深厚感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宋高宗、秦桧要降金还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于是，他们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矛盾，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使其互相残害，图谋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然后利用张俊谋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临行前，秦桧对张俊和岳飞说：你们此行的任务，是『捃摭世忠军事』，即以检阅为名，搜集韩世忠的过错，网罗罪状，然后吞并韩世忠的军队。秦桧还叮嘱他们，此去『且戒令备反侧』。表面上似乎很关心他们，要他们小心从事，以防发生韩世忠的军队发生兵变，但实际上又暗示他们：要『激其军，使为变，因得以罪世忠耳！』(《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之5)。秦桧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宋高宗的旨意。
　　　　
刚直的岳飞听了秦桧的话后，非常气愤，立即反驳说：韩世忠已经回到朝廷，『楚之军则朝廷军也』。也就是说，韩世忠的军队已归朝廷直接指挥，即使出问题，也不能由韩世忠负责。岳飞还责问秦桧：『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这就戳穿了秦桧所谓“备反侧”的罪恶阴谋。岳飞还义正词严地告诉秦桧：『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岳飞表示绝不与秦桧同流合污，不愿做任何对不起同僚的事情(《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
　　　　
秦桧见岳飞不肯附和，就更加痛恨岳飞。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的儿女亲家，但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张俊却秉承了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竭力地去执行秦桧的阴谋。
　　　　　　　
张俊、岳飞先到达镇江，检阅了韩世忠的亲随背嵬军。张俊虽找不出什么岔子，但他为要实现高宗、秦桧蓄意破坏韩家军的计谋，便提出要『与飞分其背嵬军』。岳飞不肯苟从，岳飞说：现在国家所赖以维护和收复故土的大将，只有我们三四个人了，万一主上仍要韩世忠领兵，我们有什么脸去见韩世忠呢？岳飞光明磊落，使张俊十分不高兴，『俊大不悦』(《宋史》卷365《岳飞传》)。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张俊、岳飞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又检阅了韩家军的全部人马。检阅的结果，张俊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张俊仍不死心，又无事生非地认为楚州城残破不堪，要赶紧把城墙修筑起来，以便防守。这是责备韩世忠治军不善，在这里驻屯多年，连一座城池都没有修好的意思。当然，岳飞也听懂了张俊的言下之意，岳飞据理反驳说：应当努力向前进取，以收复故土，不能不思进取，更不可只图保守。
　　　　
张俊见到岳飞不但不附和自己，反而处处为韩世忠辩护，心中非常恼怒。张俊回朝后，就歪曲岳飞的原话，向宋高宗、秦桧告状，存心陷害岳飞。正是由于岳飞的刚正不阿，才使宋高宗、秦桧一伙要陷害韩世忠和收拾韩家军的罪恶活动，受到重大的阻碍。

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尽管岳飞反对，张俊仍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张俊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今江苏连云港)，其实是准备割让金国，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韩世忠曾经统率的淮东军也按南宋朝廷的原计划，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后撤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至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屯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

由于岳飞反对秦桧和张俊谋害韩世忠和破坏韩家军，张俊怀恨在心。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却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至镇江的一系列行为，岳飞心中愤愤不平。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初，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将，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大致解决韩世忠的问题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不仅不允许岳飞辞职，而且还含糊其辞地把责任推到岳飞头上。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南宋行朝临安，有虚位而无实权(《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张俊还编造谣言陷害岳飞，诬陷岳飞主张放弃山阳（楚州）城。秦桧立即抓住张俊所捏造的这个谣言，作为“罪状”，指使他的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要求朝廷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

万俟卨曾做过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岳飞当时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宣抚荆湖”，是荆湖一带的最高军政领导。岳飞深知万俟卨为人奸诈卑鄙，故『遇卨不以礼』(《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于是积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秦桧再次当宰相，万俟卨靠着阿谀奉承而得到秦桧的赏识。万俟卨巴结上秦桧之后，就乘晋见宋高宗之机，依“秦桧意”诬告岳飞(《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于是秦桧更加器重他，把他留在朝廷做监察御史。现在秦桧又要他出来告发岳飞，他当然是“愿效鹰犬”了。

秦桧想利用宋高宗加罪岳飞之时，大造舆论，搞臭岳飞，使朝臣无法为岳飞申辩。果然，秦桧的党羽闻风而起，御史中丞何铸、殿中御史罗汝楫等人，纷纷上章弹劾岳飞。他们除了重弹万俟卨诬陷岳飞的老调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罪名，说岳飞『妄自尊大，略无忌惮』，对枢密副使的职务不满，要求宋高宗『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制造谣言诬陷，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秦桧、张俊之流的诬陷，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秦桧连忙帮腔说：『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岳飞蒙受这些不白之冤，悲愤交加，决然上章请求辞职。这正中宋高宗、秦桧的下怀。岳飞在辞职奏章中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韩世忠部属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张俊之流的阴险歹毒和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张俊之流就会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金佗稡编》卷15《乞解枢柄第二札子》；《乞解枢柄第三札子》)。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金佗续编》卷2《武胜定国军节度使万寿观使奉朝请制》)。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岳飞罢官赋闲之后，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

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王俊便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

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与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
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

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张俊自抗金以来，情绪不高、拥兵自重、畏敌怯战，而且贪图享乐，张俊『贪，可以利动』。因而秦桧看中了张俊，极力拉拢张俊，『约俊主和议』。张俊也乐意投靠秦桧，『与桧意合，故力赞议和』。
　　　　
当初，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因而，张俊任枢密使后，立即就上奏章表示愿意交出他所统率的全部兵马，表示对解除兵权的绝对拥护。『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秦桧心狠手辣、阴险歹毒，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在南宋诸大将之中，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放纵部属劫掠百姓。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卷180，卷230崔淮夫等上两府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张俊比较好色，而且妻妾很多。南宋初年，同样受宋高宗宠信的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杀害赵宋宗室赵叔信，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后来，张俊又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

南宋初年，杭州有一姓张的名妓，色艺天下无双，又善诗文，被张俊看中，纳她为妾，此女嫁到张家，便替张俊管理文书账目。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宋金在淮西大战，诸将都亲赴前线，张俊放心不下家里的买卖，写信给张妾千叮万嘱。过了几天，张俊收到回信，打开一看，信里写着西汉霍去病、三国赵云出征不问家事的典故，张妾欲以此来坚定丈夫报国之心。狡猾的张俊开怀地笑了，一则张妾精干，家事定能安排妥当，二则此信写得激昂慷慨，正可作为政治资本。张俊差人将此信连夜送入宫中，宋高宗阅毕果然大加赞赏，下诏褒奖张俊公而忘私，并封张妾为雍国夫人，赐钱千万，张俊名利双收。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宋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

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宋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这就是张俊，一个畏敌怯战、纵兵扰民的庸将懦夫，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名将”！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财好色、见利忘义的无耻之徒，竟然被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大加吹捧！

这就是张俊，一个贪功忌贤、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非同寻常的人物！

这就是张俊，论战功，浪得虚名，论捞钱，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天下第一。这样的一个欺世盗名的丑类，竟然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吹捧成“抗金功绩不低于岳飞的名将”！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

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很显然，通过对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的回顾，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淫，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无耻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无耻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无耻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无耻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无耻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命班师，于是『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驻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于是宋军『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宋金议和的条件。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飞能征善战、威名远播、功高望重，并且还是进攻型的将帅，不仅向来抗金意志坚定，而且还具备光复失地能力。岳飞即使被南宋朝廷罢官免职，也犹如『猛虎在山』，『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这对于兵老气衰的金国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潜在威胁。金国当权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术的密信，就像给秦桧下了一道不可违抗的圣旨，秦桧当然会千方百计地去执行。而宋高宗为了向金国表示求和的诚意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必须下决心杀害岳飞。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作出如下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七、 岳家军的军纪如何？（兼谈岳飞治军）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的军纪为『中兴诸将第一』(参见《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

岳飞在南宋军界初露头角之际，给人印象最深的，尚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那严明的军纪。

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 ，岳飞独立成军，岳家军雏形初现。在这之后，岳飞所部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兵不犯令，民不厌兵』而著称于世（参见《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军事才能来建功立业，依靠自己立下战功而得到提拔。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

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使他熟知百姓受军队欺压以及士卒受将领凌虐的痛苦。对于宋朝腐败的军政和军风，岳飞感到深恶痛绝。

在独立成军之后，岳飞不惜用铁的手段来维护岳家军的纪律和声誉。岳飞通过严肃纪律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制定了许多律条。

岳飞从严治军，体现为严肃纪律、严格训练、赏罚分明。

岳飞的部众原先大多是『四方亡命、乐 纵、嗜杀之徒』，所以能『奉令承教，无敢违戾』，主要是靠着严明的军纪以及刀斧棍棒之威（《金佗稡编》卷9《遗事》）。

对于部属们的管教，凡涉及军纪的事，岳飞一律采用严格要求，严肃处理。既使强取民间一钱一物，也要重罚不赦。岳飞以严格的军法约束其官兵，『行师用众，秋毫无犯。有践民稼，伤农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类，其死不贷』『取人一钱者，必斩』（《金佗稡编》卷9《遗事》）。

有一个士兵擅自拿了老百姓家里一缕麻来束缚刍草，岳飞追查盘问之后，立即将他斩首，『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循』（《金佗稡编》卷9《遗事》）。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有一次民居失火，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手下的一个士兵乘机盗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了那个士兵，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民居火，王贵帐下卒盗取民芦筏，以蔽其家，王（岳飞）偶见之，即斩以徇，责贵一百』（《金佗续编》卷23《阁学刘光祖襄阳石刻岳鄂王事迹之二》）。

岳家军有一个士兵曾经在湖口县人项某那里购买薪柴，项某『爱其不扰』，自愿少收两文钱，但那个士兵却坚决不肯，他说：『吾岂可以二钱易吾首领耶？』（《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岳家军将士行军经过乡村， 一般都露宿在村民家门外，百姓开门接纳，兵士也不敢进屋。早晨，军队启程之后，村民家屋外堆放的草苇依然如旧而不乱（《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54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

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奉命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岳家军将士行军路过庐陵，借宿廛市的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一个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岳飞为了维护军纪，有时也尽量使军人和百姓不接触或少接触，『每屯数万众，而市不见一卒，惟阅试振旅，则人始幸观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

岳家军每到一地，岳飞亲自带领十几名近卫骑兵到军营附近巡视，检查军纪执行情况，惟恐有军士做出违反军纪的事情。『（岳飞）每驻军，必自从十数骑周遭巡历，惟恐有一不如纪律者』（《独醒杂志》卷7）。

有一次行军，岳飞发现一间新盖的店屋上缺少一片茅草，就立即传问店主。店主说，岳飞的军队并未打扰百姓，屋顶上本来就缺一片茅草。岳飞不信，下令追查，终于找到一个马军军士。军士承认正在店中饮食，听说岳飞将至，急于上马，不慎掣下一束茅草。店主全家一起哭泣求情，说那个军士确实没有骚扰过他家，那个军士这才免于处斩，而改为责打一百军棍。

『一日，行军至一店，见其屋新盖茅而有少缺处，公（岳飞）呼店主人问之：「此必我军士取汝茅呼？」店主曰：「宣抚之军未尝一毫扰人，此自偶缺茅耳」公曰：「岂有汝新盖店屋，而缺此一束茅？」立命查之。须臾，查到一马军，即欲斩之，军曰：「非入取其茅也，下店饮食，勒马于檐，忽闻宣抚来，急上马来，不觉误掣下。」店主举家泣告，实不曾扰，独杖之百而后行』（《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南宋初年，国家财政拮据，由于钱粮供应不足或不及时，军队断炊、缺衣等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绍兴二年（1132年），在攻破军贼游寇曹成之后，岳家军屯驻江州，『钱粮缺乏』，『致本军杀马，剪发，卖鬻妻、子』以『博易米斛』，但在生计如此艰难窘迫的情况下，居然并没有发生抢掠事件，后将部分军队移屯于筠州、临江军、兴国军等地，方得以度过难关。

经过成年累月严格军纪的实践，岳家军将士逐渐概括出两句著名的口号：『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金佗稡编》卷9《遗事》）。『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正是岳家军将士在忍饥受冻的艰苦情势下，仍大致维持军纪的真实写照。

岳飞训练军队很严格，平常训练时也按着实战和临战的要求进行。如骑兵训练，『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岳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王御军重搜选，谨训练，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如注坡、跳壕等艺，皆被重铠，精熟安习，人望之以为神』（《金佗续编》卷23《阁学刘光祖襄阳石刻岳鄂王事迹之二》）。

而对于普通士卒在武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岳飞则着重采用教导、训练办法，并告诫他的部将们，不要为这类事而轻易地笞责和辱骂那些普通士卒。

不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岳飞总是和士卒们同甘共苦，在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岳飞带兵在外,时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

每逢要出征作战，岳飞总是要向岳家军将士们慷慨陈词。而每当说到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耻家仇之时，岳飞便不禁愤怒激昂，壮怀激烈，并且常常是泪流满面。

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

岳飞本人不但几乎每次作战都亲临战阵，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亲自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将士的动止进退，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的旗帜。

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岳家军普通士兵，岳飞只向他们提出一些容易做到的基本要求。例如：在上阵之后，只要能拿枪拿得稳，能运用自如，心里不战战兢兢，口中有唾液可咽，便称得上勇敢的人。既然每次在与敌人厮杀鏖战之际，大都有一位杰出的主将亲自在火线上指挥，这自然会使得岳家军普通士兵们感觉有所倚恃，而对于岳飞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普通士兵们也都能够做到(《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卷30，王自中《郢州忠烈行祠记》)。

岳飞带兵打仗，注重赏罚分明。在作战中，凡将士立功，必受赏，凡有过的必受罚。岳飞待千万人如待一人：公正无私，恩威相济。

《金佗续编》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称赞岳飞：『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

《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记载：『公奏战功必以实，未尝徇私而寄名虚奏。公之子宣赞云勇冠三军，攻随州，手持双锥，首先登城，公乃奏其功。与妄将私匿窜名战士之中以冒官爵者异哉！此士之所以乐于用命，而服其至公也。』

《金佗续编》卷14《武穆谥议》称赞岳飞：『驻师武昌，日谋进取，练军实，选骑士，明纪律以驭之，同甘苦以怀之，凡隶公麾下者，人百其勇。』

《金佗续编》卷14《武穆覆议》称赞岳飞：『且平生用兵，纪律甚严，每与士卒同甘苦，而得其欢心。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故士卒用命，而所至无扰。』

《金佗续编》卷30《忠愍谥议》称赞岳飞：『奉己至薄，与下士同甘苦；持军至严，所过秋毫无犯。』

南宋学者黄元振(黄纵之子) 根据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而编成的《岳武穆公遗事》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岳飞军中主管机宜文字的幕僚黄纵，有一次被派往外地去料理公事，忽又有事需要他回营来办理，岳飞派了一个普通士兵送信请黄纵速回。

这时，天气比较寒冷，但这个普通士兵身上却还只穿了一件单布衫。

黄纵一见，觉得他的衣着过于单薄，问他说：「军中的待遇过于微薄，致使你衣服穿得少而不得暖，你对此是否感到不满？ 」

那个普通士兵回答说，决无不满之意。接着，那个普通士兵进一步向黄纵陈述说：

「如果在其他大将的部队中，军士所应得到的给养总要被克扣一些，所余的部分还要强令去制作衲袄之类，本人虽能够穿的暖些，眷属老小却不免受到饥寒冻馁。

唯独岳宣抚军中不是那样。在岳宣抚这里，军中所得给养，规定是多少就实得多少，从来都不减克一文，而又听凭每人自行支配，更不强令去做这样那样的衣物。我的衣着之所以单薄，是由于家里负担太重，我得到的军饷全都用在家小身上了。

既然我应得的军饷并不曾被上级克扣，我又有何不满？」』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

绍兴元年（1131年），在讨伐军匪李成的途中，时任宋军主将张俊曾经请教岳飞治军打仗的良策，岳飞回答说：『用兵者无他，仁、信、智、勇、严五事，不可不用也。有功者重赏，无功者重罚，行令严者是也』（《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金佗稡编》卷9《遗事》）。

关于为将之“五德”，并非岳飞的发明，在《孙子兵法》中早已有之。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岳飞将“五德”的次序有所调整，而将“仁”字放在第一位，应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岳飞在奏章中曾写道：『臣闻正己然后可以正物，自治然后可以治人。』

岳飞治军，主要还是以“廉”字“正己”“自治”，以“仁”和“严”字“正物”“治人”。

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岳飞对百姓，对部属，甚至对降敌，都本着儒家『仁心爱物』的理念来对待。

岳飞严禁军队抢劫和骚扰百姓，这正是岳飞“恤民”精神的体现。

有一次，岳飞看到一个提辖官(下级武官)鞭打军士，就立即制止，说：『且教训之，勿轻笞辱也』（《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在宋朝时期的军队中，长官随便“笞辱”军士，本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然而岳飞却采取慎重的态度。

岳家军裨将杨贵的一个兵士擅离队伍，杨贵大怒，将他脔割致死。在调查此事的原由之后，岳飞说：『擅离队伍，罪未至是，汝当以死偿之！』岳飞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以收敛这个兵士的尸身。杨贵惶恐万分，经众将『罗拜祈免』，岳飞方才允许杨贵立功赎罪。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将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

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以及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

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是十分难得的，也是中华军事学上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在物质供应十分菲薄和匮乏的情况下，岳飞特别注意抚恤军卒。岳飞『奉己至薄』，经常与最下等的军士共餐。酒肉一定均分部属，如果酒太少，则搀水共啜。行军时，逢军士露宿，岳飞自己也不入馆舍；出戍或出征时，岳飞让妻子李娃遍访将士家属，嘘寒问暖，以金帛周济。

战斗时，岳飞只简单要求普通军士『手执得枪住，口有唾得咽，则已是勇也』，而岳飞自己则常『自为旗头，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摧精击锐，不破不止』。

军士有伤病者，岳飞得知后就亲自慰问，甚至亲手调药；将士战死者则吊唁尽哀，抚育孤寡，『其有死事者，哭之尽哀，辍食数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岳飞大儿媳巩氏之父和二儿媳温氏之父，即是为国捐躯的『死事者』。

岳飞重视对军队的爱国主义教育。每次『临戎誓众』，岳飞『言及国家之祸』，往往『仰天横泗，气塞莫能语』，将士们都欷歔感奋，愿效死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将岳飞的治军品行归纳为以下八点:

『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
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
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
四曰廉:一钱不私藏。
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
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
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

在中国古代，军政腐败，军纪放纵，是司空见惯的。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的军队，号称『自在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卷180，卷230崔淮夫等上两府札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4绍兴七年九月辛未)。

岳飞严明军纪，整肃军政，端正军风，是一种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特例。这固然是时代之所需，抗金之所需，其实也是与岳飞个人的理想、抱负、品格和特殊努力分不开的。

岳飞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当时人称凡是在岳飞『麾下者，人百其勇』，这固然是夸张之词。但是，由于将帅品格的差异，管教的不同，而形成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差距，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岳飞本人也对岳家军将士的素质感到很自豪，岳飞曾说：『某之士卒真可用矣!』岳飞在庐州时，曾『遣骑驰奏』，恰遇大江『风暴禁渡』，别人制止这名骑士渡江，这名骑士却说：『宁为水溺死，不敢违相公令』，于是自驾一叶轻舟，出没狂风巨浪之中，终于抵达彼岸。

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岳飞仁严兼济，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在岳家军将士中，养成了—种雷厉风行的军风， 令下如山倒，『御众得其死力』。岳家军内部上下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岳家军将士在平时严于守法，对百姓秋毫无犯，作战时则奋不顾身。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南宋史官吕午曾经写诗称颂岳飞治军：『当年惟说岳家军， 纪律森严孰与邻。师过家家皆按堵』，『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的确，在中国军事史上，岳飞严明治军的言行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下面再结合历史事件来回顾一下南宋时人对岳飞治军的评价：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当时岳飞还只是一员偏将，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军心动摇，金军乘机击溃宋军。后来，宋军主将陈淬战死，在其他宋将全都『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奋力作战。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军粮也开始短缺，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宜兴知县钱谌等人闻知岳飞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给岳飞，欢迎岳飞率军前来保护宜兴县境，并说县里的存粮足以供一万军人吃十年。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庙主要用于尊崇先贤、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类，为活人营建生祠，乃属特例。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南宋朝廷任命岳飞为为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由于钱粮供应紧张，岳飞治军更加整肃，严禁部下骚扰百姓，因此，岳家军便很快就得到通、泰两州民众的信赖和支持。

《三朝北盟会编》卷142记载：『（建炎四年九月四日癸卯）岳飞除通、泰州镇抚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飞治军严整，将士畏之，禁止军中骚扰，百姓室家安堵，尤得民情。』

《三朝北盟会编》卷143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持法严肃，尤不可犯。』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8记载：『（建炎四年十月）通、泰州镇抚使岳飞在泰州，持法严，众不敢犯。』

建炎四年(1130年)夏，金军统帅完颜挞懒率大军围攻淮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形势十分危急！宋高宗君臣想让当时权位较高的宋将张俊出兵援救楚州，但畏敌怯战的张俊拒不从命，拼命地找借口来推辞。

宋高宗君臣只得委派刘光世出兵，让刘光世统率各路军马共同救援楚州。然而，官宦世家的刘光世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贪生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更是不敢当先。刘光世只派部将王德和郦琼率一支偏师渡江北上，刘光世自己却带着大部队赖在长江南岸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王德和郦琼率偏师渡江北上，却故意绕道避开金兵的兵锋，不久就找借口渡江南下，无功而返。

在其他一些宋将或临阵退缩或不战而逃的情况下，岳飞却不畏艰难险阻，率领岳家军一支孤军渡江北上救援楚州（今江苏淮安），接连与金兵交战。

岳家军当时刚组建不久，兵力不多，只有一支孤军在淮东地区苦战，并且钱粮供应很紧张。岳飞接连向当时全权负责救援淮东地区的长官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孤军奋战的困难处境，希望上司刘光世能资助一点钱粮。然而，刘光世却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在势孤援绝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激励岳家军将士，殊死苦斗，接连向金军发起进攻，三战三捷。岳家军前后活捉七十多名金军将士，包织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和汉人。

宋高宗了解到岳家军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孤军奋战杀敌的情况之后，很感动地给岳飞发了一份御札，以示勉励和慰问。

宋高宗在给岳飞的御札中称赞岳飞：『卿节义忠勇，无愧古人。所至不扰，民不知其有兵也。所向必克，寇始畏其威也。朕甚嘉焉！今方国步艰难，非卿等数军，朕孰与图复中土耶！赐卿金注椀一副，盏十双，聊以示永怀也。』

绍兴元年(1131年)七月，南宋朝廷将岳家军的军号定名为神武右副军，任命岳飞为统制(后来又升迁为都统制)，屯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弹压盗贼』。进驻洪州期间，岳飞严明军纪，岳家军将士秋毫无犯，给当地百姓留下了良好印象。岳家军还维护了江西一带的治安，使盗匪也不再出现，民间得以安居乐业，人们交口称赞。

《金佗稡编》卷9《遗事》记载：『(绍兴元年)李回奏云：「岳飞一军自从讨贼，服勤职事，忠勇之名闻于江右，纪律之严信于疲氓。……」』

绍兴二年，南宋朝廷在将岳飞升为武安军承宣使的公告中称赞岳飞：『神武副军都统制岳飞为时良将，许国惟以忠诚，驭众亦能训整，同士卒之甘苦，致纪律以严明。』

后来，得知岳飞将要奉命调离洪州，负责江西一带事务的官员刘大中立即上奏南宋朝廷：岳飞率军驻扎洪州期间，军队有纪律，使当地治安变好，洪州百姓赖以安居乐业。但如今洪州一带的盗贼匪徒还没有被完全剿灭，就把岳飞的军队调走，只怕岳飞的军队一走，洪州的社会治安又会变坏，会影响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故希望朝廷让岳飞留一部分兵力驻守洪州，以防止当地的盗贼匪徒卷土重来。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记载：『（绍兴三年二月庚子）吏部员外郎、权监察御史、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言：「昨岳飞提兵洪州，颇有纪律，人情恃以为安业。今盗贼未熄，而飞既去，则民不安，农务失时。欲望速赐选兵前来，免致盗贼滋蔓。赴行在，恐盗复起。」』

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在南宋中兴诸将中位居第一。其中还记载了一些关于岳飞军纪的事。如，岳飞曾率军南下征讨叛乱的匪寇，行军路过庐陵，将士借宿民居。天刚亮，岳家军将士就开始给房屋主人扫洒门庭，洗涤碗盆，之后方才整军出发。庐陵太守在郊外设帐，准备为岳飞饯行，但是眼看岳飞的部队都快走完了，仍然见不到岳飞本人。庐陵太守于是问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将军在何处？”那个士兵回答说：“将军已经和偏裨将校混杂在一起走了！”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岳鹏举（注：岳飞字鹏举）征群盗，过庐陵。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盆碗而去。郡守供帐，饯别于郊，师行将绝，谒未得通，问：「大将军何在？」殿后者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真可谓中兴诸将第一。』

南宋史官吕午《和岳王庙壁上韵》诗云：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吕午诗结尾加有注释：『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南宋初年，吉州和虔州(今江西南部)一带出现“土寇”，当地的一些“豪强之家”颇有当土皇帝的野心，加之当地民风强悍，“至秋冬收成之后，即结集徒党，出没侵掠”，这已成为惯例。当然在吉州和虔州一带也存在官逼民反的问题。后来，吉州和虔州的“土寇”总数发展到好几百支，十几万人，他们不时向东攻扰江南东路和福建路，南下劫掠广南东路，“纵横往来者数年”。

南宋统治者将吉州和虔州的叛乱视为心腹之患，认为需要派遣得力的将领前去剿灭。江南西路安抚大使李回，荆湖南路宣渝薛徽言，江南东、西路宣谕刘大中，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梧州知州文彦明等各地官员，都纷纷向南宋朝廷举荐或要求岳飞率军前去平定。他们普遍认为：『岳飞所部最为整肃，所过不扰』『可除群盗』。宋高宗于是为此特下亲笔手诏，命令岳飞率部前去平定叛乱。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记载：『绍兴三年，群盗充斥虔、吉间，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抚大使李回以闻。时岳武穆公飞为神武副军都统制，授命专征，道出庐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为主人汛扫门宇，洗涤釜碗而去。太守供张郊饯，师行将绝，谒未及通，问殿后者：「大将军何在？」笑曰：「已杂偏裨去矣！」其严肃如此。所过独搜访奇士，取计策。至太和，君扣辕门，一见语合，许以从行。初，龙泉贼帅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强暴，号十大王，盘踞四年，攻破八县。君至，次第就缚，两郡以宁，凯歌而还。』

绍兴三年四月开始，岳飞率军经过几个月的征战，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乱，抓到了很多俘虏。有的部属认为，既然劝降不从，应将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处死。岳飞不同意，认为仅仅靠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乡兵叛乱的惊吓，宋高宗为此下密旨命令岳飞将被俘者全部斩尽杀绝。岳飞不同意这种残酷做法，接连上奏，申述己见。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让岳飞自己做出裁决。于是，岳飞只处死那些叛军的首领，而将被俘的勇壮者分隶各军，老弱者放归田里。

岳家军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维护着仁义之师的形象，『军行之地，秋毫无扰』，特别是对大批被俘者的宽大处置更令人钦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悬挂岳飞的画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飞的大名，当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7；《独醒杂志》卷7；《金佗续编》卷1宋高宗手诏)。

《独醒杂志》卷7记载：『异时尝见其（指岳飞）提兵征赣之固石洞，军之行地，秋毫无扰。至今，父老语其名，辄感泣焉！』

绍兴三年(1133年)，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卿之所能也』。同年九月，岳飞奉命来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此时，岳飞已成为继吴玠之后的又一颗新兴的将星，为世人所瞩目。在朝见之后，南宋朝廷随即给岳飞加官晋爵，将岳飞升为正四品的镇南军承宣使，让岳飞负责保卫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升官的诏书中赞扬岳飞：『料敌出奇，洞识韬钤之奥；摧锋决胜，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师，见秋毫之无犯；百城按堵，闻犬吠之不惊』『殄寇之功，驭军之略，表见于时，为后来名将。江、湖之间，尤所欣赖，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绍兴四年(1134年)春，宋高宗在命令岳飞出兵收复襄汉的诏书中称赞岳飞：『敕岳飞，卿忠义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厌兵，可无愧于古人矣！今朝廷从卿所请，已降书一，令卿收复襄阳数郡。』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五月六日，岳家军奋勇作战，攻克郢州，杀敌七千多人。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主力部队往西北方向猛扑襄阳府，伪齐悍将李成望风而逃，岳飞遂于五月十七日收复襄阳府。

得知岳飞收复襄阳府，宋高宗在诏书中称赞岳飞：『卿纪律素严，士皆效死，故军声远振，其锋不可挡！』

后来，金国出兵增援伪齐，金国与伪齐组成联军来阻击宋军。得悉金国、伪齐联军在邓州一带集结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飞“持重”行事，放弃攻取唐州、邓州和信阳军的计划。岳飞却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将王贵、张宪等人率军向邓州疾进。不久，王贵、张宪率部出奇制胜，在邓州大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乘胜攻占了邓州、唐州、信阳军。

岳家军在邓州大败金国、伪齐联军的捷报传到临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飞稳操胜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宋高宗对大臣们说：『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 大臣胡松年说：『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

从此以后，岳家军既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闻名，又以鼓勇敢战、摧锋决胜而著称。

《宋会要辑稿》兵14之25记载：『(绍兴四年) 八月六日，执宰言：「岳飞分遣统制官王贵、张宪等，剿杀金贼刘合孛堇、伪齐李成贼马，已收邓州。」上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胡松年对曰：「惟其有纪律，所以能破贼。若号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缓急安能成功？」』﹛注：此事还可见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9﹜

绍兴四年八月，南宋将岳飞由正四品的正任镇南军承宣使升为从二品的清远军节度使，岳飞实职差遣改为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时年三十二岁。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词》中赞扬岳飞：

『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统制、充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岳飞：

精忠许国，沈毅冠军，身先百战之锋，气盖万夫之敌。机权果达，谋成而动则有功；威信著明，师行而耕者不变。久宣劳于边圉，实捍难于邦家。有公孙谦退不伐之风，有叔子怀柔初附之略。』

绍兴五年，宋高宗曾多次在给岳飞的诏书中称赞岳飞军纪严明。其中一份奖谕诏中写道：『敕岳飞：「卿远提貔虎，往戍潭、湘。连万骑之众，而桴鼓不惊；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至发行赏之泉货，用酬迎道之壶浆。所至得其欢心，斯以宽予忧顾。嘉治军之有法，虽观古以无惭。乃眷忠忱，益加咨欢。故兹奖谕，想宜知悉。」』另外三份给岳飞的封赏诏中也称赞『(岳飞)治军以甚严，嘉师徒之逾整』『锋对五千，以征必克，师行有伍，所至孔安』『(岳飞)甘苦同于士卒，故虽万众而独一心；号令行于师徒，故虽千里而如在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8记载：『(绍兴五年四月) 庚申，诏：「韩世忠纪律严明，岳飞治军有法，并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时世忠移屯淮甸，军行整肃，秋毫无犯；飞移军潭州，所过不扰，乡民私遗士卒酒食，即时偿直。上闻之，故有是诏。』

绍兴五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军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岳家军前后更改了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和行营后护军四个军号。

当时人们习惯“以姓为军号”，如有张家军、韩家军、岳家军、刘家军之称（《会编》卷202，《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卯，《云麓漫钞》卷7，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2《旌忠庄》），然而随着时光之流逝，不论是岳家军的四个正式军号，还是张家军等习惯称呼，都被人们所遗忘，惟有岳家军永葆盛誉，这当然决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公正选择。与南宋当时的其他各支大军相比，岳家军不仅兵力最多，而且素质最好，成为名副其实的抗金主力军。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岳飞、岳云、张宪，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岳飞死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把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的。

很显然，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 ，岳飞独立成军，岳家军雏形初现。在这之后，岳飞所部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兵不犯令，民不厌兵』而著称于世。

岳家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不仅得到南宋朝廷和南宋官员的称赞，而且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衷心赞誉和拥护。有历史学家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这显然与他治军严明有关。

然而，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无视史实，不择手段地颠倒黑白，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岳飞在宗泽手下任统制时，带领的军队一样也劫掠百姓”！

“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在宗泽手下任统制时，带领的军队一样也劫掠百姓”，其实完全是污蔑！

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宋朝爱国老臣宗泽赶赴东京开封府担任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负责守卫北宋故都。宗泽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社会秩序，修筑城防设施，东京开封很快稳定下来。

在那山河破碎的乱世，各种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散居流窜各地，千百为群，实为不可忽视的武力。宗泽除了联系两河、燕云等地的抗金武装之外，还注意收编大河以南的民间武装、溃兵游勇、盗匪之类。河东义军首领王善拥兵几十万准备进占开封，宗泽单骑进入王善营中，握着他的手流泪说：“朝廷当危难之时，使有如公一二辈，岂复有敌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王善深为感动，立即归降。接着，杨进、王再兴、李贵、丁进、马皋、张用、曹成、马友、李宏等各路武装，都争先恐后地归附宗泽的东京留守司。最后，宗泽编组了号称百万的大军，积储了足够半年食用的粮草，军威大振。很多“义士”纷纷四面八方前往开封府投军。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全军上下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

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得知投奔德高望重的东京留守宗泽正在收编各路抗金武装，正在太行山区坚持抗金的岳飞决定率领自己的部属南下，去投奔宗泽。之后，岳飞成为宗泽的部属。在宗泽麾下，时年25岁的岳飞保持了“每战必捷”的记录，依靠战功而得到不断提拔，后来升任统制官（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的团长）。

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忧愤成疾的爱国老臣宗泽去世。接着，宋高宗和权奸黄潜善、汪伯彦任命杜充接任东京留守，让杜充去接管东京留守司的军队，原本是宗泽部将的岳飞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属。杜充既无意于抗金，又没有威信，加之杜充具有刚愎自用、凶残严酷、恣睢暴戾、好猜忌等恶劣品性，更难以服众。因为有了以往擅自脱离王彦领导的沉重教训，岳飞尽管对新上司杜充的做法强烈不满，也不得不委屈在其节制之下。

『宗泽在则盗可使为兵，杜充用则兵皆为盗矣』。在杜充的不良管理下，原本愿意接受宗泽领导的各路抗金武装开始离心离德、分崩离析，甚至接连发生内讧，军队的实力日益消弱。丁进和杨进两部首先叛而为“盗”，不久，王善、张用、曹成、杜叔五、孙海、王状况等部也纷纷发动叛乱，重新成为军匪盗贼，到处烧杀抢劫。

建炎三年(1129年)春，杜充命令岳飞率军前去消灭王善、张用等叛而为“盗”的乱军。岳飞以“兵寡不敌”为理由，婉言推辞，暴戾恣睢的杜充顿时怒气冲冲，声称岳飞若不出战，当即砍头。岳飞无可奈何，只好会同杜充手下的其他将领一起前去以寡击众，经过一番厮杀，岳飞击败了叛军的乌合之众。

显然，“在宗泽手下，带领军队劫掠百姓的统制”并不是岳飞，而是王善、张用、曹成、杜叔五、孙海、王状况、丁进、杨进等曾被宗泽收编的军匪游寇。岳飞则是奉命前去镇压那些到处烧杀劫掠的军匪贼寇。

同时，翻遍所有与岳飞相关的史书，都找不到史料来证明“岳飞在宗泽手下任统制时，带领的军队一样也劫掠百姓”！！

还有，宗泽执法严明，赏罚公平，在宋朝军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即使是那些被收编的军匪游寇也都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命令。宗泽生前，其手下的统制并没有劫掠百姓的记录。——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显然是在凭空臆造，胡言妄语、胡说八道！

前面提到，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负责长江江防的宋军被金军击溃。不久，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

在危难而复杂的局面中，岳飞进行巧妙而果断的处置，表现出非凡的智勇，也使众将士同心同德地团聚在抗金杀敌、保家卫国这面旗帜之下。随后，岳飞指挥这支为数不过几千人的部队转战江南的许多地方，所部秋毫无犯，在与金国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战中，接连获胜。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

当时的宜兴知县钱谌在为岳飞生祠作叙时写道：『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如奉省定而后已。』所以，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兴百姓简直将岳飞尊奉为神人，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少见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四年，宣州文士邵缉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很显然，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军渡江，宋军溃散。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宋军统帅杜充手下有几十个统制官（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只是那些统制官中的普通一员。

在其他各路宋军宋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金军大肆蹂躏江南，百姓惶惶呼救的严峻形势下，岳飞召集其手下全体将士，慷慨陈词，激励众人以“忠义许国”，并严格约束部下军士，『严戢所部，不扰居民』『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从而在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的乱世保全了很多平民百姓，使『时方夷狄、盗贼交寇四境，举邑生灵几死而复生者屡矣，皆公(指岳飞)之造也，其德孰加焉。』『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于是大家一致赞誉岳飞，『时誉翕然归之』『人莫不谓：「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故『无以见其报称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绘英雄卓绝之姿，修况水芬磬之奉。……然察人之情，犹以为未至，皆欲图像于家，与其稚老晨昏钦仰』，宜兴百姓不仅要为岳飞建造生祠，还要将岳飞画像“摹刻于石，庶广其传”，“图像于家”，挂在家里让老少早晚瞻仰敬奉。

然而，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把杜充手下的溃军当成了宗泽的部下，接着又把那些沦为军匪游寇的原宋军将士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岳飞“带领的军队”！把那些纵兵劫掠百姓的其他宋军统制官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岳飞！

于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的岳飞及其部属就被“无知小丑”先生诬陷成了“劫掠百姓的乱军”！

于是，以“忠义许国”的岳飞及其部属就被“无知小丑”先生诬陷成了“溃而为盗”的各路军匪游寇！

——以上这些再次表明，“无知小丑”先生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不仅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而且还经常不懂装懂、故弄玄虚，故意凭空臆造，胡言妄语、信口雌黄，不择手段地颠倒黑白，通过胡说八道来欺骗世人！

八、南宋军民是如何看待岳飞冤案的？兼谈岳飞冤案的平反昭雪

南宋初年的特定历史条件使武将权力增重，与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发生了冲突。宋朝以文制武的传统国策与武将权力增重之间的矛盾，在南宋初年时钟存在。这个矛盾随着抗金形势的变化而升降。南宋朝廷为了压制武将，不惜放弃收复失地，偏安江南，甚至曲膝求和。

在抗金过程中，岳飞屡立战功、威高望重，治军严明、秋毫无犯，深得军心民心，不仅得到岳家军将士的爱戴拥护，而且也受到广大民众的尊崇。宋高宗担心岳飞会有功高震主之威，对岳飞的疑忌愈来愈深。同时，岳飞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一向廉洁奉公，一心只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收复失地。美人金屋，丝毫不能打动岳飞，其志趣之高远，可以想见。但是，一个不贪财、不好色而又志趣高远的名将，却越发使宋高宗感觉到难以驾驭。

在专制集权时代，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对一个国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那些杰出臣僚能否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能否建功立业。

宋高宗赵构不是圣明的君主，他没有雄才大略，但他也并非昏庸无能之辈。宋高宗赵构处置军国大事，虽没有大智大勇，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对于像岳飞那样德才兼备而又卓尔不群的杰出将帅，宋高宗赵构感到自己的能力和威望比不上他，而且对于能否驾驭控制他，也没有信心。所以，在具有防范武将的传统的宋朝，宋高宗赵构不仅在潜意识里畏惧岳飞，而且还将其视为皇权的潜在威胁。尽管岳飞素以忠君爱国著称，岳家军将领、幕僚为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仍不免成为宋朝抑武政策打压的对象。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要讲和，这当然是宋高宗、秦桧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桧却又感到议和的最大障碍是来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军大将们。宋高宗、秦桧明白，收回宋军诸大将兵权和与金国议和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与金人媾和，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解除诸大将的兵权；而只有收回诸大将的兵权，才能确保与金国议和的顺利进行。

宋高宗赵构要解除宋军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要议和，而且更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而防范武将做大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历来就重文轻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国策。

绍兴十年（1140年），在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正因宋金对立的形势发生了这样的根本转变，赵宋政权偏安江南已经有十足的把握，解除诸大将兵权的时机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赵构就把他这一心思告诉了秦桧，『乃密与桧谋削尾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6）。秦桧为要替其金国主子女真贵族效劳，为要适应兀术“乃始讲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议，恐诸将难制，欲尽收其兵权』(《宋史纪事本末》卷72《秦桧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桧的下怀。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以酬赏拓皋之捷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宋高宗完全同意。

岳飞在三大将中年纪最轻，由于十多年来的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功勋卓著，使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员声名显赫的大将，得以与资历比较老的张、韩并列，而功劳和威望更在张、韩之上。张、韩都为此心怀不平。岳飞也觉察到这一点，但岳飞以抗金大局为重，谦虚谨慎，以长辈之礼对待张、韩，并经常写信向张、韩问候和赠送一些战利品，以表敬意。后来，韩世忠为岳飞的谦逊态度和团结精神所感动，在抗金事业上又志同道合，所以很快地就消除了嫌怨。然而，张俊是个贪功忌贤的卑鄙小人，张俊不但不体察岳飞这一片心意，反而认为岳飞是在炫耀战功，于是更加忌恨岳飞。
　　　　
因而，宋高宗、秦桧就利用三大将之间的这些矛盾，图谋使其互相残害。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要说岳飞和韩世忠，就是张俊也决非其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

秦桧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即先利用张俊和岳飞陷害韩世忠，再利用张俊陷害岳飞，最后，再找借口把张俊也干掉。

绍兴十一年（1141年）六月，按照秦桧的预谋，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1）。岳飞到达楚州，得知秦桧、张俊唆使韩世忠的老部下诬告韩世忠一事之后，就立即写信派人飞报韩世忠。

韩世忠接到岳飞的信后，又惊又急，马上求见宋高宗赵构，大哭大闹，伏地表述自己的心迹。由于过去苗、刘兵变时，韩世忠救驾有功，加上韩世忠原本就是宋高宗的嫡系，而且宋太祖立有“不得杀大臣”的誓约，同时，陷害韩世忠的阴谋已经被岳飞及时揭穿，要是再蛮干下去，可能会产生严重恶果，宋高宗赵构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听了韩世忠的话后，便若无其事地说：有这样的事吗？第二天，『诘桧，且促具著狱』。宋高宗赵构既然没点头要杀害韩世忠，秦桧自然不敢自作主张。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韩世忠随即逃过一劫(《金佗粹编》卷8《行实编年》卷5)。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提到：『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桧所诛』。

在要解除三大将兵权时，秦桧曾答应张俊，『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也即在解除岳飞、韩世忠的兵权之后，张俊能够得到全国各军的最高指挥权。见利忘义的张俊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张俊『力助其谋』(《三朝北盟会编》卷219，《林泉野记》)。

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但是，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出面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一月癸巳)。

当初秦桧密谋罗织罪名陷害韩世忠的时候，岳飞曾经通风报信，救了韩世忠一命。张俊却把岳飞派人送信给韩世忠之事告知秦桧，秦桧知道后勃然大怒，更加憎恨岳飞。秦桧便把岳飞作为下一个陷害的目标，必欲置之于死地。

早在绍兴十年（1140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正式写信给秦桧说：『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兀术提出了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岳飞罢官赋闲。在这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为了对金国媾和成功以迎回亲生母亲韦太后，加之对岳飞的忌恨，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

几个月以来，秦桧和张俊一直在原岳家军中寻觅代理人。张俊利用宋军诸统制官“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的规定，命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第一个来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参见，趁机进行威胁和利诱。
岳家军二号人物王贵在绍兴十年七月中旬的颍昌大战中一度怯战，岳家军统帅岳飞曾准备施行军法，将他斩首，因众将恳请求情，方将他赦免。此外，有一次民居失火，王贵中军的部卒乘机窃取民家的芦筏，岳飞偶然发现后，立即处斩，并且责打王贵一百军棍。

秦桧和张俊原以为王贵一定怨恨岳飞，可以引诱上钩。然而王贵却说：『相公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矣!』最后，张俊等人又以王贵家的阴私，进行胁持，王贵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被迫屈从 (《宋史》卷368《张宪传》)。

张宪的前军副统制王俊，绰号称“王雕儿”，擅长坑害无辜，无情无义，就如雕捕食鸟兽一般。自绍兴五年被编入岳家军后，王俊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得不到提升，还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岳家军三号人物张宪的制裁，因此王俊怀恨在心。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秦桧的党羽林大声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原本是岳家军大本营)就任湖、广总领，按照秦桧和张俊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他物色了王俊，还串通了姚政、傅选和庞荣三个统制。秦桧和张俊费尽心机，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经指出：岳飞是宋朝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末，王贵自镇江府返回鄂州。接着，鄂州驻扎御前诸军副都统制张宪又于九月一日启程，前往镇江府的枢密行府，以参见枢密使张俊。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八日，败类王俊正式向王贵投呈诬告状，诬陷张宪得知岳飞罢官赋闲后，召见王俊，图谋裹胁鄂州大军前去襄阳府，以威逼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而状词完全是一派拙劣的谎言。作为上司，张宪既然与王俊“同军而处，反目如仇”，却居然能够在下属王俊“反覆不从”的情况下，将自己谋反叛逆的全部计划“吐露无隐”。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明显地看出状词中的破绽，实属诬告无疑﹛《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挥麈录余话》卷2﹜。

王俊最初将状纸投送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荣薿，荣薿拒不接受。王贵也明知王俊诬告，却只能违心地将状纸转交秦桧党羽林大声，林大声又以急递发往镇江府的张俊枢密行府。王俊诬告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张宪虽然早七天启程，但沿途须昼行夜宿，而林大声发出的急递却是昼夜兼程，反而得以早到。张宪到达镇江府，恰好是自投罗网。张俊等候王俊的诬告状到手，就立即逮捕来镇江府参谒的张宪。按宋时法规，枢密院无权开设刑堂，所以枢密院的小吏职级严师孟和令史刘兴仁拒绝“推勘”， 『恐坏乱祖宗之制』(《宋史》卷368《张宪传》)。

丧心病狂而又逼供心切的张俊，哪里顾得列祖列宗这些规矩，张俊命令亲信王应求“推勘”，又“亲行鞫炼”，将张宪拷打得体无完肤，死去活来。张俊严刑逼供，妄图逼迫张宪招认，他这次之所以“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一封信给他，唆使他这样做的。因为没有实物为证，于是张俊继续编造谎言，声称岳云写给张宪的书信，早已被张宪烧掉了(《三朝北盟会编》卷206)。

同秦桧、张俊等人的预谋相反，张宪并没有屈服于毒刑拷打，他坚决不肯招承(《宋史》卷368《张宪传》)。张俊于是便派人编造了枢密“行府锻炼之案”，上报秦桧。王俊在诬告状中捏造，张宪曾对他说：『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但王俊做贼心虚，又在状纸所附的“小贴子”中补充说：『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然而，阴险歹毒的卑鄙小人张俊却不顾连诬告者本人也已否认的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秦桧急忙接着上奏，要求将张宪和岳云押送大理寺狱“根勘”，并请求宋高宗下令召岳飞至大理寺，一并审讯，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在罢官之后，岳飞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原岳家军的一个级别较低的将校蒋世雄，乘着改授福州地方小官的机会，自鄂州(今湖北武昌)飞马顺道急奔江州(今江西九江)。蒋世雄告诉岳飞，说自己从进奏官王处仁那里，得知王俊诬告张宪“反叛”的消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岳飞至此方才明白，秦桧、张俊等人陷害韩世忠的故伎又重演了。几个月前是秦桧、张俊指使胡纺诬告韩世忠亲将耿著，企图牵连韩世忠，如今是秦桧、张俊指使王俊诬陷张宪，阴谋加害于自己，如出一辙。

岳飞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居留，没多久，就接到南宋朝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岳飞到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之后，原鄂州大军的进奏官王处仁又冒着风险，再次向岳飞报告了王俊诬告的事。王处仁还恳切地劝岳飞上奏自辩，岳飞感慨地说：“上苍有眼，就不会陷忠臣于不义。否则，又能往哪里逃呢？”倔强的岳飞不愿效法韩世忠，去找皇帝哭诉，因为他知道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故没有辩白的必要(『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秦桧和张俊选中了心腹杨沂中，命令他去拘捕岳飞。十月十三日，杨沂中应召来见秦桧，秦桧并未接见，只是派三省的值班官转交一份“堂牒”，并且转达了秦桧的一句话：『要活底岳飞来。』

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十三日，岳飞被逮捕入狱。按着宋高宗的诏旨，特设诏狱审讯岳飞。南宋朝廷还特地将岳飞“逮系诏狱”的事，公开“榜示”朝野。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被特命为正、副主审官，『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看到“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嵌于岳飞后背的肌肤，主审官何铸不由不收敛起严酷的面孔。何铸原本是秦桧的党羽，在两三个月前曾参与弹劾岳飞，现在终于天良发现，幡然悔悟了。

何铸不忍心再为此丧天害理的勾当，便去见秦桧，力辩岳飞的无辜。秦桧张口结舌，难以对答，就向何铸透露底细说：『此上意也！』何铸仍不退让，说：『铸岂区区为一岳飞者，强敌未灭，无故戮一大将，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长计。』秦桧理屈词穷，遂上奏宋高宗，改命万俟卨为御史中丞，任主审官(《宋史》卷380《何铸传》)。

万俟卨是一个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万俟卨过去担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和提点刑狱时，岳飞知道他人品很坏，予以鄙视，故万俟卨一直怀恨在心。后来，万俟卨趁入觐的机会，投靠秦桧，在宋高宗面前对岳飞大肆诬陷谮毁，从此就被秦桧留在南宋朝廷，官运亨通(《宋史》卷474《万俟卨传》)。万俟卨接办岳飞狱案，正好乘机挟私报复。

岳飞虽然自幼受尽贫困生活的煎熬，却从未品尝过囹圄的苦痛。在岳飞生陷绝境的两个半月中，各种各样的惨酷刑罚，实际上是给岳飞上人生的最后一课。阴险歹毒的万俟卨的惟一目标，就是要想方设法地强迫岳飞自诬；岳飞也以倔强的性格，顽韧的意志，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他决不自诬。

当万俟卨等奸佞之徒审判岳飞的时候，岳飞曾经对他们说：『皇天后土，可表飞心！』『对天明誓，吾无负于国家！汝等既掌正法，且不可损陷忠臣！吾到冥府，与汝等面对不休！』『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月戊寅注﹜

岳飞还曾经通过绝食来表示反抗，『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l《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岳飞遭到陷害，被投进冤狱之时，宋金彼此间议和的书信、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原以为大兴岳飞冤狱，宋金就可以签订和约，就可以偷安于东南了。宋高宗对秦桧说：『边事既息，可以弥兵，卿为相，亦当效曹参之清静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

但南宋军民并没有被压服，他们既反对谋害岳飞，也反对向金投降。当初，岳飞入狱的消息传开后，南宋朝野震惊。一些正直人士不顾宋高宗和秦桧的专制淫威，纷纷设法营救岳飞。
　　
赵宋皇朝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因朝拜赵宋八陵，对岳飞尽忠国事，印象极深。赵士褭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是宋朝宗室中德高望重的一位。
　　
赵士（左亻右褭）向宋高宗赵构进谏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罪』。﹛《三朝北盟会编》卷2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247《赵士（左亻右褭）传》﹜
　　
文士智浃、布衣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布衣范澄之等，也分别上书为岳飞鸣冤叫屈。范澄之在上书中尖锐指出，『宰辅之臣媚虏急和』，『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戡定』，『是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范澄之引用南北朝时宋文帝杀害名将檀道济，以致自毁长城的鉴戒，恳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转意。范澄之还强调说：『臣之与飞，素无半面之雅，亦未尝漫刺其门而受一饭之德，独为陛下重惜朝廷之体耳』。 ﹛《金佗稡编》卷20《吁天辨诬通叙》；《金佗续编》卷30范澄之《南剑州布衣上皇帝书》；《三朝北盟会编》卷2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
　　
参加审讯或诏狱结案的大理寺左断刑少卿薛仁辅，与大理寺丞何彦猷、李若樸，也力排众议，企图保全岳飞的性命(《宋会要》职官63之14)。
　　
韩世忠当时已被罢去枢密使，改任醴泉观使的闲职，之后『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以躲避秦桧的迫害。但是，因为岳飞的深冤，韩世忠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秦桧冷冰冰地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艴然变色』，愤愤不平地说：『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参见：《金佗稡编》卷24《张宪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琬琰集删存》卷1 韩世忠神道碑；《江苏金石志》卷12《韩蕲王碑》；《宋史》卷364《韩世忠传》；《中兴小记》卷29引《野史》﹜

然而，宋金虽然以及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当时执掌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原先提出的杀害岳飞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害怕金国以此作为翻脸变卦的借口来破坏和约。加之，宋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太后在靖康之变中也被金人掳到北方，当时还在金国，宋高宗非常思念他的亲生母亲，而金人曾经提出条件，要想让韦太后回归南宋，必须杀掉岳飞。于是宋高宗最终决定狠下毒手，冤杀岳飞。

作为卑鄙无耻、阴险歹毒的小人，担任主审官的秦桧党羽万俟卨千方百计搜剔罪名，不择手段地诬陷岳飞，却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他所列举的“罪名”全都牵强附会，缺少实证。关于这一点，宋高宗和秦桧是十分清楚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诬加给岳飞的罪名，既缺少人证，又没有物证，要定岳飞谋反罪，没有真凭实据。于是，秦桧就绞尽脑汁，悬赏招诱证人，但是人证仍然不足，以至『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因为人们都为岳飞冤案感到不平，都不相信岳飞有罪。

宋朝有『国朝著令，劾轻罪，因得重罪，原之，盖不欲求情于事外也』的传统惯例。担任主审官的万俟卨等人却是在罪名“无验”的情况下，不断地横生枝节，辗转推求，罗织新罪名(《宋史》卷474《万俟卨传》)。由于岳飞非杀不可，什么太祖誓约，什么“国朝著令”，什么罪状“无验”，全都弃之不顾。

自张宪被捕之日起，岳飞的冤狱已经拖延了约三个多月，仍未结案。万俟卨最后也忧心忡忡，担心找不到足够的理由来杀害岳飞，『惧无辞以竟其狱』。眼看已到岁末，宋高宗和秦桧为辞旧迎新，向金国女真统治者献媚，再也等不及了。

绍兴十一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万俟卨等通过秦桧，匆匆上报一个奏状，提出将岳飞处斩刑，张宪处绞刑，岳云处徒刑，说『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

当日，岳飞在狱中被赐死。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岳飞无限悲痛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接着就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按照规定，岳飞的尸体应当草草地埋葬在大理寺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含悲忍痛，冒险背负岳飞的尸身，走出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北山山麓的平地上，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假称“贾宜人墓”。遇害之时，岳飞随身还带着一个玉环，是他妻子李娃给他的信物，陪伴岳飞长眠地下。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张宪和岳云被绑赴临安城的闹市，不仅杨沂中当场监斩，连张俊也按捺不住狂喜，亲临刑场。临安城的各个城门都派重兵把守，禁卫森严，以防民众闹事。岳云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被流放到岭南和福建，宋高宗亲自下旨规定，『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他们的『家业籍没入官』。然而在漫长的流放途中，却不断有素不相识的人，含泪向岳飞和张宪的家属慰问致哀。﹛《金佗续编》卷21《鄂王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壬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夷坚丙志》卷15《岳侍郎换骨》﹜

绍兴十一年除夕 (即公元1142年1月27日)，三位献身于抗金战场，出入枪林箭雨，矢志不渝地尽忠报国的爱国将领，终于牺牲在南宋投降派的屠刀之下。岳飞、岳云、张宪三位爱国将领遇害的那几天，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内凄风苦雨，连绵不绝。

金国女真人最畏服岳飞，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当他们得知岳飞死耗，个个欢天喜地，酌酒相庆。被扣押在金国的宋使洪皓，目击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声抽泣！洪皓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写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飞，至以父呼之，诸酋闻其死，酌酒相贺』。

而当南宋使臣洪皓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岳飞已经遇害，『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然而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使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正月（公元1142年2月），南宋使臣带着南宋朝廷的正式照函从岳飞遇害地临安（今浙江杭州）去金国囚禁宋钦宗和宋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五国城（今黑龙江哈尔滨市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村）接人。

绍兴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公元1142年5月1日），宋高宗生母韦太后自五国城启程归宋。『皇太后偕梓宫发五国城，金遣完颜宗贤、刘祹护送梓宫，高居安护送皇太后。』接着，韦太后一行自北方南归，穿越燕山一路南行，来到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再向南行。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韦太后一行终于到达宋金交界处的楚州(今江苏淮安)。

绍兴十二年七月，宋高宗赵构亲自到临平镇迎接韦太后。为了表示隆重，宋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接韦太后，仅仪仗队就有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自北宋亡国之后，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还是第一次。宋高宗赵构虽然割地赔款，但是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原文：『帝亲至临平奉迎，普安郡王、宰执、两省、三衙管军皆从。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宋史》卷243《韦贤妃传》)。

南宋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都在帷幄外拜见韦太后。

韦太后对韩世忠说：“这位就是韩将军吗？我在北方之时就久闻大名了!”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这才欠身而退。

韦太后又问：“为何见不到大小眼将军？”

一个大臣悄悄地告诉她说：“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

﹛注：据说，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时人称之为“大小眼将军”﹜

韦太后听过之后，脸色立变。韦太后转身斥责宋高宗赵构，她说：“岳飞是国家的栋梁，威名远播，打得金人望风而逃!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韦太后说完之后就愤愤然地表示要出家。慌得宋高宗赵构赶紧跪在地上请罪，群臣也都跪倒一片，一起劝慰，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

被金军掳到北方的时候，韦太后只有四十多岁，从金国回归南宋之时，已经年逾六十。宋高宗十分孝顺韦太后，韦太后在南宋过上了安定愉快的晚年生活，一直活到八十岁。

后来，韦太后得知正是岳飞的死换来了她的回归，她感到十分歉疚。据说，韦太后此后终身都要穿道士服装，以表示对含冤遇害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悼念和歉意。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宋高宗赵构既然当了君主，就应当担当得起君主的责任，御临天下，为社稷苍生着想，但是他却选择了做“孝子”，甚至不惜舍弃国家民众的利益。宋高宗赵构的“圣孝”是建立在苍生百姓的苦痛和国家的长久分裂的基础上的，是狭隘自私的“孝”，所以得不到后人的称颂！

绍兴十二年八月，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和金国使臣刘祹一行到达临安。宋高宗为表演自己的“圣孝”，大事张罗一出“皇太后回銮”的闹剧。
　　　　　　
不料金国使者刘祹竟向南宋官员发问：『岳飞以何罪而死？』　

接伴的南宋官员无言以对，含含糊糊地回答：『意欲谋叛，为部将所告，以此抵诛。』
　
刘祹嘲讽道：『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残害忠良、媚敌求和者到底还是受到了毫不客气的奚落。
　　　
﹛上述记载见于《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铸、三畏初鞫，久不伏；禼入台，狱遂上。诬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为指斥乘舆，受诏不救淮西罪，赐死狱中。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

天下冤之，闻者流涕。飞之死，张俊有力焉。』

《宋史》卷369《张俊传》记载：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

『时桧谋收诸将兵权，禼力助之，……。张俊归自楚州，与桧合谋挤飞，令禼劾飞对将佐言山阳不可守。

命中丞何铸治飞狱，铸明其无辜。桧怒，以禼代治，遂诬飞与其子云致书张宪令虚申警报以动朝廷，及令宪措置使还飞军；狱不成，又诬以淮西逗遛之事。

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岳飞的悲剧既是他自己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通过岳飞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岳飞之死，标志着南北分裂，标志着北方人民遭受金国女真贵族压迫奴役的长久化。

宋高宗、秦桧冤杀岳飞以后，南宋的许多朝臣和军民百姓都为这一冤案鸣不平。为了压制舆论，秦桧指使尚书省，『乞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偏牒诸路』，大搞欺骗宣传。对于那些不肯屈从他们办理岳飞冤案的人，实行“违者刑”的高压政策。在岳飞入狱时为他伸冤或要求释放他的人，一个个也都受到株连。

给岳飞通风报信的进奏官王处仁和武将蒋世雄，分别受到革职，流放岭南和“编管”的惩处。
　　　　
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曾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万俟卨就弹劾他们，诬告他“党庇”岳飞，将他们罢官。
　　
大理少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就被万俟卨诬为『持心不平、用法反覆』，也被罢官。
　　
任过岳飞冤案主审官的何铸，由于良心发现，坚持公道，不肯苟从宋高宗、秦桧的旨意，由是『桧衔铸』。 后来，何铸被罢了官，秦桧还想把他『窜诸岭表』，因其谋未得逞，后被贬谪徽州。
　　　　
身为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秦桧恨之入骨，『使言者论顷岳飞进兵陈、蔡之间，乃密通书于士褭，叙其悃幅，踪迹诡秘。范同顷为浙东宪，与士褭通家往还』，指控赵士褭『在外则交结将帅，在内则交结执政』，请宋高宗赵构『罢其宗司职事』。结果，赵士褭被罢去“宗司职事”，提举西京崇山崇福宫。岳飞被害后，秦桧党羽万俟卨又弹劾赵士褭『朋比奸邪』，居住在『衢州，宾客日盈其门，谈论之间，无不诋讪时政』“”，因而又再次被贬，『窜死建州』。
　　
布衣范澄之为伸张正义，曾请求宋高宗“特赦”岳飞，并斥责秦桧『媚虏急和』，『令将帅相屠』，实『自为逆贼报仇』，当时他就料到自己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果然也被“窜死”，在流放地含悲辞世。另一位布衣刘允升曾上书『讼飞冤』，也被『下棘寺以死』，被关进大理寺狱，惨遭杀害。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案抱不平，曾当面指责过秦桧，『撄桧怒』。韩世忠又『抵排和议，触桧尤多』。当时，有人劝韩世忠不可得罪秦桧，但韩世忠铮铮铁骨，公然表示自己决不『畏祸苟同』秦桧。由于秦桧的权势显赫，大将『多曲徇桧苟全』，韩世忠却不理会他，除『一揖外，未尝与谈』, 秦桧一直很恨他。他虽没有象岳飞那样被投进监牢，但也被『解兵罢政，卧家十几年』。


根据上述史料，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

在被解除兵权之前，岳飞所统率的岳家军有将官近三百人，有士卒十万人。后来，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不过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而其他将官和普通士兵其实大多十分拥护爱戴他们原来的统帅岳飞，但是迫于奸臣当权的险恶环境，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中立。事实上，原岳家军将士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诬陷原先的统帅岳飞，也没有公开反对秦桧，——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

秦桧、张俊等人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威逼利诱，也仅仅在原岳家军将近三百名将官之中，收买到四名败类。这四名败类只是原岳家军近三百名将官中的很少的一小部分，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的相比，更是少得微不足道。

很显然，诬陷岳飞、附和秦桧的败类其实并不多，而在原岳家军全体将士中，附和秦桧的败类更是只有极少数，只占极小极小的比例。但是，卑鄙无耻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岳飞”！

“四名败类”能代表原岳家军十万将士吗？与原岳家军近三百将官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与原岳家军十万将士比起来，“四个将官”很多吗？ “无知小丑”先生是不是需要补习一下小学数学知识？

在岳飞入狱之前，原岳飞部属王处仁和蒋世雄，冒着风险，多次给岳飞通风报信；岳飞部将张宪宁死不屈，坚决不诬陷岳飞。这些却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在岳飞入狱之后，也有很多不畏强权的正直之士出来为岳飞鸣冤，奋不顾身地设法营救岳飞。宋高宗赵构的“皇叔”宗室齐安郡王赵士褭曾经面谏宋高宗赵构，说愿以全家百口性命作保，担保岳飞无罪；当时，韩世忠已经罢官赋闲，仍鼓起勇气，不计个人安危，前去质问秦桧；御史中丞（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何铸天良发现，去见秦桧，力辩岳飞无辜；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寺丞（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法官）李若朴、何彦猷等人认为『飞无罪』『飞不应死』，并据理『固与卨争』，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参与审理岳飞案的大理少卿（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薛仁辅曾认为岳飞的案是冤案，多次与秦桧党羽万俟卨争辩；文士智浃、平民刘允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平民范澄之等人，也分别上书南宋朝廷，为岳飞鸣冤叫屈。

绍兴十一年除夕，岳飞遇害。二十年之后，金国军队再次大举南侵攻宋。绍兴三十一年(1141年)，南宋朝廷的御史中丞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到鄂州督军。鄂州将士联名上状，要求为故帅岳飞平反昭雪，『哭声如雷』，众人甚至大呼：『为我岳公争气，愿效一死！』。汪澈劝慰多时，答应禀报朝廷，将士们仍啜泣不止（《金佗稡编》卷9《昭雪庙谥》；卷20《吁天辨诬通叙》）。

以上史实也被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忽略了！

“无知小丑”先生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岳飞被杀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替他说话，相反他的很多属下都附和秦桧诬陷他，只有韩世忠出于老交情问了一句而已”！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真是既卑鄙无耻，又居心不良！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被杀害，在抗金斗争中始终赤胆忠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无愧是一个民族英雄。他为保卫各族人民免遭金兵的屠掠，为保卫南宋发达的经济文化事业，为收复中原失地和保住南宋政权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敬重。当广大人民知道他被杀害的消息时，『天下冤之』，『皆为流涕』，为他的冤案鸣冤叫屈，为他的冤死而感到悲痛。

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慨。在封建时代，宋高宗是皇帝，由于当时避讳，人们不能公开责骂他，但对于权奸秦桧，上自朝臣，『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桧』。全国男女老少，对秦桧无不切齿痛恨！

在岳飞遇害之后，南宋朝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诬蔑成十恶不赦之徒，妄图为南宋投降派残害忠良的罪行辩护。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南宋民众对爱国英雄的深挚悲悼和哀思。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子云及张宪杀于都市。天下冤之，闻者流涕。』

《宋史》卷474《万俟卨传》记载：『飞父子与宪俱死，天下冤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记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云、宪坐斩，并赐飞死，年三十九，妻子徙岭外，天下冤之。飞略知书传，礼士恤民，所至秋毫无犯，民不知兵。』

《三朝北盟会编》卷220《中兴姓氏录》记载：『(秦桧)忌岳飞忠勇，亦与张俊不协，罢其政。又诬其反，杀之于大理寺，天下怨之，三军解体。』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记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中兴小纪》卷29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癸巳)，诏赐飞死，斩宪、云于市，令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莅其刑，家属立徙广南，且籍其家赀。……飞知书而得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间安堵，不知有军。先计后战，屡胜强敌，号为良将。其死也，天下冤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记载：『(绍兴十一年十二月) 癸巳，诏飞赐死，命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沂中莅其刑，诛宪、云于都市。……仍籍其赀，流家属于岭南。天下冤之。飞死年三十九，……飞知书，善待士，且济人之贫，用兵秋毫无犯，民皆安堵，不知有军。至今号为贤将。』

《金佗续编》卷21章颖著《鄂王传》记载：『送两家(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记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金佗续编》卷27《孙迪编鄂王事》记载：『湖之南，江之西，比屋绘像，事王如生。』

﹛注：在岳飞冤案昭雪之后，南宋朝廷于嘉泰四年追封岳飞为鄂王，此后世人也以“岳王”代指岳飞﹜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著述《老学庵笔记》卷1中写道：『张德远(张浚字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秦桧字会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注：岳飞遇害那年，陆游年方17岁﹜

直到岳飞身后好几十年，江、湖之地的百姓依然家家户户张挂岳飞的遗像，奉祀不衰，还流传了很多歌颂岳飞的民间故事。鄂州城内的旌忠坊，特别为岳飞设立忠烈庙（《金佗续编》卷14《湖北转运司立庙牒》《敕建忠烈庙省牒》，卷28《孙迪编鄂王事》，卷30《郢州忠烈行祠记》；《舆地纪胜》卷66《鄂州》）。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朝廷给岳飞和张宪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于是岳飞家属自岭南蛮荒之地北返。岳飞三子岳霖途径赣州(原名虔州)，『父老帅其子弟来迎』，当地百姓夹道迎接，个个泪流满面，他们说：『不图今日复见相公之子』。后来，岳霖到荆湖北路任官，鄂州军民闻讯后，『设香案，具酒牢，哭而迎』，以表示他们对岳飞的缅怀（《金佗稡编》卷9）。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以偏概全地歪曲历史，不择手段地贬损岳飞，信口开河地编造谎言，想当然地凭空臆断，胡说什么“岳飞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算怎么崇高”！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秦桧还没死，南宋状元张孝祥就上书宋高宗，请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于湖居士文集》附录《宣城张氏信谱传》记载：『先是，岳飞卒于狱，时廷臣畏祸，莫敢有言者。公(张孝祥)方第，即上疏言：「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旬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又云：「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不知也。当亟复其爵，厚恤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俾忠魂瞑目于九泉，公道昭明于天下。」帝(宋高宗)特优容之。时公尚在期集所，独未官也，秦相益忌之。』（还可参见《建议以来系年要录》卷166）。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自认为准备就绪，灭宋之谋便不再遮掩，金军开始大举南侵功宋，“臣构”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临亡国的严峻形势。金军的大举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赵构、权奸秦桧之流长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彻底破产，主和误国之罪昭然若揭，抗战派再次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赖。

南宋官员杜莘老等人上奏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杜莘老说：『臣窃见往者秦桧擅权，力主和议，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使不得伸。是以胡铨，直臣也，以上书激切，桧遂贬之远方，二十余年不用。岳飞，良将也，以决意用兵，桧文致极法，家属尽徙岭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为之出涕。臣愿陛下思咸之义霈涣号之恩，召还胡铨，亟赐擢用，昭雪岳飞，录其子孙，以激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则在廷之臣必励勉而尽忠，沿边之将必踊跃而效命。臣邻尽忠在内，将士效命在外，以此破敌，何敌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此诚帝王鼓动天下之至权也！』

南宋太学生程宏图、太学生直学宋芑，以及倪朴等人先后上书，请求南宋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桧祸国殃民的罪行，以谢天下，以激励南宋军民的忠义之气，进而振奋宋军将士的士气。此外，他们不仅要求南宋朝廷恢复岳飞的爵位和名誉，录用岳飞的子孙，而且还要求追夺秦桧的官爵，没收秦桧的家产，甚至还要将秦桧开棺戮尸！

《三朝北盟会编》卷236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戊午)太学生直学宋芑上叶枢密书，书曰：「……凡前日中外之臣误我以和议者，无问存殁，悉正典刑。于是斵秦桧之棺，而戮其尸，贬窜其子孙，而籍其资产以助军，以正其首倡和议、欺君误国之罪；复岳飞之爵邑，而录用其子孙，以谢三军之士，以激忠义之气。诏下之日，使东南之民闻之，莫不怒发动冠；西北之民闻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则出师之日，吾之民将见人自为战，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注：绍兴三十一年，宋芑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0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太学生程宏图等上书，言：「今日之事，国家所以应之者，其先务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敌人之谋，一曰下诏书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举事以决进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义之心。……国家自和议之后，为故相秦桧所误，沮天下忠臣义士之气二十年矣。一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动其心而奋起之，可也。故哀痛之诏不可不亟下！然诏不可徒下也，当首正秦桧之罪，追夺其官爵，而籍其家财，追赐宇文虚中之爵，而为之立祠，昭雪赵鼎、岳飞之冤。而又下亲征之诏，移跸建康，则其气固足以吞强敌矣！……」』(注：绍兴三十一年，程宏图上书请求昭雪岳飞冤案、追究秦桧罪责之事还可以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37)

倪朴在上书中还指出岳飞『勋烈炳天地，精忠贯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并强烈要求朝廷给岳飞平反昭雪（《倪石陵书•拟上高宗皇帝书》）。

后来，南宋宰相史浩等官员也陆续上书朝廷，请求给岳飞平反昭雪。《玫瑰集》卷93《纯诚厚德元老之碑》记载：『公(史浩)既相，益思所以报上者，首言前宰相赵鼎、参政李光之无罪，大将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录其子孙，凡坐废者次第昭雪。』(注：史浩上书请求给岳飞等人平反昭雪之事还可以参见《保庆四明志》卷13《史浩传》、《宋史》卷396《史浩传》)

自从宋金达成和议，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国女真贵族的残酷奴役,忍受来自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又要承担金国对蒙古战争引起的各种负担，大批汉人壮丁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强征戍边，在金国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中，充当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国始终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歧视政策，当时的金国把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是第四、第五等）。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内外交困。然而，在达成宋金和议之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养，加上南宋每年进贡给金国的大量财富，金国的国力得以恢复，金军将士也养得膘肥体壮。

而绍兴三十一年的南宋，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折腾，已经变得国困民穷，“国之府库，无旬刀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宋金国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附注：秦桧专政期间，是宋朝最黑暗、专制、腐败的时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荣，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励精图治之上，与秦桧赵构之流毫无关系）。

同时，经过秦桧及其党羽将近二十年的压制和破坏，到了金国再次发起攻宋战争的绍兴三十一年(秦桧已经死了)，南宋军备已废弛多年，宋军将士也早已失去绍兴十年时的那种进取之心和雪耻之志，此时算得上是兵无精兵，将无良将。结果，在名将刘锜(已经六十多岁)的指挥下，虽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镇江四支大军，但宋军在两淮还是一败再败。毫无疑问，刘锜此时手中的兵马，已非昔日骁勇善战的八字军，而是被秦桧之流腐化削弱后的军队。刘锜纵有千般能耐，此时也无济于事了。

想当初，早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当曾被岳家军扁得满地找牙的金军再次进犯淮西之时，宋高宗颇不以为然地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然而，到了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听说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地扑来，宋高宗赵构马上吓得尿裤子，赶紧备船，准备逃亡海上。多亏了临危不惧的爱国文臣虞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加上金国后来发生内讧，南宋总算又逃过一场劫难。

公元1161年，曾经亲历公元1140年宋金战争的金主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相关记载可见于《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经过金主完颜亮的“提醒”，宋高宗赵构突然想起已经被他伙同秦桧冤杀了将近二十年的那位名将岳飞。为了激励士气，宋高宗赵构下令给岳飞和张宪的家属解除拘禁，以开“生还”之路。然而，心胸狭隘的宋高宗赵构到底还是不愿承认自己害死岳飞的罪责，所以别有用心地把岳飞、张宪等爱国将领与蔡京、童贯等误国权奸并列,以混淆视听。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三十一年，北虏犯边，连年大举，上（指宋高宗赵构）思曰：「岳飞若在，虏军岂容至此。」即时下令修庙宇。』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 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赵构宣布退位，赵眘(原名赵瑗)即位，是为宋孝宗。南宋帝位从此归属于宋太祖的后裔。

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是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是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宋孝宗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改革内政，勤俭治国，为南宋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在即位之初，宋孝宗胸怀大志，倾向抗金复国，即位仅一个月，在并未对岳飞冤案进行重新审查的情况下，就宣布给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以礼改葬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栖霞岭下。同时，访求岳飞子孙，授予官职。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0记载：『孝宗绍兴三十二年未改元，七月十三日，诏岳飞特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先是有诏：「飞起自行伍，不俞数年，位至将相，而能事上以忠，御众有法，屡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遗风，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虽坐事已殁，然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故有是命。十一月三日，诏故追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岳飞妻、前楚国夫人李氏特与复楚国夫人，男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云追复旧官，前忠训郎、阁门祗候雷追复旧官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诏岳飞复元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

《宋史》卷33《孝宗纪》记载：『(绍兴三十二年七月戊申)，追复岳飞元官，以礼改葬。……(十月)壬午，官岳飞孙六人。』

《齐东野语》卷20《岳武穆御军》记载：『周洪道(周必大，字洪道)为追复制词，有云：「(岳飞)事上以忠，至不嫌于辰告；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盖实录也！辰告者，谓岳飞上疏请建储云。』(注：还可以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卷4《岳飞追复元官》)

《宋史》卷364《韩彦直传》记载：『拜(韩彦直)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注：韩彦直是韩世忠长子)。

《宋会要辑稿》职官76之71记载：『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京西、湖北路马、步军都总管、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追复元官，四子各补承信郎。其子敌万自陈，当建炎、绍兴间，宪从岳飞与金人战，屡立奇功，中坐飞事死。今飞已蒙朝廷褒恤，录及子孙，惟宪尚挂罪籍，乞援飞例，追复元官，给还恩数。故有是命。』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之初，就很快给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对岳飞大加褒崇，对蒙受牵累者予以平反优恤，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宋孝宗本人确实知道岳飞冤枉，知道岳飞等人遇害是一大冤案。淳熙五年五月,宋孝宗在便殿召见岳飞三子岳霖时，曾对岳霖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但值得注意得是，宋孝宗这番话是在便殿对岳霖所言，而不是在正式场合，更非正式诏敕；至于宋孝宗认为岳飞冤枉到什么程度，另当别论；

其二，岳飞对宋孝宗立储、登皇帝宝座有功，宋孝宗心存感激；

其三，为了收揽人心，急于鼓舞士气，争取军队的支持。宋孝宗即位初期,金军大举灭宋虽已失败，但宋军大举北伐正加紧准备。经由作为太宗后代的宋高宗禅让，作为太祖后代的宋孝宗得以荣登皇位，但是立足未稳，亟需安抚内伤、收揽人心，特别渴望得到军队的鼎力支持。而这时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对岳飞冤狱的平反具有十分特殊的作用与影响。

一年前（绍兴三十一年），大臣汪澈奉命宣谕荆襄，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联名上书为岳飞申冤，群情激愤，哭声雷动，宋孝宗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顾。『况今行营将士，往往故飞部曲』，南宋朝廷岂敢掉以轻心？而之所以未经重新审查甄别，就仓促宣布平反岳飞冤案，对岳飞家属优恤有加，并特别在《追复旨挥》中提到：『去冬出戌，鄂渚之众师行不扰，动有纪律,道路之人归功于飞』，在《追复少保两镇告》中提到：『行师有律,几不犯于秋毫』，——这些显然是急于劝勉岳家军将士及其后代，并笼络全体将士。

再者，在皇位坐稳之后，宋孝宗很想摆脱屈辱地位，渴望建立盖世功业，仍需要得到军队支持，需要激发将士抗金报国之心，故急需为岳飞平反昭雪。

至于宋孝宗对岳飞冤案平反有所保留、讳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奖奸佞张俊，其原因和动机也是相当复杂而微妙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原因。

宋孝宗的谥号为“孝”，可见他对宋高宗赵构的孝心。而在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宋高宗和秦桧的长期打压之下，抗战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宋孝宗手下几乎无人可用。主和派经过宋高宗和秦桧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们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赵构。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谨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公开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此后二十多年，面对南宋朝廷中安于现状的主流意识，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强大势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日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后来也变得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了。

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赵构，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 的花甲老人。

宋朝褒扬岳飞，却又不能把宋高宗赵构置于冤杀岳飞的元凶和主犯的地位。宋亡以后，方无此禁忌！

九、关于《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兼谈《金史》中的谬误和失实

对中国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其中除《史记》是通史且为私修外，其余都是断代史，且绝大多数为官修史书。

二十四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 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后来，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于是“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各朝各代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且几乎每一朝每一代都会为前朝修史。

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也继承下来了。《宋史》、《辽史》、《金史》这三部史书便都是元朝史官为前朝编写的官修正史。

早在元朝建立之初，金国遗老王鄂等人就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同时王鄂等金国遗老随即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

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军队攻克南宋都城临安，负责留守事宜的元朝大臣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等人说“国可败，而史不可灭”。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南宋灭亡后，元朝朝廷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后来因为在正统义例问题上，元朝朝野上下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宋史》、《辽史》、《金史》三史的编撰工作被长期耽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朝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会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

到了元顺帝时，在太平（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元朝政府才最后下定决心编修辽、宋、金三史。而这一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丞相脱脱作出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经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元顺帝下诏修辽、宋、金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等人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

显然，修撰辽、宋、金三史的都总裁官都是元朝丞相脱脱（蒙古族），同时不论是《宋史》，还是《金史》和《辽史》，其编写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这与前朝修史有些区别。

《宋史》自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正式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宋史》的主要撰修者除包括张起岩、揭傒斯、李好文等七名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危素、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等23人。显然，《宋史》的编者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金史》自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开始编写，至正五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辽、金、宋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编者则包括总裁官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岩、揭傒斯、欧阳玄、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人，以及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人。显然，《金史》的编者也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众所周知，古代为前朝编写正史，首先要参照该朝史官的记述及政府所保存的各种文档。当然留存下来的野史、私史、以及其他记载也在参考之列，但如果和官方档案、官修史书不相一致，一般不会采用它们。

宋朝和金国的官修史书在南宋、金国灭亡之后，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史官在为宋朝、金国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笔记、文集等。《宋史》以及《金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

《宋史》便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金史》则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原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的国史、实录，以及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资料。

虽然《宋史》和《金史》的编者都是多民族的混合班子，但《宋史》的编者以南宋遗民为主，《金史》的编者则以金国遗民为主。同时，辽、金、宋三史的审核权掌握在蒙古史官手中，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元朝最高统治者手中。

元朝史官编写辽、宋、金三史，遵循着一条重要原则，即凡是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就一律予以删削或篡改。

事实上，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现代史家的研究已经证明，与辽国不时发生战争的阻卜即是蒙古。而金国吞灭辽国后，也接收了来自蒙古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

金国官史中原先有不少关于金国与鞑靼（即蒙古）的战争记录，但是却遭到元朝史官的删削。尽管在元朝史官编修的《金史》中，关于金国早期与蒙古各部的战争的记述已涂被抹得相当干净，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致在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注《大金国志校证》卷100)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彼方困于蒙古”(《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迫于南北交兵的形势，金国甚至愿意对更弱小的西夏作出一定的友好姿态，割让了若干原属宋的土地给西夏(《金史》卷134《西夏传》) 。

在金国最有作为的皇帝金世宗统治时期，金国每三年派军队向北大杀一阵，“谓之减丁”，给蒙古各部造成深重的灾难。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并未在大金皇帝治下，也根本不可能承认金世宗是他们的“贤君”，而民族偏见甚深的金世宗却是苦于对蒙古用兵。据《金史》卷6《世宗纪》记载，金国大定七年（1167年），“移剌子敬经略北边”，大定十年，“参知政事宗叙北巡”；《金史》卷71《宗叙传》记载宗叙“巡边”“将战，有疾，诏以右丞相纥石烈志宁代”。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军事情势的严峻，竟必须动用声名最著的金国大将纥石烈志宁；《金史》卷88《纥石烈良弼传》则记载，“参知政事宗叙请置沿边壕堑”，又证明蒙古力量之强，以至金国只能消极防御；《金史》卷24《地理志》又叙述金世宗大定后期，已在北方修筑边堡和壕堑。以上这些其实都是元朝史官删削金国官史后所存留的蛛丝马迹。

宋使楼钥的《北行日录》也反映了金世宗大定九、十年间，金国正在对蒙古用兵，金军对蒙古的杀掠和破坏势不可免，却因元朝史官的删削而无文字记录传世。金国最后就是亡于蒙古与南宋的联军。

在编修《宋史》时，元朝史官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大肆删削，隐讳了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例如，《宋史》卷412《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等地战败的记录，而南宋抗元名将王坚竟然在《宋史》中无传。

很显然，编撰辽、宋、金三史的时候，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篡改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在由蒙古人作为统治者的元朝，虽然没有像后世的清朝那样大兴文字狱，但是在文化舆论方面还是存在管制政策的。尤其是在元朝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中，蒙古人的管制监督作用表现得尤其突出。

此外，谈到《金史》的成书，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金国文人遗老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收集整理与金国相关文献资料的贡献。

元好问，忻州（今山西秀容）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元好问是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金末元初北方的文坛盟主。元好问的祖先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中，元好问的祖先改姓元。

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考中进士。之后，元好问先后担任金国国史院编修、南阳令、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

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元好问被蒙古兵俘虏，押赴聊城羁管软禁，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时年49岁的元好问结束了羁系生活。这期间，元好问作为亡国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人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并获得自由。

元好问亲身经历了金国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曾在金国从政十几年，作为金国遗臣的元好问长期关注金国的命运以及金国史迹的保存。在金国败亡前夕，元好问就向金国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于是，元好问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怀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

元好问痛心金国的沦亡，他拒绝在蒙古国做官，以表明自己的金国遗民身份和对故国的忠心。但为了写金史，元好问却又不得不与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并获得必要的资料。为了完成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O多年，直到去世。为修金史，元好问还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存放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通过多年的奔波收集，元好问积累了与金国君臣相关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

元好问还怀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成《中州集》。以“中州”为名，即含有缅怀故国和以金国为正统的深意。《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元好问所知道的金国诗人词客、金国两位皇帝、金国王公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而且还为250多个作者写了小传。《中州集》也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历史资料。元朝史官所编的《金史》中的《艺文传》就是以元好问的《中州集》为蓝本写成的。

作为金国遗臣的文人元好问一直对金国忠心耿耿，渴望写成一部缅怀故国的史书。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著述，保存了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对元朝史官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整理的大量与金国相关的材料，却为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元朝史官修《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大量记述直接来源于元好问的著述，《金史》与元好问的关系十分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

在金国灭亡之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原金国旧臣），请他保护资助金国遗留下来的54名遗臣儒士，并酌加任用。后来，元好问所举荐的54名金国遗臣儒士大多被元朝政府任用为官，其中就包括同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王鄂。

元朝建立后，金国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编写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还开始着手搜集、整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金国卫绍王朝没有实录，在金国灭亡之后，王鄂收集并整理出相关的材料，而元朝史官所编《金史》中的《卫绍王本纪》其实就直接来源于金国遗老王鄂的著述；金国迁都蔡州之后，官史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金国的亡国过程记录下来。

金国的修史制度要比辽国完善得多。金国设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金国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国由中都（今北京）迁往汴京（今开封），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蒙古军中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张柔却来到金史馆，将金国官方所编写的大量历史文献运回家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金国官方所编写的这些历史文献被献之于蒙古朝廷，从而为元朝史官编写《金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同那些与辽国相关资料比起来，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下来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完整。同时，很多对金国忠心耿耿的金国遗老文人们曾经得到元朝官方的重视，而且他们十分注意搜集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金国遗老文人元好问、刘祁、王鄂等人就收集整理了很多与金国相关的文献资料，并被元朝史官大量照搬照抄。

元朝末年修《金史》时，既有金国的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金国遗老王鄂等人的搜集、补充，还有刘祁、元好问等金国文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元朝史官编写《金史》的参考资料比编写《辽史》的参考资料要丰富全面得多。同时，与金国相关的那些资料又经过金国遗民文人的加工整理，故《金史》编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编者面对一大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元人之于此书（《金史》），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


谈过了《金史》的史料来源，下面再谈谈《宋史》的史料来源。

宋朝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丰富，官方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宋代官方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

宋代的为数众多的大量官修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朝政府完整地接收下来了。元朝政府在为宋朝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关于宋朝的野史、笔记、文集等。

《宋史》便是在以上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元朝所修的《宋史》主要依据宋代的哪一类史料呢？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史学家普遍认为，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中华书局《宋史》的《出版说明》也沿袭此说：“宋人国史记载北宋特别详细，南宋中叶以后‘罕所记载’，《宋史》依样画葫芦，显得前详后略，头重脚轻”。除了以宋朝《国史》为编写依据之外，元朝史官所编写的《宋史》还广泛采纳了《宋实录》等宋朝官方文献中的史料。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

此外，与《金史》相比，《宋史》缺少前期整理，后期的编写时间又相当仓促，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

当初，编写《宋史》的那群元朝史官面对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宋代原始史料，为了尽快交差，不得不匆匆急就。对于极为丰富的宋代史料，编写《宋史》的元朝史官并没有认真加工、整理、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直接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资料拼凑成书，致使《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较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


历史学家曾经普遍认为，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宋史》却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的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因而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四库总目提要》也指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事实上，尽管元朝史官曾经大量删削宋、金两国官史中对蒙古不利或说蒙古坏话的记载，但是在对待宋金两国以及《宋史》、《金史》中与宋金战事相关的描述上，元朝史官的态度却是中立的，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

《宋史》总体上保留了宋朝史官的记述，《金史》也基本保留了金国史官以及金国文人遗老的描述，但是只要其所载不直接牵涉到元朝蒙古人，则包括丞相脱脱在内的蒙元史官是不会干涉的，而元朝史官更多的则是以局外人的身份上来评判宋金两国之间的纷争。同时，在保留宋朝史官记载和金国史官记述的同时，在人物传记的结尾还加入了作为局外人的元朝史官的客观评判。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撰的官修正史，关于宋金战事的某些记载，《宋史》和《金史》却存在一些差异。

很显然，《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而《宋史》则是元朝史官在宋代官修史书的基础上稍加排次整理修订而成，《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居然在根本就不了解《宋史》和《金史》的成书过程及其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就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为了戳穿“无知小丑”先生的无耻谎言，下面再看看《金史》中的某些记载：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四年）春正月辛巳，宋上誓书、地图，称侄大宋皇帝、伯大金皇帝。』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宋朝皇帝（宋钦宗）给金国皇帝送上誓书、地图，大宋皇帝自称为金国皇帝的侄儿，尊称大金皇帝为伯父。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记载只能在《金史》中见得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金史》卷3《太宗本纪》记载：『（天会五年）二月丙寅，诏降宋二帝为庶人。』『（天会六年）八月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

上文意为：金国天会五年（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国皇帝下诏废黜宋徽宗、宋钦宗，将二帝贬为平民。金国天会六年（1128年）八月，金人命令宋徽宗、宋钦宗穿上白色素衣，然后把他们押解到金国的乾元殿，去拜见金国皇帝。金国皇帝于是下令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这些关于宋朝皇帝的屈辱的记录同样只能在《金史》中见到，在《宋史》中是见不到的！

宋人著述则将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军俘虏之事，委婉地称为“二帝北狩”，也就是说二帝到北方打猎去了！

《金史》卷77《宗弼传》记载：『皇统二年二月，宗弼朝京师，兼监修国史。

宋主遣端明殿学士何铸等进誓表，其表曰：「臣构言，今来画疆，合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弊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筈使宋，以衮冕圭宝佩璲玉册册康王为宋帝。

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亟渎齐盟，自贻颠覆，俾尔越在江表。用勤我师旅，盖十有八年于兹。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祸，诞诱尔衷，封奏狎至，愿身列于籓辅。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筈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朕命」』

所谓的皇统二年就是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这一年，南宋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约。上面所列的就是宋高宗赵构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以及金国皇帝册封宋康王赵构为帝的诏书。

宋高宗赵构在给金国皇帝的《进誓表》中厚颜无耻地自称“臣构”上言：

“现在承蒙大金皇帝的恩造，允许您的臣子赵构建立属国，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国皇帝）生辰并正旦，臣子赵构一定派遣使臣祝贺不绝。每年贡纳银、绢二十五万两、匹，从壬戌年（即1142年）开始，每年春季到泗州缴纳。

如果违反这个盟约，一定会受到神灵的处罚，一定会亡命、毁家、灭国。

臣子赵构现在献上了这份《进誓表》，希望上国尽早降下册封我赵构的诏书！”

上面所引的就是南宋皇帝宋高宗向金国皇帝称臣纳贡并割让国土的屈辱的《进誓表》，之后，金国再册封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册康王为宋帝』，从而完成了宋高宗当金国臣仆的交接手续。这些关于南宋皇帝的屈辱记载，在《宋史》是绝对找不到的，只能参见《金史》的记述。

此外，《金史》中将金军对宋朝的侵略称作“讨伐”，而《宋史》则称之为“金人侵犯”。金国最初兵力强盛，一心想通过武力来吞灭南宋，根本就不肯承认南宋的重新立国，更不理睬南宋小朝廷的曲膝求和请求，他们蔑称宋高宗赵构为康王赵构。这在《金史》的记述得到明显体现，而《宋史》则尊称宋高宗赵构为“上”，或“帝”。

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看过《金史》，所以它不知道《金史》不仅保留了金国遗老文人的观点，而且还保留了关于宋朝的屈辱记载，所以它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胡说什么《金史》也“较为倾向宋朝”！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事实上，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

由于《金史》主要是元朝史官在金国官修史书的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金史》中的记述基本来源于金国史官所撰写的金国国史、实录，甚至还有很多记述直接照搬照抄元好问、刘祁、王鄂等金国文人遗老所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

同时，金国遗老文人文笔老练，他们为金国皇帝、王公大臣歌功颂德的写法在《金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那些金国遗老文人还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史》之中不乏美化金国统治者、为尊者讳、歌功颂德之处，也不乏为金国军队讳败扬胜之处。

《金史》记事经常避重就轻、为尊者讳，甚至刻意隐瞒金国军队的败绩，片面地夸大金将的战绩，这些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描述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关于在公元1140年发生的那场宋金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金史》避而不提金国军队统帅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吃了败仗，仅仅用几句话就将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然而《宋史》以及其他史料对于宋金两国在1140年发生的那场战争却有着清晰详细的记述描写。

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他所著《二十二史札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之一)中有一节叫做《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专门论述宋金『两国交兵，国史所载，大抵各夸胜而讳败』。

赵翼指出：要了解宋金战事，必须参照《宋史》和《金史》两书所载，进行全面考辨分析才可以还原真实的历史，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此点。赵翼还认为『若徒据一史，必不能得其真也』，故任意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是极不公正的。

根据《宋史》中的大量记载可知，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兀术（即完颜宗弼）破坏和议，率兵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接着，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连袂进军，把战线从淮河沿线推到黄淮之间，其中以岳飞取得的胜利最辉煌，《宋史》对此有清楚的记述。

然而《金史》却避而不提金国军队吃了败仗，只说『（兀术）自率取亳州及顺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时暑，还军于汴。岳飞等军皆退去』，短短几句话就把在宋金两国之间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全面战争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仅仅依据《金史》的这点记述就能说宋朝三大将的战绩都是宋人捏造吗？当然不能！

关于公元1140年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宋金全面战争，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的《二十二史札记》《宋金用兵需参观二史》一节中考证如下：

『金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再取河南地，《金史》本纪但书：五月河南平，六月陕西平，《金史 宗弼传》亦不书战败之事。然是年六月以后，宋刘锜有顺昌之捷，岳飞有郾城、朱仙镇之捷，韩世忠有淮阳之捷，张俊有永城、亳州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金史》皆不书。或疑《宋史》各传特自为夸大之词而非实事，然《金史宗弼传》谓是时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分据河南州郡，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又《金史 阿鲁补传》谓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则《宋史岳飞传》所云克复京西州郡、并遣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累战皆捷者，必非虚语』

根据赵翼的考证，《金史》中所说的“宋将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及“宋将岳飞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等记载就已经足够印证《宋史》中所记载的三大将北伐的胜捷，特别是印证了《宋史》中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派人联络太行山义军及两河豪杰，得到响应的记载。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岳飞发出豪言壮语，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是非常正常的事。所以，《宋史》中的这段记载“绝非虚语”，这是赵翼得出的结论。

可以看出，因为完颜宗弼（兀术）打了大败仗，修《金史》的人脸皮再厚，也最多只能轻描淡写、语焉不详，而不能颠倒是非。

很显然，《金史》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但是，不学无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道听途说，胡说什么“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

事实上，“无知小丑”先生所谓“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其实是金军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以及其他各路宋军，却张冠李戴、草木皆兵，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

《金史》中所谓的“岳飞打败仗”的记载共有5处。其中，《金史》卷81《王伯龙传》的记载发生在岳飞独立成军之前；《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的记载则是金军侦查小分队袭击宋军的运粮队（大多是民夫）；《金史》卷66《宗秀传》、《金史》卷68《阿鲁补传》、《金史》卷84《完颜昂传》中关于岳飞的描述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草木皆兵的错误记载！下面逐个加以澄清。

《金史》卷81《王伯龙传》中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

这件事情发生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岳飞当时还没有独立成军，只是宋军统帅杜充手下的一名普通的统制（大约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团长）。岳飞当时虽然奉命与其他十六员偏将一起随都统制陈淬前去迎敌，但是却没有对整个战役的指挥权，而只能听从上司的指挥。

《宋史》卷365《岳飞传》记载：『时命充守建康，金人与成合寇乌江，充闭门不出。飞泣谏请视师，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独飞力战。会充已降金，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

很显然，根据《宋史》卷365《岳飞传》的记载可知，“金人遂由马家渡渡江，充遣飞等迎战，王燮先遁，诸将皆溃”，岳飞当时只是一员偏将，并非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这场战役失败并不是岳飞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致使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而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部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这说明岳飞所部的损失并不巨大，士气未散。

当时岳飞只是下级军官，还没有独立成军，所部实力还不壮大，面对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攻势，在宋军诸将皆溃的情况下，岳飞一支孤军还能坚持力战，之后全军退守钟山，这些说明了什么？

事情的详细经过其实是这样的：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兀术)率领金军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区。

当得到金兵渡江的紧急战报之时，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手下尚有六万兵力，杜充慌忙命令都统制陈淬率领统制岳飞、戚方、刘立、路尚、刘纲等十七员部将，统兵两万赶往马家渡迎战，又命王燮指挥一万三千兵马策应。

金军当时有二十艘大舰船，每次可载一千人渡江。待陈淬率军抵达马家渡时，金将鹘卢补、当海、迪虎的部队都已渡江，金国军队兵势甚盛。陈淬所统率的二万原东京留守司军也保留了宗泽统兵时的战斗作风，勇敢地与金军搏战。岳飞所率的右军更是争先奋击，同金国汉军万夫长王伯龙部对阵厮杀。

当时其它各路宋军与金兵交锋时往往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惟独原东京留守司军还是继承了能打硬仗的传统，居然与金国主力部队激战了十多个回合，也未分胜负。正当宋金两军激烈混战之际，不料宋军大将王燮突然率部逃跑，这立即影响到整体战局，剩下的宋军顿时军心动摇，方寸大乱，金军于是得以乘机击溃宋军。北宋亡国时，陈淬的妻儿八人被金军杀害。国恨家仇，使陈淬义无反顾。陈淬兵穷势尽，仍不后退，他大骂金人，显利刃搠胸，至死神色不变。

在主将陈淬战死，其他宋将全都率部“鸟奔鼠窜”的严峻形势下，岳飞仍然率一支孤军坚持战斗，直至天色昏黑，岳飞方才整军退守建康城（今江苏南京）东北的钟山。

在接到马家渡宋军溃败的战报以后，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就赶忙要乘船逃命。完颜兀术（宗弼）派人去劝降，允许杜充组织傀儡政权，杜充立即无耻地叛国投敌，向金人投降。从此，岳飞得以摆脱那个刚愎自用且暴戾凶残的上司杜充的羁束，自成一军，开始了独当一面的抗金斗争。

当时，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的宋军统帅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飘样出海，去向不明，原宋军的很多将士也就转变成了以掳掠为生的盗匪军贼。各种各样的坏消息，使军心浮动，将士们深感前途渺茫。军粮也开始短缺。岳飞部下有的军士开始逃往其他各军，有的甚至情愿去当盗匪。某些原江、淮宣抚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来，准备约岳飞为首领，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对统帅投敌、士卒溃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乱局，岳飞招集东京留守司军的散兵，慷慨陈词说：『我辈荷国厚恩，当以忠义报国，立功名，书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为虏，溃而为盗，偷生苟活，身死名灭，岂计之得耶！建康，江左形胜之地，使胡虏盗据，何以立国！今日之事，有死无二，辄出此门者斩！』

岳飞慷慨的言词，激昂的音容，使全体将士感泣起来，将士们不敢再萌生异志。大家钦佩岳飞忠义爱国、勇武绝伦，为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抗战到底。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飞率军进驻宜兴县，将兵营屯扎在县城西南的张褚镇。接着，岳飞率部接连击败并收编了盘踞当地的几支军贼土匪队伍，还接连挫败金军。同时，岳飞严明军纪，严禁部下骚扰当地百姓。

在那内祸外患交迫的艰难乱世，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宜兴县居然进驻了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不仅担负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对民间秋毫无犯。宜兴人民为此喜出望外，交相称誉。甚至很多外地人也争先恐后地移居宜兴避难。

宜兴百姓用朴素的语言称颂岳飞，说：『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难。』按照中国古代的隆重礼节，宜兴人民出资为岳飞建造生祠，以表达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

在降官如毛、溃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飞卓尔不群，以必胜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恰当的措置，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这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统制开始担任主将，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和风范，塑造一支抗金劲旅。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称这支雄师为“岳家军”。此时，“岳家军”初具雏形。岳家军当时尚不是一支大部队，暂时无力扭转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战场上，岳家军已不愧为抗金的中流砥柱。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记载：『充(杜充)后守健康，叛归虏。诸将扈成、戚方皆反，惟飞(岳飞)全一军，屯于宜兴县。时常州吏民避狄，居县中者甚众，赖飞而全。』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记载：『(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岳飞自广德军移屯宜兴县。杜充之败也，其将士溃去，多行剽略。独飞严戢所部，不扰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赖以免，故时誉翕然归之。』

建炎四年，对岳飞有相当了解的宣州文士邵缉，也特地向南宋朝廷上书举荐岳飞。邵缉了解岳飞的生平和家世，也深知岳飞近年统军、抗敌的各种事迹，邵缉很希望岳飞更能得到南宋朝廷的重用，以便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邵缉在他的上书中不仅对岳飞近年的事迹加以总结，而且倍加赞誉：

『……伏见武德大夫、英州刺使、御营使司统制军马岳飞，骁勇精悍，沉鸷有谋，临财廉，与士信，循循如诸生，动合礼法。……

去冬江上之战，战士蜂屯，飞独争先奋击，迨官军不胜，他将皆鸟奔鼠窜，飞独置寨蒋山，孤军转战，且行且击，斩首以千百计者不知其几。诸将溃为群盗，纵兵劫掠，飞独顿兵广德境中，资粮于官，身与下卒同食，而持军严甚，民间无秋毫之扰。虏人签军经涉其地者，或闻其威名，或相谓曰：“岳爷爷军也”。争来降附，前后几万余人。……

且虑金人徘徊于建康京口之间，势必欲留军江南，控扼险阻，牵制官军，大为东南之患，飞能奋不顾身，勇往克复建康及境内县镇，为国家夺取形胜咽喉之地，使逆虏扫地而去，无一骑留者，江浙平定，其谁之力也？……』

邵缉的上书反映了南宋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岳飞的观感和印象。


《金史》卷82《仆散浑坦传》说“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据，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

其中的天眷二年，应为天眷三年之误。金国天眷二年（即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宋金正式达成第一次绍兴和议，金人将河南地归还南宋，那一年宋金之间没有任何战事。《金史》的年代时常误载，如《金史》卷81《王伯龙传》，把王伯龙从元帅府复河南等事迹都记录在天眷元年之下。此外，天眷二年中，岳飞的军队也从来没有到过鄢陵。所以，仆散浑坦率领金军侦查小分队攻击宋军的护粮饷队之事，应当发生在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的过程中。

这虽然只是一场小遭遇战，但是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深入”宋军腹地侦察，败宋护粮饷军，也就是到了宋军的后面。鄢陵位于颍昌东北，在东京开封和朱仙镇之南。这条史料足以证明岳家军已经越过颍昌和鄢陵，向北挺进到朱仙镇了。

而这支700人的队伍或许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问题是为岳家军运送粮草的一定是岳家军士兵吗？岳家军本来兵力就并不多，那时候参与北伐的不到十万，还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地区的诸多战略要地，而金军的主力大部队就在前面不远处，岳飞难道不知道集中兵力与金军决战吗？运粮食这种活，难道不会交给地方部队或当地民众承担一下吗？按照宋朝的传统，宋军跟西夏、金国作战，哪次出兵不是征发大量民夫运输给养的？以富平之战为例，宋军后面就跟着数万运粮的民夫。

事实上，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后来，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很多中原百姓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别说九百年前了，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也是一样，陈毅元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是些什么人在推这些独轮小车，看过《大决战——淮海战役》的人不可能没印象吧？！

金军将领仆散浑坦浑坦“深入觇伺”，说明已经深入宋军战线后方相当远，这里应该是宋军觉得安全的区域，不必派出重兵保护。这700人中绝大部分应该是民夫，古代任何军队押运粮草的都是身负重任，如果随便丢失粮草，那是要军法从事的。

仆散浑坦“多所俘获”，应该杀伤不多，否则就是“多所斩获”，这700人如果都是宋兵，没有很大伤亡就都跑了，那回营以后如何向上级交差？60个金兵如果真的碰上700个宋兵，别说岳家军了，普通宋军都能吃定他们，还用跑？再说了，如果700人都是士兵，那谁是民夫？谁在推车运粮？

侦察兵个个脑子都是鬼灵精，仆散浑坦带领的这60个金军侦查兵怎么可能是老实人？记功劳时，他们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出遭遇的其实是为宋军运粮的700民夫，而不是700宋兵！


包括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现代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美国亚历桑那大学教授陶晋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曾指出：《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却多是伪造虚构出来的，往往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

例如，《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但在岳飞北伐时，岳家军从来就没有到过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那些地方属于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当时，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金军却草木皆兵地误以为对方是岳家军。

《金史》卷66《宗秀传》声称“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毫、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然而，当时，在宿州、亳州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所部，而不是岳飞的军队。《金史》的这段记载显然是误以张俊军为岳飞军。

须知宿州与亳州当时是宋将张俊所部的防区，远离岳家军的防区和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张俊是和岳飞平起平坐的南宋三大将之一，岳飞当然不可能在张俊的防区驻军，宋高宗和张俊也不会允许岳飞到宿州与亳州一带驻军。而在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其他史料记载中，更找不到任何有关岳飞驻军“毫、宿之间”的记载。宗秀显然不可能在宿州与亳州与岳飞军对阵，又何来“击败”之说？《金史》卷66《宗秀传》的这段记载其实是张冠李戴，显然有误。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有张俊、王德所部，还有杨沂中所部。张俊、王德所部接连击败金国军队，收复了宿州和亳州等地，之后却班师南归。而杨沂中后来却因轻信而中金人诡计，在宿州附近中了金兵的埋伏，大败而逃。

关于毫州、宿州一带的宋金战事，《宋史 高宗本纪》记载得很明白：“(绍兴十年闰六月) 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王德攻金人于宿州，夜破之，降其守马秦。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八月)丁亥，杨沂中自宿州夜袭柳子镇，军溃，遂自寿春府渡淮归，金人屠宿州。”

《金史》卷68《阿鲁补传》记载：“宗弼复河南，阿鲁补先济阿，抚定诸郡，再为归德尹、河南路都统。宋兵来取河南地，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颖州大抃、陈州赤盏晖，皆会于汴，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而宋将岳飞、刘光世等果乘间袭取许、颖、陈三州，旁郡皆响应。其兵犯归德者，阿鲁补连击败之，复取亳、宿等州。河南乎，阿鲁补功最。”

《金史》的这段记述除了守许州（颖昌府，即今河南许昌）之金将是韩常与《宋史》记载相同外，守陈州（淮宁府，即今河南淮阳）者显然不是赤盏晖，而颖州（顺昌府，即今安徽阜阳）则由宋将刘锜所部坚守，金军根本就没能夺取。

在绍兴十年（1140年）发生的宋金战争中，归德府（即今商丘）属于张俊所部的攻击范围，远离岳飞北伐的主战场，岳家军根本就没有进攻过归德府，更没有在归德府附近出现过，又怎么可能会“犯归德”并在那里被“阿鲁补连击败”呢？

事实上，当时在毫州、宿州一带与金兵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注：《金史》所称的归德府即今商丘，宋朝称之为南京应天府，金国称之为归德府）。

绍兴十年，宋将张俊、王德率部击退金国的三路都统，轻而易举地拿下宿州和亳州，却于闰六月底班师南归。金国将领阿鲁补、宗秀之流于是乘张俊等宋将南撤之时，接收别人主动让出的两个城池，然后就把这当作大功一件上报给金国皇帝。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北进之时，原先早已被免职的庸将懦夫刘光世又被南宋朝廷授予了一个头衔，并带着几千士兵呆在后方，刘光世所部几乎没有与金兵打过什么仗，更没有“袭取许、颖、陈”。《金史》作者张冠李戴地给刘光世乱加功劳，真是缺少严谨的治史作风。

须知当时的金国统帅是完颜宗弼（兀术），1140年前后宗弼直接指挥金兵主力与岳家军作战，但是在《金史》卷77《宗弼传》关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记述中居然压根就没有提及阿鲁补！

如果在金军主力接连被岳家军击破的形式下，金国如果还有阿鲁补这等能“克敌制胜”的所谓“名将”，那么在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统帅完颜宗弼的正史传记中又怎么可能漏掉阿鲁补的事迹，甚至只字不提阿鲁补击败岳家军“复取亳、宿等州”这等大事呢？这等自相矛盾，又要如何解释呢？显然，兀术顺昌败后之军事部署，大致以《宋史》记载更为可信。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金史》的这段描述中，“阿鲁补以敌在近，独不赴”，显然，就当时形势来看，阿鲁补并不认同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集中兵力以进行主力决战的行为，而是要对付来犯者。来犯者，其实正是刚刚夺取宿毫两州张俊和王德军，而决非岳飞军。最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张俊、王德所部主动撤退，阿鲁补复取亳、宿等州，然后，阿鲁补他居然因此事而被《金史》称赞为“河南平，阿鲁补功最”！

金国将领阿鲁补违反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的计划，不去东京汴梁会师，却去接收宋军主动让出的亳州、宿州等几座城池，居然是“功最”，功劳最大！试问《金史》如此评价阿鲁补，欲置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于何地？

故根据《金史》卷68《阿鲁补传》的这段描述，我们可以间接推知当时真正与岳家军直接对阵的金国军队最高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指挥的主力部队其实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战绩可以拿出来炫耀，否则《金史》作者就不会说什么“河南平，阿鲁补功最”了！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凭着《金史》中一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不经推理就断章取义地说什么岳飞不过如此，金国还有阿鲁补这等名将，这种一叶障目的片面说法实在可笑！而这种摘取只言片语，不加考证推断就轻信盲从的态度更没有半点严谨作风！  

至于《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其实不仅错漏百出，而且十分荒唐可笑！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记述的战事发生在天眷二年夏天，金国天眷二年即公元1139年，也即南宋绍兴九年。然而，事实上，公元1139年，宋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正式达成，在这一年中，宋金双方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事。

根据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在其所著《二十二史札记》一书《宋金二史传闻之误》一节的考证，《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载之事其实有误。

赵翼一针见血地指出『按是年（指金国天眷二年，南宋绍兴九年），金方以河南地与宋，并无交战之事。即次年（指金国天眷三年，南宋绍兴十年）兀术再取河南，宋诸将拒之，飞(岳飞)在京西，复蔡、颖、淮宁等州，未尝至东平、邳州也。』

《金史》所说的那个东平府(即郓州），在今山东境内，府治即今山东东平县，离黄河和泰山都很近。南宋假如要取山东，定然是要出动驻扎在离山东不远的楚州的韩世忠所部，或者是调集附近的张俊所部，而不可能去调动驻地远离山东的岳飞所部。

须知从山东境内黄河附近的东平府到岳家军在长江沿岸的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有将两千多里的路途，这中间还隔着张俊等其他宋将的防区。东平府远离岳家军的驻地，根本就不在岳家军的攻击范围。

邳州在今江苏北部，位于今连云港和徐州之间，距离岳家军的驻地以及岳飞北伐的主战场也很远。

东平和邳州在当时属于韩世忠、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其他宋将所部的攻击范围，距离岳飞所部的主战场很远。

即使到了宋金正式开战的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率军北伐时也只是在黄河以南的中原战场（主要在今河南境内）与金国军队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以来则从来都没有与金国军队在山东境内打仗，更不曾踏入东平一步，也未曾去过邳州，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一带与金军作战。

《金史》卷84之《完颜昂（奔睹）传》所谓的“（天眷二年）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说法更离谱得过分，其中所谓“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的说法同样既离谱又荒唐。

岳家军兵力最高峰也不过十万左右，绍兴十年北伐时还是兵分数路，分别攻占中原的众多要地。即便如郾城之战这样的大会战，在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一万五千多精锐骑兵以及近十万后续部队决战时，岳飞所能动用的岳家军兵力也不过是一万几千人而已，并且在这种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式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击败金国军队的主力。

相比宋朝故都东京汴梁（今开封）而言，东平和邳州不仅离中原主战场更远，而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较为低下。在东京汴梁还没有被收复，金军主力部队还没有被完全逐出中原之前，岳家军怎么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人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线去接连袭击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彼此相距甚远且战略地位低下的城池？而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名将岳飞又怎会做出如此低级荒唐的决定？

在公元1140年的宋金战事中，韩世忠所部以及张俊所部曾经在离东平和邳州不远的地方与金兵作战。而岳家军自组建成军以来，却从未曾去过东平和邳州，也根本不可能在东平和邳州附近与金兵作战。即使岳家军要攻东平和邳州，也必然是在收复东京汴梁，将金兵尽数逐出中原腹地之后，才有可能调遣部分兵力去攻此远离中原主战场的两座小城。反过来说，假如东平之战属实，那么当时河南一带，必然已经完全被岳家军收复了，而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矛盾。

很显然，岳飞不可能也不会调集十万大军去进攻远在千里之外的战略地位不高的城池东平和邳州。岳家军根本不可能倾全军之力，绕过还在和金国主力军队对峙的中原主战场，并跨越同为宋军的张俊、王德、杨沂中、韩世忠所部的防区和战场，跑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和金国在那里的非主力军队作战，更不可能被金国的非主力军队和一个爱自吹却其名不扬的金国将领击败。

还有，根据《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的描述，那位“岳飞”的表现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将领，而其指挥十万大军却到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战术更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名将之所为。

“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的那支“岳家军”战斗力如此之低下、表现如此之差劲，根本就不像一支正规军，更谈不上什么能征善战。这些显然与后世对岳飞的评价『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以及岳飞『善以少击众。欲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胜无败』的记载不符。

这位完颜昂(奔睹）先生其实是把山东本地反抗金国统治的一些农民起义军当作岳家军，在镇压之后，夸夸其谈、自吹自擂，此等谎言，明眼人一看就知。当然，也可能是攻东平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知道岳家军的声威，所以打着“岳”字旗号来吓唬金兵，结果却没有从完颜昂先生那里占到便宜。

事实上，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行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很多忠义民兵，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人。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而在宋史先驱邓广铭所著的《岳飞传》中对《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所载的东平和邳州一带的战事有着客观详细的描述：

【岳飞一直在把“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实际运用着。而在岳家军与河北忠义民兵的联系工作方面，最活跃也最起作用的几个人物，则是李宝、梁兴、孟邦杰等。

李宝是山东乘氏县（今山东荷泽）人，在少年时候就好抱打不平、见义勇为，因而被乡人称为泼李三。金军占领了山东地区之后，李宝聚集了三千名壮丁，要去杀害金朝委派的濮州知州，所谋未能成功，他遂脱身南下。

绍兴七年李宝在南宋行朝与岳飞相见，表示愿意加入岳飞的部队当中，嗣即随从岳飞同回鄂州。岳飞把李宝编入骑兵当中充当一个小头目，李宝却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视。李宝在暗中计议仍要潜回山东，去发动那里的忠义民兵，起而反抗金国的统治。

李宝在岳家军中联络了四十余人，要一同渡江北逃。刚商定出发日期，不料就被岳飞察觉，要把他们一齐禁锢起来。李宝出而自首，并说明了他要去敌占区立功报国的意图。这不但得到岳飞的谅解，而且深为岳飞所赞赏。岳飞授予李宝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让李宝和他所联络过的部分人员，一同返回山东。这班人返回山东之后，又分头联系了八九百当地的忠义民兵，作为在敌后从事军事活动的骨干，再分别到各地去串联所有不愿屈服于女真统治者的汉族人民。

正是由于李宝等大批人员的策动，在绍兴九年（1139年）内，虽然是在宋、金“和议”订立之初，而在新旧黄河之间的山东地区，特别是从郓州到徐州这一带地方，涌现出大量的不愿做金国顺民的忠义农民军，打着岳家军的旗号，寻找机会，给予南侵金军以打击。

郓州（即《金史》中的东平府）地处梁山泊旁，是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金朝在天眷元年（ 1138 ）委派完颜奔睹为东平府尹，去镇守这一区域。到第二年夏，有一支打着岳家军旗帜的忠义农民军，约计可达十来万人，前来攻打东平府城。

完颜奔睹(汉名完颜昂)手下的金军人马不过五千上下，仓促出战，惊慌异常。因为正是桑拓方茂季节，金军便在树林内多张旗帜以为疑兵，完颜奔睹本人则率领精兵出而应战。双方众寡之势虽极悬殊，然而这支号称岳家军的农民军却只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曾作过战，指挥调度也全很紊乱。在相持几天之后，“岳家军”既未能把府城攻下，也未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便又全军转移，去围攻邳州（今江苏邳州）城了。

忠义农民军中有很多人都知道，邳州城内西南角有一道深沟。当包围了邳州城后，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忠义民兵即着手在城外挖掘地道，使与城内深沟相通，以便从这一渠道攻入城中。驻守邳州的金军只有一千多人，他们也料想到攻城民兵可能要穴地而入，便急忙把城西南角的深沟填平，并急忙派人到东平府去请求救兵。在地道迟迟挖不通，东平府的金兵又已开到之后，这支攻城的忠义农民军就从邳州撤退，而且大部分又都转回到各自的本乡本业去了。】

看看真相吧！原来完颜昂先生把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事迹吹嘘成大功一件，并偷梁换柱、张冠李戴地把被他血腥镇压的农民起义军当作岳飞的军队来向上报功，进而在《金史》中留下了这个不伦不类的大笑话。

《金史》卷84《完颜昂（奔睹）传》中的“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的记载显然是个荒诞不经的大笑话！而《金史》作者张冠李戴、一错再错的描述更是荒诞不经，看不到任何严谨的治史作风！

《金史》的这些漏洞百出的失实记述，显然是金国将领张冠李戴、浮夸战功的结果，只要稍加考证推究，即可戳穿。但是某些其实对史实一知半解的所谓的“知名学者”居然不加考证地借这些荒唐的记载来贬低岳飞和岳家军，这实在是孤陋寡闻、无知无耻。

事实上，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

《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

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金国建立初期，还没有形成中央集权制，南侵中原的金军诸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他们不必不断地向远在黑龙江的金国皇帝报告战况。所以，当时金国将帅不愿上报的战役过程就可能没有留下档案，进而不能在金国遗民所编的金国国史以及根据金国国史改编的《金史》中留下记录，而《金史》记录的则多是金国将帅愿意上报的那些战报。

同时，对于金国统治者而言，击败宋朝王牌岳家军当然要比镇压金国占领区内的农民起义军或其他各路宋军的功劳大得多，于是金国的这些将领与宋军作战获胜时，就经常张冠李戴地把与自己作战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以显示战果非凡， 进而以邀功请赏。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岳飞和岳家军确实威名远播，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金国将领为了夸大自己的战功而纷纷张冠李戴地把自己击败的宋军说成是岳飞的军队。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至于网上那些居心叵测的丑类，更不是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来探讨历史问题，而是肆意歪曲史实，故意断章取义地曲解史书的某些记述，颠倒黑白地杜撰“历史”。

当代丑类们的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给岳飞“抹黑”！而他们唯一的招数，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把谬论喷一万遍就是真理。为了给岳飞“抹黑”，当代丑类们可以道听途说、断章取义、强词夺理，他们挖空心思地拼凑了一些对岳飞不利的材料并无限放大，却从来都不考证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当然，丑类们还会回避以致掩盖他们拼凑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当代丑类们还会从某些具体的记述中提取只言片语，再将这些只言片语与前后文脱离，将某一事件与当时的情景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脱离,进而引申出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谬论。

《金史》中不乏击败岳飞的记载，然而多是谬误失实的描述，往往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不合情理。当代丑类们却最爱拿这些张冠李戴、错漏百出的记述来大做文章、借题发挥，进而诬蔑贬损岳飞。

当代丑类们不择手段、数典忘祖、欺世盗名的行径何其无耻卑鄙，当代丑类们蛊惑人心、颠倒黑白、动摇民族精神的险恶用心何其阴险歹毒！——把所有的民族英雄都抹黑，让中国人无所信仰，这其实是想从精神上摧毁中国！

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故意用《金史》中关于岳飞的谬误和失实记载来污蔑贬低岳飞，“无知小丑”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当代丑类，也是这个颠倒黑白的荒唐时代所产生的众多时代怪胎之一。


“无知小丑”先生继续带着偏见想当然地臆断，然后信口雌黄，企图混淆视听，蛊惑人心。“无知小丑”先生在它那篇错漏百出的谬文的结尾胡说什么“元朝时期，汉族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汉唐以来积累的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需要歌颂岳飞的功绩以鼓舞士气”！但是事实上，这种片面的说法只适用于民间戏曲以及演义小说，而不适用于古代史学家的大部分史学著作。

比如，像演义小说《杨家将演义》中不仅虚构了大量并不存在的人物，还虚构了“十二寡妇征西”“穆桂英挂帅”等并不存在的事件；

再比如，历史上真实的岳飞很有主见，性格倔强，从来都不曾“愚忠”，但是清朝人却通过演义小说捏造出岳飞的“愚忠”形象！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演义小说《说岳全传》是清朝人钱彩编写的，其中虚实兼有，真假掺杂，其中还有很多作者强加进去的封建糟粕和迷信思想！正是此书捏造出了岳飞“愚忠”的虚假形象。随着演义小说《说岳全传》在民间的广为流传，曾是历史上抗击外侮的爱国英雄典型的岳飞也被“改造”成了“愚忠”的人物！

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还虚构了历史上并不存在的大量情节。比如，秦桧夫妇暴死、宋高宗驾崩，孝宗即位为岳飞平反昭雪，之后，岳雷挂帅抵抗金兀术的新入侵，岳雷扫北，岳家小将全歼金兵，生擒金兀术，金兀术当场气死，牛皋当场笑死。结末是忠臣皆得封赠，岳飞之灵由佛爷启迪顿悟因果，遂复为佛顶大鹏。这些当然不是真实的东西。

事实上，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禅位之后，宋高宗赵构（1107年－1187年）足足当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这期间宋高宗不仅生活安逸舒适，倍受尊崇，而且还与朝中主和的臣僚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对于选中自己继承皇位的养父太上皇赵构，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维护其体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对太上皇赵构还心存畏惧,对赵构长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将群体及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也多有顾忌。如果真要重新审查岳飞冤案,仔细追究冤狱制造者，追查凶手，彻底平反昭雪，势必触动宋高宗赵构和一大批文官武将后代的盘根错节的庞大关系网，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险妄动的。

在这种背景下，宋孝宗给岳飞的昭雪也是有限度的。宋孝宗对岳飞冤案虽已基本平反，但并不彻底。宋孝宗对受岳飞冤案牵累者均予平反优恤，但对岳飞冤案本身则采取相对含糊、避讳的态度。而对岳飞的褒奖和尊崇也打了折扣。

至于“岳雷挂帅”“岳雷扫北”“岳家小将全歼金兵”“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等说法其实纯属民间的美好想象！

事实上，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的几个儿子仅仅只当了小官，并没有受到重用，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谈！

演义小说中的“金兀术”的原型其实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但他其实并不姓“金”，并且他也不是因为在战场上被牛皋骑在背上而“气死”的，他是老病而死的。

而历史上真实岳家军将领牛皋也并非是在战场上“笑死”的，而是被秦桧的党羽田师中毒死的！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南宋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第二次“绍兴和议”，公元1234年，金国灭亡。这中间隔了93年，其间宋金两国又发生三次大规模战争，其中有24年在打仗！金国最后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灭亡，当时，岳飞的儿子早已不在人世。

事实上，民间传说、演义小说中的说法，与史书中的记载大相径庭，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民间传说、演义小说只是一种文学作品，其中中的很多说法，其实都是虚构出来的美好想象，虽然有很多夸张荒诞的成分，但是寄托了民众的感情。而古代史家的史学专著却是要尽量客观、如实的记述历史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追求的是真实与严谨。很显然，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但是，“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偷换概念，错误地把民间戏曲传说、演义小说中的夸张荒诞的写法，与古代史家的史书并列，把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进而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完全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其实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


下面再谈谈古代史学家的治史态度极其可贵精神：

在古代中国，史官制度是仅有的几种可以对皇权进行制约的力量。古人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说的是史书对大臣的制约作用；而司马迁《自序》中引述董仲舒的话说，《春秋》还是“贬天子”的著作，说明史书对国君同样是有制约作用的。

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之一。讲了两则古代史官誓死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故事。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这个故事就是“董狐直笔”的由来，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赵盾确实有点冤枉。但从董狐的例子可以看出古代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赵盾尊重这种不为当权者所左右的史官，故董狐能够直笔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然而，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续记，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大权在握的崔杼也终于束手无策。这就是直笔写历史的结果，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其自身也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太史公才会把项羽写得那么悲壮，描写刘邦却多少有点市井流氓相，并不因他是当今皇上的老祖宗而有所避讳。

古代史官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而且中国古代还有一个规定，皇帝是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这也是保证史官能真正秉笔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的重要制度，——因为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

而古代历史上的圣君、皇帝，大凡都是尊重制度，尊守这种史家行规的(清朝的“圣君”除外，因为他们的“圣名”主要是通过涂抹历史得来的）。汉朝最著名的皇帝汉武帝就没有看过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的态度。

在唐代也有这样的例子，讲的是唐太宗，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一个比较自恋的家伙）。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三年（６３９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记的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这就是说，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皇帝观看史官所记的内容。

自然古代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也不少见,但这些多见于胡朝。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公师就因写国史而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

总的来说，汉族皇帝大都还是尊重这种史家行规的。当今有些人认为宋朝百姓为秦侩塑跪像，是受到了皇权的左右，这是他们不了解古代历史相对于皇权独立的地位。这种制度一真到了明代还是被遵守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许明朝皇帝荒诞事迹，虽然有满清夸大诋毁之处，但也都是明代史官秉直记载下来的。

只可惜到了清朝，中国历史上最为无耻的现象出现了，满清统治者大规模地销毁并篡改各种史书。中国人秉直书写历史的态度也为之一变，这种习气一直流毒至今。反而是不了解情况的今人，误以为古人编写历史的态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的！
虽然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历史是走了弯路，从一开始就缺少了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但是却远非没有正气、骨髓和传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优秀的传统。

很显然，排除不经常出现的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国古代，包括史官在内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做到秉笔直书，如实地记述各种历史事件。

古代史家完全不同于当代某些企图通过“标新立异”来提升“知名度”的丧尽天良的无耻“专家”文人们！更不是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寡廉鲜耻的“无知小丑”先生所能真正理解的！

十、根据金国的内忧外患来推断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到了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

南宋政府腐败不假，但是金国当时更加难以支持。因为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奴隶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战争！

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严重倒退。岳飞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国，看到一些女婢脸上刺着“逃走”两字，范成大于是写诗说：“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他从汉文明的高度，看不惯此种野蛮暴行，对此表示义愤。
　　
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也存在着一些奴隶制经济成分，但辽国契丹族和西夏党项族的奴隶制经济仅仅存在于边疆一隅之地，并没有推广，故虽对社会经济文明有所破坏，但影响不大。然而，金国女真贵族集团却要强行把落后野蛮的奴隶制度推广到整个北中国，造成了北中国广大地区社会经济文明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

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汉人被列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

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本人旧作《<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

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而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

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淫妇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而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飞大军班师之后，没过多久，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使宋汝为就向南宋朝廷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宋汝为还指出：『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中，宋汝为全家都被金兵杀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义士的宋汝为更加义无反顾，“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宋汝为奉命带着国书出使金国。在出使金国的路上，宋汝为遇到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兀术劫持了宋汝为并把他捆起来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为毫无惧色、宁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为坚强不屈，兀术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山东忠义之士啊！”接着，兀术放了宋汝为，并且想让他去投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但是宋汝为坚决不同意。不久，宋汝为被金人强行送到刘豫那里，并被刘豫扣留。

在被伪齐和金国扣留期间，宋汝为秘密地结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关伪齐和金国的各种机密情报通过蜡书送给南宋朝廷。后来，伪齐和金国接连发生动乱，政局不稳，宋汝为趁机逃回南宋。宋汝为在伪齐和金国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国的情况，故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很透彻。宋汝为在给南宋朝廷的上书中指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于是没能“成恢复之功”。

再后来，有人向金国统治者告发宋汝为通过蜡书秘密地给南宋朝廷送机密情报之事，于是金人到处搜查，想捉拿宋汝为，但是却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开始第二次议和，金人得知宋汝为已经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桧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处置。在得到金国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卧底的奸相秦桧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为，要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有人给宋汝为通风报信，宋汝为得知消息后赶紧改名换姓、乔装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离，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为被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杨企道收留，在寺庙中住了下来。

十几年后，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病死的消息传了出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后，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宋汝为高兴地说：“现在这个大害虫死掉了，估计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忠臣义士宋汝为回忆起往事，感慨自己过去挺身而出，立志报国复仇，为收复故土而不畏艰险，但是遭到误国权奸秦桧的迫害，如今国恨家仇未报，自己却已经老了！不久，宋汝为郁郁而终。（《宋史》卷399《宋汝为传》记载：『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

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

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

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

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秦桧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指出：『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师意图。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这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而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很显然，更加以上史实，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当时金国在北方不仅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而且还面临重重危机。

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

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

金国女真统治者还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

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

金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并且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金国的大臣将帅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这些内讧严重地消弱了金国的实力。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让某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当上了分路大将军！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西夏、高丽国都乘机攻袭金国；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北方的蒙古曾多次击败金军。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然而，那个孤陋寡闻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无视史实，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女真人已经在北方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基础”！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甚至被迫放弃战略要地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很明显，根据前文对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可知，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

但是，那个不学无术而又居心不良的“无知小丑”先生却故意无视史实，甚至在根本就没有弄清绍兴十年岳飞北伐前后的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就带着偏见想当然地凭空臆断，不择手段地歪曲历史，信口雌黄地胡说什么“根据当时的历史事实，如果岳飞执意孤军深入，最后只会被消灭”！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

而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很显然，早在绍兴七年（1137年），中原的汉人傀儡政权（伪齐）就被金国女真统治者废黜了，此后就不存在了！

但是，“无知小丑”先生居然在没有搞清楚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情况下，就凭空想象，编造谎言，胡说什么“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的时候，中原还有女真人扶持的汉人伪政权”！——“无知小丑”先生对历史的无知再次暴露无遗！

综上可知，“无知小丑”先生说谎话都不脸红！而他信口雌黄的本领更让人大跌眼镜！真不明白“无知小丑”先生如此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到底是何居心？

很显然，“无知小丑”先生其实是不学无术的孤陋寡闻之徒，并且它不仅很无知，而且还很无耻！它所做的就是，不择手段地诬蔑诋毁岳飞，不遗余力地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想方设法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