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鄂王行实编年》和《鄂国金陀粹编》

《鄂王行实编年》 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被收录在《金陀粹编》一书之中。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是两书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提到这两本书，我们就有必要谈谈岳飞三子岳霖和岳霖之子岳珂对于搜集整理与岳飞相关史料的重要贡献！

岳霖为岳飞三子，号商卿。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十五日， 生于宜兴唐门军中，母李氏。建炎三年，岳飞于在宜兴张渚镇与李娃结婚，婚后居唐门，生岳霖。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27日）岳飞蒙冤遇害，其时岳霖年仅十二岁。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宋孝宗即位，岳飞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此时岳霖年方三十二岁。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二十三日，南宋朝廷圣旨复岳霖为右承事郎，后又授南赣都督，食邑宜兴。淳熙三年，岳霖出任广西钦州知县。

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五日，宋孝宗在便殿诏见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岳霖遂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所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随即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将尚存于世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原始文件归还岳家。

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之后，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但是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不仅是因为秦桧专权期间对大量文献档案的删削隐毁致使许多原始资料残缺不全，也由于当时原岳家军的一些重要将领和幕僚，如王贵、牛皋、董先、李若虚等等，都已相继辞世。尽管如此，岳霖还是发了很大的气力，在各方的帮助下，搜集到与岳飞相关的部分资料，其中就包括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八十多份以及岳飞的部分奏章。

同时，岳霖还“考于闻见，访于遗卒”，广泛收集时人关于岳飞的见闻和记述，拜访那些尚健在的原岳家军的部分士卒，通过他们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部分事迹，并记录下来。南宋国子博士顾杞同情岳飞冤案，故顾杞也帮岳霖收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并且顾杞还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而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其实正是得以流传后世《鄂王行实编年》的底稿。

岳霖的工作尚未完成，却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这位前半生饱经忧患的老人,在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它一些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他说: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1183～1243) 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又号倦翁。岳珂是岳飞之孙，岳霖之子。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八月，岳珂参加洪州(今南昌)朝试中举。开禧元年(1205年)，岳珂考中进士，以超群之才在京口与辛弃疾等名家交游。宋宁宗时，岳珂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定居嘉兴，住宅在金佗坊。嘉泰末年，岳珂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嘉定十年（1217），出知嘉兴府。嘉定十二年，为承议郎、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嘉定十四年，除军器监、淮东总领。宝庆三年（1227），为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卒于南宋淳佑元年之后。

岳珂承继父业，“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直到后来“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记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进一步搜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文献资料。同时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岳珂“因其已成，益其未备”，即因袭顾杞草稿中已有的记述，并增补其中尚未收录的一些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涉笔五年”，著成《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于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 “刊修了毕”。

嘉泰四年(1204年) ，岳珂将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南宋朝廷发给岳飞的省札，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旧闻、著述和部分记载汇集在一起，加上他为岳飞辨冤的考证和以顾杞草稿为底本而著成的那部岳飞传记，“悉上送官”，全部呈送给南宋朝廷审核。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资料和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即《鄂王行实编年》)、《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

经察阅之后，南宋朝廷又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交付史馆，让南宋史官负责审查订正，“奉准宣付史官”。南宋朝廷的史官们在仔细考证之后，将审查结果上报朝廷。其中一位官职较大的史官章颖在他的奏表中提到“事皆可证，其书虽见于《辨诬》，然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章颖认为岳珂呈送给南宋朝廷的那些资料和书稿中所涉及的事情都能得到证明，其中的《辨诬》之书虽然也能找到依据，但由于是私家之言，后世之人可能会疑于取信。在经过南宋史官的审查订正之后，岳珂呈送给朝廷的那些与岳飞相关的资料和书稿的主本被南宋史馆当作文献史料保管下来。

几年之后，南宋朝廷的那位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这四员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南渡四将传》一书。在审订之后，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那部岳飞传记书稿(即《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改编成《南渡四将传》中的《岳飞传》。后来，章颖将《南渡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附注：章颖(1141-1218)，字茂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后来因为不附和当朝权贵韩侂胄，遭到弹劾迫害。韩侂胄死后，章颖先后被任命为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兼侍讲，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后来章颖又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核过的书稿的副本，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粹编》，在南宋辖区内的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作者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将搜集到的与其祖父岳飞相关的其它一些文件以及时人记述，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在南宋辖区内的镇江府刻印发行。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之一。

      《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共计八十八份诏书。

     《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

       《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将岳霖父子两代人发费数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飞的部分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汇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

      《金陀续编》的最后四卷包括了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等原始文件，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加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关于《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的成书，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即《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两书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故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而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高宗日历》是南宋高宗朝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高宗日历》其实是由秦桧养子秦熺编修的，其中关于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的史事的记载，极尽删削篡改史实之能事，对岳飞多诬陷之词，故不足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其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和李心传。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的，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关于这些，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多次强调。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原始文件和其它记载，恢复了岳飞抗金历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两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族英雄岳飞、了解南宋初年和战两派的论争提供了较为详实的资料，有助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关于绍兴七年岳飞突然提出辞呈的原委，《高宗日历》篡改史实，《金陀粹编》则引用原始文件作证据说明宋高宗君臣对岳飞并统淮西等军之事的出尔反尔，以致岳飞愤而辞职。又如，《金陀粹编》所留存的宋高宗奖谕诏，有助于恢复了岳家军郾城、颖昌两次大捷的本来地位。


    当然，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这两书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记载失误之处。例如书中回避了宋高宗杀害岳飞的罪责，《建储辨》否认张戒《默记》关于岳飞绍兴七年建议建储而遭宋高宗呵斥的事实，《金陀续编》 卷二十九赵鼎的奏议和《日记杂录》有疏漏，此外，还有一些材料未采用。

   需要指出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其实是岳珂将所收集到的与岳飞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汇集而成的两个文集，而非两部传记。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收录的既有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又有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还有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

     以上这些原始文献资料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的，岳霖岳珂父子两代人所做的仅仅搜集这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审核，之后汇集成书，并刻印出版！


当然，《金陀粹编》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也即《金陀粹编》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关于岳飞的传记，其中所收录的《吁天辨诬录》（也即《金陀粹编》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所作的辩驳，也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

      但是，《金陀粹编》中所收录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

      事实上，《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的底本其实是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在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之后（距岳飞遇害有二十多年），岳霖就承担了整理与其父岳飞相关文献史料的工作， 岳霖还委托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整理出一份岳飞传记的草稿。

     岳霖在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岳霖在临终时将顾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以及所搜集到的关于岳飞的其他资料,一起托付给其三子岳珂,嘱咐岳珂说: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之后，岳珂承继父业，“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直到后来“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记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进一步搜集了不少与岳飞相关的材料，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涉笔五年”，终于著成《鄂王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

     值得一提的是，《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也并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献史料，而是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中的许多史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故其中所收录的岳飞传记（如《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而《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之中所收录的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以及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文件，尤其不能随意改动，否则在当时就会犯下“欺君大罪”！

     《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所收录的各种与岳飞相关的文献史料，尤其是宋高宗给岳飞的八十八份亲笔手诏、岳飞写下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以及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等原始史料，以及南宋时人黄元振、孙逋、吴拯、孙迪等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和南宋时人有关岳飞的见闻的记述等文献资料都是与岳飞相关的极其珍贵的原始史料，并且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创造出来！

     即便是《金陀粹编》中收录的关于岳飞的传记《鄂王行实编年》和为岳飞辩诬的材料《吁天辨诬录》，其实也并非是由岳飞孙子岳珂一人之力所作，而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

     综上可知，《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简称《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是研究岳飞的重要资料之一,被历代研究岳飞的史学家所看重。

     至于网上的某些无知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鄂王行实编年》（甚至包括《金陀粹编》）是孙子写爷爷，所以不可信”，其实是想当然的信口雌黄！


   以下摘录《四库总目提要》对《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的介绍：

           《鄂国金陀粹编》二十八卷 《鄂国金陀续编》三十卷
           （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岳珂撰。珂有《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著录。是编为辨其祖岳飞之冤而作。珂别业在嘉兴金陀坊，故以名书。《粹编》成於嘉定戊寅，《续编》成於绍定戊子。《粹编》凡《高宗宸翰》三卷、《鄂王行实编年录》六卷、《鄂王家集》十卷、《吁天辨诬》五卷、《天定录》三卷。《吁天辨诬》者，记秦桧等之锻炼诬陷，每事引当时记载之文，如熊克《中兴小历》、王明清《挥麈录》之类，而珂各系辨证。《天定录》者，则飞经昭雪之后，朝廷复爵褒封谥议诸事也。《续编》凡《宋高宗宸翰摭遗》一卷、《丝纶传信录》十一卷、《天定别录》四卷、《百氏昭忠录》十四卷。《丝纶传信录》者，飞受官制札及三省文移札付。《天定别录》者，岳云、岳雷、岳霖、岳甫、岳琛等辨诬复官告制札及给还田宅诸制。《百氏昭忠录》者，飞历阵战功，及历官政绩，经编于国史，及宋人刘光祖等所作碑刻行实，黄元振等所编事迹，以次汇叙者也。其《宸翰拾遗》中《舞剑赋》，乃唐乔潭之作，因高宗御书以赐，故亦载焉。编首《自序》，称况当规恢大有为之秋，鱼复之图，谷城之略，岂无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检其所当行，稽其所可验，而勿视之刍狗之巳陈云云。殆开醅败衄之后，端平合击以前，时局又渐主战，故珂云尔也。其书岁久散佚。元至正二十三年，重刻於江浙行省，陈基为之序。又有戴洙《后序》，称旧本佚阙，遍求四方，得其残编断简，参互考订，复为成书。故书中脱简阙文，时时而有。明嘉靖中刻本，并仍其旧。今无从考补，亦姑仍嘉靖旧刻录之焉。



下面再谈谈《金陀粹编》中留存的岳飞捷奏：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一些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推断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杀金兵实为五千，其实有八条重要的依据，具体如下：

1.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2.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三都谷之战宋军斩首数千级，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军死尸万人；

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3.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4.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5.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6.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7.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8.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关于郾城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关于颍昌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以上记载出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全都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同样的史实，那就是绍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地击败了金国军队主力，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以上那些记载可全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写的，它们都可以印证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关于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记载。
   
      （附注：《鄂王行实编年》其实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研究历史问题，最注重客观严谨，作出的论断都要有充分的依据，一部史书的某些记述出现谬误并不代表这部史书的其他记述也有问题，其中的某些记载不可信并不能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
        
        
          你要怀疑一部史书中的某些记述有问题，你就必须进行充分严谨的考辨，即使你通过旁征博引的考究，证明了其中的某些记述有误，那也仅仅只能说明你考辨过的那些具体记述存在问题，却绝对不可能代表其它那些没有经过你深入考辨的其它记载也有问题！你要宣称某部史书完全不可信，那么你就必须对这部史书进行全面深入充分细致的考辨，用铁的证据来彻底推翻它。
        
        
          比如，《宋史》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496卷，约五百万字，其中仅《列传》所载就有二千多人的生平事迹，某些大言不惭的居心叵测之徒如果想让别人相信他所说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这一狂妄论断，那么他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有力证据来，来全面彻底地否定字数多达五百万字的《宋史》中记载的两千多个人物的所有事迹以及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证明《宋史》中关于宋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记述全都有误，——这将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估计需要那个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从他还在娘肚子里就开始考究，一直到他完蛋，估计他考究几辈子也考究不完！！
        
          至于网上的某些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其实是在信口雌黄、胡言妄语！
        
          如果按着某些人的说法，只要某一本史书中出现部分错讹之处，那么整部书就不可信，从而整部史书就彻底失去史料价值的话，——只要你下功夫不断挖掘、考证，则几乎所有的史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错讹之处，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史书都不可信、都要被完全否定，那么所有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全都没了记载凭据，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历史了，那么人们就会被那些居心叵测之徒带入怀疑一起、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怪圈！


下面举两个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
        
         比如，尽管《金史》优点突出、文笔老练，但是所存在的问题和谬误也很多，例如,《金史》中经常出现叙事张冠李戴，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记事过于简略，以及人物事件因果关系的颠倒错乱等等。《金史》关于宗弼收复河南地的日期有误，并且略去与宋朝发生的一些重要战役。宋人记岳飞与宗弼的战争，颇多不见于《金史》，如《金史》省略了宗弼侵略江南，在广德境内与岳飞六战，皆被岳飞击败等战事。同时《金史》擅长避重就轻、为尊者讳，其中关于宋金战事的记述，则因为对金国军队败绩的隐瞒和对金将战绩的片面夸大而失实。而《金史》对于1140年宋金战事的叙述更是避重就轻、欲盖弥彰，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以致自相矛盾、错漏百出。
             （详情请参见：《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http://forum.book.sina.com.cn/thread-2448233-1-1.html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56067.shtml）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金史》存在某些自相矛盾、错漏百出、不合情理的不实记述，就来把《金史》彻底否定掉，进而宣称“因为《金史》所载不乏谬误和失实之处，所以《金史》不可信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以偏概全的武断论断！
        
         再比如，清朝乾隆年间满清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奴才们编《四库全书》，他们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乾隆时期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大部分的古籍都是经过篡改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这些无疑是对中华文化的严重摧残，无疑是一场持续时间特别长的文化浩劫，后世只有文革可以与之相比，但文革仅仅只持续了十年，而满清统治者推行的文字狱却持续了二三百年！
            
              以至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许多史书（包括所谓的正史——《二十四史》）其实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其中不乏虚实难辨之处。
        
         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就宣称“因为现存的大部分古代文献（当然包括《二十四史》以及其它各种史书）几乎都曾被满清统治者的走狗御用文人们“加工”过，所以这些全都不可信”了呢？
        
         显然不能做出如此草率、武断、不负责任的论断！否则，就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将得出这样的谬论“中国的历史其实没有凭据，其实全都不可信，所以中国没有历史，也就不存在什么文明、文化，中国人是不知从那里冒出来的”
        
         很显然，按照这种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仅将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而且是在误导、蒙骗、糊弄公众，并且将贻害无穷！



须知由于条件、时代背景等诸多限制，任何一部史书都不可能没有丝毫谬误，更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始终正确！要记述成百上千的历史人物和大大小小多达成千上万的各种事件，还要全面、系统地反映一个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要不出现记述上的任何谬误，根本就不可能！
        
        
         研究历史问题，考究某部史书，显然不能仅仅因为某部史书的某些记述有误就来否定整部书的史料价值，否则，就是断章取义，就是以偏概全，就是在歪曲历史！
   
   
   
     在元朝灭亡之后，就有许多史家开始改订，试图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出现了很多作品。尽管这些后世改订之作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但是却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并行于世。那么其原因何在呢？
            
         根据史家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巨大的原始史料价值方面加以考察。
        
         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后认为：“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列传及15种志基本上来自原宋代国史的列传及志；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原宋代国史为主干的。
        
         《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宋朝史官的原始记述，而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详略各不相同，加上在记载宋朝历史的各种文献中，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广泛而丰富，史料价值相当高。史料价值相当高。
        
         史家普遍认为，《宋史》是保存宋朝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史书，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要想了解宋朝历史便不可能脱离《宋史》，后世众多的修订之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却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
        
         《四库总目提要》也认为“盖其书（指元朝所修的《宋史》）以宋人国史为稿本”，还说“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很显然，自从元朝中央政府组织史官编成《宋史》以来，许多史家为了改进《宋史》的某些不足之处，曾经作出很多努力，但是却都不可能著成一部比《宋史》更好的全面记载宋朝历史的史书，也就不可能取代《宋史》的史学地位，几百年以来，对于《宋史》保存众多原始史料的巨大史学价值，史家们则普遍给予肯定。所以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满清朝廷组织一大批文人学者校订史书时，就把元朝所编的《宋史》列入了二十四史之列，经过清朝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宋史》的史学价值和史学地位更得到官方及学界的肯定！
        
        
         而现代当代的宋史学界，也普遍肯定并重视《宋史》的史学价值！
        
         所以某些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所宣称的“《宋史》之谬，决不仅仅是什么体例问题，其中许多记载均不足以作为信史采用”，其实是在信口雌黄、胡言妄语！
        
         某些人竟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大言不惭、口出狂言，这些人其实就是不学无术、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他们不仅将贻笑大方，而且将成为公众的笑柄！
        
         而那些不学无术的居心叵测之徒所采用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历史虚无主义方法，不仅将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而且是在误导、蒙骗、糊弄公众，并且将贻害无穷！
        
         对于这种不学无术却又爱胡言妄语、信口雌黄的跳梁小丑，大家只要认清了他们其实是在歪曲历史、蛊惑人心、欺世盗名的真面目，就不会理会他们的丑行了！

附件：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王曾瑜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历来为后世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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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梦旅人”评论（有个别改动）：

岳飞在后世自然是无限荣耀的，但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岳家后人为了替祖辈正名，尝的辛酸不知有多少。

虽然我一直认定对岳飞的评价不是WS皇帝们能说了算的，追什么官定什么谥都不过是他们的作秀，贬也好褒也好，乃至后世的捧也好歪曲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政（和谐）治；然而看着这样比想象中还要艰难的平反历程，看着皇帝们的吝啬扭捏模样，还是不由得心里发堵。

翻看岳珂的《金佗稡编》，这明明是有很多原始材料和有理有据的考辨嘛！可惜现在岳黑太多，再加上一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跟风，金佗便被污蔑成信不得的书（要黑岳飞，必先黑金佗），NC们不加考证就凭空臆断、信口雌黄，NC们的思维就是：“孙子替爷爷歌功颂德的书也能信？”——害得不少宋粉岳粉在跟岳黑们拍砖的时候轻易都不敢引金佗为证，好像岳珂真是只会不顾事实地吹捧贴金的孝子贤孙似的，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