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兼评岳飞、岳云

《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兼评岳飞岳云　　

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　王曾瑜　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像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但是像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学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宋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诬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不过，岳珂纵然辩才无碍，却也终究不曾领悟乃祖岳飞何以召祸。岳珂在《吁天辩诬》的《通叙》里写道：“其他如以不附和议为怀奸，以深入奋讨为轻敌，以恢复远略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产为萌异志，以不结权贵为妄自骄傲，此臣又将哀会之愚，而以为不必辩。”这段文字痛快淋漓，却恰是说明岳珂还是不明其中玄机。

岳珂不明白，诬加于乃祖岳飞头上的那些公开的罪状仅是冰山之角，下面才是摆不上台面，他以为不必辩的那些阴暗心理。岳飞终究不是熟读史书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太单纯，远不如那些博览群书者复杂。岳飞以关羽张飞自期自命，却不料宋高宗并不是先主刘备，更没有视其如同手足的襟怀。岳飞手握重兵雄据上流，他自以为是如关羽之守荆州，而在南宋朝廷不仅仅宋高宗看来，倒更大有王敦、桓温之势，早有芒刺在背之感。而挥师北伐，所向克捷，岳飞自以为是如匡扶汉室的诸葛亮，但在南宋朝廷看来，倒更象是取代东晋王朝的宋武帝刘裕。南宋建国之后的局势，更似东晋而非三国，所以南宋朝廷里的疑忌也就更显得于史有据。

既然有这种心态，则以为“跋扈”、以为“骄横”，以为“尾大不掉”，诬之曰谋反，加之以极刑，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仔细思量，又岂有此理哉？曾国藩有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于无忌惮之小人莫敢谁呵，独于一二朴吶君子苛责不已。　　

以道德良知绳人者，也只对那些畏忌道德者有用，对那些真正跋扈骄横之人，却是根本无计可施的，诸如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郦琼之反叛，都很逍遥自在，也很难见到宋高宗对他们的指责。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害死宋高宗父兄，奸淫宋高宗母姊妻女，宋高宗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想念至此，则所谓跋扈之说，真如岳珂所云，不必再辩了！

唐僧之紧箍咒，只能施之于保他取经的孙悟空，让其头疼欲裂，满地打滚，而对那些妖魔鬼怪，却无此奇效。读书至此，不觉废书三叹息。

　　

二、

岳云较之他锋芒难掩而峥嵘时现的父亲岳飞而言，沉潜内敛了许多。岳云的事迹，只有寥寥几笔，而言语文字，则无一字之传。岳云十二从军，冲锋拼命必须当先，论功行赏往往居后。因为练习骑马重铠注坡，马蹶落地，岳飞就要将其处斩，虽然众将苦求，还是杖之一百。郾城大战，以寡击众，又是他首先领兵贯阵，岳飞还警告他：“必胜而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几乎使人怀疑他和杨再兴一样，只是一介勇夫。但颖昌之战的表现，却说明岳云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在大敌当前，连宿将如王贵等也不免稍显怯战之时，岳云力主出战，运筹指挥，实际履行了前敌总司令的职责。以此看来，岳云并不缺乏头脑，则他对临战在前，有功不赏毫不计较，也就不能以年少单纯视之，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

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临战必须英勇，立功必须推让，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有祸却又必须牵连其中了。因为如果岳飞要谋反，而他从军的儿子却又不涉及其中，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无耻小人诬告岳云写信给张宪、王贵。这大概从未存在的信据说被烧掉了，而这也是历史记载的唯一的所谓“岳云的笔墨”了。十二从军的岳云，究竟有多少文化不得而知，连屡次辞让封赏的上书，都是岳飞自己做主写的。

当时为了锻造冤狱，整了岳飞不少黑材料，而岳云却除了那死无对证的所谓书信，再无罪状，由此也可见岳云平日的为人处事之光明磊落。假如岳云有什么把柄，兴狱者断然不会放过，也可以治岳飞一个纵子做恶之罪，而锻炼罗织之下，还是一片空白，真让人感慨不尽。

岳飞之被冤杀，或者还有种种争论，而岳云之死，原因却只有一个：仅仅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　　

然而当岳飞的儿子，却又何其不幸？读为岳云昭雪的诏书，到“引剑呼痛，世已知杜邮之冤；结草酬恩，尔尚思辅氏之报。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许国之初心”字样，更不禁为之心绪难平。附诗一首：

忠臣孝子萃一门，墓为名胜魂为神。
身经百战功多没，策定一言史未存。
精诚岂在独安赵，感动不只愧姓秦。
千秋正气壮山岳，几许深情随岫云。

三、　　

岳飞的幕僚之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但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薛弼。　　

岳珂在《吁天辩诬录》里对薛弼非常恼火，说：“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风望旨，动息辄报，是以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后来接受岳珂观点的史家，一般以此为据，说薛弼早已堕落为秦会一党云云。

对岳家的这种怨言，当时就有人替薛弼觉得委屈。叶适在《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说：“公既为岳飞参谋，飞与其徒妄臣反，冤气贯日月。独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呜呼！巨浸大疫，杀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与人也。会果于杀飞，而不忍害公，天诱之也，岳氏何尤焉？”这里把秦会之祸比做非典一类的天灾，倒霉与否，只是幸与不幸的运气而已，岳家没有道理记怨薛弼。

　王曾瑜　先生以为岳珂所说“动息辄报”并不符实，而薛弼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薛季宣在其著作中一力推崇岳飞，无疑受薛弼的影响，也就可知薛弼对岳飞的态度了。薛季宣也指出当时张俊也想把薛弼牵连入罪，但因秦桧的反对而止。

其实就连岳珂耿耿于怀的薛弼所述关于岳飞建储事而言，薛弼所做所说也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岳飞自做主张向高宗建议立储，一则涉及高宗隐私，再则触犯武将忌讳，碰一鼻子灰并不意外。岳飞下殿后，薛弼随后觐见，“上视之色动”，看见薛弼以后，宋高宗的脸色为之一变，估计宋高宗当时有些怀疑是薛弼出的主意。薛弼说：“臣在道，常怪飞习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子弟无知者。”是撇清自己，同时也撇清别人，岳飞闯了祸既然已经无法补救，薛弼也就努力不让自己和别人再陷进去，“虽其子弟无知者”一句话，就把自己也把包括岳飞家人在内的其他人都捞出来了。如果让宋高宗以为岳飞平素对这个问题就与人窃窃私语，记恨下来，则将来大狱一兴，不知要连累多数无辜者。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根据张戒记载，薛弼告诉他岳飞在上奏前曾经对自己说过，但薛弼“不敢应”，薛弼在事先不敢阻止岳飞。由此可以揣测薛弼性格有些柔弱，至少有点怕岳飞，虽心有异议而又不敢对上司直言不讳，而岳飞平时一旦主意已定，或许也不喜欢听下级的反对意见。

事实到了这里，大概也基本清楚了，但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宋高宗　君臣对岳飞最忌之一，就是结交文士，所以岳飞一案，对武将的处罚只涉及岳飞亲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因为不然就不足以成狱，而对岳飞幕僚文士的惩罚，则牵连很广。薛弼最早进入岳飞幕府，时间既长，关系也深，却没有卷入受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当时岳飞的重要部下，要么牵连获罪，要么附和冤狱，为岳飞的一些罪状作证，而薛弼既没有获罪，也没有作证，更显独特。那些对薛弼没有意见的人固然觉得无可非议，对他不满者如岳珂也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说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了。

总而言之，薛弼与秦桧交往而岳飞不疑，当岳飞幕僚而秦桧不忌，于水火交争势不并立之际，独能身处旋涡之中而逍遥是非之外，真可谓善保其身之明哲，比之张子房、李长源，虽功业不如，而为人处事则仿佛焉。　　

虽然，孔子有言：“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后人若以薛弼之巧于避祸为高人一等，则薛弼且不忍亦不敢以此自居。高明之士，于忠义之事，虽勇不足以亲身力行，而于忠臣烈士，则崇敬有加，未尝以愚相轻，亦未尝以智自得也。若仅以忠勇为愚，以圆滑为智，则为侥幸之小人而已，何高明之有哉？

PS：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曾师事袁溉，袁溉是程颐的弟子，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特别对周易太极图的发明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　　

岳飞曾经很想把袁溉纳入自己的幕府，可是袁溉一见岳飞，就不辞而别，说“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可见岳飞是让书呆子都觉得呆的人，岳飞用兵打仗，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兵法并不迷信，可是为人处世却没有那种悟性，或者人的天赋，真是有所不均云。　　

四、　　

叙事非某所长，而岳飞绍兴十年的北伐特别是郾城、颖昌两捷已经被叙述很多遍了，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作为一点纪念，仍然不嫌烦琐，不避简陋，敲打一些文字，以此向八百年前那些浴血奋战的南宋爱国将士们致敬。

兀术南侵顺昌大败后，退回汴京。岳飞则乘势于绍兴十年六月誓师北伐，由于金军新败，士气低落，主力也随兀术北撤。岳家军在各地都没有遇到严重抵抗，迅速收复失陷不久的河南各地：岳飞亲自帅军收复蔡州，随后将司令部移至郾城；前军张宪部经战斗，于闰　六月二十日　收复颖昌府（今许昌市），将颖昌府交给中军王贵部后，转攻淮宁；王贵一部更收复郑州、西京（洛阳），左军牛皋、傅选部则经由汝州一带一路打到黄河，岳飞所遣的奇兵梁兴部则连结各地义兵，活跃于黄河以北。

由于中路协同的张俊、刘琦所部作战不力，致使岳家军孤军作战，暴露出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兀术遂集合龙虎大王、盖天大王、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主力，寻求与岳家军决战。　　

兀术的谍报工作应该是非常出色的，估计在事先探明了岳家军的情况，亲率骑兵一万五千穿过岳飞总部与王贵部之间的防线空隙，于　七月八日　突然出现在郾城以北，准备以奇袭的方式一举打掉岳家军的司令部，来一个“斩首”行动。　　

岳飞在兀术大军已到郾城北20里时才由探马得到报告，迅速决定主动出城迎击，率领在郾城的背嵬、游奕两军骑兵出战。由岳云率先突敌阵，杨再兴单骑杀入敌阵，直取兀术不获，杀百人而还，岳飞也亲自上阵，左右弛射。两军厮杀到天黑，金军不能获胜，乃退出战场，岳家军控制战场，缴获马匹二百匹，这就是著名的郾城大战。

就战果而言，郾城之战不算显赫，称为郾城大捷应属勉强。但岳飞直属所部，在敌军优势精锐骑兵突然来袭的严峻形势下，临危不乱，主动出击，将敌军击退，粉碎了兀术的奇袭计划，却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两军初战之后，都加紧调兵遣将，部署再战。当时的战场形势非常复杂，岳飞急调张宪前军到郾城会师，同时命令岳云率背嵬军一部紧急弛援驻守颖昌的王贵。　　

兀术则与步军会合后，屯驻于颖昌和郾城之间的临颖。兀术此时似乎对下一步作战方向犹豫不定，没有确定是再攻郾城还是转攻颖昌，徘徊在临颖一带五六天没有大的动作，此间在　七月十日　岳飞所部曾与金军发生小规模战斗。

　七月十三日　，杨再兴率三百骑搜索巡逻，与兀术大军在临颖小商桥遭遇，展开激战。杨再兴等英勇战死，仍杀敌两千多人，兀术经此一战，决定放弃继续进攻郾城，转而北上攻击颖昌。张宪随后率军赶到，击溃兀术留驻在临颖的八千金军。

　七月十四日　，兀术所部抵达颖昌西门外，在颖昌的岳云率背嵬军、王贵率游奕军出城野战，岳云体被百余创，仍奋力拼杀，岳家军杀到“人成血人，马成血马”，两军战至午时，仍不分胜负。守城的董先踏白军、胡清选锋军、姚政游奕军出城参战，金军崩溃，岳家军获得决战胜利。

颖昌之战后，兀术狼狈撤回开封，岳家军则轻易肃清残敌，张宪部徐庆十八日在临颖东北消灭金军六千，应是中小股散兵。此时战场形势稍微明朗，非常有利于岳家军，如果不是岳飞被迫班师，完全可以取得更大战果。　　

从超星转贴过来的。别的没有什么，只是觉得作者在评价岳云的文化水平上，将其和他十二岁从军联系起来（参军=不读书），免不了要多鼓噪一下。　　

岳飞自己广交文士，麾下幕僚中有不少均是饱学之士，岳云长期耳濡目染，总不会一点长进也没有。再者，岳云开始担任书写机宜文字时大概在16岁，虽然是沿袭当时惯例，主帅之子可入幕僚，但那毕竟是个要终日抄抄写写和笔墨打交道的高级秘书职位，若他真是胸无点墨，连自己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人，这个职位怕还真是做不来，会的也只会给岳飞丢脸而已。我猜测，以岳云的身份，除了那些特别重要，需要岳飞亲笔书写的，如要“上闻”的奏折札子外，平日军政文件的起草和誊写，多半是由岳云代为，最后由岳飞审定签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