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学记
评《“城”长的烦恼》
“好的城市”如何可能
陈映芳
一、
《“城”长的烦恼》在读者眼里，属于一本不大好归类的书，不论是体裁、叙述方式，还是作者们的身份、立场。不过它有一个并不含糊的议题：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好的城市？
既然难以归类，我们不妨就先从议题说起。
2010年3月8日至4月1日，“当代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展开了一次颇具声势的网络讨论，主题是“我们的Better City”。“Better City, Better Life”，很多人知道，这是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口号──它曾被用来成功地说服了国际世博局官员和各国评审员。想来，它所包含的超越城市主义、强调市民生活为本的价值理念，应该是当初打动人的有力的观念武器。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对此中的曲折隐义不甚了了，让中国人对这句口号充满复杂感觉的恰恰是它的中译──“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知识的进口大国，翻译史上也因此留下有不少佳话或公案，这一届世博主题词从英语到汉语的高妙的语际意义转换，料想也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可供后人分析研究的特殊的个案文本。这不，满城飘扬着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旗帜才刚挂出，“Better City”就被人惦记着，成了网上文化大讨论的主题。
相对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毋庸置疑式的语义结构，“我们的Better city”为人们提供的，是另一种思考起点和讨论空间：将“城市”从不容质疑的主体、转换成了生活者可质疑、可议论的客体对象。城市作为一种人类聚落，就如乡村一样，其形态本身不可能必然地为生活其中的人们带来“美好的生活”，人们为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有期待“好的城市”的愿望，更有思考什么是好的城市的必要，“better city”不应只是被用来打动洋人的漂亮口号，它也应该是本土生活者的合理诉求、正当话题。
这一次，将“Better City”放回本土语境中来的，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师生和一群对此主题抱有讨论热忱的网民们。对他们的这个讨论，我是当初就知晓的，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但是，今天当我看到由这次大讨论的发言内容辑录而成的《“城”长的烦恼》，再回头想来，才意识到，他们的这一举措，在“城市”议题已经铺天盖地的中国，有着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以对抗的姿态面对意识形态的压迫，在专业学科的知识界无人愿意关注的地带站出来，在一片寂静的沉闷中喊出自己的声音来……这些原本就是我们应该寄望以文化研究者的，如今，透过这样一本书，我们似乎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
二、
“文化研究” 在上海，由王晓明教授带动，被一群文学界学者引入大学已有多年。这西来的学科，原本即以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现代问题为主要对象，天然带有批判的性格、对抗的姿态。但是，身处剧变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倘以真诚之心启示自己的问题意识，自一开始就得面临不无尴尬的处境：研究者自身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中国社会的走向等等，其实都还充满疑虑、难以理解。拿西来的理论武器，批判什么、对抗什么？就我所知，这样的问题一直也困扰着王晓明教授。与这个问题同时让研究人员们感到压力的，应该还有大学中的专业主义，以及他们自身对于学科背景单一可能导致研究力不足、因而对中国问题无从真正理解的现状的担忧。
出于对现状的反思和角色使命的认同，他们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确定为核心，并从一开始就将“城市”列为他们主要的研究主题。在“城市”这个主题中他们尝试将历史与现实沟连起来，将政治、经济与文化放到一起来考察，并试图跨过不同学科间的专业沟壑。这样的实践富有意义，却也充满挑战性。在当今的知识生产领域，城市研究以坚硬的专业体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以及技术信息的垄断性著称，更与所谓城市化、城市发展等国家发展目标以及世博这样的举国项目将结合，具有不可一世的扩张性。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而言，在被设定的锦上添花式的城市文化研究以外，其实很少有可供伸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的城市批判，谈何容易。一方面，不要说广义的西方理论，即以本人接触的社会学城市理论而言，自古典社会学到当今城市社会学，反思、批判城市的各种理论早已是层层叠叠，令人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由于城乡体制的结构规定，人们对城市的向往，是极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愿望。在这样的现实逻辑下，依据既有的西方理论而在中国作简单的城市主义批判，难免会被人们看作为城市文化人的矫情。而且，城市开发在中国已形成为一种特殊的体制，面对由权力经营城市、操控市场并一手制定集体消费规则的现实，知识分子若依然只将生活者的消费方式等等拿来说事，不免有避重就轻之嫌。
但这一次，《“城”长的烦恼》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可能：回到日常经验，让包括研究者在内的生活者自己说出对城市的感受。面对强势的城市意识形态和城市开发体制，人们不妨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对什么是“好的城市”作出自己的评判（在这儿，我愿意暂时忽略掉“我”与“我们”之间的差异）。
这样的叙说，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批判的方式，对抗的策略。可是，不经意间，很有可能，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可以找到一种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反思自身与批判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逐步深入地发现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在此同时，形成其所追求的“批判性分析”、“促进性介入”的方式──我特别注意到，在这个以“我们”命名的讨论群体里，不仅讨论者有不少是匿名的网民，他们的言说方式、对议题的切入角度甚至评价背后的价值观念其实也是多种多样的，在各表其意的城市生活感受中他们表达了多元、开放的城市观，中间不乏对现实具有穿透力的城市评论。这似乎与当初人们理解的西方文化研究的立场、方式不甚相同，但却是让人觉得触手可感的、有着本土气息的新苗，令人欣喜。
三、
所有的市民都该是城市的主体。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都应该说出自己的期待。或许这才是以“城市”为主题的文化批评最应有的品格。
价值源于社会需求以及供求状况，从社会群体层面来说，对于人的聚落形态、生活环境，一般人大多会有自己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好的城市”应该是能够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或者起码是大部分人的居住需求和生活愿望的地方吧。但社会自有其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也试着从日常经验和生活常识出发来说说事。
现实中的城市人，象上海人，他们自己最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不需违言，上海人需要有南京路、外滩、金茂大厦、大剧院……高耸云天、光亮耀眼，这些已经是这个城市在中国的地位的重要象征物。但是，对大部分上海市民来说，让他们心向往之、念兹在兹的居住社区在哪儿？很有可能不在陆家嘴，也不在新天地──据我所知，上海有不少市民，遇到有海内外亲友来到沪上，真正愿意带着他们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好的上海”，在老西区。那里的景观与今天城市媒体所炫耀的更高、更快、更新、更亮的摩登大上海南辕北辙。这些年被城市主政者大力推动的都市大开发，在那里几乎被隔绝于外。没有大型推土机进入，没有绿荫被毁，也绝少有高层住宅拔地而起。除了不少老建筑被仔细地、恰如其份地重新涂过，那儿的城市光景几乎是百年不变：有中国人记忆中的“街”的肌理，有雅各布斯基强调的人行道、“街之眼”，甚至也没有所谓“历史风貌保护区”住宅建筑被商业化的问题，孩子和老年人在那儿都可以便捷地生活……我自己也曾一次次带朋友去走过，不仅听到过内地朋友北方朋友的惊诧，也收获过欧洲建筑师的赞吁。我相信，那里其实就是这个城市的空间规划者们心中的“好的城市”，也是掌握着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实权的人们自己所要的生活社区。所以，我常常会悲观地感叹：城市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好的城市”，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好的城市’如何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生产的机制”。
“好的城市”、“为了市民生活的城市”如何可能？这是近年来各国城市研究学者、城市规划师都在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记得几年前上海曾开过次高规格的城市论坛。在那次会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欧美各国的城市规划师其实大多在关注城市建设与社会建议的关系问题，在探讨城市规划如何考虑社会公平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社会融合问题、文化保护问题等等——也就是以市民生活为本的好的城市如何可能的问题。而在同一平台上中国的城市学专家给各国代表展示的，却是上海城市大发展的宏伟蓝图——在那些蓝图中，规模奇迹、经济效应（如城市功能分区）、景观美学等等是最突出的亮点。那其中，几乎很难看到“市民”、“社会”、“生活”等等的地位和实际安排！我曾经将这种不无奇妙又令人感叹的学术现象解释为中外学者间的观念和知识的落差，希望这只是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问题。然而实际上不是——中国城市学者们的城市观自成一体，首先不是因为信息条件限制，也不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国情所致（严重的城市社会不公恰是我们的国情），它首先与城市发展主导者的意志及其城市生产的机制有关，这其中甚至包括有城市观/城市知识如何被引进、同时又如何被屏蔽过滤、被拒斥的机制。2008年11月至12月间，我曾去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参加过两个城市研究的国际大会。在那两个会议上，中国当前的各种城市问题几乎是大部分分会场都有人在讨论的议题。可与此同时，另一个到处有人的议论的问题却是：“怎么中国大陆的学者都不来？”“他们是最应该来的呀”……这亦是中国的一种城市现实。
所以，虽然在现实的逻辑中，“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其实可说是一个伪命题，但在城市主义已经被有效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Better City”作为一个公共议题，依然有其独特的意义——城市观对市民生活愿望的扭曲、对日常生活的压迫，正是不合理的城市体制得以形成并维持的机制之一。也因此，我愿意将《“城”长的烦恼》的作者们的讨论，理解为知识人站在市民的市场上起而抵制城市主义意识形态、并进而参与改变城市生产机制的有意义的文化实践和公民行动。
开创城与人的新空间——《城长的烦恼》及其它
郭春林
在断断续续中，终于读完了这本《城长的烦恼》。我不知道编者为什么取这个书名，是眼球经济的观念在作祟，还是受美国情景剧《成长的烦恼》的启发，以“成”“城”谐音喻指城市发展中的困境，抑或另有深意？且都不去管它，虽然我觉得还是直接用网上讨论的主题——“我们的Better City”——更好。书名可以讨论，可以协商，就如同如何使我们的城市成为Better City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讨论一样。
“成为Better City”其实是很不准确的表达。它意味着一个过程的结束和一个结果的诞生。就理想而言，一个城市只能做得更好，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好。世界上就没有一座举世公认、并且可以作为标准的最好的城市。可是，如果一座城市里所有的人能够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朝着better city的方向努力，一定可以使她变得越来越好，better，better，不断地better，总有一天，这个城里所有的人一定会觉得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我知道不能再这样想下去，起码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上面的话后要冷笑起来：做你的春秋大梦吧，都什么年头了，还“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呢。
但是，我也就立刻想起海明威说过的一句话，想一想，也是挺好的。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对未来的想象。只是这个未来不是一个个个体的未来，而是他/她所居住、生活的城市的未来。短短的二十年，我们似乎已经迅速地学会了规划每一个人乃至每一个家庭的未来，可是我们却遗忘了对一个集体、一个共同体的未来的规划，甚至连想象一下都不愿意。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次讨论的意义也因此彰显出来。
对未来的想象是创造未来的动力。没有想象，也就无所谓未来。没有人希望今天之后的未来只是在无限地重复今天，即使今天已经挺好，因为在挺好之外，一定有一个better。
对未来想象当然也需要一个动力，这个动力其实就是对今天的不满和不满足。其实，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乃至人类，“不满足”就像一台永动机，从未停歇过，只是时时偏离了方向而已。
正是在上述逻辑支持之下，有了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看起来颇为奇特的书。
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本届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能不能让生活更美好，当然不是我们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大问题。但这样的表达中显然隐含了对非城市生活的歧视。这也可以不论，对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个人来说，感受显然不会一样，判断也就不可能如此干脆而统一。然而，由此引发的问题却激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更促使人们来思考这些问题，并从问题出发，寻求最大范围乃至全民的参与和解决之道。说到底，这才是Better City实现的唯一途径。
所以，提出问题是第一步。于是，当我们打开这册《城长的烦恼》，从目录中便可以看到一个个完全由问题组成的专辑。这11个问题当然不能涵盖城市如何better这一总问题的所有方面，但毫无疑问的，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地与我们的城市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首先是与这些作者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这些问题就直接来自他们自身鲜活而真切的城市生活经验和体验。这是最重要的。
“将大家的感性经验充分引入讨论，是我们所期待的。”讨论发起者如是说。为什么如此强调感性经验？其实道理很简单，其一是话题本身关乎实在的生活，城市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最终不是理论问题，也许其间要借助于理论和知识，但其根本的目的必然指向生活，必然为生活服务；其次，近二十年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专业化程度庶几乎达到了现代水平，知识分子越来越以专业为己任，形形色色的理论行色匆匆而高高在上地旅行在形形色色的学报等学术期刊上，可说的基本上都是与民瘼民生全不相干或普通百姓根本不懂的术语、话语。感性经验是理论生产的基础，理论的价值只在与生活的关系。说到底，仍然是毛主席的话，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瓦尔特•本雅明在分析波德莱尔时就指出，“对大城市的揭露性呈现并不是出自这两种人（引者按：指“闲逛者”和“看热闹的人”），而是出自那些穿行于城市之中却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忧心忡忡的人。”（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如果我们不把诗歌、小说等文学创作视为“呈现”的唯一方式，这数十篇基本上都不能算完整文章的文字（更谈不上所谓学术规范）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揭露性呈现”。而“穿行于城市之中却心不在焉、或沉思默想、或忧心忡忡”正是“揭露性呈现”的保证。
实际上这些文字都有一个内在的紧张感和焦虑。我猜测，它来自一个担忧，担心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样的观念被不加区分、不假思索地广泛传播和接受，进而成为一个虚假的意识形态。到那时，Better City也许就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且口号叫得越响，目标却离我们越远。必须就在现在把问题提出来，让更多的人把经验和体验说出来，引发一场广泛的讨论，引起大家的关注。于是，这些“穿行于城市之中”的“忧心忡忡的人”成了这次讨论的主要参与者。
有担忧，于是有问题；问题从担忧中来。“在今天的城市中，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谁是城市空间的真正主宰？城市生活的速度，果真越快越好吗？城市生活中的自然环境如何生成，又当如何保护？城市的规模越大，我们的生活就越现代越幸福吗？一座体积庞大的城市和周边区域乃至其他城市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方才合理？当前的城市文化，由哪些渠道和力量塑造而成？这样的文化好吗？什么才是真正better的城市文化？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意味着什么？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它的记忆？我们居住在这里，可我们拥有这座城市吗？这座‘我们’的城市，又愿意对所有人开放吗？”（见该书《编者的话》）看看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是与我们的切身感受息息相关？又有哪一个是仅靠贩来的知识和纸面上的理论能够解决？追问指向每一个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无论你居住在城市里还是乡村中。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最大的问题，即编者谓之“人和城市的关系，正在经历一场危机。”
因此，“我们的Better City”的问题就不仅是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既然是“我们的”，这个“我们”毫无疑问不能只是几个在读大学生，或已经毕业的少数接受了相对较高级教育的人。它理所当然应该是全民的。从问题的提出到对问题的讨论，讨论的展开和深入都理应是一场全民的总动员。
正是基于此，讨论的发起者特别强调希望来自大学外面的人参与进来，“来谈谈对城市生活现状的感受，和对城市未来的希望”。我数了一下，本书共收录了51位发言者的文字，不包括“举手发言”中的人数。而网络上（当代文化研究网“热风论坛”[http://www.cul-studi
发起者对学院外参与者的邀请既显示了对学院体制及知识生产的自省意识，这一点在这个专业分工和专业化倾向愈演愈烈的时代尤为重要。学院绝不应该只是一个生产专业工作者的“人才工厂”，学院更不应该将其兴奋点集中在体制内的利益化学术研究之上，社会关怀的胸怀理应放眼现实，我想这正是发起者的初衷；同时，学院尤其不能将学院外的民众摒弃在关乎他们的问题讨论之外，脱离了现实，脱离了广大民众的讨论，其所谓学术意义无疑是虚假的。说到底，这些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如同城市是“我们的”城市一样。“我们”才是城市的主体；而“我们”则是全体人民的总称。
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媒体被资本和权力垄断的社会，在全球经济新闻、各色成功人士的神话和娱乐至死的八卦、游戏占领的资讯和休闲的空间中，真正的关乎现实的讨论空间却日渐萎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看重这一场其实还只是一个开始的“我们的Better City”的大讨论。
城市与人的关系的危机其实既是城市的危机，也是人的危机。危机时刻既要清醒的对于现实的判断，也必须葆有对未来的希望。希望就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城与人的新空间中来，为了打开一个更新更大的空间，为了“我们的Better City”。
2010年6月7日于沪上江湾镇
开大刀和画刺青
王晓明
新世纪周刊
“城市化”的浪潮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四处横溢。这不像种西瓜，今年搞砸了，明年可以重来，“城市化”是要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内容的，无论搞对了还是搞砸了，一旦搞了，就不能重来。因此，这是一件即便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也不一定就能做得将来不后悔的事。恕我直言，恐怕只有十分无知而糊涂、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看不到这个严重性吧。
那怎么办？我觉得头一条，就是要看清楚：“城市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一个地方大兴土木、兴冲冲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时候，这地方的人的生活，究竟会被如何改变？现在一说到“城市化”，主流的视野往往很窄，不是高楼地铁商务区，就是人均收入GDP，这一两年，开始注意到“低碳”了，但一些别的更重要的方面，譬如那些涉及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方面，还是像没看见一样。
举个例子：上海的一家号称“全球家居MALL”的巨型家装商场，专门在商场内辟出一大块地方，陈列“2030年”的“概念”型家居设备，什么下班路上就能启动的煮饭煲啦，手掌一摸就能自动移开的茶几面板啦，好像“未来城市”（这个展览的核心标题）的精髓，就是一套智能家居设备！
这不奇怪。“城市化”如此翻天覆地，社会的各种强势力量，都必然要扭它转向自己最可以渔利的方向。房产商强调“刚性需求”，投资业鼓吹“金融中心”，要政绩的官员专注于GDP，越是社会矛盾尖锐之地的当局，就越是突出“科技”、淡化“社会”和“人文”…… 和这些比起来，那家装市场的老板，自然是小巫了，但惟其如此，它反能更让人明白，今天“城市化”的主流视野，是如何被删得这么狭窄的。
这也就是危险所在了：明明是全身麻醉开大刀，却说得好像只是在画刺青，而一旦社会被说晕了，种种片面短视的行径就更放肆：如果这样搞“城市化”，那怎么行？！
所以我推荐《城长的烦恼》。这是一本网络讨论的选集，讨论的题目，就
是“何为美好城市？”这书出得很快，今天春天的讨论，夏初就成书，放进书店了。编得也有特色，不到15万字的篇幅，选了七十多人的发言，其中有学人作家，也有财经白领，更有许多以网名登台、职业不详的市民，真可谓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因为是这样的讨论，就很少学院气，更没有官商两气，尽是大白话，说切身的感受，谈日常的经验，批评与建议相伍，愤懑与热望偕出。
特别有意思的是，全书以11个问题分编成组，各组既有长篇论述，亦有短小的快评，问题更是提得切中要害：“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城市空间谁当家？”“生活必须加速度吗？”“城市怎么才自然？”“城市越大越好吗？”“‘上海’在哪儿？”“城市文化到哪里去？”“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记忆？”“城市是‘我们’的吗？”“城市对所有人开放吗？”…… 单是这些题目，就足以让你相信，老百姓对“城市化”，其实是有丰富多样的想法的吧？百姓的脑子决不如我们在流行思想中看到的那么简单，这一册薄薄的小书，就是例子。
想法多样的结果之一，就是会发问。比如说，在今天，中国是不是该像几十年前的日本和韩国那样，大规模地“城市化”？倘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问一位部长，或在上海的地铁口问一位“白领”，大概都会得到不假思索的回答“当然！”吧。可是，在1980年代之前的许多时候，譬如1920年代、1930年代，乃至1960年代，人们的回答却都可能不同。整个现代早期（1890年代到194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西洋式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有过很多讨论。有热烈鼓吹的，也有坚决否定的，更有许多跳出“历史规律”之类的思维框架，从广阔的历史和宇宙视野俯瞰人类生活，因而对“城市化”的利弊皆有透彻了解、绝不一概而论的。这里没有篇幅详细介绍，但有一点却想说：当时的各种声音，无论发自什么立场，眼界大都比较宽，因此也就想得深。一想得深，疑虑就会重，像今天一些“城市化”的鼓吹者那样肤浅的赞颂之声，那时候不能说没有，但很少。
“城市化”这样事关长远的大事，只有在众说纷纭、而且这众说中一定有根本否定“城市化”的深刻之论的前提下，才可能做得好。倘若都只看眼前，不顾脑后，同声称颂，听不得异议，那就可以断定，事情一定会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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