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老子与“认识论”
伟大老子与“认识论”及“不行而知”、“无为而无不为”的“认识论”意义
探索者
内容:
一、实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二、事物可以被认识和把握
三、圣人的“不行而知”
四、圣人的“无为而无不为”
正文:
一、实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老子长期充任过周王朝管理图书史料的官员,当然有机会接触和阅读过很多书籍,接受过不少他人的知识,例如他在《老子》中,有用“建言有之”几个字处,就是他引用别人的见解。注意学习和吸收他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老子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通过自身的实践,由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为认识事物的基础。
他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在此,他明明白白地向人们介绍了他自己认识天下的经验。他说:他是研究什么,才了解、知道什么的。他研究了自己又研究了他人之后,才知道了自己和他人;他研究了自家又研究了他家之后,才搞清了自家和他家;他研究了自乡又研究了他乡之后,才了解了自乡和他乡;他研究了天下之后,才明白了天下。就是这样由近至远,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体,由浅至深,一步步地、逐渐地,由研究了自己直到研究了整个天下,才把天下的事理搞透了,他才知道天下竟是如此。
他又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即他说,他何以知道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呢?是因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社会现实,对他感官反复作用和他认真思悟的结果。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即他说,是由于他看到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的客观现象,才悟出“无为之有益”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
即他说,他是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中,认识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真理的。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即他说,他之所以说“道”这种物,是真真确确的,就在于关于“道”和“道”的学说,自远古时代就有了,相传至今,现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并且人们还根据它去考察研究宇宙、万物的起源及进化,证明它是对的。而他自己也就是在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进化的考察研究中,才得知“道”的存在和它的这些表象和性质的。
二、事物可以被认识和把握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即说美的、善的事物总是在同丑的、恶的事物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而且正是事物有矛盾、差别,人们才能有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才能区分此事物与它事物。事物间的矛盾对立统一的性质,也构成了人们在认识事物中的对立统一,在斗争中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倘若把“天下之始”,“以(作)为天下母”——原因,那么,就可以“其母”——“天下之始”——原因,“以知其子”——“天下”之后——“天下”的现在和将来——结果;反之,既“知其子”—— “天下”的现在和将来——结果,而再“复守其母”—— “天下之始”——原因,则将永远“不殆”!利“用”光源之“光”——结果,找到“光”的光源——原因,是一种无后遗症,而“习以为常”的办法。
即说人们可以通过在对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两方面的反复认识中把握它。由事物的原因,研究它的结果;反过来,又由事物的结果,研究它的原因。把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两者统统都研究清楚了,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理性认识。这样,只要紧紧地把握住事物的原因,也就控制了事物的结果,从而控制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即完全把握了事物。他还认为通过事物的结果、现象去认识、探索它的原因、本质应是人们对待事物,认识事物的“习常”、通常之途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实践中立于不败之地。
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即说人们认识事物,掌握真理的目的,完全是用来解决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要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让别人讲给你听,还不如你自己去亲自尝它一口。这就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实践论》)你要了解“道”这个“众妙之门”,那你就得亲自在“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上下功夫。
由以上所述,可知:老子的认识论,是贵实践的,重目的的,并特别注重人的主动性在认识事物和行为实践中的作用。
三、圣人的“不行而知”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出其弥远,知其弥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然而善谋。”“道法自然”。
“道”,纯属物理之物。它既不能“言”,又不能思,不能“行”,但它却“知”以事物各自的自然为法,通晓万物之本然!圣人是与“道”同体的,当然也是“不行而知”的,即“圣人不行而知”。
然而问题是圣人是怎样成为圣人的?圣人又如何与“道”同体,而“不行而知”的呢?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天下曾未有生下来就是“圣人”之人。圣人开始也必定是凡人,这正如鲁迅所说:天才生下来,第一声也是哭,而绝对不是一首诗。是由于他后来的实践和思悟,才使他能成为在某些方面的行家里手,而成了在某些方面的圣人的。
老子认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分层次的,并且可以通过“行”,即由家至乡,由乡至邦,由邦至国,由国至天下的动的社会实践和“思”,即静的个人修持中的思悟,逐步提高,以致达到“知天下”的。在他成为圣人之前,那他一定是既勤于“行”,又勉于“思”的。没有“行”的“思”是妄想,没有“思”的“行”,只会有支离破碎的感性认识,而形不成对事物本质的全面把握;只有有“行”的“思”,才是思悟,才能把头脑中由“行”所得的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升化成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对事物本然认识的某种深化。老子没有他的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认真的思悟,他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智慧,而成为圣人,更不会有他的“圣人不行而知”。
设想把一个小孩自他生下来就把他关在一个封闭的光秃秃的六壁之中,什么也不让他看,不让他听,不让他行,那他终生只能是知六壁而不知天下的。
毛泽东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实践论》)
君王可以不出庙堂,根据众文武大臣汇报的材料,知道天下的情况。天文学家可以呆在天文馆里,借助于仪器和资料,知道天体的运行。如果君王离开庙堂越远,那么大臣向他汇报的材料就会越少,当然他知道天下的情况也必然会越少。如果天文学家离开天文馆越远,那么他可以借助的仪器和资料也就会越少,当然他知道天体运行的情况也必然会越少。
只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还不行,还得对其由此所获得的感性认识,进行认真地思悟。他认为,如果一味只是“出户”、“窥牖”的忙忙碌碌、疯疯颠颠地“行”,而不去认真地思悟,那也不会“知天下”,“见天道”,而只能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他强调人类在认识真理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思之官,即认识物质之大脑的思悟活动的重要意义。
老子的思悟习惯是“不出户”、“不窥牖”的“致虚极,守静笃”。他认为:“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只有摒弃和超脱外界和自身的干扰,而在“致虚极、守静笃”之中才会有“载营魄抱一”,“专气致柔”、“涤除玄鉴”,“天门开阖”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明白四达”之极佳思维状态。要窥见宇宙运行变化之妙,非使你自己的思维完全融合于宇宙不可。通晓天地的大智慧只有在“致虚极,守静笃”中才能获得。
大自然创造了人类,而在人类认识、改造和征服主客观世界的数十亿年漫长的岁月中,人类的思维器官的大脑,也日益进化而成为今天高度发达的形态,其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也相应地得到不断地提高和发展。
人们发现,特别是在人类揭示大自然奥秘的每一项重大科学突破、推动历史前进的每一件重要技术发明和开拓宏观和微观领域探索的各种假说的创立中,都有一种似乎是“神理凑合,自然拾得”的现象。
当代西方享有盛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也曾指出:“人怎么产生一个新思想——无论是一个音乐题材,一个戏剧冲突,还是一个科学理论——这个问题可能对经验心理学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它同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却毫不相干。” 他强调在科学艺术、发明创造过程中,从科学观察实验和艺术求索创造到一种新见解的脱颖而出之间,往往没有“逻辑的桥梁”,而通常必须求助于直觉和灵感。这种直觉和灵感的产生的境况及过程就类似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的开悟生慧而“明白四达”,灵感奔注。人们现在逐渐地认识到思维中的直觉和灵感既不是鬼使神差,也不是无源之水,它不过只是人们实践和勤奋的“神理凑合”时的“自然拾得”,它来源于人们知识和经验的沉积,启迪于意外客观信息的激发,得益于探新和独创智慧的闪光。它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它是“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有凡人的“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也就没有圣人的“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它的产生,可能是偶然得之。但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实践和思索的基础上,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正统一。灵感绝对不会光顾那些不努力耕耘者。并且,作为化学家的门捷列也夫,他可以获得发现化学元素的化学性质,按其原子量的递增呈周期性变化的灵感,却不能获得莎士比亚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灵感。
为什么在“致虚极,守静笃”的状态下,会产生开悟生慧的“明白四达”,灵感奔注的思维现象呢?根据老子的说法是在“致虚极、守静笃”的状态下,人的大脑会呈“涤除玄鉴”,如巨大平整,一尘不染的明镜,“天门开阖”,从而开悟生慧,“明白四达”。
设想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你投下一颗小石子,在其中激起的以石子落下处为中心,一圈一圈向外扩展的同心圆状的波纹,完全可能被淹没在原来的起伏跌宕之中。但你在平静如镜的水面上投下一颗小石子,那么,在其中激起来的波纹却是显而易见的。你要对事物有真理性的认识,那你必须首先对其有正确、逼真、清晰的“复写、摄影、反映”才行。如你的脑海似汹涌起伏的大海,事物在其上的影像只能是变形的、模糊的,而不真实,只有当你心澄目洁,脑海平静、空广似镜,才能在其上显现出事物的清晰而深刻的真貌,从而使你对其有真实而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摒弃私欲和轻躁而强调在思悟中的“虚”和“静”,要“不出门”,“不窥牖”,“塞其兑,闭其门”,以便能“致虚极,守静笃。”
此外,“安以动之徐生”。人类的大脑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信息对它的刺激就是它所利用的能量和材料。当人们的大脑处于平静空广似镜时,某个方向上的信息涨落刺激就可能激发其思维活动的某种共震效应,使其产生某种巨大的定向有序的运动,从而达到某种新的有序、新的状态,甚至在思维物质中产生某种新的成分,建立某种新的联系、关系等等。这可能就是人们在对真理认识上的新突破、新成就,从而使人们获得更高层次上的认识能力。
当圣人关门闭窗,坐在屋里说“圣人不行而知”时,是以他在此之前的“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或他人的 “知”为基础的。
四、圣人的“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纯属一种物理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思维、追求、目的和私欲可言,即它是“无为”的。但它却演化了生天地,化育了万物,衍生了人类,宇宙的一切玄妙都是它“无为”的结果。因此,“道”是通过“无为”来实现它的“无不为”的。“无为”和“无不为”是一对矛盾,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一统一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就犹如一“日”的“昼”和“夜”一样,没有“昼”就没有“夜”,“昼”和“夜”才构成完整的一“日”。同样,只有“无为”,才能与“无不为”构成统一的事物:“无为而无不为”。半“无为”,不行;只有全“无为”的“无为”,才行。即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
他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即“道”的“无为”是“道”的德;物的“无为”是物的德。
他又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
即物的德是:“唯道是从。”“无为”,即“唯道是从”。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圣人的“无为”,也就是“唯道是从”,即“唯道而为”。而“唯道而为”就是“法自然”。即圣人的“无为”就是效法自然,以自然为法,取法自然。而什么是“自然”呢?“自然”,就是“自而然之”,即事物的本然。这样,“法自然”,就是以事物的本然为法。按照现代通俗的说法就是以事物的自身规律性为法。而要以事物自身的规律为法,就首先必须有一个对事物自身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有完全认识和把握了事物自身的规律,才能谈得上以事物自身的规律为法,而所谓事物的规律,就是事物的必然性。因此,圣人的“无为”,就是以事物自身的必然为法而为。你只要能完全按事物自身的必然为法而为,那么,因为你心想行为的那些也正是事物必然而为的那些,当然你就必然会“心想事成”,无不能为,而“无不为”,从而成为自由的人。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反杜林论》)当然这句话还不完善,虽然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但只有对“必然”的认识还不行,还得有对“必然”的把握,和以“必然”为法而为,才能是自由的。“无为”不仅只是要有以事物之必然为法而为的真诚之愿望,而且还得要有以事物的必然为法而为的切实之实践。人类能以某具体事物之必然为法而为,人类就获得了对该具体事物的“无不为”,即获得了对该具体事物的自由。倘若人类对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诸多事物能以其必然为法而为,那么人类也就获得对自然界和人世间这诸多事物的“无不为”,即获得了对自然界和人世间这诸多事物的自由。当人类对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能以其必然为法而为之之时,也就是人类真正获得完全彻底的“无不为”的自由之日。那时的人类才是所谓与“道”同体的“圣人”。老子认为,关键在于同化于“道”,融化于“道法自然”之中,任“自然”而为之,成为“无为而无不为”,达到任逍遥的自由。
对“无知无欲”的“道”来说,“无为”是它“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的属性,但对“有知有欲”的人类来说,要使自身“无为”,那却非同小可,这应该是他长期“有为”的艰苦探求和自身发展的结果。对人类来说,决非易事,只有有了对事物必然的认识和把握,才能实现对事物的“无为”而为,而这一切都得通过他的“有为”的愿望和实践去获得。但“无知无欲”的“道”之数百亿年的“无为”,才育化了游鱼和飞鸟;可是“有知有欲”的人类却仅用了数百万年的“有为”,就创造了潜艇和飞机。“有知有欲”的而“少能”的人类一直在向“无知无欲”而“万能”的“道”挑战!人类创造出真正的游鱼和飞鸟,绝对用不了数百亿年的时光!
此外,老子对圣人之所以能“无为而无不为”,还特别做了一些明确的解析。他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是以圣人“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就是因为圣人的“为细”、“为易”、“终不为大”、“犹难之”,“无执”,“慎终如始”,而使他能“成其大”,“终无难”、“无败”、“无失”。圣人根本就不去做,也不想去做“大事”、“难事”;他仅仅去做那些其能做,而且必成之事。若把这些话,简化一下来说,即因为圣人“无为”,而使他“无不为”。经过这样一分析,其原因和结果,犹如瓜熟蒂落那样顺理成章,而没有让人不可思议之处。这就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从实践上解决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问题。
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境界,即圣人根本不为其他认为的“难者”,“大者”,而只为其“小者”,“易者”,为其他认为可为、能为,为其必成功者。因此,凡他为者,必然成功,即“无为而无不为。”
人类理想的天国,它不仅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只要物尽其用,这一点是容易达到的;它也不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只要人尽其力,这一点也是容易作到的。它的最本质,它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是那个天国里的人类,他们必须是一些“无为”而自由的人类。他们“无为”的智慧,使得他们无不能为而自由。但要成为“无为”的自由的人类,还得由“有为”做起,在科学、社会、自身的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实践经验,从而去逐渐逼近、达到“无为”而实现自由。那个时代的人类在本质上必然是一些超越我们现今意义上的人类,只有“无为”而自由的人类,才能有自由的天国,“有为”而不自由的人类是进不了自由的天国的。
人类对科学的探求,就是人类与主客观世界的对话和认识,并以此求得对主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从而获得自由。人类在科学上的每一点滴进展,都是人类从“有为”向“无为”的迈进。“有知有欲”的人类是由“有为”向“无为”攀登的。“有为”和“无为”也是一对矛盾,人类是以“有为”作为自己到达“无为”的起步,而逐渐最后实现自身的“无不为”。科学之路是人类由必然王国走向“无为”,从而达到“无不为”的自由王国之康庄大道。
因此:首先是“无知无欲”的“无为”之“道”,进化成“有知有欲”的“有为”之凡人;然后是“有知有欲”的“有为”之凡人,发展成“无知无欲”而“无为”之“圣人”,从而实现物质的第一次“远则反”的巨大的飞跃。这就是老子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到“圣人”的“无为而无不为”。此后又是“无知无欲”的“无为”之”圣人”按螺旋方式向更高的物质层次发展……。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结于水而寒于水。人类出于“道”,最终也必定会“胜”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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