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

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与扩张举世瞩目,对于英语霸权问题多领域的研究,展示了英语霸权在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的庞杂性,也反映了确立一个相对有效的、全面的研究视角,以便对英语霸权的本质及其发展历程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与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基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本文采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对英语霸权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路径,可有效避免语言学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性,能够对英语霸权给予更精准的界定,并对其历史演变历程中霸权的演变形式与本质给予更清楚的认识;此外,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应愈加重视民族语言发展与全球性英语霸权的协调关系。
　　
　　国际关系视角下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
　　 考察国内外对于英语霸权问题的相关研究现状,首先便会发现,对于“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及其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晰、明确。
　　在语言学领域。虽然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更多集中于英语在全球语境使用中语言本身的演变,但其中不乏有从不同角度、侧面对英语霸权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进行研究,但却大多没有使用“英语霸权”这一概念。唯一直接使用“语言霸权”概念,并进行专著性论述的是挪威语言学学者罗伯特·菲利普森的《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本书对英语的全球扩张现象从一开始便确立了英语——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英语在英美霸权扩张过程中的语言政策及英语教学等活动,对其扩张的霸权本质进行结构性剖析。本书所使用的“语言霸权”概念英语为“Linguistic Imperial-1sm”,更准确的汉语翻译为“语言帝国主义”,而含义更接近汉语的“霸道”之意,作者在书中集中批判的也正是英语的“霸道”性。在语言学领域,除了上述直接针对英语霸权问题的研究外,还有大量关于语言社会性问题的研究。
　　在非语言学领域,“英语霸权”概念的提出源于“文化霸权”概念与理论。首先使用“cultural hegemony”概念,并对其进行理论建构的是意大利文艺理论家葛兰西。葛兰西关于语言变迁的研究,构成了他理解文化霸权的基础。在葛兰西的定义中,“霸权”含义更接近于“领导权”。此外,席勒使用和诠释了“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falism)概念,并将其研究构建于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之上。20世纪末,冷战以和平方式结束,使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取向逐渐成为热点。文化霸权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国际关系视角中,“文化霸权一般具体指各类语言霸权、信息霸权、媒体霸权和制度霸权。”尽管语言霸权成为国际关系视角中文化霸权的形式之一,但是在国际关系学著作中,很难看到有关语言方面的专门性讨论,汉得森在他的《国际关系》一书中,单列了一节“英语作为全球语言”来讨论英语问题,已经算是着墨较多的。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本文中将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建立在国际关系学的视角之下:
　　首先,语言的霸权性源自语言的社会性,而语言的社会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历史语言学的两个主要奠基人拉斯克和格里姆都指出了语言的社会性质。格里姆指出:“语言就是历史,不是指文献,而是指语言本身包含着社会内容。”后来,新法兰西学派代表人物和语言学家博厄斯和萨丕尔都再三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性。到了20世纪中期,斯大林沿用了这种思想。肯定语言的社会性是确定语言霸权性由来的基础。
　　其次,语言的历史往往同各民族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在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和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然而,语言作为民族国家的重要身份认同标志也是在近现代伴随英法美等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才得到空前强化的。英美霸权是近现代以来逐步发展、强盛起来的两个民族国家霸权,因而英语霸权从兴起之日起到目前为止,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语言霸权性。
　　第三,语言作为传承文化的工具,其与文化的关系是相互涵盖、彼此互动的: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使得英语霸权成为英美文化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

　第四,汉语中的“霸权”本义似乎与中国先秦思想家孟子所说的“霸道”(与“王道”相对)更接近;然而,当代形式的霸权正如王逸舟所总结的那样:“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因而本文中“霸权”含义界定包含“王道”与“霸道”双重含义;而本文中“英语霸权”概念中的“霸权”也是双重含义的结合:“王道”表现为英语依仗英美国家超强实力建立起来的领导权,在世界倡导、推行其制度、原则、价值观的同时,将英语语言推行到世界各地;“霸道”表现为英美对语言推广与其他制度、价值观等的推广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和强制性。本文中“霸权”对应的英文“hegemony”与“impefialism”通用,“hegemony”其本义是指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关系,其含义更接近汉语的“王道”,而“imperialism”更强调“霸道”性。
　　基于以上对“英语霸权”概念的界定,本文通过对英语霸权的历史演变的考察,确定了英语霸权的具体内涵:伴随英美霸权的历史演变,英语霸权经历了从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到制度语言霸权,再到软权力语言霸权的历史演变过程。本文对英语霸权历史演变过程中体现出的上述三方面具体内涵的确定,强调了英语霸权的民族性,更好地反映了其作为英美国家文化霸权逐步深化的过程,突出了后冷战时代英语霸权在国家霸权中发挥出的愈加重要的作用。
　　
　　大英帝国与英语作为地理平台与制度语言霸权的建立
　　
　　英语作为英国民族国家语言,是在中世纪晚期,伴随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的孕育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国家语言性质。英法百年战争(1338-1453年)是英格兰走向民族国家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对于英语来讲,“百年战争”结束了在英国少数统治者使用法语而广大人民使用英语的奇怪现象,为英语在英国恢复使用扫除了障碍。都铎王朝(1485-1603)的统治是英国走向民族国家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对英格兰一百多年的统治中,其几代君主完成了统一和创建民族国家(民族君主国)的民族任务。而1648年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 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得“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自1648年维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数百年里国际关系体系的最本质的内容,直到今天也没有离开这个主题。”民族语言作为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作为民族文化的反映与核心。其在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随之日趋显现出来。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再属于君主个人,而属于整个“民族”,英国民族国家从形式上基本形成了。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最大限度地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国家军队、全民教育和新传播媒体的陆续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而民族语言成为这个过程的核心所在;“所有大不列颠人,无论是英国本土还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被要求忠于新英吉利民族的象征:标准的英语、起立并高唱皇家国歌《上帝保佑吾王》,还要表示对英国国旗的尊重。”英语作为英吉利民族的语言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民族标志,之后便是其追随第一与第二大英帝国征服世界的历程。
　　“英语地理平台语言霸权”的建立指英语伴随大英帝国在各个殖民地的扩张,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通过帝国的殖民统治,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占主导地位语言的过程。英语作为英国的民族语言,其海外扩张的第一步始于17世纪初,是英国人通往北美的初始航行为英语的发展揭开了新的篇章。在北美洲,从1607年第一批移民到达切萨皮克海湾并定居开始,到1783年美国独立,第一大英帝国建立起了以北美为中心的殖民地:由于北美最早移民以英国人为最多,英国人又是最大的民族群体,占殖民地总人口的90%,且在殖民地政治经济生活中掌控着大权,因而他们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等构筑了后来美国社会的基础,即使在殖民地时期,美国的语言就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人们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在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主要来源为从非洲大量输入的黑奴。从1680年到1786年,英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地就接收了200万非洲奴隶。由于黑人所操持语言各不相同,导致一种以英语为基础的黑人混合语的出现。在南亚,从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开始,随着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不断扩展,印度成为一个遍布东南亚的说英语帝国的拱顶石。由于印度土邦与部落林立,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英国的殖民统治使英语在印度次大陆逐渐成为管理和教育领域的通用语。1834年制定的《麦考利备忘录》成为英国在南亚殖民地语言和文化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对印度的教育制度和语言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第一大英帝国终结之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更为庞大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日不落帝国”又建立起来,并逐步达到了它力量的顶峰。伴随第二大英帝国遍布世界的殖民地的建立与发展,英语地理平台的搭建也进入迅速扩张阶段: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起来的移入式殖民地,由于依旧以英裔移民为主导,那里英语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与当年北美殖民地类似:在加拿大,到1921年,加拿大人口达8788483,绝大多数为白种人,由于法语在加拿大的势力,加拿大虽然以英语为母语,但其人数只占总人口数的58%左右;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不列颠群岛殖民者作为最早和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使英语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占据了主导地位,到1921年澳大利亚的白人为5436794,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占总人口数大约80-90%;在新西兰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占总人口数的约90%。在侵占式殖民地地区,英语地理平台的搭建主要反映在英语在殖民地所占据的主导性地位及其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人数上。在非洲,18世纪后期,随着英帝国一些慈善家和美国的“美国殖民协会”带动的反对贩奴运动的兴起,大量的奴隶被解放,并被带到与大英帝国的关系历史悠久的西非海岸。这些被解放了的黑奴交流的主要方式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尔语,这种独特的英语变体伴随19世纪初经贸的发展遍布整个西非海岸。在东非,大批的英国移民在东非定居,出现许多侨民和非洲出生的白人,这样,东非出现大量以英语为基础的变体。在北非埃及,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到1865年,已有8万欧洲移民进入埃及。19世纪80年代,英国占领埃及之后,英语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至少在私立外语学校,法语继续占据优势。在南非,由于英国对这个地区从一开始便强制实施英国化,到1814年,荷兰把开普割让给英国时,好望角居民约73 000,其中半数为欧洲籍,英语已成为殖民地官方语言。1910年,南非组成了联邦,确立荷兰语和英语同为其官方语言。然而,实际上英国人从不接受荷兰语和英语平起平坐。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英语对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影响始于18世纪后期,到马来联邦成为英帝国皇室领地组成的时候(1867年),英语已在整个地区成为政治、法律的传播工具,并在其他场合使用。到了1900年,英国在东南亚占有大片领土。英国教育体制在这一地区的引入使得学习者很早就接触了标准的英国英语,随着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潮涌人这个地区,学习英语人数有所增加,英语迅速成为职业用语和正式场合用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共同努力,“日不落英语”真正遍及世界每个角落,英语的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地位最终确立。

“英语制度语言霸权”是指大英帝国政治、经贸、教育、通讯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通过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传播并逐步确立起来,对当今世界大部分民族国家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确立了其各项制度的蓝本;而英语也伴随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与殖民统治,在建立起地理平台语言霸权的基础上,成为世界各地殖民地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通用语言,进而逐步深化为一种制度语言霸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政治制度(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语言霸权。英国殖民政府起初还不确定是否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政策来加强英语的传播,直到19世纪20年代,英语在大部分殖民地被广泛使用,殖民当局才意识到英语在政府部门的普及不仅在道德上是有理的,在行政上也是有用的,从那时起,殖民者开始有意识地在英帝国殖民地推行“英国化”:政治制度上,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制度;观念形态上,包括文职人员、司法人员以及军队等方面的活动行为规范;而英语通过制度的实施和人员行为的规范,深入到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19世纪在南非的“英国化”时期,好望角总督查尔斯·萨默塞特(Lord Charles Somerset)颁布了一个公告,要求从1825年起,所有官方文件必须使用英语。19世纪英国创建自己的非洲帝国的同时,以自身体制为蓝本,强制推行新的管理和行政制度,逐渐取代古老的以长老、酋长、秘密社团以及年龄等级的权力为基础的统治模式。行政部门、警察、军队和审判制度全部承袭英国。
　　其次,表现为国际经贸制度语言霸权。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从17世纪一直保持到20世纪初,它使得近现代发端的贸易、金融体系从一开始就按照英国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是英国商人在历史上逐渐创造出今天的股份制、银行、交易市场、保险业、跨国公司及其基本管理及经贸模式,成为今日‘国际商务惯例’始作俑者”。在商品贸易方面,无论是 商品交易还是商品本身,都附带有大量的语言信息:“在英国货物销往世界各地的同时,英语也随之到达世界各地。英国著名的陶器制造商韦奇伍德,在向欧洲大陆推销他的货物时,配上了双语商品目录,正是从这些目录上,世界各地的商人与顾客,学到了第一批英语单词”。而金融业与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的管理还是服务,都更多地涉及书面语言的使用与口头语言的交流,英语奠定了作为国际经贸及其相关服务行业领域的通用语的基础。
　　第三,表现为教育领域语言霸权。英国的教育制度对其殖民地国家教育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国家教育制度上的一致性通常是在中学奠定的,它们的中等学校以英国学校为模仿原型,常常受到当地英国教会组织的监督,并从英伦三岛派遣教师到学校任教:而英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是英国在向亚非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后期扩及到各个殖民地的,目的是确保大学新生的录取质量。教育制度上的这种一致性为英殖民地国家形成共同的文化奠定了基础,而英语是他们共同文化的基础。例如,印度的公立中小学既开设印地语,又开设英语,但大部分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去,因为大学考试使用的是英语,并且大学课程的94%是用英语开设的。
　　第四,表现为通讯与传媒领域语言霸权。19世纪中期出现的电缆通讯,让英国人将全世界进行了有线连结,这使得他们得以拥有推广其语言的早期优势;他们对全球电报网络的控制则导致英语成为了国际贸易和服务业的主要语言。在新闻出版业,英语作为主导媒介语言的地位已有400年历史。19世纪末,电报在大众传播媒体中的广泛使用,让英文报纸的传播更广泛、更快捷,影响力更大。无线电广播是另一种对无线电的应用。1922年,英国广播公司的建立,对于英语的发展又是一座里程碑。从一开始,BBC对英语就持有一种全球性(当时是帝国型)的态度,其宗旨为“推行英语及其影响力”,以及向全世界“传达英国的价值标准”。
　　
　　美国霸权与英语作为软权力语言霸权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的综合实力,登上了战后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巅峰,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全球性霸权国家。20世纪初期,在第三世界国家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西方国家二百多年殖民在全球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和制度遭到了强烈的排斥与抵制,英语霸权也因此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但之后又很快卷土重来,这一次拯救它的是美国,英语霸权再次确立是以美国民族国家语言——美国英语为标志建立起来的。与大英帝国时期的地理平台和制度语言霸权相比,美国霸权下的英语霸权更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即由于人们对美国英语所代表的美国先进的科技与文化的崇尚而主动接纳、学习和运用英语,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渗透;而在后冷战时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型经济中英语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甚至起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进而成为一种软权力语言霸权。将语言视为一种软权力,是针对语言的社会性,跨越语言学界定范畴,在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下,以约瑟夫·奈的软权力为理论基础提出的。约瑟夫·奈认为,“软权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即一种思想与文化的影响力。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软权力,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资源,实际上反映的正是语言对思维与文化重要的反作用力。语言软权力霸权的提出可视为对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的细化与补充。

在冷战时期,美国大众文化和传媒的兴盛及其美国冷战时期的“文化渗透”战略的有效实施,促使英语霸权向软权力语言霸权深化,尽管这个时期还只是初具雏形。
　　首先,美国大众文化与传媒的兴盛使得美国英语风靡全球。20世纪美国传媒业的发展,将新闻、体育、饮食、甚至政治都与娱乐融合为一体并走出了完全的产业化道路,顺应了大众文化在20世纪的产生和发展的潮流。当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的必然选择时,美国的大众文化自然对它们的公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使美国大众文化在不长时间内便风靡全球,而且至今仍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由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独特魅力,人们对美国文化的象征——美国英语的态度是积极接纳的,甚至是崇拜的,接受和学习美国英语,意味着步入富有吸引力的美国化生活的第一步。以美国大众文化的代表电影和电视为例。“好莱坞电影在向观众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同时。也起了‘英语教师’的作用。电视出现并且进入千家万户以后,起到的作用多少与电影类似,而其影响则更大。”美国英语在全球的风靡,美国获得的不只是崇拜,还有极大的经济利益:“人们闲暇的时候,便按照电视广告的引导,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商店买东西,以至于像美国人嘴上常说的:Shop tdl you drop”;到1975年,在全球54个国家中,美国电影占这些国家的电影进口总量的26%-61%,而到1987年。美国电影占了整个世界电影市场的一半份额还要多。
　　其次,冷战时期美国的“文化渗透”战略促进了美国英语的深入渗透。“文化渗透”战略,是在美国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特定的冷战环境下提出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部分,指通过“增加公众和公众之间的接触,增加文化、科学和教育的交流和增加代表两国各方面生活的代表团的互访。除了改进我们的宣传活动外,我们也应该利用电影、唱片和西方生活的真相来打破苏联人强加于波兰人民同西方的长期隔离。”可见,“文化渗透”的核心内容是科技、文化与教育,而英语既是宣传内容一部分,又是其他内容的载体。由于美国“文化渗透”战略的实施,到80年代,在全球出现了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先进文化、生活方式的全球性崇拜,并纷纷效仿,而英语作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最直接代言人,更是受到了膜顶崇拜,其程度如乔治·斯坦纳所说:“英语是目前公认的美国国语和英美技术与金融等领域的通用语……英语,尤其是美式英语,似乎给予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年轻人——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物质进步、科学与实践经验进程的代名词。整个世界大众消费、国际交流、通俗艺术、两代人的冲突、技术专制都被融入到美式英语、英语引证和语言习惯中。”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冷战是借硬、软权力的结合取胜的:“前苏联在宣传和文化项目上无法跟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并驾齐驱,柏林墙早在倒塌之前就被美国的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英语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软权力作用。在中国,“在1983年,有大约一亿中国人收看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系列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西方媒体对一群群中国人在工作之后练习英语,或排着队伍在过往游客身上试一下英语的景象给予了相当大的宣传。《跟我学》的主持人凯茜·弗劳尔(Kathy Flower)变成了国家名人,到处能被认出”。在前苏联,美国音乐家、前国防分析员杰斐瑞·巴克斯特曾慨叹:“1987年,我在苏联首次的户外摇滚音乐会上演奏。尽管我们的唱片在苏联被禁止出售,但在场的4万观众对我们演唱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了如指掌。” 在爱沙尼亚,“英语具有一种象征性的价值:将其从社会主义经济中拯救出来,纳入到西方经济体系中来。英语使这个国家可以完全融合于欧洲联盟”。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霸权非但没有像一些学者预测的那样走向衰落,反而更加牢固,并且其霸权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主要依靠政治、重型经济的霸权逐步转变为越来越依靠信息化新经济、传媒与文化的新型霸权。在这种新型霸权中,软权力资源成为美国综合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新型霸权中,以美国化为主导的、信息技术推动下的全球化、大量新兴的信息产业及其相关的服务业出现以及美国超级传媒集团的全球扩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语言的依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语言与通讯比以往任何时刻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都重大的时期。”英语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地完成了第二次全球扩张的旅程,英语软权力语言霸权地位最终确立起来,并在美国新型霸权中,以独立的软权力因素,发挥着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巨大作用。例如,在政治领域,2001年“9·11”袭击后,美国兰德公司以教育改革、美国国家安全和“反恐战争”为借口,在伊斯兰国家提出了惊人的改革倡议:“更多英语,更少伊斯兰语”;在教育领域,同样是在“9·11”袭击后,美国大学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考虑,对来自海湾阿伯拉国家的学生名额进行大幅度削减,“这刺激了在本地提供‘具西方质量’的课程的需求。具有英美风格的大学在这一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再一次产生以英语为教育媒介的需求。在传媒领域,“1998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泰塔尼克号》,在全球票房收人为$1,835,400,000.00”。“好莱坞凭借美国这个经济巨人的雄厚财力,耗费天文数字般的巨资。推出一部部震撼人心的所谓大片,又从亿万意乱情迷的观众那里挣回同样是天文数字般的利润。”

综上所述,从地理平台语言霸权到制度语言霸权,再到软权力语言霸权,反映了英语霸权作为英美民族国家语言霸权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语言霸权作为文化霸权的核心,其霸道的本质毋庸置疑。英语霸权在全球导致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并形成与国家霸权所形成的基本相同的“中心一外围”格局。这种新的社会不平等首先是英语霸权本身导致的,例如,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英语被看作是象征权力、成功和名誉的语言,英语的熟练程度直接与是否能获得财富和信息相关。在很多国家,过去贫穷是地域、阶层、性别、种族等因素的结果,而现在英语也成为其中因素之一,“它加大了城市与乡村、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差别,使得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局限在极少数人中”。英语作为其他文化霸权形式的载体,是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的另一主要原因。例如在传媒霸权方面,正如英国媒体分析学家詹姆斯·霍露兰指出:“不管我们从国际传播研究的哪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其本质上的依附形势。它的特点是价值观、观点、模式、方式和资源从北到南地单向流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使用英语的社会向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单向流动。”
　　在面临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今天,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自由主义霸权和世界霸权,它必须关注的一点是,“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行为体的优势违背了被所有行为体视为最重要的预期——平等”。对于英语霸权的未来,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换言之,对于“平等”的关注和反应,是英语霸权在未来岁月里所面对的最重要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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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济霸权和科技影响力催生了英语的语言霸权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规律作用加剧，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法西斯国家与反法西斯国家两败俱伤，唯有美国在战后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为美国获取世界经济霸权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具体步骤是通过领导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并按照美国的意志建立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使其成为美国经济扩张的工具，从而一步一步地确立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权。随后，美国与苏联一起成为两个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随着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确立，在一系列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协调机制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当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制度安排。在此制度安排下，为维护自身的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联系利益，世界各国纷纷选择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美国文化的载体——英语，携带着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向全球扩张，在政治、经济、科技领域不断渗透，英语全球化运动开始由横向扩张走向横向扩张与纵向深化相结合，其后果是逐渐催生了英语的语言霸权。
    首先，美国的经济霸权使英属殖民地独立后纷纷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但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十分落后，迫切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为了防止它们为了经济援助而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也为了防止即将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选择共产主义的道路，使它们即使摆脱了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也要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内。杜鲁门政府实施了带有浓厚冷战色彩的“第四点计划”。尽管“第四点计划”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非常有限，但美元以及技术援助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的压力，促使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后纷纷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英国用殖民霸权打下的英语全球化的基础，美国用经济霸权使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第二，美国的经济霸权及其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使英语在一系列国际组织中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语言。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最权威的国际政治组织，以英语为母语的美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特别是联合国建立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相应地在国际事务的参与、协调、处理中表现出来，英语在国际事务中因此成为主要的交流工具。虽然名义上英语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但事实上已是联合国的最主要的工作语言。不仅联合国原始文件80％是英文书写的，而且“在联合国各种场合中使用的语言95％是英语。”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先前的关贸总协定而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中，英语也成为主要工作语言。此外，在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100多个区域经济集团中，绝大多数都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例如，2006年欧盟春季首脑会议上，欧盟商业游说团负责人、法国商界领袖塞埃在发言中使用的语言就是英语。据统计，“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从而使英语在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等领域广泛运用，进一步走向强势。
    第三，美国的经济霸权，特别是其所拥有的世界科技革命中心的地位，使英语在世界科技领域成为最主要的交流工具。战后以来，全世界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重大突破都主要来自于美国，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美国拥有明显的优势。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纷纷了解、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引进其先进的机器设备。不仅如此，在国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必须用英文写作，重大国际专利的申请材料必须用英文书写。“1997年全球发表的92．5万篇科学论文，其中75％用英文撰写。”英语成为全世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的通用语言。
    第四，美国以其经济霸权和世界科技革命中心地位为支撑，在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居世界领先地位，使英语的传播覆盖全世界。首先，美国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并且用英语开发了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操作系统DOS、WINDOWS，其“WINDOWS系统占据全球操作平台应用量的95％”。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必须用英语开发，英语成为计算机的语言。其次，几乎每个门户网站都开设了英语学习栏目，为全世界英语学习者提供方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等于英语传播网。英语在网络通信领域成为通用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它使英语通过互联网席卷全球，进一步加速了英语的全球化发展进程，把英语全球化的高潮推上了顶峰，英语的语言霸权得以确立。
    英美霸权对英语全球化的推动具有突出的特点：
    首先，英美两国推动英语全球化的发展，其依靠力量都是霸权。所不同的是英国依靠的是殖民地霸权和工业霸权，其军事和政治性质十分突出，带有征服者对被征服者实行语言同化的色彩，这一点在非移民殖民地尤为突出；而美国依靠的主要是经济霸权和科技霸权，政治和经济性质非常明显，既有扩展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一面，同时也由于其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实力所释放出的巨大影响力，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成为世界多数国家自觉的选择。
    其次，英国对英语全球化的推动突出表现在横向扩张，从地域的拓展上为英语的全球化打下基础，并把英语的种子撒向大英殖民帝国；而美国对英语全球化的贡献则是双重的，它使英语的传播由横向扩张演变为纵向与横向结合的立体扩张。一方面，侧重推动英语的纵向深化，使英语的传播深入到国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使其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世界科技、文化等领域成为强势语言；另一方面，对英语的传播以全世界为平台，不仅巩固了英国打下的英语全球化的基础，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把英语的扩张推进到英国的殖民霸权所不能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促成和巩固了英语在世界6000多种语言中的强势地位，确立了英语的语言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