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纪行

     在今天的中国，凡是提及共产主义，提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的探索，总会引来有些人的反对。我这个小文也不例外。尽管这只是一篇记录南街村行游的游记。可见，中共的未来道路有多么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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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纪行》反对文章《从南街村说到共产主义》链接：http://bbs.zhongcai.com/thread-212551-1-1.html

凡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读者可以根据以上两篇文章的跟贴，理解当下的中国环境，以及人心境界。

南街纪行

　　2011年，利用五一放假的机会，我和两位有着相同志趣的人，展开了一次理想之旅，探访了一个“理想国”。


　　说她是“理想国”，因为她坚持了集体经济。村民的生产、经营集体化，村民的分配采用了工资加供给制的办法。在国家制度废除人民公社模式30多年后的中国土地上，她的存在全凭了理想的支撑。尽管她只是一个小村庄，但她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远大理想足可将其称作“理想国”。她的名字叫南街村。


　　知晓南街村，说来也有七八年的历史了。最早知道南街村的有关信息，是从网络上获得的。之所以关注南街，就是因为她怀揣着共产主义理想。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的行动更是一次求证之旅。去南街这样的出游不是为了散心、不是为了玩儿，只是为了心中对于理想的偏爱。


　　前几年，五一还是被称作“黄金周”的，政府为了鼓励大家旅游，故意放长假。现在变了，五一只放一天假，加上周末，刚好有三天连在一起休息。尽管只是个小长假，出行的人依然不少。我们选乘的是火车硬座，三个人兜中本来拮据，却要把这拮据用“理想主义者清廉”的精神胜利法掩饰，这样倒也释然。4月30日开始放假，4月29日还在上班，当天下了班才奔向车站买票，早就知道不会有座位。拿着无座的车票登上了由西北开往汉口的列车，车上的拥挤程度不亚于当年发往汪精卫统治下的汉口的列车。“黄金周”没了，五一的拥挤却还在。那么多的人，都在四处奔波，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钱。满列车都在讨论钱。


　　南街村在临颍县，临颍县在许昌与漯河市中间，但属于漯河市管辖，我们为了乘车方便，多坐了一些路程，直接奔到了漯河市。漯河市与中国的大多数地级市一样，杂乱，无秩序。从漯河发往临颍的公交车我们等了足足1个小时。不过，这里是中原大地，公路非常平坦，望着两边绿油油的麦田，心中不禁感叹这是一个养活人的好地方。


　　快接近县城时，车上的人说南街村到了。我们三个人匆忙下车，一条宽广的道路已然呈现，道路上面搭了一个大大的拱门，书着南街村的大字。两侧是高大的绿植，道路干净整洁。这条大道叫颍松大道。沿着颍松大道前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涌现：从1980年代废除人民公社至今，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人们除了在阅读教科书和历史书时才会提起公有制、集体主义，但南街一路坚持了下来。眼前与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毫无二致的南街，联系着久远的历史。身为80后，我们三个人从遥远的甘肃自发地前来参观，或许连接我们的又是梦。南街企图实现20世纪大半个地球上的人都曾追寻的梦，而我们呢？我们循着嘈杂的铁轨声，寻望历史残存的梦，有别人的梦，有自己的梦。


　　我们选择住在了南街宾馆，宾馆的设施明显老化了，但很干净整洁。宾馆所在的空间很安静。在火车上站立了整整一夜的身躯早已疲惫得要死，眼见有床榻，我们顾不上进食，倒头即睡。


　　下午两点半，我们匆匆起身赶到了村党委办公大楼，去见提前约好的南街党委办副主任段临川，段是退休了之后依然愿意为村集体服务的老同志。他给我们介绍了南街大致情况。其实他所介绍的东西我们早在网络上有所了解了，便特意问了一下2008年的舆论问题。


　　2008年，南方都市报对南街村进行了污蔑报道，他们在没有向南街村采访的情况下，通过道听途说的办法，诋毁南街村，歪曲事实。在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年，放出南街村即将倒闭的反共“大卫星”，至今在发酵。那些抱有偏见的言辞，貌似公允地出现在全国的媒体。让国内受到资产阶级物欲毒害了的人发疯地转载批判着。比如说某位村领导死后，办公室的保险柜搜出了2000万现金。这真是不可思议的 “客观报道”。段临川说：“试问，2000万元能否用保险柜存放？”就连这样低能的错误，他们都能犯。可见，任何媒体所谓的客观真实性都有虚假的一面。人们为了论证某个观点的正确，总要把敌对的事物百般指责，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对于舆论，南街的态度有三，一是冷静的态度，多听多看多分析。二是端正的态度，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接受批评。三是积极的态度，积极地热情地接待方方面面来访者，实事求是与来访者见面。


　　关于这个报道，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08年在很多渠道做了以下回应：一是改制问题。南街为了上市融资，把部分村企业变成了股份制，签订协议班子成员都持有股份，与此同时，还签了个声明，声明班子成员持有股份为集体股，不属于个人股，个人不投资、集体投资，个人不分红，集体分红。王宏斌说这个可以去查账，班子成员没有分红。


　　二是资不抵债问题。南街总资产26亿，银行贷款15.9亿，其它欠账1.1亿，外欠债17亿，负债率65%，不存在资不抵债。


　　三是南街企业倒闭半倒闭状态。2004年南街经济发展最差，实现销售收入10个亿，2006年12亿，2007年14.7亿。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南街的企业由2004年的低谷逐步走向了好的发展方向。


　　四是王金忠问题。2000万现金办公室放不下，要20个保险箱，南街村办公室没有一个保险箱。二奶问题组织也没有调查落实。王金忠早年有功，不能因为王金忠有错误就说南街村党组织集体有问题。陈良宇出了问题，不能说政治局有问题。


　　五是永动机问题。这是我王宏斌一人独断专行、一手操作带来了经济损失，在2001年作了检讨，并请求上级处理、请求村民进行惩罚。


　　六是假种子事件。2004年，南街村和航天部下面一个航天育种中心合作搞育种。这个中心没有经营资质，由其所属的一家种子经营公司具体合作。南街投入520万，当年种出种子105万斤大豆。但南街和育种中心所属的种子经营公司都没有种子的销售资质，南街再次委托东北一个有种子销售资质的单位进行销售，结果只给了南街村114万元。南街也是受害者。种子是航天部研制的，销售是别人，不存在南街村销售假种子坑害农民的问题。


　　以上问题，如果南方都市报本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目的亲自去一趟南街村，可能会核实很多问题，不至于出现保险柜放２０００万的笑话。问题是，南方都市报却没有这样做。

　　　　段临川随后给我们安排了导游，带领我们参观了南街的文化阵地、居民楼、企业生产线。南街2010年的游客接待量50万人次，这个数字比我所在的某市同等级的景区游客接待量要大好几倍。而我所在市的旅游业可是领导拿着重金在培育的。说明中国人对南街村还是有很浓厚的兴趣。


　　在南街的绿化区，植被葱郁，鸟语花香；在南街的生产区，厂房整齐，生产有序；在南街的住宅区，妇幼祥和，欢声不断；在南街的街道上，干净整洁，车流有序。傍晚时分，我们从南街村的朝阳门穿过，前往临颍县城。这个城门曾被人称为独立王国的标志，但我们的感受是，南街的人可以随意进入县城，县城和周边村庄的人也可以随意进入南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唯一的隔阂就是南街的街道上太干净整洁、而县城的街道过于脏乱差。南街的干净在全中国的城市都很少见，而临颍县城的脏乱差是全国所有县城都具备的。


　　在南街，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村里的广播在早上会播出毛主席论著。在南街的广场上，还矗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塑像周围立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些都是质疑南街村的人反对的。在旅游园区，南街村还微缩修建了井冈山黄羊界、毛泽东故居、西柏坡等毛泽东出生、革命、生活过的景点。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五卷楼。这是一幢塔形楼房，计划在各层陈列石碑，镌刻毛泽东选集的内容。但这个工程在大楼建好后，一直未能成型。原因是2004年南街的经济遇到了巨大阻力。所有这些做法，都有着“极左”烙印。对于这些表面的做法，我也不大推崇。但这种做法是人类所有精神图腾的表现方式。如果连外化的表现都不愿意做，那内心肯定更不会真正认可。


　　其实，南街人的生活水平、生产方式、人际关系才是对毛泽东的真正告慰，才是对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实践。


　　今天，南街村的企业很多，已组成了南街村集团，在宣传材料上看看憨厚的王宏斌，这个南街集团的一把手，身价数十亿，但他自己每月只领几百元的工资。按照风靡了30多年的理论，他绝对能够成为一个月薪数百万的老总。但是，他不是，他的一切都献给了理想，献给了南街的3000多口人。人生短暂，如今已是60多岁的王宏斌，用他的理想改写了一个村庄的命运，他所有的奋斗和理想，只有一个微博的结果------南街的3000多口人没有经受“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而人人平等地幸福地生活了几十年-----但这却是伪善的某种人不以为然的。


　　当南街用自己的行动出类拔萃地站立的时候，那些伪善者便投来了指责的唾沫。利用银行贷款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被中国人运用了30多年。但南街采用后，被人指斥了。那些对共产主义身怀仇恨的人不容许共产主义信仰者采用他们的办法扩大再生产；发展为了老百姓，是所有人都公认的发展理由。但是，南街村将近30年的高福利模式让老百姓幸福自由生活的成果在某些人看来居然是不足一提的。他们只盯着企业主的帐面上有没有盈余。而南街的企业是集体所有，企业盈余用于企业主-----村民集体，这在某些人看来不是成就。


　　任何事情的发生，总会引来别人的评头论足。人类在没有实现大同之前，其实很少有客观。所以一切评论别人的观点，多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角度看问题罢了。在前往南街村的公交车上，我们有意和车上的当地人问及南街村。一位坐在我身后的肥头大耳的大哥，他衣食无忧的举止一看就像一位公务人员或是老板，他对南街大加指责并称南街的模式不可复制。而我们与身边一位老太太的交流却是完全不同，老太太是南街邻村的，她说自己的地被征光了，每年只有几百元的生活补助，不打工就会饿死，他自己非常希望生活在南街村，但是她没生长在南街村，只能说没那个命运。在临颍县城的小饭馆，老板娘也是非常羡慕南街村人的生活。由看待南街的不同观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信仰是更多穷人的热衷。


　　人类一直没有消灭穷人。据说孔夫子发明了“天下大同”之说，但他满是“君君、臣臣、贵贵、贱贱”的思想体系里是否的确有大同理想，是有人驳斥的。但中国的康氏有为的确提出了大同思想。他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但他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梦想，因为他到死没有找到实现的路径。而外国人马克思的大同理念即共产主义思想是确确实实制定了实现的路径。关于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争论是非常深奥的问题，现今的人类世界，大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觉得，不管共产主义能否真的实现，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理想，绝对是必要的，建设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关注社会的社会主义能让全民平等地生活，这是不容质疑的事情。


　　推翻中国封建制度的革命先驱孙中山结合康有为的大同书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在三民主义中确立了自己对于美好社会的构想。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又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


　　物化的表现容易做到，人真正的幸福感却是不容易构建的。在南街，我们着重考察了村民的生活状态。我们访问的一户人家给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居民楼下那些衣衫洁净、神情安逸的人告诉我们，这里的一切不是宣传的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赵亮是许昌姑娘，2008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播出了一期有关南街村的节目，里面提到了赵亮。我们几个人在南街居民住宅区采访时，偶然碰到了她。他曾毫不讳言，自己是奔着南街的制度而来的，尽管工资不高，但衣食无忧。有了村集体的操心，村民可以轻轻松松地生活。如今她已成为了南街的媳妇，有了自己的孩子。


　　2011年6月30日，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李亚楠受新华总社委托到南街村采访。通过对南街村的采访，李亚楠深有感触地说：“南街模式不会产生贫富差别，村民的生活处处由集体安排，不像其它地方的农民，事事都要靠自己操心，所以他们在生活、思想上的压力就小很多。南街村今后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希望南街村能够越走越好！作为媒体，我们会尽可能地宣传报道南街村。”


　　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描绘了人类美好的未来，人类应当坚信其美好，并为之奋斗。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或许也不是唯一的一条。段临川告诉我，在日本有南街的友好村，尽管不叫共产主义村，但人家的分配、生产经营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从现今人类实践共产主义的已走道路来看，不论苏联、中国还有其他，都取得了成就，也有很多错误。比如实践无产阶级专政过程中的民主问题，往往是混乱不堪的。容易让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而真正的恶棍却逍遥法外。既然是为着人类美好图景而设计的道路，就应当允许信仰者为之实践。


　　今天，有识之士正在探讨中国如何走共同富裕的问题。有人说，解放后的前30年是坚持共同富裕，但进步缓慢。而改革后的30年是一部分先富，但出现了0.4以上的基尼系数。有人说，改革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改革的过程中忽视了分配问题，应该齐头并进从才对。有一个研究劳动关系的中国教授曾在苏联垮台后考察过俄罗斯的社会，他的感受是，即便失业了，俄罗斯人也不慌不忙，压力不是很大。原因是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弃给工人公费医疗和免费住房。


　　其实，共同富裕才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拿未来说事，反而是资本主义一直热衷于倒卖期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将共产主义视为‘现实必须为之做出调整的理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真正废除事物现状的运动’”。


　　南街不是刻板的教条者。他们创造的“外圆内方”（外圆就是适应大气候、依法与市场经济接轨；内方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内部顺民心合民意，遵守村规民约，加强内部管理）治村经验，在保证物质水平提升以后，没有出现全国都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在1982年全国包产到户期间，南街迫于压力也分了田，但分后效果并不理想。没分前每亩产量1000斤以上，分了之后倒下降了。由此，南街又走了将入地收归集体的回头路。由两个小企业起步发展，至2010年，产值接近20亿 。2004年11月，包产到户发源村-----小岗村前书记沈浩来到南街时，写下了“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的留言。2005年，媒体报道小岗村还有人住着茅草屋。沈浩积极争取资金才消灭了茅草屋。


　　2011年5月1日，我们赶上了南街村的升旗仪式。伴着晨曦，由南街民兵乐队演奏的庄严国歌声中，我们目睹着五星红旗在南街升起。望着五星红旗，我望见了华夏的千百万村庄，我望见了村中的亿万农民，他们衣衫褴褛，清贫如洗。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迅即，晨光染红了中原大地，南街开始了新一天的日子。我们离开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陆续赶来。
  附反对文章：有南街说到共产主义

从《南街纪行》说到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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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南街很有名，但我却不知道，真是惭愧得紧。读海凹先生的《南街纪行》一文后，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小村子。海先生说这个村子是个“共产主义小社区”，是他的“理想国”，但从文章的描述来看，它却不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不仅如此，读着文章，我心中倒产生了诸多的联想与疑问。　　

　　首先我怀疑：这个南街的作法是不是作秀、炒作或圈套？文章说：南街村共有3000人，可一年到这个村旅游的人数高达50万。如果南街实行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来人的吃喝住行都不要钱，那就不用说什么了；如果南街象中国其它地方一样收钱，这50万人，该给南街带去了多少银子啊？海先生说他三五天时间就花去了一千多元，这一千多元中投放到南街的该不会少于500吧？如果平均每人按500元计算，50万乘500元等于25000万。南街人平均每人就赚了8万多元……乖乖！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我就怀疑南街领导人的实际用心了。是不是他们故意诱骗年轻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来“朝圣”好赚大钱呢？要知道，中国很大，这样的左派和理想主义者是很多很多的。（写到这里，我真想建议我们市也制造一个“南街”，好发展市上的旅游事业。）

　　南街是个“红村”。据文章说，南街正在实现着“共产主义小社区”。

　　关于共产主义，有必要详细说说我对它的观点。说实话，我也很向往共产主义。那么美好的社会，哪个人不喜爱呢？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会走向高度文明的。千万年后，人类肯定不会还是这么低级，还是这么互相残杀、互相仇恨、私念裹心、勾心斗角、欺蒙哄骗，为着自己的一点小利益而丧失人性。那时，人们的思想水平与觉悟一定是很高很高的。当然，那时的物质文明也是肯定是很高很高的。

　　共产主义也可以称为“大同社会”。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更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它由来已久。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之口。五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黄帝就曾经梦想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华胥国”。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之一的《礼记》中对它也有着描述。以后的人，包括“资产阶级”的学者在内的人，对它也有着很多的论述。

　　可以说，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共产主义或大同社会，这是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用不着当今的“左派”们和“右派”们来进行争论。

　　问题是怎样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它的途径如何？这才是人们关心的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论述与解释是多元化的。马克思曾经批判过至少五种不同于他观点的共产主义理论，象所谓的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巴贝夫的平均共产主义等。虽然批判，但依我看来，在共产主义真正到来之前，很难说清谁的说法正确，谁的说法不正确。

　　对这个社会，外国人早就进行了实验，那就是著名的“乌托邦”，结果是失败。不失败是不可能的。前苏联和它麾下的一些东欧小国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理论，毛泽东不认这帐，骂它们是“修正主义”。最终，前苏联的“理想”也破灭了。毛泽东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更是使人瞠目结舌。他竟然在六、七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轻率地搞起了他的“共产主义”实验。他先将所有的中国农民都“组织起来”搞“集体化”，成立“人民公社”；前后不到三五年的时间，他就大刮“共产风”，要求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报酬工分制，生活食堂化，劳动力统一调配，劳动果实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加入“人民公社”也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批斗，斗得你总有一天低头服软。

　　毛泽东“跑步进入”的做法是十分荒唐的。它在理论上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集体化”后，农民失去了土地权利，失去了耕作的自由，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人家让你种高粱，你得种高粱；人家让你种小麦，你得种小麦；人家让你丢下农活去大炼钢铁，你就得扔下镰刀去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不干你事；粮食亩产与总产人家让你怎么报你就得怎么报。产量只能高不能低；报低了，就反你的“右倾”，就拔你的“白旗”、就批判你斗争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就争先恐后地“乘火箭”、“放卫星”，将粮食亩产报为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十几万斤。按上报数字缴公粮，农民缴不上来，就说是“阶级敌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就挖地三尺地搜粮。这样的事情我就经过。我手头有个资料，就是离南街所在的临颍县不太远的光山县槐店公社，1959年的粮食产量本来只有1190万斤，上报数字却是4610万斤，公粮摊派是1200万斤。收不来公粮，县委书记刘文彩就带队来这个公社“狠抓阶级斗争”，第一天就拷打了四十多个农民，当场打死了四人；全县拘捕了1774名农民，光在拘留所里就死了667人……

　　当时的“集体化”就这么残酷！这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根据《南街纪行》中的描述，南街人对毛泽东还是很有感情的，还坚持着毛泽东的路线：“很多地方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村里的广播在早上会播出毛主席论著。在南街的广场上，还矗立着毛泽东的塑像，塑像周围立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这些都是质疑南街村的人反对的。在旅游园区，南街村还微缩修建了井冈山黄羊界、毛泽东故居、西柏坡等毛泽东出生、革命、生活过的景点。其中最大的建筑是五卷楼。这是一幢塔形楼房，计划在各层陈列石碑，镌刻毛泽东选集的内容。”

　　如果南街还坚持着毛泽东的路线，那么：南街现在是不是还坚持着“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还坚持着“天天读”和“早请示、晚汇报”？是不是还在大搞阶级斗争？是不是还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不是还在划分着“五类分子”？是不是还在“乘火箭”，“放卫星”？是不是还将几百斤的粮食亩产上报成几千斤几万斤？是不是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养鸡养鸭？是不是还搞着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一平二调”？是不是除“农林牧副渔”外农民什么也不准搞？是不是取消了工人中的“八级工资制度”？是不是还在搞“穷过渡”？是不是春节时农民还在地里大干苦干？是不是农民出村还要开证明，写上阶级成份、表现等等……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说明南街人真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值得我们佩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说明南街人其实在挂羊头卖狗肉，至少说明他们对毛泽东的那一套也进行了“改革”，说明他们也随着大流与时俱进着。别看他们挂着毛像说着毛话唱着毛歌，一副五体投地的虔诚模样，其实他们也背叛了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叛徒。

　　当然，不背叛是不行的。不背叛是死路一条。

　　南街实行了“集体化”，好象就公平公正平等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毛泽东“集体化”的时代就没有多大程度的公平公正平等情况。　

　　现在，一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总是认为毛泽东时代公平公正平等，没有“三座大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美丽得象是“天堂”。这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知识？依我说，那时虽然是“集体化”吃“大锅饭”的时代，但那也是中国六十多年来最不公平最不公正最不平等，对农民剥削压迫最深重的时代。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那时将人分了好多个等级，很多个阶级。每个人都有着“阶级成分”，待遇各不相同。动不动就批判就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分子……这些人任人打，任人骂，几十年来生活在十八层地狱中，几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些人并不都是“阶级敌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

　　就是在“革命阶级”内部也有着严重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现象。比如说，工人与农民都属于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对他们待遇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凭良心说，那时的工人也仍然是“无产阶级”，也很贫苦。一般人的工资除了养家糊口外，基本上所剩无几了。即使这样，他们比农民好多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不大，都是四、五十元，可他们每月有供应粮，平时有节假日，可以享受八小时工作制，可以住公产房，病了医药费可报销，老了有退休工资，死了有丧葬费。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可退休，退休后就闲暇无事了。

　　可几亿农民呢？公家给过他们一分钱吗？他们吃的是自己的血汗，病了至多去自己交过钱的保健站要上几片不值钱的药片，住的房子得自己修建，平时干活总是披星戴月，七八十岁了还在地里劳动着。死了棺材也是自己买的。那时候，农民想参加“工作”比登蜀道还难。不要说端“铁饭碗”，干个临时工都不行，甚至养只鸡养只羊都不行。一有天灾人祸，成千上万饿死的都是农民……

　　一样是国家公民，一样是劳动者，一样为国家创造着物质财富，但他们的待遇差别却为啥这样大？这公平吗？这公正吗？这平等吗？

　　令人可叹的是那些姓“左”的同志与80后、90后的年轻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总是在莫名其妙地“忆甜思苦”，看了几篇瞎说的文章就想像着那时的“好处”来。别人一说就死犟、抬杠。与这些人抬杠真是没有一点意思。

　　所以说，“集体化”并不一定能造就公平、公正、平等；“集体化”也并不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极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这里的“高度”、“极度”、“空前”、“大大”、“极大”含意究竟是何种概念，这只能由各人想象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要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做，社会应该怎样发展才能接近或实现这个目标呢？有人说中国的做法好，有人说前苏联的做法好，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做法好，有人说资本主义的做法好……在这多种模式中，我却认为以当今世界而言，瑞典这个国家的做法最好了，最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了，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旨意了。

　　瑞典的社会制度是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举，工农业高度发展，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来解决贫富、公平、公正问题。瑞典的生活必需品都是免费的或廉价的；虽然称为“王国”，但政治上实行的是宪政，很民主，很自由，很安定，很团结，很富足。据说，瑞典自己说自己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它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和社会产品高度发展、提高与丰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找到更加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措施。我认为，在当今各种社会制度中，私有制社会比公有制社会更能发挥出这种优势，更能产生效率和效益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认为：作为生物体的人，一般都有天生的趋利性。人最大的积极性是靠着欲望和利益来驱动的。人类的生产就是一种趋利结果。劳动的最大动力是利益。在私有制的社会里，人一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着。在公有制社会里，人被要求为自己与别人而劳动，那是被动性的。劳动者为自己的利益比为别人的利益而发挥出来的能动性会更大些。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民公社时，社员干定额活时积极性很高，这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干散工时却“磨洋工”，出工不出力。（那时粮食产量老是上不去，与此有着很大关系。）现在，土地分到他们手中了，他们在地里干活，没有一个胡日鬼磨洋工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自己干活，偷懒没意思。

　　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农村土地的个体承包经营要比集体化好些，生产效率要高些。对于南街，因为了解得不多，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村这么多，情况各不一样，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也应该有着多样性。南街觉得集体化好，就让他们集体化吧。凡正出自大家的真心实意就行。但不要一说集体化就与共产主义挂钩，就与毛泽东时代挂钩。这样一挂钩，倒会让人想起那个荒唐的时代而反起胃口。

　　集体化的生产效率与效益一般会比个体化差，但它也有个体化所比不上的好处。它的好处是有能力搞些单门独户所无法完成的工作。比如说兴修水利，大机器生产等。其实这些“好处”完全可以在个体化的条件下由政府来补充完善。比如说要干那些事时，地方政府可以出面协调，可以适当整合土地，可以拿出钱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等等。政府给工厂企业、公益事业投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就不能给农业和农民投些钱呢？　　

　　总之我认为，要共产主义早日到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下，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益，最大限度地丰富社会产品和物质财富。而实现这些内容的最佳途径是私有化与个体化，最佳的调节方法就是不断地加大社会福利。当福利达到很高的程度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私有财产，自然而然地消除私心杂念，自然而然地深化思想认识，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公平公正平等，自然而然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依此看来，瑞典的路子是正确的。南街也是一种尝试，但我看前途并不大。因为在一条还没有澄清的河流里，一滴清水不可能长期保持它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