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教育和道德的对话

            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在这几天召开的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批评说，“中国几十年的教育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在于，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维迎还说，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

            这也应该算是振聋发聩的宏论：“如果所有的学校取消了，中国人的知识会大大降低，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升”.。这个命题应该至少包含这样二层主要意思：

            第一，教育只与传授知识有关。这个观点不用我来说了吧，放在中学生哪里也是会被批得体无完肤的。

            第二，道德修为是无师自通的。理由同上。

            我们返回去看张教授前面说的话，又显然是把道德修为的培养归于学校教育的：他说“教育在培养人时没有注意培养人的自主创造性，没有注意培养人的道德”。张教授的自相矛盾不去管它，我们将错就错，说说知识、道德和教育之间的一揽子问题。

            教育是干什么的？从孔夫子起就有引不完的名言警句。但是，老师和学生们记得最清楚的应该还是韩愈在《师说》里提出来的定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简明扼要，主次分明。韩愈讲了三个方面，归纳起来就是二个方面，知识和道德。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教书育人”。“育人”重于“教书” 故韩愈把“传道”放在前面：“育人”难于“教书”，故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之说。现代教育家把少年儿童不做花朵，“要看好花，一定要由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体实在较花木还重要”（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学校就是这“土”，好老师就是“好土”。但是，现在苦于好老师不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的来源有二个方面，一是上学读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现在中国的教育把这个关系颠倒了，“应试教育”“高分低能”应运而生，一发不可收拾了。张维迎说取消学校，人的知识就少了；这个答案只能给半对。中国现在的学校可谓多如牛毛，世界级的的思想家、科学家几乎为零；中国古代没有多少学校，世界级的思想家不少，还有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以及医学、农学、算学、地学、天文学、纺织学的鼻祖。我要说，取消学校，知识未必减少；增加学校（并校、扩招）知识未必增加。事实都摆在这里，不用求证。中国教育刻不容缓要做的是首先放弃行政化体制；其他改革问题可以逐步推进。我们总是把在高科技领域引进海归取得的成绩作为一种改革开放之伟业荣耀而津津乐道；其实，真实，这不是光荣，是耻辱！既然外国的教育如此成功，我们为什么不“拿来”呢？为什么死死抱住行政化和应试教育这一套不放呢？基辛格想去哈佛做教授被拒之门外；我们的教授为了争一个处长职位不择手段。梁思成、冯友兰、梅贻琦当年都是清华大学乃至中国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的子女报考清华大学都没有录取；现在杨振宁的老婆，被清华大学“考核合格”后跨专业读博士，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中国教育之未来，危如累卵！

          道德本属于伦理的范畴。道德可以分为二个方面：一个是大的方面，对国家民族而言；一个是小的方面，对家庭而言。大的方面是“忠”，小的方面是“孝”。二者在社会层面上有交叉，这就是孔老夫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现代社会有的人批判这个“忠”，说它是封建社会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呢？当然不是。其实，现代社会只是换了一个词儿而已：用“相信”“信任”“服从”“领导”等现代意义的新词来替代“忠”，本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人也为此发明了二个成语，分别是咬文嚼字和文字游戏。事实上，“精忠报国”精神我们现代仍然是在提倡的。抗日战争的时候，一切抗日的人或者阶层、团体都是同志、战友；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动顽固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里说得非常清楚明白。 

         道德是附丽于社会形态的。传统的观点是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道德；现代社会的道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得到了很大的融合 ，这就是现代的法制社会。尽管道德的调整范围远远大于法律的调整范围，但是，在现代法制社会，道德的评价体系依然是受到法律的取舍与规制制约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不管是何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果人的行为越过了道德的底线，法律就会找上门来了。道德主要是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讲“公德”，在不妨碍“公德”的情况下，允许“私德”的存在；法律不仅是调整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禁止一切妨碍和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对于个人包括言论侵权）。道德修为的确是与知识的多少关系不大的。

        我把道德比喻为一种非常讲究“生态环境”的“意识物种”。在这个前提下，我才认为道德与知识的多少关系不大。淳朴的民风生殖淳朴的道德。40年前恋人的月下牵手比现在年轻人的街头激吻更有诗意。隐居者都是往山野密林中去，没有去五星饭店隐居的；寺庙也都是建在穷乡僻壤的山头，没有建在繁华都市的；看破红尘，换言之就是看破都市之“道德”；有钱人吃野菜住山庄很惬意；刘姥姥进大观园无所适从都是一个道理。焦大批评贾府扒灰的扒灰，认为只有大门口那对石狮子是干净的就说得很清楚了：道德和文化的高低没有必然的联系。过去有一首歌唱“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要交给警察叔叔”；过去一把小小的挂锁锁门就放心了；过去扶老携幼，救死扶伤，我为人人。现在呢？一分钱没有人会捡了，银行却有人去抢了；城市里家家户户和小区坚壁清野、严防把守，可以与监狱比美；医院公告告知社会：24小时、节假日不休，但是，有伤无钱莫进来；大街扶起跌倒老人成为被告，驾车撞人大多逃逸；如此等等，何德之有？并非都是没有文化的人！

        孔老夫子要求君臣父子恪守其德，现在的党纪政纪法纪也是一样的要求领导干部要重“德”。现在的人的知识比过去高多了，然而道德滑坡甚矣！而且这种道德滑坡象泥石流一样，不仅冲垮了固有的道德堤坝，而且冲垮了党纪、政纪和法律筑成的堤坝。谬种邪说泛滥以及对这些谬种邪说视而不见，见而不除是一个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张维迎说的全部取消学校，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会大大提高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的。

        说到为什么道德与文化知识的多少关系不大，这得说说道德与其它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文化知识没有多大关系的法律与宗教。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是知道的。宗教里的“道德”就更多了。就连中国的“迷信”里也有许多“道德”的真谛：“因果报应”说，“天堂地狱”说，“投胎诅咒”说都象DNA一样代代相传，没有什么知识含量的。老子的《道德经--道经》第19章有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就是劝诫人们少一些私心杂念就能够与人为善了；在《道德经--德经》第81章总结“德”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几乎都是白话，明白并坚守这些做人为人的原则，并不需要多少知识垫底。宗教教义里面做人为人的“清规戒律”更多，事实证明，凡在信奉宗教的国家和地方，社会治安都是比其他地方较为稳定与安全的。

        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复杂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也随之复杂起来，教育的作用也更加凸显。认为“取消学校后人们的道德会大大提高”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儒学二当家的孟子主张“人性善”，三当家的荀子主张“人性恶”；几千年来也没有争个明白清楚。但是，他们都主张通过“教化”来弥补、改善其“恶”。孔子说的“习相远也”就是讲教化的重要功能的。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够做到“习也相近也”。过去的“孟母择邻”和现在的“择校”都是意图在改善“习”的环境。因此，不是要取消学校，而是要改革教育，改善“习”的环境；不仅做到“人之初，性本善”，而且要做到“性相近，习亦相近也！”

        中国教育是失败的。邓小平说了三十年，中国的老百姓也一直在批评，一直没有好的起色；有的方面恶化更劣。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略早一点。但是，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行之不远；日本明治维新在文化上，表现为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思想。 在 思想上，大力吸收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经过取舍的风俗习惯，努力改造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确立了国民皆学的方针。日本法西斯的市场固然已经有了历史的定论；但是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成功也是不言而喻的。日本在二战后从废墟上迅速崛起依然是走驾轻就熟的明治维新之路。美国也是二战后，在教育上采取不拘一格网络人才的世界战略走上世界老大宝座的。这个教育宗旨是美国亘古不变的国策，中国的高端美国留学生去而不归是一个证明；钱学森现象一去不复返了，这又彰显了我们政治思想教育之彻底失败。

        教育不能一蹴而就，教育靠厚积薄发。中国经济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匹配；否则，到头来定是：画檐蛛网惹飞絮，一江春水向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