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两派和现在的“两派”

“文革”中的两派和现在的“两派”　　

――读李增录先生的文章有感　　

梁 新　　

读6月28日《杂文报》读者版上李增录先生的《关于“文革”时两派的说明》一文后，他文章结尾的那一段话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他阐述自己的《想起“文革”时的两派》一文的写作宗旨就是“通过文革中两派观点对立这个论据，来“反观”现在社会舆论交锋中的观点对立现象，最后点出主题，不要像“文革”十年那样折腾了！­如果让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继续坐大，那可要比当年粉碎“四人帮”困难多了。”笔者认为，李先生的这番话振聋发聩，虽然也有其他人曾经对文革中的两派和现在的两派进行过对比，但是没有李先生提得那么有高度、深度和视角新。　　

在文章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首先对文革中的两派和现在的“两派”的一些逻辑外延等进行界定，以保障论述问题的清晰性。　　

文革中除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以外，其实还有一派那就是所谓的“逍遥派”，这一派或者是因为迷茫或者是因为非常清醒，清醒者知道这种内斗是一场闹剧，迟早会结束；迷茫者可能是因为分不清谁对谁错，只好在一旁观望，最后择其强而从之，以收到自我保护的效果。文革中的两派虽然尖锐对立，但是双方所打的旗号是一样的，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打倒走资派”，对付对方的手法也一样，同样是把对方称为“保皇派”，所不同的就是双方所推举“站出来”的领导干部的人选。　　

而现在，严格说来应该说起码有五派，首先其中仍然有所谓“逍遥派”，因为的确有一部分人没有介入但是却关注着现在的交锋，他们也许会或者随着一些是非问题的逐步明朗而相继介入；或者会出于明哲保身而始终远离斗争的旋涡。其次就是左派、右派、极左派、极右派。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人比较精确地给这几类人下定义，因此只好按照笔者自己肤浅的理解对他们进行划分和定义：左派，又称“新左派”其特点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拥护党和政府的基础上，对外反颠覆、反演变、反遏制、反霸权、反侵略，反恐怖主义，对内反腐败，反分裂，反对一切消极丑恶的社会现象。至于右派，最近茅于轼老先生曾经声称在“反右”中他被准确地划成“右派”，那么那些认同其政治倾向性和理念的人基本上可以划归入此类，当然这“右派”跟“反右”运动中的“右派”不是同一个概念。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曾经代表党中央庄严宣示：“既不退回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些主张“退回封闭的老路”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极左派”，他们的一些主张起码是不现实的（关于“极左派”本文暂时不作专门论述）；而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就是“极右派”，他们极力推动在外国敌对势力主导下的改朝换代，而且会有实际上的配合行动，他们在政治上比“极左派”更加有危险性，因为“极左派”目前仅仅是“干扰”，而“极右派”却是“干扰”加“破坏”，本人认为这是前者的主张之所以被称为“老路”，而后者的主张之所以被称为“邪路”的原因所在。　　

这几种派别之间的关系也比较错综复杂，有时候会呈现出一种犬牙交错的矛盾局面，首先左右两大阵营之间有矛盾和斗争，其次“左派”和“极左派”之间，“右派”和“极右派”之间也会有矛盾，而且还会出现“左派”和“右派”分别借助对方的力量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斗争。　　

平心而论，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体的“左派”和“右派”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且他们之间还有共同点，那就是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民族复兴，只不过选择的实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公约数，这也同文革中“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两派组织有相似之处，因此，也就具有了“大联合”的基础。而“极左派”和“极右派”虽然在观点立场上极端对立，但是起码在对目前的安定局面的干扰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不但跟对方没有任何共同点，而且分别跟立场相近的“左派”和“右派”也有差异，需要解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要这四派联合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现实生活中，“左派”往往会把“右派”和“极右派”混为一谈，一起反对；而“右派”又会把“左派”和“极左派”相提并论，一概加以排斥，加上有人故意把水搅混，于是便出现类似文革中的“派性斗争”的混乱局面。但是左派和右派由于有公约数，或者说共同点，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他们之间是应该能够化解矛盾，团结起来的。他们不应该纠缠于纯理论层面的左右之争，停止“五毛”和“五美分”之类的互相攻击，不应该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而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两位领导人的优势都得到充分发挥，他们应该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一些争议，在毛邓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正确决策，积极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共同做好民众利益的维护工作和对执政党的监督工作，多在代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立言和制约既得利益集团方面有所作为。　　

“左派”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理念与党中央比较一致而有优越感，应该善于听取和吸收“右派”的正确意见和意见中的正确部分；“右派”也不应该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外来的东西，不应该把外国东西的正确部分扩大化和绝对化，而是应该采取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拿来主义”态度。　　

当然，左右两派的团结不等于无原则的调和，不等于排斥一切斗争。矛盾的斗争性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何况是本来立场不同的两派。但是这种斗争只应该限于思想碰撞层面，一般不应该上升到政治斗争高度，否则，从左派方面说，会导致产生为渊驱鱼的效果，把本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向对立面；从右派方面说，会导致与自己的良好初衷南辕北辙的后果出现。　　

左右两派的无限度和无休止的派斗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滑向“极左”和“极右”，但是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只强调“异”的一面而不注意“求同”，就极有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坐收渔利，损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民族复兴大业。　　

“极右派”才是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的政治代表，虽然他们表面上也打着反腐败、争民主等富于欺骗性的旗号，但是他们所实际追求和希望达到的就是通过改朝换代来让既得利益集团通过不正常手段得到的东西从法律上得到保障。他们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兴风作浪，在国内制造动乱和分裂，利用政府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通过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挑拨右派同执政党以及左派之间的关系，制造和激化矛盾，密谋让发生在某些国家中的“颜色革命”也在中国发生，即使他们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也起码破坏改革发展稳定的局面。而同时，“极右派”非常善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会借助外国势力的支持并且利用他们话语权，把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归因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或者归因于没有实行某种社会制度，会抓住一些个案和局部现象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而他们的那一套歪理邪说往往容易被一部分 “右派”所接受。　　

“右派”虽然在一些观点立场上与“极右派”有相同或者相似之处，但是在目的、手段、行动、效果方面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右派”出于改良的动机，目的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极右派”要推动的是“颜色革命”之类的政权更迭，至于这会对国家和民族带来什么，他们不管，甚至是会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把国家和民族带进深重的灾难中。在方法上，“右派”会在报刊网络上和一切媒体或者某些公开场合宣示自己的政治观点，不搞阴的，主流媒体所说的“异质思维”基本上是指他们的观点；而“极右派”虽然表面上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对外掩盖着自己的真实目的。在行动上，“右派”没有破坏性的实际行动，即使是造成干扰也是客观上的；而“极右派”不仅仅干扰，而且还有破坏性的实际行动，他们受雇于国外敌对势力或者与国外敌对势力有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勾结或联系。从效果上讲，“右派”的意见即使态度偏激，他们的意见、建议中会可取之处，能够成为决策者决策时的清醒剂，有助于防止另一极端的出现；而“极右派”要收到的效果是对现有一切的根本性颠覆，尽管他们有时候赤膊上阵，有时候以伪装出现。“极右派”和“右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民族大义的态度上，“右派”是希望通过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富民强国，实现社会进步和文明，但是他们会恪守不当汉奸卖国贼的底线；而“极右派”只要能够达到个人或者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的目的，他们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应该认清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对外反侵略、反颠覆，对内加速发展生产力，增强经济、国防等各方面的实力，促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健全能够高效运转又能防止僵化和腐败的行政体制，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复兴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左右两派应该并且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共识。　　

毛泽东同志在90年前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90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重要。一切有志于推进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都应该首先超越派别之争，分清大是大非和敌我友，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才能不但在动机上希望而且在效果上都能够实现推进社会进步，才不会出于良好的动机却做出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才能达到不让既得利益集团乘机坐大和敌对势力乘机搞乱中国的目的，才能真正促进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