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和右倾错误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中共党史学习总结

“左”倾和右倾错误都会造成惨重的损失——中共党史学习总结

一、1925年至1927年的右倾错误
1、错误
（1）中共“四大”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并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事件中妥协退让。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中共中央不但忽视对军队的争取，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四一二”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于是由陈独秀出面，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
（2）在革命紧要关头召开的中共“五大”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其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而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但此时已经无法挽救第一次国共合作。
2、损失
（1）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决议案”事件中妥协退让，使得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最高权力。由于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
（2）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蒋介石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3、教训
（1）这时的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2）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是酿成右倾错误的一个直接原因。
4、纠正错误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二、1927年至1930年的两次“左”倾错误
1、错误
（1）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从1927年8月1日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
（2）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2、损失
（1）1927年，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惨痛失败。
（2）1930年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3、教训
（1）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
（2）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4、纠正错误
（1）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2）1930年9月下旬，由周恩来、霍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三、王明“左”倾错误
1、错误
（1）1930年，王明、博古从莫斯科回国不久，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
（2）1931年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3）临时中央1933年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4）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
（5）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
（6）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
2、损失
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
“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造成不利影响。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博古依靠李德负责军事指挥，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
3、教训
（1）“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2）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但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
（3）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4、纠正错误
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遗将，等侯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修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10月19日，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构成了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

四、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倾错误
1、错误
1958年8月开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急功冒进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2、损失
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3、教训
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
4、纠正错误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出现的严重左倾错误，并努力加以纠正。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9月，中央作出关于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工业七十条》。中央又先后批发试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取得积极成果，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清”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这次运动出现了急功冒进的“左”倾错误。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纠正“四清”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批判和斗争。

六、“文革”前后的重大事件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试图约束学术批判。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会议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
1967年1月初，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风暴。
1967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提出的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奋起抨击江青等人。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八届扩大十二中全会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胞队伍、整党、精简机构、革命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
1970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4年10月，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74年10月至12月的几次谈话中，提出若干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的场面。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推开。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骨干实行隔离审查。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4月，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
中共“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邓小平当选中央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批判“两个凡是”，立即引起激烈争论。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组织部门提出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什么人批的，该平反的都要平反。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转折，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这次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中共“十二大”以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

七、1989年的右倾错误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八十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
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
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了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
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进行调整。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