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余孽”说“文革”

“文革余孽”说“文革”

沙黑

（06.10.9）

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至今四十年了，关于它的是是非非的讨论以至争论，在相对沉寂了若干年后，如今在人们的交谈中和网络上执着而热烈，据说国际上的讨论还更认真更深入。如果国内报刊也给以一席之地的话，那里的热闹也将可想而知。

以我目前的经验，对“文革”，在网络上你可以大谈大论，发贴转贴，肯定或否定，而在现实的生活中，仍然最好免开尊口，不必跟人争执起来、弄得很不和谐。人们实在不愿再像“文革”时那样，因观点不同而势不两立，成为不愉快的记忆。

一九六七年秋季，电台、报刊传下毛主席最新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人们听了，虽认这理，却不服气，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怎么能“和稀泥”呢？但后来也就逐渐倒旗、联合，以至风流云散了。

这就是“文革”时的情况：谁的话也不听，但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最后还是服从的，就凭着这一点，那样“天下大乱”的中国，实际上才乱中有序、乱中有治，与真正的天下大乱有根本的不同。那时人心向善，如做坏事，千目所视、千夫所指。做惯了坏事的（如小偷之类），慑于革命，许多也就自动改邪归正。

关于这次运动，毛主席的意图在最初就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于“文革”的评论，后来他也有言，一是认为，开展“文革”运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二是认为，“文革”中有两个不好，全面内战与打倒一切。他还说，这次“文革”，只是一场演习。

后来，小平同志判断说，只就“全面内战”与“打倒一切”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

小平同志对“打倒一切”作过解释，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这大约既是小平同志的观察，也是小平同志的亲身体会。

但毛主席所批评的“打倒一切”，大约不会指他自己“打倒一切”，而是指群众运动的某种情况。各级党委都“瘫痪”了，很多干部在大字报上被群众宣布“炮轰、油炸、打倒”，用红笔打上叉叉，也会被群众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批判，甚至挨上几拳几脚，这很伤尊严，值得记怀。

表面上看，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有的很狼狈，这就是“打倒”了，而且是“一切”。但《十六条》早就规定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群众不可能真正“打倒一切”领导干部。要真正“打倒”，那也得运动以后由组织上做结论。

在种种情况下，一些干部在群众运动中被整死了或自尽了。绝大多数干部后来都复出、重新工作。据统计，毛主席尚健在的时候，几乎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都获得了“解放”，而这之前，他们处在被“打倒一切”之列，就多数人而言，就是“靠边站”，闲在家里。

“文革”被“彻底否定”后，无数的人出来说自己如何吃了苦，诉说“伤痕”，那可能全是事实，全值得同情。不过，其中一些人却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对待群众的，且不说屡屡要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以目前揭露的三大惨案（运动初期的北京，两派斗争时的湖南、广西。还应加上“青海事件”等）来看，那都不是一般群众和造反派干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们干出来的。如不了解真相，那就只有简单地归罪于“文革”、归罪于毛泽东，归罪于造反派。

“文革”确实提供了政治环境，至于人们将怎样表演，是否按照中央要求去做，那就五花八门，但也不是看不清，其中有线，就是两条路线在较量，其中有派，就是人民与既得利益者的较量，其中有根，就是“平民”与“贵族”的不同。

但何以说是“演习”？我理解，虽然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情况，从理论上作出了概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并且发动了“文革”，但中国国内的某种矛盾尚未普遍尖锐（这是由于建国以后抓得紧、平衡得好），所以很多人对运动不理解，即使踊跃造反者也未必理解多深。如果“文革”发动于现在（以陈良宇事件为一种标志），斗争必将普遍惨烈，而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惨烈。因此，防止“文革”重演是对的，但要能有效防止，心须构筑和谐社会，如不能真正达到和谐，则当年的那场愈演愈真的“演习”，就会变成全真无假的战斗。“演习”不正是为了真正的战斗吗？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那就是为了社会主义中国永不变色、长治久安、人民幸福。战斗是人民最后的一手，这之前，还是要尽可能构筑和谐：说穿了，就是把阶级矛盾处理好；根本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全面内战”，小平同志也有解释：“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按：一九九0年）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可见，“文革”时，党是起作用的，国家权力是起作用的，这也是基本事实，要不然，一切就是不可思议的。

邓小平先后说的这些话，对于没有亲历“文革”而又想议论“文革”的人，会有帮助。我个人认为，邓小平的解释，有实事求是之意，而那个判断，则与他本人的有些言论、与后来关于毛主席功过的《决议》有冲突，这说明小平同志也是在反复认识之中，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会有更新的说法。

不妨把《决议》的一段引之如下：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决议》把毛主席的这些主要论点，是作为反面的东西摆出来的，摆得好！问题在于，后来发生了苏联的崩溃、东欧的解体，中国国内矛盾众所周知，以至于人们又回头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论点，发觉它在根本上是对的，是了不起的，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被修正主义路线搞垮既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也证明了他晚年一搏的雄伟气魄。对历史的考察，时间上看来放长些比较好。如今，全世界仍在拭目以待，看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到底谁战胜谁，看看共产党人能否把自己的纲领坚持到底。

当然，小平同志是一定要否定“文革”的。但“文革”却是个不好啃的硬骨头，尽管小平同志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说过“彻底否定”，还说过“不争论”，但如今又争论起来了，争论中有一种声音，就是不同意“彻底否定”。

如我之辈的“文革余孽”死光了，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谈到这一话题，一定还将聚讼纷纭，这也叫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归根到底是社会矛盾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

上面提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接下去还有一段：“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对这段话，当时不服气的人就更多，似乎还带来新的混乱。当权派听了不满意，保守派听了不满意，造反的听了也不满意，两派很难做到少讲对方的缺点错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于是派仗又起，反而更激烈了，弄得主持地方工作的军管会也没有办法，而军管会也有自己的偏向。

所以，“文革” 最后的“收”，是不容易的，但终于“收”了起来，这就是党在起作用，国家权力在起作用。成立革委会以后，全国大体恢复正常秩序。最闹的就是一九六六夏到一九六八春这二年。但以后不是不闹了，而主要是重新上台的一些人们（百姓称之为“当权派”）借机反复地整造过反的群众（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也陪着），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清财”，“冲房”，“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等等一系列运动。现在把这些都算进“文革”，这是不合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那个“文革”的本义的，当然也不合《决议》对毛主席主要论点的陈述。但对这些一古脑儿加以否定，却又符合民意，被打趴在地的“文革余孽”也趁机感到高兴，好像自己也沾光被“一风吹”了。问题就是这样复杂，因此，现在才有“两种文革”之争，“两年文革”、“三年文革”与“十年文革”之争等等。

其实，对待这样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在十年内发生的这么多斗争，如果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那就是一笔糊涂账。但如今这种观点因为是马列主义的而不吃香了，好像被“搞臭”了，何止一个朋友劝我不要再读马列的书。当然，他们读的书比我多，我谨领教诲。但我愿意提醒人们，马克思之前或同时的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以及现在的一些西方作者，当他们研究和叙述历史时，大体上也无可回避采用着阶级分析的方法，要不然他们就说不清历史，而我们倒甘心让自己糊涂了起来，叫做“难得糊涂”。

四十年前“文革”，从它在社会上展开的那一刻起，就以各执一是、不可调和的争论开始，以至于亲弟兄、好夫妻，也会为此而尖锐对立、互不理睬。毛主席要通过“文革”把群众发动起来，让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来“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但现在会有人站出来说，看，毛主席就是让弟兄对立、夫妻不和。那么，我们只能对这样的智力和说法表示承蒙指教。

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指责说，“文革”对群众过于相信和依靠，是“民粹主义”，也给无政府主义等等提供了泛滥为恶的机会。然而，当我们这样指责时，我们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我们也许不想承认的，那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是人民国家本质性的表现，至于人民一时还跟不上这样的要求，那更应当让人民群众有这样自己教育自己的机会，人民才能成长，人民国家才有最可靠的保障而不至于蜕变成只为少数人的国家。这个问题不应当等待，而应当抱“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态度。这正是毛主席的一个大逻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精髓所在。

前天，我听一个十四岁的中学生说，毛泽东这人没有文化，是我们老师说的。我不知这算不算如今的教育？这位老师大约以为自己的文化比毛泽东多，要不然，他岂能这样说得自信？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让他说，只让他也作一首诗词，也写一幅字来让我们看看，更不用说把目前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捧在他面前，问一下他有无著作？是不是比老毛的多而且好？

“文革”作为这样大规模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它是否伟大，姑置不论，它的意义却不能不是深远的，我们不能不受益于它空前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尽管我们也许不愿意承认。当然，既然生活和思想都永远在前进，思想解放就不会是一劳永逸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放了一切应当解放的思想。此外，一个大的历史运动之后，必然还有相反的律动，把人们的思想又往回推去，已经解放了思想还可能被重新束缚起来，这也是历史的规律。

毛主席此一发动群众的做法，作为直接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一段历史，不管你怎样看待它，它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应当勇敢地运用这一权利。这在当时也有个专门的号召，并且写在中央文件上，叫做“敢想、敢说、敢做”。这一意识在“文革”前是很薄弱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至于怎么就“扩大化”起来，如今我们从网络文章获知，那应加以具体考察：“反右”是毛主席拍板的，而“扩大化”的事，就要问具体操作的人了。一九五七年发动“大鸣大放”的初衷，就像“文革”这样，是让人民讲话的，没想到后来一是右派要共产党下台，二是“反右扩大化”。到“文革”之前，“右派”已经数次摘帽，但“反右扩大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

发动文革的《十六条》和以后一系列文件、社论，则明确吸取这一历史经验，始终“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再三要求销毁“黑材料”，不准跟人民“秋后算账”，否则就叫做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也就是努力不让一九五七年的悲剧重演。

所以，当时人们欢欣鼓舞，感觉是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感觉“文革”的最后决不会是又一场“反右”并且还“扩大化”，因而才敢于出来“造反”，虽然是“奉旨造反”，但毕竟是“造反”。你如今试试看，比如，给你的领导或老板贴一张大字报，揭露他如何如何，你敢吗？“文革”时的群众做的就是这等呆事，但要不是毛主席让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敢。

这时，会有人出来说，哈，你看，你说漏嘴了，毛主席让敢你才敢，这不是专制独裁吗？应当不要毛主席说，也每个人都敢这样做。我们只好这样回答：是的，老兄，你这话说得不错，那是更高的境界，那也是应该有的境界，但那种境界对于我们还不存在的情况下，毛主席给出了“文革”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境界，难道不是进步或进步的尝试？难道我们应该拒绝？而世界上绝对的民主，绝对的“敢”，又在哪里？我们永远只能在相对中去走绝对之路。

“文革”时的言论自由，确实也有它的特点，那就是人们自觉奉行一种标准：你不能公然说反动话。否则，就会有群众来指责你，乃至有人会把你扭送派出所管教。这从另一面来说，就是言论不自由、言论专制。

我也向往言论的绝对自由，但明摆着，比如我写的这篇言论，虽然自由地能在有些网络（也不是全部）上发出，却不一定自由地能在报刊上发出，更不一定能自由地能不受到别人的批评、讽刺、谩骂。但我一定要说出我的意见，如果愿意，我也可以骂别人，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只是至今我还不屑于去骂谁。

在“文革”中写大字报，锻炼了我的笔，促进了我的学习，我感谢“文革”给我空前的言论自由，这在“文革”之前是不敢想象的；我在“文革”中犯了造反之罪，但令我自己惊奇，也令隔离审查我两年的人们惊奇的是，我竟没有做出任何一件具体劣迹，我只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犯”，虽然我远远够不到这种级别，当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己。

这其实也正是当时绝大多数学生、工人、群众的情况，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以焦裕禄、雷锋、王杰这些人为楷模，怎么可能像精英文艺描写的是青面獠牙、土匪恶棍一样呢？如今这仍充斥在我们的各种“作品”中，那是对我们祖国、民族、历史的污蔑，以此进行“妖魔化”，使人失去信心，为崩溃我们的国家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万勿上当。

现在就连拿枪打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就连杀我们的日本鬼子，在文艺形象上，也注意到人格化、人情化的艺术辩证法，甚至还能赋予很好的个人品德与风度，但这一艺术辩证法，唯独不给“文革”中的“造反者”，这是多么发人深省，正如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早就说过的，这里从来是不会给你讲什么“平等”的。我建议人们读一下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部第一卷第十节《主教走访不为人知的哲人》，做个参照，来看到这确实是不足为怪的。

对我这样的“文革余孽”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审查的两年，所谓“十年动乱”，是算在里面的。十年之中的这种清算，大小不等，形式不一，不止一次。在造反的人们看来，这是反攻倒算，是运动出现了“反复”，是违背《十六条》而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但在另一种立场看，这正是把“文革”打下去、恢复“正常秩序”。而最后，至今为止，这后一种立场胜利了，话语权也就不同，才有“十年动乱”之说，来统一人们的头脑，于是，一切都要毛泽东负责。

毛泽东，十年之中，他们干的事，也要你负责；由此往前推，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干的事，也要你负责。你亲手建立并实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你进而要把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人民中去，但你被描绘成了一手遮天。你老人家的罪怎么能不大呢？只可惜你不能开口说话了！

但你对这一切早已料到，因此再也不必说什么了。

早在“文革”发动之初，全国尚还安静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你就在一封当时渊默无闻、如今很著名的信中写道：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这是在四十年前说的话。一切都被你料中了。这是悲剧意义上的悲剧，是一种悲壮，而不是悲惨。你就是黄河，你就是泰山，你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格。

“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叫停之后，我得到过两种结论。

一种是形成文字的，是当时的市委领导签了字的，给我看，我说，你们把这上面“同志”二字去掉，不就是公安局的一张布告吗？这是作好准备了，我也作好了准备。我用笔在上面逐条批驳之后，退给了找我谈话的一位军队干部。我对世界其实是越来越理解了。此事不了了之，作为一个已经插队了的人，我继续下乡插队而去，我的“前途”更加一片灰暗。当然，我不知道那份结论是否进过我的档案。

另一种结论是口头上的，审查我的人背后说，经审查，某某（指我）这个人可以吸收入党。

虽然，至今我也够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但他们背后说的这些话，我永远满怀感激，因为这在当时，真是一句公道话。

我所信仰的，几十年了，没有改变，并且加深了。现在，一些具有共产党员名称的人们，抛弃了他们当初口头上书面上向党组织宣称过的信仰，而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则把他们的国家已经弄完。那是他们的事，那不能改变从《共产党宣言》到毛泽东著作所阐明的真理，那也正是我们百姓的信仰。

“陈良宇同志”等人，要按“文革”那时来说，该算他们是什么呢？当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具体证明了“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也是人民应该奋起对他“造反有理”的对象。现在不需要人民起来广场式地“造反有理”了，中央作出了正确处理，但如果中央号召人民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起来“造反有理”，人民仍然会起来的，怒火就在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破天荒提出的“走资派”这些概念，我们赞成也罢，反对也罢，认为不能用来经邦治国也罢，它没有被人们忘记，它像一把尺子，仍然在衡量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也继续经受着实践的检验。尽管苏联、东欧已经被完全说中，但毕竟，我们是我们，我们是不至于的。对这一想法，我也赞成，我也不愿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能验证毛主席这几句话的事情，更不用说在整体上被验中。也许，毛主席好比一个开创基业的老当家的，只是不断地对家里人提出好心的劝说与恫吓罢了。如果他的这些话不灵验了，他只能更加高兴！

说到言论自由，就涉及“不争论”的指示，它作为政治家根据一定情况提出的要求，在特定范围是可以成立的，就好比在一定情况下决不容许七嘴八舌一样。但毕竟，人要说话，人对事物、包括对政治这个事物，会有不同看法，真理不怕争论而且愈辩愈明，这也是成立的，而且是更为普遍的道理。这也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

如今，按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大字报不可以写了。当时作这样的修改，也是当时的全国代表们举手通过的，自有当时的理由，我们不加妄议。而现在，没想到因科技的进步，有了网络，这玩艺实际上成了更大、功能更全的大字报专栏，给人以发表言论的更加自由的空间，只不过还不是绝对自由。目前人类所知的是：绝对只能在相对之中寻求自己的存在。

网络上可以见面，但如没有那种设备，论辩时仍是见不到对方，身旁也不像“文革”似的能站起许多的观众来，大约正因如此，破口大骂，流氓口气，偏执狂，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都出现了，因为旁边没有众多观众，某种约束力好像也就没有了，我想怎样说便怎样说，想做出什么派头，就做出什么派头，还有人贴上一幅手拿正在开火的冲锋枪的猫，不停地疯狂开火，让你恐怖，来形容他自己这个网络人。这种情况下，这种人的态度，实在是比“文革”还要“文革”的。说得理解一点，在其想象中，那“文革”中的辩论，也许比他自己这样还要恶劣万分，所以心安理得。

其实，“文革”中这样的情况是很少可能的，因为一切发生在群众之中，一般会有几十几百群众渐渐围来作为听众与观众，你如果这个样子来参与辩论，群众就会来“自己教育自己”，挺身而出，很不客气教育你，因为你也是“自己”之一。

在网络上，我们身旁也并非绝无观众，这个道理不用多说，因为你一上网，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只要点击出这一网页，就会看到你的言论。如果明知却更故意来表演自己，那恶劣是应当再给以加分的。那时就会有人在网上来对你说：老兄，你这正是“文革余毒”的表现。“余毒”这一说法，只是说明，我们精神上某种丑陋的东西，在“文革”那种空前自由、解除约束的情况下，也肯定有过一定的表演，从而成为后人话柄和警戒，但若以偏概全来指定“文革”，这就很欠分析了，理由已如上所述。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网络上为所欲为下去呢？一方面，我们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另一方面，我们的面目也就暴露在网络上了，将公正地得到很爱我们的人和不能爱我们的人，而对我们失去兴趣的人将越来越多。

我们从“文革”那种所谓无约束的社会，转到“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也有若干年了，我们社会出现的丑陋现象，是不是就比“文革”少了？娼、黄、赌、毒、假、骗、拐卖、腐败、黑社会、官商勾结，等等，我们因为反对“文革”，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东西吗？这确实令我们困惑和痛苦。

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被消灭了的丑恶现象卷土重来，当然不能看作如今社会和人民的主流，那么，对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文革”时的社会和人民，就更应当这样去分析其主流与非主流。那是一个叫人“革命”、叫人“斗私批修”、拾到一分钱也交给警察叔叔的年代，而不是一个叫人“发财”、叫人“先富起来”的年代，理当大为不同、截然相反。那样的年代自会有它的问题，但决不会是娼、黄、赌、毒……这些问题。社会不断在克服问题中进步。今天的某些进步，是因为克服了“文革”中的问题，而因为“彻底否定”，再加上其它原因，则带来了今天的问题。所以，根据国际国内近几十年的情况，我们要否定“彻底否定”，要对“文革”进一步给出一个更科学、也更符合事实的说法。这就是当前网络上“重新评价文革”的呼声的一种来由。

“文革”时代的年轻人，虽然并未亲眼见过某些丑恶的东西，却从小一再地从所受教育中知道，也从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作品中知道，旧中国这些东西是普遍存在的。新中国消灭了这些东西，因而新中国是好的。那时的年轻人在“文革”之后一段时间里，也怀疑以前所接受的这些知识是否虚假？进入“反思”。但没想到，在他们行将进入老年时，却天天就在身边能看到这些东西，而人们也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国家是不断打击这些东西的。于是，他们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反思”。但这时却有比他们年轻许多、据说也有学问许多、也高明许多、精英许多的人，出来说，用不着再“反思”了，这一切才是最正常的，要理解，要接受，要让人民有这样一代两代人的苦难与牺牲，这是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有个原则，叫做“丛林原则”，弱肉就该强食，弱肉被强食了才有进步。呜呼，老头子和更老的头子们，聆听到这样的指教，能说什么？只寄希望于年轻以至更年轻的人们能真正好好认识、好好讨论一下。

说“文革”是几乎无约束的社会，其实大有不贴切之处。一个几乎无约束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那还能称之为社会吗？即使有过“踢开党委闹革命”，还有“砸烂公检法”这些极端性口号，“文革”社会的约束其实还是有的，那就是当时盛行的以毛主席语录教导自己，还有党中央不断直接向人民发布的指导性文件，中央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宣传引导，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这个明白告知的前提。也就是小平同志说的，党还是在起作用的，国家还是在起作用的。

“文革”时，有一些从前的约束，经过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上下呼应，经过一个斗争过程，是解除了，人们有一种解放感。举个小例子：“文革”以前，你知道某个人是共青团员，或者是要求进步的分子，或者是“军革干子弟、工农家庭的人”，你在他面前，就会自卑自愧，言语也要谨慎些，更不用说对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人，那老远就要敬而畏之了，而“文革”兴起后，这种形而上学的、带有专制气味的东西，就被人们抛弃了，这就得力于当时对“奴隶主义”、“出身论”的批判。那么这是对与不对呢？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这种进步是经过反复斗争才得来的，保持到了现在，但现在的人却身在其中而不觉，好像从来就是如此的。仅凭这一条，那“彻底否定”的“彻底”二字就站不住脚。这一口号对否定“文革”中产生的问题，起过它的历史作用，但它是一个矫枉过正的口号，正如“文革”本义是要“反修防修”，这无可指责，但运动本身却产生了不少问题（包括所有对干部、对群众的“无情打击”），有待后来的纠正与改进。

对历史没有历史的态度，乃至处在无知之中，怎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见解而于己于人有益呢？对“文革”中的黑暗，该不该骂？当然该骂。我觉得我有资格说这话，因为我过去发表的小说，虽不著名，也不很多，艺术更谈不上，却也不乏对“文革”、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的反思和批判，响应着改革与前进的呼声，这比如今的一些人们，可要早得多。我当然有我的立场，如果我写到“伤痕”，那也多半是普通百姓身上的，我重在表现人民的宽洪大量、忍辱负重。而对一些尚且认识不清的问题，当然无法去写，我不能用别人的思想去创作我的文学，即使这思想多么正确，也要经过我的体认，才能指导我去认识生活和历史，而没有自己的认识，并且最好是正确的深刻的人民性的认识，也就没有好的文学创作，这是多少文学先辈指导于我们的。

对过去一切黑暗的东西都该骂。对现在和将来一切黑暗的东西也都该骂。现在和将来，不就是将来和更将来的过去吗？对于骂，正确的东西将在骂声中自豪和成长，不正确的东西将在骂声中倒下。但如果我们不止于骂，更不止于谩骂，而是有历史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们就会更全面更深入地获得历史的真相，我们如果要痛骂，也将更为准确而有力，并且较少错骂。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错骂的事情发生，那往往是在缺少研究、缺少思索、脾气暴躁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对待历史，人们的态度往往较为慎重一些，而决不应该反而很轻率。

但这时会有人站出来说，如今的娼、黄、赌、毒、假、骗、拐卖、腐败、黑社会、官商勾结这些东西，还是要“文革”负责，还是要毛泽东负责，并且还振振有词，你该如何回答他呢？

我分析，一，这样的观点，可能出自另有一种社会制度的理想，归根到底认为毛主席创建的这个国家社会不好，毛主席虽然不在人世三十年了，但这个社会的许多方方面面还是他奠定下来的，是在使用他的政治资源。所以不管他逝世三十年也罢，五十年也罢，还是要由他负责。

二，这样的观点可能是认为，“文革”及其以前，总是想把人们弄得很纯洁，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叫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安排”，以至于“触及灵魂、斗私批修”，等等，这是“思想专制、蔑视人性”，而共产党调子那样高、本意那样好的“文革”，却又没坚持到底，终于被共产党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了，人的纯真之心、理想信念遭到一次大幻灭，所以，“文革”之后，相反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来了，于是发展到今天的人欲横流。虽然人们对人欲横流也不满，但也不想回到“文革”那样对人要求很严、硬要人学好的时代去。

详细分析这两种思想的得失，非本文所能胜任，留些文章让别人做吧。

然而，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消灭过那些丑恶东西的，却只有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期和仍在他影响之下的时期，也许还可以加上苏联东欧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时期，而现在，几乎全世界都一样了，我们跟世界、也跟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接上了轨。

网上有消息说，充斥于欧洲的妓女，以前苏联和前东欧的为多，因为她们的国家崩溃解体了。这一情况，我们提供出来，以供有正常的品性、真正研究态度的人们做个参考。

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一切确实需要重塑，问题是怎样重塑，其中应当含有哪些成份，毛泽东思想在其中应不应占有、并占有多大的成份？这个课题不能说是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