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最后的建议：读点鲁迅

　　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这段日子里，毛主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讲话，表达了对一些历史的看法，对未来的预见，还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鲁迅在毛主席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毛主席把他称为中国的圣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司令”。毛主席的一生中，没有谁能取代对于鲁迅的依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鲁迅提及的频率之高，评价之尊崇，都是比较罕见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谋过面，但他们的灵犀却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鲁迅是中国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文化名人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历程，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影响了千千万万代表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毛主席师范毕业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曾怀着激动的心情专门跑到鲁迅住的院子去拜访，可不凑巧鲁迅不在家，错过了唯一一次可能见面的机会。

　　鲁迅在新文化的战场上奋力地拼搏，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用文化之剑向着黑暗中国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毛主席在武装革命的战场上浴血奋战，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万里长征。殊途而同归，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最终形成了改变中国的强大合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1937年10月19日，延安在陕北公学召开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鲁迅”的讲话。在讲话中，毛主席指出纪念鲁迅的原因“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 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还总结了鲁迅的三个特点，并第一次提出了“鲁迅精神”的概念。

　　毛主席总结的鲁迅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说：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 看得真。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毛主席总结的鲁迅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斗争精神”，他说：

　　“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 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毛主席总结的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说：

　　“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毛主席从鲁迅一生的特点总结出了伟大的“鲁迅精神”，他称赞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他要求把鲁迅的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主席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讲话，他希望鲁艺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他特点强调艺术的政治立场问题，他说：

　　“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鲁迅逝世以后，远在西北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建立起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小学、鲁迅师范学校、延安鲁迅研究会等一系列机构，鲁迅成为革命文化的路标和旗帜，学习鲁迅、研究鲁迅成为延安浓重的文化氛围。

　　1939年12月9日，延安各界召开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英勇，他说：

　　“‘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 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主席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指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他说：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演讲中再次高度赞扬了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作用，他说：

　　“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之一，在这篇演讲里，他借鉴了鲁迅对“八股”的态度和精神，鲁迅早就开始反对“八股”，曾称“八股”是“蠢笨的产物”，“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在这次会议上散发的四篇必读文章中，包括从鲁迅全集里选取的《答北斗杂志社问》，是鲁迅关于如何写文章的，毛主席摘取了鲁迅列举的八条写文章的规则的几条，例如“多看看”、“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鲁迅的推崇。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主席用鲁迅精神穿起了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关于解决文艺的宗派问题，他引用鲁迅的话说：

　　“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关于解决文艺教条主义，他说：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关于文学的揭露和歌颂问题，他说：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关于解决文艺工作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他说：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上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文艺政策，他说：

　　“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相结合。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屡屡提及鲁迅，当说到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问题时，他说：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

　　当他说到革命就不要怕麻烦的问题时，他说：

　　“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

　　当他说到共产党人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时，他说：

　　“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

　　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依靠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拿枪的军队，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文化的军队，战胜了内外反动派，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鲁迅精神”是否仍然符合时代的需要？毛主席对于鲁迅对于文化的领导是否发生了变化？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问题的时候，他建议大家去看一遍鲁迅的《阿Q正传》，他说：

　　“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 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1957年3月8日，毛主席召集文艺界座谈会，许多文化名人参加，谈到文艺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他说起了鲁迅：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

　　1957年3月10日，毛主席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谈话，要求不要板着面孔办报，他说：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

　　1957年3月12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写文章如何避免片面性问题，他以鲁迅的杂文为例说：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 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第二十六条为：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为香港著名爱国艺人红线女题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还写说明如下：

　　“一九五七年，香港有一些人骂红线女，我看了高兴，其中有黄河。他骂的是他自己，他说他要灭亡了。果然，已经在地球上被扫掉，不见了所谓黄河。而红线女则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1958年12月21日，毛主席为文物出版社刻印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写批注，对其中一些诗词的创作背景做了说明，其中在对“仿陆放翁诗”的说明中写道：

　　“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

　　1959年3月2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谈到削砍生产指标时，他说：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这是蔡元培追悼鲁迅的-副挽联。空头文学家不要做，空头经济家、建设家也不要作批示。”

　　1959年8月15日，毛主席对西汉辞赋家枚乘的《七发》写题为“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其中写道：

　　“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

　　1959年12月，毛主席作《七律·改鲁迅诗》：“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1961年10月7日，毛主席会见日中友协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客人，谈到日本人民的斗争前途时，他以鲁迅的诗勉励日本客人，他说：

　　“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了一首诗《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菜，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

　　1961年，毛主席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写了一首诗：

　　“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1963年11月26日，毛主席会见古巴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诗人比达·罗德里格斯和夫人，谈到鲁迅时，他说：

　　“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 ;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就用了“洛文”的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1966年3月1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看看鲁迅的著作，他说：

　　“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翻译的不用看，看看创作的部分，很好地研究一下。看看他那时的形势，他的作战方法。可以摘个语录。马克思的也可以摘个语录。切不要相信什么一贯正确，人总是要犯错误，又正确又不正确。这几年也是嘛，犯了多少错，一贯正确是没有的。比如高征购、瞎指挥，教育了我们。”

　　1966年11月下旬，毛主席在审阅一篇文化方面的讲话稿时加写道：

　　“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

　　1971年11月20日，毛主席接见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党政负责人，谈到个人崇拜问题，他说对人民不利的事不要做，并建议他们读鲁迅的杂文，他说：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1975年5月29日，毛主席因患眼疾，不能看书，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读古代文史著作，主要选读《二十四史》、《昭明文选》中的若干篇章以及大量的诗词曲赋和鲁迅的文章。

　　1975年7月，毛主席同江青谈文艺政策调整，他说：

　　“对于作家，要惩前应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1975年7月23日，毛主席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手术后约两个小时，他在卧室写下鲁迅《悼杨锥》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然后签上名字，送给了手术大夫——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专家唐由之。

　　1975年8月14日， 芦荻问起毛主席关于《水浒传》的一些认识，毛主席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晃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晃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一一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主席一直称鲁迅是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其实他何尝不是新文化革命的主将呢，他们虽然未在一起共事，甚至连面都没见过一次，但他们却是同一个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都是高等的画家，用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们都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看得远，看得真。毛主席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阅读鲁迅，他也屡屡建议他的战友们，读点鲁迅，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或许，他已经看到了，革命尚未成功，鲁迅先生所斗争的对象还没有远去，它们会在某一个时机卷土重来，鲁迅精神丢不得，鲁迅的斗争精神、政治远见和牺牲精神，丢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