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事实说话的动机目的?

违背事实说话的动机目的？  　　

张凤耀　　

在某个较有声望研究机构一位研究员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在生产力水平总体而言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所有制结构，只能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这一点已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这是这位高级学者对我国建国以来前30年经济、社会状况的描述或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也就是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领导时期的否定。类似描述或评价文字，本人在其他地方也见过多次。原以为，那可能是出于二、三十岁年青人的手。因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才来到这个世界，人生经历尚短，阅历还不够广，对过去知道不多。现在看来，是某些研究员、教授等高级学者在说这样的话，写这样的文字。本人作为共和国60年亲见亲历的过来人，觉得很有必要说说亲见亲历的事实。不然，太对不起在前30年中为共和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出过汗、流过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人们，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然，本人不能像研究员那样有一大套理论，只能摆摆事实。　　

首先，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如何评价前30年。　邓小平　先生　1979年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过：“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献1983年版，第153页）这是　邓小平　先生对新中国与旧中国比较后作出的评价，也就是纵向比较的结果。　邓小平　先生同时也作了横向比较，就是在同一时期的我国与外国比较，比较的结果是：“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献1983年版第149页）“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邓小平文献1983年版第153页）　　

其次，再看看统计数字。根据可查的权威数据，我国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949年的916.87%，即9倍还多。据此推算，我国前3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应在9%上下，这在当时全球也是少有的。按照国际共识，经济年均增长6%至9%，算高速增长，那我国的增长应属高速。　　

所以，不管从总设计师的评价看，还是从统计数字看，我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都比较快。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国前30年的生产力发展，应该说是快速，而不是缓慢。同样，生产效率也是高的，而不是低下。低下的生产效率与缓慢的生产力发展是相应的；而快速的生产力发展，只有在较高生产效率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　　

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生产力水平，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指发展速度的快慢，后者是指绝对水平的高低。我国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不等于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了较高程度。相反，我国虽经30年的努力，增长、发展速度也较快，但生产力水平，仍然不高。因为，我国原有基础太差，底子太薄，几乎是从零开始。因为生产力水平不够高，所以经济总量也不多，尤其按人平均计，还显得相当少，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还有相当大差距，正如邓小平先生所说：“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邓小平文献1983年版第153页）　　

至于人民生活是不是困难，这要综合的来衡量；还要看拿什么做基准，同谁比，怎样比。新中国建立前，我国城乡，有所谓“大户人家”，这类“大户人家”，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都已全部消失。所谓“大户人家”，在城市里，一般是指反动官僚、汉奸、买办、帮会黑恶势力大老及资本家；在农村，主要就是地主及部分反动乡保长。我国解放后，消灭了原国民党的一切反动统治及黑恶势力，通过土地改革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消灭了一切剥削手段，这就使得原来依靠反动统治工具、黑恶势力或剥削手段为生的人，失去了依靠，因而使得他们中的多数人，生活有所下降。与此相反，占我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农、兵和多数知识分子，生活变得稳定且不断提高，与解放前比，好得多了。当然，要是同西方发达国家比，生活水平显得较低，还可说是比较困难。“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文献1983年版第153页）。所以，即使说是“困难”，这个“困难”帐，如果要算，也只能算在解放前的统治者身上，算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身上；不能算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头上。应该说，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有功而无过。　　

在观察民生的时候，除了比较直接的可支配收入，还更需考察养老、医疗、教育等大民生项目。这些项目，我国过去又叫社会主义福利事业。解放前，没有任何由政府或社会举办的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属于社会福利性的公共项目。解放后，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不断增强，慢慢建立起相应的保障性养老、医疗和教育体系，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赞扬，很多发展中国家来我国学习这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当时，我国凡是有工作的人，退休后，都有养老金。我国的教育，实行全民（包括过去大户人家的后代）、全程免费，从小学到大学不收学杂费，家境困难的学生，国家还给助学金（生活费用）。就是说，家境困难的孩子，只要自己肯努力学习，不用家里出一分钱，就可从小学读到大学。大学毕业后，如继续深造，也是免费的。福利性的医疗体系也比较完善，城市就业率很高，有工作的都享受公费（劳保）医疗，没有工作的家属（含孩子），可参加统筹医疗，农村有几乎全覆盖的合作医疗，与合作医疗制度相应，还建立了一套上下相接的医疗机构，培养了一支赤脚医生队伍，编写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就是这本《赤脚医生手册》，有七、八十个国家翻译后用于对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学习推广。可见，我国的民生保障，不要说解放前的旧中国无法比，就是当时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未必都有如此全面。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大——美国，至今也还没有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即使与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九十年代末，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50%）比，也并不差，或许还更好一些。八、九十年代，原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失业；相当多尚在职企业职工，原享有的公费（劳保）医疗制度，成了墙上画饼，名存实亡；新建的外资企业和内资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时间长（很多都是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劳动条件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障，与1949年前的工人差不多；农村的合作医疗和全民的免费教育也都相继消失。读书、看病，成了城乡多数人的共同难题。学费飞涨，大学学费，在农民家庭看来，几近天文数字；遇到疾病，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全国农村最富的浙江省有关部门在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农民遇疾病时，“小病不治，大病等死”。更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中、小学教师被欠薪，带有一定普遍性，全国各省都有，有的连续欠几年。这些教师的困难，可想而知，是建国后未曾有过的。与被欠薪教师相比，涉及面更广的是每年数以百万计“三无农民”的出现。所谓“三无农民”，是指既无土地（土地被权贵们夺走），又无工作和任何社会保障的农民。“三无农民”是彻底失去生计的农民，他们与土改前的贫农一样贫，甚至更贫。所以，当时国内外都有人说，工农等基本群众，尤其农民，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当然，上述困难，没有落到城乡各式新生大户（各式资本家）、国企高管和各类官员（还有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不管是可支配收入，还是综合生活水平，都比改革开放前直线上升，高歌猛进，大大提高。他们回头看改革开放前的生活，与早已消失的旧“大户人家”类同，觉得困难。所以，感觉前30年中生活困难的是，解放前的“大户人家”，改革开放后的各式新生大户（资本家）、国企高管、各类官员及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但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在全国总人口中，也只是少数，甚至还远远少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数（据10月份我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的发言资料，按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我国在贫困线以下人口，还约有2.5亿）。少数人富裕，不代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两极分化（请见《用总设计师标准判成败》）。　　

综上所述，我国改革开放前实行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力发展不是缓慢 ，而是快速；生产效率不是低下，而是较高；多数人的生活，纵向相比，不是困难，而是有提高，比较好。　　

本人不是想在此与谁讨论所有制结构的优劣，只是想用事实证明前30年“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这种说法，不正确，不符合实际。不过，本人不理解的是，照理，高级学者应是较为理性的，理应尊重事实，为何要违背事实说话？硬要说，“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难”。还说“这一点已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可事实是，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证明了的，恰恰如此相反。他们违背事实说话、写文章的动机、目的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