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毛泽东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

乌有之乡编者按：关于历史问题，向来众说纷纭。本站欢迎各种基于公正立场，有事实依据的文章。希望不同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学习、批判，以利于揭秘历史真相。

周恩来与毛泽东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周恩来不是中共创始人，也未参加过中共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一个方面。但是他一直在大城市上海，住着洋房子里，有机会追随着几位领导人在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却放弃这种机会（瞿秋白就曾经邀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毛泽东执意要上山），心甘情愿地和工农大众相结合，脚踏实地的做实际工作。毛泽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几次受到不公正对待，都和周恩来有密切的直接关系，有些事情虽然不能说他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也不能回避他应该负有的重要责任。例如：八七会议决定去打长沙，毛泽东没有冒险去攻打长沙，而是审时度势地上了井冈山，中央政治局就于　一九二七年11月9日　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是参加者，而且是主要负责军事工作的。对毛泽东的处分，周恩来是积极参与的，是赞成的。因为，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意见一直是奉为圣旨的，积极响应，积极实施的。这也可以从中央“二月来信”的历史事实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一观点请读者思考。至今还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周恩来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农村，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周恩来，对中国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既然说第一，那么，毫无疑问在当时也是唯一），无论是在建军指导思想、军队的政治教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红军的战略战术等等重大的政治的和军事的重大原则问题毫无建树，却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子，身着西服革履，吃着牛奶面包，对千里之外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考验正在艰苦奋战的红军遥控指挥，指手画脚，这难道不是周恩来的一大“创举”？这难道不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难道不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毛秉华著《天下第一山》：　　

党中央知道了毛泽东没有按照八七会议决定去打长沙，而是上了井冈山，就于　11月9日　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对毛泽东作了处分决定，说他“未能实现党中央的新策略，在政治上却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于是，把他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掉了。　　

接着，党中央派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周鲁在传达时又走了样，说中央开除了毛泽东的党籍。　　

党籍被开除了，党代表不能当了，书记也不能当了，只能当师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1928年）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　　

……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决定湘东特委和赣西南特委“合并归湘南指挥”。　　

周鲁是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十二月三十一日　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读者可以仔细分析，以上这一段话，淡化了周鲁是奉中央之命，更确切地说是淡化了周鲁是奉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之命来到井冈山，传达和落实中央决定的这一历史事实，强化了周鲁个人行为的色彩。此事的关键不在于周鲁的误传，而在于中央的错误决定，在于中央军事负责人的瞎指挥。假设周鲁不误传中央决定，事情又能够好到那里去？]　　

　1956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上讲：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才松了一口气！”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6辑）》：　　

1960年12月，毛泽东过67岁生日，和李敏、李纳、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林克等一起吃饭时，毛泽东从战国时期的张仪、苏秦两个宰相说起，一直讲到他自己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几次受压的事情。毛泽东说：“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时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他们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说过话吧！那时，给我戴过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能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　　

毛泽东还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是你们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书，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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