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现象”带给人们什么样的启示

陈良宇案经由天津二中院审理终结，并一审生效执行。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将不得不接受18年的牢狱之苦。这对于曾经风光无限、前途无量的政治明星来说，他所受到的心理磨难远比身体磨难要大得多。至于由他所形成的官场地震更使当今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霾。这些都是当今社会所不愿看到的。　　

素以“阳光”形象而著称的他，在政坛上以“干练、自信”而名震四方，如果就其各方面综合素质而言，能与其相背的确实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大好前景的高级领导干部，除了利欲熏心等极端个人主义这道门槛他难以跨越以外，社会大环境的综合因素也是他逐步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脱离现实说问题，也不能只从党性原则谈问题，我们如果不在社会的、文化的、人性的等诸多方面做出考量的话，那“陈良宇”式的人物会层出不穷，更会出现比他更加腐败堕落的人物，这可以从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腐化案件中就可以得出结论。　　

一，   他既是“政绩工程”的受益者，又是其殉道者　　

改革开放为立志于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舞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应该是平等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有很多缺憾和不足，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机会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即便是那些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瞬间即逝的机会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抓住。我们看看这几十年来有多少英雄豪杰倒在路上就可以知道其残酷性。　　

陈良宇在改革开放前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改革开放后的人生道路是平坦的，这源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从学生到军人，由军人到一名普通工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他，这段经历尤其显得十分的“珍贵”，也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极好的政治资本，当然，这既锤炼了他的坚韧的性格，同时也为他日后玩世不恭的态度泄愤于社会留下了重重的伏笔。　　

从他1980年入党的时间来看，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这个昔日的丑小鸭一举摆脱窘境、从此步入辉煌的殿堂的。从前近十年的稳扎稳打，到中间十年的镀金磨砺，再到后几年逐步建立起极度膨胀的自由王国，确实从中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所经历过程的某些影子。素以“东方明珠”之称的沿海重地上海，不乏优秀的人才资源、不乏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不乏传统的，日积月累的技术装备上的优势地位。92南巡讲话把它摆到了突出的发展位置，推到了“经济发展是中心”的核心位置。这样一个需要“政绩”来提升“知名度”的地区，单纯依靠资源优势、单纯依靠中央财政和全社会的鼎力支持还是不够的，要有一大批精兵强将的冲锋陷阵，要有领军人物为其呐喊助威。而有着优良软硬件条件的陈良宇就是那个时期涌现出的领军人物之一。　　

需要“政绩”来印证其实力的他、精明强干的他，从一个科长的位置到进入上海的核心班子仅仅用了12年时间，这在当时大力提倡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结构中他确实属于出类拔萃的。“敢想敢干”是他的最大优势：股份制改革他冲锋陷阵；大力发展房地产他走在前头；发展信息产业他先人一步；引资招商他高人一头；… …。这些的这些为他日后日渐飙升的政治资本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和资源。但这些“政绩”的背后却为他日后的“滑铁卢”留下了重重的伏笔。　　

时势造英雄---这个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的格言，确确实实把一些风云人物推到了前台，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平台。这些除了是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关，是和我们的价值取向有关以外，也是和近三十年左右摇摆不定，明确的政治目标有关。这当然也为投机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打造城市名片”、“经营城市”等等这一个个明显带有政府痕迹的口号，在前一个时期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卖点。但就是这样一个违背市场公平原则的所谓“先进理念”日渐被我们的各级政府推崇为理政的工作思路和方向，并被披上了“思想解放”的袈裟，更为乱政的源头。　　

何谓政府，它是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力机构。它显然是不能与带有“经营”这个牟利色彩的市场行为有任何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如是的话，是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相背离的，是与大力提倡的“公平与公正”基本原则相矛盾的。更如是的话，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人员将不可避免的参与到“市场行为”中去，不可避免的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可避免的引发大规模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并且极易形成权贵结合、官商结合，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由此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基本走向，侵害和剥夺其他利益群体的切实利益，从而引发社会的深重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多发。今天我们社会的种种乱象从某种角度讲，是政府部门“积极”参与市场行为所造成的。　　

陈良宇作为重要口岸的一把手，他显然不会因社会的导向而无动于衷，也显然不会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而独善其身。说他自觉也好，修养也罢，为了突出“政绩”，他也会不得不陷入到这场权力与市场资源的博弈之中，这种短平快的“绩效”工程，除了得到显而易见的“政治资本”外，也为陷入“权利”的泥潭，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当这种秘而不宣的“权力”失去了有效的监督（我们这里讲的监督是包含党政部门等所有监督体系的总和）、法理的强化作用，人性的不可克服的阴暗一面就会占据上风。从而引起一系列的道德危机和权力乱象。　　

我们从一些典型的贪腐案件中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这些官员政绩多多，同样也是贪腐多多，并且多发生在那些强人、能人身上，这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官员的考核机制上、激励机制上的问题。　　

有些问题我们不应只从表面现象或者从一个侧面看待一个人的功绩或者罪恶，要从大的环境、大的气候去评价一个人的是非曲直，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客观的认识问题的本质。　　

二，   他既是“精英政治”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　　

“精英政治”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集合了社会资源的优势力量，形成有效的、专业的、统一的社会力量。这在当代高度的文明社会中确实是在不同的政体中多采用的政治结构。但就如同任何政治实体都有其弊端一样，“精英政治”也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和破坏力，那就是极易形成特殊利益群体；极易形成掌控强势话语权的、占有社会绝大数资源的利益集团，从而剥夺其他利益群体的权益与权力。这也是世界各国在民主实践中逐步在反思和不断修正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精英政治在现代历史上有两次强盛期，一次在1949年前，另一次也就是在1978年后。如果把1949年前的精英政治归结为一次失败的实践，那在当今社会的精英政治的舞台确实与那个时代所处的环境要有许多的不同，首先是社会是相对处于和平发展期，国内外的大环境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精英的巩固和发展；经济的发展需求寄希望于精英们的社会贡献；实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偏正彻底颠覆了先前的“红与专”的各自社会位置；在市场拜物教这个魔兽面前，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更加强化了精英队伍的力量支撑。　　

我们都知道，精英包含知识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人群所组成。而中国的精英阶层往往都会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除了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外，也同我们的政治精英化有关系，如果我们翻看一下历届各类组织的成员结构，那我们就发现从“革命化”到“专业化”的巨大变化了，当然这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次精英政治发展来看，我们发现有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契合，那就是精英政治化、资本与权力的互换、国家资源与私有财产的紊乱关系。实际这种不正常的精英政治却孕育着很大的危机，涵盖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每个时期的执政者都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国民革命后，孙中山就曾把“天下为公”作为其政治理想，这说明“私天下”的政治制度对于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先行者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但由于后来者始终无法解决军阀媾和的局面，无力遏制几个大财阀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逐步演变为官僚资本横行、逐步蜕变为封建买办集团，导致民怨积重、民不聊生，最终被人民所推翻，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被后来者所汲取的。　　

陈良宇的发迹，源自精英政治在中国再次起步。1978年的科技大会邓小平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为社会由政治阶段向经济发展，为社会的知识精英进入各个领域提供了政治保障。更新换代成了新时期必不可少的政治任务之一（当时称为干部队伍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简称四化），以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作为培养对象是在好不过的，也是顺应时代要求的。我们从他的简历中就看到当时他的从政轨迹：　　

1979年2月-1980年1月到同济大学进修；　　

198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底担任上海彭浦机器厂基建科副科长；　　

1983年至1984年任上海彭浦机器厂副厂长、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党委副书记；　　

… …。　　

但从我们业已公布的犯罪事实看，从1988年后担任黄埔区区长后到案发在长达近18年的从政道路中，尤其是在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中，无不看到他滥用职权，受贿犯罪的踪影。这让我们不得不惊出一身冷汗，难道他不知道身为党的领导干部不遵法、不守道吗？作为一方首长难道不知道其示范作用吗？我想这些他比任何人都很清楚。究竟因为什么让他步入监牢？　　

如果我们按照常理会责难他党性不强、知法犯法等等我们可以认为的一切都可以给他加上，但问题如此简单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前仆后继了。　　

任何社会的精英都不会离开他所处的制度环境。当那些政治精英赋予经济职能的时候，它不可避免的会利用资源分配的权利为自己加码，也会适时的调配权力交换，谋取个人私利，这就是人性的阴暗面，当这种阴暗面受不到任何制约和限制的时候，就将把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一些制度和规定会使一部分人的私欲有所收敛，但对于意志薄弱者来说，对于凌驾于党政之上的有些人来讲，那岂不是一纸空文。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社会中，政治精英所掌控的资源是令人垂涎的，除了政治资源之外，社会的其他资源对每一个社会人都是一种诱惑。而在一个财富拜物教的社会中，权利与财富的转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当我们的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依附型积累”的时候，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就会有一种天生的紧密绳索把它们紧紧的绑在一切。　　

作为精英政治的实践者，陈良宇不可避免的依附于经济这条纽带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作为处在社会顶尖的政治精英，也会生发那种“天高气傲”的霸气，另所有人垂涎三尺。　　

现在为什么应该大力提倡公民社会的建立，因为畸形的精英社会弊端就是令那些掌握着社会绝大多数资源的精英阶层，无视国家的利益、无视国民的利益，欺凌弱小、强占资源，那和谐社会会怎么建立起来？　　

我们设想，如果作为才气俱佳的陈良宇处在公民社会之中，他还会这样为官为民吗？这些仅仅是设想！　　

三，   他既是“官场潜规则”的得益者，又是马失前蹄者　　

如果我们把陈良宇的落马最后归结为“受贿、滥用职权”的话，笔者认为是“善用”潜规则的他，导致他“滥用职权”，最后致使他“受贿”犯罪。　　

现在在我们对于职务犯罪在套用法条的同时，总是要戴上一顶道德的帽子，偶尔借用一下制度建设的漏洞的不足，这样看来“原则上”就有了一种合乎法制的、社会的“制度规范”。实际这个“原则上”就把本来意义上的“刚性”制度，游离于“可以”与“不可以”之外了。这种看似合理的解释延续了我们这个社会多长时间，恐怕没人说清楚。究其原因，也许只有大家都默认的、都共同实施的“潜规则”在起作用罢了。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赋予了“官本位”至高无上的思想，也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官场文化”。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还是当今千军万马争“公务员”的现象，说穿了都是因为一个“官”位，在传统的“皇权主导”的思想支配下，在事实存在的等级阶层社会中，权力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捧着“金饭碗”而安于生计的，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步登天”的选择，确实带来的不仅仅是“功名成就”，而是进入“望族”的领地，其名利与地位是令众人所期盼的。如果单从经济利益（待遇）来讲，说服力并不强，因为有些职业的待遇并不比做官的差，那为什么诱惑力有那么的强，这是人们都很清楚职务背后的数不清的猫觅儿，有形无形、若明若暗的种种利益对身在局内的人构成了强大的、无法抗拒的诱惑。这是人们心知肚明的“诡秘”之处，也是社会群体中约定成俗的潜意识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要在官场混，就要有“朋党、乡党”的捧场，没有这些的话，做任何事如同登天一样难。要在官场混的好，就要有规则之外的东西来配合，另类的，特立独行的你是没办法赢得场面上的同僚们的喝彩的。陈良宇也许青年时期的政治命运的坎坷，让他萌生“出人头地”的干出大事业的想法：为了出人头地，他可以骨子里透着“忍辱负重”；为了出人头地，他可以不计成本领会“领导意图”。当他完成爬台阶，进入象牙塔尖后，利用多年积累的心得，循其旧路，逐步完成朋党的团队构建；利用中央赋予上海的特殊地位、利用中央政府权利下放地方的契机，积极地打造个人的自由王国。　　

我们从当年他的一些讲话中就可以看出他个人恶性膨胀、利令智昏的一面---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说我说的不算的时候，对上面我来负责，你们也会承担后果。你们要明确我说的这一点，我们才能一起干，否则就别跟我干。这些话现在听来似乎很是耳熟，也许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还对此津津乐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方显英雄本色。但就是这样惊天的话也许让陈良宇曾经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最后却断送自己的政治仕途，这个教训值得每一个“官场”上的人深刻汲取。　　

制度是规则，是强制性的，一旦实施就容不得“善意”的变通和“善意”的理解。但多少年来对于重大问题的制度建设上，我们习惯于党和政府搭台，地方和部门各唱各的戏。究其缘由，那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把“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摸着走”的观点，视为突破禁区的先锋、视为“思想解放”的楷模。久而久之，这种人治大于法制、制度成为任何人调戏的现象，就会成为一些官员及部门肆意亵渎制度建设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社会潜规则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方便之门，当然官场潜规则成为气候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悟性极强的陈良宇也道出了“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这样貌似良好愿望的话来。　　

当有些制度被某些人作为“木偶”的时候，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个交易而已，任何政府行为都可以作为商品来交换，任何权力都可以以某种形式越界。我们可以想象，当权力被市场所俘获时，那会有多么的可怕。　　

官僚作为社会的一个载体，已经在某些方面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方面。当肩负社会管理的权力机构的人们一方面敷衍制度的执行力，另一方面却在享受着社会资源而带来的利益，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制度建设中的悲哀现象，我们不得不在为“潜规则”或者为之服务的“官场潜规则”而大声说不的时候了！　　

陈良宇及其它的朋党们在行使罪恶的时候，也许认为理所当然。是的，当他们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让权力与资本成为互惠关系的时候，没有一个当事人会认为是“错”，因为权力这只是个条件而已，但这却恰恰也证实了在官场上制度以外的东西实在很多，实在很“利好”，这是我们都清楚的事情，因为，制度是人为的，是由人来执行的。可是所有的规则以外的事情都是要有“边界”的，决不会因权力的大小、势力的大小、朋党的多少而有所改变。我们再看看当陈良宇落马后“狐朋狗友”的义气程度就知道人为什么为“利益”而生。　　

因社保基金案引发的陈良宇问题的暴露，一个突出的信号就是我们看到了由官场潜规则而带来的种种弊端。社保基金这个生命线被突破了，带来了各类人物的阴暗的一面；名震一时的企业家因“土地”陷落了，让人们看到了权贵勾结的严重；胞弟也因经济问题将受到法律的追究，让这个上海滩一哥的家族就此凋零。　　

当年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做功多多的陈良宇，笔者认为他错就错在他把潜规则确实当成了必修课，而把制度下的规则却忘得干干净净，当然也就走向了反面，他对那些“明星官员”来说，确实是一面镜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