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始终存在路线斗争

党内始终存在路线斗争

——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

徐汉成

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无论是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始终贯穿着“路线”与“路线斗争”，只是表现的形式与内容不同而已，战争时期表现出来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左倾”与“右倾”，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则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路线”问题客观存在　　

什么是“路线”？简单的说，就是选择事物发展的道路。一个人要到达一个目标地，要做成一件事，原材料加工成为产品……，都存在选择哪一条道路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才能既方便又快捷的达到目的。因此，“路线”就是到达目标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夺取中国政权，建立自由、公平、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但是，光有“目标”是不够的，“目标”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坐在那里就能实现，因此，还要制定一条为了实现或到达目标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夺取中国政权的目标，如果不建立工农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目标就不能实现。有了武装还不行，还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不仅要使共产党的武装从弱小转为壮大，还要使战争不断的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因而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实践证明，这个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国民党蒋介石不可能溃败，拱手将政权让给共产党。国民党的目的也是为了取得全国的政权，但他们取得政权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国民党的政治路线与共产党相反，因此，国民党则从强大转为弱小，最终也没有实现夺取政权的目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与路线斗争问题，邓小平有过确切的论述，他说：“从一九三一年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8页）这就说明邓小平认为在中国的革命的过程中，是存在着路线的错误的。　　

因此，路线与路线斗争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是一个事关革命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这在哲理上与逻辑上都是说得通的。　　

二、正确的路线是从哪里来的？　　

革命与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远不是办成一件具体的事情那样简单，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否则，无论革命与建设都会走许多的弯路，甚至走向失败，这一点，无论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还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都已经作了强有力的证明。　　

正确的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们的脑海中固有的吗？当然不是，正确的路线来自于正确的思想。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正确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第二卷第191页）　　

正确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中来，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来。人们用现成的理论指导着后来的实践，又在实践中再上升为理论，又用以指导实践，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中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就是因为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然后才能制定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如果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就不可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就可能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1978年，邓小平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文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二卷第115页）　　

邓小平又说：“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46页）这就说明邓小平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是毛泽东同志用正确的路线克服了错误的路线，才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三、“走资派”就在党内　　

为什么说“走资派”就在党内？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社会制度问题，建设与发展走什么路的问题，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总是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人说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总有一些人指责说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同样的道理，也总是不可能众口一词说坚定不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大多数人从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实践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与没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人吃人人剥削人的本质，看到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看到了资本主义没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因此，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　　

反对也好，拥护也好，走什么“路”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决定权还是在执政党，如果执政党的领导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那末，他们就会坚定不移的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反之，如果执政党的领导者们在思想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倾向，那末，他们就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社会上就有一批人跳出来，发表文章，演说，大鸣大放，掀起了一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浪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样采用大鸣大放的斗争形式对于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予以坚决的反击，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反右斗争”。　　

1980年，邓小平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　　

什么是右派？就是“走资”派。不过这股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是产生在知识界与文化界的少数人身上，而不是产生在执政党的领导者身上，因此，右派分子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注定不可能得逞。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挫折，这时候，党内的领导者中有一些人产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毛泽东做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通知，其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文革”中，因为推行“自由经济”与“文革”初期派驻“工作组”，国家主席刘少奇被作为“走资派”受到了党内外的批判，并于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受到了批判。　　

关于“文革”和刘少奇，后来的人众说纷纭，有人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与目的，认为毛与刘是权力之争，指责毛泽东借“文化大革命”清除异己……，但是，无论是别有用心也好，不知内情也好，历史总是公正的，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误解只能是暂时的，如今，时光已过去四十多年，事情应逐步明朗起来：   　　

其一、刘少奇与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领导人一样，与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同路人，未见他们之间存有个人恩怨，如果毛泽东与刘少奇存有个人恩怨，刘少奇就不可能于1949年9月在第一届政协会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随后又被毛泽东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更不可能在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毛泽东提议当选为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　　

其二、从职务上看，刘少奇已经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文革”前，既未见刘少奇有如高岗、饶漱石那样的独立王国、分裂党和国家的野心，也未见刘少奇有林彪反党集团那样的篡党夺权、搞阴谋诡计的行为。从年龄上看，毛泽东与刘少奇几乎是同龄人，从身体状况上看，刘少奇的身体并不比毛泽东好，因此，凭毛泽东在党内与全国人民中的威望，不存在刘少奇对毛泽东权力与地位的威胁，也就不存在毛泽东具有清除异己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刘少奇会在“文革”中遭受到举国上下的批判, 为什么在1689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会被与会者一致通过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一点，仅仅指责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是权力之争”是解释不通的，我们只能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思想与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去寻找答案，只能从“文革”被林彪之类的阴谋家利用中寻找答案，什么是“思想与政治上的分歧”？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林彪一类的阴谋家们利用“文革”对刘少奇的路线错误进行了“残酷斗争”与“无情打击”。　　

四、一条道上两条船的倾轧——历史的拐点　　

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再一次选定接班人，在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上，原为中共中央常委的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叛逃国外。　　

在“文革”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在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上，39岁的王洪文被选任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因搞帮派体系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四人帮”，因此，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力荐邓小平主持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再一次培养华国锋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1976年9月9日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原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月6日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代表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拘捕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等四人，　10月18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此后，“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呼声响彻全国。此后，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四人均被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其罪名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反革命复辟、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等等。　　

如今，时隔三十多年，“文化大革命”早已被全盘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摒弃，人们不禁要问，华国锋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否属于路线斗争？如果从十届三中全会公报与特别法庭为四人定的罪名来看，仍然应该是路线斗争，但是，所谓的“四人帮”主张走什么路线？华国锋又主张走什么路线？人们找不到答案，如果认定“四人帮”是“反党集团”那末，其反党的言论和行动在哪里？即便是“反党集团”为什么不经党内的组织程序而要采取非常的措施？为什么不给“四人帮”检讨的机会？因此，我们只能从华国锋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为权力之争中寻找答案。是一条道上两条船的倾轧。　　

“四人帮”的清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拐点，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为右派平反，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平了道路。　　

五、转折时期的过客——华国锋左右不逢源　　

“四人帮”被清除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华国锋接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后，清除了“四人帮”的障碍，继续坚定不移的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根据“两个凡是”就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不能实行所谓的“改革”。　　

因此，“两个凡是”提出后，不仅遭到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对，也遭到了在“文革”中曾受到批判的一部份老干部的反对。1977年5月，邓小平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74岁的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先发起并推动在全党范围内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所谓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展开对“两个凡是”大批判，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华国锋的领导权也同时的受到了分化，在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替了华国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　　

虽然“两个凡是”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决策和指示，虽然，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些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人早已复出与平反，但是，仍有一些对“文革”存有怨恨情绪的人认为，根据“两个凡是”，就不能对在“文革”中所有被打倒的人予以平反。一句“两个凡是”为敦促华国锋退职制造了口实，一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则为后来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与推行“改革”留下了伏笔。　　

1980年９月，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６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78岁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80年2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接替了华国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至此，华国锋原有的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分别被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取代。　　

1989年，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文选《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三卷第298页）　　

1980年，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3页）”　　

根据邓小平所说，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但是，他们既没有搞阴谋诡计，也没有分裂党，为什么会从党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下来？华国锋也没有搞阴谋诡计，也没有分裂党，为什么又会从党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下来？这里，我们只能从路线分歧与路线斗争上去解释。而华国锋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并不是华国锋个人的问题，而是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否定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路线的结果。　　

六、自由化的诱惑——胡、赵“右倾”的破产　　

1979年，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0页》）　　

1982年9月，中共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修改，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新修改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接替了华国锋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胡耀邦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积极推行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极力为在“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人平反昭雪。但是，胡耀邦没有深刻领会邓小平既主张“改革”又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路线，受到了自由化的诱惑，产生了“右倾”，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消极态度，导致了部分学生受“精英”们的利用，以要求得到更大的民主为借口，于1986年底爆发了示威游行，这次学潮使邓小平认为，胡耀邦不能实施他所倡导的“改革”路线，因而，极力促使胡耀邦辞职。 　　

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后来，邓小平说过，胡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个人原因离职的。 　　

胡耀邦离职后，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　　

赵紫阳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由于采用“精英”治国，组成所谓的“智囊团”这就使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邓小平目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断送社会主义，断送“改革”路线，点名批评了赵紫阳的“智囊团”　　

成员方励之、王若望等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邓小平反复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邓小平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7页）“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十分严重。”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但是、由于胡耀邦、赵紫阳的“右倾”，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采取放任的态度，终于在方励之、王若望等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的煽动与利用下，导致了一九八九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　　

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原为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泽民因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表现突出，经邓小平提议，在1989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月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 （邓小平文选《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第三卷第324页）“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末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　　

在1981年华国锋辞职到1989年赵紫阳被撤销的短短的九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历经三次更迭，党、政、军权又历经了从分散到集中的演化过程，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不能不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　　

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三人都曾担任党的最高职务，且都不存在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言行，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非常的政治现象？这就是“路线”问题，如果胡耀邦、赵紫阳不存在“右倾”路线的错误，就说不通也无法解释他们的辞职与撤职问题。　　

七、邓小平的两重性　　

一、身份的两重性，一方面，邓小平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的领导人，建国以后，又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份这是毫无疑义的，另一方面，继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邓小平复出后，又据理力争的成为“第二代”的“领班人”来主持中国政局。　　

1989年，邓小平说：“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邓小平文选《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第三卷第299页）“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第三卷第311页）　　

二、思想与理论的两重性，一方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将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认为当时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极力主张“改革”。另一方面，作为老一辈革命家，又深知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担忧由他倡导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因此，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不了的。” （邓小平文选《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不了》第三卷第328页）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4页）　　

胡耀邦、赵紫阳正是由于没有领会或拒不执行邓小平的既要“改革”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两重性，犯了“右倾”的错误所以才在政治路线上栽了跟头。　　

三、分权与集权　　

华国锋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后。邓小平当选为军委主席。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不再设中央主席这一职务，在胡耀邦与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一直担任军委主席一职，当然，这种“分权”，无疑是“领班人”为了维护政局的需要。　　

1989年，邓小平说：“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党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选《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第三卷第317页）至此，国家的党权与军权又走向集中。　　

当然也是不难理解，这种“集权”同样的也是为了维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需要。　　

八、脱轨的社会主义　　

1985年，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第三卷第110页）1990年，他又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第三卷第364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回望“改革”三十年，市场经济与私营经济在中国已占据主导地位，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反映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已占据世界首位，据资料显示，中国的前500名富豪占有着11万亿元以上的资产，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资本家资产阶级羽翼已丰，谁也无法断言，这样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主义。无情的事实将“改革”的初衷击得粉碎。如果邓小平在天有灵，不知会作何感想。　　

如今，还有人借邓小平“改革开放”为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能不引起执政党与全国人民的高度警觉！因此，今后的发展与建设走什么路的“路线”问题，不仅是摆在党和国家领导者面前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　　

“路线”与“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　　

二00九年十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