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所有制问题，“同工同酬”就是空文

    国家要为“同工同酬”立法，其出发点不容置疑，但可行性非常怀疑。就先问：如今事业单位和基层机关中的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能否同工同酬？还有那些做着本应由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人员做的事的协管员，能否与被他们解放的悠闲的工作人员同工同酬呢？谁能保证工人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呢？如今“同工同酬”是一种分配方式，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所有权起着主导作用。所有权问题体现了所有制问题，什么样的所有制决定了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出了问题，“同工同酬”的执行必然存在问题。
    在私有制生产方式中，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工同酬，还是同工不同酬，决定权在所有权人，即私营业主和资本家手中。在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社会里，“工”就是商品，“工酬”就是商品的价格，它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所以“酬”并不能真实体现“工”。工人为了获得劳动岗位，宁肯无偿地为企业主加班加点，在经济危机中，工人宁肯少拿工酬也不愿失去岗位，《劳动法》不是成了一纸空文吗？即使在同一单位能做到同工同酬，但在同一行业的工酬也不相同，为什么一个供电局抄表员要批其它抄表员工资高很多倍？又如何统筹银行行长的年薪要是其它行业主管的几十倍呢？
    由于私有化，甚至一些权力也被私有化了，政府对分配体系的控制能力被大大削弱，即使通过法律手段规定了工酬，如规定了最低工资，但还是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使同酬不同工。在私有制社会里，劳动有了贵贱，所以对“工”的理解也是不同的，自然也不可能会同酬。因为“同工”是相对的，“不同工”是绝对的，几个教同年级、同学科、同教材、同节数的教师，他们可以认为是“同工”，也可认为“不同工”，所以也可能是“同酬”或“不同酬”。由于工作的条件、环境、过程、对象、强度、质量等不一样，两个人不可能做出相同的“工”，那么“同工同酬”也就只成了一个概念。如果真能实现同工，为什么招看门的要研究生，招洗菜工要本科生？其实是在同酬的情况下实现不同的“工”的效率、质量与结果，而这些都是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基本条件。
    由此可见，在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要实现同工同酬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的价值是由普遍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在尊重所有多样性劳动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而让各种劳动得到同样的尊重，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在相同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做的“工”，才能获得相同的“酬”。公有制保障同工同酬的另一个方面是劳动者成为自己的主人，对劳动成果拥有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