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院士的观察：大学里都在追捧什么？

朱清时院士的观察：大学里都在追捧什么？　　

朱清时院士在中国科技大学干了十年，当过这个大学的校长，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他再次谈到了钱学森的这个科教拷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作为中科院的资深院士、中科大的前任校长，他以自己的亲身观察坦陈了中国教育的体制弊端，从较深的层面上解读了钱学森的这个科教拷问。　　

一、  一流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氛围？　　

什么是大学精神？说的直白些就是大学的人崇尚什么、追求什么。　　

美国的一些大学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地方。同样是大学，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这种世界一流的大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只要比较一下两者大学里的风气就可以了。朱清时以加州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为例，给我们作出了一种很谨严的求证。朱清时在采访中说道：“钱学森就讲过加州理工大学的风气让他深深难忘，在那里如果有人要做一个报告，很快就会有其他人想以更新的东西超过他。如果你到麻省理工学院去看，你去的时候发现大家崇尚的就是学术卓越，都憋了劲去竞争做到最好。”对此，朱清时感慨道：“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现代大学学术机构一定要有这种气氛。”（参见2009年1月13日《南方周末》）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里面的人一定一门心思地琢磨怎样把自己的学术做到最好，一定要一门心思地搞清楚自己的同行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这样的竞争和超越，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大学精神。只有我们大学里的人都崇尚这种精神，都追求这种学术上的卓越和更优，我们的大学才可能大师辈出。　　

二、  我们的大学都在追捧什么？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尊崇学术应该是它的一个风气之本。这里竞争和超越的应该是学术上的卓越和更优，而不是其他世俗性的东西。　　

谁把学术做的最好，谁就最受大家尊崇、地位就最高、待遇就最优厚。一些大师辈出的地方就是这样管理的。而这样的激励性管理在中国的大学里却是很少存在的。　　

在我们的大学里，行政上的权力在通吃着一切、把持着一切。一个教授再苦再累地钻研学术，其劳动所得往往连一个当官搞行政的手指头漏掉的都赶不上。武汉大学的副校长利用职权招标贪腐这么多钱，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正因为这种权力有着如此的“神通”，所以，现在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尊崇权力、追逐官位，以便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官位，不劳而获地牟取自己利益和地位的最大化。　　

实际上，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对官位的竞相追捧，在我们的世俗社会、在我们的大学殿堂，比比皆是。正如朱清时在采访时所披露出来的那样，“现在，我发现学术会完全变形了，开学术大会都是官本位，大家都在崇拜权力。作第一个大报告的人，一定是官最大、地位最高，哪怕他学问上大家都知道没什么。”　　

为什么连我们这些本应该以钻研学术为本业的教授，都世俗化地钻研起权术、追逐起官位了呢？这里的一个因果链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体制上。朱清时院士对此剖析到：“现在大学最大的毛病，就是都追求官位了，官位就是地位，你只要官位有了，什么东西也就都有了，权力通吃，大学的领导都很　容易评成　教授。所以，大家觉得尊重学术没有什么必要。这样的学术气氛、文化精神就全完了。这一结果就是学术衰退，大家时间都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同上《南方周末》）　　

朱清时院士所披露出来的这种“权力通吃学术”，在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管理中实则就是一种四处可见的普遍现象。　　

大学里是这样，中小学里也是这样。只要有点官位，什么都可以“争先”。如果没有点官位，就只能苦苦地干等着，评职称、分奖金，一切都要靠后边站着。平日里，有的官位的总是风光无限、吆三喝四，牛气得很，根本不把没点官位的人看在眼里。一个人以前再怎么窝囊，被人瞧不起，一旦鱼跃龙门，弄到了一个官位，人气、人缘、人脉立马就陡长起来，人人敬畏，人人追捧，人人巴结。这种权力的通吃，让每个人都尊崇权力、追捧官位来。正因为如此，官场术、厚黑学穿了时下的抢手货，人人竞购、偷偷研读，花票子、铺路子、削尖脑袋找位子。有了位子、捞票子、包奶子、嫖妓子，整日在这种权、钱、色的不停交换中忙活着。生活的逻辑是，只要有了官位，吃喝玩乐就不用自己张罗了，票子有人送，单子有人买，奶子有人献。有着如此的“神通”，这才让我们现在大中小学里的人，几乎都在追捧权力、追捧官位。至于学术上的卓越与否，压根儿就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如此不把学术的卓越当回事，又何以催生大师的辈出呢！　　

三、  体制的改革与大学的重建。　　

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应该按照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组织协调它的日常运作，不能再让一些上边任命、而非教授民主推举的校长、书记独断和包揽大学管理的一切了。对大学的学术管理不能再延续那种行政化的一套办法了，用上边的红头文件下达任务、包干到人，然后再由学术上的门外汉例行检查验收、坐享其成。研究什么、怎么研究，教学什么、怎么教学，这应该由大学里的教授自主决定、自主安排。大学的学术管理要由教授理事会自己说了算。它的管理层要　通过　教授自己的民主选举而自主产生。如果　连大学　教授这种高知人才，都不能享受这种民主选举大学事务管理者的权力，真不知中国的民主还能在什么地方勃兴起来。　　

想一想，中国农村的一些村官都尚且可以由那些自治的村民，通过民主的途径自主产生、自主罢免、自主撤换。那么，大学的校长、书记这些学校事务的管理者又为何不能交给我们教授的民主选举，自主产生呢！村民尚且可以民主自治，大学的管理又为何不能由这些教授民主自治起来呢！　　

很早就有人提出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去除校长、书记等管理层的上边任命这样的体制，以把民国时期北大、西南联大的　那种　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管理制度重建起来，以此去除这种祸害大学学术圣洁的官本位陋习，焕发大学尊崇学术的精神氛围。如果能够把这种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制度重建起来，由它通过自己的民主途径自主产生自己的管理层、理事会，这样学术上的卓越和更优，才可能逐渐被尊崇起来。通过这种教授的民主自治，官位的显摆、权力的通吃，才可能难以存续下去。因为你只要不尊崇学术的卓越，显摆自己的官位，通过这种教授自治的民主安排，马上就可以按照大家共同约定民主的方法，受你的权、罢你的官，让你无法显摆、贪腐下去。比你学术更卓越、品德更高尚、办事更可靠、群众更信任的佼佼者，就可能替补上来，而重建对学术卓越的尊崇、阻断权力对学术的玷污。　　

为什么一些大学的教授总在不遗余力地争取这种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权力，说到底也还是为了制约和监督上边任命的那些校长、书记的公权私用，重建这种对教授学术卓越的尊崇。　　

在民国的西南联大、在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那里运作的都是这种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制度。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都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学术卓越和品德高尚，　通过　教授理事会的民主推荐自主产生的，绝不像现在的大学一切都需要通过上边的跑要买卖、献媚巴结，牟取管理上的官位。即使学术上不怎么样，只要肯花钱、托关系，走上层路线，也这样可以弄一个官当当。而如果把这种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制度重建起来，这种上层路线就可能走不通了。　　

所以，要去除这种大学里的人对权力、对官位的错位尊崇和追捧，就必须尽快把这种教授治校、民主理事的制度重建起来。正因为如此，朱清时院士也才一再告诫到，“现在中国教育要发展，还得要和30年前的经济改革一样，把教育行政化去除掉，按照教育内在规律办事。”（同上《南方周末》）　　

总之，要让学术卓越受到最大的尊崇，要催生我们大师的辈出，就必　须把　教授治校的民主权力和尊崇学术的文化氛围重建起来，并通过这种重建阻止校长、书记的权力通吃和对学术卓越的漠视。　　

　2010年2月3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