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利益高于企业利益

全民利益高于企业利益　　

一、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

企业是由人组织的，人的利益自然是社会的基本利益。但是迄

今为止，人们总是将企业利润、企业效率视作社会经济利益的基本单

位。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经营机制构成了价值增殖的

基本单位。而人自身的价值循环，只不过是人自身的生活支撑点。那

么在社会经济运动中，人自身的基本利益能不能直接构成价值增殖的

基本单位？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社会发展趋势的逼迫。一方面在现代

生产中，越来越多的生产效率是在企业之外形成。现代农业的丰收，

需要依靠水利与机械化。而这两种工作都不是个体农民自己能左右

的。各行各业的发展都是如此，都像“登月工程”一样，是一个庞大

生产系统综合协调的结果。这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解读，事实上整个

社会系统是一个利益有机联系体，整体利益需要与局部利益协调，生

产利益需要与消费利益协调等等。这些都不是唯企业利益是举的市场

机制所能胜任。另一方面，公有制的建立，社会基本生产资料全民所

有，而不是企业所有，资本所有。这就把人的基本利益明显摆到了企

业利益之上。在社会经济制度上对人的利益肯定，恰恰是为解决社会

进步的矛盾，提供了更基本的社会能力和条件，而不是给社会进步添

了麻烦和乱子。

    人的基本利益就是全民利益，现阶段具体的是指人的教育、医

疗、养老、工作等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全民利益在提升中的困难，

来源于资本利益的枷锁。且不要说在市场利益、企业利益决定一切的

指导思想下，全民利益会被割裂的七零八落。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在

高度集权、计划指令的经济环境中，在事事走群众路线的社会环境

中，企业核算仍然是经济核算的基础，企业的成本利润仍然是判断经

济行为合理与否的基本依据。所以尽管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的生活

福利如医疗教育等等已经比私有经济要强。但是依靠企业利益来规划

经济，全民利益就还没有落实到位。只有企业核算，没有全民利益的

核算，这种公有制含根本性缺陷，“与旧社会差不多”。可能有人会

提出，社会通过税收聚集的财富，不是在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

生活需要吗？例如兴建水利、发电、交通等工程。历朝历代都会有部

分资金用于社会职责，例如仓储、赈灾、兴修水利等等，但是这与生

产方式无关。而现代经济所遇到的问题是，全民利益已经不是扶贫的

对象，而是作为生产动力、作为价值运动的关键环节，介入了社会经

济。

全民利益在社会生产中起到三个关键作用。一是全民效率的社

会支撑基础。如果没有全民利益，依靠资本利益或其他局部利益，它

们有资格、有能力、有义务去顾及全民效率？显然做不到。　　

    二是社会价值的中转站。劳动报酬的多少，直接影响生活品行业

的价值来源。如果一味增加劳动报酬，那当然可以带旺生活品行业，

例如农业、轻工业、房地产业等等。但是劳动效率没有相应提高，这

种带旺就是一种畸形繁荣。其标志是社会资源在该行业的使用效率会

愈来愈低，并导致其它行业的资源稀缺。如果劳动报酬给得过低，生

产品行业的价值来源就不足。这种不足既制约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

制约社会进步。因此劳动报酬要反映劳动效率平均水平，这个平均水

平就是价值尺度。所以社会平均劳动效率增长有多快，社会的工资总

量增长也就应该有多快。不是有人感叹“工资增长是刚性的”吗？劳

动效率增长既然是刚性，工资增长自然应该是刚性。

三是社会生产协作力的落脚点。社会协作是有收益的，这部分

收益归于哪一个局部利益都不合适，它只能是归于全民利益。一个人

搬不走的石头，十个人协作搬走。这个搬石头的收益只能在这十个人

中按比例分配。全民利益支持全民效率，而全民效率又回馈于全民利

益。这是公有制能够屹立不倒的基本价值循环。

生产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人与物的互动。也可以说是劳动与物的

转换。即劳动以更高的效率转换为更多的物质财富（物质效用），而

更多的物质财富又进一步为提升劳动效率准备物质条件。二者相互推

动，良性循环。如果要计算成本的话，劳动时间为成本（在宏观层面

看，各种物质损耗都不过是在进行物质效用的转化。只有劳动时间一

去不复返，是真正的损耗）。利润则为高出传统劳动效用的剩余效

用。（剩余效用可以通过“按质论价”的方式转化为价值）。所以整

个社会生产就是表现为劳动效用与物质效用的相互转换。公有制在落

实全民利益的时候，符合这种人、物互动要求，因此其生产方式能有

效展开。也正因此，公有制的生产特征是效用增殖，而不是资本增

殖。

由于生产的基本价值循环是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这使得公营

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种种对立与损耗大大缩简。因为许多“损人利己”

的经济行为，已经变成了“损人就是损己”了。于是许多“假、冒、

伪、劣”都失去了生存的意义。由于生活利益的提升，取决于劳动效

率的提升。这就导致各种生产实体转向知识创新的竞争。这也表明公

有制的生产方式与知识经济相一致。

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一切竞争，一切进步，最终都落实到人自身

的收益。由于生产力落后以及认识落后等种种限制，全民受益的优势目

前还没有完全体现。但是人与人的利益对立，在根本上消失；而人与人

的协作在全民范围展开。这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将人的解放

提升到新层次。在毛泽东时代，这一经济解放特征已初步体现。以人的

利益主导企业利益，主导一切局部利益。这是公有制社会公平正义得以

展开的的经济基础，是社会风气团结一致，意气风发、欣欣向荣的经济

基础。这其实也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实际生活中，一切局部效率都是互有关联的。所以互有关联

的效率整体组成了全民效率概念。任何一个局部效率的进步，都会导

致全民效率的提升。局部效率可以视作是局部生产的费效比，全民效

率则可以视作是社会平均费效比。一切费用的支出，最终都归结为劳

动时间的消耗。在费效比指标的背后，隐藏的是劳动时间的投入产出

比。（劳动的产出在此也是以历史不变价格计算，优质产品则以倍加

价格的方式折算），当社会经济以费效比指标来衡量经济利益得失

时，就意味着经济运动是以效率增长为中心，而不是围绕剩余价值展

开。资本运动要坚持“等价交换”，是因为每一份物质财富的背后，

都包含对应的劳动时间损耗。不坚持“等价交换”，就意味着有一半

生产过程没有实现价值补偿。所以私有制社会的全民福利是一个越背

越重的经济包袱。公有制生产围绕效用（效率，以下同）提升而展

开。效用提升意味着同等的时间消耗会带来更多的财富，这多出的效

用如何计算劳动损耗的补偿？它无需对任何个别生产补偿，所以“优

质优价”的好处只能是回归全民基本利益。因为效用本身就是一个社

会协调的指标，是一个对知识综合利用的指标。全民福利和劳动力价

值不断将劳动效用转化为社会财富，知识的开发无极限，全民福利的

提升也就无极限。

全民效率体现在劳动时间的投入产出总比例上，使得社会第一次

找到自己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生产力定位，也使局部生产的劳动效率

竞争，有了依托的平台，有了合理的裁判。（私有经济是依靠利润来

确定自己的经济位置）。价值、利润、经济制度的建立，社会资金的

分配等等，都可以此作出衡量和裁决。社会财富的分配，将不再单看

市场的脸色，它还要看平均费效比的脸色。因为全民效率越高，自身

获利才能越多。

在技术层面上，社会平均费效比就是由各种产品与服务组成的互

有关联的函数群，每一个经济实体既是自变量（内部自主改进效

率），又是应变量（受外部环境影响效率）。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平均

费效比产生变化，既影响行业内各企业的价值回报，也影响社会总劳

动时间与社会总产品量之比。这个总比例成为全民基本利益享有全民

效率的依据。我们输进一个局部劳动费效比数据，就可以察觉一系列

的对应数据变化。

社会平均费效比与马克思所定义的价值尺度-----社会平均必要劳

动，在本质上的规定是一致的。只不过因为社会实践的发展，因为生

产效用多方面的快速更新，财富来源更多的依赖效用创造性劳动而不

是效用重复性劳动，我们需要把更多的关注，从稳定的劳动效用转到

持续变化中的劳动效用上来。（这两种劳动的区别，我们在后面说

明）。　　

社会各阶层、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实体，在共同的生产利益（追求

最佳社会费效比对大家都有利）基础上，自觉调节财富分配比例，这

就体现了公有制的公有本质，体现了社会意识指导社会生产的理智。

社会道德、社会正义终于在经济利益上找到了结合点。愈公平愈有效

率、愈有财富，这正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在追寻的社会理想。也

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和公有制的实践，使这二者的结合成为了现实

在社会平均费效比的尺度衡量下，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恰恰成

为效用创新、资金投入的切入点。效用的衔接是无国界的。局部经济

利益最终借助效用的社会性而走向生产的国际化。当各国都自觉的采

用社会平均费效比这样一把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时，国际通用货币，

国际价值也开始形成。但这种生产全球化不是全球利益服从某一强国

集团利益的全球化，而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都服从生产力的本质要

求，服从全球统一的平均费效比的衡量，服从全球人的基本利益，合

理安排资源，实现劳动效果全球公正共享的全球化。此时社会经济运

动的主要矛盾，是对财富运用效率上的竞争，而不是对资源垄断上的

竞争

在社会平均费效比的裁决下，机器人、机械手的应用受到欢迎。

因为工具革新提升了社会费效比，大家都有收益。因工具进步而下岗

的劳动者会得到社会补贴，劳动者其实是从传统生产中得到解脱。劳

动者因为工具进步而成为受益者，这与私有经济会因为工具进步而给

劳动者的就业带来灾难有根本不同。这也是两种所有制的重要经济区

别。

如果说市场竞争是评判企业效率的标准，那么社会平均费效

比，则是评判整体（国家）经济的标准，是评判科技进步的标准，也

是评判全民富裕的标准。一是社会平均费效比引导企业和投资不断提

升社会效用平台。企业劳动的效率和价值含金量大大提高。二是效用

增殖将因平均费效比提升而得到的物质效用，折算为价值再回馈给劳

动者的基本利益（例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这就跨过企业或者

是市场交换环节，直接将生产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例如遍布全国各

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合作医疗、互助合作的集体化、科技攻关、新技

术推广等等，这些都是全民效率提升的体现，它应该按比例回馈全民

基本生活利益。三是将科技创新、社会协作所带来的大量物质财富转

为社会购买力，转为全民利益，消解了私有经济无从回避的市场过剩

危机。例如钢铁产能过剩，社会是以全民利益（平均费效比）为产能

的调整底线，而不是以企业利润（盈亏）为调整底线。这就突破了资

本利益的应对局限。钢铁企业的价值循环条件被全民利益的价值循环

条件拉低（社会平均费效比标准），而钢铁消费范围被拓宽。既以社

会利益消化了过剩产能，又抑制了在利润刺激下疯狂扩张的产能冲

动。

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就是按比例分配

社会平均费效比是反映全民效率的经济指标。而全民利益在现

阶段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下，具体的表现为全民的基本生活利益，既医

疗、教育、养老、工作、住房等方面。将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建立联

系，具体的就是全民的生活水平要与全民生产效率的进步挂钩。否则

效用的社会性增殖无从推开。这也是以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糊不

清的地方。可能有人认为全民效率依靠全民觉悟推动就可以。但是全

民觉悟必须根源于全民受益，脱离全民受益的经济机制讲觉悟、讲奉

献，利益归谁？

以国家财政资金投资社会公共建设，投资生产紧急项目。这体

现了国家管理的作用。但是这种财源通过税收渠道取之于资本增殖，

其运用自然也要按资本收益准则运用。全民利益在此还是属于成本支

出，还不具备生产性。如果能将全民生产效率按社会平均费效比衡

量，来指导全民基本收入的升降，社会价值补偿就落到了实处，全民

利益就具备了生产性，效用增殖因此成型。

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已经有对全民利益的关照，例如对医

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这只能看作是社会对初次分配（将全

民基本利益与全民效率按比例挂钩）的延续和完善。而企业工资主要

是企业效益的体现，它无法包揽人的基本利益。

在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之后，社会财富形成

的源泉与形成方式发生根本变化。一是社会财富来源由单一化转向多

元化。财富形成再也不是仅仅来源于生产物质产品的企业，而是来源

于社会各个领域。原因很简单，各个行业都有节约劳动时间费效比的

要求存在。各个环节的时间节约最终都有一部分要化为社会全体成员

的收入。二是财富分配由单一的市场调节转向多元化调节。例如全民

效率与全民基本利益的互动，就直接跨过市场调节这一环节。三是生

产方式发生转变。人们开始全力以赴追求劳动效用的提升，社会生产

方式将由资本增殖，迅速过渡到效用增殖。

目前我国的生产效率与收入挂钩，还是在企业范围进行。例如

实行绩效工资、奖金与利润挂钩等等，这些都没有超出局部利益的效

率激励范围，还不算是全社会全体成员的效率激励。为什么公有制国

家对这个问题一直认识含糊？笔者以为有三个因素值得考虑。一是公

有制成立初期，已经有大面积的社会福利铺开，例如实行广泛就业，

免费医疗，北方冬季免费供暖等等，使人们忽视了在公有制条件下，

社会福利其实需要与生产效率建立互动的关系。二是战争环境和经济

奠基阶段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中，所有的生产利益要用于维护战争开

支。而经济奠基阶段，例如我国49年后的工农业体系打基础时期，有

限的社会资源集中使用，“先生产，后生活”，还谈不上全民效率与

全民利益挂钩的机制。而在战争环境和经济奠基阶段过后，人们没有

及时改革和调整社会财富的传统分配方式，而是延续下来，以至于影

响公有制经济优势的展开。三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普

遍实行重复性劳动方式（劳动动作重复，劳动效果重复。以下同）。

这种劳动方式适宜资本机制的运作。受此影响，在公有制国家，国营

企业普遍实行资本增殖的经济核算体系，实行剩余价值核算。在这种

经济环境制约下，没有形成对劳动效用的核算概念。质量增长反而成

为公有制的薄弱环节。但是公有制的优势，恰恰就是体现在效用提升

上。正是因为缺乏对效用致富的认识，全民效率与全民利益的互动问

题，就无从提起。

总收入与社会平均效率挂钩，具体就表现为按比例分配的特征。

初步归纳，公有制的按比例分配包含如下内容：一是国家利益与

局部利益之间的分配会按比例为主。例如国家对企业的税收是按比例

提取。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按照“分灶吃饭，五五分成”的方式进

行，“分税制”等等。二是企业对个人的分配也包含按比例分配。例

如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劳动折股提成、技术承包等方式。三是协作

单位在创新中因提升劳动效率，得到社会利益的按比例返还。四是社

会全体成员的基本利益（例如养老、医疗、教育等等）与社会平均费

效比的升降按比例挂钩。所以社会平均费效比（代表全民效率）升，

则一切比例分配受益；费效比降，则一切比例分配受损。企业之间的

市场竞争，也在社会平均费效比的影响内。因为此时企业之间的利润

差异，也是建立在全体劳动者基本利益之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互助

与沟通有了利益共同点。

按比例分配产生如下生产作用和社会作用：

1、社会效率与局部和个人的收益挂钩。如果说各种生产消耗都

需要价值补偿机制，那么对人的成长所需要的价值补偿，是基本和核

心的补偿。因为生产的目的和意义皆立足于人的消费。一切解放，最

终都要落实为人的解放。所以全民效率与全民生活利益按比例挂钩，

就成为公有制经济正常展开的关键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比例关系，

全民效率就失去了全民范围的利益动力。由此全民效率不复存在，更

高水平、更先进的科技成果与社会成果就不会产生。由此导致社会财

富的创造能力被局限。

2、按比例分配将各种生产效率因素联系在一起，生产与消费的

协作自然会产生。因为大家都是服务于社会利益，受益于社会利益，

损害对方也等于是损害自己，所以各企业的利润竞争，自然都会朝提

高劳动效率的方向努力。按比例分配是将个人劳动效用与社会效用通

过价值反馈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私与公建立了利益联系，也意味

着个人的经济行为在社会利益回报中有了社会经济责任。个人与社会

形成了利益互动关系。

3、从经济制度上瓦解了官僚阶层。社会财富的分割是官僚阶层

形成的经济“土壤”。在按比例分配方式中，社会管理层的财富比例

自然会高一些，但是它的利益也只是劳动者总体利益的组成部分。二

者比例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那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

利益分配方式不存在了，官僚阶层自然也就还原为管理阶层。马克思

指出：“英国国教会，对于在三十九个信条中攻击三十八条的人还会

原谅，而不会原谅一个夺去他的收入三十九分之一的人。”（《资本

论》第一卷第5页）。如果我们将官员的收入水平与当地社会的低收

入阶层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相联，我们还用担心扶贫工作落不到实处？

在收益以比例相联的情况下，剥夺了穷人，也就等于剥夺了自己。改

变利益分配方式，是比官员公布财产或者开展政治运动更根本更有效

的做法。由于各种经济活动、生产效率都是通过社会平均费效比与众

人收入相连，即使某公有资金操控人动了贪婪之念，面对无数领导的

个人收入因此受损，他下得了手？敢下手？“三公消费”在社会平均

费效比中，属于费用范畴。随着费效比的提高，众人的收入就按比例

增加，这其中也包括享受“三公消费”之人。那么“三公消费”岂不

是被“釜底抽薪”？

社会管理层本身都是经过长期社会工作考验（例如经过革命战

争考验的老革命），不会是天然的走资派。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

只有坏的制度才会使好人变坏。所以我们对走资派问题应重视制度纠

正。那么这个制度缺陷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生产利益没有形成社会

共享机制这个问题上。

由此可见，如果坚持公有制，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阶级斗争不是

走向激化而是会走向消亡。如果坚持私有制，坚持小部分人享受发展

成果，阶级斗争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将走向激化与惨烈。

如果将效用提升视作是社会利益或大圈子利益，那么以往的资本利

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都可以视作是小圈子利益。因为局部效率是社

会平均效率的一部分。通过按比例分配方式把小圈子利益与社会利益挂

钩，把局部效率与社会效率相联，无形中就化解了小圈子利益。很多人

都认为公有经济就是垄断经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垄断通常是作为社

会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出现，例如战争时期、新制度奠基开创时期等

等。长期垄断则会将社会利益小圈子化。形象的说，就是公共利益私有

化、官僚化、集团派系化。如果垄断作为计划经济的特征长期出现，恰

恰说明这个计划经济是不成熟的。

4、提升和明晰了劳动权益。比例化分配将公有制的利益格局

落实为“效率面前人人平等”， 这与资本增殖经济秩序中的“利润

面前人人平等”形成鲜明对照。因为社会财富总值来源于社会劳动，

所以财富分配按比例挂钩，就意味着劳动者在以自己的劳动产出按比

例回馈劳动投入；劳动效率越高，劳动的回报就越大。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有资格说，公有制的基本生产资料在微观上不属于个人，但是

在宏观上又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通过按比例分配，劳动者落实了

“自己解放自己”的责任。整个公有制生产“以人为本”，以劳动者

为“主人翁”的经济特征由此体现。由于有平均费效比的价值准则引

导，企业在争夺利润中就体现了社会利益。如果企业内部在初次分配

中又对个人实行按比例分配的准则，这意味着个人劳动差异也通过效

率尺度与社会责任和社会效率挂钩。

在资本生产中的初次分配，企业效率收益归资本家个人所有，劳动

者是没有渠道将自身收益与社会效率挂钩。这是雇佣工资的特点，也意

味着个人生产积极性与社会进步脱了节。由此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只

成了志愿者的善行。只有在公有制生产方式中，尽管也会运行市场机

制，劳动者却有条件将自己的收益与社会效率挂钩。社会理想成了社会

生产进步的发动机。

5、劳动者的广泛就业得到实现。因为生产效率本质上由知识制约，

知识的创新是无限的，因此公有制生产本能的要求“人尽其材”、“充

分就业”。而“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得到根本抑制，因

为个人饭碗已经与社会的大饭碗按比例相联。个别人不遵守职业道德，

影响的是大家的收益。这种劳动督促是周围群众的自觉督促和帮助。

在比例化的利益牵制之下，生产过热会主动刹车。因为局部生

产在竞争中通过社会平均效率尺度的测定，会反映出有害无益的泡沫

特征。社会平均效率受损，就意味着各企业的基本利益自然也就受

损。企业通过利益分配会感受到，损害全局利益的局部赢利是得不偿

失的价值泡沫；损害消费者利益就等于是损害自身利益。害人就是害

己。由此企业自觉的将不正当竞争转向科技创新上的竞争。企业利润

兼顾社会利益，企业行为由此得到理性，市场机制由此得到理性。局

部资本的活力被引向社会利益的广阔天地，“生产过剩”的周期危机

也从根子上得到化解。

在这种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以及生产利益

与消费利益，得到位置摆正、关系理顺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与教育收

费、包括住房补贴等等应该如何进行，是否应该全免，就有了一个科学

合理的参照系数。

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是效用增殖，而不是剩余价值增殖

人类通过劳动将物质催化为社会财富。这一催化过程由两方面媒

介构成。一是劳动时间。即产品形成量与劳动时间消耗量线性相关。

劳动时间越长，产品形成越多；二是劳动效用（在一般情况下，劳动

对社会的有用程度。以下同）。即在单位劳动时间里，劳动效用越

高，产品形成量越多。因此劳动是由效用和数量两个基本因素组成的

一个客观行为。就劳动量而言，因为时间消耗的不可再生性，以时间

计量的劳动量，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始终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现。

而劳动效用的差异也是以劳动量的差异形式表达(按质论价)。而劳动

是有用还是无用，则是由社会(消费方)规定的标准衡量。这就是说，

个别劳动的效用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实践所检验所规定；而个别劳动

需要消耗多少才能形成产品，则由个别生产条件所决定。所以劳动在

效用上反映的是劳动的统一性、社会性和共性。劳动在量上则反映了

劳动消耗的个别性、差异性。人类劳动的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从

根本上说，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

统一矛盾的展开。

     由劳动效用所致的物质效用，其社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

效用与效用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因此个别劳动效用反映了整个社会效用

体系的综合，就像一个细胞包含了整体遗传密码一样，它具有全息功

能。技术革新尽管改进的可能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个

人类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一系列的社会配套效用和生产运行

方式都要随之改变。效用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决定了从事效用开发的

个别劳动在一开始就具有社会性。所以技术成果虽然在现阶段是以专利

的形式个别表现，一般科研组织在经营效益上也要追求个别收益，但运

用现有知识开发新知识，是一个社会协作和知识交流的系统工程。它的

动力根本上来源于社会效益，来源于人类的进步意识。它的消费期由知

识产品的更新期所决定。也正因此，高层次的科技开发都有国家或国际

的参与，企业自行的科技开发，其协作面越广就效率越高效益越好。协

作成为效用开发的重要生产特征。

二是社会经济面临的共同效用问题或主要效用问题，也反映了效用

的社会性。例如饥荒时期的粮食救济问题，无论这个社会是处于私有制

还是公有制，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抓住了危及社会生存

的关键效用问题，统治者的举措就取得了社会认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也正因此，社会效用体系提升的主要矛盾及其转变过程，必然是各国政

府关注的焦点。

在经济运动中，劳动效用以其特性发挥了四个作用。一是将社

会效率与局部效率作了沟通。局部生产差异，历来以利润差异来衡

量，利润是个别生产的最高目标。在传统生产中，效用提升与局部劳

动差异补偿是对立的。原因是在效用提升中所形成的协作关系，排斥

局部劳动的自主发挥。形象的说法是严谨的计划与自由的市场相互排

斥对立。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源在于，局部生产与整体生产之间没有利

益共同点，无法衔接。既然个别劳动的效用反映了劳动的共性、劳动

的社会性，那么专注于劳动效用提升的生产，就沟通了局部劳动与全

局劳动的利益，就成为各种劳动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利益衔接点。

在社会效用标准的约束下，迫使局部利润必须反映局部效率。局

部生产差异不再是至高无上，而是有了准确全面的社会定位。各个局

部劳动的对立，有了沟通的基础。

二是将使用价值与价值作了沟通。根据马克思复杂劳动可以折算

为简单劳动的原理，高效劳动可以还原为更多平均效用的劳动。这实

际就是将劳动的效用与劳动的耗费量联系在一起考察。高效劳动不仅

意味着物质财富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价值增加。社会生产的总规模因

此无形中扩大。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高效劳动也可以看作是劳动的剩余使用价

值在转化为社会拥有的剩余价值。迅猛狂奔的生产力浪潮，顿时有了

一个可以宣泄为财富的渠道。现代经济每当遇到生产过剩危机时，总

是狂印钞票，以解救需求不足。但是这种解救不是建立在生产效率提

升基础之上，于是狂印钞票的结果是改变了资源配给的格局。客观的

经济危机依然存在。购买力依然不足，只不过钞票贬值。

三是将生产与消费作了沟通。对资本生产而言，效用就是利

润。只要在交换环节实现了利润，效用的经济意义也就终止了。但是

就一般的生产意义而言，效用起作用的地方是消费领域。消费检验效

用，消费引导效用。尤其是人的消费，为人的效用提升准备了物质条

件。所以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实际通过劳动效用指标沟通到一起了。

“损人就是损己”，私有生产方式在根本上得到改变。

四是社会意识与经济基础沟通的依据。一切效用都是对人而言的，

人是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价值消耗服务于效用增殖，无形中就实现了

价值补偿的宏观意义。当社会效用标准与所有局部收入都联系到一起之

后，社会各种经济力量的协作，利益矛盾的协调，就有了根本利益一致

的依托，有了相互沟通的基础。“损人就是损己“。市场经济由此有了

公有制的特色，资本赢利的法则开始服从全民赢利的法则。没有局部利

益，就无从反映劳动差异，生产就失去了提升的基础，就被架空。没有

全民利益，局部利益就失去了依托和方向，是无根浮萍，在市场经济的

大海中随波逐流。局部利益服从全民利益，而全民利益遵从全民效率的

安排（遵从社会效用标准的安排）。这就使得生产关系有条件主动与生

产力协调；经济利益有条件理智和自觉的配合生产力运动。这种经济的

理性和规范的科学性，使一切逐利嗜血的私有经济法则相形见绌，无从

抗衡。

在效用本质的作用下，公有制经济运行呈现三个特征：⑴、以效

用带动市场。基本生产资料由社会意识掌握，决定了公有制天生的具

有经济综合的能力和责任。从建国初期的兴修水利、工业布局，到改

革后的高速公路、信息、航空港建设等等，公有制始终是以大面积、

高层次的提升效用来显示自己的作用和优势。可以说生产效用停滞也

就意味着公有制的停滞。改革开放后我国之所以能在家电、信息等行

业较快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也是依靠了公有制的效用开发优势。因此

以传统资本机制去改造国企、追求利润、构造市场经济，只能使全民

利益支离破碎，使自己的主导力量越改越落后，路越走越窄。而跳出

传统价值的框框，以效用开发带动价值增殖，用大规模的效用提升去

增加重复性劳动的科技含量、效率含量，反而会使传统价值实现顺

畅、民间资本活跃、市场繁荣、利润滚滚而来。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公有制以效用引导市场的机制适合现代生产

方式以效用主宰市场的生产力要求。

⑵、追求最大剩余使用价值成为公有制基本经济准则。这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决策上公有制会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效用

瓶颈部位，以改善交通、能源、科技攻关等方式，持续不断的组织大

规模的效用开发。以宏观生产带动微观生产，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特

色之一。二是经济生态追求效用最大化。既然生产力状况是多层次

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形态也是多样性的。这就象自然界的生态一样，

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态欣欣向荣。这其

中社会效用的准则就是整个经济生态平衡的基准点。在价值增殖实体

向效用增殖实体转化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是由模仿组装到以知识产

权自立的转化过程），价值也好、资本也好都不过是提升效用的工

具，效用最大化成了一切价值实体竞争中共同遵守的准则。脱离了效

用提升，唯价值而价值，唯利润而利润（如资本垄断、不正当竞争、

满足于重复性劳动利润等等），就脱离了生产进步的宗旨，也使自己

处于竞争的劣势。

⑶、财富分配围绕效用展开。当效用是由个别资本支撑时，产品

效用优劣就已经在引导市场财富走向。而当生产展开大规模的协作

时，协作内部也会按劳动效用状况进行分配。这是“按劳分配”内涵

的具体化。可称之为按比例分配。在效用价格比（平均费效比）尺度

的制约下，剩余使用价值不断增长，这就为社会公益支出（如教育、

医疗、养老）的提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社会公益的提高又进一步解

脱了对劳动创造力发展的物质束缚，为劳动效用提高准备了素质条

件。这种良性的利益互动构成了社会效用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也是价

值为使用价值增殖服务的体现

物质效用在经济运动中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的物质平台。例如

工具效用就是劳动所依托的物质平台；汽车与火车效用系统就是我们

生产生活所依托的陆地交通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

是一种长期的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

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

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它对价值的影响不仅

仅是体现在产品交换的按质论价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长

期消费效果上。所以社会所得到的财富增长不是以个别企业自然数方

式的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以指数方式增

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

用于知识创新（效用提升）的社会支出是一次性的，而效用收益

是全面和长期的。这种短期投入，长期受益；面式扩张影响；指数型

跳跃式的增长财富，就是公有制生产方式成立的依据，就是公有制的

经济基础。效用增殖生产就是以这种方式展开。而资本生产机制，财

富积累依靠剩余价值积累，实际就是在拼劳动时间的消耗。财富增长

归于个别企业资本，属于点式受益，少数人受益。经济上谁优谁劣在

此一目了然。公有制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性，决定了其对国际惯例的

身份只能是引导与改造者，而不是接轨者。

抽象分析总是令人感觉枯燥。想想毛主席在井冈山的红色割据，

那时根据地的100银元使用效率、致富能力，是绝对要超过蒋统区同

等金额使用效率的许多倍。即使是新中国建设也是如此。看看毛泽东

时代的财政支出与国家所完成的社会业绩，当时1亿元人民币的使用

效率，折成美元计算也要超过美国同等金额的效率若干倍。为什么人

们不需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却还能高效发展？这是因为根据

地和新中国的财富增殖，已经脱离了资本机制，转为效用增殖在起作

用。财力在使用起点上就放在社会需求层面，放在了公正、公平的基

点上，其效果当然高下立判。当然，此时人们也许没有认识到这是知

识经济的雏形，是人类新时代的曙光。

时至今日，我们只要把愿意协作的人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效用

相互配合的生产链，（生产与生活，或者生产上下游的组合等等）。

效用协作的优势马上就会在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合作分工，主动

配合；二是消费效用得到提升。即财富会用在人们生活最需要的地

方。此时协作者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更多的付出，但是劳动的价值含量

得到迅速提升，并立刻在市场竞争中显示出强势。由此可见，全国范

围的组织科技攻关，地方国企、集体企业，都应扶持发展。这是确立

社会内需的经济基础。当然，此时企业的利益主体不再是政企不分，

而是以职代会方式作相对独立。

任何一个效用都是多种社会因素和生产因素的综合，所以劳动效

用体现了个别劳动的共同服从性和社会性。公有制生产所具有的社会

性，只有落实在劳动效用的提升上，才算得到体现，才算没有辜负全

民利益的重托。所以公有制的特征，不仅仅是做到基本生产资料全民

所有，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民属性的生产方式支持。这种全民属性的生

产，不是从资本归属上判断，而是从个别生产利益与全民利益的关系

上判断。二者是“互益”，还是“相害”？即使是私人资本组成的生

产，也有推动全民利益的地方。而有些生产的资金来自公有，并打着

公营的旗号，却反而妨碍全民利益的进步（例如医疗、教育、电力、

交通等等都可以打着为全民利益服务的旗号提高收费）。持续不断的

效用创新与知识创新，与对应的价值补偿，构成了效用增殖生产方式

的基本内容。没有效用创新，就等于全民所有的经济优势没有得到发

挥。这种全民所有的社会制度迟早会退回到复制效用的资本时代。

历史上只要出现生产能力大幅突破的情况，社会财富就会出现

通过两个渠道快速聚集的现象（资本增殖与效用增殖）。想想资本经

济对封建经济秩序的冲击，不也是依靠效用大面积创新而取胜？电

力、铁路、蒸汽机等等，“——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

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44页）。公有制经济的进步，显然是要通过效用增殖引导资本增

殖。

毛主席曾说过：“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

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

度进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多余劳动力找到

了出路》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册第五七八页】。效用增殖其实就是落实了毛主席的这个经济思

路。

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都是以全民为主体，从本质上说，这是自

己在服务自己，是自己在补偿自己。公有制建立的这种利益格局，使

价值标准由市场制定转向全民制定。因为剩余使用价值逐步取代剩余

价值成为生产的赢利内容，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开始走

向一致，剩余价值在消融，企业产值、企业利润反而要由全民利益来

衡量，来左右。这是划时代的进步。时至今日，公有制条件下的全民

利益，还被许多局部利益、企业利益分割得支离破碎。

在效用增殖生产方式中，劳动差异依然通过价值差异表现，但

是价值差异会统一到效用指标上。也就是说，价值竞争实际是服务于

社会效用的竞争。既然生产协作已经扩张到社会层面，因此在公有制

条件下，生产运动的价值补偿分为个别价值补偿与社会价值补偿。两

种补偿实际反映两种生产方式，两个财富源泉。

个别价值补偿反映了局部生产的劳动差异需要体现；而社会价

值补偿则反映了劳动协作、劳动效用提升中的耗费需要体现。两种补

偿方式反映了劳动质与量的对立，反映了生产普遍存在的差异与统一

的对立。因此在现实经济中，无论是国企还是集体企业、私企等等，

都不同程度的兼具上述两种价值补偿方式。例如私企所享受的税收优

惠，就是社会针对私企一些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所做出的价值补偿。

在资本增殖形态下运作，企业处于经济运动的核心地位，企业价

值增长、利润增长的目标高于一切。在效用增殖形态下运作，社会利

益高于一切。企业的价值增长只有在符合社会利益的条件下才被认

可。在这两个都追求主宰地位的经济利益之间，坚持以社会利益统帅

和指导企业利益，就是坚持正确反映和处理经济关系，就是坚持历史

的进步。反之以企业利益分割社会利益，就是历史的倒退。因为社会

效用体系被割裂，企业不仅自身的交易成本升高，企业的效用创新也

会被局限。由于存在效用分配和市场分配两种渠道，形成企业两个不

同的价值循环机制。一般而言，开发性劳动（劳动目标不是追求重

复，而是创新。以下同）与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相吻合，这种生产即使

是私营，但是生产效果具有宏观作用，所以属于国家协助的范畴。而

重复性劳动（劳动动作重复，劳动效果重复。以下同）与资本增殖的

生产方式相吻合，所以尽管该企业的资金可能属于公有，管理可能属

于公营，其经济考核仍以局部利润为主。要引导这种企业的社会化，

不仅仅是国民经济计划在规范企业经营，更重要的是企业劳动者利益

要与全民效率按比例相联。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

上，这二者是矛盾的。作为生产形态的微观基础——企业，在这两种

不同的生产机制要求下，其行为也产生冲突。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

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

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表现为生产效率是能够建立在公正

公平基础上，还是不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斗争；表现为

“公”与“私”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

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

制，又要实行法人代理；微观生产上坚持压低工资成本，宏观管理上

又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内需；既要自由竞争，自己又要市场垄断；既

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其实事

物的两面性何止是表现在企业层面，每一个经济层次都是这种矛盾的

统一体。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属于局部利益，所以无论它是属于私

有制还是公有制，面对世界市场，它表现为资本角色，追求国家利

益。而面对国家的管辖区域，它又表现为社会管理角色，要坚持整体

效率至上，整体利益至上。否则国家的管理职能和管理资格就要被削

弱。在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各省、市、县的经济运作都是如

此。对上它表现为资本机制，力求维护地方的局部利益；对下却又要

求“全局一盘棋”，维护整体利益了。

因为只有复制效用才能获得更低的成本与更高的利润。所以复制

效用反而成为现代资本的生产特征。在私有资本所能顾及的范围，自

然是资本利益推动科技进步。在当代科学进步已经超越了私有资本利

益所能容纳的范围情况下，例如太空科技、人工智能、社会协作等

等，更广泛的效率就需要更广泛的利益支持。公有制的优势，就在于

形成了全民利益的经济制度，为全民效率提供了全面支持。

　                         　作者：风雨下钟山

             
                               完稿于　2011年7月11日　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