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洪 钟回忆录》跋　　

                       牧  放　　

 洪 钟老师终身从教。从教师岗位上退下后，撰写了回忆录。他从自己的视角，将心事，家事，国事 一一吐露在白纸上，欲传诸子孙后代，赠予至亲好友，藏之书厨密室。不久前令我一阅，并嘱写点文字。本人口讷笔拙，年老智痴，自知难为。然风雨共度几十年，读之心有所感，便欣然遵命，为之胡诌几句，置之书后。　　

终身从教，至少要如古人所说：“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欧阳修《朋党论》），否则，在这翻云覆雨的几十年现实生活中，面对蜚短流长、闲言碎语、舆情歧视和名利诱惑，能够守道义、行忠信、惜名节，安心、倾心、甘心、痴心于三尺讲台，坚守、奔波于卧室——办公室——教室三点三线的空间，同无权、无钱的莘莘学子“三代师徒三代兄弟”，如切如磋、形影不离、昼夜相伴而传道授业解惑吗？有个被三七开了的人，说了自己一辈子身体力行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百年大计，莫如树人”，这个最难最难的好事，洪 钟老师做了一辈子！“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者，于今几人哉！　　

 洪 钟老师从黄毛小子到两鬓染霜，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几凡四十年；从一介小书生到一名老教师，除了三点三线，除了与学生志趣相投，心灵相通，气息相求，就是作业本。一本本作业，从左边挪到了右边。左边由高变低，右边由低变高；接着，又是左边高了右边低，再由高变低，由低变高，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斗转星移，寒暑更替，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学生从家庭到身边，再从身边飞向祖国四面八方，天南海北；不要束脩，不要鲜花，不要颂词，甚至也不要一句“谢谢！”送学生去做工，务农，参军，经商，从政。他还是他，他还是洪 钟，洪 钟老师，只是没有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感觉，多了点学生、学生的学生的熙熙攘攘。 　　

 但是，毛主席一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字字动心，振聋发聩，就使洪 钟老师这类人，人归讲台，意念学子，心系国家，终身不渝！他几十年的行为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做到了“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礼记·儒行〉）!孔夫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的问题时说：“其恕乎！”“一言”者，一词也。孔夫子认为一个“恕”字作为行为准则，可以指导、驱动终身。事实上，“时不我与，吾将仕矣！”的自白，他自己就否定了自己的论点。倒是洪 　钟　老师这类人的言行举止确实可以用一个词来涵盖——党！他在回忆录中说：“党是太阳，党是父母……”他说的是真话。我们从1970年底到此刻，几十年风雨同舟，我是了解他的。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党和毛主席之间是划等号的。太阳有黑点，父母有缺点乃至过错，但是我们心中的党，也就是毛主席，她是太阳和父母的地位，永远神圣，永远不可动摇，尽管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们并非“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1958年3月9—26日柯庆施在中央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我们相信事实，服从真理，“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之类，同洪 钟老师这类人是没有瓜葛的！　　

 记得有一个时期，知识分子被不少人视为必须“脱胎换骨”、终身接受改造的对象——这同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结合、向工农兵学习，接受再教育，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完全不同。有一年，我俩在公社大会堂参加暑假教师学习班，听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高论：“有些教师改造得还可以，其中表现好的，我们将考虑提拔到供销社去当营业员！”在讨论这位大领导的报告时，我说：“营业员和教师都在为人民服务，性质没有根本差别，工作岗位也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但是，教师当营业员还要‘提拔’，否则就不能当？不！我现在就能当，而且不会比刚从农村来的小学程度的营业员差，不信？试试看！倒是像我这样能教高中、大学语文的教师，所有的营业员不一定都能够玩得起来。否则，国家还要办大学干什么？这位副主任说得不对！”自此，我的命运，甚至几十年的前程自然是十分美好的……洪 　钟　老师谨言慎语，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痴心不改，向党和毛主席承诺的“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言”，只要允诺一次就足够了，哪里还要第二次、第三次“宣誓”，参加十万人长卷签名，再次“重温”“复习”！他“守其初心，始终不改”（苏轼《杭州召还乞郡状》）！他同那些热泪横流地宣誓“三忠于四无限”，而转身就振振有辞地“痛批‘极左’‘　暴　君’”、“专制独裁”的伟人、精英、豪杰共同点很少。　　

 寂寞教学事，热闹红尘处，能无心事！　　

 可是他的“心事”又紧挨着他的“家事”。“家事”曾是他“心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他总使“心事”与“家事”不发生太多的联系。　　

 同我相比，洪 　钟　老师一门心事于“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更其难能可贵。我和我的家庭是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父母由旧社会的长工、短工，成了新中国抬头翻身的主人，从来就是党依靠、信任、保护的对象；洪 钟老师家却是“四类分子”中的富农，妈妈还戴有一顶“富农分子”帽子！她老人家这顶帽子覆盖了这个家庭几十年。在当时，洪 钟老师“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如果不是“富农”成分，洪母自然享受不到“戴帽子”的待遇——我参加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一打三反”，如果我在场，也许不会支持授予他家“富农”的荣誉——这是地方政府的某些干部自视就是党的政策，人为地把本来属于党的团结对象的劳动人民家庭推向了被人民民主专政的地位——他的父母在海门老家穷得无法度日，背井离乡，到了DF。他们先在一家好心的公司日夜劳作，起初只管吃饭，后来租种张謇公司的草田，长年累月耕作不辍，省吃俭用，有了点节余后即买田——那时张謇公司的草田每条25亩，除去界沟、道路，折实为20亩，只卖四担籽花，即每亩20斤。到1943年，他家有了80亩田。在农忙时请一两个短工帮忙，还有在南通无法度日的小舅父。鬼子投降的第二年秋天，DF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当地平均每人8亩田，他家8口人，已有的土地多出16亩。这多出的16亩田，就是被划定为“富农成分”的唯一依据！　　

 可是，党的土地改革中“划分阶级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唯一标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4页），而且要从当地土地改革前推三年起算，剥削量必须占家庭总收入的25%以上，才能被划定为“富农成分”。有人说，“洪氏的‘富农成分’是320斤小籽花买来的！”这位农民家庭真幸运，凭着320斤小籽花即被授予“富农”的荣誉称号，洪母还得了一顶“帽子”。她并没有鲸吞蚕食公共财产，也没有像如今的高 勇、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们殚精竭虑，处心积虑，日夜吆喝“三个代表”，有关方面也只称他们是“两袖清风”的公仆，并未授予“公富”的桂冠，而洪 钟老师家，仅凭多出16亩田就得到了“富农”称号，实在应该为这些公仆鸣不平！再如丁 磊、鲁冠球、刘永好、叶立培、尹明善，不知他们有未雇佣别人，在其几十亿元人民币的财富中有无“剥削量”，占有多少。他们忙得很：工厂、商场、市场，还要顾及委员、代表职务的官场，但是他们并无如洪母长期“戴帽子”的福分，够辛苦、够冤屈了！　　

 可是，洪母这顶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直到不再有阶级成分一说，才被淡化而消失。洪 钟老师也由富农“子女”到富农“父亲”到富农“祖父”。他就是在其母亲“分子”帽子的荫庇下度过了不算很短的时光。其间，洪 　钟　老师的“脉脉此情谁诉”！　　

 我曾多次问过他：“你怎样看待你几十年的家事？”他有时默默不语，有时笑而不答。只有一次，他说：“我家被划定为富农成分，也许是当时地方政府树立对立面的需要。只要对党有利就好。个别地方一时的失误，并无损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过去的，就过去了。不过，我有个‘富农子女’的身份，却使我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至于忘乎所以，而更好地为党教书育人。”　　

 没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的境界，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心中惟有为党“教书育人”吗？他与党同心同德，几十年追求真理，热爱教育，推赤心于学子，献忠诚于国家！同事，学生，老百姓，组织承认他，赞美他，他是人们心中的教师楷模。　　

  他终于在46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洪 钟老师在学生时代就能歌善舞，就是优秀学生干部，模范共青团员；从教后，总是出色的教师。他“能文而不求举，能画而不求售”（苏轼《书朱象先画后》），同言必称马列，行必“效雷锋”的马 德、杨秀珠、陈同庆们非一类矣！同那些当了一辈子和尚而不会念经的高僧也完全有别，更不能与读起报告结结巴巴、疙疙瘩瘩，只精通溜须阿谀、鱼肉百姓，一门心思奔走侯门而行贿索贿、买官卖官的韩桂芝、王“坏种”公仆们相提并论！他三点三线，雨雪风霜几十年，无怨无悔，却一往情深，老成见到，但是直到退休，也未能人尽其才。被误解、被曲解，被冤屈、被委屈，被歧视、被漠视的滋味、处境，大概不是太好受的。如洪 钟老师的家事在我周围颇有一些，但如他这般对待的似乎并非全体。他的文品，教品，人品，怎不令我由衷敬佩！　　

 他的家事又同国事紧密连接在一起。但是，洪 钟这个“富农子女”却旗帜鲜明，从不搀和交叉。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建国几十年来的大事，不跟风，不信书，不避讳，“毁誉不干其守，饥寒不累其心”（欧阳修《送秘书丞　宋　君归太学序》），真乃人物也！对建国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摛陈己见，指摘褒奖，点点滴滴，细针密缕。他特别告诫子孙：一定要把脑袋长在自己的双肩上，建国前后两重天，国共两党质不同。对党和毛主席的大恩大德应永远记牢，不得跟着某些人起哄、胡吣；对吃了果子刨树根的人要倍加警惕。千变万变，事实不能变。用彻底否定的哲学涂抹历史、改写事实、掩盖真相，蛊惑人心，也许永远不能割舍亿万人民对当年跟着党和毛主席闹翻身、求解放，继续革命岁月的怀念！特别是被“铁定”为“劫难”的那场WG。　　

 那个被“铁定”的WG到底是怎样的一场“劫难”？只要认真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新华社电讯和中央的几个重要文件，调查亲历过那场运动的普通的工人，农民，也许同如今书报上包括当年也曾高吼“无产阶级WG万岁！”、后来又指控WG是“劫难”的革命家的调头根本不同！　　

 作为WG及其序曲的指导文件是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并由中央通过的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1963年5月20日　，简称前10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1965年1月14日　，简称23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段WG的决定》（　1966年8月8日　，简称16条）。　　

 这三个文件指明WG的对象是：1、“党内走资派”； 2、“地、富、反、坏”；3、“牛鬼蛇神”；4、“阶级异已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5、“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6、“反动学阀”，“反动权威”；7、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8、“斗，批，改”；9、“触及人们灵魂”——人人都是革命对象！三个文件还规定了“防止逼供信，严禁打人和变相的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以上这些概念都没有明确的界定，是模糊的，多义的，交叉重合、甚至是歧义的，这就为运动中人们各取所需、随心所欲，操纵利用，帮派混战，特别为运动后“彻底否定”论者留置了广阔的空间。不过，“党内走资派”始终是运动的“重点”，尽管“走资派还在走”，而且“走”得巧妙，甚至诱使，逼迫，裹胁，要挟人们与他们一起， “走”进了他们的天地。　　

 建国十多年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帝国主义封锁、制裁、挑衅，苏联背信弃义；蒋帮叫嚣反攻大陆，局部地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捣乱破坏；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六十年代初“活学活用”使人民的思想空前活跃；党中央、毛主席威望无比崇高。这样，不发生WG，也会发生其他形式的中革命、小革命，至于是否冠之“无产阶级”无关紧要。　　

 那是一场史无前例、声势浩大、全民参与的“整党”运动，它的宗旨或叫大方向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内部则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自我教育的方针，被叫做“四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法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大民主。那是95%以上的人民对绝对少数人即走资派的大革命！那时，民情高扬，“官愤滔天”。学校停课，师生全国大串联。我和后来当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惠仁等同学从学院出发，抵上海，达杭州，到广东，经长沙，过武汉，顺长江再回到母校。这次大串联，途经数千里，历时一月余，参观学校，访问工厂，深入社队，涉足军营，亲耳聆听辩论，目睹当前情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学习工农，思考问题。处处有接待，时时有安全，眼未见一个小偷，衣未少一只纽扣，身未破一点皮肉。全国人民听党的话，跟党走，不仅是激动人心的口号，而且是踏踏实实的行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党和毛主席的威望空前提高——从这个意义上看，WG对“走资派”确实是一场“劫难”！后来有人说那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全国大乱。似乎不全是事实。确实大乱了一阵子，但那是多数人乱了少数人，是部分“铁钉”式的造反派或某些造反派在某些“大人物”操纵下的局部“大乱”，但是，全国秩序井然，社会稳定，就是因为人民真正发动起来了，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广泛、深刻地参与了国家的管理；全国人民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的信念；国家的集体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谁也不可染指。WG十年中，国家的枪支弹药发到差不多每一个基层单位；每个单位都能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倒是被叫做“四类分子”的被管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场珍宝岛战斗，就把觊觎我领土主权者制服得目瞪口呆；党中央，毛主席“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淮南子·修务训》），“一声喊到底”；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东方红”至今还在宇宙高奏；周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就在这十年中，黑人兄弟把我国抬进联合国，美、日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同我建交，帝国主义那个不可一世的头子尼克松找上门来，叩拜毛主席。WG的十年何其辉煌，何其壮美！　　

 但是，它承揽了太多的重任，瞄准了太多的“敌人”，希冀“扫除一切害人虫”。 ……“走资派”操纵利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组织，使混战不息，以逞其奸，这样，WG过程辉煌，结局惨烈似乎就不难理解了。　　

WG中界定的一系列政治概念被彻底否定，可是至今并没有谁给出令人信服的为实践证明、被多数人接受的结论。强词夺理，一点论，代替不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谎言、高压并不能改变事实。　　

 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走资派”当年的理想。那场偌大的、历时十年以整党内走资派为重点的运动，最后在全国竟没有一个“走资派”见之于世，这是一个天大的永远解不开的谜！这绝对不能说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WG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三个文件都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但是，并没有确指是那一级的“党内”和“走资派”的确切内涵，又因为这三个文件的大篮筐中还装有和“走资派”并列的“三反分子”和等而下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诸多名目，因此，只要谁被几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盯上”，谁就可能被按进这只大篮筐而成为革命对象！若干造反派，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些帮派组织，其中有些组织是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在谋帮派利益，党同伐异，借机整人，他们的背后都有“人物”作祟——正是这些“大人物”混进群众组织，挑起派性、制造“内乱”，浑水摸鱼，八方呼应，使武斗、“群众斗群众”频仍，从而干扰运动，转移大方向，破坏WG，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WG对国家和人民确实是一场“劫难”！　　

 接着，他们却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莫须有的事实、荒诞无稽的论点强加给别人，煞有介事地“批驳”并“彻底否定”，以示自己是正宗的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一贯正确”，而别人则一无是处！这实在是绝顶聪明的革命家的一着妙棋。“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也有一帮子伟大的理论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地“论证”，把被整的“走资派”以及极少数人硬说成“一大片”，而把对走资派以及极少数人的斗争斥为“法西斯专政”。这种“政治上的谩骂往往掩盖着谩骂者的毫无思想原则、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恼人的软弱无力。”除了政治骗子和唯心主义者，谁也没有说过毛泽东是神不是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林彪之类是鬼不是人，95%以上的干部是人不是鬼，才合乎事实，才是马克思主义。当年，我们这些红卫兵就是这么逐渐认定的。但是，毛泽东是雄鹰，是翱翔万里、搏击长空的雄鹰，“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想把雄鹰说成栖于埘的鸡，把栖于埘的鸡说成雄鹰，看来人心和历史也许永远不会答应。只要参加过那场WG的人的理智还正常，那些文件还存在，就会如此。国际上反华反共势力的鼓噪、呼应，煽动、影响、歪曲，加深了那场WG被“铁定”的程度。WG早已成为历史，但她播种的理想，唤起的激情，指引的方向却不会泯没。在某些地区、某些方面，某些时间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不难理解，即使如洪 　钟　老师当时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但是他回忆录中陈述的内容,与“铁定”WG是“劫难”的论调并不一致。　　

“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犹非也”（《晏子春秋.外篇八之三》）！　　

 那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群众运动。大多数人在WG中“斗私批修”，分清了道路，是非，明确了方向，目标，激发了听党的话，跟党走的真诚感情和强烈愿望。那场历时十年，亿万群众参加的运动，不是一两个人的讲话，一两个文件作得了结论的。那些连篇累牍的“伤痕文学”，邀功请赏的媒体，哭哭啼啼，装出忧国忧民、为民请命架势者，除了毒化舆论外，人们也许能感知到他们的用心！一些年轻人固然未知就里而人云亦云，但是这其中若干人当时也是“无限真诚”甚至泪流满面地“感谢”或参加运动的，还表示过永不翻案。不过，在信誓旦旦的承诺，言之凿凿的誓言，甚至神圣无比的决议、法律都可以成为时尚、时髦而一文不名，却被用来“反戈一击”而与时俱进、不断更新，以适应某种需要的日子里，此类行为似乎不难解读。曾叫得山响的“30年”“100年”不变的调头，自己叫累了，别人如今也很难聆听到了。　　

 那是一场意义深远、远见卓识的运动。WG的初衷即目的是高尚的，正确的，亿万人民的动机、感情是纯洁的，神圣的，并不因为它的失败而失去她伟大的永恒的光辉！当今现实，差不多全被当年那些文件不幸言中：一方面，如中航油头目陈久霖之类2300多万元的年薪（靠纳税人养活的七千万公务员不断自己给自己加薪，他们的薪俸加上各种福利之类是普通老百姓的几倍？据说还要“高薪养廉”！有几个公务员是因为入不敷出才贪赃枉法？而怎样的“高薪”才能“养廉”？）；2004年官府7000亿包括吃喝玩乐在内的公款消费；小小的个体煤矿老板不吝700万“攻关”；安徽省国家级贫困县颍上县的干部100%行贿于县委书记张华琪；公检法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制造冤狱，时见报端；桑粤春、刘 涌杀人放火、黑白一体式人大代表并非个别；建国初期绝迹的卖淫嫖娼，而今离合法化的“准入制”也许仅半步之遥；有偿新闻，学术作假，文凭买卖，官位标价，警察杀警察、官员杀官员,“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聊斋志异·梦狼》）……另一方面，据清华大学李 强判断，中国基尼系数目前不低于0.5，另有学者认为接近0.6，已荣居世界前列（据说这不是两极分化）；资本和权力结盟的煤矿和身陷“包身工”地位的窑场中的打工崽，讨要被长期拖欠的可怜的工资竟要“流血牺牲”；有冤无处伸的上访群众被围追堵截——听听为人命关天的案子难计其数地上访10年的安徽省濉溪县农民张其均“即使有天大的冤枉，宁可屈死，也不要告状啊！”的感慨，人们心头会是什么滋味？“不听话的刁民”被割断舌头；警匪勾结抢劫百姓；“官黑”同伙，“猫鼠同窝”地鱼肉人民 ；上下默契地鲸吞公共财产；有人亮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旗号，进行企业改制，却要人民买单——在权力的操纵下，不允许争论，借改革开放的名义，建国以来的公有财产，被悄悄地改变了公有制性质——所有制的改变是根本性质的改变——成了“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当年的厂长、书记摇身一变成了老板、经理，董事长。改制的直接胜利，就是使产业工人或下岗失业，或流落街头，或练摊城乡，或叫卖体力；失去了对生产资料领导权的“打工崽”在“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中还是“主人翁”？“民营企业”“股份制公司”的原始资本和廉价劳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很有意思的是，如此这般后，政府再来含情脉脉、惊天动地地“送温暖”！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的商登莹说：“煤矿工人干的是最危险、最累的活，他们像在地狱里一样……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煤矿工人的收入标准大大降低。过去，一个煤矿工人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家中烟酒粮都是特供的。而现在许多井下一线煤矿工人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生活相当困难。”工人说：“设备再先进，制度再好，矿里没人替咱工人说话，不把工人的命当回事，我们哪有安全感！” 这种改革到底为了谁？在天花乱坠、眼花缭乱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决议、文件中的“人民”二字下，分明都有一个或隐或现的大大的强硬的“合法”的“币”字！这不是事实吗？不承认事实，不等于不是事实，更不等于事实就不存在。“彻底否定”之类，似乎少了一点唯物主义。据初步估算，有500多位外逃高官，携公款700多亿，至今逍遥法外；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实行了义务教育，即使如越南柬埔寨尼泊尔也如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忘了“与国际接轨”……从WG的结局看，对绝大多数人确实是一场“劫难”！　　

 用实践的结果来检验毛主席发动WG的初衷，该如何评说？失败的革命不一定不是革命，历史上失败的革命，尽管革命的主体、目标、手段、结果不尽一致，但如巴黎公社那样失败的革命，留给人民的经验教训也是永垂不朽、万古流芳的！WG到底为了什么？似乎可以说，WG是绝对多数人对绝对少数人的一场革命，当今的种种现实，则是绝对少数人对绝对多数人的一次掠夺——财富和权利的掠夺！　　

 那是一场爱护，培养，教育，挽救干部的运动。“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时的干部靠选举，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老百姓有充分的话语权，干群关系是融洽的。顺利地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上学、入党，提干，参军，是无尚的光荣，从未听说过有诸如送礼、“后门”、“砸锅卖铁也要买个处长当当”之类。“干部干部，首先吃苦，干在前部，人民的儿孙，国家的中柱！”人民真心地把干部看成自己的命宝，既严格要求，又充分信任。事实上，WG中绝大多数如今大体都已离退休的干部也是和群众一起投入运动的。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是为人民服务得很出色的。谁能告诉我们：像诸如南京师范学院前党委书记、院长华诚一九十多岁高龄，仍如当年一样艰苦奋斗、一尘不染者，占有如今干部队伍的多少比例？而江苏省盐城市依次由政协而人大而政府而市委一把手，一个个烂掉——在“三反五反”中，刘青山、张子善分别贪污相当于今日人民币1.84万和1.94万元被判处死刑，如徐国建—徐其耀—祁崇岳—XX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的规定，该枪毙几次？事实上又怎样判处了？——这类“公仆”都是WG中的投机分子或是背叛WG的败类。再如刘方仁（他在名字中号称“仁”，其实不是“人”！）、李嘉廷、成克杰、桑粤春之类有哪一个不是WG曾经指出、批判、提醒警惕的对象！是谁、怎样提拔了他们？谁该对此承担责任？而今社会上的一切腐败丑恶现象，不幸得很，竟都被预见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WG是一场培养和造就干部的大革命。反其道而行之，就看当今中国的官场吧。　　

 某些地方，合乎“程序”，花样翻新不断的代表会议、机构改革、反腐倡廉、改制创新等等，如黑龙江省官场的选举，四川省汉源县的改制，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内部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巩固既得利益的演戏而已，多数人事实上除了继续被剥夺、掠夺、抢夺外，又得到了什么？“一些老百姓说：汉源不是新社会，也不是旧社会，而是黑社会。”可能也不算和谐社会。历史上，打日本鬼子，反蒋介石匪帮，抗美援朝，战胜三年困难等等，哪一样不是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相信人民而大打“人民战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脱离了人民，脱离了人民的利益，诸如反腐倡廉，即使闹得轰轰烈烈，收到强烈的宣传效果，但是也只能成为“犯腐唱廉”而一无所获。连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美军占领下的伊拉克、阿富汗，更不用说美、英、法都搞全民投票，我们如此高度民主稳定的搞了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传媒上说已经法治化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人民直接地自由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意愿？汉源县“彭氏家族——县委书记汤福锦们——彭氏家族”的权力结构中，人民在哪里？人民授权汤福锦们，汤福锦们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干什么去了？作为权力源的人民处于何地？　　

 毛泽东主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想想WG，读读党和领袖的教导，看看当前情景，听听百姓舆论，我们能说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呢？ 　　

 诸如此类，终身如洪 钟老师“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人们，又怎能不怀念失败了的无产阶级WG！　　

 洪 　钟　老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他的回忆录“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他对心事，家事，国事既泾渭分明，又情事交融，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地侃侃而谈，娓娓道来，言真意切。无自欺欺人之意，有自我剖析之心，多据事实录，少浮言议论。他以此作为自己终身从教的总结，对子孙后代的交代。读完全文，掩卷长思，感发于中，情不自已，深深敬佩。纵使愚拙、愚钝、愚昧之至如我辈者，又怎能不胡言乱语一番！妄谓之跋。  

                                                                            二00五年六月六日　 　

 与我风雨同舟３０多年的洪钟老师不幸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０谢世，谨再发本跋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