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市场经济和经济学革命

转变增长方式市场经济和经济学革命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转变增长方式，在经济学上叫由粗放增长转入集约化增长轨道。前者经济增长是种外部简单扩张式的增长，主要靠倍增或比例增加的投入要素，例如增加劳动力、资源与生产资料的规模投入扩张加以实现，后者经济增长是种深化内涵性的内部爆发性的有机增益式的成长，主要靠提高科技含量、创新水平和管理绩校来实现。中国式的转变增长方式，从中央与国家战略举措与指向看，应远远超出上述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变。因为其核心是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实现高水平、高技术、高福利的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这里的发展意境包含着超出经济学范围的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等其它含义与要求，而科学发展则更加显示出增长方式的有机、自然和高效含量。

                    一、转变增长方式是场经济革命

资本主义的早期，包括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主要靠的是粗放式增长，而且是野蛮残酷，并且靠殖民掠夺的羊吃人，甚至人吃人的粗放式的侵略扩张型增长。而当工业、产业、技术优势基础上的规模经济、领域经济、积聚经济出现，并逐步形成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合流时，为了最大化的收获内外部经济效益，并抵制外部与内部不经济的耗散，资本主导下的增长，就内在化的一步步向集约化型增长轨道加以转变。

首先，这种转变依赖于熊彼得的所谓“建设性的毁灭”（constructive destruction）来完成，即通过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进行不断的落后淘汰，过剩处理，技术更新与产品升级换代，甚至进行不断的管理与治理结构重组、重建，借以强制性地为转变增长方式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打造并开辟道路。

其次，依靠创新形成独特市场利基。独特的商业、技术与经营利基带来价格等收益垄断优势。市场奖优的价位与价值链占位引力，鼓励不断的技术开发和经营创新。这种创新存在可能形成技术的中、长周期，同基础设施与产能一道，形成同上述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也可能在局部、微观领域存在，完成各个不同的生命周期，从而呈现微观、中观起伏不定，层次不同的增长方式的局部增长极与增长点。

第三，为了抗衡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凯恩斯的资本收益递减定律，从而投资不足的经济长波与大势，同上述的创新冲动形成匹配，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从而增长处于资本与技术含量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经济过剩当然也同人力资本和工资待遇不断升高的压力有关。结果，无论是资本追逐同质价值无限增量的运动本性，还是资本运营内外趋势与环境压力，都促使微观生产与经营结构的集约化倾向。

到了形成和出现生态危机和环境压力时，生态与资源的脆弱性，已经使得传统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面临资源与生态匮乏乃至人类家园毁灭的压力甚至威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由于地球村理性和资本经营可持续性问题，而不得不采取更加积极的方式加以解决。零增长的罗马俱乐部的理论与战略设想，仅仅被当作学者们的自我把玩。现实的不断增长的经济采取了两种根本方式：第一，为了保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本身的蓝天、碧水、清洁空气和可再生资源与环境循环，他们不惜严刑峻法，通过治理污染，污染处罚等手段，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促成了产业结构的清洁化，工业经济后工业化，制造业经济组装－创意－商贸化，整个国民经济知识经济化；第二，但虚拟与服务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实体经济相托、相支撑。于是全球化、产业转移，在其下的外贸与外包形成空前的国际经济潮流。发达国家由此一方面清洁了本国的污染源、高能耗、高材料耗损基地，另一方面把未来污染源的损耗基地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技术经济构成与基础，就效率经济获取和打造，还是就福利经济的分配，甚至国际福利分配而言，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的转变，都是一场利益攸关的深刻的经济革命。不但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它是血与火的伴随物，即令在当今的这种国际经济生态配置中，同样是异常残酷和令人触目惊心的。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样是场硬仗、恶仗，是场经济革命，而且难度比之发达国家的还要更大。因为对外，中国不会选择那种以邻为壑的经营方略，对内中国要牢牢把握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原则。

首先，中国经济安全和约束要求中国在不太长的时期里，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要求经济转型，产业结构升级，产品更新换代。无论是世界能源危机，材料与环境危机，还是贸易条件的可能恶化，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的更加大规模的展开，都要求中国加速远离传统的廉价的国际大循环。把创意、商贸等最终价值实现和其他的价格高端的行当留在国内，留给自己。并同时，全面防范粮食危机、能源危机、材料与资源危机，甚至淡水资源危机等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在金融海啸和美国经济的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之下，经营和强化内部贸易并加大独立自主的全营性经济，既是明智的安全的，也是有利各个方面的。

其次，中国制造业与主体经济规模巨大，人力资源大军更是世所罕见。这些都可能成为长期可依赖的战略经济资源。如此规模与储备之下，进口替代和内需产业链拓展本身，就是一个无限的发展空间。外贸与内贸不同，外相与内销有别。外销与内销市场偏好性价比指向、结算方式都会不同。习惯于外向、外贸的会发现外销简单内销难。这就是熟悉同类同业竞争困境。这就会强迫高水平的创新博弈生成。

二、      转变增长方式是场经济学革命

经济学无论主流，还是非主流，其文献都涉猎到相当的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内嵌式增长理论在声望上早已替代了大道式增长理论和刘易斯发展理论。尽管二元结构理论在国内似乎还是某种政策上的出发点。中国媒体与非专业性的或相当的顶着主流经济学宏观大师光环的，每每以增长三驾马车论，而显示出对增长经济学的无知。从学理上说消费、投资与进出口仅仅是统计帐户平衡公式意义下的分类性的“增长源极”，根本不是实际经济增长极。在辩证经济学思维体系之下，消费仅仅在当存在着消费资料与物品需求不足缺口，从而从价值实现和利润获取意义上，无法达到最优均衡经济配置时，才能因短板决定原理，而被免强视作增长极。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源永远是储蓄－投资，资本构成的进步，技术创新与进步，管理绩效提升，或制度、尊严、人际和谐等文化与经济软实力所带来的效率提高。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源远流长的“兴利”与“除弊”两大源泉，就是增长的真实源泉。其中，“除弊”包括降低交易费用，优化税赋，节约交通运营成本，限制垄断（如漕运、盐政、铁政）等等。

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论就规范经济，还是实证经济理论而言，零增长都是不可接受的增长方式。零增长本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再生产而非扩大再生产。这种原地踏步式的经济增长无法满足当今经济制度的社会目标函数要求。而高速增长，至少是适度高速增长，已成为各国为满足人口增长，人均福利增加，社会日益复杂的需求结构，竞相追逐的战略目标和执政基础。事实长上，零增长范式仅仅在下述两种假定下，可能被普遍接受：第一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已经在地球村和基本生命圈和环境下，达到了自然代谢的临界点，任何进一步的加速增长，都将导致人类面临灭绝的灾难性后果。为了长远的人类目标，可以或不得不接受零增长。而普遍的零增长还需假定，各国在采取政策对应时是不会出现所谓的“囚徒困境均衡”的；第二零增长已经在结构和质量上发生了变化，从而，零增长已经不是同质同样意义下的简单再生产，而是更高级的、高质量的再生产。这第二点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尚看不出存在任何新型的重大的科技革命，例如纳米技术类的材料革命，生物－生命技术革命等，可以带来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变革。而关于第一点，尽管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资源与材料枯竭与危机的警戒线，似乎尚遥远。大自然自身的不确定性、神秘性和周期性，远远大于科学家现今能够预测、解释和证明的。例如，全球增暖在未来的趋向就很有可能被全球趋冷所替代。而古气候的起伏周期性的大自然演化，远远超出了人力影响所致。

不管真实的大自然法则是否如此，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已经成了当代的政治共识。而生态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无法在全球系统和世界体系下走出困境，因为其无限的资本获利性和扩张性，充其量只能采取嫁祸于人，也就是真实代价与成本转嫁通过跨国加以完成。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当如何通过科学发展观，而在中国加以完成呢？

首先，生态是种公共资源，因而也就是一种公共产权。在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下，价格机制、信息机制和谋利性的理性制约之下，只能发生公地悲剧。尽管科斯定律试图通过彻底产权化来解决外部不经济的类似问题。然而，科斯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就根本是无稽之谈。而且，生态的交易成本不但不为零，可能反倒几乎是无穷大。第二科斯定律在严格意义上是来自于其试图界定市场与企业规模和两者各自的合理联接在哪里的经济学问题的，因此，其是解决微观外部不经济的问题。即令后来科斯的社会成本理论，也是旨在解决微观问题，而生态不但是宏观，而且是超宏观的国际与全球性的问题。

这大略表明西方最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从源头、本体、学理和方法论上，并没有也无力解决真正的现代生态伦理意义上的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哥本哈根上的欧洲遗老式的傲慢无礼，欧美双重标准的“弱智”及其面对金砖四国一致的无奈，并非仅仅只是其一贯的历史传承与文明性格，也是其利益攸关和学术困惑的双重折磨所致。

中国的和谐世界，平等共承，共赢互利，既继承了中华古文明的国际关系优良传统，又注入了新鲜马列主义时代精神。如果能够在防范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确保中国在世界财富战中立于安全地步，则中国增长可能创造更易于为世界接受，并在全球均衡发展，消除世界现代化发展增长方式陷阱，取得优于欧美模式的地位。

但这仅仅解决了国际财富增量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并未能造成生态集约的新全球发展模式。在这方面的创新，中国传统的农业集约经营，高超的灵活的手工艺集约经营和有机性的科学技术创新，可能获得新的巨大的发展天地。

事实上，包括科学诞生、工业革命、军事与商业革命、文化复兴与人文思想革命，甚至政治与经济学现代革命的源头，也包括艺术文明的现代源头，都在中国或东方。全球的技术发明文明古国和实验科学先驱也在中国和东方。而中国的非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恰恰有可能成为后现代化同Copy right 相对立的Copy left真正世界源头和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博大精深，形成了其宏大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又包含着同农、工、商、学、兵和社会各具体部门与学问相关的微观实务与政策，同时又同人性（如宋明理学与阳明心学等）、哲学、伦理、文化华形成紧密的联系。而中国古代经济的三大教条：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简，就是一个既包含价值判断，又统合实际运作，既重本又平衡末，既富足又节俭的完整、辩证体系。如何追求理性增长目标，如何在文明自足自满的可持续性下，形成效用最大化，如何使增长与效应形成科学有机组合，使增长不再变成单纯的数字游戏，指标象征，使增长及方式形成有机性的效用最大化，需要一系列的革命性的经济学新规范与突破。

其次，增长方式转变既涉及到制度，又涉及到人，而人员又区分为决策与执行当事人。制度变迁具有显见的路径依赖性。而人的行为既是制度的函数，又是价值观的体现。诺思的制度经济学，显然是个良好的开端。然而，就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换而言，经济学传统显然乏善可陈。基于市场选择与制度决定下的西方经济学，弗里德曼不过是在全盘接受，甚至高声赞美自由选择之后，仅仅声称“

货币最重要”，要政府当局只是依照大拇指法则，管好3％左右的货币增长即可。而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索性干脆认定，就制度理性王国而言，人力基本无能为力，只能任由社会自发选择、演化与碰撞。由此可大致看出，当涉及到增长轨道转型这样的复杂、深层的制度变迁和行为变化问题时，传统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是通过制定约束假定，而将其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的。新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则通过制度理性设计的有限理性，也从根本上将其剔除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显然无论从目标函数，还是增长路径及其财政金融手段配置等方面，都在理论上可以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历史上的所谓计划体制下的粗放扩张现象，并非是计划经济机制与经济学无力，而是当时的低水平制造与工业化下的赶超规模经济要求所致。此外，与之相应的人口资源与就业公正，也只能进行那样的公共选择。

过度计划，尤其是长官意志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机制，会丧失市场调节活力。过度市场经济，又不但会造成可能的制度颠覆，而且明显无力解决了两极分化等的其他社会不公。计划－市场经济，即有形－无形之手混合机制是具有优越性的。单单就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而言，通用性普通大众交易者，适应市场经济，而高专用性、小批量交易的，则适宜计划和企业经营。微观、中观和宏观，也都是如此。计划－市场经济能够走出新路。而与此相关的经济规律与学理建构，自然会引发和需要经济学革命。

谭伟东,《经济伦理学:超现代视角》一本作者。

谭伟东，辽宁大连人，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曾在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任教，1990年赴美，出任美国花旗集团信用卡公司、西尔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家用国际金融公司（现汇丰（北美）银行）和第一银行（现大通摩根银行）高级业务主管、主任分析师和高级分析师等职。研究领域包括：宏观金融、风险理论与管理、金融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等。主持多项省部级和美国大公司重大课题，并多次获得各种学术奖励。著有《超现代经济学》、《西方企业文化纵横》、《公司文化》、《经济信息学导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