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的幽灵

《毛主席语录》的幽灵　　

此书无论是就它在动荡的六十年代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还是就它的符号和文化意义来讲，它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能对世界贡献的唯一一本超级名著，纵然由于个人政治立场的不同，在这个名著之前要加一个或贬或褒的形容词。而今，那个人手一册红宝书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撇开它的工具意义而专注于文本本身，当然，任何时候都不能无视它的政治内涵，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本政治著作。　　

    但对这本著作做一个明确的界说是困难的。它是一本语录体的著作，并非宣言也并非自传，绕开了高深的逻辑与私人的历史，以日常语言直接向群众言说其价值主张，因此，它可以说是中国论语教化传统在当代的变相延续；它是一本人民著作，它的对象不是一本正经的专家学者，不是装模作样的领导干部，更不是装逼成风的小资中产，它所面向的是一个政治行动的主体——人民；它是一本有着广泛内涵的著作，不仅仅是政治的，还是生活的、文化的，然而归根结底还是政治的，它所召唤既是革命的政治，又是革命的意识和革命的生活；它因此又是一本伦理著作，如同论语一样，它在着力塑造一种新人，一种共产主义的新人——他在革命中生活，在生活中革命，他把革命当作自己的生活，而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革命。　　

    把这本著作的流行归因为权力是愚蠢的，而把它当作一本时代的注释集同样是不明智的，我们必须注意到它自身的某种永恒意义，而这恰恰又与权力和时代联系起来了，这一切都是历史，而它的永恒也正在于历史，因为那段历史的光芒四射，它也由此获得了永新的意义。是的，当我们手捧这本著作时，它所承载的历史会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会直接触动我们隐秘的政治神经，会逼迫着我们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什么是革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生活……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我们所认为的相同或相反的答案。于是，我们被迫站队，或左或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阅读本书，这个首要问题将得到解决，于是，阅读本身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只不过这种政治是面向历史的，但它的现实意义最终也通过历史投射出来。我们急切地追问：该如何对待那近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该如何掌控我们未来社会的航舵。　　

    本书的某些内容可以和葛兰西、施米特、列斐弗尔和阿尔都塞的理论互为印证，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如前所诉，它的价值在于历史，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历史本身，而不是个人崇拜的印迹或是历史的旁注，这是一段革命的历史，一段社会主义的历史，它永远地留驻在文本中，或隐或现地挑战着当今的资本主义。它因此是悬在官僚主义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是闪耀在资本夜空的一颗北极星，是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化身——一个文革的幽灵，它曾经并且将会跨出国界，传播一种不朽的造反精神。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精神，这个幽灵呢？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召唤亡灵，罗伯斯比尔们穿着罗马的衣服，说着罗马的语言，从伟大的历史中寻求勇气，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召唤什么，它的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幽灵，并且从它诞生之始便已经是一个幽灵了。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甚至被剥夺了他们的肉体，他们一无所有，但“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造反精神是不死的，是无法剥夺的，它与苦难和压迫形影相随。无论多么深的深渊，总会有一条小道通往外部，无论多么苦的苦难，也总会有一种拯救之力，这不是神力，而是自身的反抗力，是砸碎枷锁的革命精神。这是纯粹的精神，它没有肉体却在寻找圣体，是的，无产阶级就是这个圣体，他们承载了资本主义下最深重的苦难，同时也蕴育着共产主义的希望，他们一无所有，因此他们要拥有一切。　　

   《共产党宣言》的对象是革命的密谋者，《资本论》是送给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投枪，他们有着太多的预言性和逻辑性，因此无法容纳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文本成为大学里的必读书目之时，文本里的幽灵本身却声名扫地，这无论如何都是滑稽和不可能的。惟有《毛主席语录》，和共产主义的幽灵有着相似的命运，拥有同样的光荣和耻辱，在一个普遍革命的年代，它成为青年的圣经；而当它停止发行的时候，共产主义幽灵也被无知的小丑当作漫画任意涂抹。但任何禁令和漫画不过是可耻者的自欺的迷梦，惊醒这一迷梦的，将会是革命时代的洪流。那时，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无产阶级们手捧这本著作，将会审判一切曾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的资本家官僚，然后绞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