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贺卫方、陈有西的回答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贺卫方，陈有西的回答　　

在网上读到黎阳的《咄咄逼人政变急——“法律党”在行动》。文中说，“法律党”的精英贺卫方说：“即便司法判决有一些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去纠正它。确实，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李昌奎案不管事实清楚不清楚，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绝不应当变。”（《北京晚报》23日21版“李昌奎杀人案死缓改判死刑”。贺卫方，你算老几？）他在“新西山会议”提出的战略目标：“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另一个法律精英“陈有西的“北海律师案的《刑诉法》意义”已然出笼，迫不及待公开给共产党下最后通牒：“必须撤销党委的各级政法委”、“律师地位必须与控方平等”、“必须取消检察院列席审委会的权利”、“必须取消检察院的法庭监督权”、“法庭审判必须是完全超脱独立、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干预”、 “必须加上保障律师履职期间的人身自由权的绝对性条款”、“律师辩护期间，为履行辩护职责所进行的任何行为不受刑事追究”、“必须废除刑法306条”……　　

我想，大概他们误读了82宪法中第5条的款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为自已是知名的法律精英，就可以指挥一切，老子天下第一了。他们叫嚷“要解决党和议会，司法，政府的关系”。 “必须撤销党委的各级政法委”、必须撤销这，取消那，都是痴心妄想。　　

我，一个与共和国同成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共产党员，可以理直气壮地对你们说：你们的议会制，宪政那一套西方资产阶级的治国方略，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按毛主席说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为什么党要领导一切？长征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在延安营扎寨，没几年工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十个没有”：1，没有贪官污吏。2，没有土豪劣绅。3，没有赌博。4，没有娼妓。5，没有小老婆。6，没有叫花子。7，没有结党营私。8，没有萎靡不振。9，没有人吃磨檫饭。10，没有发国难财。　　

到延安访问的华侨首富陈嘉庚，民盟的领导人黄炎培等人，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等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和人民，绝不是代表帝官封统治的蒋介石集团。解放区人民由衷地唱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马列主义。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像夏明翰那样“戴钌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如吉鸿昌一样“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山河在，我何惜此头!”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像夏明翰，吉鸿昌一样，胸有马列主义信仰，心怀为人民，为国家奋斗不息的理想，在28年武装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前仆后继，从地上爬起来，搽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死体，又继续战斗。他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代表帝官封的蒋家王朝，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化人民民主专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完成了对小生产者，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和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无黄赌毒匪的和谐安全幸福社会。　　

由于我们党干的是人类历史上人类从没干过的伟大事业，我们没有经验，犯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大错误。毛主席最先发现问题，承认并很快纠正了错误。“大跃进”的错误，不到三年，就纠正了。“文革”的突发错误，同样是毛主席纠正的。　　

在党的9届二中全会，由于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懂马列的人太少。“陈伯达等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被林彪，陈伯达一类骗子骗了。毛主席及时发表自已的《我的一点意见》，使大家警醒过来。毛主席要大家“读点马列主义的书”，今后不再上当受骗。　　

改革开放后，党内没有毛主席这样懂辩证唯物主义的领袖。胡耀邦当了总书记，但不知何为社会主义，带头把大寨这面毛主席，周总理竖起的农业学习的旗帜砍掉了。他说不清什么是共产主义思想，怂容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上台，要保护自己既得利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私有化。　　

毛主席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私有制进行改造后，不断地告诫全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1957年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P.374）“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同上书，P.417）1964年7月14日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　　

邓小平同志，不如毛主席懂马列，懂唯物辩证法。他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表面上看是乎全面，实际是折中。在实际工作中，那些搞资本主义个人发财致富的人，只要邓小平的“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搞“猫论”。不要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共同富裕”。孟子曰：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结果怎样？王震等一批老革命家，上世纪就看出深圳是资本主义道路。王震将军说，他是帮关公拿大刀的周苍，要用大刀砍死搞动乱的方励之等人。邓小平临终前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养肥了一批资本家，而使贫富差距过分加大的话，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改革失败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最无私的人，他们不要个人财产。邓小平做不到无私。他的大儿子先富起来了，想帮助残疾人，结果没成功。……　　

总之，由于党内真懂马列的人不多，30年的改革开放，削弱了党的领导，出现了“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贺卫方，陈有西之流的法律精英，此时发出要解决“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必须撤销党委的各级政法委”的叫嚣、不足为奇。精英以为到了像前苏联叶利钦等人，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共产党夺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贺卫方之流精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由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经验教训，早已警醒。毛主席建国前夕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91,1392）　　

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有许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精辟论述。总结为一点就是：这一专政是大多数劳动者对极少数剥削，压迫者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的专政。我明白地告诉贺卫方，陈有西：“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是领导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