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追逐完美的使命

　C1：决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事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了顶峰，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围在苏联老大哥的旗帜下，不仅向资本主义阵营勇敢挑战，还要乘胜追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人们高唱国际歌，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但是，这种好景经不起考验，不久，南斯拉夫的铁托与苏联的斯大林之间关系日益尖锐，两个共产党政权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发生分歧，《真理报》公开宣称“帝国主义反动派仆从的可耻下场正等待着铁托叛徒集团”，当斯大林想用武力推翻铁托政权失败后，又密谋派特工刺杀铁托。随后，匈牙利发生动乱，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叫匈牙利不得安宁。当苏共于一九六一年十月的二十二大上通过了新党章后，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仅在一九六二年的一年里，双方利益或观点激烈冲突的事件就有：伊犁动乱；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同意与美英商谈防止核扩散协议；中印边境冲突；撤走援华专家；催讨朝鲜战争时的军火贷款；中苏边境冲突；东欧五国在它们的党代会上点名围攻中共。苏联报纸也开始批判中共。中共在六三年底开始反击，在报上痛骂意大利、法国和印度的共产党。但是正式向苏共叫阵，则是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公布了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以后的事。直到九月六日“九评”的第一篇文章发表，这种论战发展到了顶峰，中国共产党指责苏共已经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

　　六三年毛主席为此曾写一首词“满江红”表达自己反修的思想：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1963.01.09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同时，以中国为首的反苏防修势力进一步加强，先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投靠中国，后来又是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政治改革。眼看着当日的小兄弟如今都要不听管理，苏联“老大哥”终于脑羞成怒图穷匕首现。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的夜间，数十万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家的军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侵占了往日的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从此，苏联武装占领的慢漫长夜，降临到了这个历史上向来就是多灾多难的欧洲小国的土地上。同时也给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给中国演出了一起“杀鸡给猴”看的闹剧。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之所以如此“神速”毫无阻挡，是因为在偷袭之前，苏联出动飞机，在天空中撒了大量的金属箔条。这种金属箔不仅蒙蔽了雷达的眼睛，也欺骗了雷达操纵人员，使之无法在荧光屏上“看”到入侵的飞机。苏联军队的飞机就是利用它欺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防空雷达，正是在这种“烟幕”的掩护下，苏联出动了大批作战与运输飞机，在一夜之间，把成师成师的侵略军运进了捷克斯洛伐克。

　　几个小时后，苏军用空投的大量坦克车占领了首都布拉格，随后，苏联的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命令部队立即把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等等全部绑架到莫斯科。据报道，当时的经过是，“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苏联侵略军“叫那几个遭难者（指杜布切克等）挨着墙壁站了很久，然后，推进装甲车，直送（布拉格）鲁津飞机场”，接着就被赶进一架巨型的安东诺夫式（即安——24）飞机，飞往莫斯科。可悲的杜布切克“昏了过去”，把头撞破了。在他们被押到克里姆林宫后，勃列日涅夫学着当年希特勒的腔调，咆哮地说：在捷克斯洛伐克，除了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军队以外，已经不存在任何合法的权威，说完，勒令杜布切克等在事先拟就的同意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会议公告上签字，斯姆尔科夫斯基事后追述说：“当我们拿到苏联最初的草案并要每个人来读它的俄文本时，我们一个个都气昏了。”最后，刺刀下的签字仪式还是完成了，时间是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午夜，地点是克里姆林宫。

　　这次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仅仅动用了二十五万人，而且只用了二十四小时，就毁掉了另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主权，苏军用明晃晃的刺刀逼迫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在自己国家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上演了一出世界上最厚颜无耻的戏。事实上，这件事情的本身并不复杂，苏联即不缺乏捷克斯洛伐克这块弹丸之地，也不缺乏这里的地下宝藏，它需要的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和管理，需要的是叫那些不听话的国家明白不驯服的结果是什么。苏联以实际行动告诉其他国家，它不仅可以在一夜之间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攻占另一个国家。它是乎在宣告，任何与苏联对着干的国家，即使是中国，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要被占领的国家。

　　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加上大国沙文主义的影响，使苏联在远东地区陈兵三百万。苏联的远东舰队不断地在东亚地区进行演习，战略火箭部队的导弹程序已经把中国作为轰炸的目的，中国与苏联的边界也是民族纠纷不断，尤其是在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集体逃往苏联的事件不断发生。最为严重的是，苏联的核按钮即将打开，要为中国作“核手术”。为此，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醒全党和人民要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为例，对备战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对于北极熊的狼子野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这时开始，大量的重点企业尤其是东北的军工企业纷纷迁往大西南的大小三线地区，大量的多余的机关厂矿的人员与物资迁往农村，人民解放军的布防也以两国的边界为主，中国的导弹也指向了遥远的北方。当时为了治理长江的水患，很多人提出要修建三峡水库，毛主席说要打仗了以后再说吧。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万言书的彭德怀也被重新任命为三线总指挥。为了适应新条件下的战争，毛主席还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工农兵学商全面发展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各自能战的体系。

　　最有意义的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一千八百万老三届学生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名，立即送到了农村。假如，中苏之间真的开战，把枪发给这些藏在深山老林中的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发给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那么，他们必定是敢于冲锋陷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二梯队。他们必定是敢于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的好儿男。他们必定会为保卫共和国而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所有的这些就是因为：他们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十几年来精心培养与塑造的一代人。遗憾的是，从六八年秋天知识青年开始上山下乡开始，广大的革命青年学生与他们的父母们，对于党和毛主席的指示，未必认识的那样的深刻，未必能理解上山下乡的真正意图。

　C2：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六八年的五月，沈阳市的大街小巷已经处处是京桃开花，柳絮飞舞的时候，辽宁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关键时刻，经过无数个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学习班的学习，经过无数遍你来我往的斗智斗勇，经过无法计算的权力平衡分配，省内三大造反派的头头在支左解放军帮助下，在中央联络小组的指导下，尽管各怀心腹事最终还是坐到了一起，先后成立了辽宁省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委员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这一段时间是我们最彷徨的时候，好像一群勇猛冲杀的战士，突然得不到战斗的命令。我们拿着手中的武器不知冲锋到哪里去，不知把仇恨的子弹射向哪儿去。两年来，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曾经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终于打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创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那个时候，潜意识里我们已经感到，这场史无前列的大革命就要结束了，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究竟还要领导我们向哪里去，心里还是没有目标，心里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听到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我们沿着从学校到市政府这条道路，举起一面面胜利的造反大旗，高唱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曲，以游行的方式欢呼取得的伟大胜利。如果说1949年毛主席领导革命前辈第一次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的胜利，那么这一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这一代，再次夺取了政权，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终于实现了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理想。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呆在学校，我们要走向世界。因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正方兴未艾，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的人们没有解放，苏联修正主义也没有被打倒，这一切一切都等待着我们这一代人去完成！

　　我们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没过多久有了一些说法。先是说将六六届（当时初三和高三）毕业的学生全部安排工作，立即离校。后来又说将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全部分配工作，初中的留校学习。接着又传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消息，六六到六八届（即老三届）的学生全部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实际上，这个时期率先在全国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非仅仅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意图。能提出这个口号有一定的深层背景。人们知道，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毛远新是毛主席唯一健在的侄子，是毛主席唯一的联络员。在毛主席的晚年，能接触到毛主席，代表毛主席讲话的唯有毛远新一个人。显然，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安排必定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八月份，学校里支左的解放军代表，按照省革命委员会的文件，立即组织全校的革命学生开始学习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五五年九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所做的按语。我们很早就学习过。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五个同学下乡去了。从五五年以后，共青团中央每年都要组织青年学生搞上山下乡运动，并先后涌现出一批象董家耕、邢燕子、侯隽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优秀典型。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有一篇描写从城里下乡的姑娘侯隽的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侯隽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毕业生，一不考大学，二不留留恋大城市，到人生地不熟的农村插队，是所有革命青年学习的好榜样。所不同的是，以前的下乡上山去的学生比较少，绝大部分都是中考落榜的学生。但是，这一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力军，把如此多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一同安排上山下乡究竟是因为什么谁也说不清。

　　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在同学们当中立即引起巨大反映，尤其校内三大派四大组织的红卫兵，争先恐后在学校内贴出大字报，那个红纸黑字写的坚决要求上山下乡的决心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字报中说：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学生，是共和国成立前后诞生的一代人，也是共和国的同令人。我们所有的一切生来就是属于共产党的。尤其是我们“老三届”，经过党的十七年连续不断地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小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永远追随红太阳毛主席。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决心参加埋葬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战斗，我们这一代是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一代中国青年，世界是我们的，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为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啊毛主席，回忆我们跟您干革命以来，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您出面保护我们，记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我们每个红卫兵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唯有您力挽狂澜，使我们在政治上再获“新生”，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回想在那恐怖的资产阶级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只有您坚决支持我们，率领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我们平反解放。无论是几十年的革命时代，还是文化大革命，我们从内心里感到您的英明、伟大。今天，当您发出“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响应您的伟大号召。其实，别说我们这群满怀革命激情的红卫兵，就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申请到边疆、到农村落户时，又何尝不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把这看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毛主席阿、毛主席，我们要在上山下乡下中当搏击长空的雄鹰，愿做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愿在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勇敢地站到最前列。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首先，无论是狂热奔放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的带头人，他们的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总体素质较高，而且以革命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他们的特点是，学习成绩多属上乘。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有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想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

　　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六十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处世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奋不顾身投入这场新的革命之中去。

　　更多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胎脱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眩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我们红卫兵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哪里去，那里需要那安家

　　资料：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指示，沈阳市革委会决定在校初中和高中学生一律下乡插队参加劳动。欢送首批十二万人到农村去。到二十五日止，十天的时间里，全市十七万名注册的初、高中学生中，已有十四万人上山下乡。到第二年的春天，除了极少数的学生以外，全部上山下乡。

C3：难忘的上山下乡那一天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四日。金秋季节的沈阳。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约有三个足球场大的一中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和汽车。一百多米长的L型教学楼的下面，依然是叶子刚要发黄的苹果树林，几个干干巴巴的小苹果无奈地吊在上面，好像没有人去理睬。校园四周的樱桃树、小榆树，好像没有了阳光，没有了雨露，只有对春天的眷恋。无数的老妈妈，老爸爸，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从四面八方涌在树下。操场上没有那往日的歌声，没有锣鼓，没有口号，也没有那五彩的旗帜。树林子里面送行的人们，没有大声的喧哗，只有低低的耳语，或是谁也听不见的自言自语。沿着教学楼东侧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有扛行李的，有用小孩车拉行李的，也有大人和学生共同抬行李的，他们在不断地走进校园。

　　 运送学生的车队停在操场的南边，一共是二十多辆大解放汽车。每辆车的车箱上安排坐的是学生，加挂的拖斗上面装的是行李，拖斗的后箱板子上写着车号与目的地名称。最前面的那辆大解放汽车是个宣传车，它的车厢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面写着《毛泽东思想宣传车》，车箱两侧的高音喇叭里，反复地播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填词谱写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两边的车箱箱板上，一边写着《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另一边写着《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车队的最后面是两辆军车，车上面笔直的坐着一排排解放军战士，他们手里紧握着的上了刺刀的56式半自动步枪，象仪仗队一样整齐。那银白色的三棱刺刀，在晨光的映照下，发出一道道血红的寒光，好像是在宣告，解放军是在奉命保护毛主席的红卫兵，保卫走上山下乡革命道路的知识青年，如果有人胆敢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一定刀枪伺候。

　　八点多钟，正在播放的革命歌曲骤然停止了。带队的学校革委会主任，通过广播器大声的喊叫学生们上车。在高高的车厢板下面，高年级的学生先是把低年级的学生一个个扶上汽车，然后再把行李物品一件件地绑好。人们知道学生们要走了，在那短短的时刻里，操场上没有那种父亲送儿子，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悲壮。也没有依依不舍，哭天喊地的亲情。更没有十年寒窗后，荣登金榜的幸福时光。从对学生点名到车队启动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车上车下是一片寂静。就这样，从此时开始，一个空前绝后，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涉及到上千万学生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在毛泽东思想宣传车的引导下，车队鱼贯驶出百树环抱的校园，驶离学校的那一刻，车上依旧是寂静一片。没有谁能知道同学们在想什么。也许有的同学在默默的告别家乡，告别亲友，再见了沈阳，何日君再来？也许有的同学在想，可爱的一中，我还能回到你那肃穆的课堂么？再做一回莘莘学子，实现我的大学梦么？也许有的同学在想，毛主席啊，我是您的红卫兵，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要向邢燕子学习，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一眼望去，所能看到的是，有的同学是用目光在人群里寻找亲友或者朋友。有的同学在低头抚摸着，那个戴在胸前的的毛主席纪念章，那可是沈阳市革委会给他们的最高奖赏。也有不少同学手里捧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思索着怎样走好这新的长征之路。尤其是那些造反派的头头们，可能还在想，到了农村以后怎样依靠贫下中农，打倒地富反坏右，怎样打垮学校里的那些顽固的保皇派，把革命的红旗一扛到底。

　　他们满怀豪情，追随心中的红太阳。他们遗憾，没有赶上中国动荡的大革命时代。他们甚至希望早出生几十年，亲手消灭小日本，打跑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感到庆幸，今天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不仅要打倒党内外的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要去解放所有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人。让那红彤彤的太阳，照遍全世界。他们明白，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去练就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想去的，是走革命的必由之路，是毛主席的革命接班人。不想去的，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得被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不翻身！

　　车就要远离了，人群中开始出现一片片的骚动，大人们，尤其是老妈妈，老奶奶们的哭声开始彼此起伏，也许只有大人们的心里还能明白点什么，也许老人们在想，孩子们都不念书了么？农村没有人种地了么？儿女们还能回来么？乡下需要他们去革命吗？

　　车队在市区里游行，转过一条街，又是一条路，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地放送着革命歌曲；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
　　祖国啊，祖国，养育着我们的祖国，要用我们的双手把你建设的更富强。
　　革命青年有远大的理想，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让生命发出更大的热和光！

　　 这首歌是在向人们宣告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宣告一代有志青年志在四方的伟大理想。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不时的可以看到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标语和彩旗。而车队两边的人们，却没有热烈欢送的呼喊，没有离别的哭啼。只有那麻木不仁的眼光，在注视着即将离开父母而远去的学生。车上的同学们开始关注街道两旁的人群，似乎想从那茫茫人海中看到自己所熟悉的身影，真有偶尔看到亲朋好友的，高高的摆摆手，好像是说，再见了亲人，再见了朋友，再见了学校，再见了沈阳。也许我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也许我将永不再来。

　　很快，车队就驶出了市区，沿着一直向北的方向，加快了行驶的速度。

　　九月的辽北大地，已经是收获的季节。一眼望去，蓝蓝的天空中，几朵白云点缀在上面，真有一点诗情画意。唯一可惜的是没有看到成群的马儿跑在地里田间。诗人眼中的黑土地上，庄稼已不再是绿油油的一片。高粱、苞米的叶子在秋风的怂恿下，哗哗作响声乱作一片，不知是对秋天的不满，还是对春天的眷恋。从车箱上向下望去，不时的可以看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一群一群的社员在挥舞镰刀，收割着什么。马路两边，车老板扬着鞭子喊着“驾、喔、吁”，正赶着马车往队里运送庄稼。远处的两座蒙蒙笼笼的大山那边，不时地有隆隆的放炮声传来，这沉闷的炮声，不知道是不是在欢迎红卫兵们的到来。

　　车队逐渐远离了市区。如同出笼之鸟一样的同学们，逐渐告别了沉闷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已经搞了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同学们，已经厌倦了口诛笔伐，厌倦了大字报，厌倦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辩论。至于那可怕的武斗，不仅永远地毁灭了一些同学的青春年华，也消灭了一些勇者的肉体。车上的同学们，或者三三、两两地谈着毫无边际的话题，或者交换着个自带来的食品、水果。伴随着品尝一家一味的美食，引起了一阵阵久违的笑声。不仅如此，车与车之间也在进行“大串联”，来回飞舞的苹果和桔子什么的，惹的汽车司机停下车来直骂，说我们影响了他的开车。而到了最兴奋的时候，车上不知是谁，还率先唱起了那支最著名的红卫兵之歌：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心中不落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
　　……

　　几个小时以后，长龙一样的知青车队经法库县南门，进到了这个人称“一进法库门，七分鬼三分人”的县城。县城的东面是高高的二龙山，山上树木环抱，青青一片。一条东西走向的无名小河，把县城分成南北两个部分。河床很深，水却很少，多少年以来它象小溪一样在无声的流淌着。也许，只有它才能纪录法库人民在此繁衍生息的波纹。二龙山下的法库县城，没有一条象样的柏油马路，街道的走向也是乱七八糟毫无规矩。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到处都是牲畜的粪便。老百姓住的房子，大部分都是用泥垛的平房，即使是好一点的起脊房子，房顶也是用草擅的。一路上所能见到的象样一点的建筑，也只有县革委会那座二层的楼房了。街道上行人很少，大部分都穿那种有四个暗兜的制服，也有一些人穿着对襟衣服，衣服的颜色是兰、黑、黄老三色，很少有花色鲜艳的。有意思的是，穿着制服衣服扣子也不系，用一根麻绳系着，真是不土不洋的，可笑的很。汽车很少见到，有车也就是马车、驴车。坐在车上的大小老板，晃荡着两条腿，时不时地扬一下手里的鞭子，让鞭哨在空中打出一个个清脆而且还有回响的声音，真是一派悠闲自得的样子。

　　车队在县里休息了一会儿后，转为向南开去。在公社所在地依牛堡子，又换了一次马车。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每年都要下乡锻炼二次，春天种地，秋天秋收，对于农村并不是很生疏。况且，从早晨到晚上，坐了一天的汽车，同学们该唠的唠了，该看的看了，新鲜的东西也没有了。马车上全是东倒西歪，趴在行李上半迷糊半清醒的学生。等我们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目的地三尖泡大队的时候，已经是明月高照，星光闪烁了。

　　当天的晚上，我们八个同学（四个男生，四个女生）被分到第三小队，安排在一户成分为中农的老裴家（没安排在贫下中农家住，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他家的房子是一明两暗的那种，东西各有一间住房，中间是过道和厨房。男生住在东屋的南炕，女生住房东那屋的北炕（她们住西屋的北炕，房东住西屋的南炕）。北炕沿的上方有一根横杆，横杆上挂有一块大布，老乡管那叫幔子。晚上睡觉时，女生把那幔子放下来，算是把西屋分成两间。头一顿是在房东家吃的，高粱米饭加炖土豆，饭里有不少高粱壳子，菜里好像没有油，土豆也没打皮，可能是因为土豆品种的关系，或者是水的原因，菜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虽然在家里时吃的也不是太好，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三斤细粮，可是也没吃过这样的东西。我们一路上以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下乡来，会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想象中的第一顿饭一定挺好，根本没有想到第一顿就是忆苦思甜饭。村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房东拿来一个小油灯，叫我们用取灯点着，我们不知道取灯是什么东西，原来是火柴。这个点亮的小油灯，挑到最大的亮度也没有城里的小灯泡亮，就象萤火虫一样，几乎就是摸黑。

　　我们这些满怀革命豪情的同学，迷迷糊糊了一天的知青，就象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战士，带着满身的疲倦，不知是饿还是不饿，在远离家乡的法库农村，在高高的七星山下，在浩荡西去的大辽河北岸，在老裴家的小火炕上睡着了。

　C4：三尖泡印象

　　发源于内蒙（西辽河）与吉林（东辽河）的大辽河，是辽宁省的母亲河，也是沈阳市与法库县（那时法库县归铁岭地区管辖）的天然界河。本来它的走向是由东北方向一路奔腾流向西南而去的，最后经营口汇入渤海湾，完成为我们服务与贡献的历程。偏偏在我们下乡的三尖泡大队的这里，中途遇到了河南石佛寺公社的七星山。尽管七星山的七座小山包没有什么美丽的传说，没有什么文人墨客的笔迹，况且不高大也不耸立，它还是轻易地强迫大辽河改变了走向。由于河道在这里突然拐弯，一年一度阴历七月的大水一过去，就在这里留下了厚厚的一层肥沃泥土和那星星点点的大小水泡子。我们的三尖泡大队就因这里常有三个大的水泡子而得名。在那美丽的夏秋季夜晚，如果你站在高高的辽河大堤上，抬头可以望到温馨无限的明月和繁星，低头可以看到穿过树影后倒映在水泡子里的无数明月和更多的星星。

　　辽河水冲积后留下的肥沃如油的泥土不仅抚育了这里的庄稼，也世世代代地养育了这里的人们。人们在这里种地，即使不往地里上粪，象高粱、苞米之类的五谷杂粮仍然可以长得非常茁壮。记得刚下乡时就赶上秋收，我们知青用磨的飞快的镰刀割玉米，然而，粗壮的苞米秸子一手用力居然割不下来，你说那庄稼有多壮？所以，这里除非遇到特大洪水，否则地里的庄稼就是年年大丰收。在得天独厚的村南边那些大大小小的水泡子里，你可以轻易地看到大水过后留下来的无数鱼虾，有白白的河虾，胖胖的鲤鱼，黑黑的河蚌，如果幸运的话，偶尔也能看到一些横行霸道的螃蟹。这些不知道来自于何方的客人或是看中这一块风水宝地要在这里繁衍下去，或是冒着被人们捞出来吃掉的危险，静静地等待着在明年的大水中逃走。

　　辽河在我们三尖泡大队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渡口，渡口上有一大两小共三条木船，产权原先属于我们大队，后来归属于辽河河道管理处。稍大一点的木船用来摆渡来往于沈阳和法库之间的车辆和货物，其余两条小木船用来摆渡来往的过路人。就是这三条不大的木船，把辽河南北岸联系到了一起，也是我们回家的必径之地。更有意思的是，每年七月发大水的时候，这个小小的渡口还是个发“水患”财的地方。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队里总要派人死看死守渡口，打捞上游冲下来的牲畜和物品，然后再与物品的主人讲价钱。不过除了队长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换了多少钱，而且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辽河的主河道到辽河的北大堤之间，有一条几十里长十来里宽的大树林子。这条绿翡翠一样的树林子里面不仅长满了糖梨树、榆树、花柳、刺槐等各种各样的树，还有不少象狍子，灰狼一类的大型动物，至于那五彩斑斓的野鸡和浅黄色的野兔就是更多了，如果你信步走在大树林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随着那扑扑拉拉的声音，就可以看到成双成对的野鸡飞了出去。地面上有青蛙大队长（指青蛙背上的三道杠）与野鸡脖子蛇，老乡们敢吃青蛙腿却不敢吃蛇，说那东西惹不得，尤其是对待老房子里的蛇，他们象敬神一样恭敬。老乡们管那大树林子叫马家林子。解放前夕，据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洪姓“胡子”的根据地，老乡们说不清洪“胡子”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人说好，是因为当地不少的地主老财没少叫他们洗劫，有人说坏，是因为亲身叫洪胡子敲过竹杠。三尖泡大队有一个年轻人出身是地主，在他三岁那年，他的所有亲人叫胡子给杀死了。解放后不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洪胡子（也叫土匪吧）叫共产党抓起来给毙了。

　　每年的七、八月份一到，三尖泡这里的大人和孩子们，受不了夏天的酷暑折磨，纷纷跳进碧波荡漾、清澈透明的大辽河里玩耍，有洗澡的也有游泳的，虽然他们不讲究什么游泳的样式，更不懂什么蛙式、自由式，可是那种自由自在随意的游泳，以及用两条腿把河水打的老高的“狗刨”也可称为一绝。“狗刨”高手象个首领一样，带领那些愿意游泳的孩子们，变着花得在水中游来游去。他们在辽河北岸平坦的河边，有时排成个一字就像溜边的黄花鱼，有时又会聚拢成一堆，像个随时变换的水中喷泉。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愿意或者说不会游泳，他们热衷于逮鱼摸虾，或者用丝褂子挂鱼，或者用旋网逮鱼，或者干脆徒手潜入水下摸鱼，也有的时候用炸药炸鱼。有一回，我们知青还参加了老乡们搞的炸鱼，在炸鱼之前，先把锯末子和化肥硝氨在农村的大锅里炒来炒去直到炒干。然后把炒好的炸药装进酒瓶子里，每个瓶子口上插一根导火索，再用黄泥把口封上，等到黄泥干了“炸弹”就做好了。准备工作搞好以后，我们划着小船，往鱼群比较集中的水中放“酒瓶子炸弹”。记得那次炸鱼的两三天以后还有死鱼往上漂，无数被炸死的小鱼漂在泡子的边上，象一条环形的银带。被炸死的小鱼估计能有几百斤，后来想想样子有点惨不忍睹。这么多的小鱼吃不了，用水桶挑着挨家挨户送。辽河里的虾与我们平时看到的河虾不一样，又大又白而且数量还很多。老乡们把旧的塑料纱窗套在Y形的树干上，改成专用于捞虾的抄网，沿着大辽河的河边，慢慢推动抄网，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网底上都是活蹦乱跳的辽河大虾了。

　　马家林子与辽河之间，还有条细长的金黄色的大沙滩，我们管它叫黄金海岸。每年夏天的烈日炎炎下，在水中玩够了的人们躺在那铺满细细沙子的沙滩上，一会儿让太阳晒晒后背，一会儿又翻过身来晾晾前胸，真是多少钱买不来的金沙浴。只有此刻，人们才能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爱。感到人生好不幸福，好不得意。也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能忘记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下地的劳累和生活的艰辛。　　但是好景不长，自从六二年这里被征为沈阳724厂试验炮弹的靶场后，往日的那种嬉闹场面就少多了。每当红旗在七星山上飘起来的时候，人们知道要试验炮弹了，纷纷撇下手中的农活，撒鸭子逃离大河套。当然，过不了几分钟，你就可以看到一颗颗呼啸而来的炮弹，把金黄色的沙滩炸成一个又一个大坑。永远宁静的三尖泡变成了临时的战场，可爱的家乡变成了人类搏斗的写照。

　　翻过辽河北大堤就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三尖泡大队了。村子里有六个生产小队，二百多户人家，一千多口人。全大队四千多亩的土地上，差不多种的全是苞米和八大头高粱。黄豆属于经济作物，公社有种植的指标规定，所以种的不算太多。但是黄豆在这里长的挺好，个大粒园，常常卖给外地作种子用。这里真是块要水有水，要地有地，要肥有肥的宝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三尖泡社员的收入相当不错，比如普通劳动力（社员）的报酬就与城里工人的工资差不多。

　　三尖泡大队，你有多么肥沃的土地，多么优秀的人类生存条件！

　C5：村里的年轻人

　　我们下乡到三尖泡大队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解放二十年了。虽然沈阳城里早已经是旧貌换新颜，然而在三尖泡这个小地方，无论是生活习惯、村落建设，还是耕地种粮、农业生产，仍然还是沿袭着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多少年以来。人们就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千篇一律春天种地秋天收获，冬天猫冬。即使是最能赶潮流的青年人，也没看见进步到哪里去。老乡们说，这里就是白天撸干子，晚上摸奶子。

　　我们和社员们在一起没几天，就发现村里不少年轻人经常不刷牙、不洗脸。从他们黝黑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底色是什么。焦黄的牙齿，甚至可以说是发黑的牙齿，大概从来就没有刷过，估计可能有些人连牙刷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穿的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没有补丁的。衣服的袖口即可以用来擦脸，也可用来擦嘴，因此袖口上往往都是油渍麻花的。他们的衣服好像买来就是旧的，从来就没有个干净样。他们也不习惯洗脚，几乎是从来不洗，不过在炎热的夏天到也没臭到哪里去。

　　如果，你好信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很多人家简直都下不去脚。猪食盆、狗食盆、人吃饭用的饭盆你就分不出哪个是哪个。进屋就是股熬猪食的味道，臭气拉哄的还带有酸味。水缸里的水，不仅用来饮用，还用来洗东西，象刚摘下来的黄瓜、西红柿子什么的，逮什么洗什么，说不清那是水缸还是洗菜桶。睡觉盖的棉被，可以盖地瓜盖白菜，也可以当门帘。老乡家吃的饭菜也比较简单，主食一般都是苞米面大饼子或者是高粱米饭，副食最常见的是土豆、白菜和红罗卜。肉比较少见，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由生产队杀猪、杀羊后分配点。最奇怪的是，有一个老乡居然从来不做饭也不做菜，他把苞米粒炒熟后放到袋子里，饿了就抓一把吃。据他自己讲，一袋子熟苞米粒可以吃一个月。照说，这个社员应该营养不良，不过我们怎么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青年点的同班同学老修，平时也比较邋遢，不过要是和村子的遢邋人相比，那算是相当干净、利索的了。下乡以后，他发现居然有这么多比自己还邋遢的人，于是他把村里的邋遢人编制成一个“邋遢兵”部队。并且自任为“邋遢兵”司令。根据他的命令，一年以上不洗一回脚的人有资格被封为军长，半年以上不刷一回牙的可以被封为师长，三个月不剪一回头的可以被封为旅长。以此类推，生产队里“最干净”的青年也闹个小班长当当。刚开始的时候，老修经常给他的“邋遢兵”们开会，并且经常在公开的场合，正式称呼授予他们的军衔。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当作笑话，可是后来这些人就不干了。说我们知识青年，尤其是说老修存心埋汰他们，不得好死。

　　三尖泡村离沈阳真的不算太远，也就是八十多里路，只是由于交通不方便，仅有几个车老板去过沈阳。我们从城里到了这个地方后，简直就像外星人一样，带给村里人、尤其是村里的年轻人，许多奇奇怪怪的印象。从念书用的钢笔文具盒，到日用品手电半导体。从我们的说话方式到衣服、裤子甚至围巾的图案。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讲，都是非常新鲜的东西。那个时候，村子里至少有一多半人没有见过汽车，你给他们讲火车，飞机那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青年点的女知青苏文有天兴致上来了，把从家里带来的粉红色的大花连衣裙穿了出来，一群村里的孩子跟在苏文的后面跑，他们边跑边喊，你们看那！苏文穿“一条腿”的裤子。“一条腿”的裤子？有意思，这个发明创造可把我们乐坏了。以后，我们也把连衣裙叫“一条腿”的裤子。到了晚上或者是雨休的时候，小小的青年点里总会集聚一帮又一帮的年轻人，除了我们以外，还有生产队里的男女青年，有的时候还会有大大小小的娃娃。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们给他们讲历史故事，或者讲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当然了，我们最爱讲红卫兵造反的辉煌，红海洋中被毛主席接见的幸福，学习老红军徒步长征的乐趣。当然，有时候生产队里的青年，也会给我们讲一些三尖泡的乐趣，比如，怎样打鱼摸虾。怎样套野鸡逮野兔，怎样把毛驴放倒在地里让它跑不了，怎样在夜里能偷到又香又甜的瓜还不能被逮着。他们给我们讲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辽河里的鱼多得可以用麻袋背，我们羡慕得手直痒痒，如果现在也是这样那该多好啊！

　　六九年的夏天，青年点里的老肥从城里回来，用保温瓶带回来不少奶油雪糕。我们正要吃的功夫，正好有一个邻居家的小伙子进来。我们知道，他的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三尖泡，当然肯定没有吃过雪糕，所以故意的气他，把那雪糕放在嘴里裹的唰唰响。他问我们，你们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说，这是雪糕。他又问，这个雪糕是哪里来的？我们告诉他是雪糕树上结的。他问，好吃吗？那当然了。他吃了一个给他的雪糕以后，我们问他好吃不？他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又凉又甜的东西，老肥跟他开玩笑说，你回家把杏树砍了，送给你一棵雪糕树，明年的夏天你也可以吃到这样的雪糕了。本来这个事情绝对是个笑话，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回家以后真用斧头把杏树砍了。第二天他爸爸到青年点里来，跟我们干了一仗，非得叫我们给他种棵雪糕树不可。

　　村里里有个面积挺大的小学校，几个识点字的村里人在那里当老师。平时，学校里的学生们主要是上“劳动课”，比如帮学校种地、收庄稼什么的，算起来一年到头上不了几天课。学生们的家长不愿意叫孩子念书，说念书耽误挣工分，耽误娶媳妇。有几个明白一点事理的，能让孩子多念几年级，不过也就认识点钱、会算点账就行。所以这里的年轻人，有的都该娶媳妇了，还不认识几个字。不识字也就算了，可有的人偏偏爱逞强。有一回，队里的木匠余风山因为点鸡毛小事与打头的儿子（小九）吵起来了。午间歇气吃饭的时候，小九急匆匆地跑到青年点来，求我们教他写字。这个混小子一撅屁股我们都知道他能拉几个驴粪蛋，问他先学什么，他说先教“余风山是我儿“这几个字怎么写。知青老修说行，拿起笔没思量就在纸上写了“余风山是我爷“几个字递给他。小九高高兴兴地拿起纸条看了一眼，不识字还要亲自审查。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拿着纸条屁颠屁颠得跑了。这小子还没有跑出大门，青年点里已经是一片哈哈大笑。我对老修说，你等着挨骂吧！

　　下午一上工的时候，我们发现生产队的院子里、屋里、院墙上，歪歪扭扭地用粉笔写上了不少“余风山是我爷”的字样。你还别说，小九写的字还真挺象的。不一会木匠余风山进院来，一看就乐了，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这么孝顺的孙子啊！满院子的社员乐得东倒西歪，有的还呛得直咳漱。这时候小九才明白过来，知道叫老修给调离了，拎把铁锨就冲过来了，我们怕老修吃亏挨打，赶紧把小九拉开，又劝了半天，才算了结了这件事。

　　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的三尖泡，在这里很难找到现代生活的的影子。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影，你要是想找一页白纸比登天都难。全村只有大队部有一只最原始的舌簧喇叭，经常没有动静，即使有动静，声音小的象蚊子叫一样，根本听不到什么。因此，在没有文化生活的三尖泡，年龄大点的一黑天就睡觉了，可是年轻人就不行。他们需要激情，他们需要热闹，冬天去马家林子里套野鸡，夏天到辽河里去摸鱼，更有一些胆子大的还会聚在一起，找个认为安全的地方耍钱。7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四个村里的小伙子猫在生产队的菜窖里玩牌九耍钱，没有想到被人家发现了动静，报告给大队治保会，大队立刻来了十来个民兵，拿着枪把菜窖围了起来。这四个玩牌九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叫李凤斌，他家过去是当地的大地主，后来被红胡子抄了家，在那次抄家中，除了他以外的家人全都被杀死了。不知好歹的李凤斌，本来家庭出身就不好，还偷着玩牌九，当大队民兵叫他们从菜窖里出来时，李凤斌的神经彻底崩溃了，当时吓得屎尿拉了一裤兜子，人还没有从菜窖里出来就死了。

　　当然了，也不能说这里的青年人一点乐趣也没有。每年夏天大家在一起铲地的时候，就是这些年轻人最高兴的日子了。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总算是找到了打情骂俏的机会，大家是一边铲地，一边是眉来眼去，那些暂时还叫我们搞不懂的情话，在地里田间飞扬。生产队里有一个年轻人，姓边，在家里大排行老四，大家就叫他边四。别看边四没有什么能耐，和女青年你来我往特别有一套，他爱招惹女青年，女青年们也爱和他闹。不过，他们是一闹就反天，一闹就过格。经常可以看到，边四叫几个女青年拽到苞米地的深处，不知道怎么搞的，弄的边四直叫唤，等边四提着裤子出来时，大家是哈哈一阵大笑。

　　虽然说这里的青年人不讲卫生，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文化标准。随着城市知青的到来，随着两种文化相互之间的融合及感情之间的渗透，正在发生酸碱中和生成盐的化学变化。尽管如此，三尖泡这里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多少年来还是这样，就是不愿意变化。我们说他们是古董，他们总是不服，可是最后还是受我们的影响，逐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C6：辽河岸边的碰撞

　　 为了表现知识青年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坚决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从头一天上工开始，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刻意打扮了一番。代表上工的铁轨声音刚刚敲响，大家故意学着老乡的样子，身穿一件又旧又破的衣服，再弄根草绳子往腰中一系，手里拿把镰刀，兜里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晃晃荡荡，一个跟一个地走进了三队的队部。没有想到的是，社员们早有准备，比我们来的还早。生产队屋里的贫下中农社员们（当然，也有地富反坏右）好像早就有人安排好了，在他们满手膙子和泥巴的手里，拿着可能是刚买回来的的毛主席语录，象看外星人一样嘻嘻哈哈地等着我们。

　　 生产队的邱队长看我们几个知青进来了，叫一个年轻人（后来知道他是队里的团支部书记，也是队长的儿子）领着我们和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他用鼻音特别重的法库腔念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念了几段语录后，他又单独跳起了忠字舞。别说，一个乡下的孩子，跳的还真是不错。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想和我们知青比试一下，他跳完之后又说，欢迎知青跳一个。咱们的知青梦新，一下子跳到大炕上，在知青的歌声中，跳了一个“北京的金山上”。不知道社员们是真有那么一股纯真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或者是想表示一下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热爱。小队里唯一的两位领导，贫协主席宋老三和生产队邱队长也跳到大炕上，领着大家一起跳“忠字舞”。

　　绝大多数社员们不怎么会跳，显然没有我们知青跳的好，千姿百态什么样的都有。尤其是那个叫边老三的饲养员，本来一条腿就瘸，跳起“忠字舞”来一拧搭一拧搭的，就象一个不倒翁在动。我们看他跳“忠字舞”心里真是好笑透了，虽然想笑可是不敢笑出来。一时间，生产队里高昂的五音不齐的革命歌声与生动有力的“忠字舞”，把窗户纸震得直响。人高马大的邱队长一跺脚把炕面子给跺塌了，从炕洞子里面立刻冒出的一股股黑烟。他那种哭不得也笑不得的狼狈像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急败坏的邱队长用一只手捂着嘴，另一只手还向人群中比划着，直喊跳，快跳。社员们继续边跳边唱“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

　　“忠字舞”活动顶多也就搞了十几天，然后就像忘了一样，忠于不忠于完全取决于队长高兴不高兴。他来兴趣了就跳两回，不高兴时安排完活就走人。再往后，学习毛主席语录也不象刚来的时候那么勤，有时候早晨读，有时候晚上读，更多的时候下工就走人。慢慢地我们发现，无论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还是跳“忠字舞”，纯粹是给我们做样子的。有一天队长派我跟车，坐在大马车上闲着没事，跟车老板天南海北地瞎扯。说来说去，又唠到文化大革命上，我好信地问车老板，你们以前搞“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吗？他回答说，那不都是为你们学的吗？我惊讶地说，为我们学的？车老板说，上个月就知道你们要来下乡来，请人现教的。哦，原来是这样。车老板还说，在你们下乡之前大队就说有红卫兵小将要来，并且叫我们小心点。我问他小心什么？车老板没说因为什么，但是他说你们可是红卫兵啊，谁惹的起你们！

　　有天下工后回青年点的路上，正好遇到了邱队长。几句客套话后，我问队长咱们队那个“三忠于、四无限“不搞了吗？可能是觉察到我问他的话“不含好意”。邱队长的一对狡猾的小眼睛，在眼眶里转来转去，光看着我就是不吱声，估计是在猜测我说话的用意。他想了好半天，突然问我，谁说不搞了？这几天不是很忙吗！稍微停顿一下，他反过来问我，你说怎么搞好？哈哈，队长你别搞错了，咱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是叫我们来接这里是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得听你们的啊，你们说咋搞就咋搞！我心想，少给我来这套！

　　下乡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到了。那天经过青年点“点委会”讨论同意，大家一致同意作点好吃的改善生活。炒辣椒土豆丝，熘金边白菜。还把那头一天晚上刚打来的小虾，小鱼做成虾酱。兴致勃勃的老修跑去社员家又买点鸡蛋，粉条什么的。别说，凑合凑合还真有几个菜。大姐表现特别好，亲自下厨做菜。大家喜欢吃她做的菜，就是用的油太多。这工夫，神叨叨的晓鹏也不知道从哪儿还弄点地瓜烧酒来，眼看吃的喝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因为差老修一个人没有回来，晚餐就不能开始。性急的女生把筷子操起来直敲饭盆，晓鹏一个劲叨咕，老修死那去了？我再数十个数，他要是不回来就开饭！真是说曹操的时候曹操就到了，老修一进屋就开始骂，拿咱们当傻子，耍这小心眼。我问他，真么啦。他说，真么啦？问队长去！我说，什么事啊，你痛快点行不？老修说，今天咱们队里大会餐，猪肉炖粉条，都在那吃呢，就差咱们几个。真的吗？那还有假！

　　我们几个同学带着愤愤不平的想法结伙去生产队，大家想就算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也不能这样欺负我们那！没等我们走进生产队的院子，就闻到了满院子的香味。队部里的南北大炕上，摆了七八个桌子，桌子上是新烙好的白面糖饼，菜是猪肉顿粉条，社员们都在那里高高兴兴地喝酒吃饭。队长看我们进来立即从里屋里迎了出来，他的脸上显露出一点点特别的不自然，甚至有点难为情。他说，这是队里在搞忆苦思甜，叫大家别忘了旧社会，我问他，既然是忆苦思甜，问什么不叫我们参加，他说你们是刚来的，我说，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他说，你们来接受再教育，就要听贫下中农的话。当时我觉得他有点不讲理，也跟他来横的说，你们这不是搞忆苦思甜，这是典型的大吃大喝！队长非常不高兴地说，就是不让你们吃，能怎么的，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当天找到了大队，还贪黑去公社告了生产队一状。当时，我们不知道公社也有不让下面大吃大喝的精神，尤其是这种以忆苦思甜为名的“大伙饭”，因此，这一状把事情给闹大了，公社拿这件事当典型，开了一个全公社的大会。后来，生产队长在大队的人面前，向我们做了一个极不情愿的检讨。

　　几天后，队长在生产队里宣布，全面调整生产队劳动报酬分配标准。标准规定，普通社员每人每天十个工分，社员家的小孩（那个地方叫半拉子）每人每天八分，知识青年每人每天四分。一般来讲，秋天里的农村，主要的劳动是割地，干活的时候，有一个社员领头，他干多少别人就干多少，社员管他叫打头的。打头的工分比普通社员多几分，也比较辛苦。但是，打头的干多少，我们就得干多少，凭什么我们和他们干一样多，工分少了一多半？我们几个知识青年认为这件事情不合理，有失公平。当然，我们承认我们干的不是太好，也不快。但是象割地这样的农活，晚上七点多种，社员们都回家去吃饭了，我们还在那里干活，有时甚至需要半夜才能干完。我们去找队长，要求他改变工分标准，他不同意，说这是生产队全体贫下中农的决定。我们觉得，这是他对上一回吃忆苦思甜饭的报复。

　　我们不甘心叫队长这样欺负，我们一定要叫他明白，知青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下地干活，还是割苞米，打头的先下地，然后社员一个跟着一个下地，我们几个知识青年，排在最后面。以前，我们都是拼命的干活，生怕他们把我们拉下。这天，我们故意在后面慢慢干，社员们干到地头的时候，我们正好干了一半。打头的和社员以为我们干得慢，在地头等我们。而我们就在地中间坐下不动了。队长喊，你们快干活啊，我们就是不动地方，队长一看没有办法了，叫打头的接着干活。这样，他们干两垅，我们干一垅，谁叫你们给我们四分的工分？

　　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队长以为有理，去大队部把我们知青给告了，说我们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说我挑毛起刺。大队的陈书记来青年点，问了我们事情的经过，他听了以后，没有说队长对还是不对，就说了一声，我和你们的队长研究一下。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队长没有底气地宣布，知识青年同半拉子相同对待，每人每天八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十分，也没有想要十分，但是我们知道，又小胜了一把。

　　注：三十年后，我们回三尖泡青年点看望老乡，队长已是两鬓白发老了许多，他说当年对不起我们，应该天打五雷轰，我们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然后大家一起笑了。

　C7：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车轮滚滚的送行车队转瞬间尘烟全部消失了，“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豪言壮语也成了昨天的回忆。当“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序幕逐渐拉开时，三尖泡的虫子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大辽河里的鱼该怎么游还是怎么游，这些二十来岁从城里来的男女学生们，为了以他们的青春年华显示他们对党的忠诚，为了以他们的生命显示对于毛主席的热爱，终于不得不用三尖泡的草根、泥土再混合身上的血和汗，谱写一段特殊的难忘的“老三届”经历。

　　下乡的第三天，根据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安排，全体知青一律下地参加秋收。当时，各队的贫下中农协会依照“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再教育”精神，普遍将知识青年当做劳改分子对待。在无奈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同学们想起往年的春秋两季，下乡帮助老乡们种地与秋收时的热情，几乎立即从天堂掉进地狱。

　　生产队里的秋收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割苞米与高粱。割地的时候每个人拿八条垅，用镰刀把庄稼放倒以后，再捆成一人粗的一捆。然后，为了好装车，还要把捆好的庄稼按照一定的规矩马上垛起来。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劳动，实际上需要巨大的体力代价，一捆庄稼五六十斤重，一天下来每个人需要把十多吨的庄稼放倒再装车，别说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的知识青年，就是那些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也是累的吃完晚饭就睡觉，不愿再动弹一下。知青们最打蹙不是割高粱、苞米而是割豆子。成熟的黄豆秧子上，干的豆荚尖的象锥子，快的象小刀，手一上去准有地方出血，扎的叫你心痛。过去看电影时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挥舞镰刀收割庄稼的人们是多么潇洒，哪里知道这个“潇洒”的背后，岂止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么简单！

　　生产队里实行包工制，每天队里“打头的”干多少，“跟帮”的就得干多少。这种方法对于社员们还行，因为他们之间干活能力的差距不大。可是对于知青们来讲，问题就严重的多了。首先，我们从小就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其次是这种劳动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别说熟练的劳动，就是怎样磨镰刀都要学几天。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伸手不见五指了，老乡们干完活拍拍屁股回家吃饭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地里接着干活。尤其是刚刚下地的那几天。有时需要比社员多干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左右才能干完。最可怜的是青年点里的那些女同学，假如没有我们的帮忙，就是干到天亮去也干不完。当我们在寒冷的夜风中勉强把属于自己的活干完，抬头再看到女生跪在庄稼地上步履艰难地割地的身影，我们能看着不管吗？她们是谁？她们不就是我们的亲姐妹们吗？当我们终于结束一天的劳动，相互望着对方手里的镰刀，望着手中不断渗血的水泡，望着那永远割不完的高粱、苞米，两条腿发颤，几乎一步也走不动了。同学们只能临时躺在松软的庄稼垛上，数着夜幕中的星星和月亮，低低的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困难不仅如此，除了高强度的劳动外，我们还要洗菜、做饭、洗衣服、收拾柴火、打水、烧炕等等一系列的劳动。就拿吃饭的问题来讲，当时青年点所有的菜只有土豆和白菜，所有的粮食就是高粱米和苞米面。好在后来国家按照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了一段时间大米、白面与豆油。三尖泡青年点的这种饭菜，对于象我这样工人家庭的学生来讲，因为跟在家里吃的差不多还能说的过去。不过对于有的同学来讲，好像问题就挺多。有的人不吃高粱米，有的人不吃苞米面大饼子，甚至还有人不吃白菜。尤其是对于象黎民这样的高干子女来讲，那就苦不堪言了，她说生下来就没有吃过这些难咽的东西。黎民的妈妈怕她吃不好饭，特地派人开着吉普车送来好几箱各种各样的饼干，有动物饼干，还有部队用的压缩饼干。饼干那东西好吃是好吃，但是吃多了也不行，吃多了上火满嘴是大泡。后来黎民还是把饼干分给大家，叫青年点给消灭掉了。

　　月圆月缺，转眼的功夫下乡到法库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已经是晚秋初冬季节的法库大地，天地浑然一色全是灰土土的。村里村外堤里道外各种树上的叶子，被那萧瑟的秋风一吹卷的满地都是，不禁使人想起杜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地里一望无际的庄稼终于被收获的所剩无几了，那嬉闹了一夏天的天蝉地龙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只有那不断轮回的永不消逝的红日银月，还高高地挂在三尖泡的上空。

　　这几天的晚上，我躺在青年点的火炕上，翻过来调过去的就像烙饼一样，无论是数羊还是念数就是睡不着觉。不知道是那窗前明亮的月光打扰了往日宁静的脑海，还是青年点火炕的热把我烙的左右难眠，只要一闭上眼睛，妈妈坐在昏暗的电灯下给我补衣服的印象，就在脑袋里左右晃荡。想跟妈妈说句话就是说不出来，一着急人就醒了。接着睡吧，又想起文革中一直与我观点对立的“辽革站”派的老爸，他总是教导我一定要跟解放军走，他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坚定不移站在“辽革站”一边，就是要和伟大的长城在一起。回眸老爸每天起早贪黑地来往于工厂与家庭之间，既要闹革命，还要用那每个月不到五十元钱的工资，养活全家六口人也真的是不简单。当然，谜迷糊糊的梦里梦外不能不想起家中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不能不想起那些分散在盘锦、新城子、以及法库各地的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如今还好吗？

　　我并不是恋家的男子汉，而且相信“青山处处埋忠骨”。问题是象我这样常常在外的人都有点想家，那几个才十五、六岁的初中小同学，尤其是女学生们不是更想家吗？初一的梦新坐在炕沿的一头把背靠在间壁墙上，操起那把从家里带来的破二胡，只见他给琴弓子上抹点松香后，就拉起琴来。一曲“江河水”又一曲“三套车”，那个令日月含泪叫星辰悲哀的乐曲声，随着琴弦的微微震动，时起时伏地飘浮在三尖泡的上空。那声音飞出青年点的纸窗户，越过奔腾的大辽河，直达七星山上。只是不知道梦新是否希望它能飞回到想念孩儿的母亲身边。

　　秋末冬初的晚上已是寒风袭人。老肥一个人跑到辽河的大堤上，身披一件旧的制服棉袄，坐北朝南倚在一堆苞米秸子上。他望着辽河南岸那灯光闪闪的七星山，思考着山上的石佛寺为何几百年香火不断？人们祈求什么？大家许的什么愿？只有那川流不息永远流不尽的辽河水才知道。他用双音口琴把一曲古老的民歌“南飞的大雁”送给他的青梅竹马的恋人，这个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女孩叫小珍，是他家邻居的孩子。老肥下乡之后怕小珍因为自己耽误了前程，几次写信劝告小珍把他忘掉，他说要在三尖泡这里接受一辈子的再教育，当一辈子的农民。老肥衷心希望小珍嫁给一个好丈夫。但是他对小珍有个小小的要求，假如他不幸地死在三尖泡，希望她能到这里来一趟，给他的坟上插上一朵狗尾巴花，算是他们曾经有过朋友一场。

　　青年点里，萤火虫一般的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下，“诗人”晓鹏靠在炕叽角，嘴里叼着一根铅笔，思索着怎样抒发他那知青的无限情感。他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说，他要写一首歌颂人间永恒的爱情诗，还要谱写一曲歌颂知识青年的歌。我连连点头微笑地注视着他，默默地在心里祝他早日成功。书呆子老修的爱好就是寻找能看的东西，只要白纸上有黑字就能让他呆呆地看几天像孩子一样老实听话。最老实的是青年点里的四个女生，她们围在一起静静坐在小火炕上，没有一点声音。不知道她们是在听梦新的二胡，还是在欣赏老肥的口琴。也许她们的思想更深沉，也许她们在做各自的美梦，也许她们的思绪还飞翔在理想的天空里。

　　窗外已经是一片银白，那是月光洒落世间后，映照在人们心里的独白。三尖泡啊，你的未来将是怎样？辽河水啊，你将怎样评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

　C8：信件二封

　　（一）

你好！薛东：

　　我一看到信封上印着八七一四部队的番号，就知道这是你的来信，看到你那熟悉的笔迹，就想起你那受尊敬的面孔以及朗朗的笑声。从来信中知道你们部队正在重庆的青木关附近紧张的施工，大巴山的狂风暴雨没少叫你们遭罪吧！你们一定受累了！你们为人民铺铁路，人民感谢你们，四川的人民感谢你们，全国的人民也感谢你们。你们无愧于铁道兵十一师的光荣传统，你们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人民解放军应该学习的榜样。看到你们工作的照片真叫我感到当铁道兵的艰苦与不易，不过，你们修建的那个高耸入云的铁路桥真叫人开眼界，它就象沈阳冶炼厂的大烟筒一样，真叫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坦率点说，别说修桥，即使叫我在那几十米高的桥墩上站一下都未必有那个胆量。你们是真正的英雄啊！

　　三月八日在北关浴池，“新一中公社”的战友们为你们送行的照片不知道收到没有？如果没有接到请你立即给我回信，再为你加洗一张。你随部队走后，我和我的父母经常看我们的照片，虽然你不是我们家的成员，但是你毕竟在我们家住过好长时间，我们都很想你。同时，“新一中公社”的战友们也很想念你，他们叫我向你问好！这么长时间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不知道你是因为施工忙，还是忘了大家？

　　好了，不跟你费觜了，问你点正经事，你的入党问题最近有没有希望？我非常惦记这件事情，不用我说你也明白，要想在部队有发展，不是党员恐怕一点门都没有。退一步说即使复员了，如果连个党员都不是也不好交待。不过，你的来信叫大家高兴的是，你当上了副排长，迈出了希望的第一步。看见你穿四个兜的军装，希望你好好工作，早日穿上将军的军装，那该是多好啊！这倒不是我们野心大，拿破仑不是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嘛！

　　我妈妈和爸爸不关心这些事情，他们叫我问你的是，你的对象处的怎么样了，究竟和哪个女孩子好上了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所以两个老人对你有意见。薛东，你与关山月（他的女朋友，也是同学）的关系发展的怎么样了？

　　薛东，你走以后，学校先是搞大联合，后来又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复课闹革命也就是搞搞过场，完全没有你当“校长”时的热闹。九月份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们立即响应并且打起背包马上出发，现在大家基本上都下乡到法库县，也有一小部分下乡到盘锦和新城子的马刚。你的家乡是法库应当知道这里的情况，几个月来同学们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不过大家的意志还很坚定，估计渡过这一段苦日子也就好了。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怀念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候，也想念分散在天南海北的战友，不知道大家现在过的都怎样？如果你有机会从部队回法库探亲，希望你务必到我们公社来看大家！

　　薛东，你真是幸运的，离开学校的第一步就走进了人民解放军，所以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一定要在部队混出个模样来，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切切不要让我们失望！晚上了，一会儿我还要大队去开会，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如果你能见到我认识的其他战友与同学，一定替我问好！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王世新 1968年12月

　　（二）

你好，韩月！

　　来信已经受到勿念。这几天，肆无忌惮的贝加尔湖寒风裹着暴风雪席卷法库大地。抬头四下望去到处是一片“天茫茫，地茫茫，白雪覆盖无故乡”。本来就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青年点，那里经得起如此凌烈寒风的袭击，玻璃窗上的窗花永恒不变，四面墙壁就象糊了白纸一样洁白无暇。真是“新跚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象”，当你“全副武装”地躺在不热的火炕上，透过房顶的小孔，去数冬天的星星时，偏偏又遇到雪花掉进眼中，融化为泪水。

　　所不同的是，如果细细地想起来，即使是我们这样艰苦的环境，不也比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强得多吗？那个时候红军不仅生活困难，而且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天天存在生命的危险。目前的生活是苦了一点，但是毛主席说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让我们坚信毛主席的教导，勇敢地奋斗下去吧！法库这里的战友们都很好，唯一让我们惦记的是，你那里的环境是不是也是这样艰苦。寒风是不是也是这样地疯狂！

　　自从春节我们从沈阳回到法库以后，生产队里唯一的工作就是刨粪，但是遇到这样的鬼天气，连刨粪也干不了，大家只能是裹着棉被，带着棉帽子，龟缩在小小的青年点里胡说八道。好在象这样有说有笑的日子倒是过的挺快。

　　看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在那里无知音可求，深感寂寞。其实这也在我们预料之中，本来我们《追穷寇》战斗队的同学为了相互照顾都到法库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偏偏要到盘锦去。我不知道，你是与我生气还是与谁不痛快。我们曾经在一起出生入死为保卫毛主席而奋斗的那段日子，今后不一定会再有了。那段生活可能铭记着我们永恒的战斗友谊。

　　陈思她们也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你从小没有多少母爱，生活必定比我们更困难一些。况且，你离开了我们这些老战友，不一定有人去照顾你，因此我们大家都关心你，也很想念你，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鞭长莫及。这次，大家每人拿出五元钱（实际上我就有这五元钱）寄给你，请你务必收下，这仅是大家的一点心意，不要客气！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虽然我们从一个战斗队里分开了，但是我们之间永恒的战斗友谊，仍然由大辽河维系着。法库盘锦之间并非遥远，也就几百里。大家已经合计好了，明年的夏天，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木头筏子，从三尖泡这里下水，借助大辽河的滚滚波涛，划到盘锦去看你，你一定要等我们，你一定要准备好酒菜来招待我们！

　　韩月，让我们继续努力吧，那光辉灿烂的世界，那黄金一般的未来，一定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

　　顺致革命的敬礼！
　　　 你的战友：王世新
　　　　　　　 1969年3月17日

　　注：薛东（高三的）是我们红卫兵的二把手，韩月（初一的）与我是一个战斗队。

　C9：护秋

　　也许因为我是青年点的点长，也许还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刚开始实打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给我上了一课。

　　第一天上工，队长安排其他的知青跟大流下地割庄稼，唯独把我留下来去护秋。社员们听说叫我去护秋直喊好，说我弄个美差。我问队长，什么叫护秋啊？他说，你就守在大堤外通往庄稼地的路口，如果有人从地里抗东西回来，要检查他有没有偷生产队里的粮食，如果有你就给我扣下来，全部没收。我说，谁能往家里偷生产队里的东西呀，不就是破苞米吗？当时我感觉到这个队长太小气，纯属小抠一个。队长说，你们红卫兵小将的阶级斗争觉悟哪里去了？我说，即使觉悟不高，那也犯不上弄几穗苞米呀。队长说，你知道什么？粮食是老百姓的命，有机会他们就偷。我说，那你就多给他们点呗。队长说，都喊不够吃，你给呀？我心里直嘀咕，这叫什么美差，明明是叫我去得罪人吗？

　　在大堤外的小路口上，我选择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拿把镰刀象模象样地站着。看到小路上人来人往的社员，心里合计着千万别有抗东西的人过来。万幸的是，守了一天到晚，没有见到一个人偷生产队粮食。我想这里的老乡觉悟真高，疑神疑鬼地还怀疑人家偷粮食，真是的！要是说有呢，也有那么几个人从地里回来的时候顺便捎点苞米什么的。这样的人根本不用检查，没到你面前就能看出来，衣服兜里鼓鼓囊囊的，苞米胡子还露在外面。我们在六二年的时候都挨过饿，所以一直有种感觉，拿一点粮食不算什么，不就是为了吃吗，谁愿意叫肚子饿着？反正队长是叫我注意抗东西的人，像这样“偷”粮食的事情能算数吗？所以对于兜里装点、手里拿点、小来小去的，统统地一律放行。

　　真是天下太平，头一天护秋终于过去了。第二天守了一天也没发现什么偷粮食的贼。吃晚饭的时候到了，正准备回青年点的时候，刚一转身就看见大堤外面一个大约有40多岁的女人，扛着个麻袋朝我这边过来了。我想，这下可碰上抗麻袋的了。吃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挣队里的工分，就得给队里出力。这可得检查一下，不能白叫我护秋吧！

　　想到这里，往回挪动的脚步停下来。我站在那个小土坡上，一直盯着那位大姨走到面前。她嬉皮笑脸的冲着我直笑，还说，你是新的来小青年吧，队长叫你护秋？是啊，我是新来的知青，大姨你干什么去了？我赶紧说。这位大姨就象没有听到我的话，背着麻袋继续象村子里走去。我急忙跟在她的后面，对她说，大姨你停一下。她说，干什么？我说，队长有交待，无论是谁，有抗东西的人进村一律要检查有没有偷粮食的？她说，大兄弟，我这麻袋里装的全是给猪籁的野菜，哪有什么粮食啊。我说，队长叫我护秋，你不叫我检查一下，我不好交待。假如你的麻袋里没有粮食，我就叫你过去。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大姨见我不给面子而且执意要检查她的麻袋，冷不丁的把身上的裤子脱了下来。她没有穿内裤，把白白的大屁股光不出流地露在外面。她冲着我喊，叫你检查，你过来检查吧！说良心话，从小到大我都没有见过没穿裤子的女人，更没有见过这种在荒天野地里叫我去检查女人屁股的阵势。当时真不知道如何办才好，只好两眼一闭手一摆算了，你是祖宗你走吧！

　　我闷闷不乐地走回青年点。晚饭以后，我在青年点里给大家讲这件事，没想到这帮狗东西乐得前仰后合的。我就纳闷，有什么好笑的，怪怪的。真不知道，他们是笑话我，还是笑话那位大姨。老肥这个不是东西的家伙说，你就上去检查检查呗，机会多难得呀。我骂了他一句，操你个祖宗的，机会给你了，你去吧。说着，我把一个大萝巴朝他扔过去了，正好砸在他的后背上，痛的他直叫唤。说来也巧，这个时候，队长从外面进来，不知道他怎么也知道了这一件事。我问他，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他说，你傻呀！我不傻呀？我不傻该怎么办？没等我说完，队长已经走了。

　　我就干了这两天的护秋，再也不想干下去了。我知道，村子里所有的社员全都是亲戚套亲戚的，你要是稍微不注意得罪了一个，可能就得罪了一大片。再说，弄几穗破苞米不也就是占一点小便宜吗，又不是什么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我犯得上为这件事情得罪人吗？

　　奇怪的是，那位偷苞米的大姨居然是队长的媳妇。一直到我离开三尖泡，都没弄明白这个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C10：晓鹏这颗星消失了

　　青年点里我是老大，晓鹏是老疙瘩，因此，他是我的小老弟。

　　晓鹏的眼睛有一点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睛。他很少与人吵嘴，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微微一笑，好像什么东西在他的眼里都是无所谓。他喜欢文学，喜欢歌剧，喜欢写作，从小就有文章发表在沈阳日报的少年版上。他有个象戏匣子一样大小的绿色的小木箱子，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不过肯定有纸和笔。他经常在晚上盘腿坐在炕上，再把小木箱放到腿上，然后在上面写着什么，写好以后再放到小木箱里。

　　七零年的三月六日的晚上，我从大队办完事情回青年点。当时，小老弟正坐在外屋的地上用大锅烧水。随着柴火不断地送进灶坑内，燃烧着的苞米秸子发出爆竹一样“咔、咔”的响声，跳跃着的红色火光照在晓鹏的脸上是一闪闪的。晓鹏好像变了个人，脸上没有往日的那种笑容。看到我迈进门槛，小老弟眯缝着眼睛，不紧不慢地跟我说：

　　“老大，咱俩是不是处得不错？”

　　“是啊，咋的了？”

　　“老大，你是我的大哥，我要是出什么事的话，你得帮助我。”

　　“废话，你能出什么事啊！”

　　天地良心，说实在的，那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太注意晓鹏对我说的话。可能是由于我太累了的原因，也可能是我急于上炕睡觉，至少当时我非常粗心。再说，晓鹏能出什么事啊！随后我连想都没想就睡着了。大约在半夜一点多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动静，我突然醒了，挣开眼睛一看，发现屋里的小油灯还亮着。我歪过头来，看到晓鹏正捧着他那个天天上锁的小木箱子，手里好像拿着一封信，一边看一边哭。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没有好气的对晓鹏说，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接着，我又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正是吃早饭（我们那里习惯上一天两饨饭）的时候。因为我有电工活要干，急忙扒拉了几口饭后，就下炕去磨电工刀去了。正在我要把电工刀磨好的时候，晓鹏突然也从炕上跳下地来，伸手就要抢我手里的刀。当时，他的两眼发直，脸也不再是笑眯眯的。他的两只手紧握着电工刀的刀刃，直到一股鲜红的血顺着他的手指缝流了出来。他的嘴里反复地喊着“老修，我杀死你，我要杀死你！”。当时我有点发蒙，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更不知道晓鹏为什么要杀死老修。

　　老修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平时也是稳稳当当的，不招灾，不惹事的，真么能出这事情呢？

　　当时，我不知道，我手里的这把电工刀如何处理，如果，我要是把电工刀一撒手，叫晓鹏把刀抢去，出了人命的大事咋办？如果我往回抢刀，那把电工刀磨的特别快，稍微一使劲，就得把晓鹏的手指头割掉不可。急忙之中，我赶紧喊，你们快下地来呀！

　　老修吓的在炕上不敢动地方，苍白的脸上目光呆滞，指着晓鹏的一只手也在颤抖着。好半天，老修才说出一句话“晓鹏，我怎么的了？你要杀我！”。青年点的几个女生吓的在炕上抱作一团，没有一个人敢用眼睛看晓鹏。这工夫，只有老肥（青年点里的另一个男同学）还算冷静，他蹦下地下来，用了好大的力气，才把晓鹏的两个胳膊反背过去。让我这把刀拿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晓鹏的病情有点稳当，不哭也不闹了。我对晓鹏说，带你看病去好吗？他说行。在大队赤脚医生那里，岳医生问我晓鹏怎么了，我告诉他，晓鹏要杀死老修。医生说，晓鹏的脑袋可能是出了一点问题。他给晓鹏打了一针镇静的药后，嘱咐我赶紧找队长，想法带晓鹏去公社卫生院看病。

　　下午上工的时候，我带晓鹏去生产队。刚一进队部，晓鹏的病又犯了。他站在院子里看谁都不顺眼。见谁就想打谁，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老修，都在该杀之列。他把生产队里的男、女社员撵的到处跑，谁拿他也没有办法。我以为，在队里、在青年点里就算我跟晓鹏不错，仗着胆跑过去拉他，没有想到，晓鹏冲我就是一拳，还说，你也不是好人。随后，晓鹏跑进生产队的里屋。看见饲养员边老崴子正在用大锅熬猪食，顺手把他推进锅里，结果，滚烫的猪食烫得饲养员直叫唤。万般无奈，直到后来大家一起上手，才把晓鹏给按住，绑到大马车上。

　　临去公社医院的那一刻，突然想起在法库县像我们这样团结、友谊的青年点非常少，怎么能出这样的事呢？我真的感到很奇怪，有点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和老肥护着晓鹏去看病。在去公社医院的途中，晓鹏的病时好时坏，一阵儿明白一阵儿糊度。明白的时候，他一再问，老大，我的那个小木箱子呢？我突然感到晓鹏的小箱子里可能有点什么，不然，晓鹏不能这样惦念。我想了一想，然后对老肥说，我和车老板送晓鹏去医院就行了，你赶紧回青年点去，想办法把晓鹏的那个小木箱子打开，把里面的东西全给拿出来，然后照原样放好。另外，你叫老修赶紧去三面船（离我们这里有十来里路）一趟，给晓鹏的家里打个电报，赶紧叫他家里来人。再有，还要把青年点里镰刀、斧头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藏起来，不能叫晓鹏见到。

　　快要到公社卫生院的时候，晓鹏突然特别清醒起来，象老先生念古文一样，躺在马车上慢头斯语的自言自语：

　　我和北京的孩子在街上走，
　　肩并着肩啊手拉着手，
　　虽然你是将军的女儿，
　　尽管你不愿低下那高傲的头，
　　可我,还是要把你。
　　轻轻扶上那爱的一叶方舟。
　　……

　　北京的孩子？将军的女儿？那不是咱们青年点里的黎民吗？我的天哪！晓鹏，在这个青年点里，论年龄你最小，论家庭条件你最差，就算你文学才华出众，你想与黎民搞对象？你仔细想过你们个人之间，你们的家庭之间存在的差距吗？最纳闷的是大家成天在一起生活，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到了公社卫生院以后，医生说晓鹏是因为精神受到某种刺激得的病。问知道什么原因吗，我说不知道。医生又问病人的家里有没有精神病人，我说他的母亲好像有点精神不好。医生说，精神病常常有遗传，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没有什么，发生在他的身上就很容易引起精神病发作，这可能与遗传有关。这种病没有好的医疗方法，领回去慢慢地养吧！最好别让他再受刺激，否则病情有可能加重。

　　当天晚上，我带着晓鹏回到青年点的时候，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治保主任都在青年点里等着呢。当时安排了几个棒小伙子，轮班看护晓鹏。那天晚上，炕烧得挺热乎，给晓鹏盖了一床被子，被子的四个角上各坐了一个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怕晓鹏的病继续严重，二是怕晓鹏起来闹事。安排好晓鹏以后，老肥把我叫到女生屋里，我们把小箱子里所有的信件全都看了一下，一共有三十多封，除了一封是署名黎民写的信以外，其余的都是晓鹏写给黎民的信，我们当时没有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写给黎民的信还在晓鹏的手里？那封署名黎民写给晓鹏的信，采用了杂文的写法，以其令人难以忍受的语言，把晓鹏贬得一无是处。信的大意说，别说一个小业主家庭出身的知青，就是一个连、排长她都没看在眼里。最后的一句就是，晓鹏，你别癞哈莫想吃天鹅肉了，死了这份心吧。信件签署的日期正是前两天。

　　当时我非常气愤，我们好好的晓鹏啊，不就是叫这封信气疯的吗！当时，黎民没在青年点，她回沈阳去了。我真希望她在场，好能骂她个狗血喷头。大家都知道我与晓鹏的关系不错，而且我的脾气也不好，看到我那暴跳如雷的样子，谁都不敢吱声。稍候，站在一边的大姐拉了一下我的衣服，小声把我叫到外面，她眼睛里含着泪珠告诉我，那封署名黎民的信是她替黎民写的。什么？你写的？你写的？说心里话，不是我瞧不起黎民，她一个初一的学生，还真的写不出那种“水平”的信来。大姐是我们学校高三的学生，比我还大二届，是一中的一代才子，号称居里夫人第二。听到大姐讲的话，我简直气疯了，完全失去了理智，甚至没加一点考虑就劈头盖脸地冲大姐来了。我说，大姐，你把这能耐没用到考大学，反到把晓鹏给气疯了，你是什么东西！听我说完，大姐真的哭了，随后我也觉得这话说得不好，有点伤人过分。不过，我真是好难过，晓鹏啊，你的这生完蛋了！

　　 我叉着腰，无可奈何地平视那冬末春初时遥远的夜空。夜幕上无数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啊，有一颗是我，有一颗是大姐，有一颗是我们的晓鹏。不仅如此，我深信每颗星星都是一位风华正茂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在迅速成长的同时，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年华向大地发出微弱的光芒，带给人类一代代的希望。那颗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亮光后迅速消失的星星，无疑就是我们失去的晓鹏。他从少年时代就向往的文学殿堂，他永生追求的大学美梦，到此为止彻底地毁灭了，他的一生只留给我们瞬间的记忆，他将永远地消失在蓝天白云里。

　　我和大姐面面向对，有好几分钟谁也没有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大姐看我的气有点消了，给我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大姐说，晓鹏什么时候恋上黎民的她也不清楚，大约在三个月以前，晓鹏老想找机会与黎民单独接触，不时的还送给黎民一些小东西之类的礼物。刚开始的时候，黎民没当回事，也没有往心里去。后来晓鹏给她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爱意，要和她处朋友。这才叫黎民大吃一惊，她想躲避晓鹏，可是大家住在东西屋，吃一锅饭，干一样的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想躲也躲不了。黎民实在躲不过去时，就把这事告诉大姐了。大姐问她，你是什么想法呢？她说，这事肯定不行，咱们家是革命干部出身，爸爸是炮校的少将司令员，晓鹏家是小业主出身，家里说啥也不能同意。就算是家里同意了，我嫁给他将来咋办？亲戚之间咋走？生个孩子什么成分？小业主还是革命军人？就那个小业主出身还有什么前途啊！大姐说，那你告诉他没有？黎民说，我都告诉他了这事不行。过后，晓鹏还是不断地找她，要与她好好谈谈。从那时开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黎民就感到特别地不自然。有一天，黎民求大姐帮忙了断这件事，大姐就像缺心眼一样，替黎民写了那封信。

　　 大姐对我说，这件事是怨自己，本想帮助黎民处理好这件事，根本没有想到能出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姐说，她想养活晓鹏一辈子。真的吗大姐？你养活他一辈子？我用眼睛瞪了一下她，什么也没说。我十分相信她也是在难过，相信大姐说的话全是真心的肺腑之言。但是，大姐！你肯定能做到养活他一辈子吗？

　　我问大姐，晓鹏为什么要拿刀杀老修呢？大姐说，你经常去大队，老不在青年点，男的就剩下老修和晓鹏了，黎民想躲避晓鹏和谁说话呀，没有别人就有老修一个。估计，晓鹏可能认为，是因为老修半道插杠子的关系，黎民才躲避他。所以他恨老修，要杀他。

　　 晓鹏得病的第二天，他爸爸接到电报后从家里急忙赶到三尖泡。看到躺在火炕上半傻半呆的孩子，老人家的眼睛里流着细细的泪花，他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多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晓鹏，如今怎么变成了这样？他是去问我们，还是去问大队？应该去问苍天，还是应该问大地？当天下午，我陪着晓鹏和他的父亲回沈阳给晓鹏看病去了。在家治疗期间，晓鹏的病反反复复，不间断地发作。每次犯上病来躺在炕上脱的一丝不挂，不用说别人就是他的两个大妹妹都无法接受。好在他还比较听我的，否则，他天天躺在炕上不动弹，谁叫也不起来，你能把他咋的！在领他去医院的过程中，看到女人，他就叫黎民，非要跟人家亲热不可。还别说，有一个女护士还真被他当作黎民亲了一口。有时候晓鹏没完没了地念叨着他写给梦中女孩黎民的情诗，我知道，晓鹏是多么渴望新生活，渴望领着北京的孩子，去追逐幸福的明天啊！

　　贯彻中央军委八十四号文件的时候，晓鹏爸爸用一张状纸把青年点与大队告了，申诉信中说我们孽待他的孩子。不久以后，来了一个地区和县里的联合调查组，调查晓鹏有病的经过。无奈中我们把晓鹏写的信件和大队出的材料，交给来调查的人，这事也就过去了。

　　虽然事情是过去了，虽然大姐无私无畏地承担了责任，并积极地张罗给晓鹏看病。可是青年点的八分之一，我们的晓鹏还是倒下去了。假如，没有血统论、成分论的原因，假如没有人的等级观念束缚，也许他们能够建立秦晋之好，假如，我能够多关心点晓鹏，把他头一天的话当作事，也许晓鹏还与我们生活、战斗在一起，作为青年点的点长，我不是有责任嘛！

　　二个多月后黎民走了。借她老爸的光，先是调到武汉部队国防工办，当上了文职军人，后来又去了军校，念上了大学。从黎民离开三尖泡算起，大家再也没有见到她。同时也没有见到晓鹏。所不同的是，晓鹏这颗星已经消失了！

　C11：“劫”台大客回家去

　　进腊月了，尽管法库大地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但是三尖泡这里的各家各户就开始忙碌起来了。炒花生毛嗑、做年糕豆包、杀猪宰羊漏粉条。整个村子里真是孩子盼、大人闹。知青们也象孩子一样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回家过年，还没有到年根底，就把回家的东西全预备好了。往家带的东西里，通常有法库的土特产象大黄米、黄豆和地瓜什么的。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在辽河里打捞的鱼虾，秋天凉的干菜以及回家吃的口粮。最有心的是戈鸣，她弄了不少生产队里种的青麻，说是要拿回去给他老妈纳鞋底用，你瞧她多孝顺！

　　终于盼到小年的头一天，队长派了一辆胶皮轱辘马车，送这些想家的知青去石佛寺，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去沈阳的长途公共汽车。在我们到达汽车站之前，风景如画的石佛寺公社七星山下，已经有不少别的地方的知青在那里等车。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各个都是大包小裹，满载而归。真是好不容易，下午二点多钟，那辆一天一趟来自沈阳的长途客车终于来了，我们这些知青前挤后拥、连人带东西装满了一汽车。

　　汽车准时从石佛寺山下出发开往沈阳。那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汽车开的象老牛一样慢，一路上开开停停两个多小时还没有跑出一半的路程。该死的汽车司机不知道是头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觉，还是谁招他惹他了，一边开车一边没完没了地瞎嘟囔。天快黑的时候，汽车好不容易才开到一个叫工匠屯的车站。这个汽车站有点特殊，它不象平常的车站那样设在村子里，而是设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山包上，站在孤零零的站牌子下向四周望去，周围没有任何人家。汽车停到工匠屯车站后，车下的人怕天黑了上不来车，拼命的往上挤。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本来人就单薄，还拿了一个包袱，别人都上车了，她还没上来。乘务员看车里的人太多，叫老太太别上车了第二天再走。老太太说，姑娘，天都这么黑了叫我怎么回家呀，求求你让我上去吧。乘务员恶狠狠地说，老不死的，你没看到车里人这么多吗？老太太用手拽着车门不肯撒手，死活不让汽车走。

　　我们几个知青在车上看到乘务员有点欺人太甚，就在车上大喊，开门！叫老太太上来。乘务员转过头来冲我们知青喊，叫什么！你们下去几个，我就让老太太上来。结果，老太太不仅没上车来，车上的知青倒和汽车乘务员吵起来了。激烈的争吵使我们和乘务员全都失去了理智，后来干脆妈妈、奶奶地对骂起来。司机看到我们和乘务员吵架，拎着启动汽车用的铁摇把子过来帮腔，看那架势估计还要打我们。真是笑话，我们是谁？我们曾经是叱诧风云的红卫兵，文攻武卫的时候，真刀真枪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我们怕过谁？有能耐你就先打过来！看他妈的谁收拾谁！可能是司机看我们知青人太多了，或者知道自己理亏，没有贸然动手。

　　也就是转眼间的事，窝了一肚子气的汽车司机，不知道又想起了什么。他从驾驶员的座位上跳下来，跑到汽车车门的边上，骂骂咧咧地说老太太耽误了开车，要把老太太拽开。同时，乘务员也想借这个机会把车门关上。我们这些知青坐在车上，觉得这个汽车司机有点太不象样子，一点人性都没有，竟敢这样野蛮地对待老人，简直不是人养的东西。你不就是个司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凡是当过红卫兵、造反派的，凡是参加过武斗的，哪个没开过汽车？这时候，一个同学提议说，咱们把车开走得了。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知青们的一致赞同。趁司机还没有上车的机会，靠车门的几个知青伸手合伙把老太太拉到了车上，另一个同学则跳到了司机的座位上，把车门关上，一踩油门就把汽车开走了。

　　天真的黑下来了，车下面就剩下了司机一个人。那个被丢在汽车后面的司机，站在黄土高坡上，冲着汽车开走的方向，比划着双臂跺脚大骂，他叫把车给他开回来，你“耐心”地等着吧！我们在车上快乐地象一群小乌鸦，高兴得一起拍手、一齐跺脚，齐声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尽管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车了，但是在没有人的路上仍然开得很快。你先开一段我再开一段。当我们把公共汽车开进家乡沈阳城里的时候，夜幕中的街道上已经是华灯初放，在不太宽阔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刚下班的人们挤得那里都是，那慢的象乌龟一样的公共汽车，还有那铁流一样的自行车队伍，一辆接着一辆在道路上爬行。照说，我们应该把汽车开到车站去。说实在的，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勇气把汽车开到那里去。再说，我们的汽车驾驶技术实在是不行，实在是害怕把人撞了。我们知道，我们是意气用事，不考虑后果，仍然还是一身学生气。我们恨那个乘务员，更恨那个司机，恨他们对于老人的粗暴的态度，我们不知道，如果那个老人是他们的亲身父母，又该是如何对待？让那个狠心的司机在茫茫的大野地里，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做深刻的反省去吧！

　　在皇姑区的北行附近，我们把汽车慢慢地停了下来。随后诚恳地告诉车上的乘客们，今天的汽车只能开到这里，请大家下车各奔前程吧。此时，车上是掌声一片。在工匠屯上车的那个老太太，冲着我们几个知青，一个劲地哈腰表示感谢。她的动作弄的我们不好意思，谢什么谢，本来嘛，老太太坐车是应该的，这么黑的天，谁要是把老太太丢在荒山野岭，良心是不是叫狗吃了！

　　留在车上的那个女乘务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无奈地望着我们远离而去！

　C12：无法定性的一副对联

　　下乡不长时间，我被公社革委会调到电话交换台工作。正常情况下，每天住在公社吃在公社工作在交换台，领着工资背着崭新的“三大件”在公社的院子里到处乱串，相对于其他知青真是有点春风得意，至少不挨大累。

　　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维护电话交换机。当交换台事情少的时候，也经常拎着脚扣子到各个大队去检查电话线路。六十年代的时候，农村使用的电话交换机就和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电话交换机一样古老。落后的磁电式电话交换机，完全靠话务员手工插拔电话塞绳完成电话的切换。两个女话务员分两班值班。她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电话交换机前面，边摇动磁石发电机，边插拔电话塞绳。如果遇到电话多的时候，只见那话务员充满青春的小手，在交换机的面板前跳来跳去，即象是演奏一曲和谐的音乐，又象是在表演一幕无名的舞蹈。每当在这个时候，我靠在交换台小屋的门框上，从话务员的身后，静静地看她们精彩的表演，简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在这个小小的交换台里，所谓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只有我和两个女话务员，而且大家都是未婚的年轻人。年轻人就是好，从早到晚嘻嘻哈哈，啥愁事没有，走到哪里那里热闹。从年龄上看，我比两个话务员都小。但是，我不喜欢她两拿我当小孩，年龄小辈分大嘛，哈哈，我是王叔叔。两个话务员比较活泼，不过小关的性格更活泼一些，话也比较多，谁逗都不“鸡眼”，所以，公社革委会里的大小干部都挺喜欢她。

　　七零年春节的前几天，一场异常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法库大地。雪停以后，站在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四下望去，真是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银白世界。由于天气非常冷，街里行人很少，绝大多数的老乡，都猫在简陋的家里避寒。偶尔能看到的行人，他们抄着手吐着哈气，匆忙走在街上，不用问肯定是因为有急事。唯一热闹的是公社革委会的各个办公室，屋里的铁洋炉子被苞米棒子烧得通红。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干部，围在炉子四周，一边烤着黄豆花生吃，一边天南海北漫无边界地“胡说八道”。

　　当然，公社里也有人在忙正事。我的校友、一同下乡来的的刘亚生刚调到公社宣传组不久。眼看就要过年了，搞文秘的总该有点表现吧。这不，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写对联呢。先给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写一副对联吧：

　　上联：抓革命、促生产，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下联；无私心、有立场，叫法库大地换新天
　　横批：前途无限

　　再给公社大礼堂写副对联：

　　上联：样板戏送来毛泽东思想
　　下联：红宝书涌进革命者心田
　　横批：继续革命

　　很快，公社二十多间办公室的门上，全都贴上了红纸黑字最有革命意义的对联，当然了这就是过革命化春节的一部分。不可理解的是，整个革委会的大院里，那么多办公室的门上，他都给写了对联。唯一在我们交换台的门上，确是光秃秃的，啥也没给写。不知道究竟是刘亚生粗心的原因，还是因为有我这个老同学在交换台工作的原因。看他得意洋洋的样子，心想刘亚生你太不够意思了，拉一群不能拉一人，难道就差我们交换台一个？更有意思的是，糊里糊涂的的刘亚生，把通红的对联贴完以后，竟然一头扎进我们交换台来了。看到他嬉皮笑脸，好像有多大功劳的样子，我简直都不能理解，刘亚生干什么来了！

　　向来就是得理不让人的话务员小关，对刘亚生是一百个不依不饶，非叫刘亚生给交换台写个对联不可，否则，今后休想再进交换台一步。刘亚生对小关说，你们交换台有个大文豪，你不叫他写叫我写，是不是欺负人啊？小关说不行，今天就叫你写！死逼无奈的刘亚生只好连磕头带作倚，认打愿罚，表示戴罪立功。我在屋里无声地望着他，看他怎么办？只见刘亚生面对交换台审视了好一会，又在地下走了几个来回，他注视我几秒钟后，微微一笑，突然说了一声“有了”，说着，他跑出了交换台。隔了几分钟的时间，刘亚生手拿写好的一副对联回到了交换台。他说这副对联不是贴在门上的，要贴在交换机上。我不知道刘亚生这小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好听之任之。小刘和小关一起下手，几下子就把对联贴好了，

　　上联：插进去千言万语
　　下联：拔出来一言不发
　　横批：插插拔拔

　　我反复看了几遍刘亚生写的这副对联，思量着他的创作过程。别说，真的觉得挺新奇，还真有那么个意思。是啊，塞绳上的插头一插进去，电话机两端的人就可以通话了，你可以喋喋不休地倾诉衷情，也可以嘱咐对方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可是话务员一伸手把塞绳拔下来，不管你是谁，只能是一言不发，相隔千山万里。别说刘亚生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没有想到，这副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的对联传播的比最高指示还快。从贴上对联的那天起，天天有人到交换台来欣赏这副对联。那些日子里，小关简直神气透了，就像对联是她写的似的。来看对联的人，谁看了谁说好，谁看了谁想笑。瞧他们笑的样子，我总感觉这里面好像有点什么问题，好就好嘛，笑什么笑，笑也不是个好笑！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没过几天的时间，不知道有人告诉小关什么话了，刘亚生再到交换台来的时候，小关没有往日的那种好脸色，有时还逼着刘亚生出去。小刘说我也没犯什么错误，干吗老给我战斗脸。严重的是，有一天小关居然当着刘亚生和大家的面把那副对联撕了，扔在地上还使劲踩了好几脚。我真是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过多长时间，县革命委员会派了一个五人调查组来。据说就是为了这副对联。调查组先后找了很多人谈话，有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小关，刘亚生等等，就连我也没有跑掉，非叫我揭发检举不可，可我到现在都没有明白这是怎么会事，叫我检举什么！调查组的人还说，问题出在交换台，我有责任，还叫我回去好好想想。这时候我才感到贴在交换机上的对联好像除了什么毛病。不过，也许是我的无产阶级觉悟不高，或许是阶级斗争的弦绷的不紧，反过来看，调过去瞧楞是没有发现这副对联有什么错误，看不出它那里反对毛泽东思想，也看不出那里是封、资、修。就算它是四旧吧，旧在哪里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当我被调到县革委会工作的时候，才知道点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原来春节过后不久，县里召开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会议期间这副对联成了公社干部们茶余饭后的笑谈，那些男干部们经常说“你昨晚千言万语了”与对方开玩笑。很快，这副对联引起了县里几个阶级斗争“觉悟高”人的注意，他们仔细研究了这副对联。首先，肯定了它不是革命的对联，想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吧证据不足，想定成资产阶级大毒草吧也不好办。那些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想批判这副对联，可是费了好大劲也没有找到理论根据。谁也说不清这副对联是对是错，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就算是颗资产阶级大毒草那么毒在那里？

　　调查组最终无奈地解散了，只是那可怜的老同学刘亚生，作为牺牲品又回生产队干活去了。

　C13：打柴累死一头牛

　　刚下乡的时候，因为我们什么也不会，而且没有人关照，正是青年点生活最艰苦的时候。

　　许多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事情，由于不明白，因而搞的狼狈不堪。开春的时候，老乡家种什么，我们也学着种什么，老乡种土豆我们种土豆。老乡栽地瓜我们栽地瓜。种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生产队里有很多猪粪、牛粪随便用，根本就不用花钱。于是，我们把青年点的自留地里，足足的上了一层粪。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吗，这都不懂！你还别说，这粪就是有劲，土豆种进地里以后，长出来的土豆秧子，高得齐腰深，好壮好壮的。当时我们高兴极了，笑话老乡家的土豆长的不如青年点的土豆。可是到了收获的时候，把土豆秧子拔出来一看，青年点里的同学全都傻了眼，土豆地里根本就没有土豆，当时，大家哭的心都有了，这么壮的土豆秧子怎么就不结土豆呢？

　　三尖泡大队老乡家烧的东西，都是头年从地里拉回家的庄稼秸子，比如高粱秸子、玉米秸子什么的。秋收割地的时候，生产队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情况，用大马车往各家配送柴火。当然，有些勤劳的老乡也不全靠这些柴火，他们会利用夏天歇锄的闲暇工夫，到马家林子里的草甸子割一些蒿子、野草什么的，把它晒干后用来烧火。这种蒿子柴火好烧而且还有一种香味，常常做引燃的低火用。我们刚下乡的时候，青年点里很多事情明显没有准备，除了粮食蔬菜以外，烧柴也是问题之一。本来生产队给预备了一些柴火，可是青年点里灶坑多烧得快，很快就全烧光了。我们曾经找过队长求他帮助解决，可是他说生产队里没有柴火，叫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还用说嘛，过日子那能没有柴火烧。没有柴火就等于没有饭吃，就等于要住凉炕。因此，无可奈何的我们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那天早晨，青年点里的全部知青早早吃完饭后，带上镰刀、绳子，又从生产队里套了了一辆牛车，要去几里地以外的马家林子打柴火。大家坐在这辆快散架子的全由木头做的牛车上，伴随着“吱噶、吱嘎”的木头车轮与车轴的磨擦声，心情还不错。在这辆破旧的牛车上，老肥盘腿坐在车厢中间。他慢悠悠地唱起了那首“南飞的大雁”，估计是想起了心中的恋人小珍，最叫我们不能理解的是，那个与老肥恋的死去活来的城里丫头，为什么不到三尖泡来看看，为什么偏等邮递员来传情。总说自己有桃花运的梦新在同几个女知青打情骂俏，最看不上他的黎民总是借机会用树枝抽他。深沉干练的老修则一声不知，也许在想他有病的老爸，也许在想他一同下乡的哥哥。我坐在牛车上车老板的位子上，拿着一根木头棍子，不断的吆喝着拉车的老黄牛，想叫它快一点走。可是这头特别有主意的老黄牛，不管你怎样吆喝，依然是我行我素，不紧不慢地走着。

　　“吱吱、嘎嘎”做响的花轱辘牛车，越过万里长城一般的辽河大堤，穿过曲曲弯弯的大河套，沿着百年不变的老路，到了万树怀抱的马家林子。

　　马家林子真的很大，有七、八里宽，好几十里长。林子里面的树木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品种很杂。这里的一草一木毫无人工修饰的痕迹，完全是自然生长的林子，虽然它没有原始森林那种树木参天的景象，但是林中的野草长的非常疯狂，又粗又壮，人入草中就象进了青纱帐。野草中本来居安不思危的一些小动物，受到我们的惊吓，四处逃窜。割草时，我们看到了好几回成对的五光十色的野鸡扑腾腾地飞了出去，一看到这些美丽的小东西，老修脱下了“善良”的外衣，拎着镰刀就去追它们。镰刀扔出去了，石头扔出去了，鞋子扔出去了，别说野鸡没打下来，连个鸡毛都没有碰到。我们站在老修的身后，真的希望他能创造一个奇迹，不用讲是百发百中，就是瞎朦的也行。俗话说地上的驴肉，天上的龙肉，只要能打下一只野鸡来，让我们改改口味，尝尝天上飞的东西是什么个香法就行。　　　　雨后林子里的小树下面有一些新长出的蘑菇，这些东西受到了女生们的青睐。她们唱着“采蘑菇”，移动着“忠字舞”舞步，把那些小蘑菇插到她们的头发里、耳朵边上。眼看她们的口袋里装满了胜利品，真是有一点改不掉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没有批倒批臭的东西有就有吧，这里没有一个人有兴趣“揭发检举”，更没有人再去热衷于大批判。清晨辽河河套的草棵里全是露水，大家没割多少蒿草，身上的衣服已经全被露水打湿了。趟着夏季的露水，大家割了一捆捆的蒿子草，然后再把蒿子草放在路边码好。几个小时过后，在林子中野草被割过的地方，露出了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小阳说这条路应该叫知青小路。老肥说，将来谁要是走这条路可以向他们收费。他负责收钱。

　　当太阳落到七星山的山脚下时，回去做饭的大姐和小阳也回来了，她俩用一根木头棍子抬着一个柳条筐，筐里装着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和云豆炖土豆，另外还有一碗不知是从那个老乡家搞来的黄豆大酱。一整天下来，几个男女知青连玩带闹加上割草，早就饿得如同下山的老虎一样。大家仅用了一小会儿的时间，就把所有能吃的东西一扫而空。尤其是那个大饼子，金黄色的而且带有噶巴的大饼子，真是吃也吃不够。还有那碗老乡家的纯正的农家大酱，含有的黄豆的清香，更是叫我们觉得少的遗憾。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即使当初皇上吃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不过也就是如此吧。

　　吃完可口的饭菜，大家都感到口渴。我们站在那个树茫茫、草青青的大野地里，东张西望寻找喝水的地方。往北看，回青年点要走六、七里路。往南瞅，到辽河要走二、三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干脆就喝水沟里的水吧。在火一样的阳光下烤了一天，水沟里的水已经是热热乎乎的。你爬在地上，把脸贴近在水面上，无疑是在免费观看动物园里的水族馆，不仅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水里面有横游的、竖蹦的；还可以看到形状为长长的、园园的各种小生物，除了一种我们认识的叫做鱼虫的以外，全是陌生的。除此以外，草根、树皮、牛粪、马粪都可以在水里找到。这种水啊，我们是实在不想喝，可是不喝又不行，渴呀！我们想啊，就算这里是上甘岭吧，这水总是比人尿好喝吧。心一横眼一闭，喝！

　　我们吃饭的时候，老黄牛拉着那辆破牛车，也在不吱声的吃着身边的青草。我们不知道老黄牛吃了多长时间的草了，也不知道它也象人似的需要吃菜吃饭，吃草吃料，还以为吃草就可以吃饱。

　　酒足饭饱后的几个知青躺在刚刚割下来的青草堆上，干活累的没有一个人想动弹。眼看着天色一点点的黑下去，慢悠悠的月亮一点点地爬上来，还是没有人想动弹。大家仰望着天空，在那里数天上的星星。直到清凉的辽河河套的夜风袭来，河里的青蛙“呱呱”地叫起来，大家才想起来是该回青年点的时候了。

　　开始往牛车上装草了。一捆又一捆的青草被我们码到老牛车上。半个小时以后，整个的老牛车变得像个小草山一样。可是，在我们想把它用绳子捆起来的时候，它却突然的倒塌了。码上去倒了，再码上去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好几回，我们也没有把牛车上的草捆好。直到最后我们忍痛割爱，抛弃了一些青草才把牛车捆好。

　　天已经很黑了，我们赶着这辆装满新鲜青草的牛车往回去。忽忽悠悠的一牛车青草，一车带着水分的青草，实际上要比干草重七八倍，这么重的东西累的老黄牛举步举为艰。老黄牛吃力的拉着这车草，一寸又一寸的向青年点移动，我们则跟在牛车的后面，迷迷糊糊的往回走，可是，还没走到半路，这头老黄牛再也不肯拉车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们轮流用木头棍子使劲打这头牛，就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轮流打阶级敌人一样，把老黄牛的屁股打的直流鲜血，它也不动一步，看来。它是宁死不屈了。
　　我们打累了，也打不动了，也不想打了。看看一动不动的老牛车，大家说可能还是草太多了、太重了，无可奈何中忍痛把草又卸下一多半，老黄牛才肯拉车。我们继续赶车往回走。没走多长时间，突然老修“呀”的一声大叫起来，这声恐惧的叫喊，就象他被什么东西咬了一样。我说，怎么啦？老修说，你们看，这是什么呀，撞了我一下。大家围上去一看，原来老修撞上的东西是树上吊着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老头，估计是一个不想活了的老乡。还没等我们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几个女生突然又喊起来，这是“吊死鬼”！然后，撒鸭子就跑。原本迷迷糊糊的我们，这下子全清醒了。

　　当我们回到青年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二点多钟，人困马乏，牛车没有卸，饭也没有吃，就各顾个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一看，牛车倒了，草也散落一地，我们那可怜的老黄牛也死了。

　　那个时候，农村把牛当作主要的干活工具，也是农村里重要的生产力，所以一般的生产队都养很多黄牛。就像我所在的三队就供养了40多头牛，可是，这些牛除了几头能干活的以外，剩下的牛只能吃料造粪，什么用也没有。队长早就想杀死几头给社员改善生活，可就是不敢。因为，当时的法律上规定，打死或者杀死耕牛是要犯法的，通常要判2年以上的徒刑，就是牛没有用，也不许杀死它。邻居生产队就有一个老乡，因为偷杀黄牛，被判了二年徒刑，现在还关在县里呢。

　　看到老黄牛死了，我们都有点害怕，大家七手八脚的把蒿草卸下车来，盖在为我们而累死的老牛身上。这些草远远一看，象是一座小草山，又象是我们为老黄牛修的坟墓。老黄牛啊，你安息吧！我们对不起你。
　　我们揣着心中的不安，把这件事告诉队长，队长说，牛真的死了？我们说是啊。出乎我们意料的是，队长说，那好阿，今天我们吃牛肉。当时，队长立刻派了2个老乡到青年点里，把那头老黄牛给收拾干净了。

　　那天晚上下工的时候，生产队里按人头算每人分得一斤牛肉。

　　还是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里、青年点里到处都是牛肉馅饺子的味道，到处都是喝酒、吃菜，兴高采烈的场面。村子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跑到了辽河大堤上，我说我不习惯吃牛肉，实际上是不忍心吃这个牛肉馅饺子，我是在想那头老黄牛，它是被迫为我们青年点鞠躬尽瘁的，死的实在是有点冤。

　C14：大步流星向南去，走了一夜回到家

　　这是七零年的秋天，就要过八月节了。正当要吃晚饭的时候，青年点里的小阳接到别人转来的一个口信，说他的母亲在家里病的很重，叫她马上回家。

　　听到这个消息，外表上一向快乐的小阳当时就蔫了。苦难深重的小阳，她的父母由于出身和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受到了挺深的触动。特别是她的父亲，在刚要解放的时候，正好在念大学，在学校里国民党三青团的动员下，糊里糊度地报名参加了三青团。因此，文革一开始受不了被红卫兵小将的批斗、折磨，没有办法跳楼自杀了。小阳的母亲是我的数学方老师，家庭出身地主，虽然没有受到直接的批斗，当时心理上也受到很大打击。所以，这几年一直是娘俩相依为命，毫无目地的活着。

　　当时，大家都替小阳着急。那几年，去沈阳的公共汽车，只有每天的下午才有一趟。而我们和小阳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没有车了。要想坐车回沈阳只有等第二天了。当时，小阳急的直哭，想立即借个自行车骑回沈阳去。她哭我们心里也跟着难受。不过我们不能让她一个人这么晚回去，一个原因是她骑车过不了河，因为晚上没有人摆船，再有就是大家怕她一个人回家的路上出事，虽然说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社会治安到也挺好，我们怕的不是遇到坏人，而是害怕例如车子坏了，天黑路不好走等问题。大家议论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徒步大串联时长征都走了，我们还怕回趟家吗？　　我们紧急研究，决定全体出动，连夜护送小阳回沈阳。大家是说干就干，做饭、吃饭、准备东西，没用二个小时，全部完成。

　　从三尖泡青年点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六、七点钟夕阳一片红的时候。翻大堤，穿树林，过河滩，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我们几个人就走到辽河的北岸。

　　九月的辽河河道虽然不像夏天那样的宽阔，但是也有二、三百米宽。在辽河的边上，我们把身上脱下来的衣服装进包装化肥的塑料袋里，再用麻绳把口袋挤上，然后每个人拽一个装衣服的口袋下水了。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带了一根绳子，所有的同学每个人必须拉着绳子过河。好在大家在三尖泡已经两年多了，游泳的水平也练的满有水平，况且，大辽河也不是第一次渡。所以，很快地大家全都游到了辽河的南岸。

　　俗话说二、八月乱穿衣，说明这个气节白天与晚上的温差很大。初秋的河套里，已是秋风瑟瑟。我们粘满了辽河水的身上，被辽河上习习吹来的小风一扫，冷的直起鸡皮疙瘩。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冷的嘴裙发紫，浑身哆哆嗦嗦的。尤其是一同过河的三个女生，更是冷的直抱团。在辽河的南岸，大家简单地擦去身上的河水，穿上了衣服继续向南走去。

　　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秋夜，夜色是越往南走越黑，再往南走几乎就是伸手看不见五指。黄眼沙沙土铺成的马路上，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七个知青走路的声音。老肥时不时的讲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都知道，那是怕小阳心情不好受而瞎编的。不管笑话是荤的还是素的，反正动机是好的。我们行进在这条小路上，我们不是游击队。我们黑夜往家走，我们是无可奈何。我这个人好伤感，一遇到这种情况，不由得就唱起了那只“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老歌，其实，我们也是多半年没有回家了，也是想念那家中的老爸爸老妈妈。

　　大约在半夜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走到了一个叫做兴隆台的地方。老修提议说饿了，小阳喊渴了，大家要求休息一下，其实，我不是金刚我也是人，也是有一点累了。不过，你以为这是青年点啊，在那茫茫的大野地上，在这黑黑的夜晚里，到哪里去找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尤其最难找的东西就是能喝的干净的水。大家分头在四周找水，转游一阵也没有弄到一滴水。好在公路两旁各有一条小水沟，也不知道那水是不是干净，趴在沟边上就喝。在寻找水的时候，老修顺便弄回来好几穗苞米，在路东面苞米地的地头上。划拉了一堆干草，来个夜半烧苞米。没有一会儿的功夫，那几个烤的又黄又黑的苞米，分到了每个人的手里。

　　我们接着往南走，三个小时以后，眼看着就要走近尹家了。正当我们迷迷糊继续前进时，却被一群突然出现的人吓了一跳。这群人手里拿着老式的大杆枪（三八大盖枪），把糊的我们押到了一个小屋里。他们怀疑我们男男、女女的深夜集体行动不是好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还叫我们交待问题。我们大声告诉他们，我们是知青，没有什么可以交待的问题，只是想回家！

　　当晨光初露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沈阳北面的第一个小村子--道义屯。从道义屯这里向南望去，可以看到沈阳的上空，已经是青烟淼淼了。我们终于在早晨赶上了市里的第一班公共汽车，沈阳啊，可爱的家乡，我们又回来了。方老师啊，你安心养病吧，我们把您的女儿送回来了！

　C15：醉卧马家沟

　　六九年的春节刚过，实际上还没有到正月十五，青年点里的几个男女同学，欢欢乐乐、打打闹闹回到了法库。那时的农村就是这样，春节前闲过完节忙。刨粪、选种子、修理农具等等只要想干就有活。

　　从我们青年点出发沿着大辽河往西八里路，有一个很大也是守着大辽河的村子叫三面船。所不同的是，它同时是三面船公社的公社所在地，不仅如此，这里还有附近唯一的农贸大集。每逢阴历的初五、初十，附近十里八村的社员和知青都要到这里买东西、卖东西。

　　正月十五后的第一个大集也就是正月二十，生产队长说要春耕了，叫我到大集上买一点马车上用的东西。是啊，开春了马具不全农活就干不了。揣着队长给的二十元钱，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村间小路，来到了这个建在一个小土包上的集市。这个集市实际上就是三面船大队的一条街，只不过相对繁华一点，有二家小饭店和一个供销社，供销社里主要的东西有衣服鞋帽，烟酒糖茶，还有农机农具，日用百货。论说东西的品种不少，不过有些东西是供应的东西，不是要票就是要证，比如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集市上还有一些服务门点，如理发店、缝衣点什么的。当然，比较多的商店还是卖农具的。走了几家马具店，买好了队长叫买的东西，穿过大街就想往回走。正在这个时候，集市上的人群发生骚动，转眼间二伙青年人跑进集市来。估计，这二伙青年每伙有十来个人，在集市的这条街上打成一团，什么“电炮”、“勾心拳”的一齐向对方抡去。一会儿这伙人把那伙人打到北边去，一会儿那伙人又把这伙人赶到南边去。我站在旁边仔细一看，原来他们都是知青，一伙是我们学校的，一伙是红旗中学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大打出手。只是可以看到他们打的越来越凶，双方已经有几个人被打得口鼻流血。突然间我发现初三乙班一个外号叫“大下巴”的人也在其中，他的手表被打到地下。可是他顾不得捡起来，又往北面打过去了。我伸手捡起掉在地上的手表，站在那里等“大下巴”回来，左等右等直到大集已经散了，才见到他们一行人过来。我急忙走上前去，将他丢掉的手表还给他。当时，不知道他有什么重要的事请要办，连一声谢谢都没说就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想，真是吃饱了撑的胡闹什么。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正在生产队的东厢房里铡草，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原来是“大下巴”领着他的几个同学进到生产队院子里来了。本来我与他没有什么交情，在学校里几乎都不说话，真是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在三尖泡的，又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我把他接到青年点，并想安排他们在我这里吃午饭，可是他们执意要回去，而且还要我一同到他们青年点去。我没有合适的理由推托，只好跟着他们开始了二十多里路的“小长征”。

　　天刚黑的时候到了他们的马家沟大队，这个生产队比我们的三尖泡大队要小的多。但是他们青年点的结构和我们那里差不多，都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当天晚上，“大下巴”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二瓶的地瓜烧酒。炒了一盘土豆、一盘粉条还有一盘鸡蛋。几个校友盘腿坐在大炕上。围着小方桌端起古老的小酒盅，吃一口革命的小菜，喝一口革命的小酒。也算一番知青情谊。本来我是极不胜酒力的人，平常的时候，基本就是滴酒不动。本来也不想在马家沟这里喝酒，无奈这里的几个小校友劝酒的功夫实在是了得。大哥长大哥短的几个轮番轰炸，叫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中了圈套。一般的情况下，喝酒的人都是酒逢知己越喝酒话越多，可是我就不是这样，而是越喝酒话越少，喝来喝去眼皮都睁不开了。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好像是在晚上十点多钟吧，迷迷糊糊就睡过去了。

　　等我再醒来的是时候，抬头望窗外天还是黑黑的，迷迷糊糊跑到外面想去方便方便。抬头一看已是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我问“大下巴”我睡了多长时间了？他告诉我已经是睡了一天一夜了，我说不可能吧，他笑了。我真是怀疑他讲的话是真的。还是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吧，正在我与他探讨究竟睡了多长时间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喊道，着火了，着火了！我顺着声音向村子的东边望去，可以看到有火光上串下跳，黑黑的滚滚浓烟已经铺天盖地飘过来了。“大下巴”对我说可能是村东头老贫农李东家的柴火垛着了。这时候，村里有人跑去救火，他们青年点的几个同学也顺手操起脸盆、水桶跑过去，等我也跟着跑过去的时候，大火很快被扑灭了。虽然说大火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但是李东家高高的柴火垛烧的只剩下一堆黑灰。那些前去救火的人身上是水脸上是灰，一个个象花脸关公。他们的衣服外面救火泼上的水，遇到正月的寒风立即冻成一层亮壳，就像糖葫芦的外壳一样。更难受的是衣服里面，刚刚还是热乎乎的突然变成了冰一样。大家往青年点走的时候，外面的衣服冻的硬梆梆，里面的身上是透心凉，不过毕竟是把大火给灭了，心里还是好高兴的。

　　回到青年点，我跟“大下巴”说想连夜回三尖泡去，他执意不让非叫再住一夜不可，原因吗也是挺有道理的，一个是时间太晚了，再一个是衣服上有水也要烤干，我想也是，不走就不走吧。

　　我脱了衣服刚刚躺下不一会儿，正在火炕上同他们几个胡说八道，突然有人来青年点敲门。打开门以后，进来几位老乡，“大下巴”认得他们是村里的干部，他们的身后还有几个背着枪的民兵，这些人进屋以后，一眼就看到我是外来的人，随后就有人象审问犯人一样，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到这里干什么，我莫名其妙的看着他们，慢吞吞的回答着问话。我说我是三尖泡的知青，也是一中的学生与大家是同学，昨天到这里来做客。他们又问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昨天晚上喝醉了一直在睡觉。他们说我讲的不对，哪有喝醉酒能睡一天一夜的人？我说我就是。看到这些人对我象拷问一样，“大下巴”终于愤怒了，紧握着的拳头眼看就要飞了过去。他对生产队里来的那帮人说，这是我的同学，你们少跟他这样讲话，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以为是他放的火吗？瞎了你们的狗眼吧！我知道这个小子脾气特别不好，点火就着装枪就放，怕他控制不好情绪同大队的人干起来，所以赶紧劝他算了。

　　　当天晚上，我和“大下巴”还是被“请”到了大队，第二天又被全副武装的民兵“请”到了三面船公社。在公社保卫组我们终于明白了，马家沟着火那天，因为我是外来的人，所以他们怀疑是我放的火。你说，我冤不冤？

　C16：要打仗了

　　自我们下乡那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

　　六八年 一月，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用装甲车压死、撞死、撞伤中国渔民多人。

　　六九年二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六九年三月，苏联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六九年三月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社论指出“苏修叛徒集团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制造边境事件，这个事实又一次使全世界人民看清，这一小撮叛徒是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

　　在六九年 四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六九年六月和八月，新疆裕民县塔斯提地区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

　　六九年下半年后，苏联的反华战争舆论明显增加，苏联私下向美国等国家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中国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六九年九月，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同月二十三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同月二十九日，中国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这两次核爆炸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他说我就是要吓唬吓唬苏修。

　　六九年 九月十一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的愿望。双方协定，同年十月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林彪等人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　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为此发布“第一号令”，实际上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六九年 九月三十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之伞兵。十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

　　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根据林副统帅的战争动员令，根据沈阳军区铁岭军分区的安排，法库县革委会和武装部立即将全县置于准战争状态。首先在全县各个大队宣读“第一号令”进行 战备前夕的思想动员与教育工作，宣读“手令”那天，我们大队那里正下着满天大雪，全大队的社员和知青挤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听大队革委会陈主任关于将要与苏修打仗的训话。知青们听到这种消息与社员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两样，大家不但不感到紧张，反而有一种希望立即开战的愿望，打的越早越好，消灭苏修打到全世界去！大家开始研究有关战争的问题，有的要求父母立即邮寄白里白面的棉装，说是可以在打仗的时候隐蔽自己，有的希望家里提供医药卫生箱，说是可以保护战友和自己在受伤的时候用。还有一个同学说他天天梦到打仗，梦到成千上万架苏联飞机在他的头上进行轰炸，那巨大的炸弹象钻头一样排成排旋转着往下落，把我们青年点和老乡家的房子炸成一个个大坑。

　　具有革命造反精神的红卫兵，虽然已经成为了知识青年，但是他们保卫毛主席、无限热爱党的红心没有变，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们依然是国家忠诚的孩子，共和国的卫士。我们公社大狼洞大队的一群“红后代”同学立即写信给公社与县革委会，立即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以青春的热血抗击苏修的侵略。法库县北面的卧牛石公社，有一群来自沈阳三十五中的知青，他们居然打起背包集中行动象徒步长征一样去了黑龙江，要去珍宝岛保卫那里的每一寸土地。下乡以后，我们曾经很多次想过，毛主席为什么叫我们全国一千八百万（仅指老三届）中学生上山下乡。今天我们才明白，我们是毛主席手中的一只最最听话，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一直没有拿枪的部队。我们被毛主席埋伏在广阔的农村山乡，埋伏在中苏边境几千公里的农场，一旦把枪发给我们，那不就是部队吗？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让万恶的苏修来吧，一定把他们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严峻的形势下，法库县根据铁岭地区的安排，积极进入战时准备状态。当时，县里 按战时要求组织以武装部为首的指挥机关，在有山的地区如四家子公社的两虎山下修建地下防空工事，根据 狠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要求。成立了一个有三千人之多的法库县独立民兵师，下面管辖一个“五、七”高炮团是专门预备打苏修的飞机的，还有一个由汽车、马车甚至驴车组成的运输团提供后勤服务。其余的就是半脱产的战斗部队，武器以7。62毫米半自动步枪为主。因为县独立民兵师归县武装部管辖，从来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与铁岭军分区代号为“黄河”的部队多次在一起进行实际军事演练。

　　这个时期我正好在县电信局工作，负责协调“黄河”部队的十二路载波机通信工作。当时这种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刚刚研究出来，可以在一条电话线上同时接通十二对电话。不过这种设备对于线路要求较高，一但有“地气”就不能用。为此。经常与部队的同志出去检查线路。12月末的一天晚上，时间已经是半夜1点多钟，一个部队的首长来电话说通讯线路质量不好，叫我们好好查一查，部队的小战士立即拉上我，开着摩托车就冲出了电信局的大院。我们顶着寒风向县城西面开去，可是摩托车上没有一点档风的地方，等我们最后找到故障发生的地方叶茂台的时候，摩托车已经开出一个多小时跑了一百多里路。当时，数九严寒冻的我们下车都很费劲了。经过检查，原来“地气”是一个老乡私自从电话线路上接的电线，他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听广播，可是他把我们坑苦了。最后，我们请示县里按战时情况把他带回来交给武装部就算交了差。

　　十一月末的时候，铁岭军分区召开地区所辖六个县的独立民兵师开会，要求所有的独立民兵师能够招之际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并能在远离领导，远离军分区，甚至远离人民群众的情况下，发挥最大的独立作战能力，消灭入侵的敌人。会上，军分区领导要求迅速解决防空山洞问题，还要求各县的电信部门自己解决战争状态下的通讯联络问题，随后，法库县电信局在县武装部领导下，立即成立了二个无线电话研制小组，一个小组由马师傅负责直接试制全晶体管的无线报话机，这个报话机的发射部分由最新生产的三级管3AG48做主振，3AA1作射频功放。接收机部分是由一台新出品的红灯牌13晶体管收音机改装的。另一个小组是由我来负责的，因为考虑到大功率晶体管不过关，功率还小，所以研制的途径以直流电子管为主，在我那小组试制的无线电话里，原则上使用国产的直流电子管，象1A2П，1K2П，2П2П等等，只有发射功率管使用了苏联的2П29П，用直流电子管做的无线报话机缺点挺多，体积大电源消耗多，还需要甲、乙两种电池，但是，它也有功率大频率稳定等优点。因为我们没有无线电专用仪器，象示波器、频率计、功率计来调试，这两台机器做的不是太好，一方面是发射的距离搞的不远，二是谐波比例总是太高，我们几次想把机器拿到铁岭的六零一厂去调试一下，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如此，铁岭地区、军分区还是给我们发出了表扬信，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为了准备打仗尽力了。

　C17：贫协主席宋宝山

　　我们三队有个贫协主席，叫宋宝山。因为经常代表贫下中农去开会，所以大家都叫他宋代表。说实在的，只有在认识他以后，我们才知道穷是个什么样子。他住在村子西头一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墙是草泥垛的，房顶是稻草铺的。这个已经盖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房子，从外观上看东倒西歪，没有一面墙是直溜的。地基下沉了有两尺多，伸手就能够着屋顶，所以去他家里串门，稍不注意就得碰脑袋，再仔细一看，几根细木头支撑着屋顶，揣一脚间壁墙直往下掉土渣。老肥曾笑话说如果苍蝇在这里放个屁，就能把这个房子震塌。他家里没有什么东西，除了下地用的工具以外，大概只有一床已经破得不像样子的棉被，晚上睡觉的时候，身子底下就铺垫些草，光不出流躺炕上就睡。有的时候，比如秋天打场，春天老母猪下崽子，他就连家都不回，干脆就住在队里。省的还得烧炕、做饭，多费事。当然，光棍也有光棍的好处，一个人走全家搬，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说到这里，你别以为宋代表过日子瞎胡混，人家是啥人啥命不论怎么生活苦，不论吃什么脏东西就是不得病！

　　我们下乡那年，宋代表已经四十多岁了，依然还是光杆司令一个。村子里曾经有不少人给他介绍过对象，因为他特别穷，一个也没有相成。说句心里话，宋代表这个人是穷点，不过对人的心肠还挺热乎。村里不管谁家有什么事情，小到拉粪、平地，大到盖房子、娶媳妇，都少不了他。有一个时期青年点生活最困难，即使吃饭都成问题。看到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所以特别地同情我们。当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经常从他那又破又脏的衣服里，顺手掏出那还带着体温的地瓜、大饼子什么的，非让我们吃不可。实在的讲，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肚子想吃，心里不想吃，因为太不习惯这种吃法了

。 　　六九年春节的前几天，为了落实毛主席“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指示，我们同大队革委会商定好，联合全队的贫下中农，小学校的学生以及我们知青，搞一个忆苦思甜的阶级斗争教育活动。开会那天，先是由知青演出文艺节目，跳了几个“忠字舞”后，又演奏一个民乐合奏曲“年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曲悲伤的“年关”的关系，真有几个贫下中农伤心得掉下泪来。当时我是拉二胡的，看他们掉泪自己也是眼泪巴匝的心里好难受。接下来，大队革委会陈主任宣布，忆苦思甜大会开始，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宋代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宋代表应声站起来，撸了几下他那油渍麻花的袖子，清了一清嗓子，开始讲那过去的事情。他说，小青年们，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我那时候，一天几两粮，吃饭连咸菜都没有，饿的实在不行的时候，逮啥吃啥，吃完糠就挖野菜。有一回，队里死个猪崽子，叫我捡回家收拾收拾就给吃了。我们一听这是什么时候啊，旧社会哪里有生产队呀，这不是六二年吗！陈主任也发现了问题。赶紧叫停。告诉宋代表讲给地主干活的事。宋代表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接着讲给地主抗活的事，讲来讲去，八句不离本行，又讲到吃的上。他说，那个地主才坏呢，想法拉拢咱们贫下中农。割地的时候，高粱米豆干饭，水豆腐，咸刀鱼，有啥吃啥。有个知青问他，能不能吃饱哇。宋代表说，随便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就怕你吃不了。有人又问他，地主打你没有？他说，地主可鬼了，从来没打过我，他知道把我打趴下了，没人给他干活！没等他讲完，整个会场是一片大笑声。

　　这个忆苦思甜会，对于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来说，好像没过一分钟就忘了，顶多也就是一个笑话。可是从知青的角度来看，别说上纲上线，就是按照过去几年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问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记得六五年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老鼠与它的天敌一只猫在一起相亲相爱。两个如此对立你死我活阶级的代表，竟然能相处的如此和谐。这是不是阶级斗争调和论的具体表现吗？如果按照毛主席的阶级分析理论，宋代表家的成分是雇农，往上查八辈还是雇农，几辈子人都靠打工生活。是一个地地道道、苦大仇深的“红五类”。所以宋代表应该是最最拥护党，最最热爱毛主席，最最仇恨地主的基本革命群众。不过咋看好像也没有这种感觉。

　　别以为宋代表是缺心眼，他就是这种人，实际上他活的比别人轻松，应为他出身苦，没有文化，从来不用为说话费心动脑。他见到过的就敢说，他想说的就敢讲，你能把他咋的？七二年的春天，生产队里讨论学习大寨大队的先进经验，按照陈永贵来辽宁的讲话精神，土地肥沃的铁岭地区应该比大寨丰收的多，但是就是比不了人家。县里安排各地找差距，每个大队立即挑灯夜战星夜讨论，结果在如何学习大寨的问题上，一直习惯在惰性生活中的法库人，就是找不到差距。当时负责主持这个工作的宋代表，被讨论工作搞的焦头烂额乱了方寸。开了三天会没找到一点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什么是党的政策呢？贫下中农就是党的政策，我是贫协主席最能代表贫下中农，因此我说的话就是政策，就代表党，就是红头文件。今年的生产安排就听我的！

　　不管怎样，我们与贫协主席宋宝山相处的真是不错，遗憾的是没有帮他找到媳妇。三十年后我们回青年点的时候，他仍然还是独身一人没有媳妇。

C18：发大水了谁怕谁？

　　每年的阴历七月，三尖泡这里常常都是阴雨连绵，因为这里地势低洼还守着辽河，别说下雨，即使干旱几个月了，你随便用铁锨在院子里挖个坑就可以当水井用。下乡的第二年夏天，吉林、内蒙方向突降暴雨，黑压压、呜呜叫的大水，从辽河的上游滚滚而来。好像转眼的功夫，辽河的河面突然比往常宽了十几倍，横卷一切的河水不仅迅速地毁灭了河滩内的一切庄稼，而且象玩一样地冲平了辽河的两道小堤。当大水直奔最后的主堤而来的时候。水面与主堤面就剩下一手的距离了，那忽忽悠悠的河水，好像随时都要越过大堤，倾泻到万亩良田里，淹没人们繁衍生息的村庄。

　　多日的内涝加上外渗，村子里到处都是水汪汪的一片。因为老乡家的房子大部分是用泥垛起来的，所以在水里没泡上几天就有好几间已经倒塌了。村里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全都往大堤上搬。年纪大一点的老人，尤其是那些老奶奶、老爷爷们坐在泥浆一般大堤上，望着辽河水就哭。估计他们想起了一九五七年的时候，这里发生过的一次水灾，那次水灾不仅淹没了村子所有的人家。冲跑了老百姓所有的财产，还淹死了几个人。所以，村子里的人，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一提起发大水就害怕、就胆战心惊。

　　对于发大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到可怕。像我们知识青年从来就没有那种害怕的感觉，只是觉得今天的河水比往常多了一些而已。甚至于感到有点刺激、好玩、幸灾乐祸。同学们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泥泞的大堤上有说有笑，弹琴，唱歌。想一想青年点里我们有什么？除了每人一套的行李，兜里就有几元钱。真正的穷光蛋，地道的无产阶级。是啊，发大水了我们能损失什么？不发大水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才第一次体验到了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才明白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者总是无所畏惧。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总是重视家庭出身问题。想到这些，我们坐在大堤上，望着辽河南岸的家乡沈阳，望着那一浪高过一浪的辽河水，真是百感交集。

　　发大水的第三天，我们几个知青守在河堤上闲着闹心没事情干，决定下水游到下游的三面船去赶集。第一次在发大水的辽河里游泳，与往常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首先的感觉是一种阴森的可怕，那种低沉的乌乌叫的辽河水，似乎在耳边吹响死亡的号角，叫你不寒而栗。那快速移动的河水因为流速的差别造成水中心与岸边的压力差，你只要轻轻地走进水中，就会身不由己地被遄急的流水挤到河水的中央，再想回到岸边比登天都难。同学们在下水以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大家在水中一个紧跟一个，相互紧密地关照着，唯恐丢掉一个。唯一令人高兴的是，如果你有良好的水性，你可以在这里尽情的遨游，真正体验到在大江大河里游泳胜似闲庭信步的感觉。奔腾的大水仅用了三十多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十几里地的下游，当大家拽着河滩边上的树枝，一个跟着一个走上岸的时候，实在是感谢大自然赋予给我们的难得的锻炼机会。

　　实际上，每到夏季辽河上游发大水，虽然生产队里的农活是不能干了，但是队长发“水难财”的机会也到了。当铺天盖地的大水滚滚而来的时候，免不了要从上游冲下来不少的东西，最常见的东西有上游渡口的渡船，码头里的东西。如果水再大一点，顺水下来的东西就多了，什么箱子柜子了，什么猪马牛羊，鸡鸭猫犬的了，真是应有尽有。遇到这种情况，队长会十分高兴，立即集合所有会水的青年社员和知识青年，在我们的三尖泡渡口那里日夜看守，每遇到上游有东西被冲下来时，队长就叫我们几个知青用秆子撑船或者直接下水捞顺水漂下来的东西。当把那些东西捞上船，并送上岸来以后，队长就把它们拴在我们自己的码头上，坐等辽河上游丢失东西的人来找。过不了多久，雨住了，天晴了，这些我们冒险捞出来的东西也没了，队长到底把那些东西卖了多少钱，或者是换了什么东西，我们谁也不知道，反正没有队长的话，这些东西是谁也拿不走的。

　　七零年夏天，马家林场因为要盖几间看林场的房子，曾经求我们知青帮忙砍伐下来一堆檩木，没想到一夜大水下来，把那些没有捆牢的木头冲的满河面都是。邱队长站在辽河大堤上使劲地大喊，小伙子们！快下水捞东西。当时队长声明捞一根木头奖励十个工分做报酬。看那架式就象国民党兵冲锋时许诺给大烟土一样可笑，我们站在河堤上冲着队长笑，就是不下水，就是不给他捞东西，人家的东西你捞什么？

C19：天生我才有点用

　　到了一九六七年，在吴老师的帮助下，我的无线电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自己动手组装的十三灯双通道落地式收音机成功了。这台机器按当时的标准决不亚于今天的高级音响，打开这台机器，有四个大小喇叭的音箱里，传出震动天地的动静，高音清脆低音深沉，令人有一种亲临影剧院的感觉。不仅如此，用微安表头做的万能表，电桥，高低频信号发生器电子设备，相当于建立了自己的电子实验室。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尤其是在红卫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突然有了接触军用无线电产品的机会。每次造反派们出去采取革命行动，经常会抢回来一些军用的通讯器材，比如军用电话机，电报机，电台等等，这些东西有些坏了需要维修，有些他们不会用需要我教他们。面对第一次接触到的这些军用无线电电子产品，就好象有人送给我无数珍宝，它不仅使我开阔了眼界，也使我长了见识。尤其是六七年的夏天，沈阳的三大造反派武斗连连升级，纷纷成立自己的卫戍司令部。因此有了为造反司令部去搞广播电台的机会，过去，由于电台、报话机一类的无线电产品，都是军用的或者受公安局管制的特殊东西，平时根本没有条件与机会接触。就是能见到的机会都不多。也只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有了接触它们的机会。我们选了几部较好的电台，在造反司令部的院子里支起天线，戴上耳机子，“地瓜、土豆”地轻松呼唤对方。电台与报话机是那个时代里孩子们最感兴趣的东西，谁不喜欢？不久，党中央有文件指出，不许革命造反派自己搞电台，这项工作很快就停止了。但是从学习无线电技术的角度看，还是有了许多的收获。

　　六八年是最没有意思的一年，文化课不能上，革命也没有新意，天天就是听广播然后上街游行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至于明天、后天去干什么，谁也无法想象。同学们除了隔三差五到学校看看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呆着。可是我们这群无线电爱好者，六中的大钢、刘光，二十六中的魁林、宋时效，一中的陶园等等却自发的组成一个庞大的研究小组。各种各样的收音机、五花八门的电子仪器，多种音频的遥控收发装置，轮流装着玩，反正时间有的是。后来实在没有“鼓捣”玩的了，大家觉得应该搞搞电视机了。那个时候，电视机很少见到，有关装电视机的书籍更少，跑遍了沈阳所有的大小书店，也就买到一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书。可笑的是，书的翻译者好像不是专业无线电技术人员，对电视机也不是很熟悉，很多专有名词翻译的叫人很难理解。比如回扫变压器里的一种高压线圈，它叫做饼子线圈。幸亏有个单位的电视机坏了叫我帮忙修理，才从那个电视机的实物上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有关电视机的书籍难买，电视机的零件更难买，几乎没有一个商店卖电视机零件。别说显象管、高频头一类重要的东西买不到，就算电视机天线用的扁馈线也很难买到，有回我们好不容易发现有个地方卖这种电线，可是一打听还需要公安局开的介绍信才行。

　　几个月以后，电视机基本装成功了。刚开始时只能看到图像但是听不到声音。由于买不到正规的显象管，用的是电子仪器上的示波管（13SJ37）代替，所以图像很小只有小人书大小。但是能从这小小的绿色图像中显示电视节目，已经叫家里人惊奇了。妈妈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电视机，所以，当她看到从示波管中显示出来的图像时，总怀疑那图像是不是鬼影。我告诉妈妈，那不是鬼影，她问我人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那是图像的电子信号，可是妈妈还是不信。后来电视机一步步调整好了，既有了清晰的图像也有了保真的声音，才算真正地成功了。自从有了这台小小的电视机，每到晚上一家人再加上邻居，看看电视，看看革命样板戏也是很不错的。

　　六八年的九月，我们响应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下乡到法库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三尖泡的那天晚上，才知道这个落后的农村居然连电都没有，当时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电的农村是多么可怕，没有电灯漆黑一片，没有收音机什么都听不到。闲谈之中听说房东家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真叫我既惊奇又高兴。房东告诉我，那个半导体已经坏了好长时间了。说着说着他把那个收音机拿出来给我看。果然不假，那个木头盒子一样的羚羊牌半导体收音机坏的的确很严重。然而，象这种东西在我的手里不是“小菜一碟”吗？我把它拿到男知青住的东屋，打开从家里带去的工具箱，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修理好了。

　　农村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别看交通不方便，可是好事坏事传的都快。我给房东家修理半导体收音机的那件小事情，没用几天的功夫，再经过添油加醋，十里八村的老乡们都知道了。从此以后，在晚上下工的时候，经常有老乡，有时候也有生产队的人在青年点里等我，不是请我修理收音机就是修理扩音机。当然了，到哪里干活也不白去，虽然没有工钱，但是象大米水饭、白糖饼，炒鸡蛋、炖粉条等等好吃的东西比青年点多的多。很快，同学们发现了这个“秘密”，狡猾的这帮家伙发现有人请我修理机器，晚饭都不做了，前呼后拥地跟着我去老乡家里“帮助”修理收音机。至于到了老乡家里，我在那里抓紧干活，他们的任务就是盘腿上炕等着吃饭，这帮家伙混饭吃就算了，还煞有介事地说，“老大”，你先好好修着！咱们慢慢地等着，你说这年头还有没有讲理的地方。

　　不久，大队的革委会陈主任找到我，他说，经过大队革委会研究，叫我当大队电工。我说陈主任真会开玩笑，大队没有电要什么电工？他说，正因为没有电咱们正好办电啊。由此，我背上大队革委会给买的“三大件”，当上了一个没有电的大队的电工。很快，公社革委会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打电话把我调到了公社，从此我就负责起公社广播站、交换台的机务工作。平时住在公社的大炕上，吃饭有食堂。没有事的时候，还去公社的一所中学，与他们的物理老师探讨电学方面的问题。

　　六九年的秋天，县电信局机务组派了一个姓马的老师傅下来视察交换台工作。第一次见到马师傅，他给我的感觉就不是个一般人物。当天的晚上，公社干部出面我作陪招待马师傅吃晚饭，遗憾的是公社住的条件非常不好，不管是什么人来公社，住的都是大火炕。晚上陪马师傅住在公社，因为火炕很热谁都睡不着，大家海阔天空地瞎“白话”，我和马师傅也是什么都唠，什么收音机、落地式、电台、遥控了，谈什么都能谈到一起，真有一种相恨见晚的感觉。由此可以看出，马师傅不但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而且还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我也知道了，马师傅在电信局负责局内的机务工作。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也是一位通信业务的多面手，他应该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谈到无线电的问题特别投机，更应该是我的师傅，因为他比我明白的东西更多。

　　马师傅回县里后不久，正好是中国与苏联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县电信局根据武装部的要求，准备自己动手搞电台，遥控地雷等项目。根据马师傅的提名，县里临时把我调到县电信局，开始了与马师傅一起工作的日子。

C20：魂归大海

　　吴希成是我的校友，他比我大二年级是一九六六年毕业的高中生，正宗的老三届。一九六三年他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和思想品德考进了这所省级重点学校。他曾经是令人羡慕的少先队大队长，曾经是令人佩服的初中大班长。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广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面临波涛汹涌的大革命，纷纷要求参加这场运动。当时，武汉有一群高中毕业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血书，坚决要求停止高考，坚决要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吴希成也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表示赞同党中央停止高考的决定，表示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类的论调，象白色恐怖一样笼罩在共和国的上空。除了“红五类”子女以外，那些“黑五类”、“黄五类”、“灰五类”的子女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因为吴希成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所以他也是“黑五类”子女。别说文化大革命他当不上红卫兵，就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也考不上大学。因为，那个时候考大学不仅仅需要学习好，还要考察学生的政治条件。所谓的政治条件好就是家庭出身好（例如：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工人等等），就是祖宗三代要历史清白没有问题。实际上当时的人事制度内部有秘密规定，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律“四不准”（即：不准提干，不准入党，不准升（大）学，不准参军）所以象吴希成这样家庭出生的学生，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

　　一九六七年春天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统论也受到了批判。“红五类”子女以外的广大学生，终于有了可以保卫毛主席的权利，他们也可以成立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可以当毛主席的红卫兵了。吴希成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上红卫兵，当上造反派的。这一年的八月份，沈阳的三大派红卫兵组织在文攻武卫思想的指导下，派性斗争急剧升级为真刀真枪的武装斗争。无数的革命学生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纷纷拿起了现代化武器，献身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红涛中。无数的红卫兵为了表明对共和国的忠诚，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导致这些灾难的武器，实际上都是从各个单位的保卫部门，各个地区的武装部门借来的、抢来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武器来源于兵工厂和部队。每一个造反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武器弹药。

　　六七年的十一月份吴希成和他的五个同学，身穿黄大衣带着借来的几把五四式手枪，开着一台破旧的嘎斯六九汽车，想到法库县武装部抢枪。不幸的是，不知道是走漏了风声还是有人出卖了他们，这台嘎斯六九汽车一开进法库门就叫法库的造反派逮住了，六个人在前后有堵截的汽车，在冲锋枪的枪口下不得不乖乖的放下手中的武器举手投降。在法库县城被拘押、审查的日子里，吴希成和他的同学们受到了渣滓洞集中营里一样的严刑拷打，在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的惩罚下，不得不坦白招供。幸好，学校很快知道这件事情，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在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派人到法库县把他们接了回来，不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能不能活着回来都是个问题。

　　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们几个因为抢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他们是中学生才被免除了监禁、判刑的处理。这一年的九月份，吴希成与我们一同下乡到法库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带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下乡的。除了同我们一样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外，还要单独接受强制劳动改造。这个期间，因为身体遭受太重的劳累和思想上受到的打击太多，吴希成得了肺结核，身体越来越糟糕，一天不如一天。因为他越来越干不动活，所以有人说他不好好接受改造，受到的批斗也是越来越多。

　　六九年春节前，有天下了一场暴风雪，那天晚上十点多钟吴希成逃出了青年点。他在邻居大队榆树沟的代销店外面，反复地徘徊思考着是不是应该偷这里的东西。对于他来说，实际上当时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吴希成拚尽剩余的一点力气，撬开了代销店，轻松地偷到了一百多斤粮票，八十七元钱，还有二斤多饼干。随后，他趁着夜色边吃着饼干边小跑，很快在公路上“劫”到了一台货运汽车，胆战心惊地离开了法库县境内。

　　吴希成逃跑的第二天，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到吴希成失踪了，直到下午上工的时候，大队革委会派来看管吴希成上工的两个人没有找到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当时谁也不知道吴希成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回沈阳了，也有人说他去法库县了，还有人说他到别的青年点去了，总之，说什么的都有。直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还没有找到他，一个带帽现行反革命分子突然失踪了，这件事惊动了大队和公社革委会，晚上十一点多钟，公社武装部派人背着枪来到青年点，他们问我们，吴希成上哪里去了？大家说不知道，实际上真的不知道。当时公社革委会决定立即派三伙人找他，一伙人去沈阳他的家里，一伙人去法库县城，最后一伙人在公社各个大队的青年点里找他。可是，这么多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找到了所有吴希成能去的地方，结果是别说人没逮着，实际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两个多月以后，天气已经要变暖了。有一天，大队革委会接到黑龙江边防站的一个电话，说是他们抓到一个偷越国境的人，这个人交待说他是辽宁省法库县的一个知识青年，名字叫吴希成，电话问大队是否有这个人，如果有叫大队派人押回去。

　　一个星期以后，戴着手铐子的吴希成被大队和公社武装部的人拿着枪押了回来。

　　过去，吴希成在大队里虽然被管制劳动，实际上并没有人太严厉管他，因为他毕竟是知识青年。但是这次带着手铐子回来，再次接受劳动改造就不象以前那样轻松了，因为县革委会知道了这件事情，并且有文件发下来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文件不仅要求对“投敌叛国”的吴希成严加管制，还说如果吴希成再次逃跑，必要时可以用枪打死他，而且要严肃处理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干部。从这以后，苦难的吴希成每天都生活在有人监管的日子里，从早到晚一直到睡觉都有两个背着大杆枪的人看着他，即使是上厕所也要请示汇报。大队不仅把最苦最累最脏最难干的活安排给吴希成去干，而且经常在大队里开批判会批斗他，每次的批斗会上吴希成不仅要被批判，还要尝受贫下中农和造反派的武力“帮助”，有一次批斗会上吴希成被踢来的一脚踢得口吐鲜血，当时就到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后来，有人把好几桶冷水泼在他身上，吴希成才睁开眼睛明白过来。

　　这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的时候，生产队放假一天。看管吴希成的人觉得他表现很好，放松了对他的看管回家过节去了。就在这天晚上，吴希成趁着夜色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再一次逃跑了。当大队革委会发现吴希成没有了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尽管这一次派出了更多的人去找他，仍然是毫无结果，两天之后公社和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因为辞职而被就地免职了。

　　吴希成这次逃跑的十多天之后，大队革委会接到大连海运公司的一个邮件，随同这件邮件还有一位船长写来的信，信中说你们大队一个叫吴希成的知识青年，在乘坐这艘轮船的途中跳海自杀了。我们轮船的全体工作人员深表同情，寄去的东西是吴希成的遗物，请查收并转给死者的家属。

　　吴希成的遗物中有他写给父母的一封信，我们一直不知道信件的内容，而且也不想知道了。我们只是知道，苦难深重的吴希成，以他的当时的才能可以考上国内最优秀的大学，可是他实现不了他的大学梦。以他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可以最先当上红卫兵，可是他只能望天长叹当他的“黑五类”。当他终于有条件可以当上红卫兵，甚至不惜以年轻的生命向共和国表示忠诚的时候，又被打成反革命。当他无可奈何地把追求和理想降到维持生命的最低要求时，等待他的又是被撞得头破血流。他问苍天，为什么不让他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他问父母，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年代把他生在人世间？

　　吴希成带着他的理想，带着他的困惑，带着他永远解不开的为什么，终于魂归大海了。

C21：她来三尖泡

　　我们在中学念书的时候，陈思正好在读初三，是比我低一年级的同学。

　　她的父母是四川广汉人，年轻时受过高等教育，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家人响应党的号召，不远万里到东北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母亲与父亲受到国家的重用，被安排在大型军工企业黎明发动机公司里工作。高等文化的家庭背景，吃苦耐劳的四川人基因，使她从小就养成好学习、有礼貌、尊敬人的良好习惯。以她不思维不说话的方式，慢声轻语平等待人的作风，无论在哪个人群，都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假如你亲眼看到她当少先队大队长时，领导全校学生活动的派头，一定会对她的将来有所希望。

　　她长的挺漂亮，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镶嵌在她那椭圆形的脸上，就象两颗会说话的明珠。常常系着粉红色的蝴蝶结的两条黝黑的大辫子，在头上甩来甩去真象一对蝴蝶在飞舞。十八岁的花季少女，梦幻一般的年龄，使她对未来充满了五彩的希望。遗憾的是，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属于“黑五类”，她的远大理想在考进中学以后，明显地遇到了看不见的障碍。但是，自强不息是她的本性，永远奋斗是她的追求，初三上学期学校组织秋季运动会的时候，她报名参加费力不讨好，谁也不去的三千米长跑。没有想到的是，比赛那天她正好来例假，本来她可以申请退出，但是，要强要脸要名誉的她，在全校同学的热烈鼓励下，硬是把长跑一步一步地坚持了下来。回到教室的时候，流血不止的她依然是面带微笑，为此，她不得不休学一年。

　　认识陈思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六七年春天“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成立不久，她加入了我们红卫兵组织，后来又成为“追穷寇”战斗队的骨干。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下乡，我与她在文革这条大船上共同漂泊了一年半，先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血统论”流毒，接着又杀向社会建联络点搞斗、批、改。在那枪林弹雨的“文攻武卫”中，我们在辽大院内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我们曾经在一起刻过钢板，撒过传单，也曾上街刷过大字报，贴过标语。当我们跟随全副武装的车队游行的时候，才真正地感觉到革命是那么的不容易。

　　六八年秋天知青下乡时，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心中隐约有一种想法，希望她与我一同下乡去。但是，因为她家里的原因，陈思没有报名下乡。当我登上即将开往农村的汽车时，站在车厢上的我，最希望的就是在离开沈阳的时候能见到她一面。我在车上环顾四周，想在送行的人中寻找到她，但是让我失望的是陈思根本没来。我到了三尖泡大队以后，心里总是想着这件事，第一次给她写了封信：你好，陈思！

　　转眼间我们告别沈阳，到法库农村下乡已经半个多月了。你不会想到我会给你写这封信吧？九月二十四日那天上午，从登上即将下乡的汽车开始，我们（没好意思用“我”，而用了“我们”）就在车上四处张望，渴望能在临别的时候见到你为我们送行的身影，遗憾的是直到汽车缓缓驶离学校，你还是没有出现，你到哪里去了？你是根本没来送我们，还是藏在哪里偷偷地掉眼泪？即使你有千般理由不去下乡，但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送一送“新一中公社”的战友，难道你把“追穷寇”战斗队的战友们全都忘记了吗？

　　回想“追穷寇”战斗队成立以来的日日夜夜，大家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文化大革命，在“牙病”，“邮局”。“东副”。“房产局”等等几个联络点里真是风雨同舟，共同患难。大家在一起刻钢板，写大字报，上街游行。大家在一起做菜，吃饭，谈天论地，甚至弹钢琴。尤其是想起你们用巧手给男同学的书包上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时候，简直就像歌剧“江姐”里绣红旗一样神圣与悲壮。

　 　依然记忆犹新的是，去年秋天你被调到“八、三一”总司令部学习时，远在辽大的你尽管学习非常紧张，却因为惦念我们而经常打电话回来的情景。战友们不会忘记，因为连续作战写大字报将你累倒在教室的难忘一夜。更不会忘记，当我们迫不得已在九月份抢劫房产局仓库的时侯，是你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把刚烙好的糖饼从二零四的家里送到学校。当我和由斌最后一次出去串联时，又是你把我们送进车站。多少个革命的日日夜夜，多少个不平凡的夜晚，注定有多少牵挂与思念，你说是吗？

　　动员上山下乡以来，同学们都积极地报名参加，只有你一直是犹犹豫豫的。尽管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想你肯定有十分难心的地方。想到你不能同“新一中公社”的红卫兵战友一同来法库，大家的心理真是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毕竟曾经是个有机的整体，在一起吃过苦品过笑，甚至在一起傻过。

　　陈思，看来你不会到法库来了，本来我们还有点责怪你，后来当我们知道你要随父母的工厂到遥远的贵州三线去，才觉得有点冤枉你，假如你真的去了贵州，我们才是真正的天涯各一方，你与大家能不能还有再聚首的日子，已经很难说了。好了，再说就多了，我把沈阳市革命委员会送的下乡纪念，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纪念章送给你，也算是我们曾经为保卫毛主席战斗过一场的纪念吧。也许将来有一天你会在南国想起我们，那你就拿出来睹物思情吧！
顺至革命的敬礼！

　　　　　　　 你的战友：王世新
　　　　　　　　　　　　　　　　　　　　　　1968年10月12日于法库县133

　　陈思很快地回了一封信，信中解释了她没下乡的原因，尤其是没去送我们下乡的的原因。随信她送我一张毛主席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六九年的二月，她随第二批知青下乡到离我们青年点不远的法库县三面船公社，虽然，她与我的青年点距离很近，也就十来里路，但是见面的机会很少。她和我之间情感的交流主要是靠信件，我写信的地址落款为133，既依牛堡公社三尖泡大队三队，她的回信地址落款为333，既三面船公社三面船大队第三小队。无法想象的是，落款为133与333的信件，居然引起了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好在我们的信件经得起审查与推敲，好在我们本来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者怕什么！

　　在所有的信件中，我们谈论最多的也是最爱谈的东西，还是文化大革命和下乡。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与其在农村毫无生息与寂寞地呆着，还不如回到大风大浪的运动中去，哪怕是象六七年秋天的腥风血雨，哪怕是真的做了千秋雄鬼，我们也无悔无怨。当时，最不能理解的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句话，我们常常设想，如果一千多万知青都扎根农村了，城市的革命将会怎么样？当然，我们也得承认现实，既然毛主席安排我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定有他老人家的战略用意和高瞻远瞩。所以，我们不能沉沦下去，大家要艰苦奋斗，未来光辉灿烂的世界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我们的。

　　后来，我们的话题从严肃的阶级斗争转到涉及生存问题的农业生产，从文革期间的战斗友谊转到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从同学之间的情感转到痴情男女的婚恋。不久，我们之间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信件越来越多，几乎每周都可以收到对方的来信。其次，信中不再称呼姓名的全称，而是单单称呼名。别看这仅仅去掉一个字的小小变化，顿时它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另外，我的心里老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无论是干活还是在青年点闲着，谈笑风生的她老是在脑海里跳跃，本来刚看完她的来信，就盼着下一封信的到来。心中想她吧信中不敢写出来，想去看她吧又不知道见面说什么。难道这就是青春期的骚动？难道这就是恋爱的开始？我还发现，无论信中怎样谈论青春期少男少女的事情，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谈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信中都表示“十分想念你”，尽管都会用中文“我爱你”与英文“I love you”表示感情，可是谁都没有写出这几个字。

　　六九年的八月，正是香瓜成熟的时候。她在来信中告诉我，下个星期天要到三尖泡来看我。

　　等她来的那几天，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她的那封来信，切身体验到数皇历过日子是个什么滋味。知青和社员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后，也有一种同喜同乐的感觉，就好像我马上要相亲一样。那些队里的老乡一再问我，你对象啥时候来呀？真是怪得很，什么时候告诉你们她是我对象了？其实，我真的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对象。陈思的来信不让我去接她，我只好一边干活一边等她。那天上午，她终于从三面船过来了。

　　我把陈思引进青年点，然后与大家见面，好在大家在学校时就相识，嘻嘻哈哈几句话也就过去了。午饭后她叫我陪她出去走走，说是要看看三尖泡的一草一木。当我和她肩并肩地走在三尖泡这个辽北最富裕的村庄时，第一次感觉到和自己心上的女孩在一起是个什么感觉，当我们漫步在七彩鲜花与青青草交织的“地毯”上时，就好像要挽着我的新娘走进神圣的结婚典礼的教堂一样，我思索着怎样向她表达我的爱意，如何张口说第一声“我爱你”，甚至怎样地拥抱她，美好的时刻一切就是那样的美好。我和陈思走到大堤上的时候，她对我说，本来想在这里住一夜再走，因为队里突然有事情必须马上回去。本来高高兴兴的我，象被辽河的冷风吹了一下，顿时少了许多激情。

　　我决定送她回三面船。在通往她的青年点的辽河大堤上，宽阔的堤面两侧是高高的护堤杨树林，林荫大道一样的辽河大堤上，除了树上的蝉在时起时伏哗哗地叫，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边走边谈，陈思说，她下乡到三面船三队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引起了会计王秋的注意，王会计不仅在平时干活的时候照顾她，还经常叫她去家里吃好饭，直到最近，王秋明确表示要和她处对象。陈思又说，王会计对她的确不错，处处为她着想，用他的话说是“三十里地买个槽子，全是喂（为）了你”。我知道陈思遇到了麻烦，而且是与我也有关系的难题，所以她来三尖泡找我。我有点恨她队里的那个王秋，陈思与我处的好好的，你插进一脚算老几？即使是一家女百家求，也轮不到你这个庄稼佬王秋！我想听听陈思对这件事的态度，静静地等她说下去。然而，陈思可能想听听我的意见，反而一句话也不说了。我招呼她坐下来，想同她深入研究一下这个棘手的问题，可是她刚转过身想坐下，发现后面上来一辆她们生产队的马车，车老板把鞭子一甩招呼陈思上车，她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了句以后再说吧，就跳上马车走了。

　　我无奈地望着陈思远去，把脚下的一块石头狠狠地踢向渐渐远去的马车，真不知道当时心里是什么滋味。

C22：青年点里的小插曲

　　（一）谁偷吃了我们的炸河虾？

　　 有天，我在县广播站接三尖泡大队的一个电话，说是队里的扩音机坏了，叫赶紧回来一趟修理修理。第二天我急忙赶早班车回青年点，因为我的回乡青年点里特地放了一天的假。当我把大队的扩音机修好以后，青年点里的新老知青飞一样地来到大辽河的边上，大家下好套鱼的丝挂子，支起捞虾的抄网，一边玩一边闹收获真是不小。那天青年点的晚饭相当丰富，饭是高粱米（不过是新品种八大头）豆干饭，菜呢，是“金边”白菜土豆片，几条从大辽河里捞上来的鲫鱼，草根鱼，被油煎得焦黄焦黄的一看就有食欲。令人最感兴趣的就是油炸辽河里的河虾了。因为辽河里的河虾不同于一般的河虾，首先是个头大，其次是颜色很白，再有就是没有那种普通河虾的土腥味。很长时间没有吃到河虾的同学们，一见到这一顿丰盛的晚餐，个个是狼吞虎咽，幸亏，河虾捞的多做的也多，可以放开肚皮吃。

　　那天晚上，知青康明半夜起来解手。不知道他是饿了还是馋了，或者是想起了晚上吃剩下的油炸河虾，解手回来后偷偷地跑到青年点的食堂里，一个人在剩饭剩菜面前吃了起来，很快他吃掉了豆干饭也消灭了所有的炸河虾。恰好这件事情叫知青“轮子”看到了，诙谐幽默富有诗意的“轮子”在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立即发表了一个小作品：

　　黑夜里的食堂静悄悄，
　　只有老鼠在吱吱的叫。
　　青年点的同学已经睡着了，
　　四处的灯光已经熄灭了。
　　沙、沙、沙有人偷偷的来了，
　　沙、沙、沙有人偷偷的来了，
　　伸着头弯着腰蹑手蹑脚，
　　瞧瞧这闻闻那心儿在跳
　　找到了尝一尝还是虾好，
　　好香啊好香啊动静的不要。

　　(以后的还有，但是记不住了）

　　正在食堂里吃饭的知青们听了齐声喊好，配合“轮子”的诗朗诵，大家在地上炕上边吃饭边把那饭盒、饭碗敲的当当作响。那个架势即象在演出一场器乐合奏，又象是大家都知道头一天晚上是谁偷吃了炸虾故意在闹，而真正“偷”吃虾的康明反倒蒙在了鼓里。等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双手一摆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即，青年点里是一片哄堂大笑。

　　（二）青年点里的选择题

　　1，寒冬腊月半夜身解手是出门就尿还是去厕所？（出门、厕所）
　　2，青年点食堂就起剩下一碗饭谁吃了？（点长、炊事员、有女朋友的知青）
　　3，你愿意林黛玉和郭风莲（大寨的妇女队长）谁做你的妻子？（林、郭）
　　4，你愿意在青年点过艰苦的日子还是愿意去珍宝岛打仗？（青年点、珍宝岛）
　　5，你敢在没有人的庄稼地里亲你暗恋的女人吗？（敢、不敢）
　　6，每年阴历七月辽河一定发大水，你希望把三尖泡淹了吗？（是、否）
　　7，生产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与会计谁大？（主任、会计）
　　8，老肥与他的女朋友（在市里工作）恋的死去活来，为什么她不下乡来看他？（真爱、假爱）
　　9，旧社会贫下中农为什么穷？（懒惰、没地）
　　10，“红五类”与“黑五类”将来谁能有出息？（红、黑）

　　（三）偷香瓜也有学问

　　照说，象农村这样的地方，每当盛夏到来的时候，必定是人们享受各种瓜果梨桃的季节。然而错了，这个时节里的三尖泡人们可以享受的果品，也就是山杏、李子、麻梨等等几种。这些果树都是老乡们在自己家的房前屋后种的，结的果实主要用来哄小孩子们玩的，后来学“哈尔套大集”精神，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这些仅有的果树全部砍掉了。人们真正能过见到与吃到的夏季水果，常见的只有生产队里种的西瓜和香瓜。因为西瓜的种植对于水分、土壤等要求较高，在法库很少有人种它。香瓜作为大众水果即香又甜、脆里透绵，而且也比较好侍弄，深受社员们的欢迎。所以，这里的每个生产队普遍都要中上几亩地的香瓜。

　　香瓜成熟以后，象分其它的农产品一样，挨家挨户论人头分配。据生产队里的孩子们说，在我们知青到来以前，每到香瓜成熟期间，他们也经常想法去偷生产队里的香瓜，只不过是人比较少规模比较小。偷瓜的和看瓜的往往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就是轻描淡写地假装吓唬吓唬。不过，自从我们下乡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种香瓜地经常出现被偷的事情，也就出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一般来讲，较大规模的偷瓜行动，往往都是知青们有组织有领导集体干的。因为知青们有知识，有纪律，有造反的精神，在偷瓜的问题上，往往搞的很有特色并且非常有水平。主要特点是，第一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知青们往往不偷自己队里的瓜，第二是速战速决偷的快跑的也快，第三是战术分工明确有人专门偷有人专门掩护，第四是行动诡秘手段“狠毒”凡是熟瓜一律拿下。

　　下乡第二年的八月份，有次我们去三面船大队赶集，听学校里初二的那帮小子说，三面船四队今年种的香瓜长的特别好，开园早个儿大还特别地甜。我们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后，简直就象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赶集的心情都没有了。在回三尖泡青年点的路上，大家七嘴八舌、连说带笑说地制定好了当天晚上“扫荡”三面船四队香瓜地的计划。

　　这天晚上，真是偷香瓜的好日子。园园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就象给我们预备的一个手电。更美的是天空中时不时地有块乌云飘过来，那块乌云遮住了月光就像有人故意保护我们一样。本应万赖寂静的夜空里是星星点点，而在生命极限的季节里，大辽河里的蛙、三面船地里的虫、白杨树上的蝉是你鸣我叫轮番轰炸。

　　我们经过一小时的急行军赶到了这块瓜地，虽然它位于一块地势较高的坡地上，不利于行动，但是瓜地四周种的高粱却可以掩护我们平安地进入瓜地。瓜地的西北角有一间看瓜人住的小房，从小房的结构可以看出这块瓜地原来肯定是打场的场院。小房里没有点马灯，也不知道看瓜的人猫在什么地方，狡猾的梦新顺手抛出一块土疙瘩，啊，原来看瓜人就在小屋里。我们像当年的游击队一样，藏在瓜地旁边的高粱地里，一边静静地观察形势，一边研究行动计划。最后决定由梦新负责看住看瓜人，其余四人同时下地偷瓜。

　　进入瓜地之前，首先要脱掉身上穿的长裤子，用二根细麻绳把裤脚分别系紧，然后再用一根粗麻绳把裤腰穿起来。用麻绳穿起来的裤腰要留有一个碗大口子，专门用来往里装瓜，麻绳的另一端要系在腰上以便随时带动裤子行走。当你沿着瓜地的垄沟，葡朴前进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夜间完全凭手的感觉选择成熟的香瓜，并把它摘下来放到裤子里。夜间的光线不好，既然是偷瓜也不能要求太高，选瓜的关键在于用手摸，首先要摸瓜的外表，有毛的最嫩不要，光滑的太青不要，要选那种表皮象树皮一样有小疙瘩的才好。其次要摸瓜的两头，瓜顶越凸越好，瓜蒂越凹越好，随后还要顺手扒拉一下香瓜，瓜秧立即能断的说明香瓜已经接近成熟。接着，对于瓜秧立即能断掉的香瓜，还要用手轻拍一下，仔细注意听香瓜发出的声音，发声较清脆的是生瓜蛋子，成熟的香瓜发声较沉闷。你要是想问这些偷香瓜的技巧从那里学来的？就是我们队里那些小孩子告诉我们的，这些东西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把它连贯地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好在那天晚上我们按照这种选瓜的原则在四队的瓜地里偷瓜，结果大获全胜地跑了。

　　离开瓜地，我们五个知青的脖子上都挂着满满一裤子的香瓜，当我们高唱“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回到青年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一点多钟了。小小青年点里唯一的四个女生为了吃香瓜，衣服没脱油灯没点坐在炕上等待我们凯旋而归，当大家把五条裤子里的香瓜全倒在女生的小火炕上时，满屋子里除了香瓜特有的香甜以外，再就是连成一片的“咔、咔”吃香瓜的声音了。回想起来，当时怎么连洗都不洗就吃，多脏啊！

　　（四）星星点灯

　　六八年秋天我们下乡以后，发现从每年十月秋收结束到第二年的五月开春种地，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村子里没有电，也就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几百户生产队里只有几家有半导体收音机。虽然后来每户安上了舌簧喇叭，应该可以听到公社广播站的广播，不过由于线路传输效果不好声音非常小，有时候得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到广播的是什么。还是因为村里没有电，也就没有电灯，一到了晚上全村漆黑一片。你要是想出去串门，连路都找不到。反正大多数人家晚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天一见黑就把大门早早地划上，随心所欲地睡觉去了。

　　问题是像我们一中这样的学校，文化大革命以前是省市有名的学校，别的特点都甭说，最明显的是它集中了一大批好读书爱写字的学生。他们追求革命，热爱生活，渴望知识。他们的眼睛愿永远搜索白纸下面的黑字。尽管白天有很多阳光普照的时间，可以让你在文字间纵横，但是睡觉之前的那段时光似乎谁也不想浪费它。于是在漆黑的三尖泡大队，在没有电灯的青年点里，随着夜幕的降临，几盏小油灯象萤火虫一样，立即会随风跳动起来。细看每一个用钢笔水瓶做的小煤油灯下，必定有一个渴望知识的青年在那里学习思考着什么。因为青年点的房子很小，不能充分燃烧的一人一个的小油灯，迅速地使整个屋里的空气，充满了一股浓浓的煤油味。以至于严重到老乡们说我们做的菜好像都是用煤油炒的。有意思的是，如果第二天早晨起来抬头看这些同学，就会发现头一天晚上用小油灯看过书的人，与别人有明显的不同，他们的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同学们开玩笑说，黑眼圈是熊猫，黑鼻圈是人猫。

　　话又说回来了，不管是有灯还是没灯，有电还是没有电，总得有看的才行。刚开始的时候，青年点里可以看的东西，除了下乡带来的毛选四卷、毛主席语录以外，其它的什么书都没有。尤其是在三尖泡这个地方，别说找书，就是找一张带黑字的白纸都难。报纸根本看不到，偶尔有谁弄来一张，知青们像发现宝贝一样，传来传去，一张报纸反过来看，掉过去也看，生怕拉下一个字没看。知青们说那不是看报纸而是在背报纸。后来，大家开始从家里带回一些革命故事内容的书籍，象什么战争题材的小说《平原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铁道游击队》。以后又带回来苏联的文学作品，如《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再往后，象《基度山伯爵》、《拍案惊奇》、《红与黑》等等也搬到青年点来了。有天我去大队办事，发现队部的地上有一个大板柜子。出于好奇我把大板柜子打开，发现里面居然全是书。主任说这些书是“破四旧、立四新”时抄来的，一直放在这里没有用。我再注意往大柜子里看，发现这些书居然都是旧得掉渣的线装书。在取得革委会主任的同意后，顺手挑了几本比较干净的书揣在兜里。回到青年点后，我把这些书扔给大家看，原来这是几本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出的医学书。这几本书是关于治疗什么病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有本书写到了什么时候同房可以生男孩或者女孩，叫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

　　等到青年点里各种书比较全的时候，甚至连谈情说爱的小说都不见怪的时候，知青们的生活已经接近尾声了，象我们青年点能有这么多的书籍，而且相当一部分还是“禁书”，就是因为青年点里的同学关系非常融洽，如果出来一个特别革命的人，我们就是多个脑袋都不敢。

　　虽然三尖泡的天还是那兰兰的天，地还是那黄黄的地，星星还是那闪闪的星星，可是星星下的小油灯已经发生了变化，那煤油灯下不仅仅有热爱学习的知青，还有那一群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让星星作证，让星星指引，让星星点亮知青们新的前途吧！

C23：咱们点里无秘密

　　不是跟你们瞎吹，我们青年点在法库县是特别团结的那种。八个知青中有男女生有初高中，大哥大姐老弟老妹的。大家在三尖泡演义知青生活，分工明确相待平等，日子过的就像一家人一样。平常，男生每天负责挑水，打柴，磨米，种菜园子等等。女生则负担洗衣服，做饭，做水，烧炕等等。总之，那些需要体力的远离青年点的劳动都是我们男知青的，而屋里的精细的活都是女知青的。从青年点的吃饭，更能看出大家团结的特色，每到吃饭的时间，青年点里小木桌子往炕上一放（也许是在女知青的屋，也许是在男知青的屋）一盆饭一盆菜（也许是几盆菜）大家就在一起搅马勺，根本就不用什么饭碗。男知青穿旧的穿脏了的衣服脱下来往板凳上一放就不用管了（当然，内衣内裤还是要自己动手洗的，不然也不好意思），至于被褥与棉衣棉裤的拆洗更不用操心，到时候准有人给你洗干净了再给你重新缝上。如果要是有谁的家里人到青年点来探亲，就象自己的家里来了客人，知青们全都请假歇工，然后跑前跑后热心张罗，有的去买菜，有的去打酒，即使客人走了，大家还要走上十多里路，共同把客人送到可以回家的石佛寺车站。

　　有些知青尤其是有些青年社员看到我们青年点这样团结，看着来气，想法从中挑拨使坏。有一次，我们男的出民工到十间房公社去修公路，女知青小阳在青年点自己挑水，生产队的男社员刘向勇看见了就对小阳说，哎呀，这么大的姑娘还自己挑水呀，小阳立即给他一句，怎么地？我乐意你管不着！我们出民工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几个男知青挨个数落刘向勇，一个说他不怀好心假装什么热心，一个说癞蛤嫫想吃天鹅肉心到挺高，一个说得更干脆，挑什么挑别装好人！

　　七零年的秋天，县里在我们那一带搞秋季防洪工程，辽河边上的几个大队都派社员去修河堤，青年点的梦新因此被派去出民工。一天晚上，梦新回到青年点很晚，进屋以后没象往常那样吵吵饿，反而脱下内裤就洗，实在是叫我们纳闷，这家伙咋的了？大家坐在炕上相互看着，终于老肥说话了，梦新你这是……？梦新抬起头来说，今天从河堤上下来以后与马荒地的女社员小娟一起走，小娟那美丽漂亮的样子这几天就叫我闹心，有机会和她一起走而且还没有别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把小娟拽到高粱地里给“干”了。他说完后不好意思地笑了，大家也跟着笑成一片，混蛋的老修接着说，梦新，什么叫“干”了？大家又是乐得前仰后合，梦新说，你“干”一下就知道了！一个多月后，梦新因为没有答应小娟的结婚要求被她告了，后来被定为流氓罪判了劳教一年，临时离开了青年点。

　　老肥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叫小珍，据老肥讲小珍是他家邻居的女孩，他们从小在一起过家家玩的时候她与老肥就演过“夫妻”戏，这种关系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个人真的恋爱了。别看那时候革命行动没有搞几个，可是老肥与小珍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到是非常快，要不是有下乡这码子事，估计他俩早就应该结婚了。因为老肥在家里是三辈单传，父母特别看重孩子结婚这件事情。有件事情我们一直没有弄明白，老肥下乡以后不愿意回家看小珍，而且也没有看到小珍到三尖泡来看老肥，按理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他们两个人往来的书信非常多，几乎所小珍的所有来信老肥都给我们念过，那信中情深意长的绵绵细语，那无限思念而不能相见的悲伤，每每都在牵动我们的心。最有意思的是，狡猾的老肥每次写完信以后总要在信纸上掸几滴水，我们深感奇妙地问老肥那是什么意思，他说那叫感情水，是专门用来感动小珍的。他还说，小珍看到的肯定不是水，一定相信那是我的眼泪。

　　青年点里我与陈思之间的信最多，当然我与同学们之间的信也多。青年点里的这帮家伙，尤其是老修带领下的那几个女生，或者出于好奇，或者出于其他动机，经常象起哄一样偷看我的信件，偷看老肥的信件，无时无刻地关心我们在信中都写了什么。本来，我们所有的信并不保密，也经常把信读给他们听，但是他们想看信的心情好像比我们还急，似乎信件到了必须他们先看了才能罢休。那个时期，我经常去大队或者去公社办事，所以真有信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信的往往不是我。到我手里的信件已经是被老修他们“审查”通过的了。俗话说熟能生巧，拆信拆多了也拆除了水平。他们发明了几种非常简单的拆信方法，一种称为“干”法拆信，一种是“湿”法拆信。所谓的“湿”法拆信，就是利用做饭的时候大锅盖缝隙处冒出的蒸汽。拆信的时候将信的封口放到锅盖的缝隙处，锅里的蒸汽将封口处的纸熏湿后就可以轻轻地将信拆开。看完信以后再把信封上，任何痕迹都不能留下。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纳闷，他们怎么老知道信的内容呢？有天午间我从公社回来，一进青年点正好发现老修蹲在大锅旁边拆我的来信，不仅如此，“万恶”的老修还在给另外两个女知青讲解拆信的要领。我偷偷地站在他们的后面，伸头微笑着看他们共同的杰作。直到老修回头发现我，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天哪，原来他们拆信有理。而是我回青年点的时间不对！

C24：他们应该被枪毙

　　 上山下乡以后，别说知识青年自己的心里没有准备，接收知青的农村也没有准备。这么多的城里知青（法库县当时一下子就接受了六千多名沈阳市大东区的老三届的学生）一下子来到农村，吃、喝、拉、撒、睡都需要安排。遇到大队革委会领导有头脑的有见识的还行，肯定给你安排的挺好。问题是有的生产队根本就不拿这件事情当回事，甚至还有些抵触情绪。那些领导根本就没有学习和理解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政策。误以为知青上山下乡是和他们抢口粮、争工分、争土地。更可气的是，有些人利用知青的幼稚，尤其是利用女知青们临时的生活困难，制造了一个个令人吃惊的新闻。

　　六八年九月，沈阳市的一群知识青年下乡到法库县，刚到生产队的时候，知青们就面临种种艰难的困难，首先，知青们在城里的时候没有干过比较重的体力劳动，突然面临秋收这样的重体力劳动，就象被强行劳改短时间适应不了。再有就是由于当时的物资条件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原因，部分青年点的生活搞得相当艰苦，尤其是第二年的夏天，个别青年点到吃饭的时候，只有点大饼子一类的主食，根本就没有副食，即使象咸菜、大酱这样的东西也没有。有的青年点甚至连主食也缺乏。知青们大规模偷吃东西的事情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过后想想也挺正常。

　　 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物资生活，迅速地催垮了那些年龄较小的知青，尤其是女同学的理智。别说用什么山珍海味，就是两个白面馒头一碗炖白菜，就足以给某个女知青“他对我太好了”的印象。如果，这个问题仅仅是男亲女爱的问题，也就算了，问题是这种现象很快地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尤其是公社以及生产大队的一些道德败坏的有权力的干部所利用。他们玩弄手中的权利，以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为名，以到家请客吃饭为诱饵，借机施以各种小利，拢拉腐蚀女知青并最终达到霸占的目的．

　　有一个不大的生产队，别看“抓革命、促生产”搞的不怎么样，但是管理干部就有五个。这五个人当中，除了一个是刚刚结婚的年轻人以外，其余的四个“老革命”都有欺男霸女的行为。领头的是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他在短短的四个月的时间里，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和机会，老当益壮自己就霸占了四个长的最漂亮的女知青，给他做“姨太太”。大梁不正二梁歪，其余的三个大队干部也紧随其后，每个人也霸占了一个女青年。知青们头一年回家过年的时候，一个被侮辱霸占的女知青，因为在家里又呕又吐，被家里人发现可能是已经怀孕了。愤怒的家里人用暴力逼她说出事情的真相，在万般无奈不讲不行的情况下，这个女知青不仅说出了大队革委会主任霸占她的事情，还讲出了青年点许多女青年被迫害的经历。她的父母气愤地责怪她不懂事理，轻易地将女儿身交给人家，女知青说，不是我愿意，你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找你的麻烦，分配你干最累的农活，还要给你小鞋穿，说你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春节过后，这个女知青的父母联合其它知青的父母，尤其是受迫害的女知青的父母，把大队革委会主任及另外的三个狗干部告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中央军委八十四号文件下达以后，地区及县革委会来人把这四个干部全抓起来，经过层层批斗，最后经过发库县革命委员会的批准，拉倒北门外靠近桃山那个地方枪毙了。枪毙他们的那天，我正坐在现场的宣传车上，眼看这几个狗东西瘫得象没有骨头一样，被人挟着去挨枪子，心想这些大队干部真是的，何苦呢！

　　利用入党、提干、抽调达到控制、玩弄女知青，是农村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动向，也是各级革委会中一些有权力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发明，公社有一名高三的女知青叫杜霞，平时她与同学们、贫下中农以及大队干部的关系一般，农活干的勉强说的过去，各方面的表现极其一般，在青年点里是个属于不显山不露水、有她没她都行的那种人。七一年的八月，铁岭地区革委会有文件，要把一部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的知识青年抽调回沈阳。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知青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些平时表现比较好而且与大队关系不错的，或者在大队里有点什么脚色的，比如当青年点点长的，当生产队队长的，当电工的，当赤脚医生的，甚至包括妇女主任等等，心态都比较好。那些平时就吊儿郎当的同学，或者有点什么问题的知青，不用别人评说自己也感到没有希望，所以也就不在乎有没有抽调。然而，年龄不小文化不低的女知青杜霞临时抱佛脚，紧急采取行动与大队干部进行感情投资。她选中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作为主攻对象，一遍遍地与主任谈话，甚至在高粱地里不惜“卖身求荣”以示自己的心诚。倒霉的是，这件事据说叫大队二把手的媳妇看到了，没过几天二把手找杜霞谈话，明里暗里告诉杜霞，想回城只有路一条，干十次同干一次没有什么二样，杜霞只好又为大队的二把手贡献一回青春。实在倒霉的杜霞同大队二把手在办公室的小里屋发生关系的时候，又被大队的治保主任看到了。你说这件事情怪不怪？这件事情究竟是巧合，还是这几个大队干部故意搞的，谁也说不清楚。一个月以后，抽调正式开始，几个大队干部生怕她留在大队惹出麻烦来，赶紧把她当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得好典型，打发回城里当工人去了。回城二年以后，她嫁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小伙。本来日子过的挺好，而且他们还有了一个女孩。可是不久，她在农村的“花花”事情传到丈夫的耳中，因为两个人都有文化，谁都不愿意声张，所以他们没有一点点动静离婚了，直到现在杜霞还是独身一人。

　　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叫曲折，个子长的挺高，脸蛋长的也漂亮，尤其是能说会道。她下乡到我们邻居大队。几个月后，曲折被他们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相中，先是说曲折在生产队里表现好，调她到大队当上大队赤脚医生，后来又把她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讲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和体会。当时我们这些老同学就想不通，这曲折是怎么的了，突然这么进步了？真是纸里包不住火，没过多长时间曲折就嫁给这个副主任的儿子了。照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也是极正常的，问题是那个小子是个低能儿，或者说就是个傻子，我们参加她的婚礼心里都很难过，甚至在流血，为什么曲折非得嫁给他？曲折结婚以后，不知道打通了哪条关系，又被安排到县里的一个小学教语文，由于她和丈夫长期不一起，而且二个人之间也没有多少感情基础，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不久，她和学校中的一个体育男教师搞起了感情“游戏”，巧的是有一天，当她正在女宿舍里同那个男教师睡在一起的时候，被她的傻丈夫和那个当副主任的爹发现，曲折当时觉得没有一点脸面，而且也受不了丈夫的惩罚，当天就在学校里上吊自杀了。事后的几十年，我们经常议论这件事情，究竟谁在这件事情中负主要的责任，有的说是曲折，有的说是副主任，究竟怨谁？谁也说不清楚。

　　新兴农场那边也有我们学校不少同学，那里的青年点很大每个点能有三百多人，基本上是有点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并且按连队编制接受军代表的管理。军代表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马，专门喜欢找女知青谈话，而且每次谈话都是在晚上的十一点钟以后一对一的进行。连队里有个大姐，也就是高三的牧迪发现这种情况不正常，提醒年龄小一点的同学注意，叫她们晚上千万别到军代表那里去。军代表发现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经常到青年点里来闹，发誓要给牧迪点脸色看看。七一年牧迪与同班的一个男同学认真相爱，后来又真正发生了关系，随后牧迪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暴露未婚怀孕的事情心里非常不安。经过反复的斗私批修、自我检讨，她认为必须向党讲真话，向连队里的党代表汇报未婚怀孕的事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头一天晚上她与军代表的谈话，第二天全连的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她找到军代表问，为什么你已经承诺了要保密的这件事情，别人都知道了？军代表恶狠狠地说。你把事情都作了难道还怕别人知道吗？怕“寒颤”就别干那事！毫无脸面可言的牧迪，选了一个油田的“磕头机”架子吊在上面，融化到蓝天里去了，我们老是在想，牧迪你要文化有文化，要见识有见识，可是为什么那么傻呢？

　　有几千万知青参与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给农村送来了无数有文化有修养的媳妇，也给相当多有见识的农村人送来了想遇都遇不到的姑爷，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问题是，那些专门借机侮辱霸占女知青的混蛋们全都应该被枪毙！

C25：圆梦

　　闻红旗是青年点里一个初一的男同学，因为他出生在北京原名叫闻京生。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立四新的时候，到处是红海洋，满天是革命的红旗，当革命革到名字上的时候，他把名字改为闻红旗。他是小学四年级从北京转到沈阳来的，小学毕业后考入我们学校。闻红旗的理想是上大学，最擅长的是写作。别看他小小的年纪，在小学毕业以前，沈阳日报的儿童版上已经登过他的七篇文章。我们曾经看过他写的那些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叫他的同令人佩服，也令我们这些高年级的同学惊叹不已。

　　闻红旗不仅文章写的好，诗歌写的也好，而且对音乐也挺有天赋。当红卫兵的时候，他和我曾经是一个叫作“追穷寇”战斗队的战友，我们曾经在一起搞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出的时候我拉二胡，他吹笛子，一向合作的挺好。下乡以后，人们可以在三尖泡的夜晚，经常听到他吹的笛子声。尤其是在夏天和秋天的夜晚，如果你坐在辽河大堤上，细细地品味辽河滩里蛙鸣虫叫的时候，再细细品味青年点里传出来的闻红旗吹出的悠扬笛子声，无疑就是最好的精神享受。那流畅欢快的“北京的金山上”，紧张而快乐的“我是一个兵”，还有那偶尔出现的叫人听完就掉泪的“年关”，一曲曲，一段段，在那个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的辽河边上，倾诉着闻红旗个人，倾诉着广大知青难以说清楚的心声。

　　下乡到了三尖泡大队以后，我们力图改变那里的文化生活。从下乡的那年开始，每逢过年过节，都要组织成立以知青为主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乐器比较简单，几把旧二胡、一只笛子、还有一把洋琴都是知青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演员则是知青与老乡半对半。老乡们会表演节目的很少，但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会哼哼二人转那种东北的地方戏。这种地方戏在三尖泡这里非常受欢迎，几乎乡下的老百姓都会一点。不过这种戏从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几乎全是打情骂俏一类下流的东西。我们曾经把他们会唱、爱唱的二人转改造了一下，用革命的词句更换原有的腐化的语言，但是老乡们唱来唱去总是要回到老路上去。即使能把新词唱出来，也是流里流气的的腔调，叫我们哭笑不得。

　　这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有文化大革命时文艺宣传队的基础，成立以后非常受老乡们的欢迎。宣传队表演“忠字舞”、小合唱、民乐合奏。尤其是闻红旗和我演出的笛子与二胡合奏“江河水”、“年关”，悲伤的曲调不止一次地叫同学们和老乡掉泪。每到这个时候，大家特别憎恨那万恶的旧社会，憎恨那天下不平之事，憎恨那剥削贫下中农的地主、富农，憎恨那敲诈、勒索工人阶级的资本家。我们表演的小型歌舞“毛主席万岁”，使同学们想起被毛主席接见的幸福时光。表演的“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再一次表现了这些知识青年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的红心。我们感谢毛主席与党解放了全国人民，消灭了三座大山，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旧社会。我们感谢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尽管目前生活依然艰辛，尽管革命的道路曲曲弯弯，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跟着党，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一定会早日到来。

　　第一次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春节以后就解散了。宣传队里的老乡和知青们各回各队准备春耕生产，闻红旗也回到了他的第五小队。过年以后，同学们发现他有很长时间没去生产队上工。队长每次派人来找他，闻红旗都以有病为名拒不上工。后来，从大队革委会传出话来，说闻红旗没病不上工竟泡病号，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 教育。当然，同学们更清楚，闻红旗是没上工，但是也没在青年点里闲呆着。实际上闻红旗每天都在青年点里写东西，至于写什么最好问他自己，别人谁也不清楚。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与闻红旗最要好的知青，逐渐知道了他在写一部小说。小说以咱们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素材，题目叫作《阳光雨露育青松》。当时，因为我是文艺宣传队的队长，在他的小说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闻红旗写到一半的时候，曾经几次找到我，共同探讨小说中的人物造型问题。小说中别的情节我到是没有什么印象，有印象的是小说中有三对知青恋爱的故事让我惊奇不已。之所以说是惊奇，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公然敢写搞对象的故事，几乎是胆大包天。再有就是故事的离奇性，其中有一个故事写到一个男知青忍受不了性爱心理上的折磨，一天下工的途中，激动之下把一个青年女社员强奸了。叫我们吃惊的是，后来那个女社员不知道怎样搞的，居然心甘情愿地嫁给了这个男知青。看到闻红旗写的东西，我有点害怕，害怕他写的东西有问题，我甚至不敢帮他出主意，有点害怕将来受牵连。

　　闻红旗住在青年点里屋的北炕上，在他的行李上方靠东边的一面墙上，有一块他写的鲁迅的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这无疑是表明了闻红旗坚决反抗大队革委会和一些贫下中农议论的决心。大队革委会的治保主任李满仓曾经找他谈话，叫他端正态度，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结果，两个人不仅没谈好反而越谈越远，直到谈翻了脸。记得最后一次谈话以后，李满仓气哼哼地跑回大队，坚决要求大队组织批判闻红旗。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件事情闹到了公社革委会，真有一股不整倒闻红旗不罢休的架势。几天以后，李满仓如愿以偿地带领公社革委会派来的人抄了青年点，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们拿走了小说的唯一一份手稿，当时，闻红旗伤心地哭了，我们也难过的跟着掉眼泪。

　　小说的手稿被公社革委会保卫组的人拿走以后，曾经被当作最重要的政治性材料，保管在武装部的保险柜里。那几天，整个公社到处都在传播着这件事情，说是三尖泡大队的一个小知识青年写了部“反动”小说已经被逮捕了，还有的说这个小青年写小说“反党、反毛主席”已经被枪毙了。总之，当时讲什么的都有，说的话越来越狠越弄越悬，唯恐天下不乱。随后，公社革委会专门成立了一个革命大批判小组，小组的成员每天住在公社吃在公社，除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活动以外，主要的工作就是阅读闻红旗写的那个“反动小说”手稿，然后准备进行革命大批判。这些“文人”们把小说《阳光雨露育青松》的手稿反反复复的阅读了一个多月，终于有找到了定性和下结论的依据，当时罗列出这个“大毒草”的罪状竟有六、七条之多，其中主要的罪状是：

　　1，混饶路线斗争的界限，搞阶级斗争调和论。
　　2，宣扬封、资、修，宣扬小资产阶级情调。
　　3，反对上山下乡，反对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当公社革委会准备组织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批判小说《阳光雨露育青松》、批判闻红旗的时候，这件事情被县革委会知道了，有一天县革委会宣传组来了两个人，没容分说就从公社革委会那里，拿走了这个“反动”的小说手稿。

　　县革委会宣传组实际上只有三个人，组长叫黄恩长。论说，黄组长还是我们三尖泡的人，十几年以前高中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好留到县里第一高中当语文老师。我们到三尖泡接受再教育的的时候，正好也是他被调到县教育组的时候。当时由于经常有革命大批判的活动，需要有文化的人来搞，县里又把他调到宣传组。虽然黄恩长这个人在县革委会工作，地位也挺高，但是没有一点架子，因为他对人平等、和蔼、正直，很受同志们的欢迎，所以大家都叫他为黄老师。听说三尖泡出了个小知青写“反动小说”，黄老师出于工作的本能，出于教师的职业敏感，对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于是派他的手下迅速地从公社调来闻红旗的那个小说手稿。

　　小说的手稿到了黄老师的手里以后，反复地被他看了好几遍。据说，他是边看边微笑，就象是看自己孩子写的作文一样。与此同时，他打电话到三尖泡，询问写这个小说的学生是几年级的学生，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当听说闻红旗仅仅是初一的学生时大为感慨，不仅没有提出大批判的意见，反而说这小子将来是个当作家的料。当时，我们不知道黄老师是怎样与县革委会研究这件事情的，只是发现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这件事情了。一个月以后，黄老师带着那个手稿来到三尖泡，在青年点里找到了闻红旗，并与他单独谈了一次话。事后闻红旗告诉我说，黄老师说他的小说写得挺有创意，并且希望把小说写完。当然，黄老师也提出了一些有关写作方面的意见。总之，黄老师以一个老师的形象出现，这是闻红旗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同时，黄老师也告诉闻红旗要认真听从大家、尤其是大队革委会的意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意见，要写作也要注意影响。

　　一九七二年，全国的大学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时，黄老师正好负责招生工作。他在县里为闻红旗报了名，把闻红旗作为首选推荐给辽宁大学，建议辽宁大学的新闻系录取他。这个消息传到三尖泡的时候，受到了不少人，甚至包括一部分知青的反对。尤其是大队的治保主任李满仓，更是坚决反对。李满仓说，闻红旗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没批判他就是好不错了，如果让他上大学，别的知青还能好好干活吗？他还说，叫闻红旗这样走白专道路的知青上大学，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放心，一万个反对。甚至，他还到青年点动员同学们往县里写上告信。虽然，青年点里的一部分知青也有想法，他们认为谁都想上大学，不过叫谁去应该在青年点里进行评选，由大家投票表决。但是要叫知青写上告信、进行上访，那还是办不到的。李满仓在知青中没有找到同盟军闹个自找没趣，背着革委会陈主任以大队革委会的名义，给县革委会写了一封信，信中列举了闻红旗的种种问题，说明了他不应该上大学的理由，可是李满仓没有想到，这封信被有正义感的黄老师压下来了。

　　这年的春天，闻红旗带着三尖泡的泥土，带着三尖泡的蹉跎，背着他那个小黄书包，踏着大辽河的冰碴迈进了辽宁大学的新闻系，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终于圆了大学梦。

C26：在县人民广播站的那段日子

　　七零年的三月，因为县里要搞载波通讯适应战备需要，我被调入法库县人民广播站直接参与载波大会战。

　　县人民广播站坐落在一个进深很大的平房院落里，据说以前这些房子曾经是一个大地主的产业，一进门的前院有四间，从西向东为机务组、机务员宿舍、两间站领导住房。后院也是四间，从西向东为播音组、编辑组宿舍。由后院过一道小门往西是个单独的院子，正房是会议室、播音室、机务室。西厢房是播音员宿舍。

　　县人民广播站负责全县的农村广播网及县城的广播喇叭直播工作，负责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送到千家万户。站内的设备比较简陋，有一台430专用接收机及其三十五米高的天线，用以接受省台的一千千赫兹的新闻联播节目信号。自办节目与新闻联播节目的转播信号，经过控制台送到两台五百瓦的扩音机中进行放大，经过放大后的广播音频电流一路送到广场，用高音喇叭直接广播出来对县城播放。另一路经过线路变压器送到电信局，借用电话线送往各个公社广播站。因为广播时间要占用电话线路，所以每天的晚上对农村广播的时间里电话打不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广播与电信部门决定搞载波大会战。

　　载波大会战的组织工作由县宣传组负责，而技术问题却由我这个小小的知青负责。试制小组里有站里的两个老同志，两个“五、七”战士。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首先搞出来的样机是发射机，它是由交流变频电子管6A2П做二十千赫兹主振兼做栅极调制，然后由束射四极电子管6П1П做前置推动，束射四极电子管FU807做功率输出，接收机使用上海出品的“凯歌”牌收音机改装而成的，除了把短波改为20千赫兹以外，别的地方没有动。发射机发出的载波信号，经过电容耦合送到电信局，然后经过电话线路送到各个公社的接收机里，解调还原为广播音频信号。这套样机效果挺好，尤其在音质方面有很大进步，只是广播、电话还是有明显的相互干扰，但是这个时间可以打电话了。我们作为技术人员尽管不是非常认可这种效果，但是县革委会宣传组和广播站还是非常满意。这套机器一直用到专业的七零一载波传输机发到县里，才退出历史舞台。

　　县广播站有播音组、机务组和农村广播网组三个部分。广播局里一共有四个独身青年，两个男的两个女的。除了我是搞机务的以外，其余的三个人都是搞播音工作的。广播工作看起来挺轻松的，实际上也是很辛苦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工作时间非常长，从早晨四点钟起床，五点开始第一次播音，到晚上八点半结束广播关掉机器，洗涮以后再上炕（当时广播局里只有火炕）睡觉，就得十点多钟了。广播站里广播员多，她们可以换班休息，可是搞机务的就我一个人，从早到晚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还没有人同情。另一个原因是机务工作也有不少责任问题。不出事故则已，一旦有事情就是政治问题。那个时候，站里总是把机器的故障问题，播音的质量问题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人们政治觉悟也高，一旦机器有故障造成广播停止，广播站的领导和县革委会的主任马上就会把电话打过来，问出什么事了，为什么播音停止了。遇到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快速地把信号导向备用机，另一方面还要查找原因修理机器。

　　所有问题里，最最重要的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时，决不能跑台。记得当时内蒙的翁牛特旗就出了一回广播政治事故。有一次，值班机务员因为有事情，他把机器调好以后就走了。遗憾的是机务员走了不长时间后，广播接收机意外出了故障。本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知为何漂移到了苏修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上。很快，这件事情被当作广播系统内严重的政治事件处理了。据说这个机务员也和我一样是个知识青年，因为这件事情他曾经反复多次检讨，同时还受到了批判。

　　有意思的是法库县有一个百沟公社，因为公社广播站的机务员与广播员之间关系暧昧，惹出一个谁都想不出来的麻烦来。一天晚上广播结束以后，心不在焉的机务员忘了把机器关掉，扩音机仍然处于对外直播状态。毫无戒备的两个人在播音室里的谈情说爱，那些缠绵的情话和做爱的声音，随着广播线路上的大小喇叭传遍了公社的家家户户。尤其是公社小学校房顶上的两个高音喇叭里，也直接播出了这种声音。公社革委会主任听到以后，急忙跑进广播室拉下扩音机的电闸。然而，这两个人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依然亲密地抱在一起。两天以后，县广播站派人到公社来，经研究决定将机务员和播音员全都开除了。两个人把好不容易得到的、让人们羡慕的铁饭碗给砸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回家种地去了。

　　当时的法库县一共管辖二十一个公社两个城镇（法库镇和大明镇）。公社一级的广播站，原则上归两级领导，行政（人员编制与经费）上归公社领导，业务上归县广播站领导。为了保证广播的质量，县广播站在机务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县广播网组，经常派人下乡到各个公社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所以，我们机务组的工作人员在广播站里的工作都是身兼两职，不是在站内负责广播时候的机务工作。就是下乡指导农村广播网的建设，法库县的最西北面有一个全县最穷的公社叫做卧羊石公社，公社广播站的机务员姓陈。在县里的时候听说陈师傅是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当时我就不明白一个响当当的突击排长，怎么就落个小小的公社机务员的工作呢？有次轮到我下乡检查工作，正好到卧牛石公社广播站检查工作。陈师傅的广播站设备很简单，一架两层的电子管250W扩音机，一台电唱机，一个控制台，后来搞了载波通信后，多了一个载波接收机。这些东西不用看几眼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毛病。如果有故障帮助机务员处理一下，没有故障就是吃饭、喝酒、闲聊天下。

　　那天晚上陈师傅叫我住在他家。从外表上看他家的房子是很普通的那种用羊角泥垛的两间房。里屋是火炕，外屋是厨房。摆设是比较困难的那种，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晚饭是在他家里吃的，有点鸡蛋和花生米还有一点地瓜酒。几杯酒下肚以后，陈师傅情绪高涨，讲起了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事情。他说，那年的春天到朝鲜去，由于心细胆子大表现特好，很快就当上了突击排长。有场战役打的特别苦，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剩下的几名同志冒死突围，在突围中他发现营长没有出来，反过身杀回去在死尸堆里找到了还没有死的营长，并把他背出来。为此，陈师傅收到了嘉奖，也收到了营长的器重。

　　有回陈师傅查岗，看到战士太冷叫他们回去自己替他们站岗。站岗中间陈师傅被四个拿枪的北朝鲜女人强行押走并带到一个山洞里。在山洞里他被迫与这几个女人轮流发生关系。时间长一点的时候。他还被带出山洞放放风。有天下午，陈师傅正与一个女人在山坡上坐着，一个朝鲜人民军的军官向他们走来，陈师傅问她是谁？女人说那个军人是她的丈夫，陈师傅立即从那个女人的身上拔出手枪，然后迅速地把那个军官打死了。我问陈师傅，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他说，我不打死他就得死在他的枪口下。这叫死逼无奈，人在死逼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快刀斩乱麻。后来女人把他告到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要求将他枪毙。危机时刻，营长出面把他保出来，然后送回法库老家。从法库县回来后，很多的事情都忘了，但是陈师傅的这句话，人在死逼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快刀斩乱麻，叫我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

　　县广播站直接归县革委会宣传组领导，所以广播站的人员经常被派到乡下去蹲点。七零年八月，县宣传组抽调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到叶茂台公社的一个大队蹲点。组织村里的贫下中农学习革命辩证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批判杨献珍的唯心主义“合二而一”，宣传毛主席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照说，在学校里的时候真的批判过杨献珍的观点，也知道“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这么个事情，不过你要是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我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哲学理论太深，即使大学者都搞不清楚，更别说我们中学生了。不过我想，反正同去的不是还有两个人吗？在去叶茂台的路上，听说他们连杨献珍这名字都没有听过，坐在汽车上的我就想，县里叫我们给老乡当老师讲辩证法，老师都不清楚的事情，给他们讲什么？

　　第二天的上午，生产队集中了队里所有最好样的社员，比如入党、入团积极分子，党员、团员，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妇女主任、会计等等。宣传站的老高领我和小李子还没有走进队部，里面就是一片欢迎声。革委会钱主任连声说欢迎县领导给我们讲解辩证法。几句客气话以后，聪明的老高拿着那本宣传辩证法的小册子照本实发。小册子念完以后，按惯例进行讨论。有几个社员盯住老高问“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是不是一回事，老高给他们解释说不是，老乡们又问他为什么？老高赶紧翻书找答案。看到老高的样子我赶紧打圆场，换个角度讲一讲杨献珍的事情，以及他与毛主席在学术上争论的情况。

　　正在老高暗暗感谢我帮他解围的时候，生产队的二个年轻人从外面抬进来一筐香瓜。大队革委会主任说咱们先休息一下，请县里的同志尝尝我们的香瓜。这个时候，一个队里的青年挑了一个很大的香瓜，送到老高的面前，老高刚要接过来，他“啪”的一声把那个香瓜拍成两半，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告诉我们说，呵呵。这就是“一分为二”！当老高要接过这个“一分为二”的香瓜时，那小子把分成两半的香瓜合到一起说这就是“合二而一”。说实在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小青年的聪明，连老高也是连连点头称是。我们知道辩证法的问题，实在是大难题，后来借县里的一个电话的光，很快地撤出了这个大队，总算逃出来了。

　　广播系统历来被称为党中央的喉舌，是上层建筑中的重中之重。象法库县广播站这样的县级广播部门，每天的广播节目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另外一个就是自办节目。自办节目的稿件主要来自公社或者城镇广播站，以及农村中的大量不脱产通讯员所写的文章。不过，这些稿件在县站里的审查要比下面严格地多，稿件经过站里编辑初审、文字与语法修改以后，还要经过站领导的一审，县革委会主管宣传主任的再审。更重要的是，每天县里都有专人收听广播，为了表明他们政治觉悟高，几乎每天都能提出点什么问题来。所以、不但当编辑的心里时刻紧张，就是播音员在播音的时候也是万分小心。深怕出一点什么差错。这些被广播站选定的稿件，一般都是紧跟当前革命形势，或者是声讨什么的大批判文章，或者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或者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模范。至于那些与革命内容相距较远的的事情，象什么广告、启事之类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初审。法库县西北有个和平公社西山生产队把马丢了一匹，大队革委会主任拿着介绍信到县广播站，要求给广播一个“寻马启事”，我们站长没看完介绍信，就给扔到一边去了，站长说，你以为广播站是你们家呀，想干啥就干啥！你今天来想找马，他明天来要卖毛驴，广播站是破烂市场咋地？有个青年想到广播站花钱广播一个征婚启事，差一点没叫站长骂出去。站长说没找到媳妇不感到寒颤，还要广播广播，要是自己的儿子准掐死他。

　　正因为广播站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从解放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能进入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员，除了要求有一定的业务能力以外，重要的还是要求政治条件要好，所谓的政治条件好，首先是出身要好，地富反坏右肯定不行。其次，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要清白，什么三叔二大爷与七大姑八大姨不能有犯过错误的，尤其是不能有犯过政治错误的。有犯错误的人即使是远亲也不能向党组织隐瞒，否则一个外调把你搞得明明白白。当然了，本人的政治表现也要好，政治面貌最好是中共党员。

　　我被调到县广播站不久，又调进来一位叫宝生的男知青做广播员。别看我们两个人都是知青，但是都属于那种业务上比较精通的人。从政治上讲我们都不适合在广播站工作，因为我们两个知青既不是党员，家庭出身也不是“红五类”，只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才把我们调到广播部门。广播站的政治学习抓的特别紧，除了每天早晨全体人员雷打不动的学习毛主席语录以外，还经常在午后开会学习政治文件研究工作，不过象这样的开会大部分都是党员参加，宝生和我只有给他们烧水的权利，或者默默地看他们走进会议室开会，又默默地看他们出来，心里清楚这里没有我们说话的余地。

　　一般来讲，政治学习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又叫有的放失。七一年的五月全国上上下下批判唯生产力论，广播站也跟着批判。正好这个时候地区广播局调拨给县站一台北京牌820型号的电视机。看到崭新的电视机我与同志们都很高兴，立即套上脚扣子登上三十多米高的天线杆子去架设电视机天线。当时正好是春天，西南风刮的嗷嗷直叫，我在天线杆子的顶上被风吹的直晃，有一种就要掉下去的感觉。我在上面转动天线，让他们在下面看效果，结果电视机只有一点声音没有任何图像。第二天午后开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崭新的电视机看不到电视？我给他们解释，法库到沈阳直线距离一百公里，理论上超过了电视传输的距离，因此看不到沈阳与辽宁电视台（最近的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不知道是我的回答没有满足他们的想法，还是存心与我过不去，就说这是唯生产力论。这是白专道路。你当我不愿意看电视啊，这是客观事实，谁也没有办法，有能耐你们上天线杆子上去一趟，看看能接受到电视信号不？

　　你可以小看这个不大的县广播站，但是你不能小看这里的编辑。七零年的十月，广播站进来一位名叫金山、家是北京的大学生。广播站分配给他的工作是编辑，没过不久老编辑们发现，虽然金山的写作与编辑水平及其一般，但是县革委会的几个主要领导，堂堂的县太爷们，在许多问题上居然还要毕恭毕敬地请示金山编辑。紧接着站内的领导，心眼转的快各种人员，都开始向金山表示依顺和忠诚。尽管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后来叫我这个傻小子明白了什么叫“背景”，就当时而言真叫我大惑不解。洋编辑了不得，土生土长的编辑也不能小看，有时候他们稍微使用一下手中的权利，就够你喝一壶的。有一次编辑老王遇到一件高兴的事，非要拉我去饭馆去喝酒。心里明明知道老革命要敲我这小鬼一把“竹杠”也得叫人敲。随后，我们两个人来到县城广场的一家回民饭店，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位子坐下来喝酒，本来，这个饭店的服务员小于子与老王很熟悉，恰好那天小于子不在，临时换了个年龄较大的人当服务员。要是小于子在的话，肯定忙前忙后的问寒问暖，可是今天这个服务员，就是爱吃不吃的根本不理你那一套。老王有一种受冷落的感觉，而且是越吃越来气。如果仅仅就是这些也就算了，更可气的是在结账的时候这个老服务员没给我们一点优惠。当我把饭钱算完以后，老王愤愤地说走！咱们回广播站。第二天，在法库广播站的自办节目中，有一个批评县城饭店卫生不好的报道，老王“笔下生辉”的那个回民饭店，因为是批评的典型马上被停业整顿。更有趣的是，县城的高音广播喇叭就在那个回民饭店的上方，当饭店的工作人员与那个老服务员听到王编辑的报道时不知有何感想？

　　七一年的夏天，解放军的一个通讯兵学校来法库县招收新兵。这是一个特种兵不是公开地大规模的征兵，军队的代表在县城里内查外调直到面对面的了解，相中我与法库县电厂的一个小伙子。当我们填完征兵登记表，准备穿上军装跟他们回部队的学校，学习通讯技术的时候，广播站的领导安排我到外地出差，当时真不想去可是没有办法，等我硬着头皮出差回来的时候，发现部队领兵的解放军干部已经走了。

　　当时我那心情真是又急又恨，恨不得骂娘，真想立即卷起铺盖卷回三尖泡当我的知青去。后来冷静下来一想还是不能蛮干，这里再不好也比青年点强，这里再累也比青年点轻巧，有多少知青羡慕我的工作啊！再说，这里有我喜欢的东西，那精密的430接收机，几乎可以接收到世界上所有电台的广播，只要用过它一回，收音机还算什么呀！那录音机的功效多好，尤其那台602晶体管录音机，双轨迹的录音效果，业余的无线电爱好者哪能见到？那台820电视机，那台上广出产的1千瓦扩音机，还有那些许许多多的电子设备，不正是我一直喜欢的东西吗？这个工作不正是所有无线电爱好者追求的吗？我爱好无线电技术，但是接受不了这里的政治生活，也受不了对我的政治上的歧视，更受不了对我玩花招。所以我的内心里还是在想，尽管自己十分热爱这里的工作。但是有机会还得离开广播站，一定要坚决离开！在这里入不了党，永远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什么时候是头啊！

C27：可敬的“土皇上”

　　法库县位于辽宁的北面，接近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的南段，可谓正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以及县三级革委会里，虽然说有些“土皇上”应该枪毙，不过确实有些“土皇上”值得可敬。

　　照说，我在法库县里只是一个广播部门的机务员小兵一个。但是与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无论是县革委会的主任还是各个部门的组长，无论是武装部的部长还是各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工作的关系的确接触很多，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会多，批判会、声讨会、动员会、总结会、报捷会、庆祝会各种会连续不断。所以背后有人说“国民党的税多，咱们党的会多”，而且，每逢开会总要有广播站的人去现场采访、现场录音，然后再进行报道。因为我是负责录音的，所以逢会必到，自然与那些各级领导混个脸熟。

　　实际上，打交道最多的是县委孙书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经在铁岭地区的几个县当过书记，因为他的党建理论水平比较高，曾写过不少关于党的理论的小册子，所以在地区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从外表上观察孙书记，他无论走到哪里总是背个黄书包，腿上总是打着绷带，不象一个党的干部，反到象个八路军战士。又因为他为人谦虚、平和。说话认真，衣着朴素，下放到法库县当五、七战士不长时间，就被推选为县革委会主任。那个时候，孙书记经常到铁岭地区革委会开会，因为每次开会都要把现场情况录音带回来，所以跟孙书记出差的机会就很多。说来，孙书记的确很有意思，他老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当孩子对待，每次到地区开会，他的破吉普车一进铁岭镇里，先是找家水果商店给我们买点“零食”，然后到了招待所后再把我们安排住下，临去办事还叫我们在屋里老实呆着吃东西别到处乱跑，真是宾主倒置简直搞不清谁是领导。有回我忍不住跟孙书记提到这件事情，说他这样待我不好意思，请他今后别拿我当小孩子。他说，象你这样每天背个大录音机跟我到处跑，不但责任挺大而且还挺辛苦的，吃点东西算啥？再说，你和我孩子的年龄差不多，拿你当小孩子也是应当的。

　　有一次，在法库县的登仕堡公社开现场会，录音的时候因为话筒的内部焊点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拿回来的录音带一放全是呜呜的“地气”声。当时，那么多的县级领导干部集中在一个房间里想听这个录音，可是说什么也听不清录音机里放出来的讲话声。在场的广播站领导急得直打转，埋怨我责任心不强，没有搞好工作。我在录音机旁，也是一会儿鼓捣机器，一会儿换录音带，忙得满脸直冒汗。其实最难受的人是我，不用谁说话，这么重要的事请没有办好，我都想在地下找个缝钻进去。可是，孙书记出面说，许多事情是容易出意外的，接受教训就是了，说完他冲我点点头。好像是在批评我的同时又在安慰我。接着他把听录音的会议临时改变成别的内容后继续开会了。我真的不知道，如果孙书记不出头为我解围结果会是怎样，真的很感谢他的帮助，也决心更认真地做好以后的工作。

　　七零年的冬天，我跟随电影站的高站长到柏家沟公社的一个大队去蹲点，几天以后，我有点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好像精神上也有一点恍惚经常丢三拉四的，高站长看到我这样，就对我说“小王啊，多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说“刚从沈阳回来不长时间啊”老高又说“是不是想家了？”我说“没有啊”，虽然，我一再说没有想家，老高还是坚持叫回家看看。那天晚上在大队部吃完晚饭以后，我顶着满天的鹅毛大雪和呼啸的北风从大队走回公社。天冷、路滑、风大加上路远，等到了公社所在地柏家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了。本来这几天就没有好好吃饭，这一走一累还真想找一点吃的东西填填肚子，我在公社的院子里转游，商店已经关板了没有什么指望，只好转身来到了食堂。真别说，食堂的外屋还真有人，因为屋里有灯亮着。敲门进屋一看，原来是公社的正副两个革委会主任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呢，他们两个见我进来热情招呼我也喝一杯，酒喝一点到是行，不过菜是什么呀？伸头一看，没有想到两个大名鼎鼎的主任，喝的革命小酒就是地瓜酒，吃的革命菜就是几根大葱加一把大蒜。你瞧他们两个，你喝一口酒吃一瓣蒜，我喝一口酒咬一口大葱，喝的好像津津有味。此刻，我简直不能想象，以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如果叫公社的炊事员给做个象炒白菜片一类的简单小菜，难道办不到吗？或者说他们怕影响炊事员的休息，不愿意打扰他们吗？两位主任看到我的困惑，解释说这样挺好。我不知道这个“挺好”到底指的是什么，勉强陪着喝了几口酒后借机会跑掉了。本来，我这人历来对于当官的颇有微辞，总觉得他们如何如何。但是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场面真是令我感动不已，这些党的基本群众，毛主席的好干部，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焦裕禄式的好榜样。

　　说到大队干部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生产队的革委会主任陈秀浦，刚解放的时候，陈主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打仗，后来因为左眼睛被枪弹击伤，退伍回到三尖泡当上了大队书记。这么多年来，因为他对下面办事公道，工作讲究方法，什么事情都是敢做敢当，所以深受当地社员的拥护。六四年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工作组觉得当地老百姓那么听他的话，肯定受到了他什么好处，因此想从清理经济问题上入手搞倒他。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就是从中作梗，四清工作组投鸡不成反搭一把米，老乡们抓住工作组的一个成员有点作风问题，把他们从三尖泡赶了出去。即使是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到处都在批斗走资派，打倒党内一小撮坏分子，但是那些革命造反派也没拿他怎么样，革委会主任照样当，工作照样干，就象没有那些事情一样。六八年九月他知道知青要下乡来，在我们到三尖泡的头一天晚上，他给全大队的男女青年社员开了一个会，安排他们欢迎我们的到来，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他特别地提醒那些男青年说，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你们谁要是在女知青身上动花心眼，小心我整死你们。

　　农村里每年总有一些上面分配下来的“好事情”或者说“俏差事”，例如，抽调社员到县办工厂当工人，抽调社员当拖拉机手，抽调社员当赤脚医生等等。一般地说来，在人人都想脱离农村改吃商品粮的时候，象这样的好事情只能轮到大队干部的家属。或者与大队干部有特殊关系的人身上。因为生产队的革委会主任在农村那个地方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简直就像一个土皇帝，所以象这样的好事情，主任的家属最有希望优先获得。但是，我们亲眼看到，陈秀浦家里的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一直在生产队里干活，直到他们全部结婚出去自己过日子，谁也没有借到老爹的一点光。有说陈秀浦不讲情理的，也有说陈秀浦太叫真的，但是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老革命，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真的叫我们知识青年好佩服，相信他就是法库县的焦愚禄。

　　一九七一年九月，国家开始从知识青年中抽调学生回城当工人，好不容易第一次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所有的知青都开始想办法努力争取这个难得的机会，有给大队干部送礼的，有请小队长吃饭的，有在知青中搞关系拉选票的。作为大队革委会主任的陈秀浦收到的礼品更是什么都有，有大中华香烟，有茅台白酒，还有上海牌手表，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同学送了张自行车车票给他。在知青招工拍板定坨那天，他把东西全拿到知青的会上，他很严肃地说，同学们的心意我领了，谢谢大家，会后谁的东西谁拿回去，我不能留下。他又说，经过非常认真地研究，认为所有的知青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表现的都很好，大家都有资格回城。但是，因为名额有限，大队革委会决定，这次招工先由年龄大的同学、年级高的同学先走。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陈书记能想出如此高招，大家纷纷鼓掌表示赞同，你能说我们的陈书记简单吗？你能不佩服我们这位土生土长的领导吗？

　　我们这些从城里的来的知识青年，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不仅锻炼了筋骨，也磨练了一种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虽然说在农村受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累，甚至因此影响了前途。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离开这里，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村庄与社员，将永远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即使象农村这里的土生土长的人，别看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见过什么汽车、飞机。但是他们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他们天生善良的本性，留给我们的是永远难忘的印象，也是我们永远值得学习的精神。

C28：再见了，三尖泡！

　　七一年五月的一天，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在教育组工作的陈大姐（她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比我大二届）。大姐悄悄地告诉我，地区革委会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可能与我们学校的知青有关。她说，鉴于我们学校的学生质量非常出名，可能要把所有的学生抽调出来，留在铁岭地区当教师。这个消息，对于我和陈大姐来说，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咱俩已经在县里工作了。可是对于其他的同学们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毕竟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大姐还说，耐人寻味的是，从这个问题上看，国家对知青的政策有松动的倾向，可能不再提倡“扎根农村干革命”，但是具体地说怎样安排就不知道了。

　　大姐的确挺神，正如她所料到的那样，时间一进到七月份，国家要从知青中招收青年工人的消息，就从各个消息渠道传道县里。从当时知青纷纷结婚“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到大批抽调知识青年回城当工人，在青年学生们的思想的认识上似乎很难接受。尤其是那些已经相应号召，把根扎到农村的知青，更是不能理解“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红旗还能扛多久。始终坚信“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哪安家”的一代人，走进了彷徨的十字路口。

　　 八月中旬，招工的信息用红头文件正式传达。从此，所有的大队都开始组织知青学习、讨论上级下达的招工精神。各个青年点根据公社革委会的安排按照选拔程序进行推荐活动。当然，这个活动要有知青个人推荐，要有青年点的投票选举，要有生产队贫下中农的意见，由大队革委会把关定向初步决定回城知青的名单。当然还有公社的最后审批，以及身体检查与政治审查等等。从有抽调消息开始到招工结束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所有知青思想波动最大，行为动作最大的日子。为了争取那个少得可怜的几个招工名额，从知青本人到学生家长甚至包括知青的亲属全部参战其中，一场比爹比钱比姐夫，一场比头脑比智慧比关系的大战在知青之间，知青与大队之间，明暗相间地展开。这是一场比友情、比良心、比利益的全面内战。好在我们大队革委会最后制定了一个特殊的规定，这次招工按照年龄大、年级高的原则先走，这种规定不仅避免了同学们之间撕破脸，也减轻了大队的工作负担，的确也是很高的一步。按照这种原则，我是青年点里的“老大”，也就成了三队唯一可以回城的知青。

　　九月二十三日是回城头一天的晚上，我在青年点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告别会。狭小而拥挤的青年点里，请来了大队的陈书记、生产队的邱队长、贫协主席宋老三、房东裴大爷、军属陈大娘等等。当然，还有队里的所有知青。热热乎乎的青年点小火炕上摆着吃饭的长方形小饭桌，上面摆着刚买来的糖果、炒熟的花生和葵花籽，还有那法库人爱喝的红茶。这是我在三尖泡大队的最后一夜了，不能不让它有一点意义，大家到齐了以后我先发言，首先感谢老乡们对我在三尖泡的几年里所给与的照顾，然后再感谢同学们的谦让让我第一个回城。因此我希望大家记住这段难得的患难与共生活，记住我们共同的经历及同屋友谊，老乡们也先后说话，陈书记希望同学们好好干，抽调的机会还有不要着急。最后吱声的是军属陈大娘。她说，大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给你，这里有十几个鸡蛋已经煮熟了，明天走的时候带着路上吃。将来你要是当了皇上，千万别忘了我们，别忘了三尖泡。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皇上我是不想当，而且也当不了，即使当上了也的被打倒。但是，这些话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真正善良的人们，在我临走的时候说的真心话吗？

　　真实巧得很，九月二十四日下乡，又是这天回城。那天上午七点钟，生产队长派出了一辆大马车，车上装着我那个破的不能再破的木头箱子了。箱子里没有别的，除了我那简单的行李外就是爱看的几本电子书。其余的象农具、理发工具之类的东西全留在青年点里，算是给三尖泡留点纪念。也有一些东西送给老乡，朋友嘛不能说走就走了。随后，马车载着我和青年点的老肥、老修，慢慢地向公社所在地依牛堡子移去。刚开始我们三个人很少说话，是啊，说什么好呢？刚来三尖泡的时候是高高兴兴八个人，就在这弹指一挥间的时候，晓鹏没有了，黎民走人了，大姐换点了。好不容易盼到如今有抽调回城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悲悲切切地回去，你以为那是什么好事情啊？

　　相信此时此刻马车上的三个人，脑海中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马上就要回到家乡沈阳，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吃国家的商品粮花党给的工资了。可是我的伙伴们，老肥、老修、小阳、苏文还有成千上万的知青们，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又将是怎样。我真心地希望看到，过一些日子他们会有更好的安排，当他们也回到沈阳走上新的岗位时，我们再举杯喝酒相聚一堂。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就得在农村呆一辈子，真的扎根农村干革命了，会心甘情愿吗？对我又会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认为我是革命队伍里的逃兵？唉，将来的事情，我真是想都不敢想。招工回城算不算党的号召？是不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什么这个工作没有象文革，象下乡那样轰轰烈烈？为什么下乡的时候可以同来，走的时候又如此费劲？

　　想了一万遍可以劝慰他们的话，可是找不出一句合适的可以对他们说。假如大家都在三尖泡的青年点里呆着，即使有什么别的想法，至少还有个心里平衡，心情能好一些。可是，三年前一同来法库的这些同学，有一些就要到城里去上班，那么没有回去的同学怎么跟家里交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的不好？与大队干部的关系没有搞明白？说句良心话，有几个同学不想离开农村？有几个同学不想回到家乡沈阳？可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又要怎样理解？我们想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是怕苦怕累是革命的懦夫吗？那么土生土长在农村的孩子们难道就不原意到城市里去吗？我坐在大马车上翻江倒海地乱想，大脑神经好像乱成一团麻，当我明白的时候。是乎感到如果没有合适的劝慰的话，倒不如象这样继续沉默下去。让我们轮流等待未来的机遇吧。

　　本来，知青之间没有什么贵贱高低之分，用陈书记的话说，更谈不上什么先进与落后。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回城的机会谁不想要？小阳家有个姐姐在吉林，家中只有年迈的老母亲方老师。老修家也是剩下老母亲一个人，唯一的一个哥哥也是下乡在法库县。老肥家里还好一些，有个姐姐在家里上班，不过闹心的是，有个对象小珍在家里想的死去活来。家家都有难唱曲，人人都有别扭事。如果我想发扬风格继续留在法库县，那么应该把回城的名额让给谁？

　　马车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想出一句话来劝慰老肥和老修。我知道，可以说出来的一切劝慰的话可能全是废话。倒是老肥先说话了，他说：“老大，我们青年点就你一个人回城了，我们能不能回城还是一个未知数，也许我这把骨头就得无奈地留在三尖泡，如果真有那一天，请你在回三尖泡的时候，在我的坟上捧上一把土，再插上河套里开着的一朵小花。还有，你回到沈阳后给小珍代个信，叫她别等我了，嫁给一个市里人吧！”此时，老肥说话是乎并不是很在意，可是我和老修已是满脸泪珠了。老修冲着老肥说：“不管怎样，你的家庭出身没有问题，今后还有希望，可是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即使是有机会抽调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命运的大门啊！什么时候才能对我打开。”老肥接着说：“老大，你回城里后好好干，早一天混上个什么市长、省长的当当，大家就有希望了。我们这些人没有当官的亲属，想当兵借不上光。想回城论不到我们，你当官以后千万别忘了帮帮这些同窗同学，同乡老友吧！”面对老同学的一番话，我真是无话可说。真为自己感到惭愧，思维哪里去了？语言能力哪里去了？

　　马车终于到了公社所在地依牛堡子，许多接知青回城的汽车已经在停在公社的大院子里。就要告别三尖泡了，就要告别知青朋友了，知青生活也要结束了。再见了我的知青朋友们，再见了我的法库老乡们，再见了法库广播站的同志们。我叫车老板把马车赶到公社的供销社，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二元多钱，在食品柜台上买了二斤动物饼干，随手递给老肥、老修和车老板。我说：回去吧老肥、老修！我相信有第一次抽调就会有第二次抽调，再耐心等几天，沈阳相聚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随着沈阳市轻工业局接知青汽车的一声鸣响，车上即将回城的同学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频频向车下的同学们、老乡们招手，这一时刻，老修、老肥与我都是泪流满面。

　　再见了，美丽而富饶的三尖泡大队，你有辽河一样的胸怀，你有七星山一样的魅力，你有纯朴善良的贫下中农，你是我无可非议的第二故乡。我曾在你的怀抱经受洗礼，我曾在这山水林田里锻炼成长，我不会忘记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会找时间经常回到这个村庄。

　　再见了，青年点里的各位同学们，你们不仅是我书声朗朗的同窗学友，也是与我一起耕耘的战友和老乡，我们是同吃一锅饭菜的兄弟姐妹，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友情与悲伤，我愿在沈阳耐心地等着，等着与你们举杯庆祝再聚的那一天。

　　当天，首批回城的知识青年，被市里派去的大解放汽车接回沈阳。与下乡的时候相反，离开法库县的时候没有热烈的欢送人群、标语和仪式。回到沈阳的时候也没有热烈欢迎的口号和队伍。我们简直就象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偷偷摸摸、无声无息地回到沈阳。但是，不管欢迎不欢迎，沈阳就是我的家，沈阳有我的老妈与老爸。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汽车把同学们轮流送到家门口。当我扛着行李走进屋里的时候，妈妈还以为又是出差到沈阳。我激动地告诉妈妈说，妈！我回来了。妈妈看我的样子马上一愣，当我把从农村带回来的户口迁移证明交给妈妈时，她抱着我就哭。这可能是妈妈积累了三年的泪水，或者是妈妈流泪三年的继续。妈妈别哭了，你的三个下乡的孩子不是已经回来一个了吗？此时，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妈，返过身去翻她那个小柜子，找出那张一直留着的半斤肉票，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去买肉去了。

D 送走五彩的夕阳

D1：用我们的血汗再铸辉煌

　　71年的9月27日，从法库县第一批招工回城的三百名知青，背着从青年点带回来的饭盒，踏着秋天的金色阳光，走进了金属材料厂这个沈阳市最大的集体企业。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也不在乎集体企业与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更不知道这个集体企业将来能带给我们什么，只是知道在人民共和国里，所有的企业、财产都是国家和人民的，在哪里干活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从农村回城当工人，就象当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象当年响应党的号召踊跃上山下乡一样，都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多少年来，学习雷锋好榜样，愿做革命的螺丝钉，拧在哪里哪发光，是我们不变的信仰。多少年来，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那安家，是我们忠诚的意念。当我们根据党的安排从农村转战到工业的时候，尽管这里也象农村一样还是荒芜一片的大野地，尽管这里没有象以往那样飘扬热烈欢迎的五彩旗帜和标语。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经过上山下乡的锻炼，我们坚定地相信，只要经过这一代人的奋斗，规划中的大型矽钢片生产基地。一定会早日建成。

　　这是沈阳市革命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工业需要而确定的矽钢片大会战项目。项目规定，经过一年的建设要把金属材料厂建成年产二万吨冷、热轧矽钢片大型企业。以满足国内电机、变压器生产的需要。为了表现市革委会重视的程度，不仅确定由军代表兼市革委会朱主任亲自挂帅领导，而且把从农村抽调的最大的一批知青安排到厂内进行建设。

　 　工厂为了加强对进厂知青的领导，也为了大会战工作的安排，对新工人进行军事化管理。所有进厂的知青一律被安排到北大营（就是九、一八事变时王以哲部队的营房）集中，每天六点钟出操七点钟吃饭八点钟干活，一般情况下干活之前还有半个小时的学习。晚上是五点钟下班六点钟吃饭，然后排队回营房烧炕、收拾卫生、自由活动、上炕睡觉。实际上，因为工厂里有永远干不完的活，尤其是在大会战期间，一些紧急的工作，往往叫我们不能按时下班。有一次，大家刚站好队要往回走，从火车三十八号专用线进来十节车厢的水泥需要立即卸车。在连队指导员的安排下，大家分成十个小组，用四个多小时把水泥从火车上全部卸下来。当时，汗水混合着水泥使同志们的脸上象画了京剧的脸谱一样可笑，平均每人肩扛四千斤水泥，而且还要搬运二十多米远的工作，几乎使一半的人手上磨出了血泡。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大家回到北大营的时候，有个新工人累的上炕都难，但是，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哭天抹泪。这些由知青变成的新工人以其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仅获得了老工人们不断的赞扬，也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本来这种军事化管理还要进行下去，但是，有一天晚上，南侧的一间营房发生煤气中毒事故，致使三名新工人中毒身亡。为此，厂革委会决定取消新工人集中的决定。

　　为革命工作的年代人们是不讲究报酬的，讲的是无私奉献。当时，工资的多少由劳动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东西南北都差不多，参加工作第一年的月工资十七元，第二年十九元，第三年二十一元，然后依次是三十三元、三十八元。当时的猪肉是多少钱呢？每斤零点八七元。大米呢？每斤是零点一七元。不用细算，当时劳动的报酬是相当低的。即使是这样，新工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计较应该按工资干多少活。大家依旧愿意为工厂的建设流血、流汗，愿意为社会主义的明天添砖加瓦。矽钢片的生产主要是由一台叫做轧钢机的机器完成的，轧钢机上有两个很大的铸钢架子，我们管它叫做牌坊架子。这种架子又苯又重，每个架子能有二十多吨重。为了将这种牌坊架子移动到它的水泥基座上，我们几百名新工人硬是用肩拉人扛，一寸一寸地把它在厂房内移动了八十多米。然后又把它稳稳地立起来。如果你在移动牌坊架子的现场，简直就象在长江边上看拉纤的一样，忽忽海海的号子声惊天动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不仅如此，知识青年还把文化与知识带进工厂。我们六连（动力车间）的团支部发动全体团员与青年，利用业余时间大干了一个月，给汽车库做了一台大功率的汽车电瓶自动充电机，解决了全厂汽车电瓶出厂充电的历史，深受汽车司机的欢迎，工厂革委会特地为了这件事情开了一个大会，表扬这些农村来的知青们给工厂带来的新事物。其他类似的小发明、小革新比比皆是。什么水化验的一步化验法，轧钢过程中的三次碾压法，以至于后来的高难度的加热炉的恒温自动化仪表控制，冷轧过程中的厚度自动监测，全是这些青年工人搞出来的，老同志们高兴地说自从新工人进厂以后，工厂就象一个年轻人，充满了无限的活力和希望。

　　九个月以后，在沈阳东北角那片荒凉的大地上，金属材料厂这个新建的大型轧钢企业建成了。它有标准的二次变电站，一台最新的一米二热轧轧钢机，三十台冷轧轧钢机，一个大型维修车间，一个大型办公楼。当工厂举行开工庆祝大会的时候，一声令下，一千千瓦的大电动机带动一米二轧机隆隆运转起来，那红红的矽钢钢坯在轧辊下变成一张张矽钢片，我们成功了。全部从法库回来的知青，金属材料厂的开拓与建设者们，不少人的眼睛里流出了泪花。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块砖砖瓦瓦，多少根曲曲弯弯的钢筋，多少袋白灰与水泥，哪一样不与我们的血和汗有关？工厂以三名知青的生命为代价，以十几名知青住院为代价，以所有知青的血汗为代价，终于建成了！当火车呼啸着从三十八号专用线把矽钢片送往祖国各地时，谁能不称赞我们“老三届”这一代人对于共和国的贡献？

D2：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

　　当我们正在以满腔的热血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时，国庆节后的一天晚上，同住一个营房的法库知青程韶峰把我叫到外面，悄悄地说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林彪叛变了！我想了半天说：“不可能吧？”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林彪他们坐飞机想往苏联逃跑，但是飞到半道的时候掉下来了，估计林彪和他的同伙都摔死了。当时，无论是谁都不能相信这是真事，但是我又不能不相信程韶峰，因为他的父亲不是一般的革命干部，他有条件有地位知道更多更重要的消息，再说，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搞不好轻者挨批斗、坐牢，重者是要掉脑袋的。

　　当天晚上，躺在北大营知青营房的火炕上，没有丝毫睡意。等这些新工人已经睡了，我走出营房想借凉爽的秋风清醒一下头脑。回眸中国历史，哪朝哪代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哪朝哪夕都有争夺权利的刀光剑影。甚至有人说，有多大的丰功伟绩后面就有多大的阴谋诡计。就算脚下的这个闻名中国的北大营，也可以从张作霖讲到小日本，从王以哲讲到“九、一八”。甚至连我们住的那一趟趟营房，可能每间都能讲出一段惊人的事情。思维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年的一幕幕，林彪的形象翻来覆去地在脑海里重复，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有这个胆量啊。回顾五九年庐山会议以来，紧跟毛主席的是他，喊毛主席万岁最多的是他，手不离“红宝书”的也是他。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作为党培养的接班人（已经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法定的接班人），想一想他要背叛毛主席有必要吗？他要抢班夺权有必要吗？难道林彪真的要“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难道他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一个个问号，一个个为什么，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几天后，程韶峰似乎想证明他没说假话，又拿来一张内部出版的《参考消息》报，上面写到：九月十三日中国军方一架代号为256的波音737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他又肯定地说，林彪想坐飞机投敌叛国，是被解放军用导弹打下来了。我说，不可能吧，用解放军的导弹把党的副主席打下来？但是，假如程晓峰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它又说明了什么？

　　无独有偶，工厂的机关里办公室里有位叫徐红燕的女同志，平时表现挺好，与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也挺和睦。这个时候恰好她也从北京来的亲属那里也知道了林彪叛逃这件事情。有一天，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俱乐部里举行党、团内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按照常规会议前还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呼喊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位老同志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稳健，别人在呼喊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她却低头近乎自言自语地小声说：“还永远健康呢，都死了个屁的！”，她以为说的声音小别人谁也没听见，开完会就象没有什么事情一样回自己的办公室了。当天快下班的时候，工厂政治部的宣主任与保卫科的邱科长找她谈话，叫她老实交待是从哪里听说林副统帅叛逃的事情，并且明确告诉她，如果不能证明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她造的谣。直到这个时候，她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悔不该随便胡咧咧。好在她还挺聪明，一口咬定说是坐公共汽车时听别人讲的。尽管这样，她还是被强行留在工厂保卫科，变相地被软禁起来。每天除了吃饭以外，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提高思想认识。更多的时间还是叫她写认识材料，交待制造政治谣言的目的。与此同时，工厂政治部准备了对她的调查材料，上报轻工局申请处理方法，而且也准备好了对她的大批判工作。

　　万幸的是，正当徐红燕要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斗、逮捕时，开始正式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徐红燕是被解放了，但是我却糊涂了，我宁愿这件事情是假的，也不愿意看到它成为事实。可事实就是如此，根据这个文件所讲，程韶峰说的事情（导弹的事情不算）基本都是真的，天才的林副统帅真的叛变了。他背叛了党中央，背叛了毛主席，背叛了革命，走上了投递叛国的罪恶道路。他没有象我们祝愿的那样“永远健康”，居然连他自己都想不到死在异国他乡了。

　　 “九、一三”事件正式公布后，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是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夏天，他的哥哥在海军的葫芦岛基地工作。由于夏天常常跟我在一起学习无线电技术，所以他哥哥也是非常了解我。71年的8月，就在我要从法库县调回沈阳的时候，夏天的哥哥非常肯定地说要把我送到当时的海军司令员邱惠作那里，在一个特种部队里专业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想到能进入部队里从事我心爱的无线电工作，简直就象做梦去媳妇一样幸福！我高兴家里人也跟着高兴，大家都在耐着性子等待部队的消息，期盼着一纸调令叫我穿上绿军装。可是等啊等，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消息，当时把我急坏了，怎么就去不成部队呢？“九、一三”事件公开后，我才明白夏天的哥哥是要把我送到林立果的“小舰队”为林彪服务。说实在话，我到不认为夏天的哥哥是在坑我，还是认为他是个伯乐，只不过赶到这件事情上了，想必他也不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不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太可怕了。假如当初去成邱惠作的部队，现在还不弄成个林彪反党成员，即使不被逮捕还不得天天被办学习班？那可就是把我的一切都毁了。中国有一句老话，福依祸兮，祸依福兮，看来还是真有点道理。

　　林彪是死了，但是他的事情没完。过去工厂每天祝他“身体健康”，现在是天天批判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批判他的狼子野心，批判他的小舰队。最有意思的是，现在一开会批判林彪竟然露出了不少先知先觉的“高人”。财务科有个大老张，他说早就发现林彪不是个好东西，有人问他根据什么，他说你们仔细看看林彪的脸，两条眉毛向下耷拉着不用合计就是个奸臣相。有个小青年跟着开玩笑说，以后见到眉毛向下耷拉的一律逮捕枪毙，会场里立即是一片笑声。有人问他，既然你早就发现他是个奸臣，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报席告？大老张说当时不敢。有个心术不太好的人问他，你发现林彪是奸臣要害毛主席，不向党中央、毛主汇报，是什么用意？善于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政治部宣主任接过话题质问大老张说，你是不是说毛主席没有你聪明？是不是说毛主席叫林彪蒙蔽了？难道你比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伟大？告诉你，毛主席早就发现了林彪的狼子野心，只不过是故意让他自我暴露，那叫什么？那叫引蛇出洞！

　　半个小时之前，还是自我感觉高人一等，谁也不如他的大老张，终于明白了，他在吹嘘自己的同时，贬低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当时大老张的脸上大汗淋淋，语无伦次地说我是胡说八道，我该死！虽然，大老张说话有点不入正道，我感觉宣主任说的东西有点过格，甚至有点随便上纲上线带有火药味。这种讲话的方式就象66年我们造反的那个时候一样，太熟悉不过了！要是回到学生时代，我们这些知青出身的工厂干部，一定会立即站到宣主任一边，甚至能立即跳到桌子上高呼革命的口号组织批判大老张，把他批倒批臭不说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不翻身。但是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我们毕竟成熟多了，已经有能力区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与反革命，不再是听风就是雨的革命“红卫兵”。

　　 我借口车间有重要事情要办，提前离开会场。大家也纷纷喊散会象逃跑一样离开会议室。其实，大老张说他能看出林彪是奸臣，依我看纯属放屁！只不过就是吹吹牛就是了。当我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些知青级的车间党团干部都跑出来了，热轧车间的团书记晓兰对我说，真是人心妥测难以看透！我不知道她指的是政治部的宣主任，还是我们的“林副统帅”？只好顺水推舟说是啊，是啊。

　　可以肯定地说，谁都不能想到林彪能有这个下场，照说，革命战争时期林彪在战场上叱垞风云如春风得意，解放后紧跟毛主席步步高升无人能比，怎么就非得抢班夺权甚至投敌叛国呢？解不开的迷永远解不开，应该尘封的故事永远叫它尘封！只是我们太幼稚了，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哪是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想象的那样简单！

　　附录：林彪与“九、一三”事件简介

　　1925年，18岁的林彪追求革命考进黄埔军校。经过一年多的军事政治学习，极有军事天分的他不仅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在同年入了党。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在叶挺的独立团先后任排长、连长。南昌起义、湖南起义后，跟随朱德登上井冈山并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很快，林彪特殊的军事才华，得到大智大勇的毛泽东的赏识，历任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员等，1930年，年仅23岁的林彪担任了红四军军长。

　　1937年，林彪率领115师会同国民党李宗仁的部队在平型关附近，一举歼灭了目空一切的日本板垣师团一千多人，取得自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场伟大胜利，国人上下无不震惊高兴，给予林彪“常胜将军”的美誉。

　　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了，战无不胜的林彪仅仅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就把他当初只有十余万人的东北野战军，迅速壮大为百万雄师，而且是解放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紧接着又非常成功地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轻松地将国名党军队从大陆驱逐到海南岛上。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年仅48岁的林彪因为卓著的战功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0年秋天，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带领一群走狗入侵朝鲜，并到鸭绿江畔对我进行战争挑衅。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当时，毛主席打算派林彪挂帅赴朝，但是对抗美援朝有不同意见的林彪称病拒不出山，毛主席对此颇为不快。由此，林彪的仕途进入了一段幽闭期间，深居简出不问世事。但是，几年不得志的林彪抓住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机会，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这次著名的会议上，毛主席发起了对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批判，在响应者寥寥无几的情况下，被毛主席紧急电招上山的林彪准确地预算出了这一政治运动对于自己的价值，他不动声色地将毛主席最忌讳的野心家、阴谋家等大帽子扣在彭德怀的头顶，帮助毛主席将这位战功卓著而且坦荡无私的开国元勋赶下了政治舞台。

　　毛主席随后把国防部长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副主席的重权交给林彪。

　　1959年的国庆阅兵式上，身着元帅礼服的林彪先后振臂高呼了八次“万岁”，率先念起了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经。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五一六》，正式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5月18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出：“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而且“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接着，林彪发表了“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天才论”（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和“政变论”（中国存在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被写入新的党章。由此，全国上下都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

　　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和他的追随者提议在新的宪法中设立国家主席职位，变相地向毛主席伸手要权，被毛主席所拒。随后毛主席发动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并着手将其各个击破。由此，林彪开始启动他的“联合舰队”试图刺杀毛主席并发动政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来口不离“毛主席万岁”手不离《毛主席语录》的林彪在其政变《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出的口号居然是：打倒当代的秦始皇；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1971的9月5日和6日林彪经过其同伙的密报得知毛主席在南巡其间的谈话内容，猜测毛主席出京南下可能是在“下毛毛雨”，据说毛主席表示在国庆节前后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彻底解决他和林彪之间的问题。因此惊动了林彪一伙。

　　7日林彪的儿子林立国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立国及其同党决定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1）利用毛主席外出巡视之机，在途中用火箭筒或者火焰喷射器攻击毛主席乘坐的列车，然后宣布毛主席被阶级敌人暗害，林彪则以“接班人”的身份宣布“接班”；（2）如上一计不成，则以“联合舰队”为主南赴广州，以长江为界另立中央，发动全面内战。

　　9日和10日，林立国等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没有想到毛主席9月3日到杭州以后，对于林彪、林立国等人的行动有所觉察，突然决定改变行程，并于11日下午乘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打乱了林立国一伙的部署。

　　12日，叶群、林立国得到毛主席离开上海的密报后，准备实行第二套计划南逃广州。当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同时，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将林彪、叶群之女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国要带林彪坐飞机叛逃的报告也转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立即亲自追查此事，被惊动了的林彪十分恐慌，临时决定改向南逃跑为向北方的苏联投靠。

　　13日零点左右，林彪、叶群、林立国等人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登上一架三叉戟737飞机强行起飞，但是这架没有地面导航和空中领航的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上空失去控制，机内九人八男一女全部丧生。当中央知道林彪已经在出逃的飞机上时，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很多争议，当时有同志提议发个导弹把它打下来，周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麽向全国人民交代！

　　很快，这架飞机飞出了国境并一直向北飞去，但是它将会有什麽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响？中央领导十分担心。当时已经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商量好了如何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14日下午2点，外交部给周总理送来我国驻蒙使馆紧急电报，电报中说，一架我国军方的256号三叉戟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附近坠毁。乘员中9人8男一女，全部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周总理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 “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

D3：亲情、友情、阶级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内有个黑白电影，说的是姓蒋的亲哥俩蒋二、蒋三当时都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都愿意投身革命工作为民众的幸福贡献青春。由于他们的思想基础不同，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接触的人不同，最后哥俩分道扬镳加入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然后各侍其主忠心地为自己的政党服务。加入共党的弟弟蒋三认为国民党腐败透顶、丧尽民意早晚得垮台，因此劝导哥哥赶紧弃暗投明。而哥哥蒋二却认为弟弟误入歧途，加入了只有土枪土炮的共党“匪帮”早晚得被消灭，奉劝弟弟早日脱离“共匪”归顺蒋委员长。最后，当共产党员的弟弟蒋三坚持走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以人民的名义并且代表党和人民，亲手枪毙了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效力的一奶同胞哥哥。这部电影曾经使我们大为震撼，头一次感觉到有的时候亲情与阶级斗争竟然是那么的不可调和。亲不亲线上分。那么线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蒋二与蒋三是一奶同胞不假，但他们的思想是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所以相互之间不仅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而且还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敌人！

　　我家住的是个大院，共有十几户人家，其中有两家姓马的是东西屋邻居，多年来俩家一直来往频繁、和睦相处。后来两家都有了一个上学的孩子，小一点孩子的父亲叫马洪光，大一点孩子的父亲叫马东生。73年夏天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大人们都在单位里忙于揭发这个批判那个，而孩子们却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院子里和平共处弹玻璃跳房子玩。有天，两个马家的孩子在一起玩弹玻璃球，他们事先约定不是白玩要赢小人糖，因此双方玩的都很认真，谁也不让谁。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孩子，只玩了一会儿就因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了打起来。两家大人听到孩子的哭声出来一看，发现两个孩子幼稚的小脸蛋上已经是血迹斑斑挂彩了。马洪光看到自己的儿子受伤，非要拉着马东生到派出所去讲理。马东生则说一个巴掌打不响孩子们都受伤了，各自领回家上点药算了。马洪光说不行，这太欺负人了。马东生说，别这样好不好？不管怎么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马洪光说，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是什么马？你是黑马，“黑五类”马，反革命的马！我是红马，革命的“红五类”马，少往一块扯。最后，“红五类”马与“黑五类”马到底还是打到了派出所。两家相处的很好的邻居，因为孩子玩玻璃球这点小事情，把“路线”分清了，从此也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我上班的六连（那时候工厂搞军事化，几车间就叫几连）有个锅炉房，锅炉房班组有个水电焊手艺挺高的姓曹的老师傅。因为曹师傅长了一脸大胡子，同志们都管他叫曹大胡子。外表上看曹师傅脏兮兮地只知道干活不愿意说话，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敢随便乱说。不过谁也没想到，67年造反派满天飞的时候，他居然成立个造反派自己当上了头头，因此，大家又管他叫“曹司令”。

　　“曹司令”有个小媳妇，文革初期那几年没事在家闲呆着。73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小媳妇正好刚上班，经过在班组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与斗私批修，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有天早晨，正好轮到我在连部值班（当时我是团支部副书记），她到六连的办公室来说要举报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曹司令”，听她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大跳，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往常找阶级敌人都找不到，这下子可好自己蹦出来一个。我连忙问她有什么根据？小媳妇随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几张旧得发黄的纸，告诉我说那是“曹司令”准备向人民反攻倒算的变天帐。我仔细地反复地看那几张旧纸，原来是早年买东西的发货票。这个小媳妇简直是胡闹，那是什么变天帐啊！我立即问她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她却问我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把“曹司令”定为反革命？我说你不清楚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怎么把他定成反革命？我又问她，谁告诉你这东西是变天帐的？她告诉我说，有天在家翻箱底发现了这些东西，当时正好有个“曹司令”的同志来家里，是他当面告诉她的。我马上问她是谁？她说是高平原。

　　我马上打电话把高平原叫到连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情？高平原说他知道小媳妇不认字，那是与她开玩笑没有别的意思。正好这时候连长（就是车间主任）回到连部，他说，“曹司令”造反的时候，高平原是与他对立的造反派。可能是高平原耍戏小媳妇，也可能是利用小媳妇的无知调理“曹司令”，不过闹的有的过分了，这种玩笑开不得！

　　问题是，如果小媳妇拿出来的真是“曹司令”准备反攻倒算的变天涨，那又说明什么？“曹司令”被打成反革命必定无疑，小媳妇呢？只能说是她有了阶级斗争的觉悟，与“曹司令”划清了阶级斗争的路线，还能说小媳妇有大义灭亲的革命精神，别的什么也不能说明。“曹司令”没定成反革命，但是知道了小媳妇揭发检举他的事情，要求连部同意他与小媳妇离婚。连部经过请示工厂政治部，没有同意“曹司令”的要求，因为上级明确表示，虽然小媳妇举报的依据不足，但是要积极支持小媳妇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是啊，仅仅参加几个月工作的家庭妇女，就能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真是令人佩服，别说，办毛泽东学习班就是好！

　　辽宁省委宣传部有一个女干部，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说，这次斗争是建国后，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因此，75年2月26日她被判处死刑。

　　宣判之前法院来了两个人，通知她的已经离婚的丈夫、女儿和儿子开会。法院来的人对孩子们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加刑。如果处以极刑，你是什么态度？”

　　孩子的父亲代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

　　法院的人又问孩子：“处极刑，收不收尸？你们妈妈在狱中的东西你们还要不要？”

　　孩子们低头不语，他们的父亲又代答：“我们什么都不要。”

　　问：她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女儿与儿子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对于她在监狱的还有什么财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有（由）政府处理。

　　75年4月4日，她被执行枪毙后，孩子们真的做到了六亲不认，即不收尸也没要东西。尽管死者真的是生育孩子们的妈妈，但是她已经成为革命的敌人，成为要革命的孩子们的敌人。该死的人是死了，但是活着的人要与她划清界限，亲情自然重要但是阶级情更重要，难道不是吗？　　面对丈夫与儿女的回答，人们没有想法吗？

D4：转战地下长城

　　背景资料：

　　67年9月，中苏边境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略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正欲跃马挥刀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在中苏边界的布兵超过了62年蒋介石“反攻大陆”时的极限，达到了250多万。

　　面对苏联这个虎视眈眈的北极熊，毛主席说，百万大军算什么？我有五百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

　　毛主席说，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

　　面对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战争，虽然毛主席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但是他也知道原子弹的厉害，因此毛主席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打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那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始终在他脑海里索回。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中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

　　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伯？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

　　毛泽东今天是语音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发表后，全国各地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到处都在搞战备，处处是挖地道、挖防空洞的工程。当时我们家那一带居民住的全是小平房，根据要求即使是小平房、大杂院也要挖防空洞，做到战争期间人人有洞可钻。每家都从自己的室内在靠窗户的那块地方向下挖个一人多粗的洞，当向下挖二米多深后再向屋外面拐，然后再向上直到挖出地面为止。虽然这些防空洞的洞口很小，但是里面的面积挺大，所以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到底下去玩。由于这种洞深度不够而且不牢固，估计也就相当于人们常说的猫耳洞，要是真的打起仗来可能什么用处都不顶。

　　当时，老百姓并没有战争即将发动的概念，因为他们不可能知道实情，所以看不到战争的急迫性，但是市政府却根据中央的精神，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个问题。所有的机关、学校、厂矿尤其是工程施工单位，全都有自己的防空洞建设指标。各单位的人员除了要为自己单位挖洞以外，还要参与社会上公益性防空洞的建设。所以，从那时开始，沈阳市市内的大街小巷全被开膛破肚，往日好好的柏油马路变成了一条条深深的地沟。市郊几十个水泥预制品厂一天三班倒，昼夜加工门字型的防空洞水泥预制件，还是供不应求。因为马路全被破坏，公交车行驶不了，所以市内职工上班全是骑自行车的，造成了有史以来独特的景观。

　　当时，沈阳市轻工局12个公司加上一个直属厂负责建设东塔飞机场内二千延长米的地下防空洞，直接分配给我们工厂的指标是150延长米。工厂派出的庞大施工队伍还是由从法库回城的知青组成。当我们刚刚用自己的血汗建成一个现代化轧钢工厂以后，又相应党的号召转战到保卫祖国建设人民防空事业中，真正做到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那里需要那安家。300名法库知青出身的新工人，再次操起在农村练就的钢铁肩膀和手掌，凭着年轻与气盛，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楞是用肩挑人抗，在短短地30几天里把坚硬的大地掏开一条15米深15米宽150米长的深沟。

　　土方工程进行到关键时刻，不知道工厂从哪里借来一台日本产的挖掘机，那个黄色的大家伙简直就是个庞然大物，它象是一辆巨大的坦克，行走起来地动山摇。不过这个家伙干起活来非常了得，一下子就是两立方米，据说相当于100个人工的工作。我们青年工人亲切地管它叫“大老黄”，当“大老黄”干活时，我们站在一旁为它鼓掌，还大声地唱样板戏《海港》里的选段“大老吊真厉害，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大老黄”休息时，我们在它身上爬上爬下仔细地观察这个奇怪的东西，幼稚的就像一群小孩子一样。当时我们就想啊，小日本的确不简单，为什么他们的东西都是那么先进呢？崇洋媚外是不受欢迎的，但是相比之下，我们的东方红54型拖拉机就是小巫见大巫，每天突突突的干冒黑烟就是不干活，难道小日本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

　　接着，我们用钢筋水泥在沟的底部打好30厘米厚的垫层，经过养生固化以及底层的防水处理后，再进行防空洞主体结构的建筑。建筑主体工程的时候，先是捆钢筋架子，然后再把他们一排排地放到沟里，相互连接后再用电焊焊牢。紧接着要在钢筋架子的里外安放盒子板，然后昼夜不停地灌注砂浆水泥。往常使用水泥象金子般的金贵，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出来这么多的水泥，象用黄土一样要多少有多少。那上百吨上千吨的钢材也不知道是谁拿的钱，统统地被埋到了深深的地下。土建主体工程完成以后，还有很多后续工程。首先要建立发电、送电、照明系统。还要建立供排水系统，防空洞里有自备电井、自备水泵，还有水质检验室，用来进行战时用水的检验供应。当然，防空洞更主要的装备还是空气的供应，洞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通气口，每个通气口的下面还有个通风阀门，如果遇到有毒气体挤入地洞，就要关闭相应的空气阀门。除此以外，还有防火通道防火卷帘门。重要的地方还有会议室，通讯间。当然了，象洗手间厕所以及吃饭的食堂也是必不可少设备，有人就不能少了这些东西。总体上看一个防空洞就是一座地下钢铁城市，地上有什么地洞里就有什么。将来，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打败苏联的进攻，靠的就是这条地下大动脉！

　　那个时候的沈阳还是“陈三两”时代，即使是这么重要的战备工地，吃的饭菜依然是相当困难。主食还是以高粱米、苞米面为主，有时吃一顿混合面的发糕都是难得的佳肴。副食主要就是白菜、土豆，很少有别的菜。做菜没有豆油，用的油是走后门利用“门子”从皮革综合厂拉回来的“皮革油”。这种油实际上是从刚扒下来的牛皮、马皮、猪皮上刮下来的脂肪，里面不仅混有毛发等杂物，而且还有很多动物身上的寄生虫。我们吃饭的时候经常发现菜里面有象芝麻一样大的虱子，刚开始的时候看见虱子就想吐。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不吃这饭饿的荒，后来渐渐地也就习惯了，闭着眼睛吃下去吧！真是想回城盼回城，回城的饭菜也不行。

　　八、九月份的沈阳，虽然比不上四大火炉武汉、重庆等那样闷热，但也是三十多度的高温。在没有一点绿茵遮盖的光天化日之下干活，汗水是嗒嗒地直往下流，甚至比在农村还艰苦。因为每天必须要下到处处是水的沟底干活，所以同志们每天必须穿雨靴上工。这么热的夏天里穿雨靴干活能好吗，时间长了大家的脚上都生了脚气，肿的是红红的一片，烂的是一道道的血口子，最痛苦就是刚穿上鞋的时候，痛的钻心难受的直掉眼泪。本来这些都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男女，正是生龙活虎的年代，可是你看看现在的他们，上工的时候瘸的瘸拐的拐，就象战场上败下阵来的残兵败将一样。

　　战备工地的劳动强度是大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知青出身的青年工人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盛夏的晚上皎洁的月光下，青年们集中在防空洞沟边上，燃起废旧的盒子板，弹起那古老的六弦琴，举办工地青年篝火晚会。大家围绕在火边唱歌、跳舞、打快板、说笑话，很快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有意思的是，恋爱季节的青年们在一起劳动，无疑增进了交流的机会，沟边上，盒子板里，水泥构件旁都是谈情说爱的宝地。当我们用燃放鞭炮庆祝防空洞胜利峻工的时候，也迎来了八对青年结成的秦晋之好。

　　经过我们三百青年工人，换句话说还是老三届这代人的血与汗的贡献，一年以后这条地下长城终于建成了。当我们在防空洞里飞快地开着吉普车时，就象检验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自豪。也许这条防空洞暂时还用不上，也许明天它就是我们的护身之地。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我们不需要战争，所以我们希望永远用不上才好。不过，怎么说“深挖洞”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信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注：《明史，朱升传》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煌，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竟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元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土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一千三百六十八年正月，即皇帝位。

D5：该男婚女嫁的时候

　　新中国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任何事物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舆论导向，即使象男婚女嫁这样的事情也不例外。刚刚解放的时候，人们在歌颂新中国的时候，也歌颂那些打下江山的老革命们，他们传奇一样的故事，浴血奋战的经历，令女孩子们，尤其是那些有政治眼光的姑娘们，纷纷把自己的爱情花环抛向那些将军，司令，旅团长们，当她们走进军营做了官太太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为后来的女孩子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间，知识分子受到了共和国唯一的一次重视，孩子们以念书考大学为荣并成为时尚，追逐时代浪潮的姑娘们又激动地投向了大学生的怀抱，那些研究生，教授的身份无疑是最有价值的筹码，无疑是想娶美丽漂亮女孩为妻的前提条件。

　　到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年代，第一次把政治面貌提到首位，姑娘们追求的是：政治面貌是党员，容貌要象演员，身体象运动员，工作是海员。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出身不但是任何人想要出息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也是男婚女嫁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姑娘们找对象的主要条件就是家庭出身好，政治面貌是党团员，社会关系历史清白。在事事以男方为主的政审条件下，有谁愿意嫁给一个地主富农家的小伙？难道你还想生个“狗崽子”不成？难道还想让自己的儿女也受家庭成分的煎熬？即使女方家庭成分的影响相对差一些，娶个“红五类”家的女孩总比那反革命家的姑娘强得多吧。

　　这个时期，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是什么？是穿绿军装的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是复员、转业与退伍的军人，姑娘们之所以为成为“军用品”而自豪。是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任何一个人进到部队里摸爬滚打几年，出来就是镀了金身的复转军人，革命军人不仅是家庭成分中最最革命的成分，就算在“红五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讲，进部队当兵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所在单位的推荐、身体检查、最重要的还有严格的政治审查。

　　从政治地位上讲，复员军人回到地方，可以去任何叫人羡慕的工作岗位，比如人事组织部门、安全保卫部门等等。愿意从事仕途的还可以直接任职当官，不仅如此，他们生活的道路也是一路顺风，房子有人安排工资待遇也高，所以，只要听说你是复员军人，多漂亮的女孩子都敢上门来找你，尤其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尽管自己美丽漂亮有知识有才华，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更是把目光瞄准了复转军人。

　　我们工厂的机修车间有个退伍军人姓董，平时不喝酒不吸烟很少有不良爱好。不过他实在是太笨了，好像他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干不了。更有特点的是，老董的长相非常困难，各个部位不成比例不说，眼睛小的象两条缝一样，要说他是工厂里长的最丑的一个，相信没有任何人有意见。有意思的是，就在我们知识青年进厂以后不长时间，知青中长相最美丽最漂亮的黎素英居然和老董搞上了对象。谁都无法想象天低下这个最漂亮的女孩能嫁给那个最丑最笨的男子汉。当时，黎素英的家里也是极力反对，经常来人找车间领导，想通过组织干涉他们的恋爱关系，后来干脆派人暗中盯梢监视，可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白搭了，黎素英还是嫁给了老董。知青中谁都知道黎素英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但是谁也不愿意把黎素英嫁给老董与这件事情联系起来，直到多年以后他们两个“打仗”的时候，黎素英说，当初你要不是退伍军人能嫁给你吗！才道出了当初的实情。

　　仔细想起来，这些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真正的“老三届”们，从66年夏天响应党的号召停课闹革命，到68年上山下乡当农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再到71年开始分批回城做工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娃娃了。他们迈过如花似玉的花季年龄，到了情窦含苞待放的时间，到了男婚女嫁的年代。革命已经不再是他们每天必谈的话题，相反，过去不肖一顾的恋爱问题摆上了人生的桌面。当他们脸上长满胡须、青春豆的时候；当他们需要挽起对方手臂，在树影下轻声漫语的时候；当他们需要穿上婚礼的盛装，轻轻挽起姑娘的长发，甚至娶妻生子的时候，才发现除了革命以外，居然还有那么多幸福的事情要做。

　　议论起男婚女嫁，姑娘们还好说，愿意嫁给谁，把铺盖卷一搬就算结婚了。可是那些男青年们就苦了，他们除了有完整的革命造反的概念以外，无论是人生的知识，还是生活必要的物资，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每月二十几元钱的工资，几乎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这样的穷光蛋谁愿意嫁给他们？即使是上过山下过乡的女知青都不愿意嫁给他们。小伙子们好不容易搞成个对象，就要忙于自己动手盖小房、盘地炕，打家具、刷油漆，就像一个万能工什么都得能干。有个男青年为了结婚打家具，从工厂偷着往家里拿铅油被人发现了，结果被工厂连续批斗了一个多月。遭的那个罪真不如花钱买点油漆。知青们眼看就要结婚了，上级又发出晚婚晚育的命令。规定男的26岁女的24岁为最低结婚年龄。想结婚的青年们有的是女方不够年龄，有的是男方不够年龄，刚刚要掀起的结婚浪潮立即平静下来，有的实在挺不过去的就悄悄的把事情办了，可是过不了几天东窗事发就得被办学习班还要挨批判，最不好办的是，有的女方怀孕了还要被送到医院做人流。

　　革命化的婚礼非常简单。首先，新郎骑着他的自行车（很少有汽车的）到新娘家，接来新娘与娘亲大队。婚礼上，同志们利用休息的时间赴会，大家把合伙买的小礼物送到新人的面前。新人的单位也要有所表示，往往会送上一套《毛泽东选集》，书的外面用大红的红纸包上以示喜庆。当然，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或同志可能要送上枕巾、床单一类相对比较贵重的东西。新人的礼房大都是新郎自己动手盖的小房或者是偏厦（那时候大多数没有房子），典型的家具是凭结婚证购买的24元一对木板箱子以及7元钱的两把木头椅子，条件好的人家可能还有自己做的高低柜。婚礼上没有鲜花，没有照相，更没有乐队。一般的是双方工厂的领导讲几句“革命”的话，双方父母再说点就算结束。因为当时物资缺乏，婚礼上一般的人家只预备简单的酒席，有的更是非常简单，领导讲完话就宣布婚礼结束，人们各走各的。　　革命差不多了，结婚！

D6：陈思嫁人了

　　谁都想结婚，可是对象在那里？

　　从农村回城后，特别怕陈思经不起她们小队会计王秋的纠缠，一时糊涂嫁给他。这倒不是我心眼小，即使陈思不嫁给我，作为老同学也不能同意她嫁给这个农村人，因为他们的文化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同时，我更怕陈思就此沉沦下去影响将来的前途，所以一直在想怎样能够帮助她。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能很快地从生产队调到公社、县城、以至于很容易地回城，正是因为有无线电技术的缘故。所以我想帮陈思学点在农村有用的东西，早点回到沈阳，早点回到父母，甚至我的身边。可是一个女知青在农村这个地方学点什么能有用呢？我反复地想了很长时间，结论还是让陈思先学点医学好，可以从学点针灸入手，然后再学一些常用的临床诊断、治疗技术。所以我到科技书店给她买了本当时唯一可以买到的书《农村医疗手册》，又给她买了一套针灸用的工具一同送给她。结果，聪明人就是聪明人，陈思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医疗的基本技术，生产队里的社员有个手脚麻木的、头痛脑热的，经过她的简单治疗很见成效。不久，陈思的医术在当地已经很有名气了。

　　正当她在农村继续努力时，我们发现回城还有别的途径。按照当时的文件规定，陈思办理了因病回城，随后被分配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工厂里当卫生所的大夫。好不容易啊，我们两个终于都回到了沈阳。刚回来的时候，她经常到我家来与我妹妹还有我的父母谈天说地，我也经常到她家去，与她的妹妹胡说八道，与她的父亲下象棋。当然，我下棋的水平远不及她的爸爸，但是老人经常哄着我玩，常常是赢我几盘再故意输我几盘。其实，我心里明明白白的知道，陈思的父亲真是个知书达礼而且精明的老人。那个时候小东门与201之间的18路车上经常有我们共同的影子。我爱上了她，也有了爱她的条件，因为我们都回来了。她象春天里的阳光，催生了心底蛰伏的激情，仿佛重新获得新生，她似仲夏夜的月亮，照耀着我梦幻般的诗意，使我犹如置身天堂一样！

　　遗憾的是，这种美好的日子消失的太快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陈思来我家的次数明显地减少了，有一次我请她到我们母校附近的五一剧场看演出，下午二点钟开始演出，估计五点钟就能结束。本来，我想在节目结束后找她好好谈谈，但是我发现陈思看节目心不在焉，有一点惶惶不安的表现，演出大约只有一个小时她就要回家，说是太晚了回家父母不放心。真是开玩笑，跟我在一起多少回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竭力留她看下去，她执意要回家，是乎还有怕人看到的心理。我知道一切都晚了，爱情这东西不是勉强可以获得的，该留下的撵都撵不走，不该留下的强留也留不住。我强忍着陪她提前走出剧场，看见她几乎是夺路而逃一样慌忙地骑车走了，真的是看不明白那是为了什么。不过，有一点我清楚，我们之间的这出戏是该谢幕的时候了。

　　说句良心话，陈思寻求自己的幸福远离而去，我心里肯定难过的，因为我从内心里喜欢她。但是我没有理由埋怨她。本来，陈思比我大一岁，老人们老脑筋听说了心里就不痛快，都说是女大一不是妻，说是这么说，如果我真的将陈思娶回家，不是妻是什么？再说，陈思家出身地主，你说她再嫁给一个中农出身的同学，将来出生的孩子算什么出身？还有没有翻身的日子？这都是我与陈思需要认真考虑的地方，我是不在乎这些，问题是人家陈思也不在乎吗？所以，陈思走后再也没有跟我联系，同时我也没找她，虽然我们曾经有割不断的友谊，但是想成为夫妻来世再说吧！

　　两年以后，我突然收到从市内寄来的一封来信，看眼那曾经往来于三面船与三尖泡的熟悉笔迹，知道肯定是陈思写的。没拆开信之前，我想，这么长时间陈思没有给我来信，她要告诉我什么？还有没有看信的必要？尽管我真的很埋怨她，甚至有点恨她，我们毕竟曾经是同学与战友，算了吧！信中的第一句话是“一纸重千金啊！”她说非常怀念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可惜的是再也没有了。信中说她已经结婚了，因为不好说的原因，没有告诉任何同学参加，请大家谅解！我惊呆了，她这么快结婚了？她嫁给谁了？我纳闷的是，结婚有什么不好说的原因？即使你没有嫁给我，但是结婚怎么也是你的终身大喜事，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更纳闷的是，为什么她在这个时候给我写这样一封信？难道她遇到了麻烦或者是不开心，所以才想起我或者说我们来。隔了一天以后，傻乎乎的我给她打了个电话，问她有什么事情吗，陈思真是沉思了一下，她说没有什么。我们两个人几乎同时把电话挂断了。什么事都没有，你写信来干什么，真是气死我了！

　　后来，我见到陈思家的邻居小建平（她也是我的校友），她告诉我，陈思回城以后很快地嫁给了一个退伍兵，究竟是什么原因，她也不清楚。因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她已经嫁人了。但是，真为自己难过的是，即使陈思不嫁给我，可是她处对象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把我蒙在鼓里这么长时间，是我傻还是她多心眼？不过我是真心地祝福她，相信她们的孩子肯定不会是“黑五类”了，不会受成分论的连累了。男方比她大四岁，也是年龄上的最佳搭配，相信没有人再去研究“女大一”是不是妻的难题了，还有，姐夫是一家著名国营企业的职工，那是一个多少人都羡慕的工厂啊！是啊，姐夫那么多的条件都比我好多了，所以陈思嫁给他是对的。

　　再见到陈思的时候，她说历史让她铸成无法悔改的大错。搞恋爱是一玛事、带条件地作夫妻过一辈子是另一码事！

　　陈思，当初你是高高兴地嫁人了，知道我的心情嘛？

D7：“知青”出身万岁！

　　七五年的中秋节。

　　沈阳造币厂正门斜对面的一个饭店里，经过艰苦“抗战”八年后，已经全部回到了家乡的三尖泡知青们，挤满了整整四个大餐桌。八年之前那些少男少女的细嫩皮肉与幼稚面孔，已经被大辽河的风沙吹得干干净净。而今坐在餐桌旁的共和国的年轻建设者们，则是思想成熟体魄健壮胸怀壮志的革命青年。他们那红彤彤的脸庞写满了多少风风雨雨的故事，那爽朗的笑声中又深涵着多少知青生活的艰辛与苦涩。那久违了的同学大聚会，终于又重现于欢乐的酒桌上。那丰盛的喜庆晚宴里，那煎炒烹炸冷拼热抄的佳肴美味，就象节日霓虹灯带来的一道道亮丽美景。

　　时代真是变了，成几何时男女生见面不说话，守着桌面上的楚河汉界老死不相往来的学生，如今居然是成双成对的男女坐在一起，眉来眼去地谈笑风生。精彩的宴会必定有精彩的杰作，居然有位男同胞点了一道“溜须菜”锅包肉，不知道是为了“溜须”所有的女生，还是为了“溜须”心中的她，可谓是用心良苦。同时，无酒不成席的聚会上，老龙口白酒，雪花啤酒整箱整箱地摆在桌旁，大有不醉不罢休的架势。

　　聚餐的时间到了，同学们准时就位没有任何人迟到。为了庆祝三尖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生活的结束，为了庆祝所有的知青们都回到家乡沈阳，为了庆祝大家都参加了新的工作有了铁饭碗，为了庆祝分别多年后的重新相聚，这桌酒席办的不正是顺应民心、大得民心吗？

　　同学们用掌声欢迎我先讲点开场白，我也愿意顺水推舟发表点“演说”，谁叫我是青年点里的第一个“老大”呢？我起身用最短的时间看了一遍所有在桌的同学，除了远走高飞的黎民，永远消失的晓鹏，还有几个在部队的没回来，其他的同学都在。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故作深沉地说，朋友们！“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胜利啦！（底下是掌声一片！）接着又说，71年当我首先回城的时候，心里就默默地盼望着你们早日全部归来，如果你们无奈地被迫留在农村，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到各位？（底下是掌声一片，）不过，二队的许凤仙在底下慢头慢语地说了一句，“老大”有点小心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瞪了她一眼继续说，过去的几年，无论是艰苦也好，无论是幸福也好，如今大家都回来了这就最好！（底下是掌声一片。）我们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不仅是大家的幸福，也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让我们举杯欢呼，热烈庆祝知青生活的结束！（所有参与聚会的同学全部站起身来，热烈鼓掌欢呼！）

　　同学们大口大口的喝酒，高高兴兴地吃菜，频繁地述说那蹉跎岁月里的悠悠往事。酒瓶盖子一个个地被打开，吃光了的菜盘子一个个被拿下去。多年不见的思念，全部回城的兴奋，新生活的开始，一切高兴的事情交织在一起就是更高兴，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喝酒！今天就是要喝它个不醉不休。

　　酒喝到兴致处，二队的徐风贤提议，三队的来个节目好不好？大家一起喊好。老修站起来说代表三队知青朗诵首青年点的老诗：

　　日日夜夜地令人向往，
　　沈阳啊我亲爱的故乡。
　　你有巍峨的高楼大厦。
　　还有心中的美丽姑娘。
　　永远铭记三尖泡大队，
　　银色的大辽河象长江。
　　那里有知青欢声笑语，
　　还有常常思念的老乡。

　　老修刚坐下，三队的知青又喊五队的来个好不好？同学们热烈鼓掌。

　　当年从三尖泡走进辽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朝阳农学院党委当秘书的闻红旗，赶忙从背包里掏出笛子，他吹了几下试一试音色，自言自语地说，核计着就不能放过我，似乎有一种逃不过“劫难”的预感。随后，他吹了一首欢快的“我是一个兵”，饭店内的笛子声悠扬，餐桌上是锅碗瓢盆齐响。一个笛子独奏变成了“器乐”合奏。本来闻红旗的笛子吹的是满有水平，可是有人提意见了，六队的齐蓬勃说，闻红旗，你是不是老想叫我们当兵啊，都抗战八年了怎么也该提个一官半职吧？大家齐声喊对说应该！

　　酒过三巡，分别几年的知青们重聚沈阳，真是有多少思念的话要说。有多少不明的理要辨。酒桌上，话题从红卫兵见到毛主席幸福唠到天南海北大串联的快乐，从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唠到回城时的悲悲切切。酒桌上的知青时而有人低声的哭啼，时而是群起哄堂大笑。有些故事是我们幼稚的写生，有些笑话是我们无奈的回顾。遇到热点问题“血统论”，酒桌上更是群情激愤，重现文革当年的大辩论景象。知青苏文首先发言表示赞同，她说，经过在农村的几年锻炼，自己明白了许多道理，就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个理论，原来认为是错误的还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批判，看来当年多愚蠢啊，用老乡们的话说，龙不生龙生什么？难道还能生出个毛驴来？老鼠生儿不会打洞干什么？难道学小鸟想会飞？这叫什么？这就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叫做遗传，懂不懂哥们！说完她是哈哈大笑拍手给自己鼓掌坐下了。随后，彭萧立即站起来坚决反对，他说，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道理，但是那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是需要批判，问问那些中央首长，他们家里的老一辈，有几个不是地主富农资本家？老子反动儿子并不混蛋吗！他用四川话说了句“好的很吗！”说完，他也哈哈大笑地坐下了。那边刘苏云站起来支持苏文的观点，他说，这句话的本意是符合优生优育的理论，优秀的母代才能生出优秀的后代，谁见到买老母猪挑又瘦又小的？谁挑种地的种子选瘪瘪瞎瞎的？酒桌上开始有人支持她俩的看法，直喊说的有道理。看来，大家真的没白下乡，“接受再教育”满有成果。如今议论起高深的哲学问题，都能用农村的问题解释了，真是有出息有进步！

　　历来有大家风范的大姐这时也发表总结性演说，她说，看来我们只要不死就要争论一辈子了，其实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中国的问题，大家都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大法官拉贡纳特的观点就是“龙生龙、凤生凤”，他坚信“好人的儿子还是好人，贼的儿子还是贼”，“黑五类”的拉兹就是不能嫁给“红五类”的丽达。不管怎样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也是有道理的。重要的问题是，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是要失败的！（知青们是掌声一片，表示赞同！）

　　本来是个高高兴兴的知青大聚会，眼看着又要变成大辩论的战场，拥护的与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就差没人站到桌子上振臂高呼了。

　　实际上“血统论”在我们这酒席上很难受到欢迎，因为同学们的家庭出身大都不是“红五类”。但是与几年前所不同的是，同学们已经能用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个问题了。几经大辩论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龙生龙凤生凤确实没有错误，但是家庭出身不应该没完没了地向后代传递，祖太爷是地主，重孙子还是地主这种理论站不住脚，即使是遗传也有基因异变的问题，为什么就得一成不变呢？大家认为，如果仅以父辈的工作性质，作为下一辈的成分还能多少讲出点道理。但是按照这种理论执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这些人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我们后代的家庭出身是什么？有的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孩子们的出身应该叫“红卫兵”。有的说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孩子们的出身应该叫“知青”。哈哈，对对，孩子们的出身是“知青”，餐桌上是一片喊好的声音！

　　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从服务员的脸上可以看出是饭店闭店的时间了。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最后一个回城的老修，喘着满嘴的酒气最先走出饭店，他的身体摇摇晃晃有点站不稳，但是头脑很清醒并迅速地用左手抓住饭店门口的一棵小树。虽然老修的眼睛里有一些血丝，眼皮似乎也抬不起来了，他还是用右手有力地拽住我说，“老大”！你说我们孩子的成份是“知青”可是真的？我说是啊！老修把拽住我的那只手松开，振臂高呼，我儿子的出身是知青，万岁！老修的这个样子使我想起了当年的范进中举，不过又是那样的不相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思想最后解放的表现。老肥与其他的同学们也在一旁附庸着，并且高声喊到，“知青”出身万岁！

　　此时此刻，昏暗路灯下的大东路上空久久回荡着一种声音：“知青”出身万岁！直到大家全部消失在夜幕中。

　　我不知道“知青”这个虚拟的家庭出身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只是真心地庆贺同学们都“改变”了家庭成份，更感到高兴的是孩子们的家庭出身即将都是“知青”，从此儿女们不再象我们这代人吃家庭出身的苦。尽管如此，我愿我的孩子出身“老三届”而不是“知青”，因为它更象我们的经历，有着更丰富的内涵。虽然它有着跌宕起伏的经历，虽然它有着说不尽的曲折，但是令我深信不疑的是，出身于“老三届”的孩子应该更有希望！

D8：红太阳落山了　　　　　　　　　　　　　　　　　

　　无论是上问达官贵人，还是下问黎民百姓，1976年绝对不是一个平常的年。

　　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陷入沉重的悲痛中。

　　3月8日，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星发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7月6日，戎马一生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人们敬爱的“总司令”朱德逝世。

　　7月26日，那天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一次里氏七点六级大地震。这次地震的震级大震中浅，顷刻之间就把一座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城市毁掉了。多少座钢筋水泥造的坚固楼房，转瞬间象被原子弹炸了一样变成了废墟。多少善良的唐山人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埋没在瓦砾泥土预制板之下。主震过后，诺大的唐山市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道，看不见一座矗立的房屋。那种悲惨的情景，即使在最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不能见到。当时，尽管党中央和毛主席立即派出了亲人解放军与救援医疗队从四面八方进入唐山前去救险，尽管当时派出了无数的飞机、汽车与人力去抢救伤员，还是有23万无辜的人们从此告别了幸福的人生。

　　记得从小学开始就学会了写开天辟地四个字，但是如果问起开天辟地的真正含义来，当时肯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人家说开天就是天上打雷，辟地就是地下地震。虽然一直没有机会考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是我知道关于地震的说法颇有讲究。从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那天起，这地下的一震往往就能震出点什么名堂来。《西游记》里电光一闪大地一震震出个孙悟空来，最后闹的玉皇大帝无可奈何。《红楼梦》里又是山崩地裂震出个贾宝玉来，闹个贾府上下没有安宁。别说哪朝哪代皇帝的出生、驾崩大地都有明确地表示，就是西藏的转世灵童出生也是大地颤抖红光闪闪。由此可见，地震虽然是一种极普通的自然界现象，但是，它似乎与人文社会无不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巧的是，1976年中国唐山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位开国元勋也离开了人间。当时有人说粥（周）没了，猪（朱）也活不了，猪（朱）没有了，毛哪有存在焉。问苍天问大地这是不是一种巧合？

　　据记载，这年4月初的北京中南海。当服务员小孟读到新华社关于吉林陨石雨的报道时，正躺在床上听读报的毛主席立即坐了起来。他在屋里走了几步，让把窗帘打开。毛主席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望的那样出神。

　　谈到掉石头与死人的关系，毛主席对小孟说：“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动，大自然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主席又说：“天摇地动，天下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天安门广场风云录p255）

　　9月9日下午3时，一个十分熟悉而又沉痛的声音象晴天里的炸雷一样响在神州大地上空，同时这声音又迅速传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刻，仿佛空气在凝固，大地在颤抖，举国上下无数的革命听众顿时被这个声音惊呆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资深播音员夏青以发自肺腑的低沉嗓音，播读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告了毛泽东主席的逝世。

　　此刻，从天山南北到黄海之滨，从大兴安岭到南沙群岛，从机器轰鸣的车间到战鹰飞翔的机场，丛书声朗朗的学堂到雪域高原上的哨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中国人民，立即沉浸在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万分悲痛之中，广大的革命群众不用任何人组织安排，纷纷在胸前戴上自己做的白花，然后，立即奔向各自工作的单位。街上，疾步行走的人们似乎全都知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任何熟悉的人在街上相见没有笑声，只有微微的点头以示打过招呼。所有的文艺团体立即停止演出，机关、厂矿、学校和部队都在自觉地搭建纪念毛主席逝世的灵堂。青松、翠柏和鲜花布置下的灵堂里，披着黑纱的大幅毛主席画像高高的挂在灵堂的正面，催人泪下的哀乐伴随着人们的哭喊声连续不断地反复播放。先后走进灵堂的革命群众，胸戴白花缓步走到毛主席的遗像下，深深地向他老人家三次鞠躬，再深情地最后望上他老人家一眼。灵堂里不时地有人悲伤地痛哭流涕，甚至有的人已经哭到休克的地步，你哭我哭大家哭，灵堂里哭声、喊声、叫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单位有个年龄很大的女职工，哭的特别伤心，一边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能死，一边把头往墙上撞，她说她也不想活了，要跟毛主席一同到阴间去干革命。湖南有一群青年人，知道毛主席逝世后，纷纷跳池塘表示永远追随毛泽东。实际上只要你看一眼灵堂里揪心的场面，就可以真正领悟到什么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不仅仅如此，毛泽东把自己全部的心血、智慧和情感都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受 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崇敬和热爱。在他逝世的当天，联合国就降下了半旗致哀，速度之快，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从当年9月9日至18日，123个国家的政 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169件唁电，105个国家的首脑、政府领导人或他们的代 表到我使馆吊唁，53个国家下降半旗，举国致哀，其中一些国家的哀期长达10天 。

　　毛泽东的逝世震惊了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无一例外地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和礼遇。 在日本，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大批国会议员及友好人士共1700多人、群众1万多人到我使馆 吊唁。副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大藏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是一位胸怀宽广如海洋的大人物，对今后的中国人以及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坦率地说，是难以估量的。”日本记者同盟发表声明 说：“毛泽东主席为人类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久的。” 在朝鲜，金日 成总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10日亲到我使馆吊唁。并且决定，从9月10日至18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所有单位和居民家庭下降半旗致哀。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和各界人士以及1万多民众前往我大使馆吊唁，到9月18日 最后一天，尽管下着大雨，前来的人群仍连绵不断，其中许多人是乘汽车甚至飞 机从外地赶来的，很多人一见到毛主席遗像就失声痛哭起来-------。总统马科斯 说：“毛主席是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作家巴洛西亚说：“世界历史上 没有哪个人能真正地说他留下比毛更大的业绩。”《印度尼西亚观察家报》发表 社论说：“这位可敬的巨人将作为中国的救星而名留史册”。 在斯里兰卡，政 府决定10──18日全国下半旗，18日为全国哀悼日。首都1500人举行追悼大会， 甘服拉、贾夫纳等8个城市也分别举行了追悼会。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毛主 席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人类进步事业所作的巨大而不朽的贡献不仅将为中国，而且将为全世界的世世代代所铭记。” 在巴基斯坦，全国举 哀7天。首都举行追悼大会，由参议长主持。在拉瓦尔品第、拉合尔、卡拉奇、白沙瓦等大城市也分别举行了追悼会。拉合尔市8000名群众抬着毛主席遗像举行了 游行。总理布托发表声明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 只能产生一位。”“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是震动世界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 太阳不再升起。” 在埃及，全国致哀7天，中国大使馆前哀声如潮，排成长龙的 吊唁队伍中，叹息声、哭泣声和哀乐声交织着------。一位妇女写道：“毛泽东 在短短的时间内使他们祖国恢复了尊严，使这个国家成了贯彻全人类为之奋斗的 原则的典范。”着名教授卡德尔写道：“这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我们 渴望进步和正义的被压迫人民的巨大损失。”在塞内加尔，桑 戈尔总统和迪乌夫总理亲自到我使馆吊唁。桑戈尔总统发表谈话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认为，在政治上，两千多年来，列宁和毛泽东是最伟大的革命 家。” 阿根廷的努涅斯教授说：“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精神之父和伟大领袖。” 博茨瓦纳总统说：“他在活着的时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最大希望。 ” 1999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组织了一个24 人的小组，“听取了数十名专家的意见，开出了一个列有数百个事件和人物的名 单。经过几个月热烈的会议讨论，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精美画册 。十分惹人注意的是书中所列的100位人物中，既没有“二战英雄”罗斯福、邱吉 尔和戴高乐，也没有美国的“建国之父”华盛顿，然而却给了毛泽东以双倍的称 颂──他既置身于100位人物之中，他所领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成为100个事件 之一。这种双入选的现象在这本画册里是不多见的。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100位人物中唯一选登了毛泽东的一条着名语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人们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们想念救命恩人毛泽东。这个时候，有多少人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毛主席的复活，有多少人表明愿意跟着毛主席继续闹革命，可是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了。我们曾经无数次高喊过毛主席万岁，曾经无数次歌唱毛主席万寿无疆，曾经无数次衷心祝愿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可是，那毕竟是我们，是所有革命的人们对毛主席的忠心祝愿。是我们永远实现不了的一相情愿。

　　谁能扭转命运的安排？即使是神仙也办不到。千百年来，多少封建帝王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秘方，可是生老病死那是谁也无法战胜的自然规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才出现的一个伟人，一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席，他可以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推翻黑暗腐朽的蒋家王朝。他可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他能以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率领红卫兵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把中国治理的规规矩矩，轻巧地消灭了吸毒、卖淫、官僚腐败等社会顽症，甚至在世界上也能呼风唤雨。可是毛主席毕竟是人不是神，他也战胜不了疾病的折磨和衰老死亡的威胁。只能带着一生的奋斗与永远的追求，带着他的理想和未完成的事业，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与吩咐驾鹤西去了。

　　红太阳终于落山了。

D9：思考夕阳红　　　　　　　　　　　　　　　　　

　　太阳落山了，晚霞依旧在。几度风雨事，几度夕阳红。

　　有人说，毛泽东用毕生的经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已经是功成名就，应该解甲归田回到湖南韶山老家的滴水洞。可是走出乡间小路的毛泽东并非就这么一点抱负，他有能力打天下，自信更有能力把国家建设好。他热切地希望带领人民跑步进入理想中的幸福天堂，结果却让人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为人民谋幸福的悲壮探索却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苦难深渊。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后，党内外有人质问他的工作“成绩”，说毛泽东有领兵打仗的天才，却无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本领。说他有能力把人搞的老老实实，却无法把经济搞的蒸蒸日上。这些是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论及众说纷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人说他象封建朝代的帝王，打了天下卸磨杀驴，居然把与他共同战斗过的革命同志逼到了死亡的深渊，有人说他是当代的秦始皇，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更大灾难的焚书坑儒，还在彻底毁灭中国的历史文化。

　　有人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论是从封建的君主帝王，还是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他们无一例外地在生前都有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推敲的遗嘱留给后人。可是，绝顶聪明无人可比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为何在他的百年以后没有任何意愿留下？照说，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挥巨手指点江山率领共产党人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已经立下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丰碑，为什么在他的晚年不遗余力地发动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声称“不破不立，立在其中”那么他不惜毁坏自己用几十年心血亲手缔造的稳固政权？究竟想立什么？毛泽东生前对党和人民没有什么遗嘱，是不想留？还是没想好？或者他已经用另外的形式表达了想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无字遗嘱，他故意在用一场令人无法忘记的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授意给他真正的继承者们这样一个办法：假如在他的百年以后，真有人离经叛道胆敢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让修正主义泛滥成灾，让革命的人民再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并想毁掉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就可以采用类似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发动人民去造反去革命。

　　有人说，毛泽东作为一位千古难寻的伟人，必定有他超乎寻常的思想和理论，尽管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灵活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但是他毕竟是经典的马列主义者，他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己任。有着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世界无产者的伟大目标与胸怀。以毛泽东生来不甘人下“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性格，注定了他在晚年要搞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早在江西革命老区瑞金的时候，他受到“三人团”的排挤，多次受到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羞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兄弟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不但没看起中国共产党，也没瞧得起毛泽东，反而频频向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招手致意。至于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反抗赫鲁晓夫的独裁，不能不使人想到毛泽东多少年来与苏联之间的不和睦关系。事实上证明毛泽东不能忍受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不能忍受苏联在他执政期间撕毁援助合同，尤其不能忍受苏联强迫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期欠下的债务，从而造成国内的三年困难时期，所带给他的子民们食不饱腹、衣不裹身的灾难。

　　当毛泽东有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时，当他发现苏共中央于二十二大后已经彻底背叛了共产主义走向修正主义时，他对于苏共中央彻底失望了。为此他亲自撰文连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公开向苏共发出挑战。他要领导、执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同苏联共产党一决雌雄。他不但非常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观点，并且非常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来领导世界革命，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深信，他能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就象他当初领导穷棒子闹革命一样，领导“贫下中农”国家（即他所定义的第三世界），来一次世界性的革命，因此，他要打倒世界的“地主、资本家”如美国与英国等等。他要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全人类。

　　当他正雄心勃勃地准备进行世界革命的大战役时，发现苏联不仅是他前进路途中的绊脚石，而且是他最大的挑战者，最大的敌人。为了进行这场最伟大的战役，他采用了他最拿手的手段。即在每次战役之前，进行思想上的总动员，就象解放战争之前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一样。为此，他不惜在晚年发动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这场运动不但检验了人民和军队对他效忠的程度，而且培养和训练了一支可以任意调动的军队。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不是真的达到了它的目的吗，不是达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吗。联想到那些年“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对苏联正式宣战以前的整风运动吗？

　　由此不难理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 人说那是对红卫兵们的惩罚，有人说那是对知识青年的劳改，更多的说法是，当时的国家没有能力安排他们工作。这是他们不了解毛泽东，按照毛泽东的想法他要同苏联进行一场从来没有过的战争，他需要一支年轻听话可以任意调动的部队，他把“红卫兵”当成自己的“青年冲锋队”。当他把上千万的红卫兵送到农村时，实际上就是埋伏下一支没拿枪的部队，如果真的同苏联打起战争来，这些集中在边疆与农村的知识青年，不仅可以免遭苏联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毁灭，而且就是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东方升起的红太阳，带着几十载的光辉落山了。追随红太阳的人们也淡淡的消失在夕阳红里。毛泽东真的走了，“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没有希 望的奴隶之邦”。中国人民应当永远珍惜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他代表了我们民族之魂中坚强的属性，而一个民族是不能 没有坚强的灵魂的。

附：同根相连

你唱过，
我是共产主义儿童团，
憧憬过美好的共产主义吗？
你当过红卫兵，
破四旧、立四新，
大串联，
文攻武卫，
誓死捍卫过毛主席吗？
你不是上山下乡，
落户黑土地，
含着泪水收割庄稼，
扎根农村干过革命吗？
今天，
也许，
你富贾四方，
每日运筹千里之外。
也许，
你下岗在家，
含辛茹苦，
寄希望于下一代。
也许，
你还留在黑土地，
耕耘着我们的第二故乡，
继续演绎那知青故事
……
那么，
你是，
我的同龄人。
我们同根相连。
你是丑陋的老三届吗？
不是。
你是历史的罪人吗？
不是，
你阻挡了中国的进步吗？
更不是，
你们生来就是铺路石，
你们注定要遭受磨难，
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你们以一代人的血肉之躯，
和那无悔的奉献，
铺就了中国走向明天的一段路。
来吧，
读书时代，
书声朗朗的同学。
文革中，
叱咤风云的战友。
留在 黑土地上的“乡亲“。
让我们挺起累弯的腰，
让我们擦干无声的泪。
让我们聚会在互联网上，
叫老鼠，
把思想变成文字
让老猫联系你、我、他。
回忆往日
那难忘的故事，
展现照片上，
昔日的花样年华。
倾诉，
心中的不幸，
述说，
现在的未来。
也许你没有明天，
但是，你必须有现在。
也许你悲伤无限，
但是，儿女就是你的未来！
别忘了，
你有文革时的战友，
还有青年点里的患难。
加上英特尔时代的朋友，
你永远也不会孤单。
也许你云游四方，
叶落归根，
还在日日挂念，
你好，
沈阳！我的故乡。
来吧！
我的朋友们， 来吧！
我的同龄人，
归来吧，
游子，
请你看一眼，
今日的沈阳，
让我们相聚在沈阳热线，
携手走完，
我们五味的人生。
让共和国，
永远怀念我们这一代！

最后的红河谷

作者:清平

　　（一）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日下午六时，网友红河谷走了。他是这两个坛子上最先离开这个世界的网友。他走得无声无息，走得很不甘心……

　　六点二十五分，胡发云在老三届和华知两个论坛上发布了红河谷逝世的消息，无声的跟帖默默地寄托着许多朋友的哀思和对红河谷家人的问候。两坛版主在极短的时间内布置了红河谷的祭堂，胡发云仓促写出祭堂短文，微风经过反复调试更换了聊天室的背景，微笑着的红河谷活在虚拟又温情的网络中……

　　接红嫂的电话时，只听到她哭着说的“清平姐……”三个字，我稍愣了一下，冷静地说“他走了？”红嫂“嗯”了一声。我们的主要通话只有七个字。然后我就让她撂电话了，千言万语已无从说起……虽在预料之中，依然很悲痛，但没流泪。进聊天室看到微风设计的背景时泪才涌来……一个活生生的汉子就这样走了。　　聊天室里来了不少朋友，听着曾经熟悉的乐曲竟有了许多新的体会……明知道这样的场景会令红河谷儿子和红嫂伤感，但我还是打电话把他们叫了进来。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超越时空的情谊。温暖真诚的问候，忧伤美妙的音乐，一个人能被这么多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朋友们纪念并送行，是幸运的。

　　红河谷走的当天晚上及第二天，很多网友打来电话慰问红河谷的家属。红嫂说，听着网友们的声音，心里觉得非常温暖和安慰。几年来，红嫂很辛苦地护理照顾着红河谷，尽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真正面临阴阳两界的时候，还是无法远离悲痛的。远方的朋友们通过电话给了红嫂精神上的温暖和安慰。

　　（二）

　　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二日上午，沈阳天气很冷，但阳光很好。红河谷的在天之灵是宽慰的。红河谷的亲属、同事、同学、友人、网友一百多人，在沈阳文官屯殡仪馆参加了红河谷的告别仪式。

　　早六点多，我赶到红河谷家。在他的遗像前对他说：“红河谷，我代表所有关心你的网友为你送行来了！”然后三鞠躬。见到了红河谷及红嫂的所有亲属和友人，大家一致让我转达红河谷亲人对坛上国内外网友的深深的谢意！他们说，如果没有网友们的热心资助，红河谷绝对活不到今天，他的书也无法印刷成册。是网友们给了他这段宝贵的生命并帮助他完成了最大的心愿。　　灵堂上挂的照片就是《追随红太阳》一书上的作者小照，年轻、英俊，可是红河谷的遗容却苍老消瘦得像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看到他遗容的人都流泪了，为红河谷的年轻和他不舍的追求还有他对生命执著的留恋。红河谷在遗嘱中说，不留骨灰，撒到浑河里。那是一条他在上山下乡岁月里经常游泳的河。　　当天，收到老三届工作室发来的唁电。收到承德知青网友发来的唁电和汇款。红河谷家人遵照电话委托，在灵堂的花圈上挂上了网友们敬献的挽联。因条件所限，花圈是固定的，大小也无法随意选择，只是尽到了一片真挚的心意。

　　晚十点，四十多人参加了网友们为红河谷举行的追思会。红嫂及红河谷之子以及红河谷的所有有条件上网的亲人们都非常感动。红河谷的大弟动情地说，我一定要学习上网，与老三届的网友们交流。

　　（三）

　　从网友们认识红河谷到他去世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短短的十五个月里发生了多少感人泪下的故事……来自国内外的资金援助一百多人次（好多网友多次捐助），解决了红河谷医疗费用上的燃眉之急；寄自五湖四海的各种礼物承载着深深的情义，给了病痛中的红河谷许多的安慰；来自祖国各地甚至大洋彼岸的电话一直断断续续地响起，不同的声音传达着同一种胜似亲情的关怀；许多网友百忙中专程或绕道来沈看望红河谷，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心灵的安慰……

　　2001年11月时，红河谷已经由鼻咽癌转骨癌进而除脑之外全面地癌转移了。当时，他正面临家庭的经济危机和儿子的工作受挫，承受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重压，在骨癌的巨痛折磨中住进了省肿瘤医院。不仅是亲友，连很多医生也认为他的生命不会维持太久了。　　网上素昧平生的国内外朋友们知道他的病情和家境后，慷慨地伸出了相助的手，解决了他家的经济危机，在医生的全力救治以及他个人的顽强精神支撑下，他与医生一起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在癌症几乎全面转移的情况下，顽强地活了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三个月，在普通人的一生中算不上太长的时间，但对于红河谷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一段时日。

　　自1997年得了鼻咽癌后，他一直以坦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病痛。为了给后代以及这个世界留下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点痕迹，这个数理高才生开始了艰难的写作历程。　　到2001年11月时，他的写作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在后来的一年零三个月期间，他忍受着身体的巨痛，争分夺秒见空插针地完成了工作量更大的后期写作及修改等工作。

　　（四）

　　2002年12月10日，红河谷彻底地离开了医院。医生给了他特殊的证明，可以随意地购买吗啡。红河谷在电话里平静地告诉我：不论他的病情向哪一方向转化，医院都无能为力了。他开始了最后的拼搏。这一搏，没有美丽，只有顽强、苍凉、悲壮和无奈。

　　他每天连续几个小时呆在机器上，改稿子，发帖子。不知道死神什么时候光临，惟有只争朝夕。有朋友说，这本书出得太快了，要是再晚一些印完，他还可以再多活一些日子。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事实是残酷无情的。他身边的人知道，他在最后的日子心情是多么焦急，生命是多么脆弱。　　旧照片汇总、新照片拍照、封面设计、写序、筹款、联系印刷等工作多管齐下……最辛苦的人是红嫂，其他工作牵涉了许多亲友、同学和网友……文字印刷部分是在沈阳完成的，封面印刷是在哈尔滨完成的。其间因出版中的波折红河谷竟急哭了，最后把发着高烧的不相识的校友都惊动了。为了抢时间，印刷厂的工人大礼拜不休息，平时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文字和封面的印刷，巧的是两地的印刷完成时间刚好相遇，顺利地完成了最后的装订成书。

　　（五）

　　书是2003年1月29日下午运到红河谷家的。在这之前的许多天里，红河谷已经进食困难，不得不以打点滴来维持生命了。为了完成最后的心愿，红河谷决定停掉这天的点滴，因为点滴一打就是一天，影响活动。为了给网友们在书上签名，红嫂还特意上街给红河谷买来一支新钢笔。

　　2003年1月30日上午，我来到红河谷家。平时只是电话联系，好久没见到他了。他清瘦的面容令人心里发酸。脸色黄里透黑，头发依然很密，胡须很长，黑而粗。门牙断了两颗，影响说话的清晰度，人显得十分苍老。胳膊细细的，抬起手臂时显得吃力而虚弱。腿和脚肿得很粗，皮肤发亮。腹水。虽然身体十分虚弱，但精神还好，因体力不支，说话不多。也许是因为要签字了比较兴奋，竟同意喝点新榨的果汁，平时他是常常拒绝喝任何东西的。　　红嫂扶他坐起，用书为他在床边支起一个可以写字的台子。红河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起软弱的手臂伸了伸，郑重地握起钢笔，马上又放下了。活动了好半天手指，重新拿起笔。又停了好一会，示意拿给他白纸。好久不写字了，想先试试笔？对于正常人很容易的事情，他做起来竟如此费力。握着笔，好久写不出一个字。红嫂急得在旁边说：“写呀！” 　　终于正式下笔了，一个“赠”字写得很大很漂亮，然后是蕾拉的真名，三个字顺利地连着写出来。下面是王世新的签名，然后是年月日。第一本书签字成功！

　　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这十几个字的分量的。这时的红河谷已经把所有的力气使完了。接下来的二本签名就显得恍惚了，从微风贴在坛上的签字可以看出，红河谷一起写了两个半“上”字。在给微风签字的时候，他久久地呆坐着，看了“赠”字好半天。我们不敢说什么，怕打扰了他。也不知道他要写什么，只能静静地等待。好长时间以后他问我，微风两个字怎么写？我赶紧把我的地址本递上去，让他照着抄。每一笔都写得很慢，停顿半天，再写下一笔。一个字与另一个字之间是长时间的间隔。静默，静默……艰难得呼吸都要停止了。 　　时间过得很快，字签得很慢。签了三本，红河谷已经累得坐不住了。红嫂扶他躺下。他闭目养神……我在旁边写邮寄地址，红嫂往书上盖印章。

　　大约过了一小时，他急着要脸盆，开始吐，吐了小半盆。喝进去的远没有吐出来的东西多。吐完之后然后大便一次，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排便。之后，他说感觉舒服多了，又重新开始搭台、签字。这次，他更认真更专注了，但错误仍很多。签了几本之后，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我们问他：“还能签吗？不行就盖章吧？”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无力地躺下了，不再提签字的事。　　如果他还能签动字，他是绝对不会同意不签的。圣诞前他用了好几天时间写完一百多张贺卡，当时虽然艰难，还能坚持，这次他是完全没有力气了。那些贺卡几乎是他最后的绝笔了。写字是正常人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于弥留之际的红河谷来说，竟比登天还难了。许多网友在盼着红河谷的亲笔签名，很遗憾，他终于没能完成他最后的一点儿心愿。

　　用了一天时间只签了几本书，他更虚弱了。第二天是除夕，又开始打点滴。晚上儿子回来了，他说了一些话。再以后就几乎无力说什么了。过了初二，连点滴也很难打进去了。连续两天只能打进半瓶液体，需要的时间很长，点滴流得非常慢。再后来就不能喝水也打不进点滴了，只是空耗着内在的生命。　　初五晚上我与红嫂通电话，说这几天有推不掉的聚会，初八才能去看望红河谷。好多朋友通过QQ、电话和MAIL让我转达他们对红河谷的问候和祝福。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红河谷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在耗着生命最后的一点精气。若他能坚持到初八，我将再去看他最后一次。” 这位朋友回信说：“病重、病危的人都差不多的：说话、点头等常人不以为意的动作他们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听话的能力还有，所以如果你8日再去，不必让他说话或回答问题等等，他听到你的声音就应该很高兴了。”

　　（六）

　　初八下午很晚我才赶到红河谷家。一进门就看见比前几天更瘦得多的红河谷闭着眼张着嘴躺在床上，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尽管红嫂已经在电话里对我说过他的现状，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受到很大的震动。看着一个坚强硬朗的汉子被病魔一点点地消蚀得皮包着骨……

　　认识红河谷这一年多，他给了我许多教育，我已经可以比较平静地面对一些悲惨的事情了。听红嫂说，许多朋友和亲属在见到现在的红河谷时都哭得挺厉害。我的泪没从眼睛里流出来，只用手纸收拾一下鼻子。　　红嫂和红河谷的两个弟弟都在，红河谷的母亲也在。他们告诉我：他神智不太清楚了。我记着那位朋友的话，想着许多朋友让我转告的问候和祝福，相信他能听懂我的话。于是我对闭着眼的红河谷说：“红河谷，我代表网友来看你了。他们问候你，希望你健康起来！”接着，我把让我代好的网友名一一说了一遍，之后我又把能想起来的网友名也都唠叨一遍，我知道朋友们都记挂着他的。红嫂问他，你听懂了吗？他用力地点头，动作很大，嘴使劲地抿着，像要哭出来。这时，从他紧闭着的双眼的眼角处溢出了两滴泪，泪没有滚落下来，几天的空耗，他身体里已经没有什么水分了。　　红嫂说，这些天以来他流了三次泪。一次是儿子回来；一次是来了一个老者，老者痛哭的时候；一次是我传达了网友的问候。

　　红嫂家的饭好了，他们去厨房吃饭，我单独陪他一会。他的手和脚是凉的，其他部位是暖的。我一边抚着他的手和胳膊一边对他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许多没有病的健康人没做到的事你都做到了。书顺利地印出来了，慢慢地就可以寄给所有的朋友了。你的主要愿望已经实现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依然闭着眼。我又说，我知道你还有许多梦想没来得及做，你很想做完这些事。这时，他非常用力地点头，张开嘴，啊了两声。我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懂你的意思。没有人能把一生的梦想全都实现。能把主要的梦想完成就很了不起了。他的面目表情变得平和一些了…… 　　红嫂他们简单地吃过饭，又来到红河谷的床前。他睁开眼，双手使劲合拢起来，把我的手握得很疼，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力气。红嫂说他是要坐，他的弟弟把他扶起来。喂了几勺水，竟喝进去一些。红嫂说好几天喂不进水了，有时候喂进去是白色的水，吐出来是红色的水。坐了一会，看他累了，又重新扶他躺下。他弟弟揭开被，我看到水肿已经蔓延到他的后背了。在腿上按一下，如果不用手去抚弄一下，深坑都无法弹起来。　　第二天是初九。红嫂又给他喂进去一些水和牛奶。

　　初十上午，红嫂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的腿和脚以及腹水全消了。下午5点半红嫂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之后他示意想翻身，红嫂帮他翻身时，他开始大口地喘气，之后就瞪大了双眼。红嫂用手在他眼前晃动，没反应，再摸脉搏，也没有了。红嫂立即打120，仍然期待能有人救他……回头再看时，红河谷的眼睛闭上了，嘴张得很大。他是有好多话要说，好多事要做呀！可是他无法说话，更无法做什么了。人类在病痛和灾难面前是无助而卑微的。　　红河谷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他只是偶尔说一句“活得太难了！”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与病痛与死亡顽强而执著地抗争着。如果红河谷还活着，他会永远是个“热血沸腾”的人！他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一直期待着有医生能妙手回春。他还想继续写作，并“希望大家能利用晚年的宝贵时光，把印在脑海里的那段东西留下”。这是他在《追随红太阳》一书中对所有知青朋友的期望。

　　人类的物质生命没有大的差别，多则百年，少则几天。但人的精神生命差别却很大，有的人可以活上几百几千年。红河谷精神将在老知青的心中永远地活下去的。

　　清平
　　写于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三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