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一，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使命是消除一切阶级差别，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身。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就其本质内容而言是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全世界范围的革命。“由于人类沿着横向线划分为阶级，沿着纵向线划分为民族”，因此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就必须解决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这两个问题，虽然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
    总的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是先西方后东方，先解决阶级压迫问题后解决民族问题。换言之，也就是优先重点解决西方特别是西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战略思想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特别明显。这种战略思想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在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相比，正日益失去其重要性；一旦阶级压迫问题获得彻底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就会自然消失。这个信念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
   1847年11月29日，马克思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发表演说，更具体地表述了他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思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在所有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按照马克思的上述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的思路，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应该在东方解放东方，而应该在西方解放东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是解放全人类的决定性战役。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均对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寄予厚望，然而，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国际斗争中，“各国的资产者……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认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号召，这个号召立即成为国际共运的口号。
  1848年欧洲革命的浪潮消退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系统研究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事态发展和欧洲民族解放在整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关于民放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也随之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最关注的两个东方国家是印度和中国。马克思揭示出，英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这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者正在东方播下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在马克思看来，东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东方社会光明的远景，而且在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起义对西方局势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东方的起义会加速欧洲的革命危机。他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特别寄予厚望，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至于印度的反英起义，马克思的观点是：“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物力，现在是我们的最好的同盟军。”指出东方社会进步的远景，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和起义视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引爆器和同盟军，并不意味着先西方后东方的世界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马克思来说，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仍然有赖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然而，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关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最典型的事例是对英国革命与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关系的看法。他于1869年底坦诚地写道：“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翌年4月，马克思“不是在英国，而是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 马克思通过使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独立来加速英国乃至全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思想虽然未能奏效，却给后来国际共运的革命战略家以启迪，预示着未来国际共运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变化。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与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特殊阶段。列宁敏感地把握住时代脉搏的变化，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个新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从而将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提上了国际共运的议事日程。
   列宁经过仔细的研究，认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不久，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列宁的论断。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俄国造成的革命形势，成功地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苏俄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一国社会主义革命首先胜利，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跨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清醒地认识到，俄国革命“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鉴于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声望和地位，列宁所说的从俄国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向世界革命就不仅涉及苏俄的国际战略问题，而且事关国际共运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问题。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所遵循的仍然是国际共运传统的侧重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列宁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立刻爆发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要么是我们灭亡。”1918年底至1919年中，德国和匈牙利等地的革命浪潮使列宁对欧洲乃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抱毫不掩饰和乐观态度。但随后的事态发展却多少出乎他的预料，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一度高涨的中欧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苏俄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出现了“某种均势”，而东方各国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却方兴未艾。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成为形成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契机。
  1920年7、8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同年9月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最后形成的标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大会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纲领性文件获得通过。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东方许多国家和苏俄中亚地区的37个民族代表共1000多人参加。这次大会同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并根据决议的精神制定和通过了《东方苏维埃提纲》、《土地问题提纲》、《告东方各民族书》和《告欧洲、美国和日本劳动者书》。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是东方各族人民宣传和行动委员会。这个机构直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协调各国民族革命组织的活动。从此，共产国际有了指导和直接参与东方民族革命的纲领，并设立了旨在实施该纲领的机构，不再仅限于道义上和物质上援助东方民族革命。
    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已经分裂成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对立营垒的著名论断。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特别强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区别”；“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根据他的估算，为数只有2.5亿人口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占世界人口70%左右的12.5亿被压迫民族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两大对立营垒。列宁提醒与会代表注意世界的这样一幅图景，“因为所有导致革命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基本矛盾，所有引起对第二国际作极其激烈的斗争的工人运动中的基本矛盾……，都是同世界人口的这种划分联系着的。”
    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是基于对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和巨大的革命潜力的重新认识。过去，东方被压迫民族长期被认为处于历史发展进程所达不到的“半野蛮状态”，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的“历史客体”。然而，在列宁看来，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将东方被压迫民族“卷入了世界历史”，“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他们纷纷要求“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列宁据此断定，在国际舞台上，东方亿万被压迫劳动群众“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他还认为，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没有各被压迫殖民地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首先是东方各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援助，……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关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潜力，列宁不但充分肯定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是反帝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而且断言他们“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并提出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核心内容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总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略方针。在历史上，争取民族自决向来都是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列宁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因此早在1916年就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要求自决的斗争开始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部分的著名论断。在1920年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列宁更加明确地提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是简明确切地表达列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战略的口号。它最先出现在东方各族人民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东方民族》上，曾一度引起不少疑问，因为共产国际过去一直沿用《共产党宣言》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是列宁肯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新口号，并解释说：“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

    三， 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中的一些基本思想。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把西方作为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重点，但他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不可分离的联系，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起义视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引爆器和同盟军。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中明显地包含了这样的思想。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关于英国革命与爱尔兰独立的关系问题的论述不仅构成了一种国际共运的欧洲革命新战略，而且提出了一个在国际共运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资本主义先进宗主国本土缺乏革命形势，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拥有殖民地和肆行殖民掠夺所造成；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革命斗争便成为打击宗主国反动统治者和促进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性力量。”这种战略思想为列宁所继承。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强调通过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来促进英国乃至全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样，列宁在1918-1919年中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强调通过国际共运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结盟来使苏俄摆脱孤立、打击国际帝国主义，从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总的说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是一种西方诸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即将同时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决战的战略。对于无产阶级取得革命决战胜利的前景，马克思、恩格斯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关键性的英国革命时所言，由于大工业使社会日益分裂为激烈斗争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巨大数量优势，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一次重大的打击就能解决这种斗争。相比之下，列宁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他预见到“社会主义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是一国首先胜利的战略和艰巨的持久战的战略。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重点在西方特别是在欧洲，这种战略倾向于先解决西方的阶级压迫问题，然后解决东方的民族压迫问题，最终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敦促国际工人运动声援波兰和爱尔兰民族运动主要是基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总利益，其主要目的并非纯粹为了解决欧洲民族问题，而是为了加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来临。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战略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东方普遍不具备社会革命条件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次要角色的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第一国际甚至第二国际基本上是欧洲人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主要是西方各民族工人阶级在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联合起来。
  在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全球范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并交织在一起，年轻的东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形成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互相呼应、冲击着帝国主义全球统治的局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对国际共运的传统世界革命战略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东、西方革命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关系，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新战略。由于东方无产阶级的参加，共产国际具有“实际上的全世界性”；由于共产国际遵循其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不仅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且致力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共产国际“不仅是全世界无产者的代表，而且是被压迫民族的代表”。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是同时进行东西方革命的战略，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解决阶级压迫问题和民族压迫问题的战略。
  在列宁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指导下，国际共运逐渐步入它的黄金时代，并在二战后建立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方国家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表明列宁的战略思想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成功的一面。然而，毋庸讳言，列宁低估了民族民主革命相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独立性及东方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难度。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彻底摧毁了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的殖民体系，但包括印度在内的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并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继续留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

 二，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必须扫除“爱国主义”思想的毒瘤

   “爱国主义”，这个词，在列宁笔下，从来就是和“民族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经济主义”、“工联主义”、“非无产阶级意识”、“传统村社”、“小私有者”等一起饱受严厉批判和清算的贬义词。在列宁笔下和他那个时代的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心目中，爱国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十足反动落后的政治思潮，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反映，列宁在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和苏俄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后，对作为小资产阶级情绪的爱国主义作了分析，说：“爱国主义，这正是小私有者的经济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种情感”，而列宁对于小生产者的态度最鲜明地体现在那句广为人知的“语录”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他还说，“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小资产阶级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太活动，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商业周转中”。可见，爱国主义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是比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落后的思想力量，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绝而形成的一种极为深厚的感情。因为彼此隔绝，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不知道还有广阔的世界，才孕育出这种狭隘古老的感情。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压迫无产阶级的今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才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此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妨碍无产阶级联合和解放的落后意识，必须加以扫除。

    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著作《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就开宗明义地宣称：“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既然马克思不承认工人阶级有所谓祖国，那爱国主义自然无从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言论和行动还有好多，后者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起草的两个宣言，其中除了笼统地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军事冒险外，作为德意志民族成员的马克思特别强调最好要让普鲁士在这场“王朝战争”中遭到失败，以粉碎俾斯麦用铁血“自上而下”统一德意志的图谋，这样就可以为“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工人解放运动提供宝贵的机遇。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同高唱爱国主义，不惜牺牲工人运动与俾斯麦取合作立场的拉萨尔等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二，列宁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趋于成熟的历史性关口，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立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高举“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战争失败主义的旗帜，同采取沙文主义和调和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阶层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直至最后思想和组织上的决裂和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国际。

  在共产国际成立伊始为阐明其性质和任务而发表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中，列宁自豪地宣布：“第三国际承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810页)按这里说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脏东西”就是与国际主义对立的“爱国主义”。

   在同第二国际决裂的檄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列宁针对考茨基等国际共运领袖无视国际主义原则，在战争问题上向社会沙文主义倾向妥协投降的立场，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什么是国际主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他(即考茨基——按)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象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讥笑一切革命意图，讥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这里很显然，列宁把是否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爱国主义提高到对工人阶级具有生死存亡意义的世界革命的高度加以着重强调。

   针对考茨基、屠拉梯、龙格、盖德等人主张“保卫祖国”的所谓国际主义，列宁无情地加以驳斥：“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不善于同社会沙文主义区别开来，这是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十足的糊涂观念。从政治上说，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换国际主义，这是转到改良主义方面，背弃革命”；“从无产阶级观点看来，承认‘保卫祖国’就是为现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承认保卫祖国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资产阶级，就是完全叛变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为爱国主义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也属于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有权利和义务保卫自己的祖国。列宁在这方面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彻底国际主义的立场，并由此拉开了他同考茨基等人在民族解放、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论战的帷幕，近代国际共运上双蜂对峙、双水对流的格局从这里掀起，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几十年人类历史的走向。

   列宁屡次阐明国际主义的意义：“如果威廉统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统治下的法国人说，敌人侵入了我国，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那么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论，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论，而是市侩民族主义的推论。因为在这种推论中，工人反对资本的革命阶级斗争不见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着眼对整个战争的估计不见了，就是说，国际主义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顽固的民族主义。我国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论的结论，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说：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见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没有考虑到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锁链的一环的国际联系”。“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三卷668-678页)。按这里说的“民族主义市侩”就是“爱国主义者”。

    三，作为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列宁把世界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社会主义体系的决定性环节。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作为引爆世界革命(当时列宁以为西欧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第一环节而发生的和胜利的，怎样才能实现世界革命的爆发呢?列宁的武器就是国际主义的路线，通过革命的输出最终诱发世界资本主义后园——西欧的冲天火光。因此，在列宁那里，国际主义就是世界革命的同义词，世界革命的路线就是而且只能是国际主义的路线，而“爱国主义”或民族利己主义的路线恰恰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死敌，是国际资产阶级欺骗和涣散国际无产阶级阵营的有力武器，因此是必须加以无情克服的错误思想。他不厌其烦地告戒全党国际主义的重大意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为此必须时刻警惕“爱国主义”的危害并同其作不调和的殊死博斗：“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一定影响的)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最重要地位。”按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就是“爱国主义”。

  正是在世界革命理论的照耀下，列宁不顾第二国际中右各派领袖(如盖德、考茨基、伯恩施坦、王威尔德、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的阻挠，坚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痛斥他们的叛卖行为，并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决裂；同样，列宁不顾考茨基、罗森堡等人的大力非议和反对，坚持果断抓住和利用一战造成的有利局势，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率先发动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也是为大战带来的革命形势准备必要的条件，因此列宁才在与经典作家认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有很大差距的条件下发难，而决不是列宁当时就意识到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直接建成。列宁始终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最终巩固寄托在世界革命胜利后的欧洲对俄国援助的设想上的。这一点，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在列宁葬礼上的悼词明确无误地阐明了这点：“……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作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看作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作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因此，世界革命的思想是理解苏维埃早期历史和列宁建国初期(直到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转向新经济政策之前)思想的一把钥匙。

   在一系列深刻影响当时和后来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几乎都能找出受到“世界革命”战略支配的轨迹。比如：为什么列宁不惜得罪几乎整个俄罗斯民族甚至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于分裂境地而以辞职相威胁坚持签定对俄国极其不利、骇人听闻的掠夺性和约——《布列斯特和约》；苏俄为什么不顾自身力量薄弱和环境险恶，毅然发动和支持位于通向西欧心脏的枢纽位置的德国11月革命和汉堡、慕尼黑等武装起义和匈牙利、意大利等国苏维埃运动，而不惜为此冒巴黎和会列强制裁和干涉的危险；在战后革命浪潮迅速失败的废墟上，苏俄为什么不顾拉狄克等人的坚决反对坚持进军波兰，将革命的战火引向西方；为什么列宁冒着工农联盟破裂和与社会革命党从合作走向内战的危险，坚持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拧紧螺丝钉”，采取“余粮收集制”、“贫民委员会”、“征粮队”、契卡等非常制度坚持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和社会各阶层?凡此种种似乎各不相关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都能在“世界革命”这一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中找到符合逻辑的答案，也只有在这一体系中才能得到合乎历史真相和时代背景的圆满解释。答案很显然：为什么非签定《布列斯特和约》?列宁为首的主签派和布哈林等反对派争论和斗争的实质是什么?让我们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明吧：“谁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御的正义的战争，而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签订的秘密和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的原则，而应该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因此，是否坚持国际主义，是否愿意为了这一目标暂时牺牲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而使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继续厮杀而互相削弱，从而通过战争的继续促使欧洲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成熟和早日到来，并保住新生的滩头阵地——苏维埃政权，迎接未来的世界性革命浪潮，这就是列宁和布哈林斗争的焦点和实质所在。列宁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坚持和发扬了国际主义，强调必须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作出必要的妥协和牺牲；而布哈林及社会革命党成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强调俄罗斯利益和荣誉的不可侵犯，认为这种牺牲过于昂贵因此不值得付出，这就沦为列宁再三痛斥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毒素的俘虏。显然，这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争。可是有些历史学家对和约得失的评价往往离开这个世界革命的历史背景，陷于就和约本身谈和约，把和约之争理解为一般的外交和军事危机处理方面的策略之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得失，因此不可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三，坚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必须建立世界统一的共产党组织

      一些人理解“国际主义”就是无私的帮助其他国家的革命，是同志加兄弟的形式。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国际主义不是大家相互帮忙，不是助人为乐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不是“国际主义”，而只能叫“国际道义”。我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是一种“世界革命”的观念，具体的说就是以解放全世界无产阶级为革命目标，把在各个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本民族和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与世界革命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世界革命是整体，本民族和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局部，局部服从整体，本民族和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服从世界革命的整体需要，要能够为世界革命做出必要的牺牲。

   国际主义的本质就是阶级利益至上，而不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因为按照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民族矛盾本质上是阶级矛盾，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情绪；而爱国主义如果脱离了对政府的支持也就和民族主义一样，只是一种对“故土和同胞”的感情了。所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不可能凌驾于阶级利益之上，也不可能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与那些“为阶级利益服务的政治理论”平起平坐。他们只不过是这些政治理论的工具、语言。而综上所述，国际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者臆造出来的，而是与阶级斗争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伴随阶级斗争始终的。国际主义因此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专利，各阶级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国际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殖民地国家的所谓卖国行为就是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表现，以超越主权的方式推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以牺牲民族利益巩固国内资产阶级统治，这就是资产阶级利益至上的国际主义。而马列主义坚持的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之上，这是它与资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本质区别。而在形式上，马列主义把国际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就是要把以往剥削阶级自发的国际主义变成无产阶级自觉的国际主义，使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更主动、更自觉、更有组织性、更有纪律的团结起来，在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下，尽量减小各国无产阶级的损失和牺牲，减少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摩擦和内耗。

   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国际主义”作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呢？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世界革命，它所面对的帝国主义的镇压是联合的世界性镇压。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联合在了一起，全球化进程在不断发展。当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过去资产阶级革命所面临的情况了，已经不是面临本国统治阶级镇压和周边其他一些旧制度国家的干涉了。他们要面临的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镇压，甚至是世界上最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军事威胁和打击。比如协约国可以跨过整个欧洲打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美国的航国母舰可以开到中国的台湾海峡，美国也可以纠集几十个国家在朝鲜打一仗。这就说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镇压是团结起来的，那么社会主义要反对这种镇压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团结起来！各自为战、单打独斗、一盘散沙那结果只能是被各个击破！

  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必须的，不是可以讨论、可以选择的问题，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如果抛弃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彻底葬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了。

   那么，这种联合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呢？“同志加兄弟”可以吗？“同志加兄弟”这个词听起来很好，兄弟情同手足，但是亲兄弟还打明算账，兄弟之间也会分家另过，祸起萧墙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后还是会分裂、瓦解的。所以仅把这种联合停留在同志加兄弟的美好幻想中，是不现实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平等相待是应当的，但既然要联合就要有统一的领导，没有统一的领导就不叫联合，而是松散的在一起。为了实现统一领导的真正联合，我提出必须要建立一个世界共产党，这个世界共产党必须有统一的领导权，各国共产党作为它的支部，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各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员的任免也应该报世界共产党中央批准。这个世界共产党中央的地位、权力和作用也就相当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权力和作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他的支部，各国共产党下面再有它们的支部（比如省委），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系统。

   有人提出建立这样的世界共产党是空想，是不现实的。而实际上这种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是各国共产党曾经的组织原则。按照这个组织原则，曾经建立过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有战斗力的各国共产党，那么当然也可以根据这个组织原则建立起世界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就是按照这一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它就是这样的世界共产党，既然共产国际出现过，那就说明这样的世界共产党至少是可能产生，而不是一种空想。

   认为这是不现实的人，一般都会提出两点理由：第一就是世界各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世界共产党的决议无法适应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只能指导世界革命而不能领导世界革命。可是像苏联、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内各地区的情况也不相同，甚至比东欧几个国家的差距还大，可仍然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什么共产国际就不可以一面坚持集中领导，一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置宜呢？要注意组织原则和工作作风是两回事，我们坚持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而不是一刀切的工作作风。世界共产党可以在具体工作中认真研究各国的具体革命情况，听取各国共产党中央的汇报。并且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多种方式以适应具体国家的革命需要，例如可以在一个国家设立世界共产党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该国的革命，甚至可以直接授权这个国家的共产党中央紧急重大问题自行决定处理，事后向世界共产党中央汇报。第二个反对理由就是，共产国际犯过错误为什么还要这样的领导模式？这种反对意见是非常荒谬的。领导水平和组织形式是两回事，中共中央在1931年后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做出过错误的指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可为什么没有人因此认为中共中央应该解散呢？应该代之以更能适应地方特点的相互独立的各地区党组织呢？可见这个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因为共产国际犯过错误就否定这种世界革命的领导形式。共产国际的经验教训倒确实是共产党人以后成立新的世界共产党的宝贵财富，需要认真研究、分析、总结。

   坚持国际主义就要求在马列主义者内部，反对民族主义，确切的说不是反对一切民族主义，而是反对“极端民族主义”。那种仅仅对自己的民族抱有感情的民族主义，我们是不反对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满怀感情。但是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又不同于一般的理解，并不是指大国沙文主义或者民族分裂主义等等；而是指在本国无产阶级革命中首先或主要强调民族利益，不能服从世界革命的整体需要，拒绝为世界革命做出必要的牺牲。

  每个共产党人都要明确的认识到，国际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最终胜利的必需武器，舍此无产阶级革命就将永远陷入局部胜利后必然遭受挫折的宿命！

〈〈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演变〉〉

 〈〈世界统一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