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170：中国文化的人性论

前面文章我论述了中西文化人性论各自最大特点与区别，即善恶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特征与区别，这是中国文化人性论的一种中外比较认识方式；本篇中国文化人性论，主要分析中国文化“性本善”和“性本恶”的思想，这是中国文化人性论对立而统一的具体内容。　　

为了清楚的认识中国文化人性论的特征，还是有必要举出基督教的人性论，加以对比。　　

西方文化区分了主客体，承认独立于主体的客体的存在，即绝对独立的客观精神的存在。因此，基督教可以把善的精神定位是一种独立的绝对精神，人性中的善，是对客观独立善的信仰，人性中善的精神也因此具有了独立性、绝对性。　　

基督教这种思想很巧妙：　　

第一，基督教通过区分善恶不同来源（善来自客观的上帝，恶来自主观的人的本性），它把善和恶彻底划清了界限，这种划清，是西方文化是非价值观不含糊，和信仰坚定的一个本原。　　

中国文化把善恶都放在人的本性中，人性中善恶彼此就不能彻底划清界限，既然不能划清界限，人性中善恶就彼此混杂并且和平共处，这种善恶的混杂与和平共处，是中国文化是非模糊的一个本原，也是中国人不能建立绝对“善”的客观信仰对象的本原。　　

第二，基督教对善恶进行主客体的区分，使善恶思想的认识，保证了理论逻辑的彻底性。它既解释清楚了善恶的不同本原，又通过个人从信仰中获得客观的善的精神，解释清楚了善恶为什么又都是存在于人性当中。　　

中国文化，孔子没有直接谈论人性善恶的本原，但是从孔子言论中可以推导，孔子是主张人的本性是有善有恶。然而，孔子的教育是侧重“性本善”的，孔子强调发扬和光大人性中的善。　　

孔子认为，一个人只要真心实意的追求善（仁爱），就能得到善，这个思想就是认为人性中有本原性的善（仁爱），有关孔子语录是：　　

“求仁而得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人的本性有善，那么人的本性也会有恶，因为这是一对相互依存的矛盾。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没有恶，哪有善？孔子从来没有认为“恶”是一种脱离人类的绝对精神，那么很简单的推断，“恶”的本原也是隐藏在人性当中。　　

后来儒家，有的主张“性善论”，有的主张“性恶论”，其实不过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他们的认识方法是一样的片面，他们也都没有想到，在人类精神之外去寻找“善”或者“恶”的本原。　　

因此，“性善论”者很容易跑到人性中去寻找恶的本原，“性恶论”也是一样。　　

区别在于，中国统治者（法家）需要加强统治力度的时候，“性恶论”就更加有利于为超级强权的统治压迫作理论辩护；而统治者（王道）感到压迫节奏可以放松一下，有张有弛，便摆出一副慈悲面孔，“性本善”理论于是被拿来讨好民心。　　

但是一般而言，中国统治文化是同时接纳“性本善”和“性本恶”，历史上它们的政治文化待遇厚薄不一，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有着偶然性的特殊原因。　　

把中国文化中的“性本善”和“性本恶”看成绝对对立，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比如执著“性本善”一端，那么请问“恶”的人性，来自哪里？它是根本回答不上的；所谓“性相近，习相远”，请问“习的恶”来源在哪里？　　

只要一两次回合的提问，对方的回答马上就语无伦次。中国文化“性恶论”的绝对性也同样是不值一驳。　　

一次在火车上，听到一小孩大声背书“人之初，性本善”，旁边家长的神情悠然自得。　　

我在想，中国人的精神，为什么一直普遍性的停留在背书的水平？囫囵吞枣的背书，其实就是把创造性的精神当作了一种物质。　　

中国人精神甘心于物质一样的僵硬，岂能不偏？　　

孔子说“君子不器”，即人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用途的器具；但是中国文化又说“大器晚成”，还是把孔子的思想“矫正”过来——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成为“器”。　　

我年轻时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甘心做一个最小的器：成为一个小小的螺丝钉。　　

不求甚解的背书，是把人变成一个用途早已规定好的器。因为用途早已规定好，因此社会不需要他独立思考；也因为用途已规定好，因此他被塑造为先入为见，于是个人便彻底的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想这个小孩懂事以后，听到基督教的“原罪”理论，是不是马上就如同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首先把“原罪”思想彻底的痛批一番？然后闭上眼睛，塞住双耳，无限欣赏自己已有的很可怜的先入之见，成为一个井底之蛙而洋洋自得？　　

现在年轻人，嘲笑上一代人“文革”中的思想荒唐，但是今天表面看来充满现代精神的中国人，只要仍然是对自我纯粹精神认识的文化浑然不知，中国人的思想荒唐其实就一直会不断的连续剧的表演，时下开创历史顶点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性荒唐，难道不更甚于“文革”中我们那一代的人性荒唐？　　

背书“人之初，性本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便是从中走来，今天中国人对它们重新心仪，能够超过古人穷经皓首一样的努力吗？显然达不到古人的水平。　　

而今天中国文化任重而道远，不仅不能满足于古人的目标，还必须超过他们，因此采用古人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　　

中国文化的迷失，不是因为忘记了背书，而是背书走进了死胡同。今天中国文化的多歧路，绝不是因为忘却了传统文化，而是因为走不出传统文化的迷宫，只有摆脱旧文化的迷魂阵，才能识别中国文化中的白骨精。白骨精是什么？就是中国旧文化中的不平等精神，而以“性善论”或者“性恶论”为基础的人性不平等文化，都是这个白骨精的障眼法。因此笔者探讨人性论文化绝不是无病呻吟，空穴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