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简析

　1917年11月7日　（沙俄时采用的儒略历　10月25日　）十月革命，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前苏联等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及拥护前苏联的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尽管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的档案表明十月革命并不像原苏联宣传的那样轰轰烈烈，甚至当时在船台大修的阿芙乐尔巡洋舰不过放了两发礼花弹，并没有炮击冬宫；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普列汉诺夫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奠基人、俄国文豪高尔基都对十月革命持严厉批评态度，而且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的预言也都不幸言中，现在的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其他任何国家，包括一些国家内的共产党人，都已经不再纪念十月革命。一些人甚至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政变，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十月革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一度形成了一个令世界改变模样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原苏联解体了，一些怀旧的人们总结其崩溃的历史教训，有的完全归咎于外部的“和平演变阴谋”，有的诿过于某些领导者一时的错误决策；俄共则归咎于党对经济、政治和“真理”（舆论）的垄断。这些分析的共同特点，都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忽视了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观点：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矛盾系统中，必有一种带根本性的矛盾，派生出诸多矛盾，推动事物的变化。在原苏联诸多矛盾中，哪种矛盾更带根本性呢？我们只能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分析贯串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入手，分析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形态及其产生和发展的状况。希望各位网友指正，以求正确认识原苏联历史，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全文较长，分四次贴出。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简析　　

一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是指在这个社会形态下起基础作用的矛盾。这一社会形态内的固有矛盾，包括社会主要矛盾，都是在基本矛盾基础上萌发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具根本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各个社会形态内的具体形态各有不同。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就表现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派生出一系列矛盾，其存在和发展，产生、规定、支配了资本主义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以及人际关系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其基本矛盾在不同领域里的表现。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没有说，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还没有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列宁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过早辞世而未能对新社会固有矛盾的状况做出理论总结。

斯大林虽然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可能滞后生产力发展的情形，但仍持“完全适合”论。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l页）。一个社会形态中的基本经济规律是由其基本矛盾决定的。从斯大林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过是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见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这句话现在说起来轻松，但在当时，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创性的贡献。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问题，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戛然而止，其具体形态需要我们深入探索和考察。

既然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带根本性，我们这里主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当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本文考察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矛盾等多系统的矛盾，本文不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非社会主义因素。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一点说明：本文中，国家一词有时指权力部门（其民法地位是官吏组成的社团法人），有时指整个社会。权力部门主要指党政机关而不单指政府， 因为党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仅是“执政党”那么简单。党组织通过任免国营企业干部，提出发展纲要、发展规划和计划、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改革之前甚至通过国营企业内的基层组织掌控生产经营活动，直接介入并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所以党组织由政治组织直接成为权力部门。当国家一词用以指党政机关时，本文加引号。在指整个社会时，则不加引号。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从该事物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只能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出发，即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两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出发。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资本主义条件下急剧增长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以（蒸汽机）机器工业为代表。因为产能宏大，生产规模巨大，生产已经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生产要素由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供应，厂商在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部署生产销售网点，产品供应全社会乃至全世界。马克思因而称之为社会化生产。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工具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根本性的飞跃。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因为“国家”代表人民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在社会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合理部署生产要素。由于排列组合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社会化程度出现质的飞跃。从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一极看，因为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其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扩展，我们可以称之为“扩大的社会化生产”。

生产社会化的这种扩大是不稳定的，其条件是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科学、合理地配置生产资源。这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掌握配置资源的“国家”在某个环节出现偏差，锐不可当的前进锋芒，立刻就变成伤害社会的锋刃。

生产关系一极，提高生产力扩大生产社会化，要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由社会统筹配置生产资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本身就做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制度的建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方面”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

究竟是哪些“环节”和“方面”呢？

社会生产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相互联系、相互交错的环节循环往复的过程。贯串在这些环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出物质资料的同时，也生产出人际关系。

斯大林把生产关系分为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8页)。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平等地位和互助关系，产品分配有利于劳动者不利于剥削者，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

斯大林只注意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扩大的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一面，没有谈到不相适应的一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37页）。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领域中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人们相互间的一种物质利益关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仍然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究竟哪些方面不相适应？我们只能从人们的物质利益中去寻找。

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是利用劳动者对物质利益的关心，把物质利益与劳动联系起来，使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这个原则是建立在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的，是从关心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关心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所以也称为社会主义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因为生产力不足以实行按需分配、劳动存在差异、劳动者把劳动当作谋生的手段等原因，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问题就在这里产生了。作为劳动者中特殊的一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政官吏）也不能脱俗，难免把劳动看作谋生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劳动被看作谋生的手段时，也存在“最大化”问题：尽可能少付出脑力体力，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容是，生产资料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使用生产资料的收益归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分享。从法律角度看，所有权的权能在这里被分割了。财产所有权（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法律术语）包括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项权能。“国家”（党政机关）占有名义上归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源，将这些生产资源安排到国营企业使用，国家、企业、企业职工分享收益权，国营企业资产的最终处置权归“国家”。

我们可以看出，党政机关掌握了生产要素占有权、收益分配权和最终处置权，并且通过对国营企业经营者的任命和企业党组织，实际控制了生产经营权（生产资料使用权），我们把这种名义上归全民所有实际由官吏支配的不完全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称为“生产资料支配权”。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吏的政治品德：当官吏真正做到赌咒发誓要贯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能够将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并且做到切实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基本适合扩大的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应当特别强调干部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强调干部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并且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使用的监督控制，以适应扩大的社会化生产的要求。如果不注意干部素质，或者监管乏力，则会出现将“我们的权力”变成“我的权力”，私人支配权的倾向就由可能变成现实。

这样，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就可以概括为：扩大的社会化生产与公有制名义下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之间的矛盾。

按照斯大林的“三分法”，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决定产品的分配。因为公有制名义下的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的存在，给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打上了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的印记，产品的分配则蒙上了按权力分配的阴影。在革命热情尚未消退之时，在社会存在强力控制的条件下，这种矛盾只是潜在的可能性。它可能只在个别人、个别部门、个别单位或在基层表现出来，它还只是卷曲在社会主义大树叶片下的幼虫，不会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一旦条件适合，就会迅速蔓延，幼虫变成啃光社会主义枝叶、漫天飞舞的蝴蝶。

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现代经济学许多流派，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主流派，或者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这就要求社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为了防止强势政府脱离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轨道，社会设定了公众选择政府、监督政府运行的机制。这种制衡机制保障了社会平稳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更加强势、廉洁、高效的国家机器与之相适应。那么，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国家机器，即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实际上又是怎样的呢？这种上层建筑又有哪些“环节和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适合”呢？

从《法兰西内战》到恩格斯的《爱尔福特纲领批判》，马克思主义都主张选举产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国家政权机构。尤其是《爱尔福特纲领批判》，恩格斯明确指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权要采取“对工人有利”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斯大林创立的苏联模式又是怎样做的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急剧发展时，生产力小鸡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蛋壳，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外壳在这时产生出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列宁笃信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杜绝非人道的资本主义剥削，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列宁等不得资本主义发育成熟，他要利用俄罗斯社会内外交困、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的时机，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农奴制刚刚解体的东方大国实践社会主义理论。正好这时俄罗斯军队因饥饿、拖欠薪饷、不愿与强悍的德国军队交手而普遍厌战，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掌控了军队，迅速推翻民选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

在局部地区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历史上有过失败的教训。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取得慈善家的慷慨捐助，在当时地广人稀的美国办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农场。农场吸引了一批因懒惰而穷困潦倒的人前来加盟。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这些懒汉有了钱就往外跑，钱花光了就回农场吃“社会主义”。以致这种乌托邦农场难以为继，迅速破产。

显然是吸取了社会主义实践的这一教训，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被设计成高度封闭的社会。把全体社会成员封闭在一国天然边界内，避免出现饿了就回来吃，吃饱又跑出去，使“社会主义”资不抵债、破产倒闭的荒唐闹剧。封闭还带来政治和法律上的方便，给政敌和其他不听话的公民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不可能跑到敌国去调查取证，可以毫不费力地将看不顺眼的人轻轻抹去。从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积极参加“十月革命”的俄国军官，到斯大林去世后的贝利亚，无不因“里通外国”被处死（托洛茨基先被流放后遭追杀）。著名领袖人物尚且如此，普通公民更被视为草芥，只要克格勃看不顺眼，就可能立即从世间消失。

这些凌厉措施对于稳定政局无疑非常有效，但也造成很大的问题。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死亡，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试验带来的不安定，人为将公民划分为政治上可靠和不可靠的等级群体，随之而来的思想整肃、全面而严密的控制，除了极少数官吏肆行无忌，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做具体工作的官员，都有不安全感。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即使冒着被射杀的危险，也难免出现公民大量逃逸的现象。尽管笼中准备着充足的食物，只要给笼子打开一道缝隙，笼中鸟兽就会四散而去，连在笼子里出生的那些也不会剩下——向往自由是生物的本能。何况这个笼子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是短缺的。只要控制稍许松弛，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就会悲壮地吻别故土，浪迹他乡。

然而领袖们认为这是社会进步所必须付出的牺牲。正如普列汉诺夫指出的那样，为了把一半俄罗斯人带入幸福的社会主义，不惜让另一半俄罗斯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更加强势、高效和廉洁的政权机构与之适应，要求实现最广泛的、真正的民主，将选择、罢免和监督管理者的权力交给民众，但实际上做不到。党要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领袖们不喜欢民众选出来的管理者。领袖们不但要以“党领导一切”的名义把自己凌驾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上，而且要亲自选择自己认为最可靠的人选来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图。自己以党的名义提出的意见不是什么“执政党提案”，而是必须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的最终决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组成人员，都必须自己亲手指定。领袖中的核心人物，权力实际胜过历史上任何最专权的帝王。核心不仅要是一切权力的掌控者，而且是道德楷模、理论权威、科学泰斗、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一切令人炫目的桂冠，都要戴到核心的头上。领袖们需要这样一种神灵一般的核心，借助于这种神灵的光环，引领全社会顶礼膜拜。所以领袖们需要的政府官员，类似于古代希腊和埃及的祭司，对领袖要怀着对神灵的敬畏，和神灵心意相通，唯唯诺诺、亦步亦趋。

因为用非常手段夺取政权，运用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变革，也就需要用非常手段维护和巩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对政权旁落的担忧，策动世界革命需要安排人手，使领袖们不得不增加政权机构的人手。正好，参与革命的元老功臣需要酬谢，投机取巧者、钻营利禄者溜须拍马搔到自己痒处，需要提拔使用……这样，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官僚队伍就匆忙组成了。

官僚队伍的人选以忠诚作为唯一标准，其它条件暂时无暇考虑。而对忠诚的考核，一看自我标榜，二看其是否“靠拢组织”。“靠拢组织”的标志往往是个人关系、打小报告非议他人等不能摆到桌面上的活动。可以用一句流行语概括，那就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样，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被当成“进步”的表现。马屁精、权欲狂和各类品质低下的人不露声色地成为各级官吏中的重要成份。

这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目的各异的官僚队伍拥有空前巨大的权力：不仅党政军权在握，而且财政、金融、文化、教育的权力都集于一身。因为革命中善于宣传鼓动的托洛茨基煽起民粹主义狂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新政权特别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用高尔基的话说，几个月功夫关闭的报刊数比沙皇时期几十年关闭的还要多。这些领域也用纳入国家机器予以严密控制。

其实正如列宁所说，“小节不贞洁的人，大节也不会贞洁”。在大局已定，反抗已是徒劳的情况下，没有哪个疯子会公然对抗革命政权。领袖们一直担心的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反抗，始终没有出现：在他们占有生产资料时，面对滚滚而来的革命洪流，尚且无力组织有效的抵抗，财产被没收后，哪有什么能力来对抗掌握了全部社会财富和国家机器的红色政权呢？境外敌人大规模入侵也始终没有出现。既然资产阶级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没有替别国民众谋取自由的“国际义务”。他们垂涎大国市场和资源吗？武装侵占一个庞大国家付出的成本，是精于算计的资产阶级不做的赔本买卖。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因意识形态原因被“帝国主义侵略”的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倒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神圣的纯洁的意识形态，时而发动战争。按照我国官方认可的说法，斯大林入侵芬兰，勃列日涅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挑起中苏边境摩擦，越南黎笋集团入侵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冲突，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实例（原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朝鲜入侵韩国，我国官方另有说法）。

对于这些，不知睿智的领袖们是过于谨慎，还是需要制造危机感凝聚民众，总之他们疏于吏治，忙于对敌斗争大计。恰恰给列宁称之为“胁肩谄笑的小人”即向当权者献媚以谋取利禄者开辟了道路。

组成这个庞大官僚队伍的人员，社会应该有选择权。但是官员人选实行暗箱操作，排除一切公众选择，上级机关按照自己的模式复制下级机关，本届班子按照自己的模式复制下届班子，官员只知道对上司负责，不知对人民负责。上司对自己提拔和熟知的下级官吏疼爱有加，即使劣迹昭彰，也宁可相信自己提拔的宝贝，不肯相信事实；不到“惊动”更高层的官员插手，绝不肯割舍这些心肝宝贝。而集大权于一身、忙于国事的高层对这些乍看起来不过贪占蝇头小利的俗事却浑浑噩噩，他们注重的是“大节”，考虑的是“党培养一个高、中层干部不容易”，很难“惊动”。

如此巨大的权力需要社会予以全面监督，上级机关、同级各部门交叉进行行政监督；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也不能缺位。但是，监督机制始终处于“不健全、不完善”的状况。尤其是群众，略有微词，就是“恶意诽谤苏维埃政权”，立刻就有飞来横祸。

如果这些官僚真能像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那么潜在的矛盾也许就不会爆发为冲突。但是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是经济学所谓“理性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各级官吏）,也不例外。作为“自私加理性”的“经济人”，难免谋求以较少的脑力体力支出获取尽可能大的个人利益的诉求，即以经济学所谓“最大化”为目的。以权谋私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先是个别行为，如不以凌厉手段制止，便迅速扩展为群体行为。

号召下层“艰苦奋斗”、流血拼命的高官们从不拒绝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当局势大体平定、革命热情消退之后，这种侈靡由他们的跟班散播到各级官员，战时就存在的贪污腐败于是开始蔓延。

事实证明，即使是闭关锁国也不能杜绝懒汉饿了就来吃社会主义，吃饱了就跑去投奔资本主义的现象。一些靠权力发财的人，在境内捞钱，到境外挥霍；甚至出现“裸官”——自己在境内捞“社会主义”的钱，供老婆孩子在境外享资本主义的福。

最初，高层用频繁的政治运动来应对，甚至通过处决高官来震慑贪污腐败。保持政治高压虽然能够暂时地、表面地抑制官员的贪婪，但是这种高压一旦解除,被压抑的丑陋人性就会火山喷发般不可阻挡。

这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可以概括为打着公有制名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客观上要求在最广泛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产生的政府与之相适应，但实际上做不到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植根于经济生活中的公有制名义下的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一定会膨胀起来，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并且在条件适合的时候摧毁整个“公有制”外壳，使被以“保卫革命成果”名义剥夺了一切权力和自由的全体社会成员，沦为权贵资本的奴隶，出现普列汉诺夫预言的“比资本主义还要糟”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　　

扩大的社会化生产和公有制名义下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的矛盾，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

首先，在生产上，扩大的社会化生产同公有制名义下的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整个社会发展生产的要求，同领导者关心禄位胜过关心生产的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国家”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安排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生产经营，具备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客观条件；领袖们迫切需要创造出比旧制度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证明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群众的建设热情也被调动起来，发展生产成为全社会一致的要求。

但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官僚队伍没有群众基础，也缺乏公德心，没有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如不用利禄吸引，则难以“稳定队伍”。“国家”考察、任命和提拔官吏以对上司是否“忠诚”为标准，并不看真正的业绩。阿谀逢迎、胁肩谄笑者往往获得提升，而职务的提升就意味着权力扩大和生活改善。“国家”在按权力分配上做得如此彻底：哪一级坐什么牌子的车子、住多少平米的房子、拿多少钱的薪俸，都有明确规定。得罪上司的后果，就是失去到手的一切荣华富贵，也许几代人都别想翻身，除非能投靠更硬的后台。

这样的人事制度，迫使本来应该一心为公的官吏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官场角逐上。这种“巴结上司一个人，幸福全家几代人”的制度，比“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选举”制度不知要糟多少倍。正如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他们撕去资产阶级民主的遮羞布，用自己的身体去遮蔽那赤裸裸的东西。媒体不遗余力标榜个别领袖几乎不近人情的廉洁，即使都是真的，也只能是以个别领袖的廉洁为普遍的贪腐遮羞。

官僚们的奋斗目标和一切努力，就是谋得官位-保住官位-谋得更高的官位。既然这只要迎合上司就能做到，那么就不顾一切迎合上司，甚至不惜突破道德底线。就连领袖发展生产力的愿望，也被官僚们用以谋取爵禄，各级官僚虚报高产、报喜不报忧，成为官场的竞赛项目。“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直到“大跃进”大批饿死人，各级、各地还在隐瞒这种惨绝人寰的空前灾祸。

生产资料支配权掌握在如此官僚群体手中，如果能够“科学”地安排生产，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那才是“咄咄怪事”。

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公有制名义下的生产资料私人支配权与扩大的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全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是，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产生市场需求，追逐利润的厂商有了供给动力，当厂商期待价格与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之间竞争产生均衡价格时，就实现了需求与供给数量上的均衡。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且不说社会所需众多产品能否做到由少数人安排“有计划按比例”生产，仅从素质低劣的官僚来看，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官僚们用归全民所有、国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计划部门制定计划、生产部门安排生产，首要目的都是为自己讨好上司，所以不计成本、不求效益、不顾市场需求，只图上级看了长面子。这种完全不顾市场需求、完全没有成本核算的生产，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当然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社会需求却不因生产紊乱、市场供给萎靡不振而萎缩，为了证明制度的优越，用行政手段强行抑制本已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官员放纵侈靡的生活，刺激了名义上和这些官员平等的普通居民的消费需求。这样，社会主义物品市场上，短缺成为最鲜明的特色。以致这种体制的创立者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令人尴尬的短缺。

斯大林无视“古代社会”那样落后的生产力，除非遇到严重灾害，也能基本做到供需平衡的事实，绕开短缺的根源，简单地把短缺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了事。也许有人会说“剥削社会”的供需平衡是建立在劳动人民挨饿受冻基础上的，但是谁想剥削，谁就要让被剥削者能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否则剥削将无法进行。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剥削社会”很少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现象，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却发生了；“剥削社会”发生饥荒饿死人可以在官修正史中查到准确记载，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饿死了多少“劳动人民”，却被“人民敬爱的”当权者销毁证据，“留给后人”争论、猜测。如果心中无鬼，为什么要销毁有关数据？

斯大林认为只要应用先进技术，就能增加物品产量以满足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其实科技领域和其它各个领域相比也好不了多少，科研经费同样掌握在官僚手中，走不出高投入、低产出的怪圈：科研选项看上司脸色、科研成果被掌握拨款权的官僚霸占，即使有什么成果出来，除了军事技术有可能得到利用外，其它一概束之高阁。以致别国一些精明的企业主往往能从原苏联的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中挖掘到亿万财富。

在人际关系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官僚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即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干（部）群（众）矛盾”。靠阿谀奉承甚至贿赂当道谋得爵位的官僚一般都会加倍收回他们的“投资”，他们会要求下属像他们巴结其上司那样巴结自己，并且尽一切可能享受职务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正如马克思引用当年流行于伦敦的民谚所说，官僚们“对待上司，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往往上司认为最好的官员，对待民众就是最糟的。

封建社会官场的一切陋习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封建官员的忠、孝、信义、为民请命等体现社会良知的优秀品质却被当作“黑货”扫荡干净。剩下的就是“社会主义”官吏以“国家”的名义对民众的欺压盘剥。

尤其是当革命热情消退以后，一些保持着参加革命时正义冲动的官员在官场恶斗中失势，更多的就蜕变为新生的权贵垄断资本和新生地主的官僚。官僚和民众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封闭社会，官方控制的数以百万计的报刊和电台一致歌颂，这种矛盾被严密地掩盖起来。一旦这种封闭被打破，则会使得矛盾骤然升级。一些被塑造为“圣人”的官员露出满身劣迹，受骗上当的群众当然会满腔怒火。官员们按照习惯要压制这些愤怒以保持“稳定”，但是简单地压服可能会火上加油，一旦暂时的平静被打破，愤怒的火山将会激烈喷发。

四、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与特征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这一标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呈现复杂的情形。当官员们的私欲在革命热情和政治高压下暂时受到抑制，官僚层的利益表面上和其他各阶层人员利益一致时，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非对抗性；一旦革命热情消退，政治高压松弛，他们的私欲就刻膨胀起来，和人民群众一步步走向对抗：以致在某些官员眼中，民众都成了“敌对势力”。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有如下特征：

（一)、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的矛盾、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生产力矛盾、党内外矛盾、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交织。

原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中，由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发育很不充分的国家，由革命家策动革命，夺取政权后，在落后的封建制度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习惯人身依附关系，习惯于服从“上面的意图”，“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借助民众中的奴性顺利建立。革命洪流过后，慑服于革命强大威力的新旧制度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呈现复杂状态；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又都被统治者的专横和被统治者的奴性掩盖起来。为考察这些矛盾增添了困难。

 (二)、高度的垄断性。

经济上高度垄断，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文化上以至科研、学术、虚拟世界全面地垄断，空间上包括现存的一切领域，时间上企图垄断对过去历史和人物的评价、对现在社会事态的看法和对未来的评估规划。资本主义垄断对政治的影响通过“参与制”实现，社会主义的垄断是直接“占领”包括政治在内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党对政治、经济、军事、立法、司法、执法、教育、科研、思想、文化、出版、社团、新闻媒体的全面垄断。

 (三)、全面的腐朽性。

蒋学模、伍柏麟《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正确地指出，不管什么所有制，垄断都会产生停滞和腐朽。全面垄断产生全面停滞和腐朽；高度垄断产生深度停滞和腐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披露，六零年毛泽东曾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分别到三地农村调研，三支调研队伍得出相同的结论：基层干部80%以上贪污！这使中央决策层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处罚则基层政权将会瘫痪，如果听之任之则难免重蹈国民党腐败政权的覆辙。只好解散公社食堂。待调整到位后，发动“四清”运动，主要是清经济。

但是用运动方式整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植根于社会基本矛盾产生的贪污腐败问题。只关注家族利益不管社会整体状况的统治者由只关心官位不关心生产，逐步过渡到世袭制；集体世袭的、没有竞争的社会，必然是死水一滩，只会腐烂发臭。党政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垄断企业重要岗位都被关系户占据，关系户又怠惰成性，疏于业务、懒于工作，不得不雇佣一些“不带指标”的临时人员。以致出现这样的状况：工作全是拿最低工资的“临时工”干的，享受高薪和高额津贴的养得白皙肥胖的“正式工”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懂。

 (四)、历史的暂时性。

这种悖逆常理的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谁也不会相信也不会期待一个垄断的、停滞的、腐朽的、专制的实体能够长命百岁。因为超越社会发展固有规律，这种过于理想化的制度从建立开始，就注定面临夭折的命运。

这种制度的覆灭有三种形式：

一是毁于内外敌对势力的镇压。因为革命的发动者确信自己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唯一的智者。他们认定革命具有正义性，有必胜的信心。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不过是人类解放事业中的一小部分。渴望自己成功的经验能够向外输出，将革命扩展到全世界，提前实现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革命政权建立之初，具有很强的外向性。这样就容易引起别国的警惕，甚至招致武装干涉，结果是革命被内外敌人绞杀，如巴黎公社和匈牙利起义。

二是毁于内部贪污腐败，为了固化官僚权贵资本的统治，公然抛弃“革命”旗号，赤裸裸地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当革命热情消退、进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阶段，革命之初的外向性转变为内敛性，公权力用于压迫和剥削本国人民，向外输出革命变成为官僚权贵垄断抢夺地盘。贪污腐败之风开始发酵，因为是用公权力掠夺社会财富，很快就会把全社会啃光。为了固化官僚权贵资本的统治，就公然宣布改弦易帜。原苏联就是这样解体的。

三是毁于内部贪污腐败，但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这时党的性质已经改变，党的领袖实际已经变质为封建帝王，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变成维护封建帝王稳定统治的机器。于是出现这样的荒唐景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自己成了需要社会同情的“弱势群体”。

毛泽东意识到这种失败的危险，他把权贵垄断资本篡权称为“修正主义上台”。他认识到权贵垄断资本统治的严重危害，再三告诫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历史无情地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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