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两种预测的盛衰

试谈两种预测的盛衰　　

从某种意义上讲，各种哲理思想都有预测作用，但有的预测让人一听其理就明白其结局的必然性，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测到的抗日必胜的道理就是如此，这属可知性预测。再一种预测，从方式方法到所得结论，都使人感到神秘，看不出其必然之理，因此只能用‘天数”“命运”等语进行搪塞，对这种预测，可称之为神秘性预测。　　

说到神秘预测，人们都说来自《周易》，其实并非如此，为说清这个问题，这需从《周易》内容说起。　　

关于《周易》内容，传统认为有三方面的内容所组成，即义理、卜筮、象数。而象数的产生，则是由卜筮发展而来，因此它实际是神秘性预测的产物。在预测中能令人相信，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用义理来加以说明。《梅花易数》就是搞神秘预测的书，它对这一点很重视，因此说：“数说当也，必以理论之而后备。”就这样，义理、卜筮、象数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神秘而庞大又完整的术数预测的理论思想体系。　　

《周易》是在卜筮的基础上成书的，但《周易》中却只讲义理，不再提怎样进行卜筮的有关问题，也没有神秘预测所用的任何图案和数字，而现在看到的有关《周易》的卜筮方法和各种图案与数字，并不是《周易》原有的内容，而是后人加进来的。这说明《周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义理从卜筮中分离出来而独立成书。由此可知，说《周易》由义理、象数、卜筮三部分内容所组成，其实《周易》只有义理这一部分内容所组成，至于其他两部分内容，那实际都是神秘预测家托《周易》之名来扩大自己影响而加上的。　　

正因为《周易》是讲理的，所以用《周易》进行预测，这种预测就成了在事实基础上用哲理进行推理和判断的行为，一切都是可知的，不再神秘，实际《周易》成了可知性预测的开山祖。　　

至于《周易》成书后对后世的影响，这则是巨大的，因此被后人称之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和神秘预测的术数理论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四库全书》中早有说明。《四库全书》中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博以杂说耳，，，…中为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论，亦无是理。固儒者之迂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伙耳。然众之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这段论述说明： (1)术数学只能称之为“《易》之支派”，“《易》外别传”，不能当作对《周易》本传内容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来看待； (2)它能流传不息，是因为“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这才使的“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虽然“不切事而犹近理”，“百伪一真”，但则“递相煽动”，从而就形成了“圣人有所弗能禁”之势；(3)对待原则，也只有“通者存其理”，“不通者姑存其说可也”，实际没有找到治理的办法。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对待呢?这涉及到这两种预测的兴衰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试谈几点看法：　　

(一)神秘预测的派系很多，其中积大成者，如西汉的京房和宋代的邵雍，现在神秘预测所用的纳甲法，就是来自京房；所用的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等内容，就是来自邵雍。相传邵雍总结前人经验，还写下了《梅花易数》。之后，经明、清到现在，还没人能超过其水平而完成新的杰作。这《梅花易数》的最大特点，是起卦方便，它是根据有关人或事发生的时间(年月日时)地点(主要是指在规定的八卦方位的那一卦的位置或方向上)，再根据所配下的天干地支和规定下的八卦排列顺序，从而使所测事物含有了数的内容，即完成了“物之于世，必有数”这个概念，然后再通过数，用规定的办法，制出相应的卦象图和变卦图，以及互卦图等等。再通过五行生克比和关系进行分析。同时也要结台有关人和事的具体情况，用《梅花易数》中的话说，就是要做到“移易变通”和“相机而发”。说明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准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看问题，而是主张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主张从这一事物对他事物的互相之间的影响中看问题。以此来努力达到对具体问题做到具体分析。这些主张是正确的，所以很迷人。这大概就是《四库全书》中所总结出的“近理”之处罢。　　

唯物辩证主义是可知性预测中的一个巨大学派。在预测中所用的辩证方法，和神秘预测中主张运用“移易变通”和相“机而发”的道理有不少相近之处。正因为如此，使的不少相信马列主义的老者听了之后，或看了神秘预测中所讲出的道理之后，也会喊出 “有道理”，  “很辩证”的赞语。但却不知道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然而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研究的对象不同。唯物主义者是根据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事，以及通过对这不同环境中的有关的人和事的辩证分析所得结论来达到预测的目的。找的是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受各种影响而形成的自身的发展规律。而神秘预测只是抓住事物发生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事态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甚至抓住名字的笔画，或周围环境的某些东西就要进行预测。找的不是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因各种影响而产生出的事物自身发展的根本规律，而是找的在这事物出世时是怎样就预先安排好的发展命运，即所谓“数有前定”。就是说，前者所研究的对象是事物在后天因环境不同而产生出的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律。后者研究的对象则是在寻找事物先天是怎样安排它在现实发展中的表现。这就是两者的最本质的不同处。　　

 (2)社会效果不同。就是说，可知性预测所得结论，即所找出的事物发展规律，主要是在告知人们怎样做才正确，才会有好的结局，而怎样做就不正确，就会遭失败或挫折，同时也就告诉给人们，要想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就只有按照这规律，克服错误，坚持正确，并通过自己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样，就把人们引向战天斗地的奋战上。神秘预测所得结论，告知人们的是命运，不是是非，祸福的来源不是由现实生活行为的错与对所造成，而是由命运所安排；要达到趋吉避凶目的，也不是通过正确行为的艰苦奋斗，而是把人引向信风水，信神，信鬼，从而使人变成委靡不振的幽灵一般。　　

再说，不管那种预测，都有不准的时候。神秘预测不准了，认为是没有把有关事物及所涉卦象之间的五行生克比和关系变通所致。所以《梅花易数》中说， “占卜之道要变通。得变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然而怎样解决这“心易之妙”呢?气功大师们认为，要从气功上修炼，有了真功夫，进行带功预测，就一定能做到万无一失，十分准确。再不准，说明功夫还没到家。人们为了学到真功夫，就应该脱离尘世，躲进僻静之处，尽力摆脱人间一切烦恼，来进行修炼。信神者，一天起来烧香拜佛求之神灵的保佑，总之是把人引向了脱离现实生活斗争的道路上了。可知性预测不准了，如唯物辩证家认为，主要是在现实生活与实践中对感性材料掌握的不全不够，包括经验不足所造成。解决的办法，也只有再投进有关的现实斗争中去，这样做，就把人们引向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战天斗地的现实生活中。　　

而实践也告诉人们，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英雄，不管是什么人，他的成就都是在相信可知性预测所告诉的道理的指导下，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和磨炼才取得的。而不是相信神秘预测所得的结论在那里消极坐等时来运转所实现的。古代史上的朱元璋和现代史上的许世友，虽为和尚出生，他们在人类史上所成就的千秋功业，同样也是走的轰轰烈烈的正确的战天斗地之路。正因为这样，所以真正有知识的人，都会坚决反对神秘性的预测，这就决定了神秘性的预测最终不会得到兴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两种预测相比，显然可知性预测的难度要大得多，这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感性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的)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才能指导实践，达到预测的目的。这个过程，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很复杂。而神秘预测就大不同了，它只要说出有关事物的出生时间地点或名字，甚至不说这些，只根据被预测者在预测时周围环境的某些东西就可以组织卦象进行预测。因为这种办法省事的多，所以人们也就很容易接受，即使测的不准，也愿试一试，玩一玩，一旦碰准了，便一传十，十传百，更加神化。这也就成了神秘预测产生诱惑力的一大力量。《四库全书》称之 “百伪一真，递相煽动”。这也是造成神秘预测不能绝迹的又一原因。　　

 (二)神秘预测起源很早，但在中国思想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得到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春秋战国的混战，不管是那一国，要想取得胜利，实践告诉他们，都不是靠神秘性预测的指导，而是要靠可知性预测的指导。在这一点上，《孙子兵法》中已经明确强调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到秦汉之后，社会走向和平，明知神秘预测是欺世盗名之说，却又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立刻在战争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于是神秘性预测开始抬头，除了焦延寿及其弟子京房开始“舍人事而任鬼神”，著书立说（传下来的有《焦氏易林》和《京氏易传》）外，又出现了预言未来的文字图录，称谶学，还出现了用儒家经典著作附会人事吉凶祸福的纬学。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起兵时，也曾利用谶纬之学，致使谶纬之说大兴，但同时，这种学说也有力地干扰了统治者的统治，像到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就利用这种学说，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并借此发动和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大军，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所以到曹魏之时，就又开始下令禁止。中经南北朝，虽然各朝禁令不松，但累禁不止，到了隋朝，炀帝下了更大决心，派出专使，四出搜集与谶纬有关的书籍，皆焚之，为吏所纠者，处死。从此，谶纬之说大衰。到宋代，又兴起“河、洛”之说，以及与此有关的先天、后天八卦图等，并用这些图象来预测未来。　　

这些图象是怎样来的呢?根据一九七七年阜阳出土的西汉汝阴侯墓中的占盘图象，其数字排列与方位均与“洛书”一致，这是否正是秦汉所兴的文字图象预言未来的谶学中的内容呢?值得研究。　　

从用图象符号和人们生死命运发生关系的有关记载中看，最早见于《素问》。《素问》在“移精变气论”中说：“古人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这里的祝由，就是指用祝祷和符咒给人治病的行为。这其中的符，就是由图象所构成。秦汉之后兴起的谶学，把图象用在预言未来。到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道教，又用符录给人“治病”或“驱鬼”。到隋唐，谶纬之说遭到镇压，到了宋初，又有道人陈抟传出图象，后经朱熹等人广泛收集，列出九种图象，刊在他所编著的《周易本义》上，从此这种图象之说，又借《周易》之名大兴，形成了“河、洛”与各种卦象图的结合之说，从此使术数学大踏步地向前迈进了几大步，构成了东方神秘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在民间虽然广泛流传，但始终没被统治者公开给予重视，使的它的不少重要著作，如《梅花易数》，并不为正史所传。这一切说明什么呢?举例说罢，如历史上的宋徽宗，国力不强，认为和自己的年号有关，因此只在改年号上下功夫，不在改正自己过失上作文章，结果成了亡国之君，成了异国他乡之鬼，岂不悲哉！这历史事实也就教训了历代的统治者，说明历代统治者只要遵循可知性预测的道理办事，政权就会得到巩固和发展，违背就会走向衰败，因此凡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力主用可知性预测的理论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反对用神秘性预测来指导人们的行动。　　

虽然如此，但神秘预测也常能起到迷惑人心的作用，于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有时也常被统治者所利用，如前文所说的刘秀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但等到这种迷信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像东汉末年张角对东汉的统治形成的威胁那样，这时统治者就会反过头来坚决加以镇压。　　

再比如，当人们面对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不公本是官场的腐败所造成，是现行的社会制度所造成，因此治理这腐败的办法就应该从治理官场腐败入手，从改革这不好的社会制度入手，若人们都这样认识，都这样要求，自然就会自觉地起来造当宫们的反，造社会的反，这对腐败了的统治者来说，就形成了莫大的威胁。若把人们的这种注意力引向信神，信命，这威胁自然就会得到解除，或缓解。正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统治者打得天下走向腐败之后，为了巩固这腐败的社会，所以往往又采取修庙请神的作法，从而加大了社会中的神秘气氛，同时神秘预测也随之会像雨后春笋迅速得到发展。但当人们真正都相信了命而不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真理的时候，人们对统治者的话也就更不愿听了，反使的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谶兆，成了能驱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东西，甚至和统治者的统治对立起来，同时也就成了统治者的最大而直接的危险。事情一旦发展到如此地步，统治者又同样会反回头来进行坚决地镇压和压制，这又会使神秘预测转入地下。　　

这一切说明，神秘预测，在中国的条件下，归根是不会受到统治者的彻底欢迎，虽在统治者的利用期会一时得到发展，归根又会遭到统治者的镇压而走上衰败。　　

 (三)为什么老百姓会相信神秘性预测呢?这从前面的内容中实际已经说明，就是因为严重的社会不公所造成，尤其当自己在遭受各种不幸之后，又得不到公正处理时，总希望扶正去邪的神能出来帮助自己或指点迷津，同时也会想到，为什么这不幸偏偏就落到自己头上?这不是命运注定的是什么?结果社会越黑暗，人们也就越相信命，这一切就成了神秘预测的牢靠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由此看来，只要社会不公严重存在，神秘预测就不可能被消灭。如果社会一清如洗，事事都能以理而行，这就会使人相信理而不再相信命，就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因为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能给人们带来公正，所以当时对神秘预测的行为不用镇压也就自然走向消失。这时的人们只相信一条，就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从而可知性预测大兴。　　

由此可知，神秘预测和可知性预测的盛衰是和整个社会治理的好坏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它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东西。当神秘预测盛行时，有人说只要给人们讲清道理，使人们知道了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人们自然就不再相信它了，其实不然，因为它产生的根源是社会不公，只要社会不公严重存在，并得不到纠正，人们也就只能从神秘预测中求得安慰。这时再怎样说那是虚伪的，是欺骗，但有一条却不能说清，这就是产生这行为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的不公，因为说清了就成了反现实的煽动者，正因为不能说清这一点，结果自己同样成了制造虚伪和欺骗的人，只是制造的角度不同而已，归根都成了加重这时代不清而走向黑暗的为非作歹者。　　

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学说，都不是凭嘴巴把对方驳倒的，而是借助政治力量，使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才战胜对方的。就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胜利，并不是单凭《新青年》上的文章，而是靠工农红军夺得了政权，并使广大人民得到公正待遇，人们才相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预测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神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得到彻底消亡，人们也才不求助于神秘预测。所以说，解决神秘预测的问题，必须从治理整个社会入手。　　

 (四)从学术角度方面讲，如十七世纪德国著书数学家莱布尼茨看到“伏牺易图”时说，他创立的二进制数学原理，中国人早他几千年就有了。其实“伏牺易图”原本是用以神秘预测的一种工具。这说明东方的神秘哲学对近代的科学也会起到某种启示作用。　　

再以中国的中医学为例，从思想体系上讲，它实际也是中国神秘哲学的产物，和神秘预测同出一辙，但在实践中，用五行生克进行配方和治疗，经过长期实践，还产生了不少千古名方，虽然用现代科学不少地方还讲不透这其中的道理，但却被人们公认为这是世界医学中不可少有的宝贵财宝。　　

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东西，开始往往说不清楚，但不等于将来也说不清楚。如中医中的经络学说，因为神秘，一时又无法被现代科学证实，所以曾被人说成是不科学的东西，但又因为在实践中行之有效，所以实际又否定不了，于是人们又继续研究，从现在看，已经开始由神秘走向不神秘，因此，从学术上讲，对有关神秘预测的理论，过早地采用行政手段彻底否定，往往也是有害的。至于这理论用在预测上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应从治理社会的角度加以克服，这才是抓住了治本的根本所在。在这点上，《四库全书》说的好，这就是“通者存其理”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