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满意度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国民满意度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迟维东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即使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也是一枝独秀，GDP增长有望实现8%的指标。然而，各阶层特别是广大工农基本民众却对政府空前不满，反政府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受到严重挑战。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国人的深度思考。　　

当然，关于国民满意度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太大，基层干部执政能力不强，官员腐败现象严重，都是群体事件的诱发因素。但笔者认为，从大的方面说，解决这类问题、提高国民满意度的根本办法还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发展模式——摒弃GDP崇拜，建立国民满意度的考核机制，而不是用扭曲的所谓GDP的政绩观作为衡量干部政绩的标尺。　　

据2009年9月15日《羊城晚报》报道，由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的专家组受法国总统萨科齐委托，历经一年半时间，研究如何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引入社会福利相关指标，以全面衡量经济增长。9月14日，专家组将完成的研究报告递交萨科齐手中。报告主张引入“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全面衡量增长。萨科齐据此倡议，各国衡量增长时引入“国民幸福总值”而不仅仅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　　

而我们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却仍然抱住GDP不放，津津乐道于GDP的增长，在发展指标上一直把“保增长”排在首位，并没考虑到民众的感受。其实，百姓并不在意GDP怎么样，而更在乎自己在物质、精神上是否满意，生活质量上是否“芝麻开花节节高”。如果我们执政者不进行思维转向，不用提高国民的满意度来替代GDP，就难以改变民怨四起的状况，更难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二、以国民满意度衡量社会的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国民的满意度，目前国际上具体的提法和涉及的内容不尽相同，有的称“国民幸福总值”，有的称“国民幸福指数”，笔者在这里以“国民满意度” 称之。尽管称谓不同，但都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仅反映经济增长的数据，无法计量民众的收入水平、消费指数和福利差别；全面衡量经济增长应引入这些相关指标，考虑百姓的幸福感，发展是为了增加国民的收入，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这就是说，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叫广大群众得到实惠，让人民群众满意。任何无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不合乎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　　

诚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复一年的快速增长，的确使得改革开放的中国一步步走出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然而，GDP对于衡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却有着明显的缺陷，它不能对增长的代价、方式、质量、效率以及社会成本做出直观、有效的衡量，更无法衡量实际的国民财富与分配。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实际操作都要以人为本，以让群众满意为标尺。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现实生活中，为难百姓的事情时有发生。譬如：重庆渝北区有一位退休职工每月需花80元路费去房管局领取79元的租房补贴，他要求办张卡转账领导都不允许。这样以来，增加了交通行业的收入，客观上也起到助推GDP的作用，但有一点人性味吗？百姓满意吗？这纯粹在捉弄人！有些高污染企业能使GDP增长，我们回过头来再治理被污染的环境又要更多的投入，这便可以创造双重GDP，这样的增长不正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吗？　　

    “GDP” 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只不过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国民财富的同步增长。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GDP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道路两旁被毁树木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一组数据被屡屡引证：虽然我们实现了全球瞩目的GDP增长，但我们以世界水泥消耗总量的５０％、钢铁的３４％、煤炭的３１％、氧化铝的２５％、电力的１３％，实现的却仅仅是世界４％的GDP总量[2]――即便我们想继续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的高增长，资源与环境也将无力承受。　　

在我们现实发展模式中，仍被简单、机械地操作为投资、投资、再投资；对GDP的情有独钟，仍在使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则秩序倍受冷落。面对这种图景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科学的发展观，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确立了新原则、指明了新方向的话，那么遗憾的是我们仍未在现实中找到落实这一科学观念的路径与方法。伴随着如此的经济增长，现实的社会矛盾也空前激化：连续几年民众上访、群访批次创历史新高，其中侵害农民土地、拆迁问题的上访量激增，甚至出现因不满污染的村民群体事件――对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断地积聚着更大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对此，我们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确立国民幸福值的发展目标　　

    构建国民满意度的考核机制　　

近年来虽然中国的GDP获得了高速增长，但是很少听到中国人说自己的幸福也高速增长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保GDP增长的政策，却没有听说出台“保幸福增长”的措施。GDP增长一直是中国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一直是20世纪西方主流发展模式。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个模式受到了质疑，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也在发出 “超越GDP”的呼声。2008年11月，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到喜马拉雅崇山峻岭中的小国不丹去寻求“另类”答案。他们意识到，主宰20世纪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世界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思路。一位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官员说：“几十年来我们都是在追求GDP，现在需要超越GDP了。”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采用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模式，必然带来不可克服的悖论：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DP高增长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DP 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过分重视GDP增长的必然结果是：经济泡沫变大，社会虚假繁荣，整个社会财富也可能创造了很多，但在腐败成风、道德沦丧之时，只是少数人聚积了财富，广大工农民众却相对贫困。这除了给官员带来“政绩” 的光环外，没有其他任何益处。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GDP不等于幸福，而国民幸福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的是不丹王国的国王。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民幸福总值”（GNH）应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指标。当然，这些指标只是基于不丹提出的，未必具有普遍性。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内生产总值重要得多。”[3]　　

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鉴于当下的世情、国情，我们要想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经济发展思路上有较大转向，由原来不顾一切地“保增长”，千方百计地推高GDP，改为倾尽全力“保民生”，多解决一些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从而形成无坚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把民众的幸福指数或曰民众的满意度（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高低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尺。
    对此，笔者完全同意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的观点。早在2005的两会期间，程院士就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他提出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只要人们真正理解了究竟是什么增加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程度，那么，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便可指日可待。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笔者也诚恳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总值” GNH比GDP更加重要，政府的责任是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以此作为干部履行职责的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如何构建国民满意度的考核机制呢？这里，只是提出有关总体思路：　　

首先，凡涉及国计民生的事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工作方针，先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实施。群策群力，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由人民当家作主。根绝不顾民生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减少以至消除那些“见物不见人”的数字统计、踏踏实实的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　　

其次，按不同地区、不同行业进行民众可支配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普查，将具体数据记录在案。今后每年都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调查，看看民众的可支配收入是否增加及增加的幅度、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及提高了多少，以此决定本地区、本行业行政领导的政绩状况。　　

再次，政府设立有群众代表参加的民意监控局，广开言路，群众随时可以向政府反映情况，真正把官员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定期公布领导干部的收入及财产情况，真正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制度反腐的精神。　　

最后，实行党内民主，进而扩展到全民的民主，对官员的考核设制民意调查表，分“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几个级别，对“不满意”特别是“很不满意”的干部坚决予以撤换，改变干部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状况。另外，每年还要对民众的生活满意程度作广泛调查，并作为我们的重要施政依据。　　

建议中央政府不定时派人到各地暗访百姓。让群众说说真话，也让中央领导听听真话。封建帝王尚能做到“微服私访”，何况我们共产党呢？　　

当然，以上所见还只是粗线条的、不成熟的，这里只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便可聊以自慰了。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宗旨。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只要我们切实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进行工作，达到较高的国民满意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