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根论 腐败论 道德论 金钱论 国情论

劣根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一　　

赵居平　　

　　

写劣根论，其实是继承了鲁迅和柏杨的传统。　　

我觉得毛主席可以出于号召和鼓动广大人民参加革命的缘故，只宣扬人民的长处和积极性，却对其的缺点批评和批判，这也是中国人民只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而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因。　　

毛主席真的跟鲁迅不同，他没有正视人民身上的缺点，这给中国以后的发展道路都留下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应该上鲁迅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上还比毛主席更为深刻一些。鲁迅对敌人的恨对人民的爱可能要比毛主席逊色许多倍，但他对封建残余的理解要毛主席深刻得多，对人缺点的严重性的认识也是其他文化人所难以比拟的。　　

我们的人民真的有着很大的缺点。毛主席把我们的人民看得十全十美，这就无疑让他的文革演上一场中国特色的堂·吉诃德式和闹剧，让他毕生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完全幻灭。毛主席的确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着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豪情。　　

相对而言，鲁迅的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就冷静得多。他虽然有着横眉冷对和俯首甘为的鲜明爱憎，但是，他对普通民众的启蒙教育更为关切，他认为，凡愚弱的国民，无论体质如何健壮，只能作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毛主席显然没有相信句话，因为他成功的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人民群众身上的优点也被开发殆尽。毛主席根本没有料到，在不革命的时候，在和平年代，人民身上的坏毛病就会彰显出来，而他们的优点就会在饱暖思淫欲走委萎靡不振的。我想，发动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可能想只想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中的好的方面，但他没有想到同时也把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中的不好的潜能也同时发展起来。而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更是恰恰发掘了人性极不好的方面，而对于人性的优点发掘得很不够。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道：我们中国人是有劣根性的，尤其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劣根性尤其触目惊心。除了鲁迅指出的中庸之道、叭儿狗、落水狗、看客等，以及柏扬指出的酱缸蛆、窝里斗、不团结、圣崽等外。就我的观察，我觉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在当代中国还表现在：　　

一是软坏，软刀子杀人。利用人言可畏，利用优势孤立一个出头鸟，并集体敌视他，不动声色地排斥他，最终促其慢性自杀。我想，曹植之死当死于这一种。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小单位，得罪领导者，一般会其他人用软刀子联合绞杀的，而所谓心胸狭窄的领导还躲在背后偷着乐。　　

二是一个小村子或者小单位极其严重的看人思想，大家一边倒，狗撵下坡羊，对那些所谓的弱者，一律打入所谓的钉子户的行列，让他像孔乙己一样，若有若无，自生自灭。　　

三是笑贫不笑娼，唯利是图，有钱便爷的心理完全复活、复苏。没有钱，便什么事情办不成，有了钱便什么都好说。有钱就是爷，恨不能有个海外关系和港澳台关系，恨不得自己的祖先是地主老财能给自己埋下金银财富。　　

四是领导只有装得像，他们的装腔作势越来越不像样，小小的领导一般都念中国领导的讲话，装模作样地组织各类会议，仿佛自己跟大领导差不多似，在猪鼻子上插葱装大像，一副相大神威的样子，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其实最终还是小人得志的样子。人们只注重外表，完全不顾内心世界的极度空虚。　　

五是当面说谎背后传播谣言的人群越发地增多了，骂党骂娘的人增多了，空谈误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干实事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人都是演说家，个个都会讲大道理，好像做人的真谛只适用于别人，独独不适用于自己的。妻子别人的好，儿子自己的好；背后骂领导讨好同志事，当面讨好领导攻击同事。人人都喜欢戴两套面具，人人都会耍两面派。人人都活思想，人人都装聪明人，惟恐天下不乱，惟恐自己不聪明。　　

六是对上软对下横的人多了，群众之间的帮忙少了；官员之间的拉拢多了，集体腐败多了，个人的隐私少了；助人为乐的人没有了，幸灾乐祸的人多了；同学真情少了，同学爱情少了，同学利用多了；防人之心少了，害人之心多了：见义勇为的人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在人多处振臂一呼与歹徒搏斗的人少了，在人少处见财起心见色起义的人多了。　　

七是只有在过庆节的时候才想到国家，只有在过建党节的时候才想着党，只有自己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才关注高考问题，只有灾难降临自己的头理解什么是同情心，只有自己倒霉的自己的时候才想到别倒霉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的。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玩虚的敷衍了事，把占有物质文明当作财源茂盛的事业常抓不懈。　　

八是城里人天生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哪怕倾尽一生的努力都无法消除与生俱来的自卑感。有知识的轻视没知识，有钱的轻视没钱，有官的轻视无官的，有才的轻视无财。仿佛只有别人才能重视自己似，老想在人前表现自己，总像鸡毛似的轻飘飘的，不知把自己落在实地上。巴结人的时候极尽奴颜媚骨，反目成仇的时候恨不得对方立即被车撞死。每个人的心肠无比歹毒，每个人的同情心荡然无存。　　

九是无论什么职业的人都缺少敬业精神，干工作纯粹是为了谋生，而缺少干革命的热情。见面就喊闲忙瞎累，见面就讲活着没意思，见面就讲钱和女人，俗气天下少有。　　

十是一点不诚实，无论对自己还是亲人，还是对党和国家，还是外国人陌生人，都采取万变不离其宗的极不诚实的态度，玩弄小聪明世界第一。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只相信财神爷，凡搞生意的人都供奉着财神爷。官员的谎话连篇害了国家，百姓的谎话连篇害了自己。　　

还有许多，相信每个人都沦肌浃髓和毛骨悚然的深切感受，我就不继续总结了。　　

鲁迅对劣根性的态度是怒其不幸，哀其不争。　　

我对劣根性的态度是必须扫荡，净化灵魂。不在灵魂上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洗礼，是无法改变劣根性的痼疾的。这需要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影视作长期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收效。现在看来，鲁迅先生之所以对人民的启蒙工作那么重视，也可以看出他对改造民魂曾经抑郁多么大希望呀。我猜想，毛主席也是犯了某种过于理想化的错误，他相信我们既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就深信我们的人民在建设年代、在和平年代会跟革命年代、战争年代一样富有创造力和革命精神的。建国后高大全文学的失败，也算是对人民礼赞的一大讽刺。相反，赵树理的常有理、小腿疼等的认识，就比大多数作家要深刻很多。尽管如此，他也是对农民怀有最深厚感情的作家。　　

现有阿Q比以前少了，现在小偷小摸的人多，爱占小便宜的人，爱占大便宜的人多了，有了人为了权钱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现在的一般人都会活学活用政客哲学，连农民都不老实巴脚了，连工人都不忠厚老实了，连最善良的人都有了想腐败一次的想法和行动。我觉得当前最大的劣根性便是人人想发横财，人人梦想着腐败一下的机会，人人都有着随时随地爆发的犯罪思想和行动。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发疯了，人人都变成了红眼睛阿义，人人都想成赚钱的机器，人人都想着天下掉下金元宝，人人都想着一夜成名一夜发财，人人都有着小算盘，人人都没有国家意识。　　

人人只爱钱，人人都不爱国，这种意识发展下去，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我只是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出来，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腐败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二　　

赵居平　　

　　

天下谁人不爱腐败，天下谁人不爱堕落？天下谁人不腐败，天下谁人不堕落？有人可能要举柳下惠了，但有许多大文豪和大科学家可以作证，柳下惠先生绝对是子虚乌有。这几天，我曾经看了一篇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一个色情狂，据说他在八十二岁的时候还有玩弄少女的冲动和行动，这篇文章的作者写到这里，他便顺理成章地联系我们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杨振宁先生，杨大科学家在八十二岁的时修娶了二十八岁的少女，有文章还专门为他们夫妻声明道，他们老夫少妻的性生活很和谐、很幸福、很爱情的。别的科学家有没有靠所谓的善淫寻求创作灵感的赞美，但成名的臭男人尤其是臭文经常会养成这个坏毛病的，像歌德和白居易都是典型的例子。并不排除我们的民族有贞女贞妇母亲的，但今天整个民族的堕落、腐败已经是无可掩饰的事实。　　

面对男欢女爱的欢乐场，面对色胆天、权能通天、钱可欺天的嚣张气垫，靠大老爷和妖娆女的玩火自焚就能反腐败，笑话！靠小文人和老解放写一些杂文，就能取得反腐败的胜利，是更大的笑话。就像是“一下子打死七个”苍蝇的小裁缝可以战胜魔鬼，那是哄小孩子的童话，靠着杂文反腐败也只是哄哄不腐败的老百姓而已，与腐败分子何关？我想，鲁迅即使活着，他也对今天中国不可一世的腐败现象束手无策的。他的杂文在革命时期还多少起一点作用，在和平享乐的年代起不到任何作用，他也许将被中国的主流媒体抛弃的下场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靠杂文反腐败是靠不住。前几年，我读过邵燕祥的一篇文章，他就表达了写杂文对于反腐倡廉作用不大的牢骚情绪。因为要害的症结是，腐败分子是不看杂文的。正如同刘项原来不读书，杂文家的自恋无异于意淫，长此以往，最后只落得自己厌倦了，国家也不领情，被批判的对象也无所谓。最后，在强大的政治家面前，在道高一丈的御用文人面前，杂文家的命运终究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杂文的命运还是被边缘化。诗歌写不到头，杂文也写不到头的，为什么？只因为腐败的势力永远大过杂文的力量的，杂文从来就是腐败的对手。　　

那么，靠着大文学、大文化反腐败，也正所谓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文学、大文化不要说三十年，也许一百年就建立不起来的。　　

靠着政治家的大有作为可心反腐败吗？历史上确有靠着党自身的整风而反腐成功的特例，如延安整风；但也有失败的情况，譬如文革。可见，纵然是世界反腐第一人的毛泽东，他在反腐的战斗中功过参半，远不像他创造的军事神话那样百战百胜。　　

改革开放的领导人也都有反腐言论，但收效似乎跟杂文家的相差无几，对于国家日益严重的腐败危机全然起不到丝毫作用，越反越腐的糟糕局面无法扭转，能够起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就已经是万分幸运了。可是，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可怜的三分下去，持续稳定地增长下去，十届领导人就是三十分之一，一百届领导人就是三百分之一，那时也许早就亡党亡国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不用制度的形式根本扭转乾坤，无论领导人的讲话，还是杂文，都永远不能把腐败分子的什么咬上一口的。书呆子总是误国，政治家也常常误国。廉洁奉公的人往往不近人情，腐败分子常常是皆大欢喜。包公海瑞极少，贪官污吏极多。拨开云雾见青天，黑云压城城欲摧。万绿丛中一点红，总被狂徒摧残尽。腐败的力量过于强大，就如同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反动派的力量过于强大，红军最终以失败告终一样，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反还则罢了，如果真的要以红军的精神去反攻，肯定也要失败的。　　

是不是我们的党和国家命中注定要永远地腐败下去呢，是不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彻底根除腐败呢？从理论上讲，我们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民主；实际的角度讲，我们毫无办法。这就像是我们患上了艾滋病，按理论上我们想治好，按实际论我们却是非死不可。　　

下面，再从女人和男人的角度谈谈腐败。　　

先说女人。　　

旧中国千疮百孔，疮痍满目，伤痕累累，方志敏却把她比作天生丽质的美人，他和公刘只说列强们虎视眈眈地盯着美人丰满的胸部，极尽淫亵蹂躏，没有说美人母亲的儿女不争气，也没有祖国母亲有着自淫荡无耻的劣根性。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可以用小姑娘春天般的花枝招展来形容，也可以用生机勃勃的美少妇的青春美貌来形容，但毕竟无论是迷途的少女，还是失足的少妇，都会偏离纯情少女让大家人见人爱的本来面目的。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已经使新中国成了健壮的妇人，有贵妇人的沉稳，有浪荡女的轻浮，无论成熟，无论风骚，无论魅力，无论劣迹，都不是不谙世故的小女子们所能比的。然而，在健壮的妇人当中，虽然大多数人仍然善良本分，却仍有着数量不少狡猾和无耻的女人，她们都倾城倾国的荡妇。虽然用荡妇来形容我们的时代很不好听，但这个改变革命性质同时开放了丑恶的时代确实又有着荡妇浪子一样的放荡不羁的情怀的。男流氓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女流氓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毛主席的名言在革命的时代名副其实，到了建设的年代就变味，譬如那句最有名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革命年代，指的是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在改革年代，就指的是“风流浪子莫教贫，红粉佳人休使老”了，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宿命的谶语，也只有天知道了。　　

再说男人。　　

旧中国男人们爱自称仁人志士，虽然抽鸦片使得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幸亏极少数的仁人志士还在，因此，几近亡国灭种的旧中国还是在外来文明的启发下孕育出了走新生的希望。这就告诉我们，即使再腐败的国家，也都是有希望的。所以，面对腐败，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失望。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男人是半边天，比古代矮了一半；女人是半边天，比古代高了不止一半。女人全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男人全是英雄好汉，都在轰轰烈烈地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好啊，因为人人都英雄好汉，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然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因为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大家都英雄好汉了，天下就大乱了，原因是乱世出英雄，有乱世当然就乱臣贼子从中破坏，腐败也就不可收拾了，说是浩劫也未尝不可，英雄气短最终为儿女情长所替代。　　

新中国的后三十年，就是儿女情长的天下，就是有少数英雄，也是难过美人关的伪英雄，他们全拜倒在了美人们的石榴裙下。这不再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没有理想的时代。说得再难听一些，这是一个纵欲和堕落的时代。好像一个外国的圣贤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连女人都不守贞洁的时代，一定是一定堕落的时代。我就是从这句话出发，来认定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所有的得志小人都成了超级嫖客，他们玩弄妓女，玩弄二奶，玩弄小蜜，玩弄农妇，玩弄下岗女工，玩弄幼女，玩弄处女，玩弄泰国人妖，可以说是丑恶到了极点。贾平凹说：“丑到极点就是美到极点。”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丑到极点就是美国人希望的美到极点。既然把美到极点和丑到极点高度统一，我们自然就认为腐败分子们的生活无所不美。玩弄中国女人犹嫌不足的中国成功男人还做着美国荡妇勾搭成奸的美梦，却不料美国和日本的娼妓、荡妇已经向我们中嫖客投怀送抱了，在他们治下的温柔乡里，中国的腐败分子只有醉生梦死、欲仙欲死了。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敌人的和平演变和糖衣炮弹是可心俘虏我们的。敌人除了毛主席外谁都不怕，幸好毛主席已经死了，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向我们发起进攻了。正因为我们的敌人学聪明了，他们认识到只有腐败才能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而新技术和新武器是征服不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敌人的聪明，正衬托出了我们自己的愚蠢，我们并不知道敌人险恶用心。　　

说完了女人和男人，我们再说神仙。　　

人明智地说：人无私心了变驴呢。神不明智说：人无私心上天了。万能的神当然知道耍小聪明的人永远不会成为长生不死的神的。人却总想着成为自私自利的神的，他们总是以小人之心度神仙之腹的。自从科学战胜了迷信，人在知道根本没有神仙没有下一辈子后，就开始绝对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了。改革开放的大舞台，就是在上帝死了、神死了、毛主席死了、英雄好汉死了的大背景下上演的。大家只为一个字“钱”奋斗，大家只为两个字“离乐”活着。能达到目的的不择手段，不达誓不罢休的更加变态疯狂，于是乎，全民腐败了，人人腐败了，一直要腐败到亡党灭民、亡国灭种的时候。　　

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反腐败了，因为腐败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腐败了。　　

圣经说：上帝要叫人灭亡，就是先教人发疯。　　

我们的发疯将止于武松的钢刀、李逵的板斧、道士的春药、自掘的坟墓，止于天灾和人祸的极端残忍的结合，除非我们建立永久的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社会，而非特权和人治。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附录：　　

　　

同仇敌忾与腐败作殊死搏斗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中国格言　　

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　　

                                                      ——莎士比亚　　

反抗诱惑吧，那样你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做出高尚的行为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　　

    腐败自然是最低素质的表现。　　

    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具有腐败分子的心态。　　

    俗话说：“朝里的奸臣地里的草，永年永世锄不了。”费仲、尤浑、屠岸贾、赵高、董卓、王莽、李林甫、杨国忠、高俅、秦桧、贾似道、魏忠贤等是杀不完的。而称得上“青天”的只有包拯和海瑞。民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活画剥削阶级心态的语录翻译成天水俚语就是：“人无私心来世变驴哩。”可见，自古以来，腐败之心，似乎人皆有之。　　

    民谚说：“庄稼假不得，生意真不得。”同类的民谚还有“穷长良心，富生奸计”等，现在又产生了新的民谚：“事在人为，有钱就灵。”由此推知，作为有史以来雄踞于“富裕”顶点的今天的中国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腐败，腐败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具有“腐败之心”的中国人已经是绝大多数。“三讲”教育正是针对歪风邪气上升的腐败而言的。从排比的修辞效果看，“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中，当以“讲正气”最为重要，而“腐败”恰恰是“正气”的对立面。　　

今天的每个中国人每天都能碰上腐败的。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吗？不是“行业不正之风像流行感冒一样”不时地发作吗？不是“有权就用，过期作废”吗？不是“能捞就捞，傻瓜才不发财”了吗？不是“一年的公款就能吃喝掉好十几个亿”吗？不是“万恶淫为首”，享受了吃喝嫖赌一条龙服务才算没有“白活”吗？……我们天天都能看见腐败泛滥成灾：假烟、假酒、假药、假广告满天飞；乱收费、乱摊派、乱砍伐、乱标价乱了人心；精神污染、垃圾文化、道德贫血、信仰迷失、群丑毕现；任人唯亲、营私舞弊，“下岗”的多是“持不同意见”者；卖淫不脸红、挖坟不胆怯、卖官不心虚、朱门酒肉臭，念不起书的是贫困子弟，气焰嚣张是得志一时的势利小人……　　

    最近《杂文报》上有一篇题为《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文章，讲的是某刑警为了阻止告状人说话，竟用刀子割了其舌头。作者说那刑警比林彪、“四人帮”还恶毒，比法西斯集中营的刽子手还要惨无人道。据报载，那个被害人在拘留所关了十多天后，体重由150斤减到50多斤（三年后有个大学生孙志刚竟被活活打死）。全国各地关于腐败分子的报道和叙述，几近“罄竹可书”地给了世人罪恶滔天的大曝光，大展览。　　

    就是在现实社会，像有的人为了谋取领导的位置，纵容妻子和前任领导勾搭成奸，而自己公然与前任领导的女儿长期通奸，如此道德败坏的家伙一旦位置到手，就会疯狂敛财，为所欲为……在未落法网之前，得志的小人会给不明真相的人们造成极坏的示范。　　

    如今，“依法治国”被写进了宪法，“以德治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制造綦江虹桥垮塌事件的恶人受到惩罚，湛江特大走私案集体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腐败副省长胡长清和副委员长成克杰等被相继击毙，有些省的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等纷纷被捕……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成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恶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活该！ 　　

    不必隐瞒，“腐败”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江泽民说：反腐败是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朱镕基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义无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见，我们党反腐败的决心之大，昭然若揭。　　

    我们必须讲“正气”，惟“正气”才是腐败分子无处容身的利剑。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腐败的都是当官的，只有当官的才与“腐败”二字有关。这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几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存在着腐败意识和行为。　　

    歹徒猖獗，围观群众无一人敢上前！　　

    这世道已经没有人敢为弱者作证！　　

    受贿的是腐败，行贿的也是腐败！　　

    精神上的腐败比肉欲上的腐败的危害性更大！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了，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那时没有“正气”只想亡国的中国人——汉奸、卖国贼毕竟是极少数。可在今天，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有出卖爱情的，有出卖国格的，有出卖人格的，有伤天害理的，有无情无义的，有暗室亏心干尽坏事无所不用其极的……“法轮功”练习者，其“坐享其成”的腐败意识比腐败分子更甚！其六亲不认的残杀比法西斯还要恐怖，因为其杀人不用刀！　　

    有人说，只有学校才是一方净土。而学校的问题仍然和“腐败”相联系，有丧德败行的教师，也有丧尽天良的学生……这类例子在这几年的报刊电视上讲得太多了。　　

    章太炎说：“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基。”　　

    如果听任“腐败”肆虐我们的灵魂，如果听任“腐败”吞噬我们的肌体，则民无宁日，国无宁日，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每一个朝代和国家的灭亡，都是因为“腐败”。罗马大帝国是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也是这样。“进京赶考前”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兴衰替代的周期率，那就是实行民主。后来，邓小平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主要是精神文明这一手太软。江泽民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治党必须从严。他还说：“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一上任就重提重要法宝“艰苦奋斗”的胡锦涛反腐倡廉的言行更加旗帜鲜明。温家宝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腐败问题”的认识，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而且作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她不仅敢于承认错误，而且勇于改正失误，这是中共党史告诉我们的基本常识。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万岁”能够实现的话，承认并改正一切失误，就是她得以能够自新长存的惟一武器。目前，我们所遭遇的最大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总设计师曾说过：中国的问题在党内。在新的历史时期，如果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完全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听任腐败蔓延，我们依旧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乱世思才，治世思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些既是古训，也是今天警示教育的红语录。我们必须同仇敌忾与腐败作殊死的搏斗！　　

    不消除腐败，我们将无颜面对革命烈士和前辈！　　

    不惩制腐败，我们将无法向子孙后代交接火炬！　　

为了党旗、国旗、国徽、国歌和国魂永不变色，我们必须消除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腐败行为和意识。　　

不消除腐败，我们就会被腐败消灭。　　

    “不腐败”是一个民族最高素质的表现。　　

　　

金钱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三　　

赵居平　　

　　

面对被人类批判了几千年的金钱，面对在这三十年红得发紫的金钱，我们又能提出新的观点呢。卑之无甚无论，面对金钱，我真的感到很茫然。据说，毛主席最不同于别人的，是两不带：一是从不带枪，这有背于他作为中国第一爱国军人的身份；二是从不带钱，这说明他确实是视金钱如粪土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自然不能如此贬低风行一时的金钱至上论的。　　

社会变了，时代不一样了，原来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并不过时，原来被禁止的东西在今天公开盛行，原来被批判的东西在今天受到夹道欢迎，原来被否定的东西今天完全合法合情合情。在拨乱反正后，金钱被置放到了最高贵的神龛，谁若对钱不恭敬，他就必然像我一样一定是一个穷鬼；谁若对你不动脑筋而只对文字大伤脑筋，他就必然像我一样一定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发迹的穷鬼。我们已经进入了离不开钱的时代，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但也不见得离开了钱是万万不能的。　　

我在这篇文章里算一笔账，以此证明在有些眼中高不可的金钱的价值。　　

在现实社会，有的人可能身价数亿，有些暴露的贪官就贪污受贿了四亿万之上，有人给我描述了一下，以百元人民币为单位，四亿纸币堆积起来，可能我们的一个小操场还放不下的。面对这样一座钱山，我一定会跟张大翼笔下走不出金山银山的童话人物大林一样，我也走不出这堆积如山的四亿钱山的。好在我永远也见不到那么的钱，那么，我也就用不着被钱山所累的，当然即使是梦中的钱山，就更不会扰乱我了。　　

我要算的一笔账比四亿还多四倍。假如一个人拥有十三亿的财富，那么他的价值有十三亿大吗？他在人类史的价值就有十三亿大吗？且不要他的十三亿有可能炒股打了水漂，被国家没收，就是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手中，那就说明他的价值是十三亿吗。诚然，对于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而言，也确实价值十三亿。可是对于全人类而言，就不能那么机械照搬了，也许连一元钱都值不上，或者分文不值的。　　

把十三亿元分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也是一元钱，这个大家都会算，用不着说三道四。把十三亿钱分给全世界的六十亿人，也就是两毛五。如果分给未来一千里的全人类呢，可能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大富翁能够做到这一点，凡富有阶级，从来没有傻到要这么做的。即使现的一些慷慨激昂的慈善事业，他们也只在九牛一毛和沧海一粟的地方沽名钓誉的。可以说，任何一个富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富有施惠给一个国家的所有人的。这就是说，一个无论有多么多的钱，他也是不值得向所有人炫耀的。然而，在我们的这个国家，多少有一点钱的人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那种光宗耀祖的神情，那种天下少有包装，那种阔佬的架子，都让感到很可笑的。我这里要告诉所有的有钱人，请千万不要在人民面前骄傲，因为你给人民创造的价值几近于零。　　

有的人可能驳斥我，账不能那么算的，因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那么，请告诉我，账到底要怎么算呢？在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在一个有了钱可以为所欲为的社会，我们不这样算账，难道还是这么算账呢，只要能让自己的家里生活无忧地达到小康水平，另外还能养活几个小老婆，就应该称作受人尊敬的先富起来的人吗？有了钱就得受人尊敬，不知道这是那个王八蛋定的规矩。不要说你给我一钱，你就是给我二元钱，或者给我三元钱，我都不会尊重你，更何况给我分文未给。因此，任何一个奢望受到人民尊重的人，先把这笔好好算一算，再考虑为什么老百姓不尊敬你。　　

自然而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也就中国人民感激和尊敬毛主席，因为他们都觉得，毛主席给他们每个人创造的价值何止超过百元、千元、万元，他们甚至觉得毛主席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了难以用数量统计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这种双重财富，不光惠于中国人民，也惠于世界人民。　　

同样的道理，新一代领导人的惠民行动，不要说医保，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就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民感激不尽了。因为做到这一点，只有以胡锦涛为首党中央才能做到，而任何一个自以为财大气粗的商人都是做不到的。　　

从数据上否定金钱至上的价值，也许的确有失偏颇。　　

我们再从其它方面来看一看金钱的价值和作用。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是，我们哪一个人见过鬼呢。我们谁都相信，有钱不能使鬼推磨，神仙从来也没有人间的钱看在眼里。钱不光不能通鬼神，历史上从来就有不把钱看在眼里的人存在。毛主席是一位，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等都是。我们还记得那个“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典故吗？我们还记得“子罕之宝”的贼吗？还有，陶渊明回到没有钱的地方，仍然活得有滋有味的。　　

钱可以买来爱情吗？未必，至少你再有钱，也不会把七仙女、织女买来的。　　

钱也买不来友情。　　

钱买不来的东西太多了。　　

钱可能难以创造幸福，钱却可能毁灭幸福，这样的悲剧太多了。　　

人的一生是漫长，不能只顾眼前，不能一切只向钱看。有人统计，每年被热捧的高考状元，百分之九十九的都抢占了经管专业的学习位置，就说明所谓中国最优秀的人都变成最势利的家伙，都要把自己发展只为自己赚钱的工具了。这可能是国家最大的不幸，以前我也找不三十所与世界完全接轨的中国依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现在我们知道，这就是钱惹的祸。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放不下一张正义的桌子。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站不住一个称职的法官。　　

金钱社会将让中国创造不了任何世界第一的发明。　　

金钱社会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选择。　　

金钱社会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命运。　　

再说下去，就显得有些空洞了。　　

好了，不说，一个拥有极少金钱的人想把金钱的问题说清楚，也真是一件老虎吃天的事。最后，我对读者诸君还是要说一句中国人最讨好而可怜的话：“恭禧发财！”发了财就值得高兴吗？我仔细想想，也应该是的。可是，除了发财，我们真的还有许多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那些事情其实并不需要多少金钱就能做到，譬如孝敬父母、譬如爱护妻儿老小、譬如举手之劳，譬如创业、譬如写作、譬如爱情，譬如理想……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道德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四　　

赵居平　　

　　

老一辈人曾经告诫我们：说人坏话是不道德的。那么，说人好话就道德吗？进而言之，究竟是说改革开放的好话道德呢，还是说改革开放的坏话道德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仍然从好像用过的古老例子说起。在历史上，我们从来都不乏讲道德得不好处而不讲道德却能得到处的例子。纣王的王后和妃子均是有德的女人，她们因为讲道德而死纣王这手，而妲己虽然不讲道德却得到了纣王的无比宠信。还有，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好话，也是因人而异。有的人把自己喜欢听的话定为好话，有的把自己不爱听的话定为坏话，这样就为偏听偏信提供了市场需求。其实，无论如何，都是不道德的市场要比道德的市场兴旺发达的。　　

才高八斗道德显赫的曹植说什么也要比曹丕强一些，但他在不道德曹丕面前不堪一击。　　

李白也自觉才高八斗道德显赫，但他在不道德的高力士、杨国忠兄妹面前同样不堪一击。　　

袁崇焕很有道德，他的下场就是被杀头；洪承畴没有道德，却是封妻荫子。　　

宋庆龄有道德，却是冷冷清清；宋美龄没有道德，却是威风八面。　　

有道德一定吃亏，无道德一定占便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识。　　

在市场经济时代，就更这样的情况：吃亏的一定有道德的人，占便宜的一定没有道德的人。在这个坏人吃香、好人受气的时代，我们对于道德在讨论，在盛气凌人的金钱面前，都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　　

其实，讲道德的人有时候也会干出力不讨好的事，尤其是曲解的道德更是祸害了中国人数几千年。然而，真正的道德总是受到世态炎凉的奚落，也真是直到我们今天也让人感到最无可奈何的事。　　

当有人劈头盖脸地对你怒吼：理想值几个钱？道德顶屁用！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还能怎么样呢？如果是我，我只有无地自容了，我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幸好没有地缝，我只好夹到尾巴跑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电脑室来写文章了。　　

文章能拯救道德吗？如果文章能拯救道德，就如同说强盗能当法官，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事。驴唇和马嘴多少还有一些关系，因为驴和和马还有一点关系，它们可能因为爱情可能因为传宗接代的关系还能联系在一起的。应该说，文章和道德的关系就是牛唇不对马嘴，它们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有人说，文如其人，好像有道德的人一定写着文以载道的道德文章，没有道德的人一定写着像《金瓶梅》或者《我的奋斗》一样的淫秽或者反动的作品，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就又犯了简直类比的狭隘经验主义误区了。文章如同美人，是不能从表面光洁度度看出其心肠的。在文章中高喊道德的人也许就是一条美女蛇，当然，他会像汉奸一样温柔地杀死你。这也像所谓的领导，他们天天发表着反腐败的讲话，但终有一天他们暴露腐败分子的狐狸尾巴，你就能说他们曾经的道德讲话不道德乎？我们可要知道，那些讲话，代表中国领导人的最高水平，而且还代表着最高的道德水平。举一个今年中国开门红的案例，就是有名的文大师案，那个在革命年代的流氓成了改革年代的表率，还公然声明，他是“半为苍生半美人”，也太他爷爷的那个了吧。当革命年代丑角变成改革年代的表率乃至急先锋的时候，当不道德变成道德的时候，所谓的道德文章，所谓的德高望重望和跳梁小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又该怎么去探究时代的文明标尺呢？　　

这样写下去，不光读者要犯糊涂的，我也要犯糊涂的。是啊，我究竟是在鼓吹道德，还是在远离道德呢？我们当然是要讲道德的，但我说的意思是我们讲道德不能只停留在讲话、文章、书本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讲道德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我们天天讲落实，天天讲行动，可是我们到底践行了多少道德呢？　　

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值得怀疑，先进的生产力还没有实现现代化，有许多地方，还是春秋时期就有铁农具和牛耕作业，谁又是代表者呢？代表最广大的人民，那少数人民又是谁呢，凭什么不去代表呢？先进文化、先进性的代表又都是谁呢？又从什么地方代表了先进文化呢？是汗奸文化？还是享乐文化？　　

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值得怀疑，难道以前没有以人为本，现在才以人为本呢？那么以前是以什么为本呢？还有科学发展，那么请问，腐败的最大化是不是科学发展呢，如果不是，为什么又会有增无减呢？　　

还有，我们是礼仪之邦，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算计上吗？我们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为什么又有着非共产党横行霸道的诸多事实呢？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为什么人民总是分成太多的等级和差别呢？还有，譬如我们常讲的两个文明建设总是一手硬一手软呢，为什么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精神文明却相对降低了呢？既然是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我们为什么又对自由化讳莫如深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要反对旧道德，建设新道德。今年八十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把旧道德彻底扔到历史的垃圾坑了呢？我们的新道德彻底地建立健全了吗？这说到了不得不说的痛处，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跟古人的“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有没有根本的区分呢？我们善良的愿望为什么常常落空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保持良好的初衷呢？为什么在好处和利益面前，道德就抬不起头了呢？为什么道德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能落实在行动上呢？是文革对于新道德的破坏严重呢，还是改革对于新道德的破坏严重呢？在商品交易中，在市场经济中，在当代社会里，我们究竟如何建设和遵守新的道德观呢？　　

道德失去了规范，道德缺少了应有的力量，道德不再制约人性，连法制观念都因为道德的失落而显得更加淡漠。人之兽性大发，人之目无党纪国法到了令人出离愤怒的地步，是谁也不愿意见到的事实，也是谁都见到事实。当官员接连奸淫幼女的时候，谁人听了不寒心？当三聚氢氨事件发生的时候，谁不感到痛心疾首？当听到邓玉娇等人遭遇的时候，谁不义愤填膺？　　

这到底出于教育的失败，还是政治上的有意安排呢，还是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呢？除了高谈阔论外，对于具体的落实都是含糊其词的。我对于道德见解，现在已经缺少了革命的激情，站在革命的高度谈论目前的道德是很可笑的。我只想说明的是，无论什么样的时代都是需要道德建设的，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把金钱置于道德之上，而且在整个社会风气中也不会形成金钱高于道德浪潮的。中国目前的道德问题，已经不是精神失落、道德败坏、信仰迷失、风气见鬼等空洞的字眼所能够概括的。我们的道德问题已经让人惊恐万状了，当我们打开网上新闻的时候，当我们捕捉案中案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警觉，我们必须重救道德，振兴道德。如果再不拯救，我们的未来就是身在黑中不知黑，身在黄中不知黄，身中假中不知假，身中坏中不知坏……　　

如何走讲道德之路，那就是走正直人生之路，此外别无他法。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正直人生，反抗邪恶　　

　　

[典故诗]　　

　　

一日年风雨如晦，　　

中华卖国史罄竹难书，　　

一个个民族败类粉墨登场，　　

把美丽母亲折磨得伤痕累累。　　

一百年后换了人间，　　

香港回归兮国耻雪，　　

海内外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纵情歌唱我的中国心。　　

狂欢之余，　　

我也把卖国贼一一申讨：　　

英国的洋枪利炮，　　

吓破贪吃鸦片的儿皇帝小遭光，　　

和更小的奴才赶紧割地赔款留狗命；　　

曾国藩满口仁义道德，　　

两手却沾着太平天国的血；　　

可怜咸丰老儿更无能，　　

惊死在圆明园的一把大火里；　　

他的遗孀歹妇人慈禧，　　

祸国殃民四十年，　　

与大鹰犬李鸿章一起，　　

同圆了八大主子的瓜分梦；　　

窃国大盗袁世凯太无耻，　　

为做最后一个儿皇帝拔光胡子，　　

学着大监调向日本人喊干爹；　　

后继者段棋瑞和张作霖，　　

也像走狗和爪牙一样驯服；　　

最危险的时候，　　

最丑陋的中国人叫汪精卫，　　

投降的嘴脸比末代皇帝还卑劣；　　

汉奸周作人，   　　

纵然著作等身，　　

跳进黄河也难洗千古骂名；　　

罪大恶极者最吸蒋介石臭名昭著，　　

确是卖国求荣千夫所指的大坏蛋。　　

十二个犹大，　　

十二个败家子，　　

是我记在黑名单上的人，　　

比赛着男盗女娼的勾当，　　

纷纷引狼入室把国格丧尽。　　

不堪回首魔鬼蹂躏故国史，　　

今掘坟鞭尸犹难解我心头恨：　　

黑心厚脸皮的恶棍们，　　

我和鲁迅一样，　　

至死对你们是一个也不饶恕！　　

附录：　　

[述评]　　

    　　

先把岳飞墓前的对联抄录四则：　　

    （一）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　　

    （二）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事铸佞臣。　　

    （三）咳！仆本丧心，有贤妻何至若是；啐！妇虽长舌，非老贼不到今朝。　　

    （四）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这几则对联讲的是“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然而它们与我“正直人生，反抗邪恶”的主题并不十分合拍，因为岳飞并不是一个反抗邪恶的人。岳飞等古代仁人志士的局限性就在于没有反抗邪恶与暴政。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大多是反抗邪恶的人。陈胜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豪言壮语至今犹令人十分鼓舞。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瓦岗军李密的讨隋檄文，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江的“身在山东心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王小波、李顺的“等贵贱，均贫富”，李白成的“杀人偿命，凡过城邑，士卒不得室居，不得携带他人妇，马有腾人田苗者斩”等，都是震撼历史的最强音。此外，揭竿而起反抗强暴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名字，值得我们记住的还有西汉赤眉起义的樊崇，唐末的王仙芝、北宋的方腊、南宋的钟相，元末红巾军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明末的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义和团的曹福田和张德成等。外国的主要有斯巴达克、闵采尔、贞德、罗伯斯庇尔等。　　

    莎士比亚说：“世界上没有比正直更丰富的遗产。”劳伦斯说：“少年以正道为做一切事情的基础。”管绿荫云：“正直为吾人最良之品性，且为处事之最良法。”孟子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唐甄云：“直言，国之良药；直言之人，国之良医。”应该说，正直是伟大人格中永恒的太阳。缺少了正直，一个人要想从事正义的事业就如同是把狼赶进了羊群，只能当败类当叛徒，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从而成为正义事业的蛀虫和绊脚石。    　　

    包公的清廉无私首先来自正直的性格，《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之所以疾恶如仇性如烈火，主要源于他们正直的人品。历史上的诤良死节的谏臣，都有着“正直之人死后为神”的节操。东汉光武帝时，湖阳公主的亲信恶仆大白天打死人，被洛阳令董宣处死。公主哭告其弟光武帝，光武召来董宣让他给公主谢罪，董宣坚决不从。光武帝令人将其按倒磕头，董宣双手撑地，硬挺着脖子，死也不低头。光武帝无奈，也感其耿直，只得不了了之。董宣却从此获得了“强项令”的雅号。因为正直，阮籍有青眼、白眼之分；因为正直，管宁割席与华歆绝交；因为正直，西汉周昌虽口吃，却是最有名的谏臣，为反对刘邦换太子，他在朝堂上大喊广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易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皮日休在《原谤》中说：“呜呼，尧舜大圣也，民且谤之；后之王天下者，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不为甚矣。”黄宗羲的《原君》更是把作君为王的骂得狗血喷头。“士可杀，不可辱”，自古正直文士钻牛角浩气冲天。　　

    所谓正直本性，乃柳下惠坐怀不乱，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烈士视死如归，至死不改其君子本色。刘昼说：“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兰可燔而不可灭其馨，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强变者也。士有忠义之性，怀贞直之操，不移之质，亦如兹者也。”盂郊诗云：“破松见贞心，裂竹见直文。残月色不改，高贤德常新。”韩愈云：“不可为不义屈。”陈毅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不为环境所左右，能保持一生正直的人，就一定受人尊敬。同样，一个人要想使人信服，最好的办法也是通过正直的本性去做出几件光明磊落的大实事。梁漱溟以正直敢言著称，1953年他曾公开顶撞过毛泽东。“文革”中他反对将林彪的名字写进宪法。“批林批孔”中，他再一次唱反调，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被“批判”了一百多次后，仍然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因此被称为当代圣哲。　　

    我列在黑名单上的人，自然没有一个正直之士，他们其实就是正直之士斗争的对象。可以说，凡是人品卑污之徒，均与“正直”二字风马牛不相及。譬如善于钻营的培根和吸毒缠身的严复，他们尽管在学术文化上有卓越的建树，但他们恶劣的品行必然要受到后人的鄙薄。蒋介石曾说：输给共产党，我们死无葬身之地；输给日本人，我们还可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当好真正的殖民统治者。当代中国，一度掀起“周作人热”、“曾国藩热”，真是莫大的讽刺。一个热衷于认“汉奸”、“卖国贼”作偶像的群体，还能谈得上有一丝一毫的正气可言？与鲁迅相比，周作人、林雨堂、徐志摩、梁实秋、陈西滢之流，还有什么可称道的？　　

    做人就要做“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就要学宁死不屈的少年英雄夏完淳。“建安七子”之一刘桢，耿直刚毅，反对曹丕霸占袁绍儿媳甄氏为妻妾，并当众羞辱曹丕，时称“铮铮汉子”。曹操想杀他，他也不屈服，反作诗一首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　　

    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　　

    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　　

    —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正直是好人区别于邪恶小人的根本标志，正直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正直是辨别忠奸的试金石。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一切伟大人物，像夸父、大禹、武王、屈原、李白、鲁迅等中华民族史上灿若繁星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共有的品格便是正直。只有正直的人，才可以挺起民族的脊梁，成为鲁迅笔下永远保持自信力的中国人，即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我们只须略加思索，就可以对号入座地想起许多熟悉的名字：张衡、李时珍、海瑞、谭嗣同、夏明翰……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正直啊？　　

    自古好邪误国，正所谓“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谗工，狐媚偏能惑主”（骆宾王语）。人才历来受歧视和迫害的情形真是惨不忍睹，骇人听闻。商鞅被车裂，屈原被流放，岳飞被杀，袁崇焕被杀，何其无辜也。“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人怕出名猪怕壮”，连老百姓都知道：“鞭打的是快牛，枪打的是出头鸟。”“既生瑜，何生亮”的妒忌心态演绎了不知多少摧残正直人士的悲剧，“用奴才顺当”的当权者心理，又不知制造了多少因“亲小人，远贤臣”而在醉生梦死中走向覆灭的丑剧。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警语是对几千年黑暗的官场史深刻反思后高至理名言。　　

    今天，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肌体将逐渐形成，小人“当官作威作福”的历史积淀将得到彻底的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就是一部挥正义之师反抗邪恶的光荣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就是一部继续正道直行不断发展华夏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涤荡人的丑恶的思想和意识，大写民族复兴的真理之歌与英雄史诗。　　

　　

　　

国情论　　

——六十年纪念之三十五　　

赵居平　　

　　

国情论又叫特色论。　　

坚持国情论，或者高举特色大旗，如果不是腐败分子作掩护话，那么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传统的大发展，应该放在第一位而加以每一个中国人高度重视的。问题是，正是这个最核心的特色论或者国情论，却常常成为腐败分子躲过一劫又一劫的保护伞，也是他们的腐败行为不断升级的一路开着绿灯的加速器。我们真的不愿意有的人利用国情论和特色作为借口，大兴腐败之风。　　

当有人提到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时候，立即就被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挡了回去，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当有人质问中国的腐败现象何以如此严重时，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腐败的，中国现在腐败也是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特色，没有什么值得小怪的。当有人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置疑中国的警察经常有殴打嫌疑犯的事情发生时，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也会恬不知耻地说：从来如此，一贯如些，理不该如此，但还没有条件发展理该如此的地步……　　

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可以让黑的变成白的。妓女的卖淫嫖娼，可以因为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需要而变成合情合理；各种乱收费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幌子下巧立名目地得以顺利进行；医院的高价药、法院的人情官司、教育的不公平等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掩护下行畅行无阻；教师体罚学生、警察乱抓人、干部乱骂人、政府乱占耕地等也在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放行中有条不紊瓦解着原本光明磊落的中国形象……　　

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也可以让中国红改变颜色。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二字就符合中国国情了，就可以公然营私舞弊了；人民加上特色和国情的改装，就可以变成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人，就可以连地富反右坏都摇身一变地成为人民了；党的领导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让时代五花八门的代表人物混入其中了；指导思想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让马列毛名存实亡；人民民主专政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大张旗鼓地为腐败分子服务了；为人民服务加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就可以变为为人民币服务了……　　

这样的推导也许是枯燥，然而，这样的推导的产生的实际效应却要引起争议，引起思考。　　

举什么样的旗帜，走什么的路，这真的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等闲视之的事情。　　

齐桓公举着“尊王攘夷”的旗，他创造中了春秋第一霸的辉煌。　　

曹操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刘备打着刘皇叔的旗，孙权打着既尊刘也尊曹的旗帜，他们居然共同创造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皇帝们打着老天儿子的旗帜横行天下。　　

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统领着梁山泊众兄弟。　　

秦桧打着赵构的旗帜采用莫须有杀害了岳飞。　　

蒋介石打着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倒行逆施，屠杀中国烈士上千万。　　

毛主席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打天下，打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旗帜守天下。　　

邓小平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　　

江泽民打着以马列毛为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改革开放。　　

今天，我们的改革开放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高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虽然我们说改革开放的道路一百年也不动摇，但是从旗帜的嬗变上，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某种动摇，尤其是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动摇。一旦旗帜和思想动摇了，就要出乱子的。尽管让别人去说吧，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下子就走到了改变旗帜和改变指导思想的地步了，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有些与中国国情不太相符了。改革三十年了，以前除了八九年是特殊情况外，从来都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人们都觉得在现阶段果真没有什么阶级矛盾了。可是这两年频发的群体事件，又让人们想不通了，为什么以前没有的东西为什么突然有了，难道这也是像死灰复燃的卖淫嫖娼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吗？然而，我却不这么想。我不这么想，是因为我父亲听到十七大报告时，跟我听到十七大报告时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听到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主题时，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思路是当年邓小平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他走的还是邓小平之路，依次观点，我的想法便是胡总书记将走属于自己的新改革开放之路，他才不会因循着邓小平道路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停滞不前的，而且，像抗击非由、给农民免除农业税、给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书本费、补助生活困难费等旷世之功，也某种程度强化了我的这种很浅显的认识。直到有一天跟父亲谈起这件事时，我才错了，父亲是一个四十多年的老党员，他的看法与我完全不一样，他很感伤地说：新一代领导人完全背叛了毛泽东思想……　　

我真的不想给中国特色抹黑，也不想给中国国情抹黑。可是许多让我想不通的许多事情，又让我无法为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叫好。　　

我们的宗旨本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那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啊！可是，中国的事情一旦跟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联系起来，就变得麻烦多了，像摊派订报刊、摊派捐款等，就让我很是想不通的。还有中央的文件到了地方落实就有打了许多折扣，也是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有些像人权一样的外国精华，到了中国就全变味了，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因此，我老是觉得把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放在头等位置，我们要做的一切都会变味或者打折扣的。中国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中国，不是世界的，就像美国资本主义是美国而不是世界的一样。美国资本主义不叫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我们也没有必要称中国特色的。　　

再说了，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是沉重厚实的东西，它必须植根于地底下，不应该像旗帜一样轻飘飘地挂起来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或者国家，都不会拿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作为旗帜的。旗帜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制度却不仅仅只属于精神意识方面。它似乎更侧重于国家的经济基础而非仅仅是上层建筑。既然制度不能作为旗帜，那么，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说成坚持中国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许还要更好一些，因为那样还可以避免最让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重大嫌疑的，那就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　　

还有，中国迷信的谐音相关意义不可不防。有的人讥笑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好色，进入特别是时期，这种嫌疑就更大。我之所以要写上这画蛇添足而不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就在于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死不认错，我们应该拿出当年拨乱反正的勇气，该正名的时候正名，该改正的地方一定要改正，而不要抱着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偏见一意孤行，最终让中国走上邪路，断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　　

我们要的原汁原味的社会主义，不是变味的社会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不要什么特色或者国情之类的附加条件。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