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良啼血呼吁不停，民间逐利冲动继续

  宏良啼血呼吁不停，民间逐利冲动继续　　

    我写这篇文章，源于8月8日，这个前苏联对日宣战的纪念日，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比较大，就是中国股市受美国债务评级下调影响，全线大跌， 当日损失1.3万亿市值，一件事是我在乌有之乡发表了一篇文章《挣钱！挣钱！挣钱！》。我不想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也不想误导网友去想这两件事有什么必然联系，因为一件事很大很大，引起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的关注，一件事很小很小，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对于前一起轰动全国的大事，有许多人发了文章，比如说，著名教授张宏良，就写了一篇《美国信用评级下降，中国股市巨幅暴跌》的文章，报道了中国股市暴跌超过70%，这次美国信用评级下降，又是中国股市暴跌，并且单日跌幅远远大于美国股市，仅8月8日这一天，市值损失最大时就接近1.3万亿，相当于全国13亿老百姓每人一天损失一千元人民币的现实灾难，文章明确无误地告诉国人，所谓的“中美国”就是把中国牺牲资源、环境和生命健康创造的财富运往美国，把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为透支造成的经济灾难转移到中国的共同体，正是这个共同体，造成了中国人现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灾难。　　

该来的迟早要来，就在美国会两党为债务上限上调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有人开始预言美国债上限上调会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就写了一篇《美债警讯：向钱看还能走多远？》的文章，预测了美债贬值会对中国百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还有很多人同样进行了预测。这次8月8日中国股市全线下跌只不过印证了这样的预测，张宏良教授的文章印证了人们对美债贬值的预测。也就是说，该来的，迟早要来。　　

也就是这一天，我发表了《挣钱！挣钱！挣钱！》的文章。我写的文章主要是从“挣钱”这个普通百姓理解得不能再理解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普通百姓的挣钱逐利心理，逐利冲动为什么没有换来实质性财富的原因，揭开了钱不只是货币，钱代表着还债与责任，代表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这样一条经济规律。同样也说明，在全球形成“对内集体合作，对外集团竞争”这样一个政治格局中，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体去进行逐利经济活动，即挣钱，并保住自已的挣钱所得，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分析，是建立在人们每日所思，每日所想的“挣钱”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逐利心理基础上，因此，通过对人们“挣钱！挣钱！再挣钱！”的逐利冲动心理分析，并加上正确引导，就有了切入点，可以同他们找到对话与沟通的话题。如果说，张宏良教授的啼血呼吁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中惨遭国际资本家剥削，损失惨重这样一个残酷现实的话，那么，我的《挣钱！挣钱！挣钱！》就是试图解开这种现象的根源性分析。两者有着必然的联系。　　

通过最近几月的思考，我们痛苦地发现，造成今天这样惨重的局面，是与特色派的政策、制度安排、与西化经济学家的忽悠分不开的。如果说，人民大众是《卖拐》的“范伟”的话，而么西化经济学家就是忽悠范伟的“大忽悠”。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苍蝇不盯无缝的鸡蛋，如果我们的普通大众都是能象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员一样，没有普遍存在的“挣钱”心理与逐利冲动，西化经济学家要想把中国人的钱强行从口袋里掏出来，投入股市并让他们最终掠去也是不可能的。举目环视，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大小成员，多多少少，或强或弱地存在着拚命挣钱的心理。大家普遍具有的这种心理，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强大的共鸣，那就是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和当官心理一样，都成为当今社会成员的普遍心理。　　

    去年，网上曾报道过“打酱油”的事，说一个老太太出来，有人发动她参加保钓运动，她说她是出来打酱油的，保钓的事与她无关。这就是一个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典型。昨天（8月8日）全国股市下跌，中国损失1.3万亿，与美元也有很大关系，也有人出来问，美元贬值，股市下跌与我有什么关系，仍然闷声挣他的钱。如果有人告诉他，说美元贬值和你没（直接）关系，但是物价上涨与你有关系，如果中国股市损失1.3万亿，将来必定从物价上涨，也就是从你的牙缝中扣出1.3万亿来弥补损失，他可能会很快在意。问题也就在于我们不少的网友只告诉他们中国股市损失了1.3万亿，很严重，没有告诉他这1.3万亿与他有什么直接关系，并危及着他的切身利益，因此，他就继续去做“打酱油”或的“挣钱”的事。这便造成了“宏良啼血呼吁不停，民间逐利冲动继续”的怪事继续发生。　　

有人说，中国百姓“打不醒”，就是外面即使发生天塌了的大事，也震不醒他们继续“挣钱”的麻木心理。这与资产阶级长达三十年的洗脑教育有很大关系，也与我们的左派习惯于闭门造车，坐在电脑桌前想当然，全然不能象毛主席当年那样勤于社会调查，了解百姓疾苦，不知他们想什么，盼什么，有什么样的心理动态有很大关系。其中，承认不承认普通大众都是有其“个人利益”，承认不承认“个人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加以保护，如何处理“公有制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左派面对社会大众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挣钱”，凡涉及到“钱”这个概念，左派就象躲避灾难一样唯恐避之不及。这样和社会大众所思所想相差万里，如何去接触民众，去保护他们的利益呢？如何找到共同语言呢？有人说，普通大众打不醒，其实不是他们打不醒，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有问题，我们不能下决心去了解他们，接触他们。如果我们不能接触他们，他们必然会被汉奸经济学家所发动，所利用。这也是现实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要大公无私。不能有个人利益。果真是这样吗？毛主席教导我们时，已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需要改造人们的思想，需要根除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自私自利的心理，因此，积极倡导“大公无私”。但是，毛主席去逝三十年了，社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私自利的思想已经浸入人们的肌肤，“个人利益”与“挣钱逐利”已成为普通大众的普遍意识时，你再用“大公无私”的意识去教导他人，这能与他们的想法合拍吗？即使说他们心中存在着极端自私的心理，你也应当从维护他们自身利益这个角度出发，用他们熟悉的思维方式去引导他们，引领走上团结互助的道路。　　

这种方式，其实在新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使用过。当时毛主席发动农民翻身闹革命时，所使用的就是农民所熟悉的“土地改革”的方法进行，改革的结果是满足了农民对土地要求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当时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词句。这一点，我在文章《与左派网友谈“个人利益”》一文中已有清楚的论述。　

这次，前赴方正县砸碑的五义士举动很好，他们给全国人民做出了一个榜样，就是维护我们的社会公义，正当权利，不是靠坐而论道，靠发贴揭露，而是象五义士他们一样，只要认定了目标，就坚定不移地去做。去进行社会实践。如果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壮士，多一些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一股新兴的力量就会升起，张宏良教授就会少发一些呼吁。这应当是左派网友应当深思的问题。　　

眼下左派面临的问题，既有一些网友提出的“保党救国”的问题，即确保十八大能够朝着政治正确的方向召开，给中国一个希望，同时也有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奋起“维权自救”的问题。从2011年开年以来发生的这些事情看，中国人民要想真正回归社会主义，重新过上人民当家作主的好日子，还真的不能将希望寄托于D内某一健康力量侥幸获胜的这种可能性上。这是左派必须考虑的严重问题。而无产阶级既然要担负起新时期民族振兴与人民自救的重任，自然得下功夫研究人民群众所思，所想，下功夫研究当前存在于人民群众心里的共同想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思潮。我们常说，希望毛泽东思想为新时期中国人民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改变当前普通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的实际价值观入手，就必须从改变当前存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的社会思潮入手。在这个方面讲，我们重新倡导社会调查，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他们的心理动态，并针对他们的心理动态而对症下药就显得犹为重要。　　

参考文章：　　

美国信用评级下降，中国股市巨幅暴跌　　

     挣钱！挣钱！挣钱！　　

     《美债警讯：向钱看还能走多远？》　　　

 《话说脑残》　　　　

题外的话：　　

近日看电视剧《中国1921》，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在当时，为建党贡献最大的应当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北大派，包括邓中夏、张国涛等人都是当时显赫上时的风云人物，为什么到最后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派后来居上，不但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且打下了一个新中国呢？据有关资料介绍，在1922年二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123名党员中，就有40名党员是以新民学会为基础组建的湖南党组织发展起来的，占三分之一，1922---23年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硕果仅存的是湖南的安源大罢工，新中国功勋中，书记处五大书记湖南占三位，均为新民学会发展起来，十大将军中湖南占六位。特别是随着张国涛右倾逃跑主义统治的结束，北大派彻底退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舞台。总结中国共产党1936年前的三大错误，其中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与张国涛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为两大错误，另一次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王明左倾错误中的大部分成员经批评教育后均能改正错误，留在革命营垒内，而北大派所犯的两次错误，其领导人则无一例外地脱党叛变。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北大虽然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成员与旧营垒均有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存在着各种不切实际的改良主义幻想。因此，他们每当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均会发生意志动摇，对反动营垒产生幻想，以致乞求，妥协的行为。以致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而湖南新民学会派，从开始就与下层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以改造世界为已任，对下层的了解、同情，对反动营垒斗争的坚决性，以及在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技巧，策略，均是北大派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整个党还处于愤怒，冲动，或者徘徊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党人已经在实践武装割据，建立党的农村根据地，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了。　　

以上分析，不是对1935年的党人为分裂，而是通过北大派与湖南派各自的活动轨迹以及经验，证明党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成功的路线与策略问题。它的经验对于当今的左派斗争，有着绝对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