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泽东

伟大领袖毛泽东　　

一九一一年湖南闹饥荒，大批的饥民流离失所，倒毙路旁，加上军阀混战，整个湖南哀鸿遍野。毛泽东看到这些情况后，立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志向，十七岁那年挑起行李离开乡关，从韶山来到省城寻找救国救民途径。　　

学校里毛泽东看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他就崇拜拿破仑、华盛顿、彼德大帝、林肯、迦德邻女皇、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伟大人物！”毛泽东情绪激昂地对一位同学说，“中国也要富强起来，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学校里，毛泽东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意思是不仅要强壮的体魄，更要有社会斗争的坚强意志。　　

一天夜里，雷电交加，毛泽东身湿淋淋来到蔡和森家。原来他刚从岳麓山巅跑下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诗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情味。　　

一九一九年初春，有一部分进步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以此来拯救自己的祖国，但毛泽东不去。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希望不在西方，他向即将启航法国的几位朋友说：“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留在中国或许更有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暴发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大学图书室做管理员的毛泽东，他没有参加其中，这时的他心情抑郁。他只是短暂地注意了这一事件，然后独自离开了北京，怀着莫名其妙的目的。　　

就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高呼撕碎孔子学说的时候，他去拜访了山东的孔庙。　　

他后来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门徒曾经洗过脚的小溪，和圣人童年居住过的地方。”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中英雄们杀富济贫的地方。　　

北京大学的青年们宣称要抛弃中国过去的时候，毛泽东沉溺于过去的泉源之中。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干涉。但是这时的毛泽东所接触的是中国的山川。　　

在孔子圣地逗留之留，毛泽东继续乘火车到达徐州。在徐州，他看到《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到过的地方。然后是南京，他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他唯一的一双鞋被人偷去，只得向人借钱买票到上海。　　

毛泽东从上海回长沙后，组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出了《觉醒》、《女界中》、《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等情绪高昂的文章。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宣称：“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军阀和资本家”、“国家的腐败，人民的痛苦，社会的黑暗都已达到了顶点。”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就回湖南去安源煤矿领导工人罢工。他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向工人们解释说，上面的一横线是“天”，下边的一横线是“地”，中间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是顶天立地，他们是世界的整个宇宙。　　

一九二七年七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陈独秀带着书生气地驳他：“农民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怎么能接受共产主义？”　　

毛泽东注意的是民众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火，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化旧的同时又能创造出新的？　　

他想，革命应该为穷苦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住在农村，韶山周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他们属于贫农或中农。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地主的压迫比城市中大班的压迫更严重也更残酷。他认为这才是根本的真理。　　

毛泽东大胆断言：“城市工人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们并不希望立即从政治上打垮资产阶级。”　　

他又说：“另一方面，对于农民来说，一旦他们起来，他们就会推翻压迫他们几千年的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政治统治。”　　

一九二七年七月，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进行屠杀，在这紧急关头，周恩来率先在南昌领导起义。　　

毛泽东在长沙郊区召开会议，设计出自己的新旗—旗帜上是斧子和镰刀，他通过遍布湖南所有的老关系—农民兄弟，举行秋收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到国外或者到比较安全的上海避难。毛泽东不顾别人的反对，毅然带着秋收起义失败下来的那些残兵败将进入了云遮雾障的井冈山。他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交付给了大自然，似乎他的求生之术与选择崇山峻岭为根据地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敌人是表面强大，他们虽然占据着城镇，而粮食却是来自农村。如果说中国仍然要靠农村吃饭的话，共产党就应该在农村扎下根。只有在农村站稳脚根并完全控制这一广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　　

一九二九年初党中央对井冈山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把队伍带到南方去发动看得见的革命。李立三强调：要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革命，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　　

毛泽东迫于压力，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忍着饥饿，远征冰雪覆盖的崎岖山路，历时一月从井冈山来到了靠近福建的瑞金小镇。他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蓬乱的头发垂到肩上。　　

毛泽东得了疟疾，大病持续了三个月，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发病时浑身发抖，双拳紧握，手心冒出汗来。　　

病好后他又回到了稻田和青山绿水之中，又和农民兄弟打成了一片。　　

共产党曾讥嘲笑他不是共产党员，而毛泽东从没有离开过共产党，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圈子里，是因为他仍然笃信马克思主义，革命即将到来。他的一些工作方法近乎是土里土气的。当然，他要达到的目标还是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走地方路线，但他的思想不是地方主义的。　　

他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中国的救星，但他有自己的观点，它们又常常偏离党中央的路线。然而，毛泽东做了很多努力并多次做出重大让步，以便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九二九年末，毛泽东在福建名镇古田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他伏在桌上草拟出“古田会议决议。”　　

他对如何管理军队提出了强硬的观点。他对一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感到痛惜。他坚持说：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一种手段。　　

他又提出一个想法，它就象打向李立三和一些年轻留学生的一记耳光。一个合格党员的标志应是“他没有依靠外国发财的欲望。”无论他是靠外国奖学金出去学习的学生，还是那些把一半时间都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火车上的党的领导。　　

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想法，曾得到林彪的反对，林彪叫嚣：“天天钻在山窝里吃南瓜，何时打得天下！”毛泽东就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示他对未来的信念。　　

一九三一年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和博古取代了李立三，成了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看清了自己的前途，知道又有事情干了，要与一伙新的对手—二十八B（二十八个留学年轻人）作斗争。他写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文章论述“山岖的马克思主义”和“莫斯科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毛提出的口号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向井冈山发起围剿，毛泽东运用游击战争的灵活战略战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在年轻的二十八B看来，毛只不过是一名农民的游击战士，他的军队似乎已被游民思想所腐蚀。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在二十八B看来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占有，他象《水浒传》中跳出来的一个农民叛乱者，而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军队的领袖。　　

一九三二年八月，共产党在宁都举行会议，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职务。周和二十八B一样相信“阵地战”，他认为这样可以“拒敌人于千里之外。”他认为毛泽东行为古怪。周恩来在二十八B思想指导下的战略战术起了作用，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这次反围剿的成功使毛泽东更加孤立，被看成象机械化时代的手纺车一样落后。　　

毛泽东的疟疾又犯了，再一次因仕途失意而卧病在床。　　

三个月后病好，失去权力的毛泽东象一个学徒热情十足将自己投进对基层工作的研究之中，聆听农民的呼声。　　

周恩来和二十八B发起扩充红军一百万运动，每个根据地周围都筑起土墙，要建成“钢铁长城”。毛泽东指出：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日本侵略者再次将中国卷入黑暗，毛泽东民族主义思想高涨，他对农民说，国民党所干的最坏的事是他们与洋人勾结并试图从外面打开统治中国的大门。　　

他的目标不是一个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俄国革命的重复，他从未试想过世界革命。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险，再也没有比拯救她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关于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空谈…　　

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关押在瑞金西边于都山上一座早房里。他再次发起疟疾，博古称他的病是“外交病”。从八月到九月底，他始终躺在病床上。当疟疾加重时，他的病发展至肠部痉挛，浑身汗珠直冒。一位姓傳的基督徒医生日夜及时照料，把他一条命从地狱门捡回。　　

第五次反围剿方案由共产国际派遣中国代表李德（德国人）制定。蒋介石急于取得最后的解决，求救于希特勒，以两位德国将军作军事顾问。双方展开阵地战。由于国民党军事装备精良，而共产党军事顾问李德，把领地看得比军队更重，结果是鸡飞蛋打。　　

二十八B（即博古、张闻天、王明和周恩来等二十八个年轻人）为这次的失败而感到窘迫不安，由此开始长征，准备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　　

长征路上，蒋介石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进行追剿，而二十八B却注重的是无关重要的一些装备和文件，大批、缓慢流动。毛泽东认为红军行军负载过重，军队带着政府的所有装备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骡子和驴子驮着沉重的家具、印刷用品和档案造成行动迟缓，应对不必要的东西丢掉一些，以此增加行军速度。但是二十八B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在湘江边上的一仗，共产党损失了五万多人。　　

红军开了遵义城，毛泽东决定向二十八B摊牌。会上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并取代了二十八B在党中　　

央的领导地位。　　

红军继续北上，到四川与第四方面军汇合，毛泽东面临着张国焘挑战。张国焘不象二十八B，他比二十八B有经验。张认为毛是在滑向“游击主义”。他批评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想法是痴心妄想。他认为遵义会议是独断专横的，遵义会议的决定应该修正。　　

毛泽东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张怀疑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重要性，他认为张曾两次使他的部队“逃离”根据地。在他的眼中，张的第四方面军没有丝毫的共产党精神，却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傲视感。　　

毛和张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统率军队，而且谁也不想失去对自己军队的控制权。　　

毛泽东带领第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一瘸一拐走过雪山走过草地，终于到达陕北与第三方面军会师。在徐海东的热情款待下，毛泽东恐惧战栗心情消散了，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在黄土窑洞里睡了安稳觉。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意在与蒋介石合作抗日。虽然统一战线在一九二七年破裂，蒋杀害了毛的妻子、他的弟弟、妹妹和他的亲密朋友近乎半数。毛之所以改变态度希望与蒋介石采取共同的行动，是他怀着对国家深挚的爱。　　

蒋的精明只限于一个接一个的危机，鼠目寸光。作为一个研究过历史的人，毛有着长远的打算。他悟出蒋介石和他军队的处境，象含玉而生的贾宝玉，日夜不能离开他的天生宝物—挂在脖子上给他生命和智慧的那块宝玉。在毛看来，蒋介石的军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等于丢掉了他的“宝玉”。　　

毛对军队的看法与蒋不同。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动员和支持了军队。这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斗争方法。毛从未丢掉过他的军队—象宝玉没有丢掉他的那块宝玉一样，而蒋却因丢了宝玉而常处恐惧之中，最后丢失了整个大陆。蒋只是一个军人，常受一些锁事牵制。毛是一个思想家，胸襟开阔，高瞻远瞩，从大事上解决问题。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想到的是把疮痍满目、弹痕累累的旧中国建设好，提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泽东的建设目的在于把“消费型城市”变成“生产型城市”。大城市将不再是外国人的经商地和拥有房地产的豪绅们闲荡和征收房租的基地，这些地主豪绅依靠从乡下搜刮来的钱财，挥霍无度。每一个城区都新建一些小型的工厂，作为其生活的核心。　　

在新民主主义过度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式的有神论者，他一度宣称有一个上帝—即群众。如果群众是一个集合体，是单个人的统一体，可行的途径只有一个：人不可自顾其命。他谆谆告诫“斗私”，“斗私”，不意味着就是“利他”，它意味着“和集体打成一片”。　　

为了防止腐化，毛泽东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把政府官员成了运动的靶子。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报告天津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情况，毛泽东并立即发出指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的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文中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放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这年冬，北京落下第一场雪。清晨，毛泽东站在檐下欣赏雪景，忽然问旁边的卫士长：“银桥，你贪污了没有？”“没有。”李银桥坦然回答。毛泽东：“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就象这些雪，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毛泽东不但如此，而且教育身边的人也是这样。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陕北公学的大院里召开公审大会，罪犯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老战士黄克功，经历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已是红军旅长。一九三七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刘茜，年龄不到二十岁的爱国女青年，“七七”事变后，奔向延安，在黄克功任队长的抗大四大队学习。他俩相恋了，时间一长，刘茜发现两人生活情趣、习惯、爱好方面有许多不同。　　

在一个月明之夜，黄克功找到刘茜，约她到延河边散步，作最后“谈判”。黄克功以为刘茜不忠贞，刘茜认为双方都有权另找对象。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吵、顶撞和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便失去理知开了枪。　　

刘茜死后，人们议论纷纷，在是否应判黄克功死刑上形成两种意见。老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律，杀人者必须偿命；青年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民族解放战争正需要这样的人，主张给以戴罪立功机会。　　

当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要求时，黄克功说，如果被判死刑，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与敌人的冲锋中。这时，有人送来毛泽东的亲笔信，要求审判长当着罪犯黄克功的面宣读。审判长雷经天宣读道：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到。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失掉革命立场，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因为中央与军委便不便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死刑。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员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请你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请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的家属，应给予安慰和抚恤。”　　

毛泽东生活俭朴，从不对个人搞特殊，尤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一天李纳从学校读书回家向他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要带头，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　　

炊事员把饭菜端上桌。李纳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啊，真香啊！”她望着父亲粲然一笑。　　

江青望望女儿，望望毛泽东，想说什么，看见卫士，便忍住了。勉强一笑，夹一筷子菜放进女儿碗里。　　

毛泽东眼睛有些湿润，望着女儿：“吃吧，快吃吧。”李纳向嘴里扒饭。饭太烫，烫出了眼泪。“慢点吃，着什么急，”毛泽东平静地说。他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有点不自然，嘴唇不哆嗦。　　

李纳看了旁边的警卫员尹荆山一眼，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现在是在家里么，”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有些发抖。李纳慢吃不了几口，又开始狼吞虎咽，几乎嚼也不嚼就把一嘴嘴里的饭菜吞下。她边吃边目光扫过桌面，饭菜还剩有多少？　　

毛泽东陪女儿慢慢地吃饭，渐渐地他默不作声了，夹一筷菜放在嘴里慢慢嚼着，怔怔地望着女儿出神。江青停下筷子，看着女儿，又看看毛泽东，叹息了几声。“哎，你们怎么不吃了？”李纳抬起头，诧异地问。“哦，”毛泽东身体一抖，漫不着边际地笑了笑，说：“老了，吃不多。我很羡慕你们年轻人。”他说着抓起旁边一张报纸，摇了摇头然后看起报纸来。　　

江青胸脯微微起伏，瞥一眼毛泽东，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饭拨到李纳碗里，然后转身离去。她眼眶里盈满泪水，从毛泽东身边走过时，拚命抿紧了嘴唇。　　

毛泽东埋头看报纸，当江青走进房间时，他抬起头望着女儿，慢条斯理地：“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弄到一块糍粑…”　　

李纳吃得正香，说：“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光了啊！”毛泽东目光在女儿脸上稍触即离，重新盯住报纸，右手在桌子上点了点：“三光政策，不要浪费。”李纳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仍没有离开意思，两眼可怜巴巴朝桌上一转，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仔细夹起来，往嘴里送。边嚼边说：“爸，我可能还要发育呢，饭量特别大，这么大的窝头我能一下子吃三个。”她比划了碗口那么大。毛泽东没有看，始终盯着报纸，他习惯地含住下嘴唇吮一吮。　　

“今天的饭多香啊，可惜…”她瞟了眼父亲，目光又在桌上扫。接着，她带着孩子气的狡黠望住卫士：“尹叔叔，还有汤吗？把这盘子涮涮。别浪费。”尹荆山猛地扭转脸，泪水夺眶而出，直朝厨房跑去。“唉，李纳这孩子也真受苦了，”炊事员嘟哝着，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馒头。尹荆山不等炊事员放到火上热，忙拿了一个赶回饭桌，递给李纳。　　

李纳摇晃着身子不好意思地看着父亲，又看看尹叔叔，搿着一块馒头擦擦盘子往嘴里塞。尹荆山拿来热水倒进菜盘，帮她一个盘子一个盘子涮。毛泽东喉咙里咕噜响两声，站起身，什么也不说就走开了，直朝他的书房而去。　　

晚上，江青进了毛泽东卧室。尹荆山忙退出门，在外面侍立。他估计是为李纳的事，可能会哭闹。严重时就进去劝。可是，没有吵闹。半小时后，江青出来了，眼睛红红，明显哭过。尹荆山想了想便进去给毛泽东倒茶：“主席，李纳太苦了，我想…”　　

毛泽东皱起眉头：“全国人民比起来说，她还算好一些。”尹荆山：“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叹了两口气，不无忧伤地说：“还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附：亲爱的读者朋友，我是一个争自由、爱民主，憎腐败的热血男子。如果你们觉得同我有共同语言，可以到岳麓小说网去看我的《我的自白》。　　

                            胡胜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