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明清中国农民的负担看国家兴亡

     管子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无止，虽国大必危”。中国改朝换代在传统文化中是具合法性的，儒家、法家、墨家都指出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因此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很注意子民的负担，倡导轻徭薄赋，在此基础上柔和儒、法、道形成中国独特的皇权政制，使中国历代主要王朝（元除外）和平统治达200年以上。因此管子这句话实在是世界政治经济学中最伟大的箴言，是中国2000余年安邦治国的基本国策。但近段时间阅读明清历史却发现明清的更替败亡并不完全是如此。下面简要的梳理中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思考，简析明清农民的负担在明清兴亡中的历史地位，以给今日之中华复兴以启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贫民，是中国最关注民生的伟大皇帝之一，其传奇的故事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朱元璋过着非常简约的生活，全国官员总数不到1万人，军队通过军屯尽量自给，税赋以实物缴纳，储藏本地，中央不设仓库，减少运输流通成本，田赋约为总产量的3%，并在户部竖立刻上各地税赋定额的石碑，永不加赋。多次告诫官员胆敢提出加赋者即为公敌，因此明朝的田赋是永久性的，到明末总额还保持在2600万石(担）左右；农民的负担除“田赋”外还有“役”，明初、中期的役是很轻的，每户10年才轮一次役，到明末役和田赋折算成白银的比例为四六开，由此推算明初、中期农民的负担为总收入3.5%，明末农民的法定负担总收入的5%。下面简要分析一下明朝初期农民的生活水平：明初农民人均耕地为5亩，亩产量2石，以一户5口计算,1户农民总收成为50石，缴纳税赋2石，剩余48石，而且大部分还有纺织、养殖等副业，参照明正七品知县的俸禄每年90石，明初、中期的农民是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因此导致人口成倍增长。即使晚期农民的法定负担也在5%左右；明末的年财政收入为2800万两白银，相当当时谷物3600万石，相当当时耕地总产量12亿石的3%，如此轻的赋税造就了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的人类历史奇迹。那么明朝为什么还是被农民起义推翻了根本呢？本人认为原因有5点。一是政府腐败。明朝官员的俸禄是极低的，七品知县的俸禄每年90石.从九品县丞60石，才相当于1户普通农民的收入，尤其晚期朝廷不把粮食作为俸禄，以香料、布匹、纸钞代替，实际发放的俸禄大大缩水，有时不到俸禄的20%，明官僚阶层便向辖区的百姓伸手，大开勒索贿赂之门，增加了数目繁多的杂税，使有地的农民实际负担达20-30%.二是土地兼并严重。明晚期，随着纸币的发行和白银的流通，土地买卖市场化，特别是纸币的发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土地增值，官绅阶层纷纷以买田为最大最保值的投资，土地流转加快，导致失地农民增多，佃农阶层和城市游民不断扩大，达15-20%,既晚明的失地农民达3000-4000万之多。佃农阶层负担沉重，收入50-80%归地主，尤其是一地多佃，几个层次盘剥，最底层的佃农难以生存。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财政收入没有增加、农民法定负担没增加，但农民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原因。三是人口的增长。明初的人口为5600万，到明末近2亿人，增长了3倍，而耕地只增长了1.5倍，明晚期的人均耕地降至3.2亩，那么同样1户家庭，人均产出由10石降至6.4石。四是技术进步迟缓和天灾。明朝虽然商品经济与当时的世界相比是相当发达，但农业技术没有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土地单产没有什么增长。加上中部真正的百年干旱，导致民不聊生，农民才大规模的揭竿而起。五是明政府财力弱组织能力弱。明末的年财政收入为2800万两白银(农民欠缴税费和地主偷逃税费已非常普遍），对满族作战每年耗银就800万两，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明军已是半年没有发薪水的军队。 

   清朝康熙帝继承明朝传统，在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当年田赋折算成白银约2500万两（当年的财政收入 3200万两，田赋占76%）；当年的人约口2.4 亿，按城市化率7%计算，农民人均负担 0.11两左右；以0.6两白银折算1石计算，农民人均负担20公斤谷物。清知县俸禄为45两，折算成谷物约80石，与明朝略少，也自然造成官员盘剥百姓，附加税丛生贪腐之风；雍正皇帝为解决这个难题，便增加了养廉银，知县的养廉银为600——1200两，视政绩而定，合法的养廉银是从非法的私征杂派演变而来，它是地方官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它是正俸之外的补贴，却成为全部俸禄的主要成分。这样知县年实际合法收入都在700两左右，相当于正一品的法定俸禄，加上儒家的道德教养，导致清朝较长时间的吏治清明。轻摇和高新养廉奠定了清王朝300余年的基业。到清朝后期，包括沉重的战争赔款和，也没有使田赋发生变化，全国总量依然为2500万两，占中央政府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如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晚清的田赋实际下降了许多；再考虑人口增至4亿人，城市化率增至11%，农民人均负担降至0.075两白银；耕地增至11亿亩，亩均粮食产量增至2.5石，亩均赋税降0.0236两白银，以1.3两白银折算1石计算，每亩的税率2。8%。1905年清政府包括地方的财政收入为2.8亿两，占当年GDP总量33亿两白银的7.5%，可见清王朝从头至尾都遵循管子的古训，可以说是中国历朝最好的朝代之一。可为什么还是难逃败亡的命运？本人总结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天下”的概念由东亚大陆变为全球时，农民负担已不是一近代个国家、王朝败亡的主要原因，而是以下两点决定。一是资本主义在欧美兴起，使世界体系中心西移。袄尔斯坦说过资本主义是剂毒药，它毁坏人类的自然家园、心灵家园，只追逐财富利益。以德治国的儒家中国当然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在资本侵略下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丧失货币、财政、经济、外交主权，这是外因。二是贫富差距过大，造成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由于田赋轻，清晚期土地流转加快，土地向地主集中愈加严重，形成了具剥削性质的地主阶层；由于市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形成了微商、晋商等巨商集团；由于殖民贸易的兴起，形成行商、买办阶层；官场腐败形成官僚贪腐集团；虽然农民负担很轻，但收入变少，社会发展的财富大部分被上述富人阶层和外国殖民者占有，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陷入贫困和水生火热之中，形成人数庞大的弱势阶层。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是清朝覆亡的内因。

    通过对明清农民负担的分析，近代以来，一个国家的兴亡，主要在于是否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阶级对立是否可以调和，对外是否独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