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歌》：军民广泛齐参与，“毛泽东”三字铸军魂

司马平邦写《军歌》演变的历史时，显然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臆测，这些臆测是没依据的。

司马平邦在《中国建军节为何隆重纪念朝鲜族《军歌》之父？》写道：

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原《八路军进行曲》被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因做了适当调整，将“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改为“朱德的旗帜高高飘扬”――朱德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在军队系列里，很明显仍是朱先毛后，解放后，歌词才改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1988年7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从下面一篇更详尽考究军歌演变的文章中，我们更清楚看到，整个军歌诞生是由公木郑律成两个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创作的，它在传播过程中，得到了军民广泛的参与，并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区，由各地军民根据自己的情况热情地、自由地修改着歌词，表达自己的心声。不仅仅是“高高飘扬”这一句，其他地方也被军民热情地修改。这其实有民歌的特色，也是毛泽东时期文艺的特色，不断地修改，直到成为精品中的精品。直到1988年，该歌才由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现在想想，在军歌的各个版本中，“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是针对日本侵略、国破家亡，说的是不愿沦为亡国奴、不愿成为奴隶的那种自由，跟《义勇军进行曲》是一致的。

而“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歌词，那时候，抗战胜利了，已经没有亡国奴的危险，而势如破竹推翻蒋介石，解放军那个高兴啊，这样唱，也很自然。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的版本，“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这首歌的歌词就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但这个版本显然是当时流传在群众中的众多版本之一，就像《东方红》的众多版本一样。但显然，这个版本最能赋予这个军队一个灵魂，让这支军队跟历史上、跟世界上所有其他军队相比，是那么地与众不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

历史有时是那么的巧合，公木另一杰作，就是在群众自发演唱的《东方红》基础上，敲定了现在广泛流行的《东方红》最终版本。而公木自己的《八路军进行曲》则在广大军民的参与和修改下，最终演变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军歌。

以下摘自《军歌歌词是怎样变迁的？那些“飘扬的旗帜”》
记者/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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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6月，公木夫人吴翔在赴公木家乡河北辛集市参加纪念活动之前，先行来到北京，与公木的学生们相聚。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供了公木创作于1939年的《八路军进行曲》歌词，以及公木1960年代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的一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歌词手稿，同一首歌，但歌词相异，吴翔提供的这两份歌词均对改动的地方作了标识。

　　改动最多的一句歌词，是1939年原始歌词版本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的版本中变成“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脱口唱出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人们熟知的军歌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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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各地部队都在修改这首歌的歌词，不一样的版本很多。”作为公木的夫人，吴翔对于军歌歌词的变化比常人更为敏感，“那都是国家形势的需要。”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军歌的歌词也与时俱进。譬如杨浪所藏的军歌版本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军歌版本就大不一样。前者据杨浪分析，应该是1949年2月解放军进入北平时，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时所用，而后者为1949年5月解放军进攻上海时所唱。这两个版本的共同点是，都将抗日的号召改为“讨蒋”的檄文。

　　至于“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如何改编成“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吴翔回忆：“应该是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歌词就立刻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这一说法得到了李诗原的认同：“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这首歌的歌词就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

　　而在杨浪收藏的1949年版本中，歌词最后一句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词是“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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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很快，这些刚劲嘹亮的歌曲在战士中流传开来，尤其是《八路军进行曲》，铿锵有力，气势恢宏，深得战士青睐。

　　《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唱得响亮，甚至在抗战后期连国民党的部队也爱唱。国民党陆军上将孙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写道：“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让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由此可见《八路军进行曲》在军队中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