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极惨礉少恩”与韩非子（全文）

“其极惨礉少恩”与韩非子（全文）　　

（上）　　

我们仍然觉得要佩服司马迁的言简意赅和某种超然的语言风度，他评论韩非子很凝炼的一句话是：　　

“其极惨礉(he)少恩。”　　

但我们知道，司马迁这句话是在客观评述了韩非子的学说，给予很充分而恰如其份的理解之后，对其思想特色还有这么一点的一个评论。这一点的这一揭示，进一步昭现着韩非子的尖锐泼辣毫不留情，说明着韩非子有一种如庖丁手中利刃一般所向披靡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也生动表现在韩非子的语言风格上，就是极其明快犀利，毫不吞吞吐吐或有所隐晦曲折，千载而下，快人快语，莫过于此。　　

我们已经知道，在韩非子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国家，“三晋”之一的韩国，就被秦国所灭，这是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之中的第一个，这提供了我们理解韩非子其人其文最重要的历史现实基础，就是说，韩非子的思想学说和他的文章，是在这样一个不容等闲视之的现实基础里面产生的，我们对他的领会理解，也就要相应地立足于这样的基础，才能切中肯綮。　　

这一点，司马迁凭着他一颗纯净安宁而博大深邃的心灵，是做到了，他写在“其极惨礉少恩”这句话之前的一大段话，显得那样公正客观而难能可贵：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　　

概括得多么精粹！　　

我们读苏东坡、王船山对韩非子的评论，发觉他们都完全离开了韩非子的历史“语境”谈韩非子，从而发出了愤慨的讨伐之声，就是说，他们好像都只记住或同意司马迁后面的一句话，而忘记或不顾前面的这么一大段话，并且，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方法，把韩非子抽象为“其极惨礉少恩”的代表与象征，而与儒仁温柔相对立，加以声讨笔伐。韩非子就这样被他们、包括他们以前的许多的人们永远“定格”了似的。其实，打开《韩非子集》，读其原著，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司马迁上述一大段所说的那么回事。　　

继前面览阅《五蠹》、《亡征》之后，随手又翻看《韩非子集》中排列于《亡征》篇前后的文章，比如《和氏》，谈的问题可归为另一类，而《奸劫弑臣》、《三守》、《备内》、《南面》、《饰邪》这几篇的内容，在《亡征》篇中多少已有所涉及，而现在则是稍加展开谈一谈，在深度上角度上都有所不同。说实话，读着有时真感到怵目惊心、毛骨耸然，“其极惨礉少恩”，是评论得一点不错的。　　

然而，“其极惨礉少恩”的首先不是韩非子，他只不过是面对他所知道的历史的与当下的事实罢了。他面对那无数残酷无情的事实，决不回避，直指出来，并且替“人主”与国家着想，而提出该当如何应对。面对着充满危险而“其极惨礉少恩”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抱着任何“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了。这是一点也马虎不得，不能吞吞吐吐，不能打折扣的。那不是纸上谈兵，不是为了做出论文或著作等身，而是关系到王冠落地、江山易主、亡国亡族这样的最严峻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的大忧愁，除了宇宙事件有可能毁灭地球，“杞人忧天”所忧之外，另一个最大最可忧的，莫过于亡国亡族这样的事情。从《伊里亚特》、《离骚》，到《瓦尔特保卫塞那热窝》、《地道战》，所关注和表现的不都是这样的问题吗？人类在其中已经折腾和痛苦了千年万载，诗人们不过对这一痛苦表现了其中万分之一而已，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啊。作为韩国的贵族公子，韩非子的感受与忧心，自有他的深广之处，作为一个有观察，能思想，并且能写下来的人，他写出那样的文章，是一点也不足为怪的。他应当对“人主”尽量说老实话，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得多而且警醒，尽量贡献出自己的观点，提供出最为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三守》篇，说“人主”当有三守，一是心里要藏得住事，不随便漏给“近习能人”，以至为其所用，造成“忠直日疏”；二是不可凭毁誉决定爱憎，这就容易被人利用，而发展到“无威，重在左右”。三是不可以不愿辛劳治国，事情都让下面去做，结果只能是大权旁落。“三守不完，劫杀之征也”。　　

而“劫”也有三种，一是明劫，大臣操国柄，群臣“持禄养交”，人主无能为力。二为事劫，骗得人主信托谋事，事成是他的功，事败人主有份，力能让下面都说他的好话，人主没有办法。三为刑劫，就是“守司囹圄，禁制刑罚”要害部门，被人臣操纵。　　

这样看来，当个“人主”，一点也松懈马虎不得，挺累的。　　

韩非子把这些关系给人主捅破，在有关人臣看来，韩非子“其极惨礉少恩”，为何不劝人君宽容以行“仁义”呢？　　

然而，面对“三劫”，能无“三守”吗？　　

《备内》篇，说是就是如何“备内”，是有备，而不是不备。为何对内也要有防备？说来真是可怕得很。这种对君臣与骨肉有挑拨离间之嫌的话，自古以来，也未见得只有韩非子才第一次说，但随着《韩非子集》的流传并产生极大影响，就归结到韩非子身上了。　　

先说君与臣，韩非子说：　　

“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君与臣分开了，既把君对臣的盲目信任打破，也把臣对君的复杂关系点破。然后说：　　

“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　　

试想，哪个做人臣的愿意听到韩非子这样说？　　

韩非子进而分析并举例说明人臣是怎么做的：　　

“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兑傅赵王而饿主父。”　　

“主父”是赫赫有名“胡服骑射”以图强，灭了中山国的赵武灵王，传位给庶子，自称“主父”，引起内乱，大臣李兑投机其间，终将其围困饿死而操赵国之政。（见史记《赵世家》）　　

“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傅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　　

韩非子这是叫国君连妻室也不要过于信任。举的例子是晋献公信任后妻丽姬，致使原配姜氏之子申生自杀，重耳与夷吾出逃，丽姬立自己的儿子登位，阴谋得逞。　　

申生自杀，《春秋左传》僖公五年《经》记载为“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这是罪归晋献公，而不说申生自杀。假如拿通讯报导的“客观性”要求来看，这一条记载太带着主观性了，简直不合格。可是儒家的《谷梁传》觉得还不够，进一步分析说，《春秋》虽有责献公之意，却也揭示了申生是考虑父亲年老，不能再失去后妻，遂自杀不自辩，于是将真相隐去，让丽姬得逞，从而维护了忠孝仁义以及国家安宁的大局，《经》这样记载，是显恶（丽姬）不如扬善（申生）。于是，丽姬之“恶”就隐去，申生之善就扬了出来。（注：《谷梁传》之说，参见网上张红星文章）　　

看来，儒家的方法正好与韩非子相反，韩非子决不“隐恶”，而是说真话，以总结历史教训，《春秋经》已经让真相不清，而《谷梁传》却说出这么一番礼治的大道理来，似乎只是叫人事后如何文过饰非说假话罢了。如果照着儒家这样弄下去，后人就不知道历史的真相了，大有谎言的重复就成了事实与真理之势。也许，对于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儒家这一套确实能派些用场，就是用在如何文过饰非说假话，而内里，却又不能须臾离开韩非子的治国学说，所以形成了外儒内法或外圣内王的表里两手并用。　　

苏东坡王船山大骂韩非子，所骂正是君主与国家最需要的东西。但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指向的是酷吏酷法之类，也许还可以加上要求君主于圣王二道上能掌握好分寸平衡，不要太苛刻霸道了，这些，却也不能算错，只是不当归恶于韩非子而大加挞伐。或者，他们批韩，只是托辞而已，以他们的学问，怎会对韩非子不了解呢？　　

反正韩非子在思想史上的风格印象就这样“定型”了似的，就连鲁迅先生也曾幽默地说：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很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写在〈坟〉后面》）　　

细品鲁迅的话，他仍是深刻而正确的。　　

（中）　　

《备内》篇下面说的话，不免叫人继续吃惊，其接着晋献公的事往下说：　　

“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并且，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有的：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　　

这说来虽不好，却也是一种事实，于是韩非子又来了一句，说，　　

“妻者，非有骨肉之亲也。”　　

这就从根本上让“人主”要“备内”了。因为据古史《檮杌春秋》统计：　　

“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　　

就是说，做了人主，属于正常病死的不足一半，其余除了死于战争或真正的意外，那就是被左右乃至自己妻妃儿子之类的害死了，总数上要占到一半吧。得出一个结论是：　　

“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　　

真想不到还会有希望“人主”早点死的人。在“利”的驱动下，情况会有这样的严重性。韩非子只不过面对事实讲老实话，并不是他要主张“寡恩”。因为即使你愿意对臣下对自家后宫里的所有亲人多么好，也不能避免这些算计与危险，你对一切是不得不防，防着为好。　　

我们设身处地为“人主”这样可怜的人着想，他们在脸上当然不必摆出“我知道这一切”来。脸上大可示以“儒仁”，并用“仁义”教育内外，这就是“外圣”了；还可以扬言我是最提倡“仁义道德礼爱廉耻”这些的，但在如此积极以儒为表的同时，暗中要紧的却是以法为里，要不然掉了脑袋还不晓得怎么掉的。　　

韩非子还怕言之不狠不足，甚至举例说：　　

“匠人成棺，欲人之夭死。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多么可怕的“利益法则”！说得真是“极惨礉少恩”，然而他说的仍不过是事实而已。　　

那怎么办呢？韩非子为“人主”设想了一些办法，除了吃东西都要注意之外，主要还是要以“法，术，势”执政，比如：　　

“远听而近视，以审内外之失；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执后以应前，按法以治众。”等等这一套。　　

另外，在百姓方面，还应当看到：　　

“徭役少，则民安。民安，则下无重权。下无重权，则权势灭。权势灭则德在上矣。”　　

这是从如何安民这一头来考虑制约臣下弄权以自重的问题了，虽然距离“为人民服务”或“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还差着老远老远，毕竟已经是很可贵的，亏他怎么想得这么周到的呢。　　

韩非子认为，这样上下两头着手，治国必定有望。　　

韩非子从古之《传》、《春秋》古书所记看出，成大奸的都是“尊贵之臣”，而法令之所备，刑罚之所诛，却常常用在卑贱的这一头，“是以其民绝望”，且“无所告愬”。这样的情况需要得到根本改变。不能“臣专法而行”，而“人主”有名无实，那就会像可怜的“周天子”，只能坐以待亡了。　　

（残周于公元前249年为秦所灭，而韩非子遇害是公元前233年，韩非作《备内》此文，则是在他死前16年以上，因为他没说到周亡，而只举周天子之窘境。从名义上说，齐楚燕赵魏韩秦，都算是周的诸侯，是臣下，可是小小残周哪有对于他们的“天子”之实？这情况当时天下人所共见，由来非止一日，而是几百年如此演变之结果，韩非子举以为例，是按事实说话，应当是十分有力的，然而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　　

总之，从《备内》篇看，并不是韩非子“极惨礉少恩”，恰恰相反，他爱其国爱其君爱其民，千方百计为国为君为民着想，充满着为公的热情，沸腾着忘我的热血，真乃把心都掏出来了，是有大爱之人。　　

他说了老实话，把残酷的现实指了出来，并且针锋相对提出预防和解决的办法，毫不留情，不容马虎，所以他是“极惨礉少恩”。　　

于是，韩非子的风格不可避免会是鲁迅所说“峻急”的了，他能不急么？他倒是应该模模糊糊的么？　　

（下）　　

在《奸劫弑臣》篇，韩非子给“奸臣”的特点，作出揭示：　　

“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势者也。”　　

我们分析，如果“奸臣”一味顺着，一顺到底，一合到底，不拿出自己的一套，则何必为奸？也就不是“奸”，而应当说是“忠”。问题在于，“奸臣”终究会拿出自己的一套来的，这行为，韩非子称为：　　

“欺主成私”。　　

这样欺成功了，就成了“擅主之臣”，就是国事他说了算，他做了主。那么还有那么多的“群臣”呢？是何态度？韩非子描绘出的情况是可悲可叹的：　　

“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　　

也就是说，群下百官都不得不跟着跑。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手段对待你。你如果不跟着跑，那么等着你的是：　　

“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　　

你如果跟着跑，那么有好处等着你：　　

“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　　

这样下去的结果，就会出现“田成之所以弑简公”的事情。　　

“奸臣”，也即“重人”，要防止这样严重的事情产生，韩非子给出的方法，还是只有要求“人主”能够真正“明于圣人之术”，驭臣之术不能凭着意气投、人爱我、取舍合，那是靠不住的，要系于法度才是：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不可以得安也”。　　

韩非子说，他的这一主张是有成功的历史经验的：　　

“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韩非子又一次摆出他的说到底的话：　　

“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安，则臣尽力以事主；不可以得安，则臣行私以干上。”　　

“明主知之，故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夫是以人主虽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奸袤，而国已治矣。”　　

“不……不……已……”，就归结到老子的“无为而治”上来了，韩非子与老子的关系在此，其以老子之道为自己的哲学基础，真是找得很对。　　

韩非子这样治国，要把国治成什么样儿呢？他说：　　

“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　　

“其极惨礉少恩”的韩非子，在这里竟然追求“至厚”，而与“温良恭俭让”的儒家实在是有所接通了。上面一段话，显然直接模仿《礼记》里的“大同”：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韩非子好像是说，我与你们其实是一致的。　　

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都是“帝王之术”，都是在寻求治国之道。　　

一定程度上，也许确实可以说，韩非子也是从《礼记》里出来的，因为《礼记》中的“小康”说得很明白：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　　

由“三代”往下演变的这种情况很不美好，很自私的。　　

怎么办呢，儒家认为要“礼义以为纪”，也就是要管，不是不管。怎么管？以“礼义”为纲纪来加以管束：　　

“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以“礼义”改变不正，不笃，不睦，不和的现象，行吗？这求治之路也并不平坦，“礼义”管不住天下：　　

“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于是儒家也要借用刑法了：　　

“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　　

是说，对于“礼义”管不住的人，要“去”，要惩罚到“众以为殃”的程度，让大家都害怕。　　

这岂不是严刑峭法？与韩非子岂不是很相同吗？　　

儒家如果去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的法治部份，而以为单靠“礼义”能解决问题，韩非子就要称之为“愚学”，它是自相矛盾的：“欲治，而恶其所以治。”　　

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就在这里，真是切中肯綮。　　

《礼记》之注者说，“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这句话，说的是如果执政者“不谨于礼”，就是“殃民之主，而共废黜之”，这个理解倒是敢于“矛头向上”，却归于“礼义”，看来“礼义”真是万能，但我觉得玄乎了些，所以我作出上述我的“矛头向下”理解。反正不管是作上与下的哪种理解，儒家在这里露出的面孔，也并不和善啊，也有“其极惨礉少恩”之意呢，如果原意确实是“矛头向上”的，那就比韩非子还要厉害，韩非子讲来讲去，没有讲到臣下可以如此堂而皇之废黜君主的。　　

韩非子认为，求治之路是不平坦的，阻力有两方面，其一，来自世俗保守的习惯势力：　　

“圣人为法者，必逆于世”。　　

“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几不难哉！”　　

其二，阻力还来自上层：“群臣之毁言”。于是，结果竟然会产生“贤圣戮死”的荒谬结果：　　

“商君之所以车裂于秦，而吴起之所以肢解于楚”。　　

尽管如此，韩非子认为，他主张的这条求治之路是对的：　　

“伊尹得之汤以王，管仲得之齐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强。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术，察于治强之数，而不牵于世俗之言。”　　

《奸劫弑臣》篇末尾讲了几个臣下劫杀人主的例子，兹不复述。通观此篇，前面讲“奸臣”，末尾讲“劫弑”，在别处多有，而当中讲变法求治之艰难，并涉及儒法之异同，最有价值。　　

《南面》篇对于“人臣”一般心理与行为的揭示，也是“其极惨礉少恩”，是尖刻的，他说：　　

“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　　

可见，当时之“人臣”，会存在这样的可怕性，“人主”的应对，只能是“明法”：　　

“使人臣虽有智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　　

另外，“人主”还要有本领使人臣“有必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莫敢妄言，又不敢默然”。韩非子为“人主”之术的设计，可算是无微不至。在人臣这一面看来，也真是“其极惨礉少恩。”　　

但既然人臣会那样，“人主”就这样，于国于君于民，倒也不能说韩非子不对。　　

韩非子无微不至为人主设计的这一套，产生于战国那时的政治土壤与空气中，人民政权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政治，不需要这一套，但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仍然留有着古代的土壤与空气，则韩非子的政治权术仍然不会完全没用，不同层次的不同的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各自从古代的政治仓储中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南面》篇另一有价值的议论，是论“治”与“变”的关系。知“治”者必“变”，求“治”而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不知治者”，才“必曰无变古，毋易常”。但是，“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一切要看是否有利于“治”国。“古”是否不要变，“常”是否不要易，要看“常、古之可与不可”，不可就一定要变易，可的当然不必变易。但看来，需要变易是绝对的，不需要变易是相对的。　　

“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　　

利用落后社会习惯势力，是“恣奸”，相当之坏。一般说来，变革往往在某种尖锐的对立中进行，所以要有备：　　

“铁殳重盾而预戒”，　　

“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库”。　　

韩非子真是思想缜密，有文有武，“极惨礉少恩”！　　

《韩非子集》中也有讲“亲民”的，如《饰邪》篇。说不要相信龟筮鬼神，而要学：　　

“古者先生，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　　

他明确认为，秦国治，而东方六国不治，“忠劝邪止，而地广主尊者，秦是也。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　　

如果六国亡了也是活该：　　

“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　　

韩非子虽讲严刑峭法，却也看到：　　

“用刑过者民不畏”。　　

韩非子也不是认为人臣就天生暗怀奸心，而是看到人臣有两大类：　　

“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　　

“污行纵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针对这情况，“明主”就要想办法让人臣“去私心，行公义”。总之，在韩非子眼中，君臣是一对矛盾，国家的治乱也是一对矛盾，总要往好的方面引导，而预防着和惩治着不好的方面。这倒也不能算是“极惨礉少恩”，只不过他全讲老实话，一句不靠实的话也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