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后
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后
作者:知原
美国有史以来最缺乏文采的总统布什曾向中国网民发表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不错,现代西方民主确实“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已经建立了人类的终极政治制度,不需要再改进了?显然不是这样。
现代西方民主虽然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的梦想”,但它们却没有实现“让最有能力的人来当管理者”,实践早已证明通过民主选举选拔出来的领导人都是比较平庸的人。这和民主选举的天生缺陷有关。
我们知道,民主选举依据的基本原理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人的决定通常要比少数人的决定更正确。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这些人应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和智力水平。然而现今的许多民主崇拜者只看到了选举代表多数人的意见、选举的人民授权理念,而有意回避了它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比如下围棋,如果大家都是同段位棋手,那么多数人下少数人赢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因为多数人的思路更宽广;但是如果不是同一段位,那么“多数人的决定通常要比少数人的决定更正确”在这里是根本行不通的,100个一段棋手也很难下赢1个二段棋手,这真不是人的数量问题,而是棋手的水平问题、思维的深度问题。另外,如果我们让100个象棋特级大师与一个一段围棋棋手下围棋,也不一定下的赢,因为这毕竟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
一个是层次问题,一个是领域问题,“多数决定少数”原理的适用范围只能是同一层次同一领域,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是不能适用的。西方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区分选举的层次和领域,这是导致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都是平庸之人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看到了西方民主选举制的一些弊病,王力雄先生提出了“逐层递选制”、“递进民主”的改良方案。王力雄先生认为,选举应该限定在“经验范围”(即选举人所了解的范围)内,而反对“超经验范围”选举。王力雄先生说,现今的“大部分选举远超出了那个范围”。
但“逐层递选制”本身就是指下一层选举上一层,这也违背了““多数决定少数”原理的适用范围只能是同一层次同一领域”这一条,但相对于人民直选总统、直选议员而言,这却显得合理的多,毕竟选举被分成了很多个层次、被限定在经验范围内。当然,现今西方的总统、议员等大多都是通过间接选举产生的,但这些选举都是王力雄先生所批评的“超经验范围”选举。
作为解决上一层的授权问题(即由下一层授权给上一层),我认为“逐层递选制”的这一违背是可以接受的,而“超经验范围”选举却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而不是古希腊的那种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一种间接民主,它可以看作是一种粗糙的“递进民主”。之所以说它粗糙,是因为它已经分了层次,但分的还不够细,没有将选举限定在“经验范围”内。“递进民主”则可以看作是代议制民主的精细化,即将民主选举严格限定在“经验范围”内,按照“经验层次”一层一层往上递进选举。因此,递进民主很可能是民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递进民主。
统治者是国家的命脉,治理国家是需要十分高超的能力和广泛的知识的。比如,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他肯定应该对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特点和资源状况、历史人文特点等十分了解,要不然他就难以正确规划和决策国家的发展;不仅如此,他还必须了解国际社会和世界状况,要不然他就难以正确认识本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处理好国际关系;另外,他还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了第一推动力。
可悲的是,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方面的问题。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仅仅是因为他掌握着权力,民主国家的统治者仅仅是因为他赢得了民意,至于他们是否真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知识,只有靠天收了。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专制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依靠智臣谋士出主意,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者通常是依靠思想库和智囊团为其提供建议。这样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毕竟决策者是统治者本人,统治者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和相应的知识水平正确选择仍然是回避不了的关键因素。历史上和现今的很多国家的失误不都是出在这里吗?而国家的失误影响的是整个国民的生活,因此对统治者的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考察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一个重大问题。
让平庸者当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拿国家的命脉当儿戏。虽然这样可以保持政治的稳定性,民主的安全性,但这样很难让国家的治理达到极致。
我以前曾和一位朋友讨论过西方的民主制度,当时正值互联网刚开始普及。我那位朋友认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主制度可以恢复古希腊的直接民主,而不像现代民主由于人口过多、地域过广而只能实行代议制民主、间接民主。因为互联网的普及可以为所有人提供一种十分便捷的投票方式、计票方式,使得人口规模和地域宽广都不再成为障碍。我则问道,这样的民主选举和抓阄、投色子有什么区别?他回答的也很直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其实谁当总统都一样,最好弄个机器人当总统,这样就不用担心总统会利用职权做恶了。
原来他主要担心的是总统会利用职权做恶,而不认为总统是一种很重要的职务,坐在这个位子上要为人民服务、要将国家治理的很好,是需要十分高超的能力和广泛的知识的,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我则认为,治理国家和搞科学研究其实是一回事,只有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才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不是随便某人就能胜任的。
然而由于世袭制的原因,治理国家被搞成了儿戏,三个月大的婴儿也能当皇帝,很多统治者其实是流氓、是犯罪分子。从而使人们普遍形成了统治者是恶,是应当严加防范的对象。而不是认为统治者应当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职务和工作。现代民主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里,对他们严加防范,让他们难以做恶。他们试图将统治者改造成人民公仆,但却没有实现让有真正治国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从而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
为了解决西方民主的这一问题,西方引进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并发展成了现代文官制度。科举制依据的基本原理是,治理国家是需要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非常强的能力的,因此就必须培养治国者这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并通过考试的方法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科举的一个关键是由谁来负责科举,怎样对科举进行监督。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官的考选、任命等都是遵循严格的法律,是服从法律,而不像中国古代是服从皇帝、是由皇帝说了算。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治国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可以通过改进教育制度来解决。学校的教育应该主要培养两大人才: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和一些次要人才,比如,文艺人才、体育人才等等。
我们知道,现今西方的官可以分为两种:政务官(民选官)和事务官(考选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或由民选机关任命产生,实行任期制,对选民负责;事务官则由法律规定的部门和程序考选产生,终身任职,不受选举的制约。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拔领导人是西方人的发明,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创造,现代西方的事务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
现今的西方,民选官(政务官)和考选官(事务官)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政务官解决了授权问题,却没有解决官员的业务能力问题;事务官解决了官员的业务能力问题,却没有解决授权(众人认可)问题。因此这个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是很大的进步。
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两者结合起来,即通过法律规定,民主选举的候选人应当是通过文官考试(科举)的方式选拔出来的符合某一标准,并有3-5年副职工作经验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只通过了文官考试(科举)的,只能任相应级别的副职和非主要职务,正职和主要职务还需有3-5年的实践经验,并需要通过民主选举。
我们现今的很多职业都需要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而这些职业资格等级证是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取得的。其实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职业,也应当有相应的职业资格等级证,科举的目的就是取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但有职业资格等级证并不等于就能当官、至少不能任正职和主要职务(就像有职业资格等级证并不等于一定能找到相应的工作一样),而是还需要通过选举的方式让大家认可。
这也就是科举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既保证候选人的能力,又能保证众人的认可(授权),从而可以解决民主选举选出的领导人通常是平庸之人的问题。
另外,我们知道很多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政务官)都有家族化、世袭化的特征,如果我们通过法律规定候选人应当是通过文官考试(科举)的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弱这方面的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能力很难用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对于这个问题,我要说的,能力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人的先天智力、后天知识和实践能力共同构成的一种综合素质。
对于一个人的后天知识的评价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比如,一个县长就应该对本县的一些基本情况(本县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特点和资源状况、历史人文特点等)很了解,这样他才能正确决策本县的发展;另外他也应该对本县所属省、以及周边县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样他才能正确处理本县和所属省及周边县的关系;还有他也必须对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比较了解,这样他才能更好的在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运作;最后,他还必须了解科学技术,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推动的。相应的,其它各级官员也应该具备与其级别相匹配的知识。我们可以将这些知识作为考试内容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
对一个人的先天智力的评价现今也已经有了测智商的方法,因此这方面的评价也不是难事。
上面的两种评价,我们可以称之谓前置评价(科举、文官考试),即工作之前的能力评价。
对于一个人的实践能力,我们可以进行后置评价,即给予通过了前置评价的人以2、3年的试用期(只能担任副职和次要职务),然后根据试用期的工作业绩,决定其是否留任,这种方式可以称之谓考核;另外也可以通过王力雄先生所说的“经验范围内”的民主选举的方式决定哪些人留任,即由其同事和下属(因为他们是最了解他的人)投票选举决定哪些人留任。这两种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性采用,对于容易建立考核指标的工作实行考核,对于不容易建立考核指标的则由投票决定。
但对于正职和主要职务的官员,一定要通过“经验范围内”的民主选举的方式从副职和次要职务的官员中选拔出来。
在经过了上面所说的前置评价和后置评价之后,选拔出来的官员肯定是真正有能力的人。
我们现今的一些官员当的太简单了,自己什么都不懂,只要有一个比较硬的后台,能打通上级,自己的工作就是在下属递交上来的文件、报告、方案之类的上面签字或不签字,至于做的对不对,好不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官员当道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是天大的笑话。
有人说,真正的天才式的领袖是通过严酷的战争和斗争出来的,像成吉思汗和毛泽东那样的人物。我要说的是,会打仗的和会搞政治斗争的人,不一定是会治理国家的人;另外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破坏性太大,作为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得不偿失的,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虽然我也相信真正天才式的人物是很难用一套考试标准考出来的,通过考试标准考出来的一般是所谓的“能人”(即有一定能力的人物),但不是天才式的人物,因为天才式的人物是不遵守常规的。但国家的治理不能将希望寄托在天才人物的出现上,而应该注重的是常态,即一般情况。我认为,通过一套严格的认证标准考试,再加上对其工作业绩的考核和由其周围的人“经验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是可以满足这种常态的。
对于天才式的人物,我们可以通过另一套系统——即通过组建思想库、智囊团(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门客”)这样的以实际能力为主,而不必通过考试,更不是通过战争、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些人物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对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提出本党派的方案。这一发展和治理方案可以用于影响选民的选举,也可以递交给现任官员。党派的领袖可以作为候选人参加选举,也可以由现任官员推荐为下一任候选人。
民主选举+科举考官,再辅之以党派性质的思想库、智囊团,这样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官员的能力和人民授权的问题了,使得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进入到科学决策的轨道。
事实上,极权制是建立在两个重要因素之上的,一个是人的自私本性,另一个是世袭制。防止极权的方法,一个是实行分权和对权力进行监督,另一个是废除世袭制。实行分权和对权力进行监督,这样就可以防止统治者做恶和超出政治体制的有效控制范围。废除世袭制就铲断了极权世代相传的可能性,这样极权制就难以长久。如果我们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就不用担心有能力的人掌权后会摆脱民主体制的控制而搞专制了。
西方民主对有能力的人存在着畏惧心理,它们总担心有能力的人掌权后会摆脱民主体制的控制而搞专制,这是它们对自己的民主政体信心不足造成的,只能以牺牲统治者的能力来换得民主政体的安全,因此它们满足于选举平庸的人来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我们不仅要实现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同时也要实现“让最有能力的人来当管理者”,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最值得我们追求的社会。
民主主义者常爱说的一句话是,民主制度固然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我要说的是,在我们承认了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的情况下,我们难道没有理由、没有勇气追求更好的制度吗?
民主制度,在你实现了把统治者关进笼子之后,你有勇气实现让最有才能的人当管理者吗?
注:本文姊妹篇《一个现实可行的能力治国社会》
http://www.pc812.com/Article/kjxs/200806/705.html
爱学记

微信收款码
支付宝收款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