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漫忆(1)--红小兵丰富多彩的活动(另三篇)

教育漫忆(1)--红小兵丰富多彩的活动

山水行者　

　　父亲是一个乡镇小学的教师，我没有入学时，他常常带我到学校里去。那是一九七五年左右，好像学校是允许教师带子女上学校的。

　　一般星期天到学校去时，往往会看到他们在排练节目，练习演奏风琴等乐器。还有写学生在办墙报，练习排球、乒乓球。

　　有时，老八路军到学校给学生讲战争故事。学校也举办一些系列宣传，例如，我曾看到过一套宣传画系列，说的是住在我们学校后面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

　　每隔一段时间，新华书店的来校卖书。最受欢迎的是新出的《红小兵》。学生买书的和不买光看的围了很多人。记得有一本《红小兵》上有西沙保卫战的故事，激起了了从老师到学生很多人的兴趣。

　　记忆最深的，是每周有一天下午，全校十个班学生都坐在校园里，进行文艺会演。

　　那个时代的学生很有文艺才能，他们演的节目有小品剧等。记得有一个是歌唱八○年要进入农业机械化，表达对未来的憧憬。还有一个是几个老汉学大寨的故事，当然有一个思想比较落后，老是首先想到自己，但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被改好了。“牙可西，牙可西！”的新疆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跳绳，踢毽子等对学生有益活动的冠军，也在文艺会演中表演他们的绝活。

　　一次，十几个同学到前面来，一边跳着皮筋，一边唱着歌：

　　我们红小兵，心向红太阳。
别看我们年纪小，歌声真嘹亮。
唱起革命歌，心红斗志昂。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个剧目组织的很好，歌曲也很熟，欢快，整齐，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

　　现在，我常常哼这首歌曲给儿子听。

　　
教育漫忆：红小兵时的班级民主

　　山水行者

　　我于一九七五年入学。印象中那个时候全校各班级中的会议都比较多，而鼓励学生踊跃发言。也许是因为年纪小，同学们往往都会很直率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有一天我去打酱油时，商店售货员将我递上去的两毛纸币当成了五毛的，多找了我三毛钱。我当时就退还了。后来，班主任在班会上要求大家汇报都做了那些好人好事，大家都说了自己做的和各人见到的，我也说了这件事情。班主任报了上去，后来在学校大会点名表扬了我，也同时表扬了很多做好人好事的同学。

　　那个时候好像特别注意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自己不说，别人尤其是他不认识的人见到，向学校说了，那么表扬的规格会很隆重。曾经有一个学生放学路上拾了一块手表，就站在路上等了很长时间（耽误了吃饭）等来了失主。失主没有问到名字，就用大字报写了感谢信贴到了学校里，学校找到了这个学生，对他的表扬让我们都很羡慕。

　　二年级时我每天去的比较早，经班主任提议，大家举手选我拿班级钥匙。有一次，我和一些同学进了教室，我们搞恶作剧，把门从外面锁上了，过了十几分钟，来了不少同学还不开门。到了上课，同学们提我的意见，大家纷纷发言，于是马上就把我的钥匙缴了，又选了新的拿钥匙同学。这一次让我深切体会到了冒犯集体利益所带来的苦涩。

　　那个时候低年级选举班委会、三好生等等往往是举手表决，而高年级就采用了投票的方式。七五年时我到五年级门口，看到黑板上部整齐的竖写着许多学生的姓名，下面画了很多长长短短的“正”字。我好奇的问，有人就告诉我他们刚刚进行了选举。

　　我觉得选举，尤其是公正选举，在群众心目中是有很高的分量的。无记名投票和当众唱票，这样的结果对大家很有说服力。如果大家感到整个选举是公正的，那么被选上的人也会在集体中有很高的荣誉。整个集体心情舒畅，团结协作，做起事情来效率很高。反之，如果集体感到自己受到了戏弄，那种厌倦和不配合的情绪就会相当严重，最后搞的班委会只好自己小圈子包打一切，处理班级事务时会做很多无用功，内部也往往很不协调。

　　我上学多年，感觉就是班内民主搞的好的，班级风气往往也好。反过来，班级风气就不好，但是如果这样时，往往会对某一个既定的小圈子有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我从小学入学到师院毕业，所感受到的班级民主从总体上不是越来越健全，而是越来越缺少，到八十年代后两年，由于负责者热衷于培养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风气盛行，所谓的班内民主就变成了可以随意减少的东西，使同学中那种焦灼失望的心态越发严重。

　　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在那次出名的政治风波中，我所接触的时髦派往往对班级民主是很不尊重的（强调，这仅限于我所接触的），他们更关注和热衷权术和小动作。但是他们对民主自由喊的最响。

　　2002.6.23

　　关于《班级民主》一文几个应该补充的具体细节

　　原文见我昨天的贴子《红小兵时期的班级民主》

　　山水行者

　　一、钥匙事件

　　老师在班里问：谁愿意拿班级的钥匙？不少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举的最高。老师让我们各人说说自己拿了班级钥匙对大家有什么好处。几个人发了言，我接着起来，说：我每天来的最早，离家近，同学们有事情还可以到家里喊我。老师又问其他同学的意见，结果有的同学支持我，有的支持另一个同学，说那个同学家离他们家近，他们要钥匙方便。于是老师让我们举手表决，我获得了胜利。

　　我锁门恶作剧之后，上了课马上就有同学提了我的意见。于是老师当堂询问了当时的情况和各自的看法，大家纷纷发言（记忆中可能老师单独喊出区两个班干部交换了意见，但确否很模糊）。发言中有同学仍然支持我拿钥匙，那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理由是我来的早，还有我第二次开锁时，有的班级门还没有开。老师接着决定重新选取拿钥匙的，大家举手选了别的同学，我当场交出了钥匙。

　　二、选举

　　一年级时，我只模糊记得选三好生时的情形。当时，老师要我们推举候选人。于是，就有同学站起来推举别的同学，并且按要求说明为什么要选他。这样最后推举了十几个候选人，老师然后让我们举手表决，确定结果。

　　高年级选举，放学了还没有下课。我从门口过，看到几个人正在往黑板上划线（写“正”字），那时黑板已经接近写满了，他们在黑板角上继续写。接着看到了他们统计票数。接着老师讲话。下课后有人告诉我，他们在选举。选的是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我想应该是班干部。

　　三、时髦派

　　时髦派们往往倾向于自觉不自觉的投机，他们当时有一种在聚光灯下的感觉。他们是不愿意作边缘人的，所以应该说他们是某一形式的积极分子。

　　
教育漫忆（3）--文革后期，我与一个地主子弟的纠葛

　　山水行者

　　七五、七六年，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一个老教师，人很和蔼，有学问，大家都敬重他。后来知道，他解放前曾在一个名牌学校读书，加入过国民党，他哥哥当时就在台湾任职。

　　一年级下学期时，我新买的铅笔拧刀丢了。那是我反复向父亲要求才给我买的，他还认真的在上面刻了我的名字。我着急的不得了，一方面心疼拧刀，一方面更怕回家父亲发脾气。过了一两节课，一个同学过来告诉我，A同学用的拧刀上有我的名字。我去要，A却说没有。我就偷偷的盯住他。终于，上课以后，A削铅笔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的拧刀。

　　我报告了老师（也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数学都是他带），A争辩说，拧刀是他自己买的，并且，还有同伴为他作证。我说，上面刻着我的名字呢。老师把拧刀要过来，拿到教室外边去仔细看（可能因为他的眼花了，外面更亮一些）。老师出去的时候，邻座偷偷的告诉我：A是地主（这是通俗的说法，意思是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爷爷曾经是地主）。

　　老师进来了，把拧刀给了我，对大家说：“这个拧刀就是他的。”他没有发脾气，也好像没有打算批评拿我拧刀的同学。我就在下面报告：他是地主。记忆中老师没有搭理我，也许说了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的话，但是我不记得了。

　　到了二年级，班主任换了一个结婚不久的女教师。她喜欢领着我们齐声朗读课文，喜欢我们把作业做的干干净净。那个时候，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是我们能见到的质量最好的，写的作业显得很干净，但它价格高，相当于普通铅笔的3-4倍。一般同学很少用那种笔，有了，也只是作为一个炫耀的资本，平时是不用它的。

　　有一天，我的中华牌铅笔找不到了，我把那铅笔的两头都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于是，我在班里找，终于发现只有A的铅笔两头也削了，并且和我的一样长。我马上就去夺，说那是我的铅笔，A寸步不让。老师闻讯赶来，我说铅笔是我的，A一年级时就偷过我的拧刀，现在又偷我的铅笔。老师问其他同学，同学们说，见过我用这种铅笔，也是两头削好了，但是，我的铅笔是用平刀削的，现在A的铅笔两头却是用拧刀拧的。A也强调这一点，并且他又找到人为他作证。我坚持铅笔是我的，是他偷过后又拧的，A是惯偷，还是地主。老师皱眉头，最后判作铅笔每人一半。

　　第二天我就在家里找到了我自己的铅笔，非常非常惭愧和后悔，但是我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就把铅笔放在家里，只有在家做作业时才用

　　老师鼓励我们互相组成小组到同学家去写作业。也许是十几天以后，我的一个邻居同学到我家来做作业，看到我有点不光明正大的用高级铅笔写作业（那天好像是恰好没有普通铅笔可用了），就诧异的问：这个不是你丢的铅笔吗？说着的时候神色还有些鄙夷。我吞吞吐吐，难以自圆其说。

　　我们一般放学回家时，都是按照住址分组排着小队回去的。第二天早上，我们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小队的另外三四个同学就不愿意和我走在一起。让我感觉到了失去大家信任的凄凉。

　　很久以后，我在学校的黑板报上，看到了一个老师自撰的格言：一个人最大的失却，就是失去了同志们对他的信任。这句话我记得很牢。

　　这就是文革后期我与一个地主子弟的纠葛故事。

　　教育漫忆（4）--七十年代学校的早操

　　山水行者

　　七十年代，多少次清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学校早操上就会传出此起彼伏很有节奏的跑步哨子声，声音传出几百米，很多家庭，往往是伴着这些生机勃勃的声音起床。

　　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围着200米左右的跑道跑步，体育委员在一边用哨子、用口喊着一二一规范着步伐，带着大家喊口号：“一二三、四！”学生跟着喊“一二三--四！”体育委员起音：“团结紧张！”大家就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各个班级较着劲，比谁的步伐最整齐，口号最响亮。那时，好的体育委员是全班乃至全校的骄傲。

　　有时，军人出身的体育老师有了兴致，就跑到操场中央，吹着哨子，喊着口令，号令十个班的同学一个步伐跑步，然后全校十个班的同学统一喊口号，声音洪亮，气势磅礴。

　　校长、老师，多在操场附近跑步锻炼，班主任在各班的后部跟操，跑了四五圈以后，大家又集中到领操台前，整队散开，做广播体操。

　　小学时是由体育老师或学校的领操员喊操的，领操员一边喊操，一边规范的做操，各班的体育委员也在各班的前面做操。喊操是不用扩音器的，但是声音清晰准确，坚定而有韧性，让人听了神旺，有时我们甚至觉得比听广播做操更好。

　　做完操后，校长和体育老师如果认为有什么需要讲的，就讲一讲。否则，大家就解散休息，回去晨读。

　　当时在小学里，好像只有一年级的同学跑的圈数少些，其他的都一视同仁。这种跑操，对于锻炼大家的身体，培养大家的集体主义意识，提高大家的生命力和朝气，调节生活节律，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年里总有一段时间我们是伴着日出跑操的，有这么几次我们曾经在圆圆的太阳下部看到山峰的剪影，那是太阳山。

　　我们在操场上喊的号子，除了上面说过的，还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等等。

　　如果有学生迟到或中途下队，就执行来到后补跑或缺一罚两的方案处理，很少遗漏。所以这种现象虽然存在，但对于同一个人基本上不会重复出现。

　　我总觉得，学校体育教师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是最重要的，这样可以将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的体育活动组织的有条不紊，搞的虎虎有生气。我后来接触了不少体育专业毕业的教师，感觉他们除个别指导的技术是长处外，其他各方面都不如七十年代的那一批体育教师，他们多数很负责，很有热情，其中很多只是军人出身。

　　我在八○年入中学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与社会统一的第四套广播体操，这一套体操比较简单舒展，记得还有武术动作。整个中学时代我的广播操一直做得很认真，也很规范，放假时在家也做。认真做上两遍，身体有时会微微出汗，很能起到锻炼的作用，直到毕业后有时也想做。所以，我一直认为广播操不要老是变，应该简易质朴，中学的和社会的应该一致，这样有利于学生做操做到位，不变型，也便于这样一种体育活动向社会辐射，促进全民健身的发展。

　　领操员使用学生来做是可行的，只要选品学兼优的学生，还要避免偃苗助长式的培养，及时防止他们身上可能出现的骄气。我小学入学时学校的领操员，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