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处长唐宏武几乎可以肯定是因南航权证案“被自杀”

先看报道：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1105/2010110513560261.html

又是抑郁又是自杀，从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被自杀”以来，在中国网络上如果说到官员的“抑郁自杀”是不能从字面上理解的，而是有专门特定含义的，一般包含了这样两曾意思，一是死者肯定是“被自杀”，而“被自杀”一般也有三中情况，一是被对立面干掉、二是被灭口、三是被逼死，但无论如何绝对不是自杀；二是这样的案件是一般情况下官方是大可能追查的，因为案件的主谋一般都是死者的上级，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关于政治谋杀被追查的先例。关于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随便可以举出湖南武冈副市长杨宽生家中“被自杀”案，重庆官员乌小青监狱摄象头下“被自杀”案，鞍山一中校长在小区里光天化日之下“被死亡”案，从中可见一般。

为什么中国要用“抑郁自杀”来表达“被自杀”确切含义，这不是卖弄文采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中国如果谁被上级弄死了，一般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进行追查，也就更不可能公开报道了。如果用小道消息又无法准确表达真相，所以知情者和媒体就只好用这样含蓄的语言，用这样有点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表达惊天的冤情和血淋淋的黑幕。

而唐宏武的死到底是为了查处腐败而被干掉的，是被灭口了，还是被逼死的，这需要警方和国安介入调查才能得出结论。而调查的重点也不一定非得抓凶手，看看在他死前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就能得到重要的线索。因为我是从08年5月开始580989创设维权的，据我了解，很多违法和腐败的内幕消息都是证监会的同志给我们提供的，尤其证监会市场部的同志给我们提供的消息最多。比如《权证管理办法》没有依法经过证监会批准，而是某负责金融证券的国务院副总理圈阅的（这并不合法）；再比如温总理在08年就了解创设的问题和当时的维权；还有更重要的是政见会的官员经常在我们迷惘的时候，给我们指出正确的维权方向和方法，当然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们等其他原因，可能多数的时候我们没听他们的建议，但后来的事情都证明他们的建议很多都是建设性的。

政监会的人为什么帮助维权的，我们不清楚。原来我们还天真地以为只是某些有良知的个人行为，但根据官场上的习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我们逐渐发现证监会里和北京警方帮助维权的人越来越多，并且他们明显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尤其是我们开始维权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和证监会市场监管部的人打交道，因为创设的问题正好归他们管。而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也都是这个部门的人，这就是让我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市场部的人都在他们处长唐宏武的领导下，给我们提供创设违法和腐败的炮弹，以便我们揭露创设的犯罪。

如果说唐处长因为创设的问题畏罪自杀肯定是不成立的，因为创设的责任根本不在证监会，而是上交所和国务院的个别官员的错。

在唐处长死前的10天左右也就是10月20日，发生了一件突破性的事情。当天我和帅哥、海文、南南、爱拼、呢子、唐佳一起去证监会，当天为了约见证监会领导的事，在证监会门前海文和南南与保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保安把海文还按倒在地。据后来爱拼说当时有几个外国人正好经过还见到了这一壮观的场面。后来冲突平息后，南南约见到了证监会法律部的人，商定南南可以在他们那里进行行政复议；并且同时我了解到以后我们在信访办也可以对证监会的答复要求复核与复查。这也就是说我们维权的大门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讲再次被打开了。

为什么我们在10月20号刚刚取得突破性进展，11月1日唐处长就死了，难道只是巧合吗？

我前面分析过，因为证监会在创设问题上没有错误，所以唐处长没有理由畏罪自杀；被灭口的可能性好象也不太大，因为创设基本都是公开的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好象没有必要灭口；而干掉对立面杀一儆百的可能性倒是不小，因为毕竟唐处长领导下的市场监管部对我们维权提供了最大的支持，因而严重地威胁了腐败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冒险消灭和恐吓对立面也是很有必要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坐以待毙那只能是完蛋，而如果干掉了对立面的头头，再吓退其他人的话，他们就达到目的了。

遇到了这样狗急跳墙的“被自杀”事件怎么处理才合适呢？

如果政治家以官方直接介入谋杀调查的话，因为不同于一般的腐败调查，太敏感震动太大后果不好把握不好处理；

而如果以死了人案情重大为理由介入有关创设的腐败调查就比较合适，因为死人了说明事情严重了，我重点查一查总是应该的人之常情吧？但我是例行查腐败而不是查政治谋杀，不会太过敏感引起巨大震动。

再有如果有些事情不方便官方直接发表意见的话，还可以把内幕扩散出来，比如让我们维权的知道，与维权的力量联合起来反腐和解决问题，利用群众的舆论给各方面施加压力，这样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认为我们的领导者有足够的善意和责任感，如果有足够的平衡能力和愿望，事情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如果说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和习惯下追查政治谋杀是不大可能的话，那么可以先查腐败；如果顾忌追查腐败仍然可能一起过大震动的话，可以只解决问题，完善制度甚至可以撤换领导，但不追究个人法律责任。这样就可以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并且也相对公正，起码对官员来说比较公正。我总觉得在目前腐败很普遍的环境下，只是抓倒霉的，只是拿下级当替罪羊，甚至借反腐败之名打击对手，这不是反腐败和维护公平正义，而是更大的腐败和不公平。所以我一直主张反腐败要领导负主要责任，要集体负责，更要追究制度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反腐败成功而现在不成功的根本。

警方尤其是国安在情报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必要在合适的时候一适当的方式把消息传递给维权群众，政府和人民联合起来反腐败，以帮助人民群众维护公平正义，同时也帮助国家维护最起码的社会秩序。

*********************

相关文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