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之第一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一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争
对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分析,应该从1949 年开始,在这一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课题,即建什么样的国。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成了中华人民人共和国建国至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毛主席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主席说: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毛主席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有的同志在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通过农业合作化,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农业生产,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才能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工农联盟。农业支援工业,促进工业化;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合作化。这就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新的经济基础。手工业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有的同志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有几种错误观点,是必须批驳的:
第一,有同志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的一切事物,一切社会秩序,时时刻刻处于发展变动之中。例如,我们的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不断有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第二,有同志提出,“确保私有财产”。这种提法,当然更是错误的。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在不断前进,农民的个体经济必然要被集体经济所代替,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生产资料方面说,我们不能“确保私有财产”。“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
第三,有同志提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看来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不明确,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还没有走到社会主义,只是在向着社会主义的目标走。我们不能在整个过渡时期老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国营经济早已就走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可能使人认为我们现在并不是处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不能明确认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责任。所以,这种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上面所说的是右倾性质的错误。
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说: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针。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说:“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反二中全会决议的。提出这样的口号,是纲领性的错误。“四大自由”应有限制,改为“四小自由”。经过利用、限制和改造,最后把它搞掉。不能既不限制,又不改造。
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 )说: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
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说: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
他们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一九六七年三月)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刘少奇们则要搞另一个过渡,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就是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见附录1]虽然他们遭到毛主席的批判,然而他们干方百计要走这条路,他们鼓吹猫论、过河论、资本家入党论、先富论、不变论等等,一句话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以此为理由,近三十多年来,他们已然发展了一个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许多主要工业领域是由洋人占主导,实质上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
这充分证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中华人民人共和国建国至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文化大革命起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动乱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论点以动乱的说法来解释历史,是违反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应当看它对哪亇阶级有利,要看否定或肯定它对哪个阶级有利。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历史表明:那些反毛和歪曲历史及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论“文化大革命”之历史必然,兼谈继续革命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14
附录1 建国初期的两个道路斗争
1.1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之爭。
刘少奇在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政协制定《共同纲领》时,反对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这个临时宪法里,他说:“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大家不要担心,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后考虑的事情,现在就是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195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为会议准备报告的提纲中提出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他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页。
在二十八日至 四月九日 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现在要把为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巩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来作为党员的标准之一。现在我们接受党员,和过去考秀才差不多,过去考上秀才就可以当官,现在加人了共产党也可以做官。如果要求我们的党员用大多时间,无代价地来参加活动以表现自己的积极性那是不妥当的。但是,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使我们的党员为民众办好事是可以的。”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现在依然是这个力量。纯粹的无产阶级是没有的。”
这次会议不久,刘少奇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再次提出:“中国今天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现在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显然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常常是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它原来的更大才行。我们的党过去一直是吃了‘左’的苦头的,如果现在大家不警惕,恐怕还要继续吃下去。我在天津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工人着想,提倡资本家的剥削是为了工人现在能够生活下去。有人无原则的批评我的讲话,我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大概并不稳。”
1951年7月5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大纲: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需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15-30年之间;
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叁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叁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
叁、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份,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份,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
五、反对过早地动摇、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果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
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叁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了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学习座谈会上,说:“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独立的头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或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东西,毛主席又没有去过西方国家,除了苏联外哪里也没有去过。我们这些人对外国的历史不懂,科学知识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有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如果没有基本的知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就相当困难。这一点,我们不会苛求你们的。”
他在这次谈话里,再次宣传:“我们就是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我反对现在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那是很久远的事情。我们这一代考虑不考虑还说不定。”
1.2 ‘节制资本’还是剝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 ,刘少奇在政协党组第二次党员大会上,提出:“必须要联合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中国资产阶级今天拥护我们,我们没有理由剥夺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权利。这个问题大家认识不到,我们这个国家就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
一九五零年一月十三日 ,刘少奇就对安子文等人作过口头的指示:对发展资本主义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在现阶段应该鼓励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有理而不是有罪。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才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天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了。你们懂得这个道理吗?谁不懂谁就是白痴。”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讲话,反覆强调:“我们党的多数同志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我们如果实行工业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政策,对人民并没有好处,只会伤害工业生产积极性。现在的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工农业过早地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违背进步的,也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在现阶段要说剥削有理呢?甚至我们就是要恳求资本家:资本 家 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你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你不剥削我,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没有饭吃了。现在我们的许多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他们可以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代表社会进步的利益,比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更进步、更好,比工人更高明,觉悟更高。资本家不是唯利是图,而是为人民服务,有进步作用。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有着先天的不足,根本就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不搞阶级合作呢?我看只要合作下去,将来是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提出:“历史上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都起过人民代表、人民领袖的作用,他们都推动过历史的发展,你们不要以为一提这些人就认为都是反动的。”
1.3农业社会化还是发展富农经济
一九五零年,刘少奇还反对在农村出现的变工互助。他说:“变工互助千万不能再发展了,要缩小,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说法不一定全面,对目前出现的雇工、单干,我们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有什么不好?对雇人种地也不要限制,它是完全合法的,这样做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目前农村中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安居乐业的气氛。”
1950年1月23日 ,刘少奇对安子文等人的谈话: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房,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能这样。
一九五零年六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往目前我们的政策中,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因而对于广大的农民也是有利的。现在对富农的雇工剥削国家没有任何的限制,就是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在这里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消灭富农经济要等到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以后,也就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长远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正是符合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一九五零年八月,陆定一担任部长的中宣部发出《关于土改宣传的指示》,在规定如何解释“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问题时,按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应当在农民中反对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提倡农民的勤俭生产而至生活富裕(劳动发家)的积极性,我们党不反对一部分农民变为富农。”
一九五一年七月,山西等地农民,根据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把互助组上升为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康生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然而,刘少奇却在对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示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个批语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少奇同志的批语是错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但是少奇同志的这些做法都是公开进行的,不是阴谋活动,而且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党章允许的。我和少奇同志谈话以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对这些问题目前不宜吹毛求疵。”
1.4过社会主义改造关,还是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九日 ,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次大力宣传发展私营企业,并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说:“私人事业的活动范围是很广大的,要不怕花费一些资本和力气去投资。国营企业与私人生产事业之间的某些不适当的竞争现象应该加以改正。我们现在的政策要反对对私人资本实行限制,要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让步,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民族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号召一切要革命的人们过好土改关,社会主义的一关,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一九五零年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于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高潮。与这次运动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实行整风,通知说:“这是进一步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巩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更好地担负革命新阶段的领导任务的大事。每次大的运动中,都要高度重视我们内部的整顿,以跟上形势飞速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讲:中央五一、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针。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闭口不谈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以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经济。共产党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经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线传到省,五三年无人讲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你们那么高明,尾巴挺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讲好行小惠。
高饶横切一刀,许多人说话不确当。中央孤立无援,搬来××。你们自己有资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
你们的话不合中央要求。我们是修理好×××,高岗是横扫一刀,你×××(L?)和我同山同乡同志,当时不能和我一致。四月党代会才解决问题,从此才变成同山同乡同志了。你们要再看看演说,很不成话,尾巴那么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风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称师傅,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五五,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网。对资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订货。广大的互助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认识。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鲜事物好像没有看见。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则是不对的。
我好说挖苦话,为使人不忘记,致成为明日黄花,我好不客气,客气不习惯。
不用干部去调查,我用的是义士。干部你要什么,他来什么。上有所好,下必有胜焉者。
你们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内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那要到四九年!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现在提出的改造政策,就是马克思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大概十五年左右,这个期间,工人阶级为资本家每年生产的利润(一年几个亿)十年就有几十个亿之多,所以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给资本家出钱收买了工厂。
我们在安排上做了工作及政治地位的安排,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地主不同的政策。过去你们说共产党是洪水猛兽,现在你们不愿叫资本家,愿叫工人,这是可以达到的。我国地大物博,现在每年只有二百多万吨钢,实在太不像话。我们要全国努力,工商界也要努力,四、五十年总行吧,我们要争这口气,超过美国。李富春说超过美国用不到一百年,我同意。
1.5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至 三月十三日 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己经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和夺取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泽东提出了他的论断,而且后来他始终坚持他的这个论断并且大大地作了发展:“中国革命在全中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他在提出要求全党必须学会同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斗争后,强调提出:“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出拼死的斗争,我们绝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明确地提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这种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所以限制和反限制,将是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从来不满意先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序。早在1948年,毛泽东把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采取过早地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此,毛泽东专门致函刘少奇解释: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在毛泽东的坚持和提议下,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指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须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积极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此运动中,全党要严厉地批判在农业互助合作方面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真正保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熟悉中央最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些话显然是针对着刘少奇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把刘少奇当作是实行正确路线的隐患。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 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中,毛泽东指出:党在过渡时期[1]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指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毛泽东早就设想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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