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能腐败蔓延

中国为什么不能遏制腐败蔓延？　　

——网友鲁漫答记者问（上篇）　　

记者：听说你对中国腐败问题研究了几十年，是这样吗？　　

答：算不上研究，说“关注”、“思考”二十多年较为确当。　　

记者：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如何评价？　　

答：我的看法是：起点太低，说空话、好话太多，科学机制建设太少，效果堪忧，总体没有步入科学防治腐败轨道。　　

记者：你的这个评价与官方的评估大相径庭，能否具体点说明一下？　　

答：哈哈！（大笑），客观事物和规律，不会因人们如何评价而改变。我从不以官方评价，外国议论，别人看法为转移。只根据本人的信息存量，独立分析思考。究竟谁说的符合实际，实践是检验的标准，人民自有公论。　　

起点太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防治腐败没有创新，没有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研究自己的历史、总结、提高自己的经验教训，老是“言必称希腊”，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空话好话多问题。统观全世界的反腐败，中国堪称空话好话冠军：调门最高；红头文件最多；“严禁、禁止、不准、不得……”命令性词汇使用频率最高（一个文件就多达52个“不准”）；印在纸上、贴在墙上、镶在镜框里、挂在办公室……的法规制度最多；各级领导绞尽脑汁、“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创新”讲话不绝于耳；文人、传媒从古今中外“淘”来的经验、格言、警句，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　　

“机制”，只有机制，才是实现目标的桥梁。反腐败是严酷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你不把功夫下在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建立科学“机制”上，而是以主观愿望、哗众取宠、自我标榜的“论述”自足自喜，怎么能预防和遏制腐败？法规、说教如果没有刚性措施支撑，无论多么好听，都会沦为一文不值的废话。　　

效果堪忧。私欲的疯狂火焰，不会惧怕空话之风。时下，腐败仍然大行其道、前腐后继：隐形的买官卖官仍在蔓延；腐败窝案接二连三；贪污金额越来越大；官员吃喝包赌抽……不断翻新花样，刷新记录；矿难事故层出不穷，楼倒桥塌质量事故屡禁不止，黑恶势力欺行霸市，祸害百姓。群体事件不断发生。现在的干部问题，已经不是“脱离群众”问题，而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的问题。　　

更为堪忧的是，腐败与干部制度、分配制度、腐朽文化民俗，已形成恶性循环。中国的各行各业，上上下下，已无净土。 “没有钱不能办的事，没有钱难以办事”，人人不满别人腐败，人人却希望自己是腐败的受益者。这样下去，怎不让人忧心？。　　

记者：中国每年打黑除恶，查处数以万计的贪官，这难道不是进步和成绩吗？　　

答：是成绩，但不是进步，更不是人民期待的结果。打个比喻：一个餐馆宣称：在某某老板的领导下，经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捉了多少多少老鼠、蟑螂、苍蝇、臭虫，清除了多少肮脏垃圾云云，对此，人们会有何感想？改革开放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党员干部被“糖弹”击中而倒下，不法分子“打进来，拉出去”，对执政党来说，这到底是失败还是成绩？　　

记者：有道理。请问，中国到底为什么不能遏制腐败呢？　　

答：反腐败，犹如防病治病，至今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事实证明：病因没找准，药方没开对，药力不够劲。　　

记者：能否较为详细地说明一下？　　

答：中国滋生腐败的原因很多，但从执政党管理的角度看，主要有五：　　

一是，不科学的舆论导向，形成了适合腐败的大环境大氛围。　　

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了促进改革开放，鼓励大胆探索，保持社会稳定，提出了“猫论”， “稳定压倒一切”， “少数人先富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等导向性观点。由于这些提法片面、极端、欠科学，因此，在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利于腐败的社会大氛围。　　

例如“猫论”。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老鼠，因祸害人类而臭名昭著，猫是其天敌，受到人们喜爱。不管毛色黑白，都是猫，只要会抓老鼠，当然可以说是好猫。但是，放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就有了问题。猫喻的是人，是干部。老鼠喻的是经济，是钱。实际成了“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干部，只要发展经济，抓住钱就是好人好干部”。一些品质不好的人，甚至是不法分子，本来是“老鼠”，或很容易变成“老鼠”，因为抓了点钱，却成了“好猫”，入党提干，平步青云，有的还当了书记、市长……。广东茂名抢劫通缉犯叶东青，当了村支部书记。杭州“三多”副市长许迈永，珠海巨贪人大副主任冼文，郑州市“两手”副市长王庆海，广东茂名副市长杨光亮等等，被认为是“经济能手”， “拓荒牛”，“两手干部”，“对经济发展有贡献”，是“ 好猫”，被连连提拔。　　

“猫论”， 以其权威性，产生了强烈心理“暗示”、舆论导向作用。使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模糊了是非界限和用人的品德标准。不仅使本有人格缺陷的人不断混进党的干部队伍，得到提拔重用，而且，使好干部逐渐形成了人格缺陷。一手抓“政绩”，一手抓个人“敛财”的所谓“两手”干部，不断涌现。人民群众还称赞他们“真干事”“说话算数”，甚至说“宁要贪污犯，不要大笨蛋”。　　

再如，“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一个“真理向前一步成缪论”的典型。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没有错。但不强调如何求“稳定”，就无法让人认同。稳定可以压倒公平正义吗？可以压倒生存权益吗？……这种片面而极端的提法，出自权威领导人之口，负面影响极为严重：它已导致给封建专制招魂、助长官僚作风、使“权威”失去理性等恶果。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维稳”，对人民群众跟踪盯梢，窃听监控、造谣诬蔑，恐吓殴打，关押收买，顾凶伤害……。总之，剥削统治阶级用过的手段，“人民政府”末效法的已经不多。一些“共产党人”，“人民公仆”，无需、也已经不会做深入细致的群众思想工作，无需，也已经不会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而惯于出动数以百千计的公安干警威慑、镇压群众。这种腐败恶果，不能说与这种导向没有关系。　　

还如，“发展才是硬道理”，什么是软道理？政治思想？精神文明？光荣传统？　　

铺张挥霍，政绩工程，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国有资产流到私人名下，可以美其名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人们不再提政治方向、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不再提人民专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被封、资糖弹击中打倒，可以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实际状况是：政治经济形势不能反腐败，当权的人不能真心实意反腐败，一般干部不敢反腐败，人民群众正常渠道无法反腐败。什么“忧患”呀，“存亡”呀，都只能沦为空话！人民群众除了“骂娘 ”还能怎么样？　　

二是，没有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政治模式”，封建专制造成了利于腐败的具体环境。　　

人们说一些地方政府实际是封建专制，是客观事实还是诬蔑？请看事实：　　

甘肃岩昌县委书记王先民，上任伊始，就垄断了辖区内的政治、经济、人事、资源、纪检、司法、财政所有大权。特别是人事和工程，谁也不准插手。他执政四年时间，在一个贫困小县，贪污1500多万。他实行的是什么统治？人民当家作主了吗？　　

河南某县委书记说：“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他光是逢年过节收的礼金就达百万之巨。他实行的是什么统治？人民当家作主了吗？　　

四川某县委书记说：“几乎所有的下级，都是我提拔的，每次民主测评我都是全票，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没有半个反对的，到后来，我都不需要说了，使一个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办”。请问，这是什么统治？人民当家作主了吗？　　

这样的状况，不是个别现象。有关调查披露，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最高，省次之，地市再次，县市最差。山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人民是在县以下政府的直接统治下，可见，不良统治，不是个别现象。　　

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专制与腐败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下，辖区成了独立王国，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　　

至今，中国还没有保障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模式。中国几千年剥削阶级专制形成的传统、思想、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腐蚀执政党。我们可以这样断言：没有人民民主，就不能遏制腐败。　　

记者：哎呀，太沉重了！听你一席话，我的心都紧缩起来了。　　

答：说的不对吗？我们可以讨论，也可以不谈，没有关系。　　

记者：决无此意，别误会，我认为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请继续。　　

三是，腐朽民俗泛滥，给腐败滋生提供了沃土。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陈规陋习，腐朽文化，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一提中国，我们往往只说五千年灿烂文化，不说举世无双的文化糟泊，腐朽民俗。　　

吃喝风。工农商学兵，都刮吃喝风。公款消费，一次动则数千，数万，记录与时俱进，不断刷新。吃喝总额是3000亿，还是7000亿，准确数字只有天知道。　　

要面子，讲排场，摆阔气。贫困县市、乡镇，要与发达地区攀比，盖豪华办公大楼（有消息披露，一个贫困县的办公楼占地面积是美国白宫的5倍），配豪华轿车，大吃大喝毫不逊色。　　

送礼风。“礼仪之邦”“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提拔，要给上级送礼；办事，要给当权的送礼：上学，要给老师送礼；就医，要给大夫送礼；甚至老人住养老院，也要给护工送礼……。婚丧嫁娶，红白喜事，贵体欠安，成了权贵名正言顺敛财的机会。一个落马公安局长的礼品，竟达15邮件汽车之巨，可见一斑。　　

迷信风。算命先生随处可见;风水大师堂而皇之游走官场。干部占卜官运，谘询何时提升，能升多高多大。官场不顺，看是否祖坟有碍。贪污，或做了坏事，请求指点迷津，拿妖捉邪，念咒、画符、作法，逢凶化吉，保佑平安等等。迷信已达中国顶盛时期，这难道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干部？。　　

办事托人风。遇事，无论大小，国民的第一反映是“找人”。 一个退休干部，孙子上中学要住宿，“听说”床位紧张，要我找一个厅长“老乡”，我问找他干什么，他说让其打个电话疏通关系。令人啼笑皆非！　　

本人曾对一个法官的电话，做了5个上午跟踪统计：最多接听32个，最少16个，日上午平均21个。其中，吃饭约请电话，最多12个，最少3个，平均7个。他手中积案60多个，时间跨度20多年，整天忙得“没日没夜”“晕头转向”。 　　

改革开放后，陈规陋习恶性发展，到了人民无法容忍的程度。西方社会有的，中国有。西方社会没有的，中国也有。什么金钱万能，拜金主义，性解放，包二奶，甚至连“女体盛”这样的东西，也大行其道。　　

文化是形成人格的决定性条件。社会是塑造人品的主要因素。恶劣的社会风气，大众传媒的不良诱导，严重的精神污染，干部天天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能有几人像“唐玄奘”那样，坚持信仰，“守身如玉”？　　

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发展先进文化，提倡健康民俗，旗帜鲜明地抵制落后陈规陋习，就没有资格张贴“先进”“社会主义”等标签。就不可能防治腐败。　　

四是，物质和精神分配不公平，使干部心理失衡，强化了腐败需要。　　

物质和精神分配不公平，与防治腐败有没有关系？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不仅是干部腐败的一大诱因，而且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个例子。

首先看周鲲腐败案例。37岁的周鲲，系贵州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长。他曾300多次深入毒穴，令毒贩闻风丧胆，恨之入骨。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禁毒先进个人”、“全国优秀青年卫士”等称号。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做了如此大的贡献，他每月工资（2002年前）却只有区区一千多块钱。他买不起好点的衣服和皮鞋，当然更买不起住房。这样的物质分配公平吗？

周鲲妻子下岗，一年多没有解决。周鲲竞选副局长，同事都认为非他莫属，但却任命了别人。眼看那些工作平平、贪污腐化，却照样升官发财、吃香喝辣、逍遥自在的一些人，他感慨万端，心里失衡。周鲲的父亲去世，直到出殡，局里的领导竟无一人前来看望慰问。更令其灰心失望的是：当时，一位政府官员的父亲也去世了，局里的领导都到了灵堂，去慰问的人络绎不绝，而自己门庭冷落。强烈的反差让他难以接受：“自己卖命工作，图个啥啊？英雄患有糖尿病肾结石，多次向领导申请辞职，均遭驳回。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周鲲为社会提供了高风险、高质量劳动，物质上，他没有得到合理的回馈；精神上，没有得到应有尊重。令其心理失衡，愤愤不平，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一次又一次萌生“油锅”捞钱的冲动，最终走向腐败犯罪道路。　　

其次，我们再看看《官路》的作者姜宗福的亲身体验。他的工资情况是：扣除保险，每月工资2600元。他贷款15万买了房，每月还贷904.8元，女儿补课费1000元，还要捐款，人情世故应酬。他的工资，只能个人糊口，难以养家，更不要说应对天灾人祸了。

他为什么感到“金钱”是“诱惑”，是“煎熬”，并列为官场四大“煎熬”之首？因为，一方面他的工资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渴望金钱。另一方面，权钱交易又不被社会认可。左右为难，矛盾焦虑，岂不是一种煎熬？

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精神分配——思想政治工作的严重缺失！周鲲、姜宗福在心理不平衡时，固然需要钱，但是，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更需要精神鼓舞，心灵沟通。思想政治工作，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法宝，现在还有吗？

需要，是获取行动的动力源泉。工资分配脱离实际，思想政治工作缺失，容易造成干部心理失衡，强化了腐败需要。　　

记者：你怎么还说分配不公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呢？

答：是的。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国企职工下岗问题，国企教师问题（2011年07月国务院已发文解决），国企军队转业干部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也是腐败，决策渎职腐败。我举个例子：陈某，1653年入伍，原航空兵飞行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击落过敌机，多次立功受奖，在部队服役20多年后，转业至国企继续做贡献。他的退休金只有小学教师的四分之一。这公平吗？这是荒唐！

更令人震惊的是恶果：我到广西桂林市调研，与11名企业军队转业干部进行了交谈，他们都已年过花甲，大多愤慲抑郁成疾，有的双目失明，有的狂躁偏执。说起他们的内心悲愤煎熬，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令人肝肠寸断……。本人家乡即有四个军队转业干部相继自杀：一团职干部，一营职高级工程师，一营职夫妇双双自杀。一些国有企业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厂长经理领导干部，他们本来是国家工业发展中坚力量，劳动人事部一纸红头文件，以“改革”的名义，将其贡献一笔抹杀，抛入生活灾难，这有公平、合理、科学可言？这是典型的剥夺、决策腐败。　　

记者：依你的看法政企不应分开，不应改革？　　

答：否！我坚决支持改革。我指责、反对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不要以人为本、不要公平、不讲道理，不要科学的“度”，不要实事求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到“一律”、“一刀切”、“一个按钮”。这种做法谁省事？害了多少人？北京大学司法监定室主任孙东东有关上访户有精神病的言论，可以印证这一点。孙氏的错误，是其冷酷、草率老爷态度，颠倒了因果关系，颠倒了是非。在他看来，因为有精神疾病——所以才重复上访。问题的客观逻辑是：不公平——导致心理失衡——导致上访——不得解决反受折磨——导致忧郁成疾——导致再上访，形成恶性循环。受荒唐的分配制度伤害的干部、职工数以千万计。他们聚众集会，集体上访，不是社会问题？　　

五是，干部制度没有与时俱进，落后的官僚制度致干部无视党纪国法。　　

干部是国家的脊梁，人民的向导，落实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在近30年夺取政权斗争中，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干部理论、制度。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和群众打成一片，干部的“根”深植民众沃土，命运系于群众，俗称“鱼水关系” “血肉相连”。上下级关系，只是分工不同，人格一律平等。干部的模范行动，影响、提高了群众素质，群众地支持爱护，给干部以鼓舞和力量。那时，形成的机制是：干群、上下，互滋互养，良性互动。　　

现在呢？干部的选拔升降，完全掌握在上级一个或几个人手中，其机制是：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所谓推荐，是干部推荐干部，上级推荐下级。所谓考察，是在领导中考察，干部中考察。对干部服务对象的看法和感受，却不闻不问。干部高踞群众之上，“根”子扎在“上级”，命运系于“关系”。上下级，变成了“人身依附”、“相互利用”的关系。 　　

在这种机制下，干部只能是想上级所想，琢磨领导心事，看领导脸色。　　

在这种机制下，干部无需深入群众，无需倾听群众呼声，无需与群众打成一片。干部从根本上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理由和动力。　　

在这种机制下，“上级”有意无意成了腐败干部的保护伞。使干部产生腐败不受惩罚的侥幸心理，强化了干部腐败冲动。干部连连“带病提拔”。江苏徐州的一个贪官明目张胆地对群众恐吓：“我南京有人！北京有人！不怕你告！”　　

在这种机制下，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现象：好干部日子难过——经济困难，官场难顺，心理失衡——精神疾病——自杀，跳楼！坏干部日子也不好过——权钱交换、权色交换、买官卖官……寝食难安，心理失衡——精神疾病——短寿、自杀、跳楼。可谓殊途同归。近两年高官自杀大有增长之势，足以说明问题。　　

干部是扎错了“根”，攀错了“亲”， 颠倒了公仆与主人的位置，导致政体背离了国体，人民当家作主权力被剥夺、被虚化。人民群众有冤无处伸诉的情况比比皆是，桩桩件件都与干部机制相关连。因此，干部制度不改革，就不可能遏制腐败。　　

记者先生不妨去翻翻中国的反腐《纲要》、《白皮书》，上述这五个原因，都没有针对性的措施。　　

记者：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下次再“晒晒”你的治疗药方如何？　　

答：可以。不过，我应该说明一点：虽然中国存在这么多问题，并非事物全部。成就，进步，仍然是主流。（2011.07.25尹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