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长是个什么玩意儿

包容性增长是个什么玩意儿　　

在这次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包容性增长”曾经一度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一些评论界的资深人士纷纷猜测这次五中全会可能要把包容性增长写进自己的公报里，以作为引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路标。然而，会议的结果证实了这次媒体猜测错了，公报里根本就没有出现它的踪影。　　

人们为何热切期盼这种包容性增长能够写进会议的公报里？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又究竟想在增长里面包容些什么？　　

包容性增长其实是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关于增长方式变革的框架性概念。后来，经过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强调，也才逐渐引起了大陆媒体的注意。　　

按照胡锦涛的理解，推动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　　

按照中国官媒的解释，“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与这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都是一脉相承的，旨在通过全面、均衡的发展，使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2010年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为十二五规划定调》）　　

由此看来，这种包容性增长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了，在它的增长内涵中已经接纳了更多人文性的东西。　　

在以前，人们每每论及增长，往往都主要指向经济层面量的增长，说穿了就是GDP中的各种数据指标及其量上的跃升。这样的增长视界非常狭小，单纯地追求各种物欲的满足，而较多地忽略了精神层面上的人文关怀以及环境生态上的承载压力等。这样的增长因为一味地尊崇市场的配置效率和分配结果，而把整个社会拖进了这种贫富分化、冲突加剧、资源枯竭、难以为继的境地。如果还继续这样增长的话，那么经过贫富两极的搏杀、资源的全球争夺以及冲突的持续升级，整个人类社会就可能因为这种内部的大血拼而更快地自我毁灭起来。　　

面对这种人类发展的困境，很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必须把这种人文性的东西、生态性的要求更多地包容到新的增长方式之中，并通过这样的增长，推进发展成果的共享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正因为如此，这才让胡锦涛看到了中国只有通过这种包容性的增长，才可能切实解决自己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他借助这种包容性增长的目的陈述，沟通了这种增长的概念与其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念的一脉相承关系。在他的理解中，更多人文性、民本性的东西，比如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促进人人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诉求，都被包容进了它的内涵之中。这样的包容，实质上已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勾画了一个新的路标。　　

要实现这种包容性的增长，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各种体制就必须进行一次综合性的变革；否则，就难以接纳这种包容性的增长。在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纪念上，胡锦涛、温家宝在深圳这个设立最早的经济特区，面对邓小平的巨幅画像，先后强调中国必须继续推进自己的各种体制变革，才可能有出路，停滞倒退只能是死路一条。在深圳政改的启动上，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的配套性改革，我们这三十多年来推动起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就难以保持下去，中国的未来就没有什么盼头了。中国必须变革自己的各种政治体制，才可能更多地包容和接纳社会底层迸发出来的各种民主、民生、公平、正义、共享、共富等方面的诉求，才可能通过这种体制变革的包容和接纳而更好地维稳社会、促进和谐。　　

正因为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暗含着一种体制变革的联动机制，即体制的变革是接纳和实现这种包容性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所以这才有着不少人都在期盼这次中共五中全会的十二五规划能够把这种包容性增长的词句写进自己的会议公报里，而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路标。一旦写进去，用以包容和接纳各种民主、民生、公平、正义、共享、共富诉求的体制变革，就只能加速地启动起来。　　

问题是，人们的这种盼望又再次落空了。这种包容性增长的用语并没有写进会议的公报里。这个会议公报关于体制变革的章节虽然也写进了不少加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财税、行政、金融体制改革的词句，然而至于按照什么新路标、新要求，加快这种各个领域的综合性改革，则只字没提。从内容上看空洞无物，从实践上看没有准绳。这样的改革看来又只能盲人摸象地前行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种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实质上已在原有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而把更多人文性、生态性、民本性的东西兼容并包了进来。　　

中共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没能把它写进自己的会议公报里，多半都是因为自己的党内对它缺少一种基本的共识。可以断言的是在这样的增长中，究竟应该包容些什么进来，这在党内肯定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和冲突。如果把社会底层的民主、正义、公平、共享、共富、反腐、人权方面的诉求都接纳、包容进来，这肯定危及到党内权贵阶层的各种既得利益，而引发它的内部生变。　　

前苏联的一夜崩溃就是一个血的教训，更是一面镜子。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正因为极大地触犯了苏共内部的权贵利益，而招致了它们的坚决抵制。这些党内的权贵阶层通过内部政变和改头换面的形式，罢黜了自己的总书记，而重新保住了自己的各种特权和既得利益。俄罗斯的民主精英，比如叶利钦、普京等，其实大都出身于苏共内部的权贵阶层。叶利钦在成为俄罗斯的民主斗士之前，他本是就是苏共内部高级别的权贵。在苏联社会底层的民主诉求中，它通过自己的改头换面而成为俄罗斯的民主斗士，并借助社会底层的力量登上自己权力的顶峰。苏联的解体说穿了就是苏共内部权贵阶层的一次政变而已，它们的精明之处就是在社会底层对苏联体制的临界忍耐中找到了一个救命的稻草，那就是因应社会底层的民主诉求，通过改头换面和重新包装而成为民主的斗士、人民的代言人。　　

至于中国的权贵阶层在这种社会底层的民主诉求中，会不会也像他的前苏联老大哥那样，而改头换面地成为民主的斗士，并通过这种政治的变脸而继续保持住自己的各种特权和既得利益，这都很难说。　　

有这些权贵阶层的内部阻挠，民主、正义、公平、共享、共富以及反腐方面的各种诉求，就不可能被更多地包容到这种增长的内涵之中。相反，为了更好地保守自己的各种特权和既得利益，中国的权贵阶层很可能把许多不改包容进来的东西，比如高物价、高通胀、负利率等利己性地包容进来。　　

目前，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比如“大陆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认为，十二五期间GDP增速可以低至8%，而CPI可以高至5%。在十二五期间，要容忍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容忍通胀在适度范围内，容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按照这个经济学家的容忍逻辑，通胀尽管很负面，但我们也要包容。照此推演下去，祝宝良没有说出口的是，腐败也要包容在适度范围内，特权也要包容在适度范围内……因为这些都是这种增长的副产品或伴生物。　　

看来，这种包容性的增长到底应该把什么包容进去，这绝对都是一个要害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腐败、通胀、特权等不改包容进去的东西，都包容了进去，真不知我们的社会底层还能分享到多少实际的利益和发展的成果，真不知我们的社会到底还能维稳多久。　　

由此可见，这种包容性的增长固然需要通过更多的兼容并包丰富自己的内涵；然而，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包容进来。它需要更多包容进来的是社会底层的各种合理诉求，比如发展成果上的共享、共富、共荣要求、权力层面上的民主、分权、监督要求、社会层面上的平等、正义、公平要求等。只有以这样的诉求推进这种包容性的增长，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得到更长久的维稳。　　

看到我们的民众在目前这种物价的飞涨中痛苦地煎熬着，真不知我们这里的经济学家还有什么脸面再高谈阔论这种旨在包容这种高物价、高通胀、高汇率的增长。对于这种飞涨的物价和不敢公开承认的通胀，温家宝政府经常解答的一道习题就是如何地稳定物价。稳定物价可以说充斥了它的大大小小的报告和演讲。笔者疑惑的是，对于这种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来说，仅仅稳定物价就行了吗？如果不去想方设法地降低物价，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又怎能拉动并扩大起来呢！天天喊着扩大自己的内需，如果不去想方设法地通过降低物价或增加收入扩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这岂不是自欺欺人！所以这种低物价、高工资更需要包容到这种包容性的增长之中。　　

　2010年10月21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