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有过多少理想

我们曾经有过多少理想

2008-11-07

48w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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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高中毕业后就和学校同学一起到了高淳固城农村插队了。固城是个鱼米之乡，国家那时每个月给每人８块钱的生活费，其实在我们南京城里的平均生活费也只有８块钱，所以，我觉得在农村过的比城市里要好的多了，过的很快乐。我们就住在固城湖边上，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真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从心里感觉到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了，我在生产队最高文化就是小学生，老农基本上都是文盲（包括农上的一个地主分子在内），全大队有一个“小学校”，只有一间屋，前面有块黑板，中间是课桌，后面就是老师的床和一个灶；老师是个年轻的当地人，眉目清秀的，会说点“普通话”，但是，经济认错字，也没有人能看出来……。学校每天就上一堂课，一般就是用当地的土话“唱书”，许多学生是不看黑板上的字的，反正“唱完”了就下课了，回去还要放牛、喂羊呢！我就想怎么这也是“教学”啊？难怪学了一年还是文盲的……。

　　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确，农村非常需要知识的传播，这不仅仅是农民需要文化，更重要的是农村的干部需要文化，我们作为“再教育的对象”，又没有权力来说三道四的，只有农村干部的文化提高了，我们才有“用武之地”呢！……。比如：才到生产队，就听说乡里给了生产队一台手扶拖拉机，由几个年轻的农民用船把它运回来了（我们是水乡），就放在牛棚里了。过了两天生产队开会，就讨论着台拖拉机的“用途”问题。几个老农都反对用拖拉机来耕地，理由是，“这东西跑起来太快了，我们不会用，再说它还要吃油，队里又有要花钱了……”。老农都是耕地的好把式，习惯了用老牛耕地，工分也高出一般劳动力的二分工，如果让轻年农民用拖拉机“取而代之”，就侵害了老农的切身利益。所以。这拖拉机机就一直在牛棚里“待着生锈”吧！可是夏季干旱时候，农民用水车车水，实在是没有“效率”，往往跟不上大田的需要，所以，机会就来了，我就提议说，买个水泵回来吧（就一次性投入），用拖拉机上的柴油发动机带动水泵多来劲呢？的确，设计了一个铁架子把柴油机和水泵连在一起真解决问题了（因为当时农村都没有电），看到那哗哗的水进了大田，农民才会说，“还是有文化好啊！”……　。其实在农村对文化大革命没什么多少印象，人们非常地勤俭，而且善良，直到今天我还是留念那固城湖边的生活。我正当年轻气盛时期，只是想好好锻炼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被农民“认可”，能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用于农业生产，造福于农村呢？

     可是，１９７０年底我只干了两年的时间的农民，我就被公社推荐回了南京，成了南京机床厂一名汽车修理工。我们进厂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各级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临时权利机勾后变种为单位的党委会），马康祥是革委会的主任，马康祥原是一个铸工车间的一般个清砂工，文化大革命中当上了“保皇派”的头头，工厂实行军管时“三结合”，进入了厂领导班子。厂里正在清查“５１６”分子，到处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人物，不过这些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厂里就有一辆１９４６年的别克轿车，发动机里的气门弹簧断掉了，那时这车的配件买不到，在师傅的带领下，我们成功地把一台江淮卡车的发动机装进老美的别克轿车里去了。我的思想就是只是努力地学习技术，一如继往地勤恳工作，一心争取做一个好工人……。

　　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了，华国锋一举打倒了“四人帮”，并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调资”，按照“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每年搞４０％的升级，说这样“能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可是，一连搞了两年两次的升级，第一次升过级的人，第二次还是升了，第一次没有升级的人，第二次还是没升级，造成了“没升到级的人不想干活了”；“升到级的人也拼着不干活”，一度使工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这时候报纸上也开始批判“两个凡是”和“两年的经济倒退”的问题了，就这么没费多大的劲，华国锋自动让出了国家主席的位置了……。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一批老干部都平反了，重新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政治形势在在迅速地变化着……。运输处的党支部书记颜京沛有一天找我谈话说，“现在是重新站队的时候了，你是不是重写一份入党申请，应该向组织上表个态度吧”。我很忧郁说，“我早就写过申请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就行了”。书记很不高兴，“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这性格不好，你想一想，为什么组织上一直没考虑你的问题啊！你也太不主动了。……”

　　我也是属于连搞了两次都没有升到工资的人，一直是个二级工，虽然心里很不平衡，但是，我这人一直都想“我只要努力地干活，下一次总会升到的……”，所以，我还是每月按时完成工作定额的（完成了定额，有５块钱的奖金）。那是１９８０年８月的一天，我正在装配一台大修好的汽车发动机（其实按照二级工，是不能装配发动机的），忽然头顶上窜出一团火，还没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火已经上了屋顶了，我立即从墙上取下灭火器，冲进了火海里去……。我衣服全烧着了，烧成了破布条，身上也被大火烧起了水泡和通红的肉，还是一股足劲地把烧到了屋顶的大火灭掉了，正在庆幸之时，厂保卫处的几个人冲过来了，不由分说一把抓住我就拖走了，到了保卫处才知道，运输处的领导说我对调资不满，顾意我放的火的，叫我把衣服都脱掉，交出火种……。虽然我一再解释，我没有火种，只是看到失火了，就把它给灭掉了，但是，运输处领导说了，修理工上班都没干活啊，现场就是我一个人在啊，别人没有作案的可能啊！我自己说“没有放火”有什么用呢？为此，我只好去找了党委书记马康祥（那时革命委员会又变种成了党委了），马康祥说，这问题应该由你们支部进行处理，你要找单位去……。这么推来推去，问到最后，运输处的支部书记颜京沛说了，这是运输处长张迪安向厂保卫出汇报的，所以，我要说“没放火”，要找出证明人来，天上不会“冒出火”来吧？……。

　　在这闹的全厂纷纷扬扬的问题上，我没有选择，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于是向市政府写信申冤，不行；又向省政府写信申冤，也不行；最后向国务院写信申冤。这一次国务院有回复了：××××号信涵已收到，已经责成你单位党委调查处理……。同时，党委书记马康祥就象一个疯掉的人一样，一直冲进了汽车库说，“你到处告状，什么意思？也不顾厂领导的影响！我们也没给你去坐牢啊！组织上找你问一问，怎么都问不得了……”。跟在后边的是厂办公室主任蒋富全，他跑上来拉住马康祥对我说，“×××啊，凡事有个度，领导不追究你的问题了，就算了。现在搞成这种局面，领导都没有退路啦！马书记就是怎么样处理你这个问题的，也不能非得向你‘汇报’啊！……。运输处是不会要你这号人了，怎么办？马书记那里我还要做点工作，不然，你看到哪里去上班呢？把马书记能气成这个样子，只有我来做“难人”了，你的文笔还满好的今天就到我办公室去上班吧！……”。（其实就是在运输处上班也不会给我奖金了）。

　　其实，我不喜欢做在办公室里，是非常喜欢汽车的人，那时中国引进了日本的微型轿车（中国正兴起轿车热），我就觉得微型轿车的平稳性太差了，是它在高速行驶安全性不好的主要问题。我经常利用星期日到南京图书馆去看汽车理论方面的书，在《汽车原理》中说，“汽车是通过车轮与地面的作用产生运动的”，根据“空气动力学”中的原理，我认为：前驱动车在高速行驶情况下，由于气流作用底盘才会“打飘”，后驱动车在高速行驶情况下，由于气流的作用只会下沉。为此，日本丰田自动车株式会社与我展开了公开的辩论，最后，日本东京大学的荻原一郎教授说，“日本的微型轿车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是不如意，以后要吸取这种教训……”。１９８７年，我设计了世界上第一辆“微型吉普车并申请了专利保护（专利号：８７３００３２１），因为蒋富全总看我到汽车库去，他总是教导我，“没有事要坐的住，泡一杯茶，看一看报纸，不要老想往车间跑，要注意影响……”。

　　１９９３年，邓小平提出了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要求，厂党委的一班人被一刀切掉了，马康祥下台了，省组织部宣布由谢传林任厂长（本科学历，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刘国华任党委书记（本科学历，合肥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谢传林一上台就搞了几个系列的自动车床和数控机床，产品都是世界一流的，在欧美国家供不应求，是国家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国家机电部的会议，我们就是会务组成员，工厂的经济效益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盛时期……。厂长谢传林在全国第一个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和寒、暑假制度，他说，只要让工人提高了素质，才能提高企业的整题素质，并办了许多技术培训班，计算机培训班（那时我国才有计算机），我们的工厂曾经哄动全国。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了科技进步，我们就有了生产效率，就能改善生产的条件，就能缩短劳动的时间，使工人有更多的学习和休息的时间，就能把我们工人的劳动成为愉快的事情，把社会主义企业推向前进……。并提出我们厂也要造微型汽车，于是我被调到的汽车办造汽车了。我们一口气造了十几辆微型的ＳＵＶ车，经过了南京青龙山试验场的破坏性试验和南京到连云港的高速公路试验，经过企业市场调研和技术论证，证明了我的“理论”是成立的，并在连云港巡展后轰动一时（南京日报有过报道）……。那时候，总觉得工厂就象自己的家一样，每一个月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一钱多元了，大家都一心放在工作上，能为工厂作一点贡献，每一个作为南京机床厂的工人多自豪啊！

　　“六四事件”爆发后，办公室主任蒋富全又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说，“那鼓楼广场不能去了！学生的事，工厂不要参与，公安局的便衣多的很呢，他不会问你爱国不爱国的，都在抓人呢……！”后来，党委书记刘国华（马康祥是“三结合”进入革委会，后来“变种”为党委书记的，已经被“干部四化”搞下台了）蒋富全也被“年轻化”“化”下台了……。我好象头上少了一个“紧箍咒”，轻松多了。那知道刘国化又要我参加了个秘密的“专案组”，白天照常上班，下班以后，到厂保卫处去搞资料。我一看，有组织处的余海光，保卫处的王德强（两人都是党员干部）都在那里，刘国华书记就对我说了，“这一次入党的同志，都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对党表现非常忠诚的同志”，“组织上对你是非常信任的了，你是不是写一张入党的申请书，这也是工作的需要吧！”我说，“思想上入党就行啦！我表现的还不是很好，申请的事我再继续争取吧……”。

　　刘成荣是个４８年工作的老干部了，在传达室当门卫。小时候是淮安人，年轻时因为嫌种田苦，就跑去当兵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在解放战争时被解放军俘虏，就成了“解放军”了，复员后到了我们厂里，就干起了保卫工作。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看见领导就点头哈腰，最近这几天晚上老是来找刘国华书记汇报情况，都是反应哪一些工人给了学生多少钱，谁与学生说了什么话……，本来这是各个党支部书记的事，不知道他怎么又管上了呢？我是最恨这种“特务分子”的人了。现在每个支部都把“人头”送来了（都是各人自己写的“经过”），刘国华书记说我们要给每个人“定性”，说这是市公安局的任务。我们又不是他公安局的人员！我又不是党员，我也不表态，可是保卫处长王德强却开口说了，“这样子搞工人，对不对啊？我们是搞不清这是不是黑材料呢！我不留下一个字，谁愿意签字谁签。”余海光没发表意见。现在只有工具处的书记范宝利的资料没有送来，因为他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到过鼓楼”，结果党委把他的支部书记给撤掉了；在我们这种坚持的态度下，刘国华书记被逼得拿着材料厂到党委办公室去处理了……。

　　１９９５年，全国机械行业厂长、经理会议在南京召开，会上一些经济学们家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问题是：要实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企业成为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厂长、经理们听了真高兴都说，现在企业养的“闲人”太多啦，工人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利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所以，要搞“承包经营制”，厂长要给予经营权和人事权……。就在全国一片“砸掉大锅饭”的呼声中，推行了工厂私人“承包制”。我们的工厂也承包经营了，这时，谢传林被免去了厂长职务。市领导换上了朱竹生任厂长（初中文化，原厂生产处的副处长）。朱竹生一上台，就把车间、处室全都进行了“分包经营”，厂研究所的人全分到了各个车间去（当时许多工程师都因此“跳槽”走了），客观上机械行业的市场也在下滑，自动机床和数控机床大量的被积压，许多产品也下马了（其中，微型吉普车船项目也不搞了），仅仅生产老产品滚齿机床……。还有大家都向“钱”看，使得中层干部中的腐败成风，把好端端的机床当“废旧设备”卖掉了，并且提出了“广开财路，多种经营的方针”。干部与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了，工人只能拿到三、四百元的工资……。随着国内的房地产热的兴起，我们厂也跟风搞起了“房地产开发”，把铸工车间厂房拆掉了，给开发商来盖大楼……。这时就有些“职工代表”出来放风说了，“这次拆厂房卖地，是职工代表大会根本没有通过的事情，是厂领导擅自作主的行为，搞房地产了我们这些工人能干什么呢？……”所以，一直是遭到工人们的强力反对的。但是，厂党委书记刘国华说，“现在是厂长责任制了，厂领导有经营权和人事权，怎么经营不需要职工代表说了算……”。所以，后来有些工人就在上夜班的时候，偷偷地把建筑工地上的石子和黄沙填进了开发公司挖好的地基里去，进行了“破坏活动”。有一天上夜班的一个铸造工正在向地基里填石子，突然从河边冒出来五个人，手拿着电棒，直往他的脑袋上触，在他的脸上打出了几道又深又长的口子，肉都反过来了。他大声叫救命啊！铸工车间的人听到了，一下涌出来十几个人，把那五个拿电棒的人打的在地下滚，救饶命……，后来被赶来的厂保卫处人员救走了。厂保卫处经过对这五个人的审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市公安局派来保护工地建设项目的人，于是就打了电话让市公安局把他的人接走了……。

      可是事情还是没有完啊，每天还是有上夜班的工人把石子都填进地基里去，不让开发公司进行施工啊……。终于又一次暴力行动开始了，当一个上夜班的工人向地基里填石子时，一下子围上来了十几个人，手拿一米多长的铁管，没头没脑地对他一阵乱打，打完了就跑。等夜班工人们反应过来时，这个弟兄的头已经被铁管打扁掉了，脑浆全淌出来了，夜班工人们立即把他送进了医院……。第二天，厂工会在南京的大光路上贴出了大幅标语：“反对厂领导的卖厂行为”，“交出杀人凶手”……，并宣布全厂开始罢工了。工厂的六千多工人都居集在了厂办公大楼的前面，要求厂长出来进行交待，党委书记刘国华在厂广播里说，“工人师付们，这件事我们领导正在处理，大家要相信党组织，不要上了少数坏人（指厂工会组织）的当。还有什么意见，可以向自己的支部去反映……”，但是没人相信她的鬼话了。这时，只见从大光路派出所里，一下子开出了两辆装满颗枪实弹武警，都头上戴着钢盔，车头上还架着机枪，冲下车先抓了十几个工人，关进了大光路派出所……。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厂保卫处马上作出了一定的“反应”，拉响了自己办公楼顶上的警报器……。一时间，大光路上挤满了群众，３５２１工厂，５１１工厂的工人也向我们厂的方向围过来了，整个大光路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了……。这时，只看到市长王宏民才带着市公安局长许承基赶到了事发现场，王宏民一来就大喊口号：“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支持工人阶级的爱厂行动”……！并当场宣布逮捕了市公安局的政委等几个幕后指挥者……。党委书记刘国华这时的态度也了变化了，说，“我们考虑到工人们的工作比较辛苦，天气又太热了，所以，今天的暑假照放（原来就有寒、暑假，自从工厂被“承包”后就没有了），请每位师傅到本单位去拿奖金（每人２００元），发完了就可以回去休假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才逐步散掉了……。　

　　说是“放假了”，其实这时工厂还在生产的，只是工厂就开始大批地使用农民工了。而且由各个车间、科室领导把参加过罢工的人员名单全交到了厂人事处去了，分批地进行下岗分流了。厂长朱竹生说，“一些人不是不想上班吗？现在凡是没有通知上班的人，就不要来上班了……”。第一批下岗人员就有原保卫处长王德强，其实我当时已经没有事可做了，所以还有我一个（组织处的余海光没有参加罢工），将近共二千多人。后边，又陆续地进行了第二批、第三批……，总之凡是参加过罢工的人，全部给予“下岗”处理，工厂的地皮还是被厂领导卖掉了……，从此工厂走进了年年亏损的道路，四十几个亿的资产都就被承包人搞光了，还一连几个月拖欠工人工资，医药费也不给报销了……。朱竹生一部人是富起来了，第一代工人阶级也牺牲掉了……，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劳动光荣”的教育， 我们一直深陷在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理想中，只有“大锅饭”，才会大家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为什么把工厂全给私人“承包”了，我们始终想不通为什么失去了工厂“主人翁”的地位，为什么我们用几十年血汗积累起来财富，一夜之间就被朱竹生一部分人所占有了，难道这种人不就是以前称为的“走资派”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现在就变成私人的企业了心里怎么样能“与时俱进”呢？在中国社会离开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还能有什么信理想和信念可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