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言党政换届之二——别让吕日周式干部成为“稀缺人物”

别让吕日周式干部成为“稀缺人物”　　

——谏言党政换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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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不同的圣贤级干部，如果说焦裕禄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样板的话，那么，吕日周应当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典型和标杆。　　

与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吕日周曾是电视剧《新星》主人公的原型，本世纪之初，他担任长治市委书记期间，曾大搞舆论监督风暴，获得当地百姓的拥戴而名声大噪。　　

2003年，在吕日周卸任长治市委书记之时，数万名群众含泪为他送行，此情此景也让吕日周泪洒长治，此事永远镌刻在长治当地百姓的心中，成为长治、山西、乃至整个中国政坛的一段佳话。　　

吕日周的舆论监督风暴引起了广泛争议，但对于吕日周的执政探索和大胆试验，我们的理论家们并没有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认真的总结，没有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成为治国安邦的新模式，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吕日周已经从政坛而退居学术界。　　

回顾当时的评论，我们甚至还能看到一些甚嚣尘上的负面舆论，其中将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认定为“人治而非法治”的观点最为主流，而现在来看，我们则发现秉承这一观点的人既不懂人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也不懂所谓舆论监督的本质内涵。　　

2　　

与西方文化奉行人性本恶论不同，中国文化的法家看到了人性本恶的一面，但儒家却也看到了人性本善的一面，他们的矛盾在客观上形成了辩证法的人性观，即人性既非恶也非善，而是善恶对立的矛盾统一体。　　

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就会形成法的观念，形成法治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在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则会形成德的观念，形成德治思想，主张以德治国。法治为刚，德治为柔，法治也尊德，德治也重法，德治和法治相互补充相互为用，刚柔相济，正是辩证法的治国之道。　　

得益于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辩证思维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封建帝王的治国之道，也都采取德治和法治并行的方略，从而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而这，也恰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论。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需要人来推行，也都是施于人，法是人来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而德也是人来定的，也需要人的倡导和教化，需要社会的激励和约束，表扬就是激励，而批评则是约束。　　

因此，所谓的“人治”之说，则是看不到人在法治和德治中的主体性和主导型，其合理性在于反对专权和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其不合理性在于，否定了人的智慧、道德、责任和良知，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法治和德治中的作用。　　

简而言之，这种思想在否定小人的同时，也否定了圣人，它在本质上还是贯彻了人性本恶论，属于否定德治思想的“唯法治论”，这一思想的典型特征就是将法治和人治、和德治对立起来，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法治和德治的统一关系。　　

3　　

人治，并不全都是坏的，不能一概否定，因为人有小人和圣贤之别，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法治的，是人治在管理和探索中形成了法治的思想，形成了制度和规范，可以说，法治就是人治的产物，是人治在管理实践中形成的管理方法，就像公司的管理规定是老板们管理企业而形成的管理方法一样。　　

法治的目的是用惩罚这种刚硬的措施和规定管理人的行为，是惩恶以震慑诸恶；而德治，则是用教化倡导这种柔性的文化来管理人的思想，是扬善而激励众生向善。因此，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的工具，是为人治服务的，是人治的左右手，是一手软一手硬的相互补充。　　

法治的完善，需要从人治（包含德治）中吸取成果和营养，吸取可以规范化的管理成果，从而变成机制化和制度化的法治模式，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把民求着官办事变成官自动办事，把老百姓求爷爷告奶奶变成这些当官的主动自觉给老百姓这些爷爷奶奶来当孙子！　　

而反过来，人治和德治则也应该倡导人主动自觉地来遵纪守法，遵纪守法不也是一种德吗？而徇私枉法不也是违反道德的吗？人尊重法、敬畏法、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秉公执法，这不是全是法治中的德治吗？　　

人人尊法，才有法治，而这不也正是德治吗？人人重德，则犯法者日少，法治压力降低，而这也正有助于法治。　　

所以说，德治和法治都是人治的方法和手段，它们相互贯通相互统一相互支持相互为用，构成了人类管理自身社会的两只大手，德治的终极目的在于减轻法治的难度和压力，最终“消灭”法治，实现九州遍地皆尧舜，人人皆为圣贤，人人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4　　

很多信奉法治的人所反对的“人治”，其实是反对个人“专治”，反对权力者个人化的“专断”，如果这种人治是圣贤之治的话，他们就会对这个圣贤赞赏有加甚至感恩戴德；而如果这种人治是小人专权的话，他们的就会对这个小人咬牙切齿痛恨异常。　　

但他们忘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应该行动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拥护和确保圣贤执政而杜绝小人专权，甚至让圣贤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使得小人混不下去而也积极努力修身养性去当圣贤，而当民众为此积极并且有序地行动起来，难道不正是民主的力量吗？　　

是的，只要确保圣贤执政，只要必然而不是偶然的推着一心为民的圣贤执掌权力，这就是中国式民主，奉义者皆为圣贤，逐利者皆为小人，圣贤大都是能察民情、听民声、集民智的民意领袖，而当他们采集民意、民言和民智的时候，正是人民以自己的意、言和智参与社会管理，这正是精神、思想和话语的民主，是人民群众用嘴巴、眼睛、耳朵、脑袋乃至鼠标一起管理社会的崭新民主，是信息时代提供给全人类的信息民主。　　

只要这种民主形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小人就难以专权，而圣贤就容易执政，人民不断的通过支持和选择自己拥戴的圣贤实现当家作主，这正是以民管官而非以选代管的新型民主。　　

5　　

吕日周曾经在长治掀起的舆论监督风暴，在本质上就是信息民主的大胆探索和勇敢尝试。　　

什么是舆论？舆论不就是老百姓的唾沫星子吗？不就是群众雪亮的眼睛吗？不就是他们的众说纷纭、众目睽睽甚至众口一词吗？不就是电视、报纸、网络和街头巷尾的街谈巷议吗？　　

舆论就是人民的信息，就是话语、帖子和文章甚至是骂娘，它是人民群众汇聚而成的精神力量，它可以变成刺穿黑暗的太阳，可以掀起翻江倒海的巨浪！　　

它可以让那些魑魅魍魉胆颤心惊，让那些做了坏事和亏心事的小人无处遁形！我们常说见不得光，哪里来的光啊，那些光来自人民群众的眼睛，他们的心灵所汇集而成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太阳！　　

吕日周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是通过媒体的力量，汇聚起群众的目光，去实现以民管官，去逼着这些手上掌权而心中缺义的官僚不得不在乎老百姓，不得不约束自己的工作行为——谁要是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就联合起来逼着他们为自己服务！　　

当然，这种模式带有吕日周个人化的色彩，所以被一些人斥之为“人治”，但如果我们及时将吕日周的这种执政探索总结成经验，提炼成理论，化成一种可以推广的民主模式，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逐步将其完善变成一种制度化和机制化的管理制度体系，那不就是将所谓的“人治”变成了“法治”了吗？　　

但遗憾的是，与吕日周的被边缘化一样，这种本应是中国式民主的治国安邦模式也被打入“人治”的冷宫而遭到了边缘化，以至于这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西方民主思潮的攻击下，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了！　　

看看这一个个高高在上趾高气昂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利欲熏心霸气十足的官僚，我们不得不为吕日周这样的圣贤级别干部成为跨入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政坛的珍稀人物而感到悲哀，我们不得不为丧失圣贤之气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前途而感到忧心如焚——当前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吕日周，当下的神州大地应该变成滋生培养吕日周式干部的肥沃土壤，当下的炎黄子孙最需要催生这种土壤的政治气候！　　

《智本论》作者 相晓冬 2011年7月19日